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传统中的“国家至上”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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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国家至上”,作为近代欧洲的一种现实主义外交原则,形成于17 世纪的FaGuo。它在FaGuo及欧洲的实践,推动了欧洲中世纪大一统国际体系的瓦解和近代国际体系的形成,并开启了以现实主义原则指导近代欧洲外交的传统。在理论层面,“国家至上”原则对现实主义发展影响深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它标志着民族国家被确立为现实主义理论的基本分析单元;它为“国家利益”原则的形成提供了早期观念形式;它催生了近代欧洲均势外交的共识,进而有力地促进了均势理论的发展。

[关键词] 　现实主义;国家至上;国家利益;均势

　“国家至上”( raison dpétat ) , 作为近代欧洲的一种现实主义外交原则,形成于17 世纪的FaGuo。其最早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是1624 - 1642 年时任FaGuo首相的枢机主教黎塞留。在这一原则的指引下, FaGuo首先摆脱了中世纪“世界道德”观对它的束缚, 成为近代最早的民族国家之一。〔1〕“三十年战争”后,“国家至上”原则被欧洲各国普遍接受,被广泛用于各国的外交实践中,由此开启了以现实主义原则指导近代欧洲外交的传统。同时,它在推动欧洲中世纪大一统( universalit y) 秩序的瓦解以及近代国际体系的形成过程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理论层面,“国家至上”原则对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同样影响深远:它标志着民族国家被确立为现实主义理论的基本分析单元; 它为“国家利益”原则的形成提供了早期观念形式; 它催生了近代欧洲均势外交的共识,进而有力地促进了均势理论的全面发展。

一、现实主义的思想渊源与“国家至上”原则的出现

英国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马丁·怀特在50 年前把国际关系思想经典式地表述为三种传统:现实主义(马基雅维利主义) ,理性主义(格劳秀斯主义) ,革命主义(康德主义) 。怀特把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问题看作是三种思想传统之间的对话。〔2〕作为一种传统,现实主义必然呈现出古老的、悠久的、历史的特性。然而, 现实主义本身在形式上又是灵活多样的, 当代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詹姆斯·德·代元根据不同的划分一下子就列举了40 多种现实主义。他进而指出,“在国际关系这门学科中,人们并非经常认为,现实主义具有前后一致的、不言自明的以及显而易见的含义。”〔3〕然而,形式的多样性并不能掩饰其内在的一致性, 作为国际关系思想的一种传统, 现实主义有着其一贯的范式和内核。这种范式的核心主张是: (1) 人性恶, 并由此引申出国家的自私本性。(2) 自然状态说。在国家间则表现为无政府状态。(3) 人和国家的私欲在自然状态中表现为对权力的追求,由此导致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冲突的基本特征。(4) 权力和利益是决策的决定因素,其重要性超过道义和理想。现实主义的这些核心主张,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 有其不同的语义载体,其侧重点也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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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的思想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 世纪古希腊时期的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修昔底德讨论了权力与道德的关系以及雅典和斯巴达的权力均势问题。在其中的“米洛斯对话”( TheMelian Dialogue) 中, 修昔底德借雅典人之口, 这样说道:“正义的标准依赖于强制力量的平衡, 实际上强者做他们有力量做的事, 弱者接受他们不得不接受的事。”〔4〕修昔底德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是“雅典权力的增长引起了斯巴达的恐惧,这使战争变得不可避免”。〔5〕权力胜于道德和正义, 权力失衡导致战争,这些现实主义的要素在修昔底德这里已得到了初步的表达。

中世纪时期, 现实主义被淹没在经院哲学形而上的思辨空间中, 但这一传统并未因此而中断。在神性的笼罩下,中世纪并未消除人们之间的权力争斗和教派冲突,因而残酷的现实仍然激发着神学家和哲学家们的思维。奥古斯丁把现实中的各种罪恶归因于“原罪”,他认为,除了耶稣基督, 任何人都是生来败坏的,因而任何人无可避免地都会犯罪。人们之所以相互争斗,相互厮杀,是因为人与生俱来就带着罪恶, 且这种罪恶会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其实,这种“原罪”学说,可以看作是“人性悲观论”的变相解释, 是用“神性”的外衣解释“人性”。在神学的世界里, 仍可见到现实主义的影子。

