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国际政治的理论——结构现实主义评介

清水煮音

肯尼斯•华尔兹一些独树一帜的观点在国际关系理论界是出了名的。其关于当今世界国际相互依赖程度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低的看法，以及核武器的扩散有助于系统的稳定，或者至少不会增加核战争危险的观点，国际关系学者可谓人人皆知。[1]当然，华尔兹在理论上最突出的贡献，还是其1979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理论》（以下简称《理论》）一书，该书是当今国际政治研究领域影响最大，也是被征引频率最高的著作之一。自该书问世以来的二十多年中，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经历了许多论战与变革，新的理论流派可谓层出不穷，但是无论是自由制度主义，还是新近风头正劲的建构主义，讨论的许多问题都绕不过《理论》一书，可见《理论》在国际关系学界的地位与影响，华尔兹本人也因为该书而确立了自己在国际政治理论研究中的大师地位。

《理论》一书共分9章。第一章阐述了理论究竟是什么，以及演绎理论较之归纳理论的优点。第二、三、四章批评了还原主义方法为什么不能够解释国际政治结果，第五章阐明政治结构是如何产生的，第六章考察了无政府状态的特性以及国家在系统中预期的可能变化，第七、八、九章则对国际政治的结构理论进行检验，这三章比较了不同的国际系统，并对系统结构发生变化时，行为与结果会有什么样的差异进行了阐述。按照作者所言，本书试图解决三个问题。第一，试图对已有的重要国际政治理论进行批判性考察；第二，力图建立一种新的国际政治理论；第三，对新建立的理论进行检验。[2]

本篇导读有以下几个目的：第一，理论是什么？为什么理论是重要的？第二，《理论》一书说的是什么？第三，怎样看待《理论》本身存在的问题？



对理论的偏见与误解

初涉国际政治理论的读者，在刚接触《理论》一书时，多多少少会为该书结构所困惑，也为该书前半部分晦涩难读的章节所苦恼。为什么作者在一本探讨国际政治理论的著作中，要花那么大的篇幅去阐述究竟什么是“理论”，或者说，一种国际政治的理论到底是什么？如果国际政治的系统理论是一种科学理论，那么按照科学的标准，其他各种国际政治理论还是国际政治理论吗？在信强约请华尔兹撰写的中文版序言中，华尔兹在二十多年后为什么仍然坚持认为今天许多的国际政治“理论”——特别是新近的建构主义——都不是理论？[3]

要解开这些困惑，必须了解科学意义上的理论究竟是什么。在中国，一个纯粹的国际政治理论学者，大抵都有类似的苦衷或者尴尬，当他在遇到一个纯粹的政策研究者时，常常会被问及“理论到底有什么用？”，“某某现象的发生彻底证明某某理论没有用了”或者“国际政治就是权力游戏的战场，其他理论都是空洞的”之类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因为学者们对理论概念的误解，才导致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和政策研究者在沟通与对话上出现如此的困难。华尔兹在《理论》一书的开篇，同样流露出这样的苦衷，他说，“国际政治学者随意使用‘理论’这一词汇，经常用其来指代任何并非纯粹描述性的成果，而很少只是用来指称那些符合科学哲学标准的研究成果。”[4]这里，华尔兹是从严格的科学哲学标准意义上使用“理论”一词的，在后面也是从这个意义上延展他的理论建构之路的。他对被庸俗化和泛化了的“理论”表达了很大的不满。那么科学意义上的理论究竟什么呢？

