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制度理论的新趋势———论理性主义的局限和建构主义的优势

清水煮音

[摘要] 　在全球化时代,国际制度的作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国际关系理论中不同流派对国际制度的看法各异。本文对理性主义的国际制度理论和建构主义的国际制度理论进行了比较,分析了理性主义的国际制度理论的局限性,指出建构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克服理性主义国际制度理论的局限性。

[关键词] 　国际制度;理性主义;建构主义;比较分析

　虽说国际政治是无政府状态, 但从目前的国际现实情况来看,不管在国际政治、经济、还是在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已存在着不少国际组织、机构、机制等。国际制度的发展甚至被认为是等于国际政治的发展。20 世纪80 年代两大主流国际制度理论即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制度理论围绕制度的维持、作用和功能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理论争论, 后来他们之间的距离却以基欧汉(Robert Keohane) 的“理性的制度主义理论”为中心互相接近。基欧汉曾表示, 在1980 年代末有关制度的研究思潮可以分为理性主义( rationalism) 和反思主义( ref lexivit y) 。而建构主义在反思主义的基础上对主流国际政治理论的局限提出不少批评, 要求以更本源的视角看待国际社会。从1998 年《国际组织》(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创刊50 周年特辑版将建构主义和理性主义当成当今国际政治理论界的两大理论主轴的事实可以看出,〔1〕建构主义已经被评价为一个能克服理性主义的有力方案。

那么, 建构主义如何能克服理性主义的局限呢?本文认为建构主义的核心价值在于它不把一切社会现实当成是已经给定( given) 的, 而把它当成是从结构和行为体的互动过程中建构出来的。在此基础上, 本文分析和比较理性主义制度理论和建构主义制度理论,探讨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以便提出建构主义制度理论的发展方向。

　　一、理性主义国际制度理论的局限:理性主义的功能主义( r a t i ona li s t i c f unc t i ona li sm)

　　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围绕制度的建立、维持以及作用问题相互对峙, 但它们却共同遭到来自后实证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批评。对理性主义制度理论的最普遍的批评为, 它们虽然能解释制度和机制对国家的束缚和促使作用, 但它们无法说明和看出制度对国家认同和利益的建构作用。这种局限主要来自于它们所采用的“理性主义的功能主义说明方式”。〔2〕颇拉克( Pollack) 曾说过“理性选择理论对制度的基本接近,就是通过功能主义方式的。”〔3〕这里所说的“功能主义”是一种说明方式,普遍被说成是“社会学的功能主义。”功能主义说明方式是指观察家将只根据自己所观察到的客观外部结果来说明行为者的行为。〔4〕这时他不管行为者的真正意图是什么, 只管行为者的行为对社会结构和制度有何影响。因此,行为者的偏好(p reference) 、主观目的或意图等均被观察家的客观分析所代替,观察家将只从外部现象中所观察和掌握到的内容,直接认为是行为者的主观偏好和意图。这就是所谓“偏好归错之谬论”( t he f allacy of imp uted p ref erences) 。靠功能主义而得到的结果总是带有局限性的———一个制度的建立有时不一定纯粹来自于观察家的期待,比如制度该做减少国家间交易成本、提供可靠的信息以及监督协议履行与否等等的作用。〔5〕它可能是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得以建立的。基欧汉确实认识到这一点,认为由于观察家摸不清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间的鸿沟,国家行为的前后关系和因果关系就不一致了(p ost hoc ergo p ropter hoc f allacy) 。〔6〕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基欧汉等功能主义者引进了理性主义,假定行为体是按照理性原则去行为的。这样一来, 观察家在从外部观察内容中引出行为体的偏好和主观意图的过程当中,假定行为体已经按照理性的原则来行为且合理地期待外部结果, 于是行为体的主观意图和外部结果可以保持连贯性, 其行为的前后关系和因果关系则一致了。

理性主义和功能主义的结合渗透于主流理性主义理论即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制度理论。它们都在先规定国际政治是无政府状态的基础上, 推测作为理性行为体,国家该怎么行为或该起什么作用,因此两者都犯着“偏好归错之谬论”。虽然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一样批评新现实主义不重视制度、规范等观念因素,但它也和新现实主义一样, 把行为体的属性看成是从外部已经给定( given) 的, 因此和建构主义显示出根本的不同点。

