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转移”理论：霸权性现实主义?

清水煮音

内容提要　“权力转移”理论被普遍认为是可以用来解释中国未来发展动向的国际关系理论见解之一,因为该理论强调大国崛起的战争效应,认为大国间力量再分配的均衡、而不是力量再分配的差异更容易导致战争。然而,无论是从理论建构的严密性、还是从经验实证对该理论的测试来看,“权力转移”理论都无法称得上是成熟的战争起源解释理论。“权力转移”理论迄今只能说是一种有关战争现象的“研究项目”。基于该理论对中国崛起未来的任何臆测同样是站不住脚的。

关键词　“权力转移”理论；霸权性现实主义；国家间权力分配；奥根斯基

“权力转移”理论( Power Transition Theory)是20世纪50年代末期发展起来的有关解释战争、特别是大国间战争的学术思想。经过将近50年的发展,现已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中解释大国间权力关系变化以及这些关系变化究竟将如何影响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理论分支之一。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发展,有关中国的崛起是否将导致国际不稳定、甚至冲突的众多学术观点,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权力转移”理论的影响。在西方,有关中国崛起的常识性看法更是直接同“权力转移”理论存在着某种联系。近年来,坚持“权力转移”理论的学者开始用这一理论讨论中国崛起问题。他们中有人并不认为中国的崛起就必然导致战争,但至少他们认为中国的崛起将难以避免地符合“权力转移”理论的理论预测与理论总结。[1 ]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权力转移”理论的学术兴趣不断加深,针对性的分析文章开始出现。[ 2] 然而,国内学术界对该理论的认识始终还存在一系列的“盲点”,例如该理论同我们较为熟悉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究竟是什么关系? 它的最基本的变量关系是如何建立的? “权力转移”理论的学术地位究竟怎么样? 在今天的国际关系环境下该理论的作用和意义如何? 为此,本文将通过介绍和剖析“权力转移”理论的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和基本结论,力争系统和完整地说明该理论的内在局限性。

“权力转移”理论的基本内容

“权力转移”理论的始作俑者是美国密执安大学教授A. F. K. 奥根斯基(A. F.K. Organsky) 。其理论框架并不复杂。由于该理论的追随者顺应1960年代中期美国兴起的战争与国家能力研究普遍走量化分析模式和大量使用80年代后“理性选择”( rational choice)理论的数理分析方法,该理论并非是建立在严密的定性分析基础上的逻辑演绎和假设论证,而是围绕着奥根斯基提出的基本“问题”所进行的实证测试和观点的扩展。[ 3] 理论的概念构建与核心假设的提出都是由奥根斯基完成的。

在他1958年出版的《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一书中,奥根斯基教授认为,核武器并没有改变战争与军事冲突这一国际关系中宿命性的问题,即便在核时代,防止大国间的战争依然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关切。他考察了近三百年的国际关系史,强烈质疑当时所盛行的均势理论( balance of power theory) ,认为大国间权力关系的变化、从而引发战争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彼此实力的接近。特别是当大国间权力的再分配出现“持平”(power parity)趋势时,战争爆发的可能是最高的。[4 ] 虽然大国权力分配有差异,由于工业化和现代政府效率这两个“车轮”的牵引,即便是后起的大国也非常有可能和以前的大国出现“权力持平”,战争就难以避免。[ 5]

在1968年出版的修订版《世界政治》中,奥根斯基教授进一步修正和阐发了他的“权力持平”将导致战争的理论,认为崛起后的大国常常对现有的国际秩序“不满”,而主导性的大国又由于是现有国际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因此想要维持现有秩序,是“满意国家”。这就形成了“满意国家”和“不满意国家”围绕着国际秩序主导权问题的竞争与冲突。“当不满意的国家认为有机会通过战争赢得秩序主导权的时候,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通过战争来争取改变现状”,战争就此爆发。[ 6] 1980年,奥根斯基和他的弟子、也是他思想的忠实追随者库格拉教授( Jacek Kugler)发表了《战争细账》(The War Ledger)一书,第一次为奥根斯基所提出的大国间“权力持平”与大国地位的“权力转移”将带来战争之间的变量关系,提供数理统计学上的数据证明。他们发现,有潜力角逐全球领导者地位的国家如果没有“权力转移”就不会有“战争”;但如果这些“竞争者”之间发生了“主导者”地位可能易位的“权力转移”,则一半的案例显示发生了战争。[7 ]他们的结论是,国际关系中“主导国家”的位置因为“权力的重新再分配”而发生转移,则常常在原来的“主导国”和竞争者中引发战争。这是大国战争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8]

综合来看,“权力转移”理论有三个很重要的理论特点。首先,“权力转移”理论将国家间的冲突与战争同近代以来最有代表性的财富积累和发展方式联系起来,认为近现代世界政治的普遍模式是由国家间以及国家内部差异巨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现代化进程所形成的。国际关系中的权力现象的本质力量不是外在的无政府状态下的“强权政治”,而是内在的工业化进程。战争作为国际关系中必然的权力冲突现象来自于更为广泛和深刻的大国内部的权力增长过程。因而,奥根斯基的“权力定义”(power definition)并没有突出之处,但对“权力的衡量”( power measuring)却明显有别于同时代的其他学者。

