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已的帝国主义者

岸上的猪

不得已的帝国主义者:恐怖主义,失败国家,以及为美利坚帝国辩护

　　克林顿时期著名的教授、政客劳伦斯·萨默斯(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Ｓｕｍｍｅｒｓ)曾说,美国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非帝国主义的超级大国。但这在今天还可以炫耀吗?恐怖主义战争已经把注意力集中于那些为恐怖分子提供资金和庇护的混乱的国家,这些国家包括从苏丹、阿富汗到塞拉利昂和索马里。过去这种权力真空对大国造成威胁时,大国拥有现成的解决方案,即帝国主义。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种方式已被排除。在经历过两千多年的帝国之后,有序社会现在拒绝把自己的制度强加给失序的社会。

当动乱在穷国变得更具威胁性时,这种反帝国主义的制约也更难以维系。内战则更为险恶和漫长。世界银行对1960年以来的52项冲突的研究表明,始于1980年之后的战争比在此之前20年内的战争持续的时间长三倍之多。随着战争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卷入战争的国家也越来越多。由于战争培育了产生新冲突的条件,因此暴力骚*的倾向有着其自身的可持续性。一个国家一旦错误地涉足战争,一个贫困、不稳定和暴力的循环便产生了。

失败国家会逐渐增加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暴力和社会的骚*与人口的迅速增加相互关联。这种人口压力没有呈现出减少的迹象,几乎所有的增长都集中在贫穷的国家。人口增加压力最大的国家将集中在阿富汗、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也门和巴勒斯坦等一些具有强大的反西方的极端主义思潮的伊斯兰社会。

恐怖主义只是那些机能失调的国家造成的威胁之一。不管是来自阿富汗的鸦片还是来自哥伦比亚的可卡因,世界上许多非法毒品供应来自于这些国家。其他的商业犯罪也在冲突的掩盖下日益猖獗。失败国家还通过增加移民压力来挑战有序社会,而这些压力产生了非法劳工这一赚钱的交易,充填了罪恶的战争资金。

如果西方有其他的回应方式,所有这些威胁都不会魔法般地使帝国主义复活。但是,经验表明,非帝国主义的选择,特别是国外援助和各种民族建构的努力并非完全可靠。

富人的责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欧洲各帝国开始瓦解,主要的多边组织———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采用援助的方式并非巧合。数十年来,知识界确信援助是解决动乱的方法。20世纪50～60年代,人们认为单纯地提供资金就能够确保贫困国家自身的可持续增长。到了70年代,重点转移到通过直接建立医疗机构和学校来减轻贫困。80年代,援助方尝试把援助与经济改革联系起来。90年代,它们增加了对反腐败措施和其他改进管理的要求。沿着这一思路,发展理论家们抛出了一个理念,即控制人口可能是减轻贫困的关键所在。但是,至今仍没有发现神奇的钥匙。机能失调国家冥顽不化的集团已拒绝接受这些方法。

这并非说援助的方法一无是处。自1960年以来,贫困国家的预期寿命已从45岁提高到64岁。全球文盲率在过去30年中已从47%下降到25%。贫困人口数目在过去的20年中也减少了20亿,而同是这20年,世界人口增加了16亿。不管是从DIZHI全球化的抗议者还是来自国会和布什政府内部的援助批评家,发展机构都获得了更高的赞誉。但是,援助者们必须正视的是,他们不能令那些最严重的机能失调国家摆脱贫困,特别是像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这样的地区。

在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务实的政府广泛承担发展义务,援助和技术支持使它们快速地摆脱贫困。在发展机制较弱却有着强烈的献身发展精神的乌干达,援助在10年内帮助其减少了40%的贫困。但在像乍得、海地、安哥拉这样的国家,援助起不到多少作用。远方的经济学家制定政策的努力对这些地区构不成影响。如果局外人想在这种环境中有所作为,他们就必须从建构使发展成为可能的制度开始。换句话说,他们必须致力于国家建设的事务。

没有权宜之计

现代的国家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是发展事业的一个衍生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发展理论家们开始承认,帝国主义的首选方法———经济援助———不能保持最弱小国家的稳定,还需要一个从透明度及其他治理原则出发的政治附加机制。这种认识是伴随着独*政权的瓦解产生的。顷刻之间,许多国家发现它们自己处于一个变幻莫测的变动状态之中。

这种经历的后冷战历史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展援助的历史相似。建设稳定的民主国家的单纯目标已被证明是非常令人困惑的。反过来,国家建设者们已通过成功的精心设计的阶段推行他们的战略。独*政权的突然瓦解第一次鼓舞了民主化进程加快的期望。后来,伴随着转型的艰难,援助者们试图建立政党、警察、法庭、税务部门、中央银行和海关等组织,更不必说报纸、社团组织和构成市民社会的外围的全部独立集团。