理性主义制度理论所犯的“偏好归错之谬论”主要8 有如下局限。第一, 结构决定论。理性主义的功能主义首先在把结构、体系以及制度对行为体的牵制或促使因素弄清楚的基础上再分析行为体的行为。在此过程当中分析家客观规定的因素被视之为行为体的主观意图,而行为体的偏好被认为是在行为体的互动过程中几乎不变化、依然如故的。不对行为体的主观偏好和意图予以关注,而把它当成是已经给定的,这就是理性主义制度理论的根本局限所在。第二, 轻视内部的无形(i ntangible) 因素。理性主义的功能主义并不非得依靠物质主义不可, 但现有大部分的国际政治理论确实强调结构的物质因素。将行为者的偏好和意图只从结构等物质因素中找出来, 结果只能轻视和低估结构里起着重要作用的种种无形因素。第三, 解释力的不足。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只关注制度对行为体的牵制或促进作用方面, 而无法看出和解释由制度建构行为体的认同、利益等方面。因此它们要继续发现并指出制度和其他机构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和功能,比如解决“不完全合同”导致的问题、〔7〕强化合同信赖程度等。〔8〕不过,再多的理性功能也无法充分地说明围绕国际制度而发生的种种现象, 比如成员国在一个问题上要提高自己的信赖和透明度、却在别的问题上就不这样,就算一个制度所发挥的功能明明是对所有成员国都有好处的, 但成员之间却没有共同利益或因为不公平的分配,而导致成员国之间的摩擦和争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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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建构主义国际制度理论的优势

20 世纪80 年代,在美国和欧洲地区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三次争论开始了。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领域开始的哲学争论对国际政治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次争论和以前争论有所区别。在理论方面一些批判理论超越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争论, 而在方法论方面主要针对实证主义提出了不少批评。后实证主义的典型立场针对科学研究提供的“普遍性”和“客观性”提出和以前全然不同的质疑。它把科学当成是多形性(p olymorp hic) 的,而不是单一性(monolit hic) 的,在承认“多元主义”方法论的同时,还提出一个新的学问方式。〔9〕它批评实证主义视价值论因素为妨害客观科学理论化, 因此西方国际关系学界有意忽略价值论因素, 而这为国际政治主流学派———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元理论(Meta t heory) 打下基础。在第三次理论争论的影响下, 美国国际政治理论界出现了一股以基欧汉的“理性的制度主义”为中心, 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互相接近的趋势, 欧洲国际政治理论界,则在后实证主义的影响下反思主义思潮开始抬头。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激烈争论、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之间的理论对峙, 再加上后冷战时代的来临等各种复杂的情况, 使得国际政治学界面临一个和以前不同的复杂局面。建构主义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要求重新探讨国际政治理论的根本思路。〔10〕

建构主义制度理论与主流理性制度理论的最大区别在于它们对制度的功能和角色的不同立场上。即制度对行为体的行为和战略只能发挥束缚或促使的角色,还是除了这种作用以外还可以改变或建构行为体的认同? 当建构主义批评理性主义制度理论时, 其重点在于理性主义只关注制度和机制对行为者的牵制或促使作用,而不看出制度对行为体认同和利益的建构和组织作用,所以它们只能看出行为体和结构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无法看出相互建构关系。〔11〕笔者在上面已表示,其根本理由在于它们的“理性主义的功能主义说明方式”。对此,建构主义可以将自己的“反本质主义”(anti2essentialism) 以及“结构化理论”( st ruct urationt heory) 当成有力的理论工具, 来克服“偏好归错之谬论。”

本质主义(essentialism) 的核心内涵是“社会现实是根本就已给定的”,比如认同是按照人的身体上的特性、种族、地理的距离等因素已经给定的。〔12〕建构主义则不把社会现实当成是已经给定的, 主要对于社会现实被制造和再制造的过程予以关注。从这种意义上看,建构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可以说是对当时占支配地位的新现实主义理论之“本质主义”立场的一种挑战。比如温特对无政府状态的解释———无政府状态按照国与国之间互动关系会显示不同面貌, 与沃尔兹的看法———无政府状态是已经给定的, 形成鲜明的对照。尤其建构主义主要批评理性主义把行为者的属性即利益、认同以及能力等因素当成是从外部已给定的,这就是对本质主义的根本挑战。温特在批评客观主义本体论的立场上,主张国家不是按照已给定的外部情况来制定其外交政策, 强调国家通过历史和现实制度所挤压出来的社会认同、其他行为者以及客观现实互动,历史和社会认同会制约行为者利益选择和追求的内容。而这种行为选择又会去改变和建构包括制度在内的客观结构。由于制度本身就是与行为者的观念分不开的,它使得认同形成和变化,而行为体按自己的认同来定义自己的利益。因此, 制度就是形成行为者观念和行为的最关键因素。制度化不仅仅是指外部的变化,而且是指新的认同和利益的内在化。

