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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认真研究全球化背景下主权、安全、民主、人权等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在继续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同时，要辩证、发展地认识什么是真正的“独立”、什么是真正的“自主”。
■ 访谈动机
沈国放
《世界知识》出版社总编辑、外交部原部长助理、新闻发言人
据新华社报道，应日本首相福田康夫邀请，国家主席胡Jintao将于7月7日至9日，出席在日本举行的八国集团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
中国是否参与G8，以及以什么方式参与，近年来一直备受关注。有观察者认为，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在于中国以什么姿态与西方世界对话、相处。而这一命题，最近频频凸显在国人面前：几个月前，奥运火炬传递受阻以及西方媒体对西藏问题的不客观报道，引发了国内民众大规模DIZHI和抗议，对此，有人担心中国人因情感上受伤而不再“拥抱世界”，重新“闭关锁国”；此后不久，汶川地震，中国官民齐心救灾，赢得了西方媒体和政府的高度扬，中西方“蜜月期”似乎再次到来。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国人该以怎样的心态，看待中西方文化冲突，以怎样的姿态，融入世界？中西方之间，是否存在普世价值？为此，本报专访外交部原部长助理沈国放先生。
本报记者 李静睿 北京报道
长期以来西方人是戴“有色眼镜”看中国的，我们改革开放只有三十年的时间，世界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全面认识中国。
1 等待世界认识中国不意味着消极被动
新京报：西藏拉萨事件和汶川地震只相隔几个月，为什么西方社会对中国的态度会有这么大的差异？
沈国放：西方的舆论对于拉萨事件报道不客观，甚至使用一些移花接木的手段来妖魔化中国，这最主要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在作怪。虽然西藏问题表面来看是关系宗教与民族，实际是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问题，但当一些西方人士以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那么不管是宗教还是民族一切都会变样，就会出现敌视的态度，就会以种种借口干涉我们的内政。同时也有一些外国媒体对于没有能够让他们第一时间进入拉萨报道有所不满。
新京报：为什么意识形态的鸿沟在地震时没有成为障碍？
沈国放：西方舆论对汶川地震的报道比较客观，起码态度是正面的。首先因为这是灾难，无法用意识形态来看待，全世界的灾难都是一样的。此外地震后中国政府的反应很快，国家领导人在第一时间去第一线，指挥抗震救灾。这个大家都是看到的，有目共睹，我们的新闻反应也很快，涌现了海量的报道，信息量极大，这样让编造或者妖魔化的余地很小，可以说几乎没有。
新京报：中国驻英大使在亲历伦敦火炬传递的骚*后，曾经在英国媒体发表文章说，“世界曾等待中国融入世界，而今天中国也有耐心等待世界认识中国。”她还疑问，“我不禁要问：为什么在涉及中国的问题上，一些媒体一概而论地随意批评能够被西方公众不加思考地接受，为什么没有人质疑，这样的批评到底涉及哪些具体问题，确切情况如何？为什么一些报道，包括数字，能够在毫无事实依据的情况下连日登载在新闻里面？”世界看待中国的眼光到底受哪些因素的影响？
沈国放：傅莹大使的话很有道理。长期以来西方人是戴“有色眼镜”看中国的，我们改革开放只有三十年的时间，世界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全面认识中国。
我以前出访，发现一些西方人还是把中国看成一个神秘的国家，一些西方国家看待中国主要还是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外国公众也主要是从媒体上认识中国，再加上我们的文化输出，也就是软实力还很弱，所以我们的确应该有耐心。
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要被动等待，还是要用各种方式实事求是地来推介中国，并且是以外国人可以理解的语言、乐意接受的方式。这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去研究方式方法和效果，要改进我们的对外宣传。
新京报：这种推介应该怎样开展？
沈国放：我讲一个例子。我在联合国期间，一个美国人在一个宴会中大讲西藏问题，他的语言还是“你们汉人进入西藏”这种。我问他去过拉萨没有，他说没有，他只去过香港。我就说，我不想和你多纠缠，我送一套书给你。
后来我买了两本书，一本是西方人自己写的，是一本公认比较客观地描述西藏的书。还有一本是中国人自己出版的英文书籍，介绍西藏的历史和现状，还有一张光盘。过了一个星期，他给我打电话说，他对西藏的看法大大改变，他想自己去看一看。我说，随时欢迎。
新京报：前中国驻FaGuo大使吴建民说过，我们有的时候讲道理，原则太多。外国人往往是从具体到抽象，但我们就是从抽象出发，具体的东西。你的感觉是不是也是这样？
沈国放：的确如此。刚才说的那个美国人，如果我只是给他一本中国出的书，他可能首先是怀疑，跟他说大道理，他也不会认可，因此工作要具体化。在中西方的政治鸿沟暂时还不能跨越的情况下，换一种沟通语言和方式是有效的。
2 DIZHI和制裁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4月19日,一些市民和学生自发进行“支持奥运会”、“反对****”活动。 本报记者 陈杰 周晓东 摄
我们不要看到恶意中伤的、批评的就反感，看到赞扬的就高兴，对批评和赞扬都要加以分析，批评不一定不好，赞扬后面也许会有恶意。中国公民要用宽广的心胸来面对复杂的世界。