在奥根斯基看来,不同的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表现差别巨大,这恰恰是权力变更的基础。这些表现可以概括为:是否启动和顺利地实施工业化进程,以及在这个进程中社会—经济系统的转型是否能有效地支持工业化的尽快发展,政府是否能通过提高组织与行政管理的效率来推动工业化的持续,这一系列的因素已经成为判断国家间权力变化的“关键指标”。由于不同的国家在这些因素上表现不同,从而促成了剧烈变动的世界范围内的权力再分配,导致了国际系统中持续不断的“变化的权力差异”( changing power differentials) [ 9]。和奥根斯基基本同时代的学者如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 、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s)以及约翰·赫茨(John Hertz) ,几乎无一例外都认为国家间权力的变化是导致战争的重要原因,这是现实主义的经典论断。[10 ] 但他们并不关心权力的国内产生方式,而只关心权力的国际使用及后果。奥根斯基和他们不同的是,他认为权力的国内产生方式已经成为了国际系统中权力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权力变更最主要的因素并非只是权力的显示与使用,同样包括权力背后的工业化能力以及相应的执行管理和调动资源的政治能力。在“权力的衡量”这个国际关系权力分析的基本方式上,奥根斯基追求的是一种“宏观的解释”,力图超越传统国际关系权力要素的物质分析,而将其与近现代历史中更加深刻和广泛的全球性变革浪潮——以工业化为代表的现代化——挂起钩来,将一个国家内部的社会变革能力、政府管理效率等现代化进程中的支撑要素与国家间的权力变迁结合起来。[11 ] 这样的宏观视野确实反映了他对世界政治背后历史与经济根源的深刻理解。

从这一点出发,奥根斯基认为,权力转移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内部因素”,即“工业化”使得不同国家出现了增长差异,从而决定了大国间实力的再分配,而不再是军事结盟这样的“外在因素”。[12 ]在权力增长的来源中传统的结盟手段不再重要了,内在经济发展成为国家自身实力增强的最可靠来源。如果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大国都实现了“工业化”,即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之后,“权力转移”理论究竟将如何适用,他本人的回答是明确的:一旦所有的国家都成为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之后,“权力转移”产生的大国竞争可能就不存在了,因为国家权力的“巨大和突然的变化”几乎停止,需要“新的理论”。[13 ]从这个角度来说,“权力转移”理论是有特定时空限制的,并不代表永恒的法则。[14 ]

对国际关系中权力再分配背后同样有着深刻的历史与经济理解的学者并不少见,坚信国际关系中权力的集中、而不是分散更有助于和平的学者与理论并不匮乏。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就是其中之一。基于对国际关系政治与经济历史的考察,他得出了“霸权转移”( hegemonic transition)的理论见解,和奥根斯基一样,同样认为国家间权力分配的差异有助于和平,减少战争。[15 ]吉尔平将霸权国家不仅定义为国际系统中权力分配的“最强者”,更重要的应该是国际关系中稳定的缔造者。因为霸权国家应该有能力为其他国家提供公共物品,帮助其他国家获得利益的满足,从而坚信稳定所能带来的持续好处。其结果,霸权国家就更有能力DIZHI挑战者的战争威胁,能够在国际系统中实现持续的稳定,并尽可能避免以往国际关系历史上权力再分配常常导致的战争灾害。[16 ]除此之外,莫德尔斯基( George Modelski)的“和平长周期”理论同样反对国际关系中权力分配的分散和均等有助于和平的看法,而认为国际系统中权力的集中有利于形成持续时间更长的“和平周期”。[17 ]虽然在今天主流的战争理论中奥根斯基的学术影响力远不如吉尔平和莫德尔斯基那样突出,但他们本人及其追随者的理论探究,确实使他们成为了把国家内部经济要素的分析融入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重要开拓者。特别是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探讨财富增长与权力和平转移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显学”之一。正如库普钱(Charles A. Kupchan)总结的那样,大多数国际关系学者认为国际关系中权力再分配的起源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生产能力和物质资源在时空维度上的世俗性的扩展”,二是“国家为了安全与生存的目的而激发的对权力集中的制衡”。[18 ] 奥根斯基的贡献恰恰在于,他是敏锐地察觉到“生产能力和物质资源”变化对国际关系中权力变更产生重大作用的最早的学者之一。

第二,挑战现实主义的均势理论,建立“权力转移”为依据的战争解释理论。“权力转移”理论的主体不是解释国际关系中的权力变迁,而是追求大国间为什么会发生战争的理论说明。“权力转移”理论历经三代学者的发展,其初衷不改,也使得该理论在当代丰富多彩的战争起源理论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19 ]奥根斯基强烈反对和他同时代的学者对均势学说的偏爱。二战结束以后,对国际关系中大国战争为什么总是难以避免的理论探讨都侧重在“均势”理论,认为大国间力量的相互接近有利于维持秩序与和平,因为大国实力的接近可以为国家的制衡行为提供最有力的手段。而战争的爆发是因为均势的崩溃,均势崩溃的原因是因为“实力对比”的失衡、“错判”或者对权力独占的“贪欲”,以及缺乏对这些挑战行为进行阻止的权力意志。[20 ]均势理论家们认为,从国际关系的理论和历史经验出发,在一个“无政府”的国际体系内,国家间权力的相互接近并由此产生的制衡,是遏制“错判”、对权力独占“贪欲”的最好办法。因此,“均势”理论的支持者都毫无例外地认为,在不同联盟体系中权力分配的均衡存在有助于“阻止战争”。[21 ]

