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大伟：中国保持增长是对全球经济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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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世界银行中国和蒙古局局长杜大伟——
    杜大伟（David Dollar），纽约大学经济学博士，达特默思学院中国历史和语言学学士。他曾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系任教，并在生产率增长、技术转让和东亚发展等领域发表过大量论著。1990年，杜大伟到世界银行工作，担任亚洲地区的经济学家，在越南的稳定化和市场经济转轨期间为越南政府提供经济政策咨询，并负责编制了世界银行协助越南转轨的第一个国别援助战略。之后，他还曾担任世界银行发展研究局局长，主管世界银行在投资环境和经济增长领域的研究工作，参与编著了世界银行报告《全球化、增长与贫困》和《评价援助》。2004年7月至今，任世界银行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中国和蒙古局局长。
    记者：非常感谢杜大伟先生接受《中国金融》杂志的采访。2008年全球经济金融剧烈动荡，回顾过去，对2007年以来次贷风波引起的金融危机应该做怎样的反思？2009年的世界经济前景将会怎样，您对中国的应对措施有何建议？
    杜大伟：最近的金融动荡的确给了我们一些深刻的教训。过去十年来，我们开发的很多复杂的金融工具，在美国等一些主要经济体没有得到很好的监管，也没有规范的场内交易市场。层层衍生，没有人知道这些金融产品究竟有多少风险，事发之后才发现，它们的风险程度要远远大于成熟的市场参与者的心理预期。所以，第一个教训就是要重新审视发达国家金融市场的监管体系，在金融创新指数型发展的同时监管绝对不能有一丝滞后。
    第二个教训是，我认为主要经济体--美国、中国、欧盟和日本--之间并没有默契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加上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声音长期不被重视，由此造成了目前的危机更趋严重和汇率不稳定的情况，从最近的趋势看，金融危机进一步自我实现和威胁全球实体经济的可能性很大。
    2009年是全世界经济面临严峻形势的一年。世界银行预测2009 年加权平均全球GDP增长率将降至1%左右，下滑幅度远远高于2008年，并直到2010年才会复苏。同时，世界银行还预测全球实际进口贸易增长将从2007年的7.4%降至2008年的5.8%，而2009年将会出现自1982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随着全球经济衰退而再次抬头的贸易保护主义也对各国经济的恢复带来了影响。

    中国的出口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而增速减缓，这一变动又会对本国的其他经济部门造成连锁反应。为了应对目前的困局，中国已经开始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组合拳也频频出击。世界银行一直认为，中国能够为全球稳定所作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保持自身经济的良好增长，因此中国政府为刺激国内经济所作出的努力是值得赞扬的。我认为，2009年，中国可以继续出台一些积极措施，扩大在医疗卫生、教育、基础设施方面的资金投入，落实减税计划，以此抵消危机对国民经济增长的不利作用，更有力地助推世界经济的恢复。
    记者：近年来出口行业压力很大，我们也开始对过去很多年来的发展模式进行反思，认为结构调整是免不了的了，但是如何把转型的风险最小化？您认为怎样能够将稳定就业与经济转型和谐统一起来？
    杜大伟：实际上，早在2008年之前，中国经济部门由出口主导向注重内需的转变已经自觉地开始了，对此，我很赞成，因为这是符合中国经济的长远利益的。问题在于这个过程是不是超速了。假设大批制造业工厂倒闭，大量工人失业，内需的提高就将面临很大的压力。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个别地区问题确实比较严重，但不同产业之间是存在差异的。例如，虽然轻工产品（包括玩具和纺织品）出口增幅急剧下降，但有着更高附加值的机械设备类出口增速却保持在一个理想的水准，电子类产品的出口态势也不错。这种行业差异显然会对某些区域造成较大影响，如传统上轻工制造业聚集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实际上，在最近的几次全球经济下滑当中，中国的出口增速均有大幅下降，但市场份额却有所上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外部经济下滑对出口的不利影响。
    不过，我们还要看到，外来冲击造成的被动性转型对于外贸部门的影响是长期的，因此，政府应该早做准备，在制造业形势急速恶化的情况下，迅速加大针对出口部门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解决中国的生态环境、农村公共服务等头疼问题也需要大量的政府支出。有选择地平衡国民经济各部门、使经济增长方式向内需方向转型，在维持必要贸易水平的同时，引导外贸部门资本和产业链延伸到内需、民生、农村等方面，协调和连结内外发展，这是中国在处理危机的同时获得的一个机会。政府应该利用一揽子刺激政策的机会推出更多的结构调整措施，包括能源和资源定价机制，医疗和教育，社会保障，金融改革，以及制度改革，在更大范围内促进就业，实现社会和谐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