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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产业化:天使与魔鬼之辩--评最垃圾的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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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5-1 17:53:52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span id="copyid" style="FONT-SIZE: 10pt">教育产业化:天使与魔鬼之辩---封面故事(一) 曾经的"天使"怎么变成了"魔鬼"?<br />作为教育市场化的积极倡导者,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Milton<i></i>?<i></i>?Friedman)在1955年的《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一文中就指出:公共教育制度缺乏必要的市场竞争的约束,效率低下,资源浪费。学校对学生,学生对自己的学习均不负责。要改变这种状况,通过以往的改革措施是无效的,惟一的出路是走市场化道路。<i></i>? <p></p><p>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定,中国教育改革也正式开始了教育市场化的尝试。但是,在中国教育整体规模迅速膨胀壮大的同时,中国教育改革却越来越偏离既定的轨道,教育的本来面目和传统内涵被各种力量严重扭曲,学者们曾经设想的"教育产业化"在中国出现了"南橘北枳"的现象。</p><p>曾经的"天使"怎么变成了"魔鬼"?</p><p>我们试图溯本清源。通过对中国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民办教育在"教育产业化"过程中的种种表现,我们看到,"教育产业化"在这些领域被泛化和异化,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种利益主体普遍误读和扭曲了"教育产业化",这一切的现实原因是教育财政体系失衡和规范的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系统缺位。但在这背后,中国教育改革的"经济主义路线",则是造成教育价值失衡、教育行为失范、教育品质恶化的根本原因</p><p><br /><i></i>?<br />汽车零件玩出来的花样行政侵夺科学的灾难美女博客决赛进行中国外储全球第一<i></i>?<br />2003年以来,汤敏一直被"教育产业化"问题困扰着。这位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被称为中国"教育产业化之父",承受着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指责。面对媒体,汤敏坚决表示:自己从未提出过教育产业化,从来也没有同意过教育产业化的提法。</p><p>9月2日,中国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回答网友问题时也明确表示,教育部历来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他把教育产业化上升到直接违背了人民群众利益的高度,强调中国绝对不能把教育产业化,"教育产业化了,就毁了教育事业"。</p><p>今年以来,这已经是教育部高官针对教育产业化第二次如此明确的表态了。年初的1月6日,教育部部长周济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2004年首场记者招待会上即曾指出:"中国政府从来没把教育产业化作为政策,一定要坚持教育社会公益事业的属性。"事实上,教育部的表态,针对的是从去年以来中国的教育事业发展所遭遇的巨大批评。一方面,去年9月联合国主管教育权利事务的特别调查员卡塔琳娜·托马舍夫斯基到中国考察两周后,很不寻常地批评中国在保证基础教育权利方面连非洲穷国乌干达都不如。"中国教育经费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比联合国最低要求6%低得多。"她说,"政府仅提供学校经费的53%,其余由学生家长承担,政府承担的比例,比所有实行义务教育政策的国家都低。"另一方面,中国的高等教育却掀起扩招和高收费的狂潮,上大学对考生学习成绩要求越来越低的同时,对其经济承受能力要求却越来越高。</p><p>本就严重不足的教育资源被过多投入到更能带来经济效益的城市和东部地区以及高等教育当中,中国的教育部门因此遭到来自各界的猛烈抨击,被指责最烈的是近些年来教育界最时髦的改革思路或称指导思想--教育产业化。这也直接导致了教育部高官公开否认提倡过教育产业化。</p><p>但事情并未到此结束。5月份,国家审计署对南京、杭州、珠海、廊坊4个城市的"大学城"开发建设情况进行了审计调查,发现"大学城"违规审批、非法圈占土地和建设贷款规模过大,存在偿贷风险两大问题;9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财经学院、兰州理工大学等重点大学招生黑幕被曝光。教育外衣下的丑恶浮出水面,教育产业化则再次被抛出来成了过街老鼠,教育部的表态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不承认把教育产业化作为教育政策"到"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p><p>一个曾经深入人心的改革口号,由天使变成了魔鬼。"当扩大的教育需求与教育资源稀缺的矛盾因为各种利益的干扰而变得尖锐时,教育产业化就成为攻击的首要对象。"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姜沛华告诉《商务周刊》。</p><p>"这完全是一种误会。"汤敏认为,现在把"教育产业化"形容为所有发生在教育领域内的问题的罪魁祸首真的很冤枉。</p><p>汤敏告诉《商务周刊》,事情的原委应该从1998年说起。当时,从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挺过来的中国经济,急待拉动内需。从亚行菲律宾总部回大陆探亲的汤敏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于是有了亚洲开发银行的项目小组提出的一个建议:扩大大学教育是一个可以启动的消费点。如果高校每年扩招30万学生,按一年一个学生消费1万计算,30万学生实际消费将近30亿。这样做的好处,一是增加学生在学校中的消费,二是缓解就业问题,三是从远期而言可以培养人才,增强人才国际竞争力。</p><p>但是汤敏强调,扩大大学的招生量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要配合大规模的助学贷款。他认为,支持产业化的人谈的实际是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反对产业化的人实际指的是基础教育,大家谈的不是一个概念。</p><p>"教育产业化是个模糊的概念。"汤敏说,"教育产业化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它被扭曲了。"