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区域主义: 一种批判IPE——比约恩?赫特纳“新区域主义方法”述评

清水煮音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阐释赫特纳以批判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视角为学术视角的“新区域主义方法”的基本观点,解读了他关于安全区域主义的独特的“理论框架”,即发展区域主义与冲突预防、冲突的本质与动力、外部干涉的模式、和平管理与解决冲突的形式以及冲突后重建等,结合西方学术界的相关评论和当前区域主义的实践,分析了其理论和现实意义及其存在的一些不足。

关键词:比约恩·赫特纳　“新区域主义方法”　新区域主义　安全区域主义批判国际政治经济学

世纪之交,关于安全区域主义( security regionalism)的研究日益为国际关系学界所重视。该研究的逻辑源于这样的事实:一方面,国际安全是相互关联的,即体系中所有的国家和其他行为体都被纳入一种“安全相互依存”的全球网络关系之中,但由于各种威胁带来的不安全常常与地理接近性联系紧密,大多数国家和其他行为体对相邻国家和其他行为体的恐惧超过了远距离国家和其他行为体的恐惧,而这种“安全相互依存”的常规模式是一种以区域为基础的安全集合,所以,这种区域层次已成为安全研究的最恰当的规模;另一方面,冷战的结束开启了区域自主管理自身事务的新的可能性和现实必要性,从而使区域现象凸显为世界政治经济的新特征。[1] 正是这一建立在冷战后安全新现实基础之上的逻辑催生了安全区域主义理论研究的新课题。到目前为止,这一课题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安全区域主义的总体发展进程和具体的发展阶段。就总体的发展进程而言, 该研究从国际关系宏观理论上主要吸收了“英国学派”( English School)最早阐述的霍布斯、格劳秀斯、康德的三种国际关系传统[2]和亚历山大·温特给予理论化的霍布斯、洛克和康德三种不同社会结构[3]的著名论断;在微观的安全理论上则明显吸收了温特提出的安全体系从冲突关系(敌人)经由竞争关系(对手)发展到合作关系(朋友)的观点,以及巴瑞·布赞(Barry Buzan)提出的区域安全结构从“冲突形态”经由“安全机制”演变为“安全共同体”的“安全连续统一体”的思想, [4]并把布赞和卡尔·多伊奇(Karl W. Deutsch)等人分别最早定义和理论化的“安全复合体”[5] ( security complex)和“安全共同体”[6]作为安全区域主义的起点和终点。安全区域主义的代表人物有:戴维·莱克(David A. Lake)和帕特里克·摩根( Patrick M. Morgan) 、穆哈米德·阿约伯(Mohammed Ayoob) 、克雷格·斯奈德(Craig Snyder) 、阿米塔弗·阿查亚(Amitav Acharya)和比约恩·赫特纳(Björn Hettne)等人。莱克和摩根等人从探索“区域安全复合体”的原动力出发并以此为基点总结出不可分离的、梯级递升的区域安全秩序“五种模式或范式”,即权力抑制(包括霸权、均势、联盟等) 、大国协调、集体安全、多元安全共同体和一体化或合并安全共同体( amalgamated security)等; [7]阿约伯和赫特纳等人在“多元安全共同体”之前增加了“区域社会”; [8]斯奈德在“集体安全”之后加入“综合安全”和“合作安全”; [9]阿查亚则在“集体安全”之前加入“安全机制”理论等。[10]

就具体的发展阶段而言,国际安全研究领域的各个流派从各自的分析视角对安全区域主义所涉及的不同发展模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现实主义者强调国家权力尤其是大国权力的作用和国家之间的安全竞争关系,并把军事威胁作为主要动力,所以,他们主要关注传统的军事安全和国家主导的均势、霸权、协调和联盟等安全秩序模式; [11]自由主义者除了和现实主义者一样关注国家主导的军事安全议题外,更关注经济相互依存、民主、自由、制度的作用和国家之间的安全竞争与合作关系,更强调国际组织等正式的安全制度尤其是集体安全制度和“民主安全共同体”等安全秩序模式; [12]建构主义者强调规范、认同、信任和制度等主体间因素和社会力量的作用以及国家之间的安全合作关系,强调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综合安全议题和社会建构的、认知的“安全共同体”等安全秩序模式; [13]批判理论家虽和建构主义者的上述观点有相同之处,但他们更加强调人的安全和财富不平等、环境恶化、阶级、种族、性别不平等等非军事安全议题,所以,他们图谋建立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安全共同体”形式———“聚合国”( rainbow states) 。[14] 其中,赫特纳提出的“新区域主义方法”(New RegionalismApp roach) (简称NRA) [15]格外引人注目。他不但首次定义了“安全区域主义”这一概念,而且从“批判国际政治经济学”( critical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16]研究视角提出了一种新颖而独特的安全区域主义理论框架。本文从“新区域主义方法”的基本观点出发,阐述了这一理论框架的基本内涵、意义及其不足。一赫特纳“新区域主义方法”的基本观点

