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际战略的国内根源

岸上的猪

摘要: 美国国际战略的拟定、调整和演变是多种国际和国内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从国内因素来看, 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的理念辩论、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的政党斗争、不同地区民意取向之间的较量是影响美国战略调整的重要变量。美国在建国初期和两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对国际战略作出的基本定位或重大调整, 是考察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如何在美国对外战略决策中关联并互动的重要时期。国内变量与国际变量互动的规律和模式, 则为把握未来美国对外战略调整的可能走向提供了一种指南。

关键词: 战略调整; 理念辩论; 政党斗争; 民意取向

一、问题的提出与基本假说

研究美国的国际行为和对外战略, 仅仅从国际权力分配的角度进行是明显不够的。不深入考察美国国内社会的发展与变革, 并进而把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结合起来进行分析, 就很难对美国国际战略的形成、调整与演变形成准确的判断和预测。正如王缉思所指出的, 美国的霸权主义行为、政策和思想是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其中最重要的因素“ 应当从美国国内寻找”。“ 然而在我们对美国霸权的研究中, 最薄弱的环节恰恰在于美国霸权主义的国内根源。”[1]对美国霸权的研究如此, 对美国外交和战略的研究也是如此。

而且, 在对美国国际战略的研究中, 研究者往往倾向于采取一种零和的立场, 把美国大战略要么看作国际压力促成的, 要么看作国内集团利益、文化或身份决定的。实际上, 任何观察美国的人都知道, 美国的大战略是由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塑造的,因为对外政策与国内政治是紧密相关的。但把所有这些因素罗列一个清单, 不论这个清单多么完整和全面, 并不能帮助我们更准确地把握美国大战略的脉动。问题在于, 这些国内外因素是如何影响美国的战略决策的, 它们是如何彼此关联并互动的, 以及它们是如何结合成因果关系的。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政治学副教授杜埃克( Colin Dueck) 最近在评论几本研究美国大战略的新著时指出, “ 这些新著大多没能以一种理论上有说服力的方式解释美国大战略的调整模式, 未来的研究需要将政策、历史与理论—— 包括国际和国内层面的因果变量—— 结合起来, 以提出一个更全面、更有说服力、更具预见性的关于美国大战略的变革模式。”[2]他的评论不仅击中了现有研究的不足, 而且从一个侧面道出了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学者的困惑以及应该努力的方向。

本文并不奢望解决各种国际关系理论范式一直没能很好解决的问题, 也不奢望描绘一幅清晰准确的关于美国国际战略国内根源的全景图, 而是试图从美国国内政治出发, 提出一些影响美国对外战略的基本变量, 并对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提出一些基本假说, 以期为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一个基础和框架。

美国国际战略的拟定、调整和演变是多种国际和国内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从国际因素来看, 国际权力分配格局和威胁格局是决定美国国际战略调整取向的重要变量。从国内因素来看, 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的理念辩论、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的政党斗争、不同地区民意取向之间的较量是影响美国战略调整的重要变量。美国在建国初期和两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对国际战略作出的基本定位或重大调整, 是考察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如何在美国对外战略决策中关联并互动的重要时期。国内变量与国际变量互动的规律和模式, 则为把握未来美国对外战略调整的可能走向提供了一种指南。

自建国以来, 美国精英决策层就一直存在着深刻的理念辩论, 辩论的核心问题是, 应该用现实主义还是理想主义指导美国国际战略的制定。关于国际战略指导原则的辩论不仅从来没有停止过, 而且对美国外交战略的实际制定与实施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美国是一个政党政治非常成熟的民主国家, 国会是不同党派之间斗争或合作的重要舞台,国会山上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的力量对比不仅决定政府外交决策的成败, 甚至影响政府战略决策的基本取向。美国又是一个多种族、多文化的多元社会, 不同地区之间不仅存在着多样化的利益差别,而且还存在着多样化的观念分歧。这些分歧和差别形成彼此竞争的民意取向, 并进而左右美国国际战略的制定与调整。美国民意的影响力相比理念辩论和政党斗争虽然具有间接性, 但却更为深远, 是任何一届政府在进行外交决策时都不可等闲视之的。影响美国国际战略的国内因素还有很多, 如利益集团、媒体、宗教, 等等。但是, 理念辩论、政党斗争和民意取向是三个最具代表性的变量, 它们分别代表了美国社会三个最重要的不同侧面: 政府、国会和民众。在一定意义上, 其他国内因素对美国国际战略的制约作用都需要借由这三个主要变量加以体现。本文重点考察的三个国内变量之间也并非彼此孤立, 而是互动关联的。它们不仅相互关联, 而且与两个重要的国际变量—— 权力分配和威胁格局—— 一同影响美国的国际战略。

