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hange of U.S.-China Relations

君子 · 发表于 2006-9-7 07:06:13

五年后的今天：“九一一”如何改变了中美关系 September 11, Five Year Later: 2001年9月11日早上8:45分，我们还生活在冷战后时代，然而，52分钟后，当第三架被劫持的飞机撞上五角大楼的那一刻，后“九一一”时代就此拉开了帷幕。 五年前，许多人认为“九一一”事件标志着全球化的终结，但是这个预测并未成为现实。与此相反，五年间，各国竞相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改善投资环境，国际贸易额持续攀升，互联网、全球通信和媒体不断迅速发展。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九一一”没有改变全球融合的巨大动量，它只是比其他任何事件更有力地突出了全球化的特性之一：非国家实体（公民集团或恐怖主义网络）的影响力的提升。在外交政策方面，“九一一”事件也并没有使得国际政治恢复到冷战时期所特有的清晰性和一致性。对于“九一一”之后的中美关系，我们看到：一方面，由于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现，中美之间找到了共同利益的交汇点，共同利益基础的拓展促进了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在处理一些敏感问题上，中美间开始尝试通过高层战略对话加以解决，这种对话的层次和“利益相关者”的对华新命题反映出中国对美国大国战略价值的提升；但是在另一方面，中美间的贸易摩擦加剧，美国对中国军力发展的戒备与防范由于中国的崛起而与日俱增。面对中美之间日益复杂化的双边关系，我们都在探究：“九一一”如何改变了中美关系的要素，又将怎样影响其将来的发展态势？美国战略思想的演变“自小布什就任以来，布什政府的外交战略思想发生了三个阶段的演变。”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美国战略的高级研究员、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凯根（Robert Kagan）分析道。第一阶段是“现实主义的退缩”。布什任职后有意改变民主党所实行的所谓的“过度的人道主义”对外干涉政策，他主张狭隘地定义国家利益，高度选择性地进行海外干涉。但是，“九一一”事件迫使布什政府进入了第二阶段，即反恐战争阶段。他带领美国回到同冷战时期规模相当的全球干涉状态，伴随着和冷战时期同样的道德狂热。他相信同伊斯兰激进恐怖主义的斗争需要在穆斯林世界开展民主改革、甚至国家重建，这一信仰融合了布什早期的现实主义和他新生的理想主义色彩。在中东倡导民主的狭义道德观的政策是基于美国对自身安全利益的实际考虑，也正是出于这种现实的考量，美国同时与非民主体制的国家如俄罗斯和中国建立了反恐联盟的关系。2005年布什继任之后，他的第三阶段的战略思想是把美国的外交政策建立在四海通用的原则之上，传播民主是为了实现民主自由理想本身，而不是为了应付某个具体的威胁。也就是说，美国的外交政策与反恐战争开始松开了捆绑，美国不再埋头于反恐、而放弃其更为根本的全球利益。凯根进一步指出，对恐怖主义者的斗争依然是美国国家安全努力的首要重点，因为如果恐怖袭击再度发生的话，所带来的代价太为昂贵。可是，反恐战争从来不足以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模式，它过于狭窄，过于有限，也无法永远以此召唤全世界的支持。相反，如果将务实主义的美国外交政策建立在四海皆准的****的原则之上，就能够赢得国内和全世界最广泛的支持，这事实上是更高层面的现实主义。在乌克兰，布什已经选择了站在民主这一边、而非普京政府一边，这表明其外交模式已经超越了纯粹的反恐战争；在亚洲，华盛顿也正处于重新评估战略的当口，它已经逐渐开始将重点转向与民主国家建立同盟，而不是与中国为友。“变”与“不变”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马秀丝（Jessica T. Mathews）说，“九一一”之前，美国认为中国是未来最大的挑战，“九一一”事件的发生使恐怖主义在短期内取代了中国，成为美国眼前实实在在的敌人，于是暂时冷却了华盛顿有关对华政策的意识形态的辩论。“九一一”后，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心转向反恐，地区战略聚焦于中东和中亚，国别战略转向“邪恶轴心”或“暴政前哨”。