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制度、认同——东亚安全合作的多维视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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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东亚一向是“安全困境”表现十分突出的地区,维护东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是东亚各国的共同利益,但共同利益的存在并不能保证安全合作的顺利实现。目前,影响东亚安全合作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现实主义的权力因素,又有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制度因素,还有建构主义的认同因素。权力、制度、认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它们共同影响着东亚安全合作的进程和结果。

关键词　安全困境　东亚安全合作　权力　制度　认同

一、问题的提出

东亚作为一个地理概念,一般是指东北亚5国和东南亚10 国。自冷战结束后,东亚的安全问题日益成为国际政治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一方面,冷战结束至今东亚地区未发生过战争,维持了10多年的和平;另一方面,和平不等于安全,东亚的安全形势比较严峻,传统的安全因素与非传统的安全因素相互交织,潜在的安全隐患依然存在,朝核问题与台湾问题都蕴含着战争的危险,而美日同盟的强化、中日关系的紧张等使东亚安全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东亚因此处于一种“有和平无安全”的状态。针对东亚安全的这种特点,加强东亚地区的安全合作,通过合作寻求安全,已成为东亚各国的必要选择。[1]

东亚国际关系是一个复杂的互动系统,说到底,东亚安全合作实质上是集体行动是否以及如何可能的问题。[2] 目前东亚的安全合作与经济合作相比进展比较缓慢,合作困难重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现实主义所强调的权力因素,又有新自由制度主义所强调的制度因素,还有建构主义所强调的认同因素。权力、制度、认同这些变量是怎样影响东亚安全合作的? 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 其相互作用规律又是什么? 在理论上能不能发展成一种综合解释范式? 在政策上如何解决东亚安全合作所存在的问题?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也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本文试图将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综合运用三大理论范式对东亚安全合作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剖析,并最终提出对东亚安全合作的一些设想。

二、东亚安全合作的主要影响

因素:理论的诠释

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是当前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三个主流范式,每一范式都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和解释现实的功能,但都有其局限性。正如沃尔特所说,“每一种视角都捕捉到了世界政治的重要方面,但任何单一途径都不可能捕捉到当代世界政治的全部复杂性。如果我们的认识只局限于其中的一种,我们的理解就会失之贫乏。因此我们最好运用竞争理念的不同组合,而不是局限于单一的正统理论”。[3] 我国学者李少军也主张,“应该超越范式之争,吸取各家之长,运用综合的视角和观点,发展一种综合的理论模型。这种情况既是现实分析的需要, 也是理论发展的需要”。[4]因此,对东亚安全合作仅从一个角度分析是不全面的,需要综合三大范式之长,运用多元的视角进行全面地剖析。

(一)现实主义所强调的权力因素。在国际关系中,如何看待权力问题多年来一直是被争论的问题。现实主义强调权力的作用,并以“权力界定利益”,认为“没有实力的国际关系是空想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是一种权力的斗争”,国际体系的结构体现为国家间的“权力分配”。[5] 权力因素对安全合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无政府状态与安全合作。现实主义认为,“国际体系的基本结构是无政府状态,即不存在合法的集中控制力量”。[6]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作为自助( self2help )的行为体,始终以追求安全为首要目标,而权力则是维护安全的基本手段,其政策选择必然是“保持权力”、“增加权力”或“显示权力”。[7]但是,“在无政府状态下,一方聊以自慰的源泉就成了另一方为之忧虑的根源。因此,一个国家即使是为了防御的目的而积累战争工具,也会被其他国家视为需要做出反应的威胁”。[8]因而,国家间的信任难以产生,从而造成国家间的“安全困境”( security dilemma) ,阻碍了安全合作的开展。