汤敏强调:教育是分层次的,应该按照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等不同层次讨论教育问题,采取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他再次强调自己的观点,即"对于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应分而处之,义务教育本是国家财政系统的责任,非义务教育则可以考虑国家财政适当投入时,由市场进行资源配置"。</p><p>事实上,中国借助于市场力量解决教育问题可以追溯到1992年。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1992年是有历史意义的,邓小平南巡讲话,提出了计划和市场都是促进经济发展手段的论段。中国各个行业开始借力于市场寻求发展机会,教育也被推到了市场的前沿。</p><p>1992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快第三产业发展的若干规定》。规定中明确将教育列入第三产业,并强调教育应以产业式体制,坚持"谁投资,谁受益"的发展原则。这正是中国寻求用市场解决教育资源配置的开始。</p><p>汤敏认为,对于教育是第三产业的界定本身并没有错误,借助市场力量进行教育资源配置也没有错误。但是关键问题在于教育产业化在市场的种种变化因素中被泛化和异化了。</p><p>"笼统谈教育产业化是不准确的。"汤敏说。</p><p>按照汤敏的解释,当教育列入第三产业时,并没有将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进行属性界定,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现实情况下,在中国教育改革过程中,教育的层次性被日益模糊,教育领域各个角落都笼罩着市场的烟雾。与此同时,在教育领域部分引入市场经济机制、扩大学校自主权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相应的制约和规范,导致教育主体与学校的行为扭曲,以及不择手段追求经济利益的腐败行为,正越来越多地进入人们的视线。</p><p>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则对《商务周刊》强调,中国教育要不要市场,这不用争论,在批评教育不公平的问题上,把矛头对准市场是不公平的,"关键是政府负有更多的责任"。</p><p>"虽然官方没有提’教育产业化\’,但’产业化\’所表现问题之严重,是那些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国家所没有的。"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杨东平教授告诉《商务周刊》,"一种理论的现实命运,并不是由讨论或表态决定的,而取决于现实的社会需求、价值导向和利益博弈。"<i></i>?那么,一个天使,是如何异化成一个魔鬼的呢?</p><p><br />教育产业化:天使与魔鬼之辩---封面故事(二)</p></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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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5-1 17:54:38 | 只看该作者
<span id="copyid0" style="FONT-SIZE: 10pt">?<p>高教产业化又带来了什么?</p><p>10月19日,王胜利再次飞往杭州谈判。身为华电天仁公司总裁的王胜利,他主要的职责就是拓展市场。</p><p>按照王胜利的介绍,作为华北电力大学的校办产业,华电天仁公司成立于2002年初,注册金额为2000万,依靠华北电力大学进行研发和生产,面向电力、石化等行业提供自动控制系统的技术开发和服务。</p><p>如果一切顺利,华电天仁公司今年的业绩会有更高增长,这意味着华北电力大学的投入也将看到盈利的希望。在华北电力大学的学校产业集团中,除了华电天仁以外,还有近10业。</p><p>事实上,对于华北电力大学而言,以学校资产为依托组建学校产业集团并非特殊之举。1978年以来,在关于教育本质的讨论的基础上,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教育是不是生产性部门,是不是一种产业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p><p>1992年,一份名为《**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的文件,第一次指出教育是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全局性、先导性的行业,属第三产业。此后,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各大学校开始了产业集团尝试。公开数据显示:2002年,中国高校产业集团超过39家,大学产业向国家纳税20亿元,税后净利润达到24亿元,北大方正、清华紫光等似乎成为中国高校产业史上的成功典范。</p><p>在华北电力大学高层看来,与其他综合性大学相比,华北电力大学有资深的电力行业背景,在传统上属于部属院校,从诞生那一刻起就与产业密切结合在一起。</p><p>华北电力大学的前身是1950年代成立的北京电力学院,1970年迁至保定市,后更名为华北电力学院,主要是为电力行业选拔并培养人才,隶属当时的国家电力部并由电力部直接划拨经费,教育资金有稳定的保障。</p><p>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中期。1988年,电力部撤消,华北电力学院被剥离到地方,这使其马上面临生源和资金双重难题。招生难,意味着华北电力学院更少地获得财政划拨机会,因为按照国家规定,高校资金划拨是按人均数量计算,地方财政也不可能再为行业类院校给予过多的资金支持。</p><p>1995年5月,经当时的国家教委批准,华北电力学院和北京动力经济学院合并组建华北电力大学,成为兼有理工与文科的综合类大学,华北电力大学有更多机会通过文理兼顾的学科设置,获得稳定的生源。此前1994年国家开始对高校实施并轨收费,华北电力的生存问题开始有了保障。</p><p>但作为一所高校,仅仅解决生存问题自然是不够的。1998年,教育部出台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其中明确指出:实施"高校高新技术产业化工程"是中国教育到2010年的一个重要目标。1999年的《高等教育法》中"谁办学,谁受益"的原则,则给了高校更多的自主权,并明确规定了对高等教育的产业实行优惠政策,以促使"学校所办产业或者转让知识产权以及其他科学技术成果的收益用于高等学校办学"。</p><p>在这一背景下,华北电力大学和其他大学一样,开始投入发展教育以外的产业项目,并很快成立了拥有近10家公司的华北电力大学产业集团。</p><p>教育产业化:天使与魔鬼之辩--封面故事(三)</p><p>大学办产业不是一件明智的事情<br />--访匈牙利布达佩斯技术与经济大学校长齐夫拉·哈韦尔</p><p><br />《商务周刊》:在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市场化转型过程中,中国的许多大学也在进行一些教育产业化的改革。匈牙利也是转轨国家,我想知道在您的大学里,存在资金方面的问题吗?您如何解决资金的问题以及如何处理教学、科学研究和赚钱的关系呢?</p><p>齐夫拉·哈韦尔:我想,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大学都存在资金的问题,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大多数大学的经费由政府提供,而政府必须考虑尽可能减少开支来达到预定的目的。