赫特纳的“新区域主义方法”从这样一种假定出发,即“新区域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产生于新框架并具有新内容的经验和理论。从学术视角看,赫特纳将“批判理论”中的全球社会理论和社会建构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出发点。他认为,由于“新区域主义”与全球结构性变化和全球化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它不能单从区域观点来理解,而是要把具有区域特质的全球社会理论考虑进来。他强调,全球社会理论意味着在本体论的基本观念上抛弃了国家中心主义,亦即社会进程必须脱离于国家空间来分析。他支持将发展理论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某些内容合并起来的方法并认为这最终会加强兴起中的“批判国际政治经济学”。他在解释将社会建构主义作为其理论的另一个出发点时说:“社会建构主义者强调共同的认知、学习、观念力量和规范与制度结构的重要性,而不仅仅关注物质刺激。他们断言,理解主体间结构有助于我们探索利益和认同因时而变的方式和可能出现的合作与共同体的新形式。”而且,“社会建构主义代表着基于这样一种事实的体系理论的社会方法,即政治共同体不是外在给定的,而是通过历史性偶发的互动建构的。”所以,“新区域主义”必须用全球的观点去理解,也就是说,互动的全球—区域—国家—地方层次不能分开分析。[17] 据此,赫特纳提出主要由以下内容组成的理论观点:

第一,以“区域性”( regionness)为理论基石。

在赫特纳的“新区域主义方法”中,最具理论特色的当属“区域性”这一概念。他把“区域性”定义为,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从消极的客观向积极的主观转变,并形成一个能够将这个兴起中的区域的跨国利益联结起来的进程。在他看来,“区域性”是与“国家性”和“民族性”相类似的理论化的术语,它是对一个特定区域不断发展的多维的区域化进程的表述,可以作为从历史和多纬度视角理解区域建构、巩固及相关行为主体形成的比较分析的工具。他强调,一个区域的“区域性”程度越高,表明该区域经济相互依存、交流、文化同质性、内聚力、行为能力尤其是解决冲突的能力就越高,而随着“区域性”的日益增强,区域将成为拥有自己权利的行为主体。他们根据区域内聚力将“区域性”分成五个不同的层次,即“区域空间”(元区域) 、“区域复合体”、“区域社会”、“区域共同体”和“区域国家”等。“区域空间”是一种没有组织化的国际或世界社会原始地理和生态单元。“区域复合体”是一种显示人类团体之间的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跨地方关系的社会体系,它是区域化的真正起点。“区域社会”是一种由合作中的国家组成但又不限于国家关系的国际社会的一种形式。在这里,开始出现大量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主体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纬度领域的交易和互动进程,并导致认知结构的制度化和相互信任与共同反应的逐步加深。“区域共同体”是指该区域日益转变为一个超越旧国家边界的活跃的主体的过程,该主体带有明显的认同、制度化的或非正式的行为主体能力、合法性和决策结构;在安全方面,它意味着成员之间不会也不想使用暴力解决冲突。“区域国家”是“区域性”的最高层次和区域化的“最后结果”,它的影响力和文化异质性堪比传统的帝国。从政治秩序的角度看,“区域国家”是一种“必须与民族国家区别开来的”、“新形式的政治实体。”这些不同层次的“区域性”共同构成区域化的自然演进史。[18]

第二,多纬度和多层次的区域化动力。

在赫特纳看来,在“新区域主义”时期,一方面,区域化进程表明一种涉及不同纬度的相对异质性不断向同质性的转变,其中最重要的是文化、安全、经济政策和政治制度的变化。他解释说,一般而言,区域化需要某种形式的文化同质性,即“实质性区域公民社会”( Inherent Regional Civil Society)来启动,但这种文化相似性的形成相当缓慢;共同的安全秩序和经济政策是区域化必需的,前者主要表现为创建一个“安全共同体”的努力,后者主要表现为拥有共同的自由、开放的市场规则;政治制度变化的典型特征是民主化。但这些纬度的变化只是区域化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另一方面,区域化是同时发生在多个层次的复杂的变化过程。这些层次主要包括: 作为整体的世界体系结构(即全球层次) 、区域间关系的层次和单个区域的内部形式(含区域、民族、次国家的和跨国家的微区域等) 。在全球层次,全球体系结构为区域化行为主体提供了谋略空间,同时,其自身的区域化进程构成转向多极化的结构性变化,比如霸权衰落就促进了区域化,进而推进多极化;在区域间关系层次,一个区域的行为会影响其他区域的行为,比如欧洲区域主义就刺激了全球区域化;在区域层次,它本身已成为上述区域化纬度竞争或趋同的场所,但总的趋势是国家利益的趋同促使单个区域行为主体的产生,所以,必须将区域政治理解为国家利益的聚集和协调;区域化进程也受产生于国家内部的次国家层次的事件所刺激,比如种族—民族主义运动带来的民族国家的解体将提高区域的作用,从而促进区域化进程。[19]第三,“国家—市场—社会”多元行为主体。

赫特纳认为,区域主义和区域化的行为主体既不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的民族国家,也不是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的非国家行为体,它是一种介于二者之间的区域角色主导的多层次的治理。这样,“新区域主义”被看作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后威斯特伐利亚合理性之间的妥协。[20] 在他看来,区域就是一个大的“想象的共同体”,包括各种类型的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在内的各种行为主体之间的互动推动了一个有着独立权利的区域角色的形成。随着区域化的进展和“区域性”层次的不断提升,这种区域行为主体越来越接近“区域国家”而不是民族国家。赫特纳说:“区域国家是由一组原有的主权国家共同体自动演变而成的,在这里,主权达到了最佳状态的共享,民主比其他国际政体更为彻底。而且,权威、权力和决策不是中央集权,而是属于多层次非中央集权的地方、微观区域、国家和宏观区域/超国家层次。这实际上是《马斯特利赫特条约》所勾勒的欧洲联盟观念。”[21]