关于理论的概念有很多种，在此无须一一列举。不过对以下一些关于理论的问题做一澄清，我们觉得对读者进一步阅读《理论》是必要的。

科学意义上的理论不能建立在价值判断的基础上。理论不是信仰，理论要能够做到被检验，而信仰是不能够被检验的。信仰对于信的人来说再多的证明都是不必要的，对于不信的人来说再多的证明都是无用的。那些建立在价值判断基础上的理论是不能够被检验和执行的，不是科学意义上的理论。一种符合科学哲学标准的理论，其概念和假说必须客观，精确，稳定，以及可测量。例如，以“软权力”概念为基础的理论就是不可靠的理论，所以这么说，因为软权力这样的概念是不能检验因而也不能够操作的，你如何去测量和计算美国软权力的各个组成部分呢？当我们把美国文化对其他国家形成示范效应以及美国的政治制度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和应变性看做是美国软权力的重要内容时，我们就带着价值判断在看待和衡量权力。这样的权力概念不是精确和稳定的，而是富有弹性因而也可以被随意解释的。结构现实主义，包括新近的进攻型现实主义的严谨之处，在于它们不会把无形权力纳入到分析范畴中，这就使其理论变的很简约，易执行，能进行逻辑推理。同样，从科学意义上说，民主和平论也不是理论，因为该理论的信仰者已经在价值上预设“民主”相对于“专制”是好的，尽管民主和平论的论调很动听，也有蛊惑力，但从科学意义上说该理论却是不可靠的。华尔兹之所以不把当前流行的建构主义视为理论，很大程度上正因为建构主义多多少少是建立在不可操作的观念、认知等概念基础上的。建立在价值假设基础上的理论往往是动听的，能够打动人，但是它不可靠；而科学意义上的理论几乎都是冷酷的，但是它在逻辑上很美。


理论是高度抽象的，是在远离并简化事实基础上的智力活动产物。理论不是日常世界的总和，理论对现象进行合乎逻辑的安排和组合，它是高度概括和抽象的。如果把“描述、解释、预测”作为理论的三个功能的话，那么所谓的描述，不是简单地对现象进行陈列或堆砌，而是把那些相互依赖的看似不相关的事实以合乎逻辑的方式进行组合。大多数政策分析者每年都对变动不定的世界形势进行评述与综合，告诉读者什么地区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除此之外，他们什么也没有说。他们告诉你的只是一个斑斑点点的世界，而不是重要现象之间如何具有相互依赖的世界。这不是理论意义上的描述，而只是罗列而已。理论还要做到对现象与规律的解释，它“解释什么与什么相联系，这些联系又是如何形成的。理论指出事物是如何运作的，如何联系在一起，或者研究领域的结构是什么？”[5]在解释的过程中，理论需要对无穷的现象进行分离、提取、归并以及理想化，从而找出最基本最重要的因素，构造出理想的模型，以回答结果是在什么条件下产生的，不断反复出现的行为的原因是什么之类的问题。理论具有解释力，就有预测力。理论解释规律，当它阐述特定条件下为什么一些行为总会反复出现的时候，等于是在告诉人们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将会预期出现怎样的的行为。

但是，社会科学中的理论要做到确定无疑的预测总是困难的。社会现象的不可还原和不可逆转性，使社会科学的理论家们不可能象自然科学的学者们那样，可以在实验室中对“社会现象”进行重复试验。我们说一种社会科学理论具有预测力，是指该理论能解释某一现象为什么发生，指出这一现象更有可能或者更少可能发生的条件，从而预期在同样的条件下更有可能或者更少可能出现怎样的行为。但是，任何一种社会科学理论都无法预测某种行为会在某个特定的时点发生。理论家不是预言家，经济学家不可能准确预测到1929年大萧条的爆发时点，同样，国际政治学家也无法预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点。但是，经济学可以通过对投资市场结构的观察与研究，告诉人们潜在的经济危机可能会以什么样的趋势呈现，国际政治学家则可以通过对大国关系的结构变迁研究，展示国际系统中可能的危机与稳定。

认为好的理论一定也能很好地预测，那是对理论的神话。同样，以为好的理论可以包罗一切地解释一切，那也是对理论的误解。那些自称可以解释一切现象的理论是空的理论，表面上似乎可以对一切进行解释，实际上等于什么也解释不了。我们时常喜欢用一种理论来解释各种国际现象，也喜欢用不同的理论来解释同一现象，以发现哪种理论更有解释力量。其实，这种比较没有多大的意义。任何理论都有其边界和限度，理论的力度不是由它能够解释越来越多的事实来判定的，而是由在它设定的范围内，它对特定事实的解释程度决定的，也就是说，它要解释什么和不解释什么，能够解释什么和不能够解释什么。