第二、相对收益与安全合作。“对安全的担忧,对别国的不信任,决定了国家对力量关系变化和相对收益( relative gain)的敏感,这种敏感又进一步导致国家对安全领域合作的审慎态度”。[9]对此,肯尼斯•沃尔兹有经典的叙述:“在面临通过合作可以相互获益的情况下,那些感到不安全的国家会关心这种收益如何分配。他们不是问‘我们都能获益吗’(绝对收益)这样的问题,而是问‘谁将得到更多’(相对收益)这样的问题。如果对一份预想获得的收益进行分配,比方说以二比一的比例进行分配,其中一国就可能利用自己获得的相对高额的收益,去执行一项会损害或者毁灭另一方的政策。只要双方还是担心对方会把增大了的能力用于不利于自己的活动,那么,即使存在很高的绝对收益前景, 他们还是不会合作的。”[10]查尔斯•利普森则从问题领域来看相对收益与绝对收益对国际合作的影响,认为在安全领域,国家关注的问题主要是相对收益问题,所以合作比较困难。[11]

从现实主义角度看东亚安全合作,东亚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以及国家对相对收益的关注,使东亚地区的安全困境表现十分突出,而且这些安全困境具有如下特点:其一,普遍性。既有大国如中美、中日、日俄之间的安全困境,也有中等力量国家如南北朝鲜之间的安全困境;既有大小国之间如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存在的低烈度的安全困境,也有小国之间如东盟成员之间存在的某种程度上的安全困境。其二,连动性。无论是大国还是中小国家,安全困境都不是孤立地存在于两个国家之间。由于各国奉行不同的安全政策,或牵制、或防范、或联盟,致使东亚众多的安全之间形成某种连动的复杂关系。如:朝鲜半岛的安全困境不仅发生在南北双方之间,而且美国甚至日本也深深介入了,一旦半岛南北双方之间的安全状态失控,无疑会对朝日以及朝美之间的安全造成影响;中美之间的安全状态一旦失控,必然引起中日之间安全形势的变化。其三,危险性。一方面,东亚地区至今没有形成为各方广泛接受和认同的安全制度和机制,缺乏制度约束的众多行为体之间难以形成相对稳定的安全关系;另一方面,地区热点问题没能得到根本解决,由于超级大国奉行霸权主义政策,热点升温甚至失控的可能性依然存在。[12] 因此,东亚的安全困境是导致东亚安全合作困难重重的深层次结构性原因。

(二)新自由制度主义所强调的制度因素。以罗伯特•基欧汉为代表的新自由制度主义主要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运用微观经济学的市场失灵理论(market failure theory)来解释国际制度如何克服国际政治市场失灵所带来的一些问题(即阻止合作的因素) ,并根据国际制度的功能,通过制度安排、制度创新来实现合作。其国际合作的制度需求动因可归结为两个方面。

第一、交易成本与国际制度。所谓交易成本,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解,就是指“个人交换他们对于经济财产的所有权和确立他们的排他性权利的费用”,或者说,它是指“事前准备合同(契约或制度)和事后监督及强制合同执行的费用”。[13]因此,交易成本包括与交易有关的所有费用或代价,例如获取信息、讨价还价、监督和执行和约等方面所需要的费用。在现实生活中,只要存在交往或交易,就必然产生交易费用问题。环境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对称性以及主体在交往过程中存在的机会主义倾向,是世界政治中交易成本存在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国际合作出现、维持和延续的障碍所在。[14]而国际制度的一个重要功能就在于能降低国际交易成本。

第二、公共物品与国际制度。按照布坎南的解释,公共物品(public goods)就是“任何集团或社会团体决定,为了任何原因,通过集体组织提供的物品或服务,都被定义为公共的”。公共物品的最重要特征在于它的不可分性以及排他的不可能性。由此产生了两个问题即外部性和搭便车问题。外部性概念从广义上说,就是“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他的效益都受到其他个体行为的影响”。[15] 但外部性只有置于公共物品的概念框架下才具有特殊的分析意义,只有公共物品的消费才存在外部性问题。外部性有消极的,也有积极的。环境污染、军备竞赛就是消极的外部性,而“搭便车”属于积极的外部性。所谓搭便车,就是指某些个体参与了消费,但不愿承担公共物品生产的成本,而自动享受了别人的成果。[16]公共物品产生的外部性效应和搭便车问题,是国际合作的重要障碍。安全也日益成为一个公共物品,而非纯粹是单个国家的个体问题,安全外部性以及搭便车行为也是影响安全合作的重要因素。