第四,“核心—中间—外围”结构的世界新秩序。

在赫特纳看来,由于“新区域主义”被定义为一种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多纬度的区域一体化进程,它在经济上将原先多少被隔离的国家与市场联结成一个功能的经济单元;在政治上将建立领土控制、区域内凝聚力和区域认同作为主要目标。这已代表了以领土为基础的控制金融和经济的推动力量。所以,“新区域主义”展现了一种通向区域化世界秩序的有潜力的途径。[22] 赫特纳按相对政治稳定性和可持续经济动力的相对强度这两个标准,将世界体系内的不同区域分为“核心、中间、外围”三种不同的结构,由此构成兴起中的“新区域主义”世界新秩序的核心内涵。他认为,处于“核心”的区域是有相对内聚力、政治强大、超国家层次组织化良好的,而且,经济增长以可持续形式发展,并受不断产生的科技创新所引导。它们组织起来的目的是为更好地控制世界的其他区域,并通过扩大其影响同这些区域进行竞争。观念霸权是它们实行控制的重要工具,尤其在经济实践方面。“核心区域”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哲学是自由主义的区域主义或自由贸易的区域主义。“中间区域”通常通过模仿“核心区域”的组织体系和经济政策与之紧密联系。“开放的区域主义”是“中间区域”的共同追求。这意味着它们强调开放经济,尽管它们有给予自己在竞争性多边规则框架内区域特权的偏好。“外围区域”则呈现组织混乱、经济萧条等明显特征,战争、国内骚*和不发达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这使它们陷入全球体系的底部,除非它们采取共同的对策。同时,它们的区域安排是脆弱和无效的;它们首要的任务是通过干预区域主义处理严重的贫困和国内冲突。所以,对它们而言,推行“安全区域主义”和“发展区域主义”比创建自由贸易体制更加重要。[23]

这种世界新秩序不同于冷战时期以强制为特征的霸权区域主义的“恶性形式”。“新区域主义”就是要通过良性的区域主义消除非对称的和极化的区域间结构性鸿沟,以创建一个平等的后霸权世界新秩序。具体的办法:一是通过“安全、发展和生态可持续性”这些“世界秩序价值准则”来提升“区域性”层次,即安全、发展和环境区域主义“一体化复合体”是决定“新区域主义”世界新秩序积极或消极发展乃至能否最终实现的基本因素。[24] 二是通过不同区域的文明之间的对话来培育和增强“区域间性”( interregionness) ,以便将现存的世界秩序的水平性结构逐步垂直化。为此,赫特纳重新描绘出一种包括“跨区域主义”( tranre2gionalism) 、“区域间主义”( interregionalism)和“多区域主义”(multiregionalism)等“区域间性”不同层次的区域化世界秩序的新路线图。[25]

二　“新区域主义方法”的安全区域主义理论框架

如前所述,安全区域主义研究有这样一个基本的假定:区域安全体系是一个从冲突关系经由竞争关系最后走向合作关系的“安全连续统一体”,而安全区域主义就是从包含冲突、竞争与合作的“安全复合体”走向合作关系的“安全共同体”。所以,赫特纳把“安全区域主义”定义为:“在特定地理范围内———一个建设中的区域,将包含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冲突关系的安全复合体转变为包含对外合作关系和内部和平的安全共同体的努力。”从安全的角度看,“区域性”的不同层次决定着安全区域主义的发展进程,即从区域安全复合体开始,通过有效的区域安全管理或安全秩序建构,逐步走向区域安全共同体。紧张的安全复合体内通常面临国家间和国家内部的冲突,而“新区域主义”表明作为一个区域形式的行为主体所具有的明显的认同和能力,以致它可以通过区域层次的干预来预防和解决对整个区域安全构成的威胁。所以,评价一个转变中的区域安全复合体内“区域性”层次的至关重要的标准就是它在区域层次自主管理和解决冲突的制度化的能力。[26] 就此,他提出这样一种建立在前述“新区域主义”基本理论观点之上的、由五种核心成分构成的区域冲突管理的“理论框架”:

第一,发展区域主义与冲突预防。

赫特纳将“发展区域主义”定义为:“一个地理区域内的一组国家通过谋求功能和领土之间的合理平衡来增强区域经济的整体互补性,它可以通过增强和平的环境和消除暴力的因素来预防不测事件发生。”它可以为因全球化而扩大的许多经济和发展问题提供解决办法,从而有助于安全秩序的创建。赫特纳认为,发展区域主义在创建安全秩序中有七种优势:一是扩大规模论,即区域合作(尤其是小国)通过专业化解决许多共同问题,从而提高在更大的功能性体系内的竞争地位;二是生存经济论,即通过区域层次共同的发展战略(包括生产合作、基础设施的改善和互补性的培育等)为经济增长奠定稳定的基础;三是可信度论,即通过区域安排维持各国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以扩大自身的信用度;四是有效联合论,即区域层次的集体谈判可以改善在世界体系中边缘化国家的经济地位,以使他们有可能影响原料价格和新兴出口国家的市场准入等;五是社会稳定论,即发展区域主义既可以抑制由全球化和不平衡发展引发的混乱,也可以通过将社会安全和分配议题纳入区域计划而增强社会生存能力;六是资源管理论,即通过区域环境合作解决一些经常与资源管理有关的区域生态问题;七是和平红利论,即成功的区域冲突解决可以消除扭曲的投资形式,使包含在“安全资金”(即军事开支)中的资源更多地用于生产性目的。所以,发展区域主义成为打破冲突和发展滞后相互滋生的恶性循环的一种途径和通过发展将冲突消除在早期阶段的一种预防性因素。[27]

