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早霞：从“洛伊计划”到“哈里尔建议”

白鹤

程早霞：从“洛伊计划”到“哈里尔建议”

——“十七条协议”签订前后美国秘密策动**出逃历史探析

（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学院 哈尔滨 中国 150001）

　　通常学界把早期的冷战划分为三个阶段：1945-1947年是冷战逐渐开始的阶段；1947-1949年是冷战宣战阶段；1950-1962年是冷战高潮阶段。[[1]]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即是在冷战进入高潮的大背景下实现的，因而不难理解在冷战高潮时期西藏和平解放这一事件背后涌动着的冷战暗流。本文即是在利用解密的美国外交文件FRUS、综合国内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揭示在“十七条协议”签订前后美国极力秘密促动**出逃、与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暗中进行冷战较量的历史内幕，由此透视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之冰山一角。

　　1951年5月23日，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协议。10月20日，西藏“民众大会”做出决定，建议**认可“十七条协议”，10月24日，**致电毛**主席，表示拥护协议，西藏正式获得解放。但这却是美国所不愿看到的。在“十七条协议”签订前后，美国处心积虑，秘密出台了一系列行动计划，包括“洛伊计划”、“斯蒂瑞建议”、及“美国出逃方案与哈里尔建议”等，秘密策动**出逃。但美国的这些努力却以失败而告终，这是因为美国秘密插手中国的西藏事务必须要有第三国印度的配合，而当时的印度总理尼赫鲁执行的是一条印中友好与合作的外交路线。1949年12月30日印度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并在与中方签订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与交通的协定中正式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所以印度不会允许美国公然利用印度领土干涉中国内政。更为重要的是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经济、军事力量正日益强大，美国既无合法理由插手中国内政，更无可能获得成功，所以只能以隐蔽手段破坏新中国的发展、统一与强大。

一、“洛伊计划”

　　1951年3月，美国驻印大使洛伊·亨德森（Loy Henderson）向他的华盛顿上司报告说，他已采取行动使美国政府积极卷入****及其西藏的事物。[[2]]这种卷入，更确切地说是插手，一直持续到21世纪的今天。

　　1951年3月，在新德里美国驻印使馆，大使洛伊·亨德森在与**的私人教师、奥地利登山家哈里尔（Heinrich Harrier）会晤后，未与国务院进行磋商，即起草了一份促动**出逃国外的书信，此信件的副本通过新德里使馆的一秘威尔金斯(Wilkins)在噶伦堡交给了西藏的所谓“外务大臣”柳霞（Dzasa Linshar），主要内容是：

　　“1.北平共产党政权已决心完全控制西藏，****的任何让步都不能改变这个决定。**更愿意通过阴谋手段而非武力获得统治权。因此他们急于劝说**签订一个协议，允许他们在拉萨设立代表处。

　　2.北平共产党政权在拉萨设置代表只能加速**对整个西藏的控制。

　　3.只有世界形势的变化才会使**占领西藏困难……无论如何**不能回到拉萨或把他及西藏的财富运回拉萨。

　　4.**不能回到拉萨