可见,国际制度安排对于实现国际合作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改善信息交流状况,减少不确定性,促进信任的产生,帮助国家形成关于合作的稳定预期。因此,东亚的安全合作必须有可靠的制度安排作为保障。目前东亚安全合作有多种形式,既有东盟地区论坛(ARF) 、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SCAP)等泛地区安全合作形式,又有上海合作组织、东北亚合作对话会议(NEACD) 、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等次区域性的合作形式,还存在中美、中俄等大国间的非正式双边安全磋商等形式,这些合作形式大大缓解了东亚安全合作中的不利因素。但这都还是些松散的安全对话框架,其约束力是相当有限的。由于东亚尚未建立正式的区域安全机制,一些严重的安全问题还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因此,加强地区机制化建设,构筑东亚多边安全机制,是当前东亚各国的重要任务,也是比较实际的选择。

(三)建构主义所强调的认同因素。建构主义认为,认同( identity)是能够产生动机和行为倾向的有意图行为体的一种属性。[17]亚历山大•温特将认同/身份分为四种:个人/团体、类别、角色和集体。前两种认同内生于行为体,表明行为体与他者的区别;后两种认同表明主体间结构,依赖于体系的政治文化,只存在于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中。[18]本文主要考察角色和集体认同。建构主义认为行为者之间的不同认同界定决定了它们之间是冲突、竞争还是合作的关系。文化、认同、规范构成了建构主义的核心概念,文化或共有观念决定国家之间的认同。温特认为国际结构主要是文化结构,并分析了三种无政府文化结构即霍布斯式文化结构、洛克式文化结构和康德式文化结构。与之相对应,国际关系中的角色认同结构有三种类型,即“敌人”模式、“对手”模式和“朋友”模式。[19]温特认为具有共享观念的集体认同形成后,行为体之间会高度信任,彼此以和平途径解决冲突,而不是诉诸武力;而这种集体身份的形成取决于四个主变量因素: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和自我约束。[20] 温特认为这四个变量对于洛克式国际体系向康德式国际体系转换十分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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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东亚地区仍处在洛克式文化结构的初级阶段,对于东亚安全合作来说,需要积极促进集体认同, 实现从“对手”到“朋友”的认同变迁。在安全领域,东亚还远未达到形成集体认同的条件。从相互依存来看,东亚在安全领域的相互依存程度比在经济领域脆弱,而且相互依存的非对称性也容易导致国家对合作的消极态度。从共同命运来看,由于东亚地区不存在共同的地区威胁,不同国家的利益界定相差甚远,而且日本长期以来奉行“脱亚入欧”战略,一直把自己当作西方中的一员,其东亚认同感比较差。另外,美国因素是东亚国家形成地区认同的一个障碍,许多东亚国家都与美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甚至军事同盟关系,如日、韩、菲等。所有这些都阻碍了东亚地区认同的形成。从同质性来看,东亚严重缺乏同质性。东亚在政治、经济和观念形态等方面呈现出复杂的多元状况。民族成分复杂、文化多样、宗教种类繁多、各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这些强异质性使东亚的合作难度加大。从自我约束来看,在当前东亚安全机制建设尚不足的情况下,一些国家的自我约束力往往很差。因此东亚集体认同的缺失使安全合作进展比较困难。

三、东亚安全合作: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及其规律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权力、制度、认同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成为影响东亚安全合作的三个关键变量,但仅仅罗列这些因素是不够的,还需要进一步探讨权力、制度、认同之间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规律,以期对东亚安全合作有更深刻的认识。

