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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世纪初之前，美国外交政策始终倾向于孤立主义。当时有两项因素促使美国走向国际事务：一是国力日渐强大，一是以欧洲为重心的国际秩序逐渐瓦解。在此过程中，老罗斯福总统（Theodore Roo-sevelt）与威尔逊（Wooodrow Wilson）总统是两位关键人物。在他们主政期间，美国不情愿地涉入了世局的漩涡。两人均体认到美国在世局中应扮演重要角色，但他们却是以相反的理念解释美国走出孤立的原因。老罗斯福总统是分析均势的老手，他坚持美国参与国际事务是基于国家利益需要，而且没有美国参与的全球均势对他而言简直无法想象。在威尔逊看来，美国是基于弥赛亚式的理由扮演国际角色：美国的义务不是维持均势，而是向全世界传播美国的原则。威尔逊执政时期美国成为世界事务的要角，他所宣扬的原则虽反映出美国思想中的真理，对旧世界外交官却代表革命性的转变。这些原则主张，和平有赖于民主的传播，国家应以与个人相同的伦理标准来评断，国家利益包括遵守一套普遍的法律。
在欧洲均势外交的沙场老将看来，威尔逊这种外交政策根本是道德的观点，令人诧异，甚至显得虚伪。但历史无视当时人们对其所持的保留意见，让威尔逊主义流传下来。威尔逊率先倡议成立世界性组织国际联盟，通过集体安全而非结盟来维持和平。虽然他未能说服美国民众接纳此议，但这个构想仍未夭折。最重要的是，自威尔逊关键性的任期之后，美国外交政策一直是遵循着他的理想主义方向前进，直到今天仍是如此。
美国对国际事务独到的应对之道并非一夕之间形成，亦非受单独一人之感召而形成。美国建国初期的外交政策其实颇贴切地反映着美国的国家利益，即仅在于强化新国家的独立地位。
由于只要欧洲各国相互争斗便不致真正威胁到美国，因此开国元老显得很乐意在需要时运用人们嗤之以鼻的权力政治；他们的确特别擅长在英法之间玩弄这些手腕，不仅保住美国的独立，更得以开疆辟上。在FaGuo革命战争中，他们实在不希望任何一方获得决定性胜利，因而宣布中立。拿破仑战争在杰斐逊眼中，是陆上暴君（FaGuo）与海上暴君（英国）的争斗。换句话说，欧洲交战的各方在道德上是一丘之貉。
刚独立不久的美国实行着较原始的不结盟策略，由此领悟到以中立作谈判筹码的好处，此后的许多新兴国家也颇懂得个中之道。但美国反对旧世界的传统尚未到达肯放弃领土扩张的程度；相反地自一开始，美国便专心一致在美洲开拓领土。一七九四年后，美国签订了一系列对美国较有利的条约，解决了与加拿大及佛罗里达的边界问题，使密西西比河对美国开放贸易，并开始在英属西印度群岛建立美国的商业利益。其中最大的收获，是在一八○三年自FaGuo购得路易斯安那（the louisiana Purchase），带来密西西比河以西一片庞大的界线未定地，还连带西班牙在佛罗里达及得克萨斯境内的领土，由此奠定成为一大强国的基础。
决定出售这片土地的FaGuo领袖拿破仑（Napoleon Bonaparte)，对此种一面倒的交易有其旧世界的说法：
“进入这片领土可使美国的地位永远屹立不摇，而我则为英国创造了一个迟早会挫其锋芒的海上对手。”
美国政治领袖不在乎FaGuo是基于什么理由出售国家的财产，在他们眼里，谴责旧世界的权力政治似乎与美国在北美大肆扩张的作为毫不矛盾，因为他们不把向西开拓当作外交事务，而是视为美国的内政。
在这种情形下，詹姆士·麦迪逊（Jamea Madiaon）谴责战争是所有罪恶的渊薮， 是税捐、军队及其他一切“使多数人受少数人宰制的工具”的罪魁祸首。他的继任者詹姆士·门罗（Jamea Monroe）却认为，从美国必须成为强国的角度替美国的西进政策辩护，就没有任何矛盾之处：
“大家必然看得出来，领土拓展得愈远，只要不超出合理的限度 ，则两级（联邦及州）政府行动的自由便愈大，它们在安全上及其他各方面念完善，对全体美国人民愈有利。领土的范围，不论大小，均赋予一个国家许多特点。它决定国家的资源、人口、自然环境的优劣。简言之，便是决定国力的强与弱。”