而作为大学来说,资金越多,它能做的事就越多,比如可以做更多的研究,因此它总是期望有更多的资金。另一方面,我想,近些年来,无论是在匈牙利还是在欧洲其他国家,都有一种越来越明显的趋势,就是把高等教育作为了一种必须教育。这种想法的初衷是让更多的人们受到更好的教育,以便能够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在于,高等教育的结构并没有根据这种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在原来,只有很少数的年轻人能够接受高等教育,他们往往是聪明上进的精英青年,他们的确想成为研究员,或在某些领域如商界、政界成为领导者。但现在由于学生数量的大量增加,大学教授并不能适应这样的变化,因此他们所提供和传授的信息就没有以前那么有效。因此我觉得,在大学大量扩招的同时,还应该保持精英教育,这要看每个学生的不同才能而定。也就是说,这种教育并不仅仅为找工作和保证就业率而设置,而是真正根据不同学生的才能而定。但如果你想让所有的学生都接受这种精英教育,那么资金就肯定不够,你不能够保证每一个学生都达到那样的教育水准。</p><p>《商务周刊》:那您认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p><p>齐夫拉·哈韦尔:我认为应该让一部分好学校不采取扩招的方式,仍然保持他们原来的学生数量,当然适当提高招生人数是可以的,但不是百分之几百的增长。然后,认真考虑其他一些学生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以适合他们以后找工作的需要。我认为,许多学生可以接受类似"服务和技能"性质的教育,因为在如今的社会里,有许多这方面的工作,保证这些学生在某一技能上有所长就可以了,或许就业对他们来说更重要,他们并不需要研究背景雄厚的教授做指导,他们并不想从事研究工作。因此这种基础的技能高等教育是可以推广的,并且这种教育的价格也并不昂贵。这并不是说教育分高低层次,而只是根据学生各自的自身特点进行施教,你不能把所有的学生都放入传统的教育体系。一个体系的迅速扩大要跟它的实际能力相适应,就像一个青蛙,一定要让它长成一头牛,它拼命的吸气,终究会爆炸的。我的意思是,大量的扩招学生进入传统的高等教育体系并不是坏事,但如果整个教育体系的改变不能适应这种迅速扩大的学生数量,就会产生许多问题,比如教学质量的下降以及资金问题的短缺等等。</p><p>《商务周刊》:您认为作为大学校长,最重要的工作职责是什么?</p><p>齐夫拉·哈韦尔:我想最重要的是保证大学的正常运转。尽可能提高各项指标和设施的质量,比如提高教学的水平,提高各种教育设施的质量等等,当然这并不容易。并且,最重要的是,知道怎样解决资金的问题,保证资金不出现短缺。还有,他必须是一个很好的沟通者,知道怎样与相关的机构沟通,获得资金;懂得怎样与学生沟通,以保证最好的学生能够进入学校就读;他能够吸引最好的教授来到这里执教,满足教授教学研究的需要。一个好的大学需要好的氛围,这种氛围并不是说这个大学只有20%的优秀学生,而是所有的学生都有一种动力和精神,希望做事情并把它做到最好。形成这种氛围并不容易,这对大学的校长是极大的挑战。</p><p>《商务周刊》:您如何看待教育产业化的问题?许多大学投资商业领域和商业行为,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p><p>齐夫拉·哈韦尔:对这一点,我有两方面的想法。首先,你知道我们是一所科技大学,而在我们大学里,所有的教授和学生同实际的业界及商业领域保持紧密的联系非常重要,因为科技工程并不仅仅是科学,它是用来解决问题的工具,你必须学会如何运行系统并保证它持续发展,学会如何在现实中思考和解决问题。这些并不能仅仅靠学习理论就能解决。所以说,我们和业界的合作是以促进教学为第一目的的,而不是为了赚钱。如果政府认为大学就此可以赚到钱,从而减少对大学的预算开支,那无疑是不正确的。并且我认为,大学的主要任务仍然是教学和研究,做生意并不是大学的强项。就拿我来说,如果我有一个重要的讲座,同时公司那边需要我去参加一个会议,那我该怎么选择呢?在大学里,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一部分人专门去做生意,而另一部分人则专心从事教学,但这样又会出现新的问题,就是那些赚了许多钱的人会想,为什么我辛苦赚来的钱要给这些没有赚钱的人用呢?这是不容易解决的问题。同时,我不认为大学去办产业是一件非常明智的事情,即使真的要做,也应该只是占非常小的一部分,因为大学的优势并不在此。</p><p>《商务周刊》:在学科的设置上,你们会怎样考虑?是否会考虑市场的需要开设一些热门学科?</p><p>齐夫拉·哈韦尔:对。许多学校会这样做,因为他们必须要吸引足够数量的学生,因此大学往往会开设一些非常热门的专业。我们大学在这一点上比较幸运,因为我们的传统学科在如今仍然非常受欢迎。当然,如果大学仅仅考虑学科的受欢迎程度而没有足够经验的话,就必然会影响到教学的质量。</p><p>《商务周刊》:在您的国家,政府怎样协调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的投资比例?</p><p>齐夫拉·哈韦尔:在这一点上,我并没有明确的数字可以提供给你参考。我只能告诉你,在我们国家,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是非常非常便宜的,反倒是幼儿园教育非常昂贵,可能是因为幼儿园需要一对一的看护和辅导的原因吧,幼儿园的教育费用甚至会高于大学教育的费用。</p><p></p><p>齐夫拉·哈韦尔(Gyorgy<i></i>?Horvai):</p><p>匈牙利布达佩斯技术与经济大学校长,匈牙利政府工业技术进步基金会主席,匈牙利科学院执行委员,化学工程师,数学家。布达佩斯技术与经济大学是有200多年历史的老牌公立名校,匈牙利最著名的技术类大学,培养过5名诺贝尔物理、化学、经济学奖获得者。</p></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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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5-1 17:55:06 | 只看该作者
<span id="copyid1" style="FONT-SIZE: 10pt">?<p>附:<br /><font size="7"><strong>汤敏:扩招扩错了吗?<i></i></strong>?</font><br />自一九九九年以来的大学扩招翻开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崭新的一页。在短短的五六年中,大学招生扩大了将近3倍,长期困扰着青年学子的上大学难的问题有了很大的缓解。然而,最近社会上有一种舆论,认为扩招扩错了,<i></i>?把伴随着大规模扩招出现了的一些问题:如贫困学生上学难、毕业生找工作难、教育质量下降等等通通归结于市场化的改革。更有一些观点以此来否定整个教育改革。我们认为扩招中确实还有很多值得改进的地方。但是,当前在中国高等教育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并不是扩招的方向错了,也不是教育与市场相结合的改革错了,而恰恰是过去计划体制中的弊端还没有完全消除,政府职能转变还没到位、改革还不够完善造成的。教育不能市场化,但不与市场结合的,不为市场经济服务的教育,一定没有出路。对扩招中出现的一些负面问题,不能以偏概全,特别是不能让一些似是而非的议论干扰我们的改革。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推动教育的改革,只有在不断的改革中中国的教育才有出路。</p><p><i></i></p><p>一.