(一)权力、制度、认同之间的相互关系。

国际关系的每一个理论都为研究国际问题提供观察、理解和解释的视角和方法,对国际关系的研究可以把不同的因素罗列出来,但这只能使我们对国际关系有一个全面却肤浅的认识。其实国际关系理论中三大主流理论的差别仅在于它们对国际体系的特征的认识上的不同,现实主义强调国际体系中的权力,新自由制度主义强调国际体系中的制度,建构主义强调国际体系中的文化和认同。因此它们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况且还出现了“新—新合成”( neo-neo synthesis)。[21]权力、制度、认同是紧密相连的,其地位和关系可表述为:权力是基础,制度是保障,认同是关键。权力影响制度的建立和变迁,制度反映权力,但制度一旦形成,反过来又对权力形成一定的制约; 认同是观念性力量,它决定权力的意义和内容,使权力具备了工具和价值两个属性,而认同只有依靠权力才会有更大的影响;制度是认同的结果,没有认同,制度就建立不起来;权力、制度、认同是对立统一的,共同构成了国际体系的多元属性。

(二)东亚安全合作中权力、制度、认同之间的相互作用。东亚国际关系是一个复杂的互动系统,东亚安全合作的实现涉及国家在权力、制度以及观念层面的不同互动, [22]而且这些互动是并存的和相互联系的,它们同时影响着东亚安全合作的进程与结果。下面以朝核问题为例,对这些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做一定的实证分析。

朝核问题是东亚安全合作的一个焦点,在这个问题上,六方会谈各方可以说构成了一个复杂的互动系统,因为它们有足够的互动,利益相关,而且政策相互影响。在这个系统内一方的行为会产生联动效应,影响其他各方的认知。权力、制度、认同都在不同程度上发挥重要作用。东亚国际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无政府状态,就是说,在六方之上不存在一个更高的权威,因此各方都是以自己的利益作为行动的出发点。

在这种互动中,作为主角的美国与朝鲜,围绕着作为权力因素的核武器,存在着发生战争的危险,这是权力政治的一面。在这个体系中,也存在制度合作的一面。六方以对话的方式解决问题就是一种合作,如果能够达成协议,则会导致某种制度。美朝1994 年核框架协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联合国宪章》等都是制度性因素。这些因素对相关行为体是有影响的。此外,在整个互动过程中,观念建构的因素也一直在起作用。美国把朝鲜定为“无赖国家”、“邪恶轴心”,把朝鲜当作敌人,就是一种观念建构,其角色认同结构就是“敌人”模式,这就激化了美朝关系,也使朝鲜更坚定了发展核武器的决心。另外还存在集体认同的因素,即中俄日韩要求朝鲜半岛无核化并且主张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这种认同对六方会谈的进行起了推动作用。从整个事件的进程来看,三种属性都可能左右事件的进程,它们是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即如果权力政治的因素超过了制度合作能够制约的程度,则事件就会走向危机,甚至发生战争;反之,则能继续谈判。不同的观念或认同,可能导致权力政治的升级,也可能促进制度合作的进行和紧张局势的缓和。因此,权力、制度、认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它们共同影响着东亚安全合作的进程和结果。

四、东亚安全合作的出路

东亚安全合作实质上是一个集体行动问题,也是一个如何克服“安全困境”的问题。根据建构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观点,无政府状态下的“安全困境”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得到相当程度的解决的。解决方式或为通过社会共有观念建构国家的集体身份而使国际体系进入康德文化的无政府状态,进而形成“安全共同体”; [23]或为通过建立和完善国际制度来调节国家行为,促进有效的安全合作。就目前来看,建立东亚安全共同体是东亚安全合作的目标,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加快东亚地区安全机制的建设成为当前东亚各国比较实际也是比较紧迫的选择。因此必须:

(一)摒弃现实主义“零和”思维,树立共同安全理念。现实主义奉行权力政治,追求绝对安全,认为一方所得即为另一方所失,因此一个国家常常置其它国家的利益于不顾,谋求自身相对利益最大化。但在安全领域,东亚各国之间是相互依存的,而且安全也具有“外溢”效应,因此真正的安全既指地区内各个国家的安全,也指地区外的共同安全,而共同安全的实现是前者的重要保障。所谓共同安全,指与其他国家共同寻求安全,而不是相互对抗。共同安全坚持的原则主要包括各国有必要进行自我约束,承认彼此都有获得安全的合法权利,军事力量不是解决争端的合法手段等。[24]

(二)加强地区制度化建设,构筑多边安全机制。根据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有效的国际制度能够保证合作的实现,而且通过上面的分析也可看出制度因素对安全合作的重要性。加强东亚地区的制度化建设,构筑有效的地区安全机制是东亚安全合作的重要保障。因此,需要积极推动实现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机制化;建立中美日俄四国战略对话机制;加强东盟地区论坛的机制化建设,建立东盟地区论坛与其他地区合作组织之间的联系机制;加强东亚网络思想库建设,在发挥“第二轨道”思想库作用的同时,应该建立第三轨道机制,即公民社会对地区安全合作的参与。最后,中国应积极参与东亚多边安全机制建设。一方面可以通过积极参与多边安全对话和协商,努力消除或减少来自多方面的安全压力;另一方面,在多边的机制中努力发挥作为东亚大国的主导作用,进一步树立起爱好和平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三)增强信任,加强文化交流,促进地区认同。建构主义认为,信任和认同对实现安全是很重要的。国家的安全环境不仅是一个物质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更是一个文化因素。[25] 当前东亚国家建立了各种各样的伙伴关系,与冷战时期相比,其认同发生了重大变化,但还远未达到朋友认同的阶段,而且东亚各国的地区认同还存在很多困难。因此,东亚各国要积极开展多种多样的文化交流活动,加强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内的对话、交流和合作,这将增强相互了解,促进彼此间的信任和认同,并为建构东亚安全共同体奠定基础。

注释：

1. 对于和平与安全的区别,阎学通在《和平定义:和平与安全》一文中作了细致的探讨,参见阎学通、周方银编:《东亚安全合作》,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第3页。

2. 关于集体行动的论述,参见曼库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

3. Stephen M. Walt,“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e World,Many Theories. ”Foreign Policy, Spring, 1998.

4. 李少军:《国际关系理论与现实》,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4年第2期,第25页。

5. 倪世雄等著:《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第37—38页。

6. 肯尼斯•沃尔兹著,胡少华等译:《国际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第3页。

7. 汉斯. 摩根索著,卢明华等译:《国际纵横策论》,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5年版,第64页。肯尼斯•沃尔兹著,胡少华等译:《国际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第3页。

8. 朱立群:《信任与国家间的合作问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3年第1期,第16页。

9. 1994-200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10. 肯尼斯•沃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2年版,第124页。

11. 大卫•鲍德温主编,肖欢容译:《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第70页。

12. 时殷弘:《东亚的“安全两难”与出路》,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2000年第6期。

13. 思拉恩•埃格特森著,吴经邦等译:《新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 1996年版,第16—17页。

14. 苏长河:《全球公共物品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第111页。

15. 同②,第120页。

16. 同②,第121页。

17. 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24

18. 刘兴华:《地区认同与东亚地区主义》,载《现代国际关系》, 2004年第5期,第18页。

19. 郭树勇:《建构主义与国际政治》,长征出版社, 2001年版,第141页。

20. 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第430页。

21. 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年,第15页。

22. 李少军:《国际关系理论与现实》,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4年第2期,第23页。

23. 袁正清:《从安全困境到安全共同体:建构主义的解析》,载《欧洲研究》, 2003年第4期,第45页

24. 苏浩:《从哑铃到橄榄:亚太安全合作模式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年版,第43页。

25. Peter J. Katzenstein,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