许多研究者们喜欢用理论假设现实世界与的不一致性来指数理论的缺陷。如果你在研究中假定“个人或者组织是理性的，象经济人那样追求自己最满意的利益”，那么一些人可能就会列举出无数的“现实”来指责这一假定存在的问题，比如“怎么解释非赢利组织的行为动机”、“1963年以来的40年中，中国派驻非洲近2万人次的医疗人员救治了近两亿的病人这种现象怎么解释呢”，如此等等。这是对理论假设又一极大误解。理论构造出的是一个思想性的现实，但是不能说这就是我们体验的“现实”。如果用现实的“现实”衡量理论构造的思想性“现实”，那么后者永远不可能与现实世界合而为一或者逐一对应。理论是对现实的概化，其概念和假设并不必然就是现实本身，有时甚至与现实并不一致。政治现实主义在用“国家是理性的”这一假设开展他们的分析时，就是在概化和抽象的意义上理解国家的，我们无法也不能用现实中多样的国家来数落他们这么做有多么的不对。从理论建设的要求上讲，他们做出这样的假定符合科学研究的逻辑。



结构现实主义要义

在《理论》一书中，华尔兹首先对流行的国际关系理论进行了批判，其批判性工作集中于两点，一个是传统主义的理论从方法论上说为什么不是一种国际政治的理论，另外一个是流行的系统理论为什么不是国际政治的系统理论。在华尔兹看来，以往的理论，包括经典现实主义这样的传统理论，多多少少存在着严重的还原主义问题，对国际政治现象提供了并不充分的解释。所谓还原主义方法，就是“为了解释某一集团行为，从而对其组成成员的心理进行研究的方法”[6]，在国际政治研究中这种方法表现为通过研究个人、国家官僚及官僚机构来解释国际政治结果。换句话说，从个人-国家-国际系统三个层次上讲，认为战争等国际现象的原因存在于个人或者国家层次上的，就是还原主义的理论。还原主义理论着眼于单元或者国家层次，通过行为者属性的差异来解释国际政治，华尔兹认为它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外交政策或者国家的理论，不能够解释发生在系统层次的国际政治现象。在国际层次上，不同的国家可以产生不同的或者类似的结果，而类似的国家也可以造成不同的或者类似的结果；还原主义理论为解释国际结果所提供的原因，可以导致不同的国际结果，而还原主义所要解释的国际结果，往往却源于各种不同的原因。这就使还原主义陷入困难的境地，当似乎是产生国际结果的原因发生变化时，国际结果却依然如此，因而，此种解释不牢靠，也不充分，从严格的理论意义上说，它是一种不成功的国际政治理论。

在确立自己的系统理论之前，华尔兹还对自称为系统理论但在华尔兹看来根本不是系统的理论进行了剖析。自称采用了“系统的经验主义分析”的罗斯克兰斯，他的理论也不是系统的，因为在他的“系统”理论中，组成部分导致了整体的变化，因而仍然落入还原主义的俗套。曾经呼吁要在国际政治领域进行哥白尼式革命，力主从系统层次角度分析国际政治的霍夫曼，还是把单元层次的原因与系统层次的原因混杂在一起，并且在很多情况下，前者还占据着支配地位。所谓的系统，最终被纳入并服务于霍夫曼一直坚信不疑的“由内及外”分析模式中。以国际政治的系统理论而闻名的卡普兰，也没有能够把系统的特性与系统的环境以及该系统的各组成部分区别开来，导致其把互动意义上的国家间关系也归为系统层次的因素。因此，卡普兰的系统理论，与其说是一种国际政治理论，不如说是一种分类法。

仅仅通过对国家内部特性的观察，是理解不了国际政治的。国际政治中一再重复的行为证明“低”层次理论解释能力的失败与不足。华尔兹的目的是要建立一种国际政治的理论。在华尔兹看来，作为社会科学的国际政治研究，首要处理的国际政治系统中集体的行为而非个体的行为，一种国际政治的理论，其目的应该在于解释为什么即使个体行为随着时间改变，而在系统中的行为却如此有规律。而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抛弃从国家层次入手的幻想。