虽然美国立国初期的领袖偶尔会用欧洲权力政治的手法，但他们依然信守使美国独树一帜的那些原则。欧洲各国为防止可能独霸一方的强权兴起，打过无数的战争。在美国，实力加上地理上的距离使它自信，只要美国展现自己，任何挑战都会被克服。欧洲国家生存的空间小得太多，因此结盟共同对抗可能发生的变局；美国则因为距离遥远，其政策是着眼于抗拒真正发生的变局。
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lngton）告诫美国不得因任何理由缔结“永久性”联盟，便是基于如此的地缘政治因素。他说：“以人为的关系使我们涉入欧洲政治常见的变动中，或盟国与敌对国之间的分分合合‘非明智之举’。美国距欧洲遥远，采取不介入的态度，使我们得以走不同的方向。”
当时的美国不把华盛顿的这项忠告看作是务实的地缘政治判断，而当作是道德原则。以自由原则守护者自居的美国觉得，把海洋所带来的安全解释为上帝的旨意，把自身的行为归之于更高超的道德体认，而非其他国家所欠缺的安全屏障，是再自然不过了。
美国早期外交政策的主要论点之一是认为，欧洲战事不断乃源于其外交运作的尔虞我诈。欧洲领袖相信自私的利益相互竞逐，最后会得出和谐，并据以建构他们的国际体系，美国领袖却预期世界会由彼此合作的伙伴组成，而不是互相猜忌的敌人。他们否定欧洲领袖的观念，认为国家的道德应根据不同于个人的标准来评断。杰斐逊主张：个人及国家只存在着一套伦理制度，要感恩，要在任何情形下信守一切的承诺，要开放慷慨，最终要促进两方面的利益。
美国如此之理直气壮，有时令外国人深感刺耳，但反映出一个事实，即美国革命所对抗的不仅是与母国之间法律上的连属，也是欧洲的体制及价值观。美国把欧洲战乱频仍归咎于否定自由及人性尊严的政治体制当道。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曾写道：
“正如战争是旧世界的政治规则，各国之间所怀的敌意也不过是政府政策所激起的，目的在维持这个体制的精神。虽然人类不是彼此的敌人，但在错误的政治体制媒介下却成为如此。”
直到今天，和平最有赖于民主体制推广这个观念，仍是美国思想的要义之一。美国传统思想始终认为，民主国家不会相互争战。不过有一人物，即、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ilt0n），他对共和国基本上要比其他政体爱好和平便颇不以为然：
斯巴达、雅典、罗马、迦太基全都是共和国，其中雅典及迦太基还是商业国，但它们打仗的频率，不论是侵略或防御，绝不下于同一时代的君主政体邻国，因此美国政体中有平民代表组成国会中的一院，商业也是英国数百年来最主要的目标。然而少有其他国像它如此作战频繁的……
但汉密尔顿只代表极少数。绝大多数的美国领袖在当年跟现在一样，都深信美国负有传播其价值观以贡献世界和平的特殊使命。当时也如现在一般，有歧见的仅在于用什么方法。美国应将传播自由体制当作外交政策主要目标加以积极推动，还是应仰赖以本身为榜样所产生的效果？
建国初期的主流看法是，新缔建的美国在国内实践民主最有利于民主政治的发展。以杰斐逊的话来说，美国有“公正且巩固的共和政府”对全世界所有人民将是“活生生的标竿及模范”。一年后他再谈此一主题时说，美国事实上是“为全人类而从事新的政治实验，别人无法享有我们的得天独厚的条件，令我们有责任证明，一个社会可允许其个别成员享有自由与自治达到何种程度。”
美国领袖强调美国行为的道德基础及美国作为自由象征的重要使命，造成欧洲公认的外交理念遭到排斥：均势可将自私自利的竞逐导向最终的和谐；安全考虑超越法律原则；换言之，即国家为达到目的采取任何手段都属正当。