关于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在美国对外战略决策中的互动关系, 本文提出如下三个基本假说。1) 围绕美国在国际权力分配中的地位和国家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问题, 美国国内理念辩论、政党斗争和民意取向形成的基本判断, 不论这种判断是否符合国际环境的客观事实, 决定着美国国际战略的制定、调整和实施。2) 国际权力分配的格局和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作为一种客观给定, 对美国国内关于对外战略的理念辩论、政党斗争和民意取向具有导向作用,并通过它们影响美国的对外战略。3) 美国国际战略是否明确、连续、行之有效, 不仅取决于美国在国际权力分配格局中的地位和国家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的性质, 而且更取决于美国政府能否在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寻找到一条中间道路, 在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建立两党共识和两党合作, 在取向各异的地区之间进行利益协调并集结国内民众对政府战略决策的坚定支持。

美国在建国初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分别对国际战略作出过重要的定位或调整, 这三个历史时期为我们审视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在美国对外战略决策中的互动关系, 检验本文提出的基本假说提供了极好的观察视窗。考察三个历史时期美国国内的理念辩论、政党斗争和民意取向, 将有助于我们了解美国国际战略制定与调整的规律和模式, 以及把握未来美国对外战略的可能走向。

二、建国初期美国的战略定位

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在1796年著名的告别演说中, 把远离欧洲大陆地缘政治对抗, “ ( 与其他国家) 扩展商务关系, 尽量避免与他们发生政治联系”, 界定为美国“ 处理对外事务的伟大规则( Great rule) ”。[3]这个长期性、一般性的“ 伟大规则”确立了美国建国初期对外战略的基本方位。但这看似简单的规则却得出不易, 美国建国伊始带有浓厚孤立主义色彩的大战略是在各种国际和国内因素互动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建国之初的美利坚合众国羽翼未丰, 新生国面临的首要难题不仅在于如何进行国家建设, 维护国内来之不易的统一, 而且还在于如何面对纷繁复杂的外部世界, 如何与欧洲大陆建立关系, 如何为美国确立一个合适的对外战略。在国际权力分配格局中, 作为新生儿的美国没有任何地位可言, 它不仅在国力方面十分脆弱, 而且对外志向很长时间也一直维持在非常有限的水平。对于当时的观察家来说, 美国无论如何都算不上是一个主要的战略存在。不仅如此, 美国的存在与安全还面临着外部势力的致命威胁, 而威胁的主要来源恰恰是与美国在文化和血统上存在着紧密联系的欧洲。因此, 如何处理美国“ 新世界”与欧洲“ 旧世界”的关系, 便成为美国缔造者们确立基本对外战略的核心问题。围绕这个核心问题, 不仅缔造者们展开了激烈的路线之争, 而且这种辩论还演变为政党之间的争斗, 不同地区具有不同利益和价值取向的美国民众也参与其中, 并一同塑造了美国建国初期的大战略。

为提出一套指导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准则, 美国领导人沿着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路线分成两大阵营。以潘恩和杰弗逊为代表的理想主义阵营, 认为美国应当与过去决裂, 实施以法律和理性为指导而不是以权力政治为指导的对外政策。潘恩指出,美国的使命是商业而非战争, “ 如果对此尽心尽力,则能确保我们拥有全欧洲的和平和友谊。” 杰弗逊坚信, 战争和胁迫“ 是黑暗时期的合法性原则”, 在民主和法制的新时代, 国家间关系应以“ 唯一的道德律令”为指南。[4]以汉密尔顿和杰伊为代表的现实主义阵营, 则认为美国应该像任何其他国家一样以清醒的自我利益为指导。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六篇中, 汉密尔顿痛斥“ 永久和平论”、“ 民主和平论”与“ 商业和平论”, 并反诘道: “ 到现在为止, 商业除了改变战争的目的以外, 还做了些什么呢? 爱好财富同爱好权力或荣誉不都是一种凌驾一切和冒险的激情吗? ”[5]杰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四篇中指出: “ 事实如此, 不管这是人性的多大耻辱, 一般国家每当预料到战争有利可图时, 总是要制造战争的。”[5](P97)