新京报：与国际社会对待中国的态度相对应，国人特别是年轻人对待国际社会的态度也非常不稳定，比如“DIZHI”JIALEFU事件，这当中的原因是什么？
沈国放：我们一些国民有时情绪一激动，对问题的深层次分析和考虑很少。比如地震捐款中说一些外企是“铁公鸡”的事件，其实很多企业都有捐款，只是数目不同。实际上中西方对待慈善的态度是不同的，他们比较低调，觉得这个是隐私，也是一个长期的事情，你一定要让他宣布捐了多少款，他觉得不理解。
总之，很多中国人都有强国心态，但我们只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如果心态不成熟，就会盲目高傲，看问题和处理问题都会简单化、情绪化，如果了解世界多了，心态自然就平和了，就会用一种成熟的方法来处理问题。
新京报：那我们应该以什么态度面对国际评论？
沈国放：首先要定好位，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综合国力远需进一步提高，不能过分夸大自己的实力，还需要谦虚谨慎地发展，谦虚谨慎地对外交往。二是要有清醒的头脑，要看到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以及意识形态差异还会长期存在下去，伴随我们发展壮大的全过程。第三要避免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我们不要看到恶意中伤的、批评的就反感，看到赞扬的就高兴，对批评和赞扬都要加以分析，批评不一定不好，赞扬后面也许会有恶意。中国公民要用宽广的心胸来面对复杂的世界，要更多了解西方人的行事规则和思维逻辑。
对于恶意的攻击，我们要反击，但要反击得理性到位，而不是情绪化，不能过激，不能让极端或者狭隘的民族主义来阻碍一个正确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不问青红皂白地DIZHI和制裁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关键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新京报：官方可以做的是什么？
沈国放：现在中国官员在出访的时候不善于和媒体打交道，不善于主动向他们介绍中国，介绍自己的地区，更不愿意到国会去和议员打交道，推介中国。因为大部分官员觉得没有这个必要，或没有这个意识。政府官员必须具备善于面对媒体的素质。
3 接受现有规则然后参与制定新规则
现在世界形势在不断变化，一些新的游戏规则在制定当中。中国必须参与其中，才有可能成为新游戏规则制定者的一方，甚至提出新的方案供国际社会讨论。
新京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伊堪拜里在2008年1月的《外交》发表文章说，“目前的世界游戏规则是容易进入，而难于推翻的。因此对于中国来说，积极融入的成本会小得多”。你是否认可这一说法？
沈国放：应该是这样，现有游戏规则大多是西方大国制定的，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迅猛，对我们冲击很大，我们的机制还不适应，应不断地完善机制。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国际游戏规则是应该遵守的，尽管当中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地方，但是我们不可能推翻，也不可能一概拒绝，因此最好的办法是积极参与进去。
现在世界形势在不断变化，一些新的游戏规则在制定当中。中国必须参与其中，才有可能成为新游戏规则制定者的一方，甚至提出新的方案供国际社会讨论。最好的例子就是WTO，中国并不是全面接受它的规则，而是进行磋商、讨论，争取到了应有的权利。再比如G8、APEC、联合国的改革，现在中国都有参与，所以在参与制定游戏规则上不能韬光养晦，那样对我们的长期损害是很大的。
新京报：中西方到底有没有可能跨越意识形态的差异，找到合作共存的空间？
沈国放：意识形态是可以部分跨越的，比如反恐，尽管美方有双重标准，但总体上合作是好的。现有的经济战略对话都应尽量避免受到意识形态的负面影响。不以意识形态划线，合作就会顺利，关系就会和顺，也有别于建立和谐世界。实际上，我们现在和许多西方国家的合作面在不断扩大和深化，意识形态的干扰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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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在意识形态差异之上，是否存在中西方都接受的普世价值？
沈国放：有一些价值从表面来看的确是可以跨越意识形态的，比如人权、法治、民主等。
但是西方人如果利用这个干涉我们内政，或者是以他们的理解去推行时，又会出现问题。所以需要沟通，需要对话。
我的意见是，中国要认真研究全球化背景下主权、安全、民主、人权等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在继续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同时，要辩证、发展地认识什么是真正的“独立”、什么是真正的“自主”。
来源：新京报 来源日期：2008-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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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8-11-12 10:4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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