推行这些前所未有的观念的美国，在整个十九世纪繁荣昌盛，其体制运作良好，其价值观获得证明。美国不知道崇高的原则与必要的生存手段之间会有冲突。久而久之，诉诸道德以解决国际争端的作法，产生了独特的进退维谷之感及纯美国式的烦恼。如果美国人对外交政策也必须像对个人生活一样讲究诚信，则国家安全应置于何地？的确，此一观念推至极致是否意味着道德比生存更重要？又或者以美国对自由体制如此之热中，是否自然而然便使其最自私自利的行为也披上一层道德外衣？果真如此，那与欧洲的政治理由观念，即一国行动的得失唯有以成败论英雄，又有何不同？罗伯特·塔克（Robert Tucker）与戴维·亨德里克森（David Hendrickson）教授对此美国思想中的矛盾之处有精
辟的分析：杰斐逊治国方略的两难在于，他明显否定各国素来赖以确保国家安全及满足野心的终极手段，但同时又不愿放弃导致国家使用这些手段的野心。换句话说，他希望美国鱼与熊掌兼得。既可享受权力的果实，又不致染患权力竞逐通常会造成的后遗症。
迄今这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始终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主题之一。至一八二○年，美国找到折衷之道而得以兼顾两方直到二次大战后。在此期间，她不断谴责两大洋对岸的局势是均势政治造成的恶果，但对其本身在北美的扩张却美其名日：“天定命运”（manirdst destiny）。在进人二十世纪前，美国的外交政策基本上十分单纯：实现国家天定命运，避兔海外事务的纠葛。只要情况许可，美国一定偏向民主政府，但拒绝采取行动来支持这些政府。当时的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于一八二一年说出了这种态度的要点：凡自由独立的标准得以施展或应该推行之处，美国会寄予关注、祝福及祈祷，但它不致向海外去寻找毒蛇猛兽加以摧毁。它衷心期盼全世界得享独立自由，但它仅拥护自己，只为本身奋斗。
美国如此独善其身的另一面，便是决定将欧洲权力政治排除于西半球之外，必要时还使用一些欧洲外交的手法。宣示这个政策的门罗宣言（Monroe Doctrine），起因于一八二○年代以普鲁士、俄罗斯、奥地利为主的神圣同盟（Holy Alliance），意图压制四班牙的革命。英国原则上反对干预内政，因此也不愿支持神圣联盟介入西半球。
英国外相乔治·坎宁（George Canning）向美国提议共同采取行动，以阻止神圣联盟插手酉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他的目标是不论西班牙的局势如何，切不可让某个欧洲强权控制了拉丁美洲。坎宁的想法是，没有了殖民地的西班牙就不会成为众矢之的，这会使他国打消干预之意或使干预失去意义。
亚当斯明白英国的论点，但不放心英国的动机。当时距一八一二年英国占领首都华盛顿还不久，很难让美国肯与过去的母国站在同一阵线上。于是他敦促门罗总统作出美国片面的决定，将欧洲殖民主义摒弃于美洲之外。
一八二三年宣布的门罗宣言，将隔开美国与欧洲的大西洋当作明确的界线。在此之前，美国外交政策的至上原则即美国不涉入欧洲的权力斗争。门罗宣言更进一步宣称，欧洲也不得涉人美国事务。而门罗总统对美国事务的定义涵盖整个西半球，的确够广泛了。门罗宣言井不仅限于原则性的宣示，它更大胆地警告欧洲各强权，新崛起的美国为维护西半球不可侵犯的地位将不惜一战。它指出，美国认为任何欧洲势力伸向“此一半球的任一部分，均对我们的和平安全
构成危险。”
再有一点，不如两年前国务卿亚当斯所说的那么漂亮，门罗总统更为明白地指出不介入欧洲的争端：“我们从不参与欧洲强权为本身事务而起的战争，参战也不符合我们的政策。”
美国在同一时间，既拒斥了欧洲，又解除了在西半球扩张的束缚。在门罗主义的护卫之下，美国得以推行与任何欧洲君主美梦没有多大区别的政策：扩张商业及影响力，并吞领士；简言之，即在不必玩弄权力政治的情形下，让国家脐身强国之林。美国对外扩张的欲望，与自诩比欧洲任何一国更纯洁更有原则的想法，从未有过冲突。美国不把扩张看成是外交政策，因此可运用本身的力量征服印地安人、在得克萨斯州打败墨西哥，而且觉得问心无愧。简单说，美国的外交政策就是不要有外交政策。