起于汉密尔顿和杰弗逊之间的路线之争还扩展到分别由他们代表的联邦党和共和党之间。在汉密尔顿、杰伊和联邦党的推动下, 美国于1794 年同英国达成了旨在保护双边贸易、确保美国向英格兰外交倾斜的商务条约。这个举措遭到共和党人的严厉谴责, 尽管杰弗逊当时已经离开了内阁,他还是将该协定斥责为“ 十足一个英格兰同这个国家( 美国) 的盎格鲁人达成的反对⋯⋯ 美国人民的联盟条约”。汉密尔顿则以同样的方式进行了回应, 称他的政治对手是“ 阿谀奉承或狂乱的煽动家”, 他们很多都“ 深深感染了雅各宾主义的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原则。”[6]在某种程度上, 美国的外交政策陷入了政党政治的敌意陷阱, 并且这个传统一直延续了下来。

汉密尔顿和杰弗逊、联邦党和共和党之间的辩论与斗争代表的并不仅仅是两种不同的外交理念和战略原则, 而且还代表着美国国内北方和南方之间不同的民意取向。北方社会深受加尔文教、清教和贵格会教派的影响, 珍视有序自由、互助互惠、道德正直和人类进步等价值观念。北方人还对发展制造业经济感兴趣, 并要求政府为其提供保护性关税。与这些价值观和利益相伴随的是更加和平主义的外交政策路径, 该路径总体上是一种不干涉主义方法, 倾向于反对使用军事力量。[7]南方社会则主要由那些逃避宗教权威和道义责任制约的移民组成,对个人自由和特权的珍视优于对社会秩序和道德进步的看重。南方人还严重依赖于棉花和其他农作物的出口。他们因此倾向于反对北方人所追求的商业保护。[8]与这种文化和利益相伴随的是更加激进主义的外交政策路径, 相比北方, 南方更为支持干涉主义方法, 更能接受武力的使用。但是, 总体而言, 南方也反对美国发展过高的对外野心, 因为那样会加强联邦政府的控制力, 破坏南方人珍视的个人自由。

尽管存在如此深刻的路线分歧, 但是美国国内辩论却在美欧关系这个关键问题上达成了意见一致—— 美国因远离欧洲而得到了天然安全的恩惠,因此通过远离欧洲的地缘政治角逐, 美国可以最有效地捍卫自己的安全。美国应该在地缘政治事务方面远离欧洲, 集中精力关注北美事务, 这既是汉密尔顿和杰弗逊之间的共识, 联邦党和共和党之间的共识, 也是北方人和南方人广泛存在的共识。华盛顿总统在告别演说中直截了当地指出: “ 我国独处一方, 远离他国, 这种地理位置允许并促使我们奉行一条不同的路线。”因此, 避免卷入联盟关系不是一种暂时性警告, 而是基于不变地缘政治现实提出的“ 政策的一般原则”, 是“ 处理对外事务的伟大规则”。[3](P145)

得益于华盛顿总统的德高望重和超然于政党政治, 美国在建国初期通过各种国内辩论, 有效地协调了国内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联邦党和共和党之间的路线之争, 确立了以扩展经济联系和避免战略牵连为原则的国际战略, 并最大限度地赢得了美国民众的认可与支持。