在第四章到第六章里，华尔兹逐步确立了自己的系统理论。华尔兹系统理论的两个关键要素是系统的结构和互动的单元。结构定义的第一个重要原则是系统内各部分的排列原则。国际政治系统中单元的排列原则是分权的、无政府的。无政府状态是国际政治经久未变的特性。只要彼此竞争的单元无法将无政府的国际政治舞台转变为类似国内社会的等级制，国际政治的本质就始终没有变化。第二个重要原则是，结构不能够根据单元的功能来定义，因为国家的功能是相似的，但是可以根据单元能力的大小来定义结构。互动单元的能力变化，会导致系统的变化。

这就是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的要义所在。结构概念在该理论中占据中心位置。结构存在于系统之中，而系统也因结构才得以成其为系统，两者不可或缺。以中国人熟悉的扑克牌中的升级游戏结构为例子。设想升级游戏中的规则为一种结构。参与游戏的人不分男女老少愚钝善恶，作为一个理性人，其属性是相同的，在这种规则结构下，他们都是按照自己的理性来出牌的，根据规则，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算计预期对方的行为，因而做出自己的合理行为。个人会有算计能力的高低之分，但是大体来说，其行为可以根据设定的规则结构来解释，或者说，其行为是由结构决定的，而不是年龄性别因素决定的。在国际政治中，行为体的行为随着结构的变化而变化，而不是根据自己属性的变化而变化。结构是系统中一系列约束条件，通过奖赏某些行为或者惩罚其他行为来实现选择。结构是原因，可以确定单元的形态，并最终使单元的运转产生某种性质相同的结果。在《理论》一书中，结构“刚性”对单元来说有两层功能性的含义，一是通过社会化进程限制和形塑行为者的行为，一个是通过竞争来调节单元之间的秩序。[7]在既定结构长久不变的条件下，社会化和竞争会促使单元的属性和行为具有相似性。

在《理论》一书的最后三章，华尔兹把他的结构理论运用到军事、经济和国际事务管理中。在对不同的结构比较中，华尔兹列数了两极结构在维护国际稳定上为什么优于多极结构。总的来说，华尔兹从国际政治的无政府性和国家是理性的假定出发，力图在系统层次上解释国家行为的规律性，以使其理论与传统的现实主义区别开来。无论从理论建构的科学性，还是论证的逻辑性和条理性上看，结构现实主义都要比经典现实主义，也比当今任何一种国际政治理论更接近理论的要求。正如基欧汉所评价的，“华尔兹理论的过人之处，不在于他倡议了一种新的理论研究或理论思考路线，而在于他努力将政治现实主义体系化，使之成为一种严谨的、演绎性的国际政治体系理论。”[8]比起经典现实主义，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要更加简练、清晰，因而也更容易经受住来自不同学派的批判。



对结构现实主义的批判

学者好以找出别人理论的缺陷为己功。二十多年来，对《理论》一书的批判如同对它的赞誉一样多。有的指责该书忽视了国家特性因素，没有把国际关系与国内政治分析结合起来；有的学者认为结构现实主义没有顾及国际政治中规范性制度的含义，《理论》阐述的结构是物质结构而不是规范结构；有的学者认为《理论》不能够解释国际系统中的变化，充其量只是一种静态的理论。[9]

不过，多数学者对《理论》一书的批判都未及要领，部分是因为他们多多少少存在我在第一部分阐述的那些对理论的偏见与误解。如果自身对理论的真正含义都语焉不详，那么又如何能够对华尔兹建立的简练精致的国际政治理论进行严格的学理批判呢。

理论究竟要解释的是什么？如果在它自身的解释框架内能够做到对现象的解释，那么它就是一个好的理论。如果把该理论本身不做解释的，因此也不能解释的现象作为责难该理论的理由，那么这就不是正确的批判。从科学哲学角度讲，《理论》是一本严谨、高度概括且具有很强逻辑性的著作。不过在这里，我们还是想指出《理论》一书所存在的几个问题，供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注意。