<i></i>?<i></i>?<i></i>?<i></i>?<i></i>?<i></i>?<i></i>?<i></i>?<i></i>?<i></i>?<i></i>?假如没有扩招</p><p><i></i></p><p><i></i>?<i></i>?<i></i>?<i></i>?<i></i>?<i></i>?<i></i>?自扩招以来,我国每年普通大学本专科招生人数已从1999年的160万人增加到了2004年的447万人。在校生人数从413万人增加到1334万人。如此大规模地扩大招生,使上千万的青年学子进入了高等学堂,开始了人生的新的飞跃。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我们的适龄青年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也从1991年的3%上升到2003年的13%,从世界排名第131位,上升到第114位。扩招对中国社会影响之大,不可低估。在城市,适龄青年上大学已经不是件难事。笔者近年来经常到贫困地区访问,见到很多很偏僻的村庄里有了历史上的第一个大学生。大学的扩招大大提升了民族的素质,使我国的受教育水平、人力资本水平都上了一个大台阶,其深远影响在未来十到二十年中将更清楚地显现出来。</p><p><i></i></p><p><i></i>?<i></i>?<i></i>?<i></i>?在大规模的扩招同时,高等学校本身也得到迅猛的发展,大学数从1999年的1071所,增加到2004年的1731所。大学教师也增加了1倍。高中、研究生教育同时也在扩大,高中生在校生也翻了一翻,从1999年的1049.7万人增加到2004年的2220.4万人;研究生也扩大了2.5<i></i>?倍。可以说,<i></i>?大学扩招为今后中国进入更高层次的国际竞争,为自主创新发展奠定了雄厚的人才与知识基础。</p><p><i></i></p><p>换一种思维,假如没有扩招,那么现在是一种什么情形呢?<i></i>?首先目前在校的大学生中的一半以上根本进不了大学,早已经进入了就业或失业的大军。因高中也不会扩招,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连高中也上不了。也就是说,现在学校中的上千万青年人提前四到七年就进入劳动力市场。初中毕业的学历与素质,使他们仅能跟进城民工或下岗工人争夺工作岗位。在过去的五年里我国下岗工人再就业人数达1800万人。与这些初、高中的青年人才相比,下岗工人在竞争处于劣势,因此假如没有扩招,很可能有一半左右当前再就业的了下岗工人会被这些青年挤出去。</p><p><i></i></p><p>如果没有扩招,这些可能都是今天的现实!不扩招我国失业的情况要比现在更为严重;我们的国际竞争力更弱;中国的高等教育就没有今天的成绩。</p><p><i></i></p><p>二.<i></i>?<i></i>?<i></i>?<i></i>?<i></i>?<i></i>?<i></i>?<i></i>?<i></i>?<i></i>?<i></i>?到底有多少贫困生上不了大学</p><p><i></i></p><p>对扩招批评最多的是大学学费的提高导致了贫困学生上学难的现象出现。<i></i>?不可否认,学费增加后,对一部分贫困家庭形成了很大的压力。也不排除有个别的因交不起学费上不了学的例子。但是,如果这只是少数的个例,就应该按个例处理。<i></i>?不能以偏概全,把一些特例当成普遍的现象,甚至断言“它断送贫穷农村子弟致富的机会,使他们再也念不起大学了”,并以此来否定扩招,否定教育改革。<i></i>?</p><p><i></i></p><p><i></i>?<i></i>?<i></i>?<i></i>?我国大学招生是按分数线来定的,在录取的时候并不会因家庭贫困而被排斥。近年来,按教育部规定,所有高校新生报到时都要为贫困家庭学生开设绿色通道,让家庭经济困难的新生一律先办理入学手续,然后再根据情况采取不同办法予以资助。贫困大学生贫困生被拒绝入学时,可向教育部投诉。网上报道的个别贫困家庭学生因学费放弃入学的机会,绝大部分并非公办高校。</p><p><i></i></p><p>平心而论,自扩招以来,国家、高等院校以及全社会都努力来解决贫困生的问题。经过一些年的努力,我国基本建立了“奖、贷、助、补、减”的资助高校贫困家庭学生的政策体系。例如,从2004年起公办普通高等学校中约5%的家庭特别困难学生每人每月资助150元,共有惠及67万特困学生。教育部还规定,<i></i>?高校必须将学费的10%用于资助贫困家庭学生。同时,有关部门改革了国家助学贷款实施机制,原则上按在校生总数20%的比例发放助学贷款。随着我国个人信用系统的建立,不按时还贷款可以及时追索,大学贷款欠帐的问题应该大大缓解。<i></i>?这又可大大提高商业银行与政策银行发放助学贷款的积极性。相信在一两年内助学贷款的范围还会不断扩大。</p><p><i></i></p><p>三.<i></i>?<i></i>?解决贫困大学生上学难的可能出路</p><p><i></i></p><p>对于贫困学生的问题,要采取措施给与特殊的解决。即使是把大学学费降低到扩招前的3000元左右的水平,他们也支付的困难。其根本办法是跳出传统思路,改革“一刀切”式的不合理的大学助学补贴方式,使贫困家庭付不起,富裕家庭搭便车享受补贴的怪现象。采取对不同家庭收入的学生给予不同的补助水平,再配合助学贷款的扩大,我国贫困学生上学难的问题应该大体上得到解决。</p><p><i></i></p><p>大学教育是非义务性的教育,更适合谁受惠,谁付一定费用的原则。即使是适龄青年入学率高达50%-70%的西方国家,近年也在加大受益学生自付学费的比重。近几十年来,随着人们对经济问题认识的深入,很多传统由财政支持的公共产品也都取消了补贴,而采用“谁受益,谁付费”的方式。如公路、城市供水、污水处理、供电、垃圾处理等等。既然这些大多数人都受益的,有明显外部效应的典型公共产品都采取了受益者付费的方式,更为少数人享受的高等教育理所当然也应该采用同样的原则。</p><p><i></i></p><p>当然,在实际生活中,国家每年还是拨出了巨额的财政资金投入到大学教育中去。据统计,我国平均每个大学生的人均成本为每年14000元。而目前高校人均学费为5000-6000元。也就是说实际上国家财政直接或间接地每年给每个在校大学生提供了8000-9000元的助学补助。这种助学补助是“一刀切”式的,既对每个大学生收取一样的费用,给予同样的补助。即使是扩招后的今天,我国平均28个家庭才有一个在校大学生。这笔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28个家庭交税交来的。对一个大学生的补助超过了对50个小学生的补助。在当前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尚且要收费的情况下,上非义务教育的大学当然应该收取一定的费用。</p><p><i></i></p><p>我们现在的大学付费方式是从计划经济下“一刀切”式的全免学费的助学补助方式演化而来的。认真琢磨起来就可以发现这种发放助学补助的方式极不合情合理。国家财政资金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或者说,这每人8000-9000元的助学补助,实际上是由28个家庭交税交出来的。用这笔税款来对收入较低,承担不起学费的家庭给予一定的补贴,还权且可用经济学的转移支付理论来解释,情有可原。这与用财政拨款来扶贫的道理的一样。但是,由27个家庭交税来补助一个有支付能力的富裕家庭青年上大学,就不十分合理了。</p><p><i></i></p><p>“一刀切”式的助学补助最多只能算是“均等”,而不能算做“公平”。有人曾拿分蛋糕为例来说明“均等并不一定公平,公平也不一定均等”。把一个蛋糕平分成四份给四个孩子看来很均等,但如果孩子有几个月大的,有十来岁的,这样的分配方式就不很公平。</p><p><i></i></p><p>当前社会上流行的一种看法是,大学学费过重,超过了一般家庭的支付水平,因此学费应该更低一些。