奥根斯基提出了与均势理论截然相反的观点,认为大国间力量的均衡更容易导致战争。为此,“权力转移”理论主张和平的维护在于主导性的大国保持自己的权力优势,有赖于主导性的大国是否能和其盟友一起支持和维持国际秩序,有赖于“满意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是否能支持主导国家的霸权地位。[22 ] 基于这样的判断和理论推演,“权力转移”理论的支持者认为,战争是主导国家与后起的挑战性国家动态的权力变迁的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的增长速度必然造成它们之间的权力变化。当主导国家与崛起中大国的实力对比从原来权力分配的巨大差异(power disparity)逐步走向权力持平、甚至实现“权力优势替代”(power overtaking) ,战争是最容易爆发的。为此,他们希望能够找到权力转移过程中战争最有可能爆发的“权力持平”点,以便为政策提供警示,为战争行为提供较为精确的预测。在1968年的《世界政治》一书中,奥根斯基认为“竞争者”在实力高度接近“主导者”时战争的几率最高;在1980年的书中,他和库格勒转而认为“竞争者”刚超过原来“主导者”的时候战争的可能性最大。[23 ] 1990年代以来“权力转移”理论追随者的研究结论则倾向于这两者之间,都认为权力高度持平——如达到5∶4的实力对比、或者权力超越后达到4∶5时战争的风险最大。[24 ]旅美韩国学者金宇祥(Woosang Kim)教授等人则认为单纯的“权力转移”并不能引发大国战争。如果“权力转移”造成小范围的冲突和战争,这样的战争升级才会有大国战争。因此“权力转移”是否导致大国战争取决于一系列的综合性因素,例如战争成本、同盟的重组以及冲突是否升级等等。[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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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权力转移”理论力争把对国家的实力分析与对国家的观念分析联系起来,不仅旨在从权力关系解释国家的战争行为, 也着力于从国家的“知觉”(perception)角度来阐述战争的根源。奥根斯基认为,大国间由于不平衡的增长而导致的权力关系的趋近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状况:一是“竞争者”是“满意国家”,二是“竞争者”是不满意国家。“满意国家”对现状满意,对主导国家形成和保持国际秩序现状以及相应的行为规则没有挑战的动机和欲望。而“不满意国家”则想要改变现有国际秩序和打破现状。“满意国家”和“主导国家”权力持平时并不发生战争,只有强大的“不满意国家”才在权力转移中导致战争。[26 ]但如何定义和判别一个国家是“满意国家”还是“不满意国家”,一直是该理论极富争议性的问题。支持者最基本的回答就是是否在国际体系中对现有的国际“规范”、“利益分配”现状以及“主导国家”的意识形态进行挑战。[27 ]为了定量分析的需要,“满意”与“不满意”的定义一直在被尝试进行指标化、可数据化的分析。金宇祥教授使用的是“竞争者”和“与主导国家结成同盟的国家的表现的相似度”,作为对“满意”和“不满意”进行量化分析的数据指标。但其研究并没有找到多少对“不满意”实际作用的量化结果。[28 ] 兰姆克(Douglas Lemke)则使用国内结构的相似度数据来分析挑战国对主导国的“满意度”和“不满意度”。[29 ]

运用权力政治的分析方法,但却否认均势理论、否认“制衡”减少战争的作用,转而相信国际系统中权力的集中有助于和平,奥根斯基及其追随者的“权力转移”理论实质上是“非吉尔平版”的“霸权和平论”。为此,他的理论被称为现实主义理论的“变种”,与同样主张国际关系中权力分配的集中有助于和平的吉尔平与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的“霸权稳定论”、莫德尔斯基的“和平周期论”统称为“霸权性现实主义”(Hegemonic realism) ,以区别于“均势理论现实主义”。[30 ]

90年代以来“权力转移”理论的发展

1990年代以来,“权力转移”理论在不断经历新的理论发展。经过三代学者的发展,“权力转移”理论的研究内容在不断扩展,使得“权力转移”是否将产生战争、什么时间引起战争和在什么条件下会发生战争等诸多问题,成为过去40多年间最有“耐力”的研究计划之一。[31 ]

1990年代的一个显著发展是着眼于全球层次的“权力转移”理论开始扩展到区域层次,用来说明区域权力结构中的次大国关系。兰姆克运用奥根斯基的全球等级秩序学说来解释区域问题,认为在全球的权力等级结构之外并存着诸多区域性的权力等级秩序,这些区域性的结构可以同样按照“权力转移”的理论模式来解释区域国家的行为。为此, 他发展出了“多样性等级模式”(multiple hierarchy model) ,努力寻找区域层次上国家间也为出现“权力转移”而引起的战争现象。他考察了南亚、中东、南美等区域政治的实证案例之后认为,有些中小国家在权力增加之后即便在全球的系统层次上不挑战主导国家,却会在区域层次上挑战区域内的强国。[32 ]

对奥根斯基的“内在因素”促成权力转移的理论结论做出实质性修正的是金宇祥教授。[33 ]金教授质疑奥根斯基的权力转移“内在要素”决定论。通过对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大国间战争问题的研究,他认为权力转移不仅受制于“内部因素”,而且更受制于“外部因素”。最突出的外部因素是大国间联盟的重组与变迁,从而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决定性地改变了大国间的实力对比。而军事联盟关系的重组所产生的权力对比关系的变迁与权力转移,甚至可以超越工业化的内部权力变更因素,从而使得权力转移所导致的战争几率上升的论断具有更加广泛的适用性。[34 ]金教授研究了权力转移过程中的同盟转移,提出权力分配变化必然导致同盟关系的转移,恰恰是同盟关系的变化直接导致了“权力持平”,因而产生了战争。[35 ]

此外,金宇祥教授的研究成果使得“权力转移”理论所适用的时间扩大了。该理论以往使用的实证研究数据出自对18—19世纪的大国间战争的分析,这是因为奥根斯基认为, 1750 年是工业革命开始的转折点。而在此之前都是“前工业革命时代”,并不能适用他的理论。但金教授将该理论的适用时间范围扩大到了16 世纪,以“前工业化时代”的战争来验证“权力转移”理论。兰姆克与金宇祥教授的研究,是90年代以来“权力转移”理论研究的重要发展,前者并称之为是该研究项目内的理论进展,后者是该理论吸收了其他理论成果之后所形成的跨理论研究项目的进展。[36 ]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冷战的结束, 1990年代以来的“权力转移”理论学者对于未来“霸权战争”假设的看法相对来说要更为积极。奥根斯基总体上对国际关系的未来非常悲观。因为根据他的理论假设,大国间的战争似乎总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他对核武器是否能够有效遏止大国间的战争持非常消极的看法。当主流学者纷纷认为核武器改变了传统战争规律,使大国间的战争越来越缺乏可能性的时候,如肯尼斯·沃尔兹( Kenneth N. Waltz)曾放言核大国间战争的可能性接近于“零”, [37 ]奥根斯基却认为核武器并不能阻止后起国家对“主导者”的向往,也不会阻止“竞争者”用军事手段对“主导者”发起挑战。[38]他虽然认为“权力转移”引起的霸权争夺战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感觉却是“非常困难”的。[39 ]但90年代后、特别是近年来“权力转移”理论学者的看法有了明显区别。例如,权力转移理论的支持者最近对中国以及中美力量对比发展趋势的一系列研究认为,美中是否会发生“权力转移”理论所强调的霸权争夺战的可能性并不一定很高,关键取决于美国是否能够在现有体系中兼容中国,并且对中国力量发展性质的关注应该高于对其规模的重视。[40 ]兰姆克则强调,中国即使在实力上超越美国,只要中国没有要求改变现有国际体系的组织原则,“权力转移”而产生的霸权战争就完全可以避免。[41 ]但总的来说, 1990年代以来“权力转移”理论的追随者并没有对该理论作出实质性的理论发展。许多学术努力都是在给奥根斯基所创立的基本假设修建“防御性的外围”,而不是在进行主体性的理论深化以及概念体系的完整化。[42 ] 该理论在如何通过定量分析确定可能导致战争的结构条件的具体化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依然缺乏全面的理论解释能力来说明为什么“权力转移”在相当程度上将导致战争,也未能清晰地解释导致“权力转移”的战争结果的因果联系究竟是什么。