三、一战后国际联盟的失败与美国战略调整的尝试

美国早期形成的避免参与全球事务的对外战略持续了很长时间。不仅拿破仑战争对欧洲大陆的蹂躏, 而且南北内战对美国自身的破坏, 都没有动摇这个孤立战略的根基。而且, 1823年门罗总统提出的旨在排除欧洲国家干涉北美事务的“ 门罗主义”, 还进一步发展了这个战略, 为最终寻求结束欧洲国家在北美的战略存在确定了坚定的路线。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家实力大增之后, 美国才开始把战略视野逐渐聚焦到自己半球以外的事务, 并开始尝试对传统的国际战略进行调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美国进行战略调整提供了契机, 但是,国际联盟的失败又使美国丧失了这个契机。国际联盟的失败和美国战略调整的流产, 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威尔逊总统本人的过失, 而是美国国内理念辩论、政党斗争、民意分歧共同作用的结果。

面对1914年在欧洲爆发的战争, 美国的最初反应是回避和中立。但是, 1917年初, 当德国潜艇开始攻击横跨大西洋的美国商船时, 美国的态度开始发生改变。在威尔逊总统的指令下, 国会于4月6日对德宣战。卷入欧洲战争是对指导美国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基本国际战略的巨大背离。这个背离之所以必要, 是因为美国的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遭受到了难以回避的巨大威胁。对于德国海军击沉美国船只的事件, 美国除了放弃中立, 进入战争, 几乎别无选择。而这个背离之所以可能, 则在于此时的美国已经拥有了相当强大的实力。美国不仅建设了一流的经济, 经过美西战争, 军事实力也得到了大大增强,并籍此确立了对波多黎各、海地、关岛、菲律宾等地的殖民统治。因此, 对于来自欧洲大陆的挑战, 美国可以作出不再一味回避, 而是直面迎战的选择。但是, 对一战的参与以及随后的胜利并没有帮助美国成功实现战略大转变, 而只是暂时压制住了美国国内对于不同行动路线的战略主张。战争一结束, 国内的理念辩论、政党斗争、民意分歧便全面上演。争论的核心问题依旧是, 美国应该从此参与全球事务的管理, 还是继续避免国际参与, 争论的焦点则是威尔逊总统提出的建立国际联盟的设想。

关于国际联盟的辩论复活了现实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之间的传统分野。承接杰弗逊的思想遗产, 威尔逊相信理性、法律和社会进步有能力造就一个正义与和平的世界。这种信念是威尔逊对国际联盟充满信心, 对全球集体安全体系有能力避免战争充满信心的基础。威尔逊于1918年提出“ 十四点计划”, 并倡议建立用集体行动反对侵略的国际联盟。由于威尔逊主张支持美国参与全球事务的管理, 因此他的观念和设想意味着美国国际战略要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但是, 威尔逊的理想主义与汉密尔顿现实主义的遗产迎头相撞。以参议员博拉和洛奇为代表的反对阵营指责说, 美国正在被要求“ 离开乔治•华盛顿, 转向⋯⋯ 险恶人物托洛茨基这个国际主义的卫士”, [9] 美国应该继续忠于华盛顿告别演说中的孤立主义原则, 美国在忧虑国际社会集体福利之前必须保护自己的安全利益。[9](P124)针对威尔逊的“ 十四点计划”, 洛奇提出了对国际联盟设想的“ 十四点保留意见”, 坚决反对美国对防卫所有国家反对侵略作出无法推诿的承诺, 因为这样的承诺只会将美国拖入不想参与的和不明智的战争中。

随着威尔逊将国际联盟盟约提交参议院审议,两条不同外交路线之间的较量由理念辩论变成了政党斗争。反对党领袖洛奇抢先一步获得了37个签名, 支持一项反对接受国际联盟盟约的决议案。这意味着威尔逊总统要想获得批准盟约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已经成为不可能。党派之争使威尔逊在参议院中丧失了必要的选票, 国际联盟成了美国参议院政党斗争的牺牲品。正如当时媒体所评论的: “ 参议院对国际联盟想法的主要反对在于威尔逊是个民主党。”[10]但是, 盟约之所以不可能获得参议院通过, 并不仅仅在于共和党中那些拒不妥协的反对者, 而且还有威尔逊左翼联盟的瓦解。在美国开始就参加国际联盟进行审议之前, 威尔逊不仅疏远了那些具有国际主义倾向、可以争取的共和党人, 还有相当数量的左翼支持者, 甚至一些民主党人最终也转到了支持洛奇的阵营。