我们同意,即使是扩招前的3000元一年学费,对大部分的农村家庭及一部分城市低保家庭来说,也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然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对另一部分家庭来说,这笔学费是出得起的。每年花大钱上择校,补习的,自费留学的也不乏其人。例如,中国城市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为10000元左右,一家三口人年可支配收入为30000元,按20%的年收入来算,<i></i>?5000元的学费并不是特别不合理。<i></i>?即使是在农民中也有收入较高的。<i></i>?“一刀切”的补助方式正是忽略了人们支付能力的差别。出现了穷人付不起,富人搭便车享受补贴的怪现象。</p></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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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5-1 17:55:16 | 只看该作者
<p>因此,如同任何补助或扶贫款的发放一样,合理与有效的助学补助的发放<i></i>?<i></i>?<i></i>?方式应该是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给予程度不同的助学补助。极贫困家庭的大学生应全免学费;比较困难的应部分减免学费;而有支付能力的家庭少接受补助。</p><p><i></i></p><p>当然,这一补助方案在实行起来还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加以改进。例如,我们可以实行减免学费为主,暂时先不提高对富裕家庭的学费。规定在若干年内,国家对高校的增拨经费,高校创收,高校节支中的的一个很大比例用于减免学费;把国家对贫困生的贷款贴息补助直接用于贫困生学费减免;税务部门对社会上对贫困大学生学费捐赠予以免税;对烟花炮竹克以5至10倍的税用以对贫困生补助等等。</p><p><i></i></p><p>与此同时,我们可以把助学贷款的功能与范围扩大,<i></i>?把助学贷款还款期延长到10<i></i>?-15年,把助学贷款从现在的对贫困生的补助功能,转变为对所有学生开放,即使是对富裕家庭学生也一视同仁的贷款。这样,即使是在国家财政暂时不能对高校更多的投入的情况下,也能大体上解决贫困生入学难的问题。同时,也能减少其它收入家庭学生的现实支付压力。<i></i>?</p><p></p><p>四、大学收一定的费用就是教育产业化吗?</p><p><i></i></p><p>把对大学生收一定的费用等同于教育产业化也是一个误区。我向来反对提教育产业化这一个概念,因为它混淆了不同层次的教育。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什么是教育产业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不清晰的概念。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基础教育是一个市场化运作的产业,相反是由国家财政提供的公共产品。<i></i>?高等教育也不可能完全由市场来运作。<i></i>?</p><p><i></i></p><p>对大学生收取一定的学费并不代表就是教育产业化。从某种意义来说,这正是公平性的表现。我国大学教育是非义务性的教育,能够接受正规大学教育的毕竟还是少数人。即使是扩招后的今天,平均28个家庭才有一个在校大学生。现代的教育理论认为,对于尚未普及高等教育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高等教育更接近一般商品的性质,更适合谁受惠,谁付费的原则。国家财政应该支持教育,但不可能对所有的教育和教育人口“大包大揽”。</p><p><i></i></p><p>一些人总是把减少大学学费的希望寄托在政府再增加投入上。<i></i>?我国政府财政教育经费的投入不足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政府也在不断地增加对教育的投入。但是,财政教育投资中要体现公平的原则。在我国,财政的教育投入不够公平首先体现在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太少。低收入的农民要负担大部分的教育成本。要解决教育投入不公平的问题,就要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p><p><i></i></p><p>教育投入不公平还表现在我国教育拨款的重高教,轻基础教育的倾向。财政支出,就跟一个家庭的支出一样,有一个优先次序的问题。即使在教育内部,国家的投入也应该有个优先排序,首先应该保证义务教育,再才能投入到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学前教育等,而不是反之,<i></i>?把大头放在高等教育上。我国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本来就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而就在有限的教育经费的分配中,对高等教育的拨款占全部教育经费的比例又远远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在过去的几年中,国家对高校又增加了上千亿的投入。<br /><br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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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5-1 17:55:44 | 只看该作者
<span id="copyid2" style="FONT-SIZE: 10pt">?<p>在现阶段,政府有钱必须首先投资农村教育,投资基础教育。首先要让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全免费,减少农民不应有的负担。同时,对农村小学、初中的校舍教具的投资,对农村教师培训的投资。同样地,如果农村地区没有一定规模的高中,农民子女上大学的机会也不平等。扩大农村的高中,扩大对农民的职业教育,提高它们的教学质量。有条件的情况下,<i></i>?城市的免费义务教育也要逐渐实行。这些都需要巨额投资。这些都是涉及全体农民,全体人民的大事。要体现教育的公平性,这些问题就要优先得到解决。</p><p><i></i></p><p>因此,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高等教育的公共财政的投入,不可能、也不应该有过快的增长。从这点出发,高校经费的解决要从减少开支,减少浪费上下功夫,在为社会服务、为企业服务上下功夫,在动员社会捐献上下功夫。高校在这些领域存在的问题,并不是教育改革所造成的,恰恰是高等教育与市场结合不紧所造成的。<i></i>?</p><p><i></i></p><p>五.中国的大学生太多了吗?</p><p><i></i></p><p><i></i>?<i></i>?<i></i>?<i></i>?一些人用当前大学毕业生找工作难来证明没有必要扩招。<i></i>?关于中国高等教育是过剩还是不足也是对扩招功过的的判断标准之一。<i></i>?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让我们进行一些国际比较。