“权力转移”理论与国际关系:批判性的评价

在过去将近50年的时间内,“权力转移”理论丰富和深化了国际关系学者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就一种解释国际关系中为什么权力关系的变化可能导致冲突和战争的思想和假设来说,“权力转移”理论的学术贡献应该得到尊重。“权力转移”理论挑战传统的“权力均势”理论对解释战争现象的主导地位,认为均势的崩溃并不能解释战争的起源,因为在历史上均势崩溃的例子或者即使存在着良好的均势状况但战争依然发生的事实太多了。因此,权力转移理论希望能够转向比均势理论更为深入的战争根源的研究,主张权力转移所导致的权力分配的变化比单纯的均势状态更能说明冲突的特殊性,增加了对战争起因问题的理论探索层面。正如著名战争问题学者范埃弗拉( Steven Van Evera)所言,“权力转移”打开了国际冲突新的“脆弱的窗口”。[43]或者说,权力的转移以及由此产生的“不满”和“挑战”至少是导致国际关系中难以避免的冲突和战争的基本原因之一。[44]

“权力转移”理论将国际关系中一般意义上权力的变更常常导致冲突的历史经验和理论总结,从一个侧面演变成了可以具有因果联系的解释系统,旨在区分权力的一般性变更和国际系统中“主导者”与“竞争者”之间权力易位可能产生的特殊权力变更的国际后果,将国际关系中经常发生的权力再分配的重心定位在“主导国家”与“崛起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变化。用杰克·莱维( Jack S. Levy)的话来说,是对“传统观念新的重视和系统性的发展”。[45 ] 国际关系中权力分配的变化很可能导致战争是国际关系学科的常识性论断。伟大的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就曾指出,使得伯罗奔尼撒战争不可避免的原因是因为“雅典权力的增强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46 ]在现代国际关系中,修昔底德的解释仍然可以用于说明绝大多数战争。“战争的原因仍然像是在前工业化时代之前那样,深深地植根于敌对国家政治家的观念中以及对可能自身受到限制的恐惧里。” [47 ]从这点出发,研究和探询大国间权力再分配所产生的包括战争在内的各种不确定性,无疑一直是、并将仍然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领域。

然而,“权力转移”理论的弱点也是非常明显的。这也决定了“权力转移”理论在国际关系中的解释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对其学术贡献究竟如何评价,始终存在着尖锐的争议。[48 ] 莱维等人指出,该理论不仅在展开论述时偏离其“思想内核”,而且,存在着对现实主义理论的诸多误解和自身完整性建设上的致命缺陷。[49 ]

同盟与国家间权力分配

奥根斯基和他的追随者否定军事同盟通常在大国间权力再分配中的作用,认为同盟的形成并不是增加国家实力的手段。[50 ] 原因是工业化和民族主义的兴起已经大大改变了国际关系,使得“国内增长和发展”代替了同盟的持续变更,而成为了“重组国际政治关系”的基本机制。[51 ] 他还认为,在工业化时代由于各国为了自身的利益和行动自由,同盟义务变得更加不可靠了。[52 ] 这样的观点既缺乏理论、也缺乏足够的实证支持。这也是“权力转移”理论在战争起源研究中受到最多批评的一点。战争研究中的主流观念认为,同盟的重组与扩展,是导致权力分配变化、并在均势失败时导致战争最直接的原因。[53 ]虽然金宇祥教授的研究力图为“权力转移”理论加入“同盟”这一“外部”变量,但该理论的支持者并没有将他的学术贡献糅合进他们对“权力转移”与战争几率之间的模式分析。金教授的研究成果只成为了该理论发展的一个“插曲”。

在相当程度上,国家间的“权力转移”客观上有其“外在”根源。范埃弗拉的研究充分证明,在国际关系中,国际系统权力结构——国家间的能力分配——常常是稳定的;这时常常却又常常爆发的原因恰恰是结盟、或者是外交所形成的“亲疏远近”的国家间关系的变化而带来的国家对能力状况判断的变化,是招致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54 ]近期的一系列均势问题研究成果更是揭示了在大国间实力对比没有实质性变化的情况下,同盟过程中的内在与外在矛盾、或者大国为了平衡各种风险而容易激发战争行为。[55 ] 将内在经济发展产生的权力变更而出现的崛起中大国定义为“挑战国”,这种单纯的大国间实力变化趋近因而容易招致战争的论断事实上是人为地过于简化了战争起源问题的诸多复杂因素。

即便是“内部”变量,导致国家间权力对比变化的因素也并不仅仅是奥根斯基所强调的“工业化”和不均衡的GDP增长率。例如,在大国间GDP保持相对稳定状态的时候,国家对实力建设的投资选择,对国家间相对权力的变更具有重要的影响。美国从1885年之后在GDP上超过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化国家。但美国的综合实力、特别是海军实力和英国的差距却十分巨大。单一的GDP指标并不能反映英美两国在“能力分配”上的相对性。即便从1885年开始,美国实施了海军发展计划——海军开支在美国政府支出中的比重从1885年的2%上升到了1914年的19% , [56 ]英美两国的海军实力在短短的30年间差距迅速缩小,但彼此的GDP的对比关系,却远远没有海军力量对比那么明显。到1914年,美国的舰队吨位相当于英国的三分之二。30年间,相对英国的海军实力,美国的海军力量增长了325% ,成为世界第三大海军强国,但同期英美的GDP对比却只扩大了不到两倍。[57 ] 显然,美国的海军力量投资和优先发展的战略选择,是使得美英之间力量对比变化超越GDP变化的最重要因素。到1922年,海军建设的巨大投资以及美国在一战后对欧洲的债权国地位,使美国在华盛顿会议上赢得了与英国海军的对等地位。[58]