威尔逊在参议院的失败还在于美国国内民众外交取向发生了不利于美国参加国际联盟的变化。原本强调个人自由优于社会道义的南方成了威尔逊的坚定支持者。南方对自由贸易的强调和对军事开支的反对与美国参加国际联盟的可能后果相契合。而原本珍视道义和社会进步、相信通过法律和理性可以改善国内和国际秩序的北方成了反对派的大本营, 并同西部结成了联盟。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北方和正在寻找新市场的西部要求联邦政府提供更高的军事开支、更大的关税保护和更多的海外殖民地, 这些目标与国际联盟的意图相左。因此,南方与北方、西部在社会、文化和经济方面的分野造成了外交战略方面迥然不同的优先取舍。

一战后美国国内关于是否参与国际事务的集体审议, 与建国初期的辩论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尽管美国此时已经由虚弱的新生儿变成了大国, 美国在国际权力分配格局中的地位得到了大大提升, 随着美国战略视野的扩大和战略利益的延伸, 国家安全在国际体系中面临的威胁也大不如前, 但是, 美国国内辩论的结果却是, 依旧坚持早期指导国际战略的基本原则。不同的国际环境并没有成功促成美国国际战略的相应调整。美国国内理念辩论、政党斗争和民意取向是决定这次战略调整基本走向的关键因素。在很大程度上, 一战后的美国之所以未能如威尔逊所愿实现战略转向, 并不是因为美国尚不具备进行国际参与的必要条件, 而是因为在国际联盟问题上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两种不同立场难以平衡, 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的两党共识和两党合作难以确立, 国内民众对国际联盟的有效支持也难以集结。

四、二战后联合国的成功与美国战略转向的实现

跟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 美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初反应也是回避, 直到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 美国才正式参战。美国再度卷入起源于欧洲大陆的战争, 并再度背离了美国一贯坚持的避免国际参与的外交原则。同样, 美国的直接迎战也是国际权力分配格局中的有利地位和国家安全所受威胁的不可回避性使然。美国的参战还再度激活了国内关于美国对外战略的大辩论, 辩论的核心问题依旧是美国应该参与全球事务的管理, 还是继续避免国际参与, 争论的焦点则由国际联盟问题变为联合国问题。但是, 这次辩论的结果却与前次截然不同。美国不仅成功加入联合国, 而且还籍此成功实现了国际战略的根本转向。

战争为罗斯福推动成立联合国、打造美国新的国际主义战略提供了理想背景, 面对战争, 美国不得不为击败轴心国和准备维持和平的战后机制而采取一致行动。但是, 联合国的成功和美国外交战略的全面转向, 不仅在于罗斯福政府对战争背景的积极利用, 更在于它认真吸取了国际联盟失败的教训, 正确引导了国内各种辩论, 不仅有效协调了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两条路线的对垒, 而且很早就开始致力于建立两党合作和民众支持。

罗斯福早就认识到, 如果想要精心打造可持续存在的国际主义, 确保美国不会再次退出全球参与, 那么就必须使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维持谨慎的平衡。因此, 罗斯福并没有像威尔逊那样设计一个理想化的制度, 并坚持让美国作出对集体安全的约束性承诺, 而是在集体安全的理想形式与实力政治的现实实践之间寻找妥协方案, 并进而形成了“ 四国警察”( Four Policemen) 的想法。罗斯福要建立的联合国, 是一个足够雄心勃勃维持和平的安全体系, 但这个安全体系又不过分要求美国作出承诺和付出, 以至于侵犯美国国家利益的基本界线或破坏美国对自由国际主义的有限兴趣, 从而有效协调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两种外交理念之间的分歧。正如媒体在评论罗斯福计划时所指出的: “ 他在追寻能够实现的最小值, 而不是无法得到的最大值。”[11]