然而,随着世界银行的任务在失败国家的实施,这些增强国家建设的努力作为对失败的含蓄承认,比作为决定性的进步标记更有意义。由于缺乏来自联合国主要成员国的承诺,在国家建设者创造稳定的民主国家的抱负和世界机构所能表达的意愿之间仍会存在鸿沟。然而,布拉艾米报告和对一支稳定的联合国部队的不时要求承认了由帝国终结所造成的困境。富裕的国家日益认识到其利益受到动乱的威胁,然而它缺乏解决问题的手段。

某些时刻的一个伟大国家

一个美利坚帝国的出现会填平这个鸿沟吗?大多数人会认为这种观点完全难以置信进而排斥它。据设想,美国具有一种对国外冒险主义的强烈思想阻力。看看美国国会中那群畅通无阻的人,华盛顿那些偶尔的孤立主义者的从容适度和布什政府不断重复的对国家建设的谴责吧。从海湾战争结束时未能占领伊拉克到拒绝委派驻阿富汗维和部队,美国没有确切地展示过其潜在的帝国主义的倾向。

然而,这种遏制更多地是外在的,而不是内心的。美国历史包含着孤立主义的传统,但它并没有占统治地位。其他的传统,如走出去改善世界或者开辟国外市场的冲动也呈现在美国历史中。在什么时间盛行哪种传统是与环境相适应的。直到1941年潜在的敌人越过重洋轰炸珍珠港之前,安全似乎可以通过蛮荒的地势得到保障,因此,对外政策通常被认为是一件奢侈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傲慢得到改变。法西斯主义者的领土扩张政策和核武器显而易见地威胁到美国的利益。美国以非同寻常的气势作出了回应,它既打热战又打冷战,军事力量遍布全球。在防御方面,它现在仍比一贯反对美国孤立主义的欧洲政府付出更多。
全球资讯榜http://www.newslist.com.cn

现在,美国的对外政策必须再一次对现状作出反应,这次要回应的现状就是失败国家日益增长的危险。布什政府对国家建设的中伤和它拒绝参加阿富汗维和部队并不是对这一主题所作的最终结论。通过发动反恐战争可以得知,这位总统已最终认识到这种危险的紧迫性。布什政府无可抗拒地趋于新帝国主义的逻辑。这个世界的骚*太具威胁而且不可忽视,而现存的对付骚*的方法均已尝试过,并未奏效。

命定扩张论

帝国并不总是计划好的。最初的美洲殖民地是作为英国宗教纷争的出乎预料的副产品而开始的。英国的统治阶级并不确定要统治印度,但是商业利益把它拖入其中。今天,美国甚至会成为一个更不得已的帝国主义者。但是,一个新帝国的关键时刻到来了,而美国注定要在其中担任主导角色。问题不是美国是否寻求填补由于欧洲各帝国消亡而出现的真空,而是它是否会承认这正是它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只有在华盛顿认识到这个任务的前提下,它的回应才会有内聚力。承认这一点的首要障碍是:担心帝国行不通。确实,把规则强加给失败国家代价昂贵、困难重重,且有潜在的危险。1991年到2000年之间,美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军事干涉行动中花费了150亿美元。在阿富汗这个地域更广大、有着更深刻的暴力传统的国家付出类似的努力,花费还要多得多。但是,这些花费需要与反恐怖主义、毒品走私以及其他的国际罪犯的战争成本相比较。仅在“9.11”事件之后,美国国会批准了400亿美元的紧急事项开支,估计美国的经济代价在1000亿到3000亿美元之间。

面对帝国主义挑战的第二个障碍是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的陈腐选择。按照时下的理解,既不选择单边政策也不选择多边政策为应对失败国家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单边主义者正确地指出,软弱的同盟者和繁杂的多边调解削弱了国际合约。然而,纯粹的单边帝国主义不会比过去那些各种各样的多边努力更有可能奏效。单边主义者应了解,动乱国家更倾向于接受具有国际合法地位的外国建设者。美国舆论调查显示,国际合法性在其国内也受到关注。美国公众对波斯湾战争和阿富汗冲突的支持表明了一种看法,即这些由美国领导的军事行动都是受到世界舆论法庭支持的。

对付失败国家的最大希望在于美国的领导权与国际合法性结合的制度化。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使类似结合的方案具体化了。这两种机制都反映美国的思想和侧重点,然而同时它们也是多边的。两种机制的毁誉参半的记录,尤其是世界银行在失败国家的无所作为,不应当遮蔽它们组织的力量:它们比联合国代表机构更专业化,也更少受资助国驾驭。

可以建立一个新的具有同样治理结构的国际机构来处理国家建设问题。这个机构将既不从属于令人失望的联合国安理会,也不从属于联合国大会。一项新的国际重建基金可以由属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富国,以及其他为世界银行目前资助的向最贫困国家贷款这一项目作出贡献的国家来投资。这一基金能够汇集国家建设的实力和专门知识,并且能够随时随地被调度,以此来取代目前维和努力的临时请求和强迫特征。它的出现不等于一个帝国的复活,但是,它将填补前帝国遗留下来的安全真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