美国的学者通过研究事实上也在不断地修正奥根斯基的权力转移的最大因素是“内在的”的工业化这一基本判断。威廉·汤普逊(William R. Thompson)认为,海军力量的发展以及海军力量的相对实力对比,是现代国际关系历史上导致权力变更的最重要的因素。他在考察了从19世纪到20世纪中期国际关系中大国的战争方式与权力争夺的基本模式之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即大国力量对比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实力因素是海军。竞争者的海军力量规模比GDP或者说单纯的工业化所形成的力量变化,更容易诱发大国对抗和战争。为此,他认为国家的实力增长和权力由此发生的转移可以不需要比照“工业化”引发的不同增长率。[59]

对位层次分析与系统层次分析

确立对位关系(Dyadic relationship)是社会科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之一。[60]在国际冲突和战争问题的研究中,寻找和使用“对位分析”的方法更是具有普遍性,一是因为战争常常是两个国家之间的暴力行动,二是导致战争的原因不管是什么,都具有相生相克、此消彼长的特点。例如,一国为了恐惧而进行战争,那么,针对的总是敌对国相对的权力优势而有的“不太恐惧”的观念和行动;一国为了权力优势而发动战争的动机,则是为了使对手根本丧失、或者不具备这样的优势。因此,战争和冲突总有它两两相对的特殊或者普遍的原因。特别是在国家层次、而不是在国际关系的系统层次上分析战争的原因时,对位分析方法具有不可替代性,是国家单位基础上的分析层次。[61]

“权力转移”理论几乎排他性地侧重于“主导国”与潜在“挑战国”之间的对位性的互动。这是该理论中的一对自变量——“主导大国”与“崛起大国”在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权力转移时,彼此对现有国际秩序的主观立场——“满意国家”还是“不满意国家”间的对位联系;它们之间权力关系的变化,又是以每20年为一个分析单位而进行的“调整中的国家能力获取手段”的“比例分配”来衡量的。[62]

“权力转移”理论虽然在国家层次上建立了较好的分析其冲突与战争行为的国家间对位关系模式,但也并非“单位层次”( unit level)上深入的国内系统分析,却又在研究方法上抛弃了新现实主义所擅长的“系统层次”( systemic level)的分析模式,没有对权力分配以及再分配的“系统因素”予以起码的关注。奥根斯基本人几乎不去区分权力分配问题上的对位关系和系统层次上的权力结构究竟有什么区别。[63] 这样一来,在该理论的分析框架中,其他大国以及中小国家都成了“无所事事”的“旁观者”,它们对“主导者”与“竞争者”之间的“权力转移”关系似乎毫无意义。而事实上,国际系统层次上大国间的权力变更涉及众多的、不同角色的国家,新现实主义更是特别关注“极”(polarity)的概念为代表的系统的权力结构对个体国家的作用。[64] “系统因素”本来应该是足以影响和改变“主导者”和“挑战者”之间的竞争关系的基本变量,但在“权力转移”理论中却被惊人地省略掉了。“权力转移”理论引入了对权力等级的国际体系的作用分析,但并不等于建立了对问题的系统作用的论述。有的“权力转移”理论学者试图在区域研究中引入“系统分析”,但迄今并不成功。如金宇祥教授引进“系统要素”,尝试使用改良后的“权力转移”理论分析为什么冷战后的东亚没有战争。[65] 但后冷战时代东亚的和平恰恰首先不是由于美国霸权凸显的实力差距的稳定,而是因为后冷战时代东亚依然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均势。[66]

从基本的理论结构来说,忽视现实主义理论中的“均势”核心,是“权力转移”理论的标新立异所在,却又是该理论难以摆脱的致命弱点。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家间权力的变更(power shift)与权力的转移( power transition)是两个相互重叠、但又彼此各有所属的概念。权力的变更强调的是权力在国际关系中的再分配以及权力主体在所掌握的权力程度上的变化,“权力的转移”在奥根斯基看来则特指国际关系的权力等级体系中最强的权力拥有者和它之后的次强权力拥有者的易位——权力等级地位的变化。因此,“权力转移”是“权力变更”中的特殊形式,是权力变更的极端形态。与此相对应的是,“权力变更”是国际关系中权力再分配的常态。奥根斯基等人支持和倡导的“权力转移”理论,其思想与理论基础是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范式的翻版。他们接受现实主义的基本观点,只是拒绝“均势”理论。尽管如此,“权力转移”理论却不愿意称自己为“现实主义”。[67 ]其原因就是现实主义理论学者一定会或多或少接受“均势”理论。目前的国际关系理论中有“形形色色”的现实主义,例如古典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进攻性或防御性现实主义以及新古典现实主义。这些“现实主义”理论不管其争议和侧重点在哪里,但都承认和接受现实主义的基本理论主张。这些主张包括,权力是国际关系研究中最重要的对象,权力与国家行为的结合是分析外交政策的首要依据,在国际系统中或者在两两相对的国家间的权力分配是形成国际事件的基本变量。同时,均势或者说新现实主义所强调的国家行为中的“制衡”反应是各种现实主义共同拥有的核心概念。因为不管其理论侧重有多大差异,现实主义都认为国际系统中权力向某个国家的高度集中一般来说会导致DIZHI性同盟的出现,因而经常会导致战争;这些DIZHI性的国家联合或者同盟和国际系统中的权力“强者”努力形成制约关系,从而保证了民族国家体系的动态均衡。[68 ] 因此,国际关系中“弱者”对“强者”自然会进行制衡,是新现实主义对传统现实主义的重要理论发展。[69] 这样的观念深入到现实主义的每一个“分支”。