罗斯福一方面精心设计能够让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阵营都能接受的联合国方案, 一方面又精心打造让联合国设想变为现实所必需的两党共识和两党合作。虽然罗斯福跟威尔逊一样, 也是民主党人, 但与威尔逊不同的是, 他从一开始就没有冷落共和党人和参议院。罗斯福在政府中任命的陆军部长史汀生( Henry Stimson) 和海军部长诺克斯( Frank Knox) 就是两位具有国际主义倾向的共和党人。罗斯福政府在安排战后计划时邀请共和党参议员参与其中。另外, 罗斯福在联合国计划考虑成熟之前, 一直谨慎面对国会, 避免有关战后计划的问题过早进入国会议程。直到1943年, 在清除了所有可能激起党派争斗的用语之后, 行政当局才把关于美国应在战后“ 创建适当国际机构, 使之具有足以在世界各国之间建立并维持联合和持久和平的权力, 美国应通过宪法程序作为恩赐参与其中”的决议案提交众议院和参议院辩论。由于决议案全然没有提及国际军事力量以及更笼统的美国对联合军事行动的承诺问题, 因此它在众议院和参议院都顺利获得通过。尽管罗斯福政府的良苦用心丝毫没有改变铁杆孤立主义者对美国国际参与和国际承诺的反感与戒备, 但是它却成功地将有关美国在世界中担当何种角色的辩论与最糟糕的政党政治隔绝了开来。罗斯福对政党政治的精明管理使联合国没有像国际联盟那样成为政党斗争的牺牲品。

二战后, 美国国内民意取向的变动也帮了罗斯福政府的忙。1941年5 月, 只有37% 的公众支持战争结束后美国参加维持和平的国际制度。这个数字在随后四年中稳步提升, 分别达到1942 年的55% ,1944 年的72% , 和1945 年3 月的81% 。[12] 如果说1919- 1920年, 北方和西部反对南方的联盟使国际联盟走向了失败, 那么1945年, 北方和南方反对西部的联盟则确保了联合国的成功。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南方棉花出口锐减, 南方地区经济活力的恢复不仅依赖于赢得战争, 而且还依赖于重建一个联合国许诺过的那种类型的开放、稳定的国际秩序。因此,作为本来就是民主党大本营的南方, 更加坚定地支持罗斯福。此时的东北地区, 由于已经成为世界主要贸易和金融中心之一, 因此不但不再坚持贸易保护主义, 反而希望自由进入全球市场, 需要有利于资本自由流动的国际稳定。经济利益的趋同促成了观念的调和, 历史上北方和南方之间民意取向的对峙随之让位于对新式美国国际主义的共同支持。没有改变的只是西部和部分中心内陆地区, 那里既没有像北方那样经过工业化的洗礼, 也不像南方那样依赖国外市场, 因此依旧是DIZHI美国国际参与的力量所在。[13] 但在没有北方作为政治盟友的情况下,西部再也没有足够的人口和政治影响来逆转自由国际主义的崛起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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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 参议院拒绝参加以集体安全为原则的国际联盟, DIZHI美国参与国际事务的管理。1945年,参议院反其道而行之, 几乎在没有任何反对意见的情况下批准了几乎同样以集体安全观念为基石的联合国, 赞同美国通过多边形式参与全球事务的管理。美国的对外战略终于完成了一次历史性转向。在美国建国150多年和美国成为大国50 多年之后,罗斯福为确保美国参与全球事务的塑造与管理提出了一种新的以自由国际主义为核心特征的战略原则。这个原则由于有效协调了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两种理念, 成功确立了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两党共识和两党合作, 并最大限度地集结了国内民意取向的支持, 因此, 它像华盛顿时代的“ 伟大规则”一样成为指导战后长期美国战略思考的“ 一般原则”。