赫特纳强调生态可持续性在安全和发展区域主义中的重要作用。众所周知,自然和政治边界很少发生重叠。人们日益认识到,很少有严重的环境问题能够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解决。这些问题有些是双边的,也有些是全球的,但很多是区域的。在工业化国家,国家经济体很少关注在较大区域内的污染问题。相反,它却成了区域一体化的强大的刺激力量。这些区域生态问题经常与滨海水域、河系和地表水有关,如南中国海、巴伦支海、南亚河系、湄公河系、尼罗河、赞比亚河和约旦河等。更重要的是,这些生态环境问题已与区域安全问题密不可分,以致构成一种环境安全相互依存的“区域环境安全复合体”。所以,区域环境管理是解决生态问题并为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的一种重要途径。[28]

第二,国内冲突的本质和动力。

赫特纳认为,国际体系结构的根本性变化消除了原为冷战体系所“覆盖”的国内冲突,这导致一些旧的冲突激烈化,一些新的冲突不断涌现。后者主要表现为种族清洗、集体强奸、有组织的屠杀儿童、对有重大价值的文物的毁灭等“新战争形式”。这是一种由社会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外部干涉三种成分构成的“复合人道紧急事件”(Comp lex Humanitarian Emergencies,简称“CHE复合体”) 。这导致“国家形式”的稳定成为一种幻象。世界各地的国家不可避免地遭受来自其内部的挑战,即理查德·福尔克(Richard Falk)所说的“黑洞”或“变态的无政府状态”(pathological anarchies) 。这种“黑洞综合症”( black hole syndrome)是一种威胁民族国家、特定区域和世界和平的新形式的冲突。他把这种冲突的产生的根本动力归结为公民社会( civil society)的崩溃。现代公民社会是一种处于国家和主要集团(即以领土和阶层为基础的“我们集团”)之间的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制度。它在民族国家所提供的法律框架内发展,成为一种国家公民社会。一旦一个国家集团内形成持久的稳定与和平关系,即构成“安全共同体”,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秩序的“区域公民社会”就会产生。所以,国内政治腐蚀过程可以理解为由日益增加的不安全和不确定性所导致的权威从国家公民社会层次向主要集团层次的转移。一个特定社会内组织化的政治生活和集团之间沟通的崩溃会导致这样一种情形,即各个集团为自身的安全负责。于是,社会就变成了“黑洞”。[29]

第三,外部干预的模式。

由于民族国家难以完全解决国内问题,而“黑洞综合症”又时常导致区域安全危机,外部干预就成为一种现实需要。但是,干预如何合法化? 理想的干预方法又是什么? 赫特纳在分析了单边主义、双边主义、诸边主义( p lurilateralism)(指特定的国家集团和永久安全联盟的干预形式,如北约) 、区域干预(指有领土倾向的区域组织的干预)和多边主义(指联合国主导的干预)等五种常见的干预形式后指出:第一种和第三种方法缺少合法性;第二种方法非常少见;后两种方法才是未来的主导形式。除此之外,赫特纳提出第六种选择———“新区域主义干预方法”。这种方法强调新兴的带有明显认同的、作为行为主体的区域形式的干预,它不需要从“上面”(如联合国)和主权联合的国家那里得到指令。这种干预不仅仅限于维持和平,还努力实现加强和平的使命。而且,它符合国际法中两种主要的合法性规则,即冲突对国际和平构成威胁和冲突当事方的行为侵犯了人权(人道主义干预原则) 。再者,这种带有预防性质的干预通常比那种旨在缓和剧烈冲突的事后军事干预要好得多。在他看来,这种“区域多边主义”意味着“一种建立在温和的、内向的和相当自立的世界区域之间建设性关系之上的世界秩序, ”因而是“一种干预主义的理想形式”。[30]

第四,冲突解决方法。

赫特纳提出解决国内危机的三种可能方法,即宪法改革、国家分割和提高区域性层次等。宪法改革是在一个特定的国家形态内改变种族的权力平衡,并创建一种权力分享安排。政治宪法成为多种族国家冲突解决的工具。这种威斯特伐利亚主义逻辑内的解决方法可以遏制国内冲突恶化为区域安全的问题。国家分割是在宪法改革无效后的一种选择。它在某些情况下可以通过划清边界线来抑制大屠杀和大规模的人权侵犯,但彼此之间仍带有不满情绪的国家数量的增多会削弱区域性层次。提高区域性层次是与上述两种方法完全不同的进程,它通过一体化将邻国融入一种区域形态以减弱边界的作用,从而为解决种族紧张关系提供一种办法。由于种族冲突经常外溢到邻近国家,而被认为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所以,国家间冲突更容易在合适的区域框架内解决。与当事国文化和价值观更接近的区域组织比相关国家、国际或区域外部调停者更能在种族冲突中充当调停者角色。而且,区域主义是DIZHI世界市场无政府状态、同质化的全球力量和暗藏的种族仇杀的防御堡垒和恰当的保护线。这种方法是在威斯特伐利亚主义和后威斯特伐利亚主义之间的妥协,它通过区域关注保留了领土倾向。[31]