当“权力转移”理论抛弃了现实主义理论有重要贡献的“制衡”思想,该理论事实上难以解释为什么国际系统中权力分配的“最强者”与“次强者”会形成“主导者”与“竞争者”的关系,也就无法使得自己的理论假设首先建立在对一般的国际体系中权力变更行为的可靠而又严密的理论论证之上。因为在该理论中,人们看不到一般的“权力变更”究竟为什么必然演化为导致战争的“权力转移”。“权力转移”理论家们强调国际系统的权力等级秩序,但权力等级在国际关系中既非系统结构,也并非对国家的系统制约因素。权力等级的客观存在顶多只是影响国家行为的“过程作用”(process effect) 。缺乏“系统作用”( system effect)的存在,“过程作用”并不能完全独立起作用。[70 ] 当然,奥根斯基等人提出,“满意”或者“不满意”的主观意象可以决定“主导者”与“竞争者”的关系。但一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是否“满意”,在很大程度上是心理问题。即便“不满意”的心理活动是否就一定转化成对抗、甚至极具冒险性的挑战行动? 其实并不一定。罗伯特·杰维斯(RobertJervis)就曾指出,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经常产生“错觉”,并不等于“错觉”就会直接上升为具体的战争性对抗行动。而“没有错觉”但战争仍然发生的情况更是比比皆是。[71 ]

此外,国际关系中权力的“最强者”就一定是现状的“满意国家”吗? 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便推翻了这一论断。在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看来,由于国际关系中无政府状态的结构性作用,国家的国际行为的自由度是由权力结构所决定的;当过多的权力集中在某一个国家时,这样失衡的权力结构必然将容忍“最强国”更加独立地、自主地追求自己的权力,实现自己以自由为目的的权力意志。因此,即便是最强国也可以是现状的破坏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际关系中没有“现状国家”。[72 ]米尔斯海默的观点用来解释布什政府今天的外交政策非常及时。布什政府在“9·11事件”后奉行的先发制人及单边主义的国家安全战略,已经使得美国成为今天国际秩序最大的“破坏者”。布什政府这么做的根源,不是简单地因为“新保守主义者”强硬的意识形态,而是因为美国拥有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单一国家实力,国际关系中的权力分配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失衡。[73 ] 以今天美国的外交政策进行案例分析的话,那么,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国际体系中权力分配的失衡是导致不稳定甚至战争的主要原因,这真是对“权力转移”理论的莫大讽刺。

进一步来说,国际关系中单纯对一般政策取向之“满意”、还是“不满意”的笼统定位,并不能科学地解释是否将导致战争性的挑战行动。即便是对“现状满意”的“主导国家”,也有可能为了防止自己权力的过快衰落,或者为了阻止“竞争者”即便用和平的手段超越自己的国际地位,而首先采取“预防性战争”来打击对自身实力优势的挑战。[74 ] 这样一来,“权力转移”的战争风险就不是来自于形成“权力持平”的国际系统中的权力再分配,而是来自于“主导国”自私的、贪婪的权力欲望,更来自于“均势”理论的支持者一再强调的权力如果不能及时受到制衡所将产生的战争灾难。[75 ] 再者,针对“权力转移”理论的另外一个问题又产生了,那就是:即便“主导者”与“挑战者”出现了权力持平,战争是唯一的或者说是可能性最大的结果吗? 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上来说,“主导者”与“挑战者”还可以通过谈判、建立利益协调与分享机制来达到权力地位的改变而不至于出现极端的后果; [76 ]从历史的经验上来说,英国霸权向美国霸权的移交,以及“两极体系”的崩溃、苏联的瓦解都没有出现战争。“和平的霸权让渡”至少是可以实现的。[77 ] 无论是哪一种可能性,事实上都是对“权力转移”理论合法性的重要否定。

定量分析中的数据采集:工业化vs. 全球化

除奥根斯基之外,“权力转移”理论的追随者和支持者都是定量分析研究的专家。用数据及数理模式来论证“权力转移”理论的假设,是该理论发展的方法论基础。一系列的实证研究似乎证明了“权力转移”理论的正确性。特别是从近现代欧洲历史的经验来看,“权力转移”理论找到了一系列数量统计学上的实证支持。[78 ]然而,“权力转移”理论的支持者在对其基本假设进行数理统计分析时,所采用的数据采集标准存在着陈旧的问题。奥根斯基和库格勒在1980年使用GNP作为国家实力的指标数字,验证了1860—1975年间“权力转移”与战争的关系。但在权力分配与战争关系研究中, GNP指标系统1980年代后就被更新了。[79 ] 还有对“权力转移”理论进行实证测试时,所使用的数据体系是1970年代初的标准。这套数据系统有6个指标:人口统计指标上的“人口规模”和“城市化”程度;工业指标上的“钢铁产量和能源消耗量”; 军事力量指标上的“军队规模”和“军费开支”。[80 ]在这套数据采集系统中,“城市化”、“钢铁产量”和“军队规模”至少都已经不再适用于对今天大国间权力再分配的定量分析。在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已经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以IT技术为主导的全球化高速扩张的今天,再继续用这套“前全球化”、“前工业化”时代的数据来定义国家的权力与能力几乎是无法想象的。正如史密斯( Steve Smith)与贝利斯(John Baylis)所指出的,今天席卷世界的全球化无疑是工业化的延续,“却正在改变国家的性质,它既扩大了国家的责任、同时又削弱了国家对基本国际行为产出的控制”。[81 ]即使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说,没有人会认为全球化实质性地改变了国际关系中的权力现象和问题,但至少全球化使得今天大国间的权力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主导者”与“竞争者”的权力再分配中的全球商业和金融关系网络不仅巩固了美国的地位,而且也让霸权的构成要素发生了转移。[82 ] 如果全球化浪潮让我们不得不去重新思考以往的工业化进程对国际关系的影响,那么,“权力转移”理论的核心假设是否有必要重写呢?