五、冷战后美国战略修订的不确定性和可能走向

二战后美国成功加入联合国和罗斯福政府帮助确立的坚持国际参与的战略原则为美国开创了一个积极参与和管理国际事务的新时代。坚持国际参与的战略原则成为冷战期间指导美国遏制战略的灵魂。其间, 尤其是围绕越南战争问题, 尽管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理念辩论、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的政党斗争、不同地区民意取向之间的较量时常困扰着这个“ 政策的一般原则”, 但是, 鉴于苏联威胁的紧迫性和不可回避性, 以及美国在国际权力分配格局中的重要地位, 这些挑战都没能达到从根本上颠覆国际参与原则的程度。不仅如此, 国际参与的传统还在冷战结束后一段时间之内得以延续, 克林顿政府的参与和扩展战略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这种延续的写照。[14]但是, 毕竟, 国际权力分配格局和威胁格局随着冷战结束而发生了很大变化, 美国国内的理念辩论、政党斗争和民意取向因“ 9•11”恐怖袭击事件而再度成为塑造美国对外战略的重要因素, 如何调整美国的对外战略既因这些变化而成为不可回避的历史课题, 也因这些变化而显现出极大的不确定性。

冷战结束后, 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其实力达到了“ 史无前例”、“ 无可比拟”的强度。实力的巅峰状态可能是确保美国继续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 如果不是唯一也是最重要的—— 确定性因素。然而, 在影响美国国际战略的主要国际因素中, 国家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却成为不确定性的主要源泉。如果说建国初期来自欧洲“ 旧世界”的觊觎和二战后来自苏联“ 邪恶帝国”的挑战是促使美国采取不同对外战略的重要考虑的话, 那么冷战后却没有这样的明确威胁确保美国坚持或者回避或者参与的战略原则。从中国到伊斯兰、再到欧盟, 冷战后的美国一直在变换对主要敌人的确认。“ 9•11”事件的意外发生, 使这种努力变得徒然。真正让美国国家安全遭受沉痛打击的是变幻莫测、不按传统国际游戏规则行事的国际恐怖主义。但是, 恐怖主义是否能够像“ 旧世界”或“ 邪恶帝国”那样对美国国际战略具有足够的塑造力却仍是一个疑问, 若有, 会产生何种性质的影响也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正如库普乾所指出的: “ 长期内, 恐怖主义可能会对美国国际主义产生截然相反的影响⋯⋯ 恐怖主义不会成为让美国回归中线的集体威胁, 相反, 恐怖主义可能会像一张通配符( wild card) 一样发挥作用, 它时而激发美国一阵痛打, 时而又会诱使美国退回到保护壁垒之后。”[15]

决定美国如何进行战略修订的最大不确定性因素可能来自国内。与美国对一战和二战的最初反应不同, 面对针对本土的恐怖袭击, 美国迅速作出了回击的决定。但相同的是, 美国都是在国家安全遭受到直接、明确打击的情况下才进行回击的, 都是在威胁不可回避的情况下才进入战争的。同美国参加一战和二战后的情形一样, 反恐战争很快便在国内平息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理念辩论、共和党与民主党的权力斗争, 并赢得了国内民众的一致支持。但是, 当布什政府把反恐战争由阿富汗扩大到伊拉克之后, 情况便开始发生变动。理念之辩和政党斗争重新开始在政界上演, 民众取向也开始再度走向多样化。如果说一战和二战之后, 美国国内理念辩论、政党斗争和民意分歧主要聚焦在美国应该避免卷入国际事务还是积极参与全球管理的问题上, 那么反恐战争之后, 问题的焦点则在于, 美国是否要继续参与, 以及如果要参与, 应以何种方式参与—— 单边方式还是多边方式。由于辩论过程仍在进行之中, 因此, 未来美国战略调整的具体走向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但是, 从国际因素与国内因素互动的传统逻辑来看, 美国战略修订的走向不外三种可能。第一, 回归历史、避免参与。随着苏联的****以及因冷战达成的国内共识的解体, 人们再也无法确信, 对自由国际主义的国内支持是否会继续持之以恒。[16]第二、继续参与、并采取多边形式。在当前国际权力分配格局中, 美国占据着极其有利的地位, 美国又是很多重要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的创建人和受益者,因此继续以多边形式进行国际参与仍是美国战略调整中的一个重要选择。[17]第三、继续参与、但强调单边形式。冷战结束以来, 尤其是“ 9•11”事件后,美国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单边主义倾向。美国人一向对自己的国内制度都心存疑虑, 对于那些可能限制美国主权和行动自由的国际制度, 美国人更是缺乏热情。因此, 虽然美国可能在未来很长时间继续坚持国际参与, 但美国会逐渐减少或放弃多边形式的国际参与, 转而采取单边形式的国际参与。[18]相比而言, 美国未来战略修订更可能的结果是选择参与, 而不是选择回避。但是, 美国的参与会在多边和单边形式之间不断摇摆。而究竟会如何摇摆, 不仅取决于国际权力分配格局和威胁格局的变化, 更取决于美国国内理念辩论、政党斗争和民意取向的发展, 以及二者之间的关联与互动。