第五,冲突后重建框架。

赫特纳认为,冲突后的重建是一种进行大规模社会建设的新实践,它不同于那种社会内聚力完好无损、因战争撕裂进行的物质上的重建。“黑洞综合症”不仅包含了物质的毁坏,还有社会排斥、社会“资本”的耗竭、公民社会的腐蚀、制度的衰败和文明的衰落等。这是一种社会和道德本体的毁灭。其复杂的重建无法由外部角色单独完成,但没有它们也难以完成。地方角色因相互的敌意和担心缺乏必需的资源而显得无能为力。这样,除了外部干预者和冲突后仍存的“文明之岛”共同努力与仇恨、怀疑、腐败、犯罪作斗争之外别无选择。在正常化过程中,最重要的是通过区域合作的支持方法重建区域经济、通信网络和资源系统方面被破坏的社会。他强调,这种合作必须事先防止可能导致暴力再现的紧张形势,即前已述及的冲突预防。这就是冲突后重建阶段必需的框架。[32]

三　NRA安全区域主义“理论框架”的意义与不足

首先,“新区域主义方法”努力超越区域主义与全球多边主义、区域一体化与安全和发展之间的争论与界限,从而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赫特纳“新区域主义方法”第一个超越的是区域主义与全球多边主义之间关系的争论。区域主义与全球多边主义作为冷战后国际关系中两种基本趋势,二者的关系一直是大家争论的主要话题。在安全领域,这种争论主要有两种看法:一是赞成设立作为联合国一个新部门的“区域安全理事会”;二是支持在现存区域组织和联合国体系之间建立更紧密的联系。[33] 在这方面,赫特纳“新区域主义方法”接受了区域主义发生在全球多边主义框架内的事实,但他既不赞同区域层次介于全球多边主义组织(如联合国)与主权国家之间的观点,也不支持正式区域组织的“区域干预方法”。在他看来,由于冷战后民族国家体系的被腐蚀,联合国和正式区域组织的基础也发生了动摇。“新区域主义”的“区域多边主义”正好适应了这种变化而完成了这种超越。

赫特纳“新区域主义方法”第二个超越的是区域一体化理论原有的经济、政治(安全)和发展研究相互分离的鸿沟。冷战时期的安全研究主要是传统的战略研究,即限于西方大国主导的全球范围内军事安全研究,它基本上是与区域主义研究分开进行的,而区域一体化也明显是政治与经济分开。这正如约瑟夫·奈所言,早期区域主义研究关注两个层次的区域主义活动,即涉及正式经济组织的微观经济一体化和关注控制冲突的宏观政治一体化,“区域安全议题(除西欧外)没有受到充分的重视”。[34] 而赫特纳的“新区域主义方法”因强调多纬度分析并分别将安全复合体和安全共同体作为起点和终点,不但与巴瑞·布赞等人所主张的、建立在安全复合体理论之上的、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等宽泛内容的新安全研究相吻合,也与戴维·莱克和帕特里克·摩根等人所主张的以区域安全复合体为起点、以实现区域安全共同体为最终目标的区域秩序研究相衔接。更重要的是,他将发展区域主义与安全区域主义创造性地合并,使其带有明显的冲突管理的预防和预后色彩,这比诸如均势、联盟、协调等以维和为目的的安全模式更有意义,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所以,它不仅“代表着同传统的区域一体化和合作理论的明显决裂,构成了理解世界政治、经济各个层面的区域角色的出发点。”[35]而且反映出“我们必须追求非现状取向的秩序”的一种重要努力。[36]

其次,“新区域主义方法”反映出当前安全区域区域化和安全区域主义实践的重要特征与发展方向,从而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冷战后时期国际安全呈现出日益明显的区域化趋势,主要表现在:一是原来被全球性两极格局所“覆盖”的区域冲突开始表面化和独立化,这在发展中区域更为明显;二是国内冲突和其他不稳定因素通过全球化带来的日益开放的边界不断“外溢”到邻近国家,尤其是经济、环境、移民等新安全议题明显危及区域安全。这种国际安全区域化趋势使“区域安全复合体”在世界政治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现有的联合国安全机制、IMF金融机制和WTO多边贸易体制等分离的全球机制和传统的均势、大国协调和集体安全等区域安全秩序模式明显难以解决日益综合化的区域安全问题。相形之下,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的新区域主义,因其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多纬度的议题而日益成为解决区域综合安全问题的一支重要力量。这主要表现在:一是以实现“综合安全”为目标、以“合作安全”为途径的区域安全组织(如欧洲安全组织和东盟区域论坛)不断产生和发展;二是以实现综合发展目标、以区域一体化为途径的区域集团(如欧盟和东盟)开始把区域安全合作纳入区域合作的框架之内,如欧盟推行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和东盟推出的“安全共同体”建设计划。更重要的是,今天的安全区域主义已改变原先全球多边主义局限于历史形式的特定地理区域内等做法,明显呈现出区域间合作的发展新趋势。这主要表现为跨区域的和区域间的一体化组织和计划,如各种跨大西洋协定、亚欧会议、欧盟—地中海联系协定、欧洲—非加太伙伴关系协定(即《科托努协定》)等。2000年6月,由欧盟15国和非加太集团77国签署实施的《科托努协定》最能反映赫特纳的“新区域主义”理论观点。该协定确定:欧盟—非加太“新伙伴关系”有五根支柱,即政治对话、广泛参与、发展战略、经济贸易合作和金融合作等,并明确规定:以通过一体化和发展消除贫困和边缘化作为基本宗旨;将经济贸易合作置于发展战略的框架之内;将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和制度在内的区域一体化作为实现其发展战略的具体工具;双方合作的角色包括政府角色(含地方、国家和区域政府)和非政府角色(含包括私人部门、经济和社会组织等) 。[37] 显然,安全区域化和区域主义的现实发展是用理性主义者区域经济或政治一体化理论无法完整解释的。而赫特纳的“新区域主义方法”关于区域主义的多纬度、区域化动力的多层次分析和行为主体的多元化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安全区域化和安全区域主义的新发展。