结　　论

从学术的角度来说,正因为存在着上述一系列的问题,“权力转移”理论从一开始就显露出重大的理论缺陷,虽几代学人费心努力,却依然难以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中得到普遍认可的理论支系。“权力转移”理论中基本的变量关系是很清楚的:一是“一个国家在以国际实力为基础的国际权力等级结构中的地位越高,这个国家越容易走向战争”;二是“国际系统中的能力分配越是集中在某个主导大国身上,而且这样的集中越稳定,国际体系就越是稳定”。换言之,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配越不平衡,国际和平就越容易获得保障。从这两个基本变量关系出发,“权力转移”理论客观上将战争视为“与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等级排位有关的活动”。[83 ]但该理论中的这两大变量关系事实上并不严密。由于缺乏概念体系的创新以及研究范围的深入,该理论中的许多“问题”事实上需要重新界定并确立其变量间的内在联系。“权力转移”理论重在说明国际系统中权力集中的好处、并成为今天美国霸权维持战略的思想基础之一,但作为国际关系的理论性成果,其对指导和预见未来大国权力再分配中的关系问题的解释与预测能力是非常有限的。“权力转移”理论所提出的“问题”——国际系统中究竟权力集中好、还是权力分散好,大国间冲突的几率是权力均衡时比较高、还是权力差异时比较大,是国际关系中非常重要的“问题领域”,也是政策与学术领域恐怕永远都无法回避的问题。但该理论并未令人信服地解答这些问题。“权力转移”理论为公众所提供的广泛的、常识性的对大国崛起的消极认识,并不能让我们相信,“权力转移”理论就能够成为我们观察21世纪大国关系走向确实可行的分析工具。

注释：

1. Ronald L. Tammen et al. ,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2000; Douglas Lemke and Ronald L. Tammen,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and the Rise of China”,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 29, no. 4, 2003, pp. 269—271; David Rapkin and William R. Thompson, “Power Transition, Challenge and the ( Re ) Emergence of China ”,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 9, no. 4, 2003, pp. 315—342; Ronald L. Tammen, and Jacek Kugler, “Power Transition and Sino-American Conflict”, paper for the Honoruru annual conference of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March 1—4, 2005.

2. 近期中国国内介绍和分析“权力转移”理论的文章,请参见:孙学峰:《大国崛起与体系战争:对两种理论解释的质疑》,《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游博:《大国兴衰理论述评》,《社会主义研究》2005年第1期;门洪华:《权力转移、问题转移与范式转移——关于霸权解释模式的探索》,《美国研究》2005年第3期。

3. 奥根斯基教授的学生及其理论的追随者都毫无例外地表明他们的这种立场:他们所做的研究工作是奥根斯基教授理论的“延续”。参见他们所编撰的、述说“权力转移”理论的两本论文集: Jecek Kugler and David Lemke, eds. , Parity and War: Evaluations and Extensions of“The War Ledger”,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Ronald L. Tammen et al. , Power Transitions: S 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4. A. F. K. Organsky,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8, Ch. 1.

5. A. F. K. Organsky, World Politics, Ch. 3—4.

6. A. F. K. Organsky, World Politics, 2nd ed. ,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8, p. 123.

7. A. F. K. Organsky and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0, pp. 42—45.

8. Organsky and Kugler, The War Ledger, pp. 50—52.

9. 这一概念是奥根斯基著述中的又一核心概念。国家间的权力差别与变化是一种常态,在奥根斯基看来,最重要的是,这种差异和变化是会使国家间的权力地位发生转移的,例如后起的国家可因“权力转移”而变成主导国家,主导国家可能会沦落为二三流的国家。他所关注的是“变化的权力差异”的战争结果,而不是单纯的权力等级秩序中国家的位置变化。A. F. K. Organsky, World Politics, 2nd ed. , Ch. 1.

10. 传统现实主义的理论大师们并不关心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究竟是怎么来的,而是更关心在“衡量”权力时军事力量通常所具备的基本元素,例如军队的规模、国家的领土面积、人口、军事同盟关系与地缘位置等等,以及这些军事力量和权力要素在国家间关系中是如何起作用的。现实主义者认为一个国家的财富与军事力量的增长方式是“国内政治”研究的领域,而国际关系只关心一个国家已有的权力要素究竟如何使用、互动以及相应的“国际结果。”例如,摩根索关心的是微观层次上权力在国际关系中的表现,例如威望和帝国政策等,赫茨更关心军事力量中的技术要素,而沃尔兹关心的是人性的私欲和无政府的国际系统对国家行为的作用。

11. “权力转移”理论对权力的衡量所使用的是“奥根斯基模式”——“人口—生产力—政治能力”。参见Organsky and Kugler, The War Ledger, Ch. 4.

12. 1960年代和1980年代,奥根斯基对“工业化”与大国实力的定义前后有明显的区别:在1960年代他强调的是工业化所产生的GDP总量、工业制造能力以及军事能力,到了1980年代他开始强调权力结构中的“技术”要素。但奥根斯基始终认为,工业化是导致“权力转移”最重要的原因。这也使得他的理论解释适用于“工业革命”开始之后,而不能适用于前工业革命时期。他强调,“不同的工业化是理解权力转移的核心”。Organsky, World Politics, 2nd ed. , pp. 345—346.

13. Organski and Kugler, The War Ledger, p. 234.

14. 对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的主流来说,奥根斯基教授这么来说明他的理论发现本身就是不可接受的。因为任何国际关系理论如果经得起“证伪”的检验,是可以在不同的时代环境中得到补充而“进步”的。如果一项理论因为时空变化而“失效”,本身就不是真正的理论,因为它没有科学的“内核”。参见Imre Lakatos, “Falsification and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 in Imre Lakatos and Alan Musgrave, eds. , 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91—196。

15. Robert Gilpin, “The Theory of Hegemonic War”, in Robert I. Rotberg and Theodore K. Rabb, eds. , The Origin and Prevention of Major W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15—37.