吉登斯(Ant hony Giddens) 的结构化理论也作为建构主义的核心内容之一, 有助于克服“偏好归错之谬论”。他说国际关系是行为体(国家) 和结构(国际体系) 共同相互作用的结果。结构在行为体的互动进程中被制造、再制造和改变。社会结构也会制约行为体、提供机会、还去建构它。〔13〕这里有着一个“人具有积极性和反思能力”的前提,即人不仅能够评价自己的行动和其结果,而且还能从中吸取教训。这样的学习能力不仅在结构和行为者的互动作用中能发挥中介角色,而且是人类能克服物化的客观环境而向前发展的主要动力。

由于建构主义把行为体和结构的关系看成是互相建构的关系,它不仅可以超越客观决定论,也可以超越主观自发主义。因此建构主义在制度的研究上比理性主义更具有优势。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把其研究重点主要放在制度给行为者发挥的制约(const rai n) 效果上,建构主义则强调其建构(const ructive , enabling) 效果,重视制度与行为者互相作用的过程。它认为制度不仅能够制约行为者, 还能去建构行为者。〔14〕再者, 制度会建构行为者的一切属性即利益、认同以及能力等,甚至会影响到行为者的“生存。”与此同时,建构主义的结构化观点还关注行为体能动地建构制度的角色。与理性主义制度研究重视制度的效果而不太重视其形成和变化问题不同,〔15〕建构主义把制度的制约效果以及其形成和变化问题皆当成是个重要研究议题。这是因为制度的建立不仅能改变行为者做战略选择的基本框架,而且还会影响到行为者行动的目的和意义。

建构主义虽然把制度的形成和变化问题均当成是研究对象,但它不明确划定制度的形成和变化时期与其持续和维持时期。

因此,就算是在制度无任何重要变化时期,行为者也被看成是制造和再制造制度的角色。从这个意义上说,建构主义比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理性主义理论提供更为动态的解释, 能够让我们看到以前对制度等客观条件所没看到的细节部分。

综上,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对制度的看法上存在一个很大的区别。理性主义制度理论认为制度是固定的,一旦建立了就不容易改变。建构主义则对制度具有更为灵活的看法, 认为制度总是通过行为体才能发挥作用的。就因为它不把社会现实当成是已给定的,它绝不能和功能主义说明方式站在一起。按功能主义说明方式,制度的有益功能通过观察家的客观分析,直接被认为是行为体的主观偏好。建构主义则从行为体的主观偏好出发分析和探讨制度如何对行为体的主观偏好或意图施加影响, 因此它还认为行为体通过和对方的互动过程可以改变自己的偏好。就从这事实看,建构主义比理性主义更现实。〔16〕建构主义对理性的功能主义的批评和克服能力, 不仅是对主流理论提出强力质疑的根本动力, 而且是建构主义在国际政治理论进展上所具有的核心意义所在。

　　三、结论

建构主义的反本质主义、结构化理论为克服理性主义局限可以作出贡献。按建构主义的看法, 人类就有希望,即我们不是由于结构的决定性作用,一辈子摆脱不了理性主义、功能主义的物化环境给施加的制约和束缚,而是可以把我们的世界通过我们的思考、想象、意识等观念以及学习能力来改善和发展成更为和平的世界。