第三,“新区域主义方法”图谋挑战“单边主义”和“不干预主义”等观念和行为,显示出一定的现实批判性和合理性。

一方面,赫特纳的“新区域主义方法”用“区域间主义”挑战日渐流行的霸权主义的“单边主义”。他认为,“9·11事件”之后的“反恐战争”通过加强治理的威斯特伐利亚模式而越来越变为一种加强美国支配地位的“单边主义”运动。因此,必须用代表多纬度区域间主义、世俗的理性主义和康德“永久和平”理想主义的欧洲模式去反对代表单边全球主义、虚伪的宗教狂和霍布斯“自然状态”现实主义的美国模式。另一方面用“新区域主义干预办法”挑战不干预主义、单边及诸边干预主义。冷战后,由于国内冲突时常演化为区域危机乃至战争,干预主义开始明显抬头。“干预作为一种国际准则越来越被人们所接受。”[38]阿米塔弗·阿查亚(Amitav Acharya)认为,这种“嵌入式区域主义”( intrusive regional2ism) ,通过向奉行国际法的基本准则的“不干预主义”的挑战,对民族国家体系形成一定的冲击。这反映出区域主义从束缚主权向释放主权的转变。所以,阿查亚称:“或许今天区域化的最明显的趋势是,新兴区域公民社会的出现对主权束缚区域主义的进一步打击。”这样,“如果不考虑嵌入式区域主义的合作和引发冲突的潜力,讨论21世纪伊始新兴的世界秩序是不完整的。”[39]当然,它也是对大国所惯用的单边干预主义和军事联盟推行的诸边干预主义的挑战。比如,赫特纳就认为,单边主义诸边干预主义不符合国际法基本准则。第四,“新区域主义方法”的“欧洲中心”倾向、过分强调观念和理想化色彩等,使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证上的缺憾。

赫特纳虽然认为“新区域主义”具有多样性和多元主义的特征,但他仍然认为欧洲是“最好的范例”。他说:“该比较的框架源自对欧洲化进程和欧洲区域认同发展的研究,这也适用于其他区域的实际例子。”他声称,相对于其他大陆的区域安排而言,欧洲属于“更发达的”区域集团。他把这一个案当作“新区域主义的范式”。[40] 的确,欧洲的安全区域主义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间有许多经验可以供其他区域学习、借鉴,但“欧洲范式”所特有的高度制度化、法律化、国家主导、缜密的目标性和高度的民主和相互依存等,明显难以适用于其他许多区域尤其是亚洲、非洲。这些大陆的安全区域主义实践也明显表现出与“欧洲范式”的差异,如以“东盟方式”和“东盟规范”著称的东盟并没有欧洲高度制度化、法律化、民主和相互依存等特征,但它已成为公认的发展中区域最成功的区域主义案例之一。就赫特纳所追求的安全区域主义的最高目标———实现“安全共同体”而言,东盟已被广泛认同为“安全共同体”或“发展中国家最近似的安全共同体”。[41] 赫特纳理论中这种“欧洲中心”的倾向无疑会限制其对更大范围内安全区域主义的解释力。

赫特纳“新区域主义方法”因过分关注区域内部意识力量的作用,就无可避免地忽视了权力关系。现实表明,安全区域主义产生和发展可以排除区域霸权,但常常需要一个或几个区域大国的积极推动,如欧盟中的德国、FaGuo,而东亚安全区域主义的相对落后恰恰是缺少这样的大国推动;安全区域主义要实现更高的目标也不能没有权力关系的平衡和不对称权力关系的消除,比如如果不解决好区域内部大国与小国不对称的权力关系,“区域性”如何培育? 赫特纳“新区域主义”理论观点的批判性和理想化色彩,也使其处于敏感性乃至危险的境地。现实表明,理想化的欧洲“区域间主义”虽然在经济上已是硕果累累,但在安全领域上要挑战美国强权下的单边主义仍然显得力不从心,比如当年的“科索沃危机”和最近的伊拉克战争。他的“新区域主义干预方法”尽管仅仅是关注人道主义紧急事件,其有效性也令人怀疑。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嵌入式区域主义”还有引发新危机的危险。例如, 1991 - 1992年,欧盟“人道主义干预”政策和东盟“建设性介入”政策就在因内部民族冲突导致的“缅甸危机”的解决中发生冲突。[42]


综上所述,赫特纳的“新区域主义方法”独具特色的安全区域主义分析框架,相对于其他区域主义研究的理论方法而言,无疑具有更广泛的现实适用性和理论解释力。至关重要的是,该理论方法应该结合当前更广泛的安全区域主义实践适时地做好理论的自我修正和补充。只有这样,它才能真正完成对其他现有相关理论观点的超越,也只有这样,其理论观点才能为更多人所接受。

注释：

[1]Barry Buzan, OleWeaver and Jaap deW ilde, Security: A N ew Fram ework for Analysis,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8, pp.11 - 12, and etc. .