16.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17. George Modelski and William R. Thomp son, “Long Cycles and Global War”, in Manus I. Midlarsky, ed. , Handbook of War S tudies, Boston: Unwin Hyman, 1989, pp. 23—54.

18. Charles A. Kupchan et al., Power in Transition: The Peaceful Change of International Order, Tokyo: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3.

19. 有关对“权力转移”理论在战争研究中的学术地位的评价,请参见Jack S. Levy, “War and Peace”, in Walter Carlsnaes, Thomas Risse, and Beth A. Simmons, eds. ,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2, pp. 354—355。

20. Edward Gulick, Europe’s Classical B alance of Power, Ithaca, N. 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5; Morton A. Kaplan, System and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John Wiley, 1957; George Liska, Nations in A lliance: The L im its of Interdependence,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2; Inis L. Claude, J r. ,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2; Quincy Wright, A S tudy of War, 2nd ed. ,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 ong N ation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3.

21. 均势理论的这一观点成为1950年代以来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基础。但批评的意见并不是没有。即便是现实主义者也曾质疑大国间的实力均衡是否将有助于减少战争这一论断的绝对性。参见:Wayne H. Ferris, The Power Capabilities of Nation-States, Lexington, Mass. : Lexington Books, 1973; J. David Singer, Stuart A. Bremer, and John Stuckey, “Capability Distribution, Uncertainty, and Major Power War, 1820— 1965”, in Bruce M. Russett, ed. , Peace, War, and N um bers, Beverly Hills, CA: Sage, 1972; Randolph M. Siverson and Michael R. Tennefoss, “Power, Alliance, and the Escal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 1815—1965”, Am 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8, no. 4 (December 1984) 。

22. Orgeanski, World Politics, 2nd ed. , Ch. 6—8; Organski and Kugler, The War Ledger, Ch. 5.

23. Orgeanski, World Politics, 2nd ed. , p. 333; Organski and Kugler, The War Ledger, pp. 59—61.

24. 对于权力转移在没有实现挑战者“超越”主导者之前战争可能性弱的主张,参见Jacek Kugler and Frank C. Zagare, eds. , Exploring the S tability of Deterrence,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1990; 有关战争将更可能发生在权力高度持平期的观点,参见Douglas Lemke and William Reed, “Regime Types and Status Quo Evaluations: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and the Democratic Peace”,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 22, no. 1 (1996) , pp. 143—164; Lemke and Suzanne Werne, “Power Parity, Commitment to Change, and War”, International S tudies Quarterly, vol. 40, no. 2 (1996) , pp. 235—260。

25. Woosang Kim and JamesD. Morrow, “When Do Power Shifts Lead toWar?”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6, no. 4 (November 1992) , pp. 896—922.

26.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2nd Ed. , 313—320; Organski and Kugler, The War Ledger, pp. 19—23, 39.

27. Douglas Lemke, “Towards a General Understanding of Parity andWar”, ConflictManagem ent and Peace Science, vol. 14, no. 2 (Winter 1995) , p. 145; Douglas Lemke and Jacek Kugler, “The Evolution of the Power Transition Perspective”, in Kugler and Lemke, eds. , Parity and War: Evaluations and Extensions of “The War Ledger”,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6, p. 21.

28. Woosang Kim, “Alliance Transitions and Great Power War”, Am 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35, no. 4 (November 1991) , pp. 833—850.

29. Douglas Lemke and Suzanne Werner, “Power Parity, Commitment to Change, and War”.

30. Jack S. Levy,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Paul W. Schroeder’s International System”,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vol. 16, no. 4 (November 1994) , pp. 725—726.

31. 从一项具有综合性、挑战性的学术研究项目的角度出发,分析和肯定“权力转移”理论的是杰克·莱维教授,他认为“权力转移”理论虽然没有彻底解决问题,但却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问题。Jonathan M. DiCicco and Jack S. Levy, “The Power Transition Research Program: A Lakatosian Analysis”, in Colin Elman and Miriam Fendius, eds.,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ppraising the Field, Cambridge, Mass. : MIT Press, 2003, pp. 109—157.

32. Douglas Lemke and Suzanne Werner, “Power Parity, Commitment to Change, and War”; Douglas Lemke, And William Reed, “Regime Types and Status Quo Evaluations: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and the Democratic Peace”; Douglas Lemke and Jacek Kugler, “The Evolution of the Power Transition Perspective”, in Jacek Kugler and Douglas Lemke, eds. , Parity and War: Evaluations and Extensions of “The War Ledger”, pp. 3—33.

33. Jonathan M. DiCicco and Jack S. Levy, “The Power Transition and Problem Shifts: The Evolution of the Power Transition Research Program”,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43, no. 6 (December 1999) , pp. 692— 694.

34. 有关Kim Woosang对“权力转移”理论的发展,参见:Woosang Kim, “Alliance Transitions and Great Power War”; “Power Transitions and Great Power War from Westphalia to Waterloo”, World Politics, vol. 45, no. 1 (October 1992) , pp. 153—172; “When Do Power Shifts Lead to War?”; “Power Parity, Alliance, and War from 1648 to 1975”, in Kugler and Lemke, Parity and War, pp. 93—106.

35.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pp. 325—337.

36. Jonathan M. DiCIcco and Jack S. Levy, “The Power Transition Research Program: A Lakatosian Analysis, ”pp. 146—47.

37. Kenneth N. Waltz, “The Origin of War in Neo-Realist Theory”,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17, no. 3 ( Sp ring 1988 ) , p. 627; 有关核武器对大国战争的有效遏止作用的理论性分析, 参见John Mueller, Retreat from Doom sday: The Obsolescence of Major War, New York: The Basic Books, 1989; Kenneth Waltz,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5, no.1 ( Summer 2000) , pp. 5—11。

38.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2nd ed. , pp. 326—330; Organski and Kugler, The War Ledger, p. 33.

39.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2nd ed. , p. 333.

40. David Rapkin and William R. Thomp son, “Power Transition, Challenge and the ( Re) Emergence of China”, pp. 334—337.

41. Douglas Lem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