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同口径的适龄青年入学率这一指标来看,2002年高等教育入学率中国为13%,韩国为71.69%,菲律宾为29.45%,泰国为31.92%。我国高等教育只是刚刚跨入了国际公认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门槛。如果说与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不好比,但连经济增长速度为我国一半和人均GDP与我们不相上下菲律宾、泰国都可以支持那么高比例的大学生,我国经济为什么不能容纳现有大学毕业生就业呢?</p><p><i></i></p><p>从宏观上来看,当前大学生就业难只是经济转型过程就业结构变化产生的暂时困难,一部分是因为大学生就业观念调整不够而没能很好地抓住机会,还有高等教育改革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学生过剩,人才过剩。中国大市场完全能容纳下更多的大学生。不能因为这些暂时的困难而放弃教育适度超前发展的大战略。</p><p><i></i></p><p>就业问题与产业结构变化、经济发展周期等有着直接的关系。当前,不但是大学生就业较难,整个社会都存在着就业难的问题。近10年来,中国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而且在短期内还不能得到根本的解决。从1995年到2005年,在国企与集体企业中减少了6000多万个就业岗位。从改革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进步。过去看似失业的人非常少,表面上每个人都有工作,但实际五个人做两个人的事,不仅工资低,五个人还互相打架。经济发展走向高效,两个人岗位只能两个人吃饭。然而从就业的角度看,几十年积累下来的问题集中在几年内解决,就会出现劳动市场的暂时不平衡。另外,在我们的政策主导上,没有把就业问题真正放到优先地位上。许多地方政府过于追求经济增长率,采取的是增长优先的发展战略。从金融,财政及政策上都向高科技,大企业倾斜。新近增加的一些企业和经济项目就业容纳能力往往不高。过去十年中每一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创造出来的非农就业岗位仅为80年代的三分之一。形成了“高增长、高投资、低就业”的现象。</p><p><i></i></p><p>造成大学生“就业难”的另一个很重要原因是高等教育本身的问题。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经济,学校的反应相对滞后一些,使得高校在专业设置上有失平衡,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陈旧,培养出的许多大学生的素质和能力不适应市场的需要。然而,坏事也可以变好事,也许正由于大学生就业难,会进一步推动人们呼吁了多少年都没有能够推动的一些高等教育的改革。以前大学毕业生总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政府开列计划,高校开设一个专业,毕业生由政府包揽。靠着牌子,就不愁自己的学生分配不出去,学校基本上不用关心市场需求。现在是市场经济社会,学生分不出去,就不会再有人买你的服务,将来专业就会被取消。这就促使我们大学要更好地与市场结合。面对市场经济,许多企业这十几年也都经历过“阵痛”,高等教育也需要一次“阵痛”。</p><p><i></i></p><p>目前国家对大学毕业生实施“自主择业、自由就业”的政策,使得就业基本市场化,市场机制已经开始发挥其作用了。习惯于计划经济机制下的就业观念,许多大学生在市场机制调节的就业市场上反倒有了“失落感”。在“精英教育”时代,高校毕业生短缺,社会精英岗位充足。高校毕业生就业是一种与之相适应的、在社会精英岗位上的就业。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后,社会精英岗位与高校毕业生数量相比显得不充足甚至短缺了。就高校毕业生整体的就业情况而言,是进入了一个“大众化就业”的时代,一部分高校毕业生通过竞争,进入社会的精英岗位。同时,必然要有一部分高校毕业生从事与大众化教育相适应的比较低一级的工作。这也是社会发展进步的表现。在高等教育已经大众化的国家,大学毕业生干的也往往是很基层的工作。因此大学毕业生必须调整就业观和就业期望值,树立大众化的就业观。正确认识自我,认识社会职位要求,找准自己就业的社会定位。</p><p><i></i>?<i></i>?<i></i>?<i></i>?</p><p>最后,<i></i>?我们现在广泛报道的所谓一次性就业率是否科学也是值得探讨的。定义十分不清晰、不科学的数据满天飞,再经过媒体的炒作,也会造成人为的恐慌,误导学生,误导家长,也误导社会,更会影响我们对当前的形势做出正确的判断。一次性就业率指的是7月份大学生的签约率。与计划经济下硬性分配不同,市场经济条件下,找到一个理想的工作需要一些时间,在短短的几个月里甚至半年内找不到工作也是正常的现象。另外,在我们的统计中,灵活就业,即没有签下合约的,在小型,微型企业中就业的大学生往往都没被统计进去。实际上,这种就业统计还是我们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分配就业模式的一种延续。我们应该采取国际上通行的办法来进行更为市场化的统计方式。</p><p><i></i></p><p>六.<i></i>?改革的完善还是完善的改革</p><p><i></i></p><p>由此可见,当前在中国高等教育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并不是扩招的方向错了,也不是教育与市场相结合的改革错了,而恰恰是过去计划体制中的弊端还没有完全消除,政府的职能转变还没到位、改革还不够完善造成的。<i></i>?</p><p>目前社会上的有一种观点认为,不完善的改革还不如不改。我们不同意这个观点。中国几十年改革的进程都是以渐进式的改革。改革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人们对改革的认识也有一个深化的过程。不可能在改革的初期就把一切设计得那么完善。如果等到把一切都设计完善了,法制都健全了,把执法的机制与人员都培训好了,再来进行改革,那么在中国这块大地上,改革就永远启动不了。</p><p><i></i></p><p><i></i>?<i></i>?<i></i>?<i></i>?拿扩招问题举例来说,如果当时能配合大规模的学生助学贷款,贫困学生上学难的问题可能就能够大大减缓。事实上,我们在提出扩招方案时,实行学生助学贷款是一项最重要的建议。国务院、教育部等有关部门当时也有很详细的推动学生助学贷款的方案与试点。但是,由于当时的银行改革还不到位,我国的个人信息系统也没有建立起来,老百姓的信用观念也比较模糊。对助学贷款的呆、坏账的追缴,也因我们的法律不健全、法院执行成本太高而很难执行。因此,商业银行没有大规模开展助学贷款的积极性。甚至直到今天,助学贷款也还不尽人意。但是这些都是操作政策不到位,是相关政策执行过程不力所致。要等银行都改革好了、法律都完善了、信用观念都建立起来了才去扩招,那么我们可能要等到猴年马月去了。改革应该配套,但并不意味着不把一切都配套好了就不改革。</p><p><i></i></p><p>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没有扩招这样一些突破性的改革,我们未必清楚体制中诚信严重缺失,银行改革严重滞后,政策执行不力以及高增长不创造高就业等等经济和社会的重大问题。这些应该成为进一步改革的目标,不应该让扩招为这些体制中的问题替罪,更不能用否定扩招来延误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改革。