鉴于建构主义制度理论和理性主义制度理论比较的结果,两者间关系需要重新思考一下。从上述的分析看,在说明和解释行为者的属性上,不是理性主义本身,而是其功能主义说明方式是真正使得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解释和分析社会现实上具有局限的根本原因。为了反对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理性主义看法,建构主义确实在反思主义的立场上致力于强调观念或文化对国际政治的影响。目前大部分的建构主义研究都可以说是着重于观念等文化因素的研究。这些研究的确有利于使大多以物质为主的理性主义研究趋势得以弥补和改善,不过过分地强调于观念因素,也造成研究主题不恰当地被分开来, 比如理性主义在研究物质问题上占上风, 建构主义则在研究观念问题上具有优势,或者说就像建构主义研究也有时会有助于分析理性行为一样, 理性选择理论也能为解释观念或规范的运用做出贡献等, 这些看法都是在把两者严格分割的前提上而言的。但是, 如果事先设想理性主义是研究物质因素的, 而建构主义则是主要研究有关观念或文化因素的, 这样的看法可制约建构主义的发展潜力。为了极大地发掘和发挥建构主义的潜力, 建构主义不仅得把物质因素当成研究对象, 且还得解释和说明物质因素与观念是到底如何结合的。〔17〕建构主义还得明确地解释国家利益如何通过国家认同概念来得以规定而再规定。这就是说, 在与理性主义互补的前提上,建构主义才能发展成一个能包容理性主义的又具体又系统的研究项目。为此目的, 笔者认为建构主义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观察。第一, 将行为者的认同置于利益规定之前面, 探讨和观察自己的利益概念随着认同的变化如何改变。第二,相反地,探讨和观察行为者的认同观念随着物质利益或对它的认识变化如何发生变化。

后冷战时代的来临和国际局势的变化, 使得国际议题和行为体日益多样化, 国际政治理论争论还处于混乱状态。建构主义把国际关系视之为国际社会, 重视国际制度的建构角色, 具有能克服理性主义制度理论的局限的潜力。今后它的走向如何, 已经是不少国际政治学者密切关注的焦点。

[注释]

〔1〕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 52 , No. 4 , 1998.

〔2〕“功能主义说明方式”应该与自非政治领域向政治领域推动国际整合进程的“功能主义整合理论”区别出来。两者不能被混认为相同。

〔3〕Mark A. Pollack ,“Delegation , Agency and Agenda Setting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 Vol . 51 , No. 1 (Winter 1997) , p . 102.

〔4〕J on Elster ,“Marxism , Functionalism and Game Theory2The Case f or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Theory and Society , Vol . 11 , No. 4 (J uly 1982) , p . 454.

〔5〕Keohane , op cit ,1984 , pp . 85-109.

〔6〕Ibid ,pp . 81-82.

〔7〕Geof f rey Garrett and Barry R Weingast ,“Ideas , Interests , and Institutions Const ructing the European Communityps Internal Market ,”in J udith Goldstein and Robert O Keohane ,eds , Ideas and Foreign Policy Beliefs ,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Chang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93) , pp . 173-206.

〔8〕K. Gatsios and P Seabright ,“Regulation in the Community ,”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 Vol . 5 , No. 2 (1989) , pp . 37-60.

〔9〕Lapid Y,“The Third Debate : On the Prospects of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a Post2Positivist Era”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3 , 1989.

〔10〕初期它主要致力于批评主流理论的局限, 目前则为了开发建构主义中范围理论(middle2range theory) 尽力开发假设和科学研究方法, 以期为国际政治的更深入理解作出贡献。在中范围理论层次通过科学方法进行的建构主义研究有: Audie Klotz , Norm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The St ruggle against apartheid (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5) ; Peter J Katzenstein ,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 New York Columbia Press , 1996 ) , Yosep h Lapid and Friedrich V Kratochwil , eds , The return of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IR theory (Boulder , Colo Lynne Rienner , 1996) .

〔11〕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2The Social Const 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 Vol . 46 , No. 2 (Spring 1992) , pp . 391-426 ; Alexander Wendt ,“Collective Identity Formation and International State ,”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 Vol . 88 , No. 2 (J une 1994) , pp . 384-396.

〔12〕请参看A. L . Epstein , Ethos and Identity (London , Travistock Publication , 1978) .

〔13〕Anthony Giddens ,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1984 , Ch. 1.

〔14〕Peter J Katzenstein , “Int roduction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 on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 1996 , p . 22.

〔15〕J udith Goldstein and Robert O. Keohane ,“Ideas and Foreign Policy ,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in Goldstein and Keohane , eds . , Ideas and Foreign Policy Beliefs ,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Chang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93) p . 21.

〔16〕John Gerald Ruggie ,“What makes the World Hang Together ? Neo2Utilitarianism and the Social Const ructivist Challe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 Vol . 52 , No. 4 (Autumn 1998) p . 880.

〔17〕Nicholas G. Onuf , World of Our Making , Rules and Rule in Social Theory and Internati onal Relations ( Columbia , South Carolin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 1989) , p . 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