坎宁跟拿破仑在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中的地位一样，有权自诩是他一手扶植起新大陆以抗衡旧大陆的均势，因为英国表示会以皇家海军为门罗宣言的后盾。但美国抗衡欧洲只肯做到使神圣联盟不得进人西半球的地步。除此之外，欧洲各国必须自行维持其权力均衡，美国不会介入。
从此直到十九世纪末，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轴便是扩大门罗主义的应用范围。一八二三年的门罗宣言警告欧洲强权，不要插手西半球事务。到门罗宣言届满百年时，其含意已渐次扩大为美国在西半球掌握领导权的理论基础。一八四五年波尔克（P0lk）总统把美国并吞得州解释为，为防止某独立国成为“比其更强大的国家之盟友或属国”，以致威胁到美国的安全而不得不如此。换言之，门罗主义不仅是美国对已存在的威胁进行干预的依据，也使对可能的威胁采取行动变得合理化，这正是欧洲均势在美国的再现。
南北战争暂时打断美国对领土扩张的注意力。此时华盛顿主要的外交政策考虑是如何防止南方联邦（Confederacy）获得欧洲国家承认，以免在北美土地上出现多国体系，连带带来欧洲外交的权力政治。但至一八****臧驳侣场ぴ己惭罚ˋndrew J0hnson）总统又回到以门罗主义为依据向外扩张的旧立场，这次是购买阿拉斯加：外国拥有或控制那些社群迄今一直阻碍美国的成长，削弱美国的影响力。当地长期的革命及无政府状态同样会伤及美国。
此期间在美洲大陆发生了比领土扩张更重要的变化，但所谓的大国几乎不曾注意到这一点，此即有新成员加入了他们的行列，美国已成为世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的工业生产在一八八五年超越当时公认的世界工业强国英国。十九、二十世纪交替时，美国消耗的能源超出德。
法、奥匈、俄、日、意的总和。自南北战争迄二十世纪初，美国煤产量增加八倍、钢条增加五点二三倍、铁轨总长度增加五点六七倍、小麦产量成长二点五六倍。移民使美国人口成长一倍。而且这个成长过程很可能愈来愈快。
任何国家的实力一旦如此大增，没有不想化实力为全球影响力的，美国的领袖也不免心动。约翰逊总统的国务卿西华德（Seward），梦想建立包括加拿大及大部分墨西哥在内的深入太平洋的帝国。格兰特（Grant）总统的政府曾打算侵人多米尼加共和国，也想过并吞古巴。这些企图在当时的欧洲领袖如迪斯累里或俾斯麦看来，必能够谅解且赞同。
但美国参议院仍专注于内政，否定所有扩张领土的计划。参院仅维持小规模陆军（二万五千人），海军也很弱。直至一八九○年，美国陆军在世界排名十四，次于保加利亚；美国海军也比意大利小，虽然美国的工业力量是意大利的十三倍。当时美国不出席国际会议，并被当作二流国家看待。一八八○年土耳其缩减驻外单位，把驻瑞士、比利时、荷兰及美国的大使馆关闭。同时德国一位驻马德里的外交官，宁愿减薪也不愿被派往华盛顿。
可是当一国的国力到达南北战争后的美国水准，便无法永久抗拒借此在国际舞台上谋求一席之地的诱惑。一八八○年代末美国开始扩增海军，而直到一八八○年美国海军的规模仍比不上智利、巴西或阿根廷。到一八八九年，海军部长本杰明·特雷西（Benjamin Tracy）说服国会购置战舰，当时的海军史家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还为此举提供理论基础。
虽然事实上是英国皇家海军保护美国免于欧洲强权的侵扰，但美国领袖并不把英国看成是美国的保护者。十九世纪从头到尾，英国均被视为对美国利益最大的挑战，皇家海军则被视为最严重的战略威胁。
无怪乎美国一开始奋发图强，便动用素来受英国大力支持的门罗主义，设法把英国势力赶出西半球。
美国对此毫不留情。一八九五年国务卿理查德·奥尔尼（Richard Olney）以门罗主义向英国提出警告。他写道：“如今美国在本大陆几已是最高主权，其命令对其势力范围内的臣属等十法律。”美国“尤尽的资源加上隔绝的地理位置使其能掌控大局，且几乎不可能受其他强国个别或集体的侵害。”美国对权力政治的排斥显然不适用于西半球。至一