结构主义者的思维象晶体结构一样整齐划一，它没有给任何千奇百怪的“天资”留下余地，因为它力图通过唯一一套普遍决定因素来说明一切，因此其理论简明有力，清晰而简练。然而，这一优点同时也孕育了该方法的弱点，即它常常过分强调结构的自主性存在，强调其对系统变化以及单元行为的强大约束力而忽视了单元的能动性，也无法解释个体之间的独特差异，从而成了一种单调乏味的构架。也正因为如此，如同许多对《理论》一书的批判一样，结构现实主义是一种静态和保守的现实主义理论。说它是一种静态的理论，一方面因为它把结构中的无政府状态预设为国际政治不变的特性，另外一方面因为它抽象掉了结构转换和系统进程中单元互动的因素。华尔兹承认因为结构存在时间长，所以看起来是静态的，但实际上，在华尔兹那里，国际政治的结构千百年来都没有发生什么变化，结构惊人地相似，因此历史也惊人地相似。确切地说，华尔兹的结构理论对系统进程的因素置于不顾。这就使其理论面临以下一些问题：它关注的只是特定结构下国家行为的基本原则，而不能对结构转换过程中国家的国际行为变化做出比较；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既定结构下国家的国际行为的相似性一面，但是它不能够解释在结构不变的情况下，为什么国家的国际行为还具有很大的差异性；甚至最致命的问题是，由于它的结构是自我设定的，它连既定结构为什么会发生变化都解释不了，许多学者批评华尔兹的结构理论不能解释冷战两极体制的崩溃，理由也正在于此。[10]华尔兹结构理论这种非历史性无疑是其致命的弱点。

第二个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是，结构现实主义是一种均势理论。华尔兹自己也承认，在单极世界里，无政府体系的排序原则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也就是说，此种体系与其说是无政府体系，还不如说更接近等级体系。当系统中各部分的排序原则发生重大变化时，对国际政治的解释就不是国际政治的结构理论所能胜任的了。这里就会引申出这样一个问题，华尔兹结构理论中关于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一成不变的假设，随着国际政治的变化，是否还具有分析性的意义？在国际政治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单极政治现象，或者试图把多极世界转换为单极世界的政治努力。而从学理上讲，政治社会的演绎逻辑力量最终会使任何无政府状态的社会从权威分散型的社会向权威集中型的等级制社会转变，无论是将权威集中到一个霸权国家手中，还是过渡到一个更高的国际机构手中，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的属性都会发生变化。华尔兹一再声称国际政治的结构理论与国内政治的结构理论存在原则上的不同，他的结构理论是以无政府状态为基本分析前提的，从而告诉读者其理论要解释什么和不解释什么。这是华尔兹的过人之处。但从另外一反面看，这也正是阻碍其理论进步的问题所在。从更严格的意义上说，华尔兹的理论与其说是建立在无政府假设基础上，还不如说是建立在多极体系的基础上。读者如果换个思路，不是从无政府状态的假设出发，而是从霸权体系到多极体系的角度出发思考华尔兹理论，其理论存在的问题就会暴露出来。我们可以发现在《理论》一书的后部分，华尔兹尽力回避用霸权体系下的国际政治来检验他的理论。声称结合古典现实主义与结构现实主义，在近年国际关系理论中颇有影响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也在回避这一问题。[11]因为很清楚，一旦国际政治回到霸权体系状态下，结构主义理论（无论是防御性的现实主义还是进攻性的现实主义）就不能解释此种状态下的国际结果。