[2]Martin Wight, “The Three Tradition of International Theory”, in G. Wight and B. Porter eds. ,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Three Tradition, Leicester: LeicesterUniversity Press, 1991, pp.7 - 24.

[3][美]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年版,第313 - 387页。

[4]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 rganization, Vol. 88, No. 2, Sp ring 1994, pp.384 - 396; Barry Buzan, People, States and Fear: 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2nd ed1) ,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1, p.218.

[5]Barry Buzan, People, S tates and Fear: the N ational Security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3, pp.105 - 115; Barry Buzan, People, S tates and Fear: 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 tudies in the Post-ColdW ar Era (2nd ed1) , op. cit. , Chap ter 5; Barry Buzan, OleWeaver and Jaap deW ilde, Security: A N ew Fram ework for Analysis, pp.10 - 19, pp.197 - 203; Barry Buzan and OleWeaver, Regions and Powers: The S 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40 - 88.

[6]KarlW. Deutsch and SidneyA. Burrell et al. , Political Comm unity and the N orth A tlantic A reas: InternationalO rganization in the L ight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KarlW. Deutsch,“Security Comm unity”, in JamesN. Rosenau ed. , International Politic and Foreign Poli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61, p.99.

[7]David A. Lake and PatrickM. Morgan eds. , RegionalO rders: B uilding Security in a N ew W orld, University Park, P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20 - 67.

[8]Mohammed Ayoob,“From Regional System to Regional Society: Exp loring KeyVariab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Order”,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Affairs, Vol. 53, No. 3,November 1999, pp.247 - 260; Björn Hettne and Fredrik SÊderbaum,“Theorising the Rise of Regionness”, in Shaun Breslin and ChristopherW. Hughes et al eds. , N ew Regionalism s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p.33 - 47.

[9]克雷格·A·斯奈德:“区域安全结构”, [澳]克雷格·A·斯奈德等编:《当代安全与战略》,徐纬地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5 - 146页。

[10]Amitav Acharya, 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 unity in Southeast Asia: ASEAN and Problem of Regional O r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pp.16 - 21.

[11]David A. Lake and Patrick M. Morgan eds. , Regional Orders: Building Security in a New World, University Park, P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125 - 139, pp.140 - 143.

[12]David A. Lake and Patrick M. Morgan eds. , op. cit. , pp.68 - 100; Maurice Schiff and L. Alan W inters, “Regional Integration asDip lomacy”,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1801, August 1997; Bruce Russet, “A Neo-Kantian Perspective: Democracy,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 Building Security Communities”, in 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 eds. , Security Communi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369 - 371.

[13]Emanuel Adler, “Imagined Security Communities: Cognitive Regio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6, No. 20, 1997, pp.250 - 279; 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 “A Framework for the Study of Security Communities”, in 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 eds. , op. cit. , pp.29 - 65.

[14]Keith Krause and Michael C. Williams eds. , Critical Security Studies: Concepts and Cases, Minneapolic: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pp.83 - 120, pp.329 - 358.

[15]“新区域主义”这一术语由诺曼·帕尔默最早提出,是指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的作为一种“世界性现象”的区域合作的新浪潮,此前的区域合作相应被称为“旧区域主义”。但赫特纳提出的“新区域主义方法”中的“新”有经验和理论的双重含义。关于该研究方法的主要研究成果有: Björn Hettne and AndrÀs Inotai, The N ew Regionalism: Im plications for Global Developm en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Helsinki: UNU /W IDER, 1994; Björn Hettne and Fredrik SÊderbaum,“The New Regionalism App roach”, Politia, Vol. 17, No. 3, 1998; Björn Hettne, AndrÀs Innotai and Osvaldo Sunkel eds. , UNU /W IDER The N ew Regionalism Series, Vol. 1 - 4,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 1999 - 2001; Björn Hettne, “Development, Security and World Order: A Regionalism App roach”, in Sheila Page ed. , Regions, and Developm ent: Politics, Security and Econom ics, London: Frank Cass, 2000, pp.44 - 66, and etc. .

[16]“批判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术渊源是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目前,国际学术界对“国际关系批判理论”主要有两种解释:一是广义上的,即将“批判理论”作为一个包括所有后实证主义的“理论家族”,其代表人物是著名建构主义者亚历山大·温特。他将“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t) 、“新马克思主义”( neo-marxist) 、“女性主义”( feminist)和“建构主义”等流派都包括在“国际关系批判理论”之内。参见: AlexanderWendt,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1, Summer 1995, pp.71 - 81;二是狭义上的,它特指以“法兰克福学派”( Frankfurt School)和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思想为学术渊源的现代主义的“批判理论”,其代表人物有斯蒂芬·史密斯、肯·布斯等人。参见: Steve Smith, “The Self-mages of a Discip line: A Genea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Ken Booth and Steve Smith eds.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5, pp.24 - 26. 本文所指的“批判理论家”就是指以狭义的“批判理论”为学术渊源的安全研究理论家;赫特纳的“新区域主义方法”所采用的“批判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视角是以广义上的“批判理论”为学术渊源的。

[17]详见Björn Hettne and Fredrik SÊderbaum, “Towards Global Society Theor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pecial Issue: “RethinkingDevelopment Theory”, Vol. 1, No. 4, 1999; Björn Hettne and Fredrik SÊderbaum,“Theorising the Rise of Regionness”, in Shaun Breslin, ChristopherW. Hughes et al eds. , N ew Regionalism s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 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p.33 - 47; Björn Hettne,“The New Regionalism: A Prologue”, in Björn Hettne and AndrÀs Innotai eds. , Globalism and the N ew Regionalism ,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9, pp.xv - xxvi.