美国国际战略的拟定、调整和演变是多种国际和国内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从国际因素来看, 国际权力分配格局和威胁格局是决定美国国际战略调整取向的重要变量。从国内因素来看, 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的理念辩论、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的政党斗争、不同地区民意取向之间的较量是影响美国战略调整的重要变量。美国在建国初期和两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对国际战略作出的基本定位或重大调整, 很好地说明了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之间的关联与互动。这种关联与互动为我们把握未来美国对外战略调整的可能走向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指南。

由于美国是典型的政党政治成熟、决策透明的民主国家, 因此, 它为我们研究国内变量与国际变量之间的互动机制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案例。但是,与此同时, 它又说明美国的经验并不是普世性的。从政府、国会和民众三个层次考察国内因素影响国际战略的情况可能适用于美国, 但却未必同样适用于其他国家。美国所代表的可能只是国内因素塑造国际战略的一种模式, 其它模式则需要我们通过更多的有关其它国家的案例分析作进一步的探讨。藉此, 我们才有可能提出兼顾差异性的一般性理论解释。

参考文献:

[1] 王缉思.美国霸权的逻辑[J].美国研究, 2003,( 3) : 1- 29.

[2] Colin Dueck, "NewPerspectives on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A Review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8, No. 4, Spring 2004, pp. 197- 216.

[3] Felix Gilbert,To the Farewell Address: Ideas of Earl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145.

[4] Julian Boyd, ed., 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 Vol. 8,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3, p. 28; Jefferson to James Madison, August 28, 1789, ibid., Vol. 15, p. 367.

[5] James Madison, Alexander Hamilton, and John Jay, The Federalist Papers, London: Penguin Books, 1987, p. 106.

[6]Michael Hunt, Ideology and U.S. Foreign Policy, New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25- 26.

[7] 关于美国各个地区的不同文化, 请参见Michael Lind. "Civil War by Other Means," Foreign Affairs, Vol. 78, No. 5, September/October 1999, pp. 123- 142.

[8] Drew McCoy, The Elusive Republic: Political Economy in Jeffersonian America,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0, pp. 137- 145.

[9] 转引自Thomas Knock, To End All Wars: WoodrowWilson and the Quest for a NewWorld Order, New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241.

[10] 转引自Thomas Bailey, Woodrow Wilson and the Great Betrayal, NewYork:Macmillan, 1947, p. 42.

[11] Forrest Davis, "What Really Happened at Teheran," Saturday Evening Post, May 20, 1944, p. 44.

[12] 转引自JeffreyLegro, "Whence American Internat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4, No. 2, Spring 2000, p. 274.

[13] 关于民意取向在二战期间的变动, 请参见Robert Divine, Second Chance: The Triumph of Internationalism in America DuringWord War II, NewYork: Atheneum, 1967.

[14] Colin Dueck, "Hegemony on the Cheap: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fromWilson to Bush," World Policy Journal, Vol. 20, No. 4, Winter 2003/04, pp. 1- 11.

[15] [美]查尔斯•库普乾.美国时代的终结[M].潘忠岐译.上海: 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268.

[16] Eugene Gholz, Daryl Press, and Harvey Sapolsky, "Come Home, America: The Strategy of Restraint in the Face of Tempt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1, No. 4, Spring 1997, pp. 5- 48.

[17] G. John Ikenberry, "Democracy, Institutions, and American Restraint," in G. John Ikenberry, ed., American Unriva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213- 238; Robert Art,A Grand Strategy for Americ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3.

[18] Charles Krauthammer, "The New Unilateralism, "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8, 2001, p. A29; Charles Krauthammer, "The Unipolar Moment Revisited,"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70, Winter 2002/03, pp. 5-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