最后，我们知道，结构塑造与决定行为的逻辑一般会从两个方向展开，也即相同的结构会对不同的国家产生不同的影响，也会对不同的国家产生相同的影响。华尔兹的结构理论强调结构的后一种作用，也就是社会化与竞争会使国家的行为走向接近。进一步说，按照华尔兹的逻辑，结构会不会塑造出同样的国家行为，从而使国家模式也趋同呢？如果真的如此的话，传统的以国家为基础的政治理论和比较政治研究就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研究的视角与主题，把更多的目光投向国际竞争与社会化因素如何促使国内结构趋同这个问题上。反过来说，如果国家的许多国际行为并非如华尔兹所断定的那样是由既定的国际结构来解释的，或者说，既定的国际结构并不决定国家的国际行为往相似的方向发展，那么，华尔兹的结构国际政治理论在逻辑上就是成问题的，在经验上也是不可检验的，难免有极端的“结构决定论”之嫌。显然，在《理论》一书中，华尔兹对这个作为其理论重要假设基础的问题只是一带而过，阐述不清。

《理论》一书在结构对单元产生影响另外一个重要方式——社会化——阐述得也不充分。所谓社会化，是指集团或社会以自发和非正式的方式树立起的行为规范，并对其成员的各异行为和意见产生某种约束作用，从而使成员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在彼此的互动中得到减少，呈现同质性。因为处于同一系统中的所有成员都是互相联系的，共为系统的组成部分，系统以不同方式确立规范，并鼓励单元遵守这些规范。而处身其中的成员也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感受到这些规范的存在，并在彼此具有某种循环性的互动中遵守这些规范，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再造这些规范，从而使系统的同质性得到维持。不过华尔兹对行为体社会化的讨论显得极为单薄和肤浅，让人吃惊。细想起来，华尔兹的理论中其实没有什么“社会”成分，更不用说他对个体可以被“社会化”到“结构”中去的概念了。如果社会化所起的全部作用只是改变行为，那么社会化的概念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意义。温特在批评华尔兹这个缺陷时不无正确地指出：“如果行为体在社会过程中被纳入的结构没有‘社会’内容，把行为规范的造就称为社会化就是空洞的。”[12] 有关这些问题，可能是《理论》一书在论证上最欠缺的地方所在。






[1] 华尔兹关于国际相互依赖的独特观点见《国际政治理论》第七章“结构性原因与经济效果”，关于核扩散的观点见：Kenneth Waltz, “The Spread of Nuclear Weapons: More May Better,” Adelphi Papers, No.171 (Lond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1981).

[2] 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页。（以下简称《理论》）

[3] 见华尔兹为《理论》一书写的中文版序言。在约请华尔兹写中文版序言时，我们共同设计了几个希望华尔兹在中文版序言中能够给予解答的问题，这些问题如下：第一，自《理论》出版二十多年后，华尔兹如何看待别人对《理论》的批判？第二，《理论》一书强调的是物质性的结构，而非规范性的结构，一种国际政治的结构理论，是否应该把规范性因素也考虑进去？第三，与第二个问题相关，如何看待建构主义的地位？第四，当前国际结构是否在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如果是的，国际政治是否会出现比两极更不稳定的状态？第五，与第四个问题有关的是，进攻性现实主义声称糅合了很多结构现实主义的内容，那么应该如何看待进攻性现实主义在现实主义理论中的地位？

[4] 《理论》第1页。

[5] 《理论》第16页。

[6] 《理论》第24页。

[7] 《理论》第99-101页。

[8] 见罗伯特•基欧汉编，郭树勇译：《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4页。

[9] 这些批判性观点集中在《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一书中。见罗伯特•基欧汉编，郭树勇译：《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10] 在各种场合，包括在《理论》一书的中文版序言中，华尔兹坚持认为冷战的结束“完全如结构现实主义所预言的那样终结了”。华尔兹在这么说时，他更多的是从单元能力分配的变化上说的。但是，这种说法在我们看来是同义反复的，还是解释不了“为什么两极体制下苏联的国际行为会发生那么大的变化”这样的问题。

[11] 例如，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米尔斯海默就一直假设当代国际关系中并不存在全球性的霸主国家，认为美国也不过是地区性霸主国家而已。当代大国政治的悲剧变成完全是从“美国是地区性霸主国家”这一假定推演出来的“悲剧”。

[12] 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