这种资源重组在客观上形成两个对中国有利的条件：一是美国在战略上暂且无暇顾及中国，因而“中国威胁论”的调门相对降低，亚洲国家对中美恶性竞争的恐惧开始减少，有利于中国实现地区融合；二是美国在反恐、防核扩散等方面需要中国的合作，“九一一”为中国提供了与美国开展合作的低成本的机遇。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美国亚洲战略专家艾西利?特利斯（Ashley J. Tellis）说，中国经济的增长和亚洲对美国短视的反恐政策的反感增加了北京对主导亚洲的信心，反恐战争为中国带来了增强其在亚洲各种战略地位的机会，包括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的战略地位，这使得中国能够更巧妙地部署和推动改革时期的大战略。“但是，‘九一一’并没有改变中美之间最为根本的结构性和意识形态的矛盾，它只是将这些矛盾暂且搁置起来了。”马秀丝说。在台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人权、导弹防御和美国权力在亚洲的角色等诸多问题上，中美之间关键的差异和彼此的猜疑依旧存在，即便两国共同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升级，这些差异将继续延续下去。而且，如果美国在中国周边的部署使北京日益警惕美国以反恐为借口逐渐形成对中国的地缘战略围堵，“九一一”所带来的影响终有一天会燃发中美间真正的战略竞争。一旦美国的战略重心从反恐、中东、朝核问题等序列上发生迁移，促使当前中美关系升温的基础将归于消失。反恐战争的长期影响“布什政府试图同时治理两个很不相同的挑战：一是防御国际恐怖主义卷土重来，二是为维护美国将来的全球主导地位奠定基础。”特利斯说。“九一一”既没有改变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位置，也没有消除高层国际政治的长期问题。就反恐努力而言，华盛顿面临着三大挑战。第一，在巴基斯坦彻底摧毁基地组织，捕获和消灭本?拉登及其亲信。第二，完成维护伊拉克稳定的操作，DIZHI住撤离伊拉克或放弃伊拉克民主建设的巨大压力，因为这两种选择从长期来看将使美国损失惨重。第三个挑战是处理第一轮反恐战争中被忽略的后遗问题，这包括管理国内的那些由于同情基地组织的某些目标或仇恨自由社会、想要扩大活动范围的恐怖主义集团，也包括直接处理与采取双重标准的反恐国家如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的关系，以及加速推进中东转型的发展计划等。就维护美国的主导地位而言，华盛顿必须肩负三大互有关联的任务。首先是把增加国际体系对美国霸权的接受程度作为美国大战略的核心目标。其次是要妥善处理反恐和称霸双重目标中的交易和妥协。有些国家尽管目前能够在反恐上向美国提供支持和协助，但是会利用美国反恐的契机扩大自身的力量，从长远看可能威胁到美国的利益，中国在美国和亚洲之间所采取的巧妙的姿态就是一个明例。另一个例子就是美国的对台政策。过去美国的政策是，如果中国能够和平解决海峡危机，美国就不在台湾独立问题上采取立场，然而现在布什政府正式批评台独行为，以避免自己在深陷伊拉克泥潭的同时与中国大陆产生冲突。可见，反恐战争迫使美国不得不慎重处理好与中国这个“利益相关者”的双边关系，甚至采取一些可能会损害美国长久利益的政策。最后是要加固美国的经济基础，以保证长远的政治霸权。美国经济目前的薄弱环节——经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不足、医疗和养老成本的快速增长、贸易赤字的膨胀、联邦赤字的增加、低收入人群家庭收入的停滞以及科学技术教育的落后等，这些问题如果不尽快解决的话，将削弱美国的长期竞争力。特利斯说，最值得担忧的紧急问题是高昂的反恐成本。在接下来的至少20年内，反恐将继续吸取美国大量的国家资源，而这段时间正是中国希望提高其国际经济和政治地位的关键时段，因此，美国如何处理好反恐的经济基础，对维护美国未来的霸权地位有着重要的影响。历史证明，现存“霸主国家”在重大冲突中赢得胜利，将无可挽回地削弱它的霸权力量，从而导致“挑战国家”的崛起和权力的更替。如果美国反恐成功（这是很又可能的），但是以石油为主导的财政政策损害了经济增长，它就有可能逐渐被另一个大国赶上，这个大国要么没有参与反恐战争，要么有节有制地参与了反恐，从而储备了充足的资源。因此，尽管美国必须致力于赢得反恐战争，但它不能因此而削弱自己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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