在改革中抓住关键问题大胆地改,发现新问题的出现就及时加以解决,不断“改革”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人类的历史就是在不断地改进中成长。任何事都有利有弊,不可能十全十美。抓住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攻其一点,不计其余,以此来否定整个改革,这种态度不可取。我们不能让一些似是而非的议论,一些不加分析比较的数字,加上一些媒体,一些网络的炒作,干扰我们的改革。</p><p><i></i></p><p>二十一世纪的国际竞争从根本上来说是人才的竞争。当前的实际情况是,中国的教育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更不能说是适度超前。即使从数量上来看,我国适龄青年上大学的比例还远远低于于同等发展水平,甚至于低于我们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从质量上看,我们的教育更是赶不上市场的需要。<i></i>?一个国家要想比别的国家发展得更快一些,必须在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上适度超前发展。扩招的深远意义及经济效果将来肯定会显现出来。目前扩招中出现的问题只是转型中暂时困难,不能把短期内的问题作为长期发展战略决策的基础,不能因为暂时的困难,一些工作中的缺点问题,而放弃高等教育适度超前发展的大战略。我们应该坚定不移地推动教育的改革,在改革中不断推动大学教育规模的增长,只有这样,中国的教育才有出路。</p><p><br /></p></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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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5-1 17:56:13 | 只看该作者
<span id="copyid5" style="FONT-SIZE: 10pt">?<p><font size="7"><strong>汤敏先生,扩招没有错吗<i></i></strong>?</font></p><p>就在国内对“教育产业化”、“高收费”、“扩招”等一系列教育改革以来的新举措进行反思的时候,被人们一直称为“教育产业化之父”的亚洲开发银行北京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站了出来。近日,在国内影响力较大的新浪网上,汤敏先生以一篇很长的文章来反驳国内现在对一系列高教改革措施的反思,这篇文章的名字相当直接的,它叫《扩招扩错了吗?》。<i></i>?</p><p></p><p><br />本刊的老读者可能都还记得,本刊在2001年和2002年的一系列文章中,已经介绍过不少汤敏先生以及他所倡导的教育产业化方向。但为叙述的完整性起见,我们还是有必要再回顾一下那一段经历。</p><p>1998年,在经历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经济主要拉动方面的出口受到影响,中国经济处于一个暂时的困难之中,为了保住当年经济增长,政府的有关方面一直在寻找出路。就在这个时候,任职于亚行的汤敏先生给政府相关部门写信,建议对高等教育进行改革,扩大招生、提高学费、把原来计划外和计划内两种不同的招生方式进行并轨、“让老百姓把钱从银行里拿出来花”。</p><p>这个建议很快就被政府部门所采纳。于是在全国范围内,高校的扩招一时成为风气,而高校的学费也是节节上升:从1998年之前每生每年两三千元上升到现在的普遍5000元左右的价格。</p><p>这样的政策看来似乎不乏好处。首先,在这样的政策刺激下,高校的入学率有了很大的提高,诚如汤敏先生事后在多个场合强调的那样,“自扩招以来,中国每年普通大学本专科招生人数已从1999年的160万人增加到了2004年的447万人,在校生人数从413万人增加到1334万人”;“适龄青年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也从1991年的3%上升到2003年的13%,从世界排名第131位,上升到第114位”;同时,“高等学校本身也得到迅猛的发展,大学数从1999年的1071所,增加到2004年的1731所。大学教师也增加了1倍。”</p><p>不仅如此,汤敏先生忘记提到的一点是,当时高校扩招政策的另外一个指向,即让老百姓把银行里的钱拿出来花这个目标当时也实现了。从1998年和1999年的情况看,高校扩招在社会上的反应是积极的,当时有包括央视在内的多个媒体都报道了大量原来可能上不了大学的孩子因为上了大学的兴奋,以及他们的家长对未来的憧憬。</p><p><i></i></p><p>读大学合不合算?</p><p><i></i></p><p>在1998年以及以后的两三年之中,汤敏先生一直因为一纸建议而得到人们很大的尊重。可是从2002年开始,这种尊重开始变成了怀疑,因为从这时开始,扩招的学生们开始毕业了。包括本刊在内的许多媒体都发现并指出了另外一个现象,毕业生的就业薪资开始出现下降,大学文凭开始不值钱了。而在4年之后,这种现象已经越来越广泛而普遍地出现。在社会平均工资不断上升的情况下,花了大本钱上大学的毕业生和他们的家长却发现,他们就业的工资从3000元降到了2000元,再降到1000多元,到了2006年,媒体开始大量报道毕业生的工资已经出现了3位数。大学本科毕业生的起薪800元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1000多元已经是十分正常的情况。据北大对高校毕业生起薪的调查资料显示,毕业生月薪在1000元以下的占40.9%。在广州,招聘企业以800元左右的起薪来招聘大学生,已经屡见不鲜。</p><p>但相当长时间内,对一个家庭来说,培养一个大学毕业生的成本却是越来越高昂,除了基本达到五六千的学费以外,在学费上尝到了高收费甜头的高校们迅速地越过了学费的界线:住宿、书本、餐饮等等各项费用迅速上升。记者调查了多个学生的年度费用,每年的正常费用都在1万元以上,4年下来,一个本科生的培养成本在4万元以上。这样的上升程度甚至已经震惊了教育官员,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在2005年就沉痛地说过:“高校的学费不能再涨了!”</p><p>不知道汤敏先生想过没有,对于大量来自于中国农村的大学生而言,凭他们千把元的工资,要还清他们父母因为供他们上学而欠下的也许是几万元的债务需要几年?也不知道作为经济学者的汤先生有没有想过,如果把农村学生上大学作为一个投资来看,成本和收益的比值如何?</p><p>也许汤先生没有算过,可是比他受教育程度要低得多的中国农民们却都在算这笔账。在记者去农村调查的时候,不止一个学生和他们的家长告诉过记者:读大学不划算,家庭负担太重。他们甚至一户一户地数出名字来,哪个家庭的孩子上了大学,欠了多少债,小孩毕业了以后工资是多少钱,父母一年大概有多少收入,要几年才能把债还上。而普遍得出的结论是,大学不好上啊。</p><p>汤先生与很多学者争论过贫困生的问题,他的核心观点是国家对于贫困生是有政策的,因此不会有多少贫困生会因为家庭情况而失学。我们姑且不论银行对助学贷款的冷淡、贫困生标准制定上的问题,我们甚至也不考虑大学毕业生要几年才能还上助学贷款,还上以后几年内才能为紧接而来的结婚生育筹足钱。单说农村有多少孩子因为家庭惧怕高收费而让孩子放弃上学这条路,以及这些孩子中有多少未来是国家的栋梁之材,想起来都已经让人不寒而栗了。汤敏先生可能不知道的一点是,很多具有潜质的孩子,因为高校的高收费,在达到汤先生所说的贫困生标准之前,已经放弃竞争了!</p><p><i></i></p><p>中国需要什么人才</p><p><i></i></p><p>汤敏先生对于扩招的优势很强调的一点是,因为扩招,1998年以及以后两年中需要即时就业的适龄青年都上大学去了,减轻了就业压力。