[18]Björn Hettne and Fredrik SÊderbaum,“Theorising the Rise of Regionness”, op. cit. , pp.37 - 45.

[19]Björn Hettne,“Globalization and the New Regionalism: The Second Great Transformation”, in Björn Hettne and AndrÀs Innotai eds. , Globalism and the N ew Regionalism , pp.11 - 16.

[20]Björn Hettne,“Development, Security and World Order: A Regionalism App roach”, in Sheila Page ed. , Regions and Developm ent: Politics, Security and Econom ics, London: Frank Cass, 2000, pp.44 - 45.

[21]Björn Hettne and Fredrik SÊderbaum,“Theorising the Rise of Regionness”, op. cit. , pp.44 - 45.

[22]Björn Hettne,“Development, Security andWorld Order: A Regionalism App roach”, op. cit. , pp.50 - 51; Björn Hettne,“Globalization and the New Regionalism: The Second Great Transformation”, op. cit. , p.20.

[23]Björn Hettne,“Regionalism,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 Björn Hettne and AndrÀs Innotai eds. , Com paring Regionalism: Im plications for Global Developm ent,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1, pp.3 - 12.

[24]Björn Hettne, “Globalization and the New Regionalism: The Second Great Transformation”, op. cit. , pp.16 - 19.

[25]Ibid. , pp.20 - 23; Björn Hettne,“Regionalism, Interregionalism andWorld Order: European Challenge to PaxAmericana”, Council on Com parative S tudies PresentsW orking Papers, No. 3, March 17, 2003; Björn Hettne, “In Search ofWorld Order”, in Björn Hettne and BertilOdnober eds. , Global Governance in the 21st Century: A lternative Perspectives on W orld O rder, Stockholm: EGD I, 2002, pp.6 - 25.

[26]Björn Hettne,“Regionalism,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p. cit. , pp.13 - 28.

[27]Björn Hettne, “Regionalism,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p. cit. , pp.14 - 19.

[28]Ibid. , p.18; Björn Hettne,“Globalization and the New Regionalism: The Second Great Transformation”, op. cit. , p.19.

[29]Björn Hettne,“Regionalism,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p. cit. , pp.19 - 22.

[30]Ibid. , pp.23 - 25.

[31]Björn Hettne,“Regionalism,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p. cit. , pp.26 - 27.

[32]Ibid. , pp.27 - 28.

[33]两种观点分别参见: Jon Lunn,“The Need for Regional Security Commissions within the UN System”, Security D ialogue, Vol. 24, No. 4, 1993, pp.369 - 376; Christopher J. Bakwesegha,“The Need to Strengthen Regional Organization: A Rejoinder”, Security D ialogue, Vol. 24, No. 4, 1993, pp.377 - 381.

[34]Joseph S. Nye, Peace in Parts: Integration and Conf lict in Regional O rganization, Boston: L ittle, Brown & CO. , 1971; Joseph S. Nye andM. Lynn2Jones,“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Report ofA Conference on the State of the Fie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2, No. 4, 1988, p.27.

[35]Marianne H. Marchand andMorten B«¾s et al.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New Regionalism”, Third W orld Quarterly, Vol. 20, No. 5, 1999, pp.897 - 910.

[36][日]星野昭吉:《全球政治学:全球化进程中的变动、冲突、治理与和平》,刘小林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74页。

[37]详见EC, “The Cotonou Agreement”, at http: / /www. europa. eu. int/ comm /development/ cotonou /pdf/ agrol_en. pdf.

[38]David Held,“Democracy and the Global System”, in David Held ed. , Political Theory Toda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207 - 209.

[39]Amitav Acharya, “Regionalism and the Emerging World Order: Sovereignty, Autonomy, Identity”, in Shaun Breslin and ChristopherW. Hughes et al. eds. , New Regionalism s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p.21.

[40]Björn Hettne and AndrÀs Inotai, The N ew Regionalism: Implications for Global Developm en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Helsinki: UNU /W IDER, 1994, pp.2 - 12; Björn Hettne, “Europe: Paradigm and Paradox”, in Sheila Page ed. , op. cit. , pp.22 - 41.

[41]Sheldon Simon,“The Regionalization ofDefence in SoutheastAsia”, Pacif ic Review, Vol. 5, No. 2, 1992, p.122; MichaelLeifer,“ASEAN as aModel of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Hadisoesastro ed. , ASEAN in Changed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 y, Jakarta: Centre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5; Amitav Acharya, 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 unity in Southeast Asia: ASEAN and Problem of Regional O r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42]AmitavAcharya, 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 unity in Southeast Asia, pp.108 - 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