文艺复兴时期, 马基雅维利传承了现实主义的衣钵。在《君主论》中, 马基雅维利主要论述了君主的为君之道,君主应该具有哪些本领和品质,应该如何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他从“人性恶”的假设出发, 认为人都是“忘恩负义、容易变心的, 是虚伪者、冒牌货, 是逃避危难,追逐利益的”,〔6〕因而人们时刻处于相互防范之中。君主的主要职责是维护国家的利益和安全, 实现这一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背信弃义、欺诈、虚伪都无可厚非,而过分追求道德则只会导致君主的毁灭。君主应该想方设法去获取权力, 以此来使邪恶的人们接受统一和秩序。在马基雅维利这里,现实主义的权力、道德观,对人性的悲观看法,以及人与人之间争斗的状态,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现。

到了17 世纪,FaGuo的黎塞留继承了先前的现实主义观念。他结合当时的欧洲局势和FaGuo的现实需要,提出了“国家至上”原则, 并把这一原则运用到FaGuo的外交实践中。对黎塞留而言, 这一原则包括这样几层含义: (1) FaGuo利益重于任何宗教目标。必须防止哈布斯堡王朝独霸欧洲,防止在FaGuo边境出现强大的势力。(2) 利用宗教权威的衰弱以及宗教改革所导致的邻国间的对立,加强FaGuo的安全, 扩大FaGuo的权势。(3) 为促进维护国家福利,用任何手段均是合法的,不能顾忌中世纪的世界道德观。〔7〕在“国家至上”原则里面,可以看到修昔底德和马基雅维利的影子, 而其反对的却是中世纪大一统的道德观。与以往的现实主义观念不同的是,这一原则的提出者同时也是国家的决策者,因而其实践性和针对性也更强; 它已超出了历史学家或哲学家纯粹的思想层面,成为决策者有意识遵循的指南。

二、FaGuo对“国家至上”原则的实践及其意义

任何观念的产生, 都不可能超越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国家至上”原则亦是如此。17 世纪正是中世纪国际关系向近代国际关系的过渡时期,伴随着这一过程,欧洲的大一统秩序开始瓦解,现代民族国家逐步兴起。中世纪的大一统秩序, 是以罗马教皇神权统治下的基督教世界主义道德观为思想基础的, 其世俗的表现形式则是把神圣罗马帝国看作是欧洲统一的最高合法性权威。然而,这样一种神权和世俗政权既对立又结合的秩序,自“文艺复兴”特别是16 世纪以来开始受到挑战。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 使基督教统一的世界主义思想发生了***;让·博丹国家主权观念的提出,又使神圣罗马帝国的权威受到民族国家的挑战。罗马教廷的式微和神圣罗马帝国的衰落,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然而,“17 世纪初的FaGuo, 在欧洲长期处在哈布斯堡家族三面包围的状态, 外面环境险恶。”〔8〕哈布斯堡家族当时控制着神圣罗马帝国, 它在道德观念上拥护罗马天主教皇, 并且在不断地扩充领土, 它“犹如帝国纹章上的黑色双头鹰”, 有两个头,“一个在维也纳, 一个在马德里;一个窥视东方,一个窥视西方。”〔9〕当时FaGuo的首要目标, 便是阻止哈布斯堡家族重新建立起统一的欧洲秩序, 以此来确保自己的生存。因而,“国家至上”原则,首先是FaGuo基于自己的地缘政治现实考虑的结果。“三十年战争”爆发后, 黎塞留立刻从这场战争中看到了削弱哈布斯堡家族势力和扩张FaGuo权势的机会。在新教联盟同天主教同盟的对垒中, FaGuo虽是一个天主教大国,然而为了改善它在欧洲的处境,它却坚定地支持了新教联盟。此时,“国家至上”原则已使FaGuo突破了罗马天主教皇统一的世界道德观念对它的束缚,宗教的道德律令已无足轻重。这一举动本身在当时就具有划时代意义,“当宗教热情及思想狂热仍重于一切的时代,不涉及道德使命、冷静沉着的外交政策犹如鹤立鸡群般突出。”〔10〕

在“三十年战争”初期,神圣罗马帝国军队的获胜,使FaGuo很为震惊, 黎塞留这时便开始极力策划北欧的丹麦和瑞典参加新教联盟一方作战。经过FaGuo的鼓动,加上对各自王朝利益的追逐以及宗教上的冲突,丹麦、瑞典先后卷入了战争,由此使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