九○二年英国已放弃在中美洲居重要地位。
在西半球居于至高无上地位的美国，开始走向更广大的国际舞台。
美国几乎是违反本身意愿地成为世界强国。在美洲扩张势力时，她已在四周海岸建立起强大无比的地位，却又坚持无意于施行大国的外交政策。等领土扩张大功告成后，美国发现不论本身的意愿为何，其所掌握的力量使她必然成为国际事务的要角。美国领袖或许仍执意主张，美国的基本外交政策是要做全人类的“标竿”，但不可否认，有些人已感
觉到美国的实力使她有权对当代的问题发表意见，也不必等全人类都变成民主以后再参与国际体系。
对个中道理阐述最透彻的当属老罗斯福总统。他是首位坚持美国有义务让全世界感受其影响力，且应基于国家利益让美国与世界产生关连的总统。他跟以往的美国总统一样，都对美国应造福世界的观念深信不疑。但他与前人不同的是，他认为除去不介入的利益之外，美国还有真正的外交政策利益存在。老罗斯福的前提是，美国跟其他强国没有两样，她不是独一无二的道德化身。若美国的利益与他国相抵触，她有义务凭借本身的实力取得优势。
老罗斯福的第一步是把门罗主义作最具干预意义的诠释，使之附和当时的大国主义理论。一九○四年十二月六日，在他自称为门罗主义的“必然结论”中，老罗斯福宣示一种在西半球仅美国得以行使的“文明国家”一般干预权：“……在西半球美国的坚守门罗主义，可能迫使美国不论多么不情愿，仍不得不对恶名昭彰的恶行或无能，行使其国际警
察权。”
老罗斯福在提出理论前已先有行动。一九○二年美国迫使海地解决与欧洲各银行的贷款。一九○三年她煽动巴拿马动乱，使之成为全面性的叛乱。当地居民在美国协助之下向哥伦比亚争取独立，但要到美国在现今的巴拿马运河两岸建立起主权属于美国的运河区后才得以实现。一九○五年多米尼加成为美国的财政保护国。一九○六年美国军队占领了古巴。
对老罗斯福而言，在西半球推行强力外交是美国新的世界角色，两大洋已不再足以使美国与世界隔绝。美国必须成为国际舞台上的演员，老罗斯福在一九○二年某次对国会发言时说得好：
“国际政治与经济关系日益复杂且互相依赖，使所有文明上轨道的强国愈来愈有义务坚持对世界作适当的警察行为。”
在美国国际关系的作法上，老罗斯福居于特殊的历史地位。没有其他总统能如此完整地依国家利益界定美国的世界角色，或把国家利益与国际均势结合得如此天衣无缝。他同意全国人民的看法，即美国是全世界最理想的期望。但他与大多数美国人不同的是，他不相信仅靠实践公民道德，美国便能够维护和平或实现其命运。他对世界秩序本质的认识，更接近于帕默斯顿（Palmerston）或迪斯累里而非杰斐逊。
伟大的总统必须是教育家，在人民的经验与前景之间发挥桥梁的作用。对于始终相信国与国之间和平是常态，个人道德与公共道德没有区别，而且相信对于影响世界其他地区的动乱美国可以置身事外的美国人，老罗斯福总统可谓上了严肃一课。他—一驳斥这些基本假设，认为国际活动就是斗争，达尔文的适者生存论用在历史上比个人生活上更恰当。在他看来，温驯的民族必须强大才能继承地球的传承。美国不是一个榜样，而是一个强权，且有可能是最强大的。他希望在他领导下把国家带进国际社会，使美国能像英国掌拄着十九世纪一样塑造二十世纪，借庞大无比的国力，循明智温和的方式，以稳定、和平与进步为己任。
老罗斯福对美国外交政策思想中的许多主流信条感到不耐烦，他否定国际法的效力。国家若不能靠本身的力量保护自己，也不可能由国际社会加以护卫。他反对当时在国际上逐渐形成热门话题的裁军说：“迄今尚无可能建立足以有效制止不当行为的任何一种国际力量。在此种情形下，强大且自由的国家若不能凭实力保护自身的权利，甚至在特殊情况下为他国的权利挺身而出，则不但愚昧还是罪恶。最助长不公平的莫过于自由而开明的民族故意造成自己无能为力，却坐视专制及野蛮者武装自己。”