</p><p>2005年10月,记者在常州参加一个新闻发布会。常州刚到任的市委书记兴奋地向在座的80多名记者通报了一个情况:常州市由8所中高等职业学校联合组成的培养体,一直以来所有学生都在毕业前一年被企业争订一空。记者清楚地记得那个书记当时闪亮的眼神:“我问他们,真的是全部吗?我也作了调查,发现真的是全部,争抢一空啊。”</p><p>而相形之下,汤敏先生现在却不得不面临的一个问题想来是会令他尴尬的。扩招以后4年,大量的大学毕业生还是要就业的,而现在的情况是付出了高昂成本的他们毕业即失业,找工作极其困难。而常州虽然没有因为“要减轻就业压力”而让学生们多花些钱上大学拖几年,就业率却反而高。原因很简单,就业压力不会因为学生们都上学去了而消失了,上了大学以后呢?汤先生的这种想法,无疑是天真的。</p><p>而现在汤敏先生说,需要改变的是大学生们的就业观,要适应低档次的就业、要适应一下子找不到工作的情况。同时他要求社会对就业的统计方法也要改变,要把到微型企业工作的毕业生们也统计在就业范围内。不过不知道汤敏先生有没有想过的一点是,如果大学生们要低就,为什么当初他的建议中不包括大力发展更适合低就的职业教育,而让扩招的大学生花4年的时间和大量的金钱成本去学习后来他们可能无法“低就”而用的知识。</p><p>事实上,任何一个具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应该想得到,人才市场同样存在着需求和供应的关系。4年的大学扩招,使得作为中高级人才的大学毕业生供应过量了,远远超出了社会现阶段的要求,因此作为人力资源价格的薪资也必然要下降。与此同时,正因为大量适龄青年被大学扩招的信息吸引,放弃了原来更为适应他们的中高等职业教育,使得中国大量企业所急需的蓝领技工极度缺乏。记者身边就有这样一个案例,一个从事彩印的青年技工,年龄不过26岁,收入达到三四千元,而且还不断有人提出要以高薪挖他。而与此同时,和他年龄差不多的很多学不对路的大学毕业生们,却不得不在就业之初从汤敏先生所说的“微型企业”——也许是卖水果、也许是做打字员做起。</p><p><i></i></p></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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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5-1 17:56:47 | 只看该作者
<p>一夜之间造出来的是好大学吗</p><p><i></i></p><p>扩招的一个结果是,大学的规模都迅速地扩大了,一夜之间,中国国内出现了许多巨型大学,本科生动则两三万、四五万;研究生动则上万;同时,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在扩建,上千亩地已经不算大了,几千亩、上万亩算是真大;学校下属系、系下属专业的三级管理已经不行了,中间必须要有学院、甚至还要有校区,要四五级管理;专科学校、学院的名字不好听了,必须叫大学,而且一定要强调是一流大学;博士点、硕士点几个、十几个已经不行了,必须要几十上百个。</p><p>从前面我们引用汤先生的言辞看,他显然是把这些都当成了扩招的成果。然而,“大的大学”并不意味就是好的大学。</p><p>不过汤先生似乎忘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创始人、前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那句著名的话:“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乃有大师也。”而中国现在的巨型大学们,有的恰恰是大楼、缺的恰恰是大师。在扩招这股教育大跃进的风气指导下,高校中出现了急功近利、一夜赶英超美的倾向,求名、求利两股风气倍长。论文要越多越好、教师要越有名越好。也正是在这种浮躁的心理影响下,中国高校中原来已经潜滋暗长的弄虚作假的风气越来越明朗化,论文作假、考试作弊的案例比比皆是。</p><p>科学可以用投资换来吗?举一个发生在记者身边的事情,记者采访过的一个教授最近告诉记者,他投到英国机械工业学报的一篇论文,辗转了一年多才于2005年年底发表。事后学报的一个编辑告诉他,编辑是十分认真地对待他的论文的,一个一个地请学报的通讯评审委员来看稿子。但委员们却都拒绝看这篇来自中国的论文。教授对记者分析说,可是因为中国高校现在对论文都有很高的奖金,因此在国外出现了大量低质量、甚至是弄虚作假的中国论文,全球一流的英国机械工业学报的评审委员们都对中国论文采取了拒看的态度。编辑先后把论文寄给了12个评审委员,前面的10个人都退回。因此论文拖了一年多才发表!</p><p>粗看起来,这都是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们的错,因为他们的个人品质有问题。是的,把这些事情归因于个人品质上是容易的,也是简单的。可是,当这种情况大量出现的时候,我们难道还不应该反思一下这场自1998年以来的高等教育“大跃进”吗?</p><p>记不得是谁说过的了:“清华大学图书馆门上每一个铜钉的铜绿,都有上百年的历史。”是的,高校的发展自有它成长的历史和逻辑,它需要自由的空气和开放的心态来滋养。历史将会证明,试图用大量的金钱、崭新的大楼来生造出一批一流高校的想法,只不过是徒增笑料。</p><p><i></i></p><p>汤先生的态度</p><p><i></i></p><p>无可回避的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上,像汤敏先生“扩招”这样错误的决策建议,不仅有,而且不少。本来,正如邓公所言,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在这样一个大国里实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移,中国人没有经验,外国人也没有经验,是一种艰难的探索,错误是难免的。</p><p>问题是在错误发生以后的态度。当教育部官员都发出“高校学费不能再涨了”这样沉痛的声音后,当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已经不如建筑工地上的民工时,当一桩桩父母因为无法负担孩子上大学而自杀的血案都活生生地放在我们面前时,当几乎所有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在反思中国的教育出了什么问题时,汤先生却还在措词强硬地为扩招和高校教育收费辩护,这就让人感到多少有些费解了。</p><p><br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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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6-5-1 17:56:59 | 只看该作者
<strong>不管别人怎么想<i></i>?<i></i>?<i></i>?这个垃圾经济学家<i></i>?<i></i>?我还是要骂一下他的<i></i>?<i></i>?为了他所谓的教育产业化<i></i>?<i></i>?多少家庭的孩子上不起学<i></i></strong>?<i></i>?
9#
发表于 2006-5-1 19:51:24 | 只看该作者
<strong style="">很多人都在骂官,其实始作俑者却是那些所谓的学者!</st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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