在谈到国际政治时，罗斯福的批评更为尖锐：“对于威尔逊及布赖恩（Wilson-Bryan）那样信任流于空谈的和约、不能实现的诺言、各种纸上谈兵的文件，却没有有效的武力作后盾，我感到十分厌恶。在外交政策上有用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与俾斯麦的传统，比以布赖恩或威尔逊的态度作为国家永久的方针，对国家或世界都要好得太多。缺乏武力支持软弱无能的正义，百分之百与偏离正义的武力一样不道德，甚至更不可取。”
在实力决定一切的世界里，老罗斯福相信“势力范围”这个观念便代表世事的自然法则。势力范围指个别强国得以在广大的区域内享有压倒性的影响力，如美国之于西半球，英国之于印度次大陆。一九○八年他默认了日本占领朝鲜之举，因为在他的观念里，认为双方关系必须由两国相对的实力来决定，而非取决于条约或国际法的规定：“朝鲜绝对是日本的。虽然条约明文规定朝鲜应保有独立，但她本身无力于执行此一条约，若以为有其他国家会为朝鲜完成其本身力有未逮的目标，是绝无此可能的。”
由于老罗斯福持有此种欧式观点，难怪他对全球的权力均势眼光独到，是其他美国总统所难以企及的，唯有尼克松（Richard Nixon）总统接近他的水准。最初他认为欧洲均势的大局多少有其本身的规律，美国没有必要介入。不过他曾明白表示，如果这个判断错误，他会力促美国于预其事以恢复欧洲的平衡。老罗斯福渐渐认为德国对欧洲均势是个威胁，开始使美国的国家利益向英、法的国家利益认同。
此举见于一九○六年的阿尔赫西拉斯会议（Algeciras Conrerence），会议的主旨是解决摩洛哥的未来。德国为阻挠FaGuo在摩洛哥的独霸地位，因此坚持“门户开放”，并主张美国也派一位代表与会，因为德国认为美国在当地有相当大的商业利益。结果美国派驻意大利大使出席，
但此人的表现令德国人大失所望。老罗斯福为地缘政治的考虑放弃了商业利益，反正那些利益也不大。在摩洛哥危机最严重时，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给老罗斯福的信中写得很清楚。他说：
“FaGuo应该跟我们及英国在一起，加人我们的区域及组合。这不论在经济上、政治上均是最稳当的安排。”
在欧洲，老罗斯福总统认为德国是威胁；在亚洲，他则担忧俄罗斯的野心，因此看好俄罗斯的主要对手日本。他表示：“世上没有其他国家比俄罗斯更掌握着未来的命运。”一九○四年日本在英日同盟的保护下向俄国发动攻击。老罗斯福虽宣布美国保持中立，却偏向日本，他认为俄罗斯若赢得胜利，将是“对文明的一大打击”。日本击溃俄国舰队
时，他高兴地说；“我对日本的胜利极为兴奋，因为日本遵从我们的规则。”
他希望俄国势力被削弱而非完全被排除于均势之外，因为根据均势外交的法则，俄国过于积弱只会使日本取而代之c他认为最符合美国利益的结果是，让俄国“与日本对抗，相互节制彼此的行动。”基于地缘政治的现实而非崇高的利他主义，老罗斯福总统邀请这两个交战国派代表，到他位于牡蛎湾（Oyster Bay）的宅邸谈和。最后的和约是在新罕布什尔州朴茨茅斯（P0rtsmouth New HamPShire）完成的，此约使日本获得有限的胜利，维持了远东的均衡。这使他成为首位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人。他是因依均势及势力范围等原则谋和成功而得奖，在经过后一任总统威尔逊执政以后，老罗斯福此种作法显得实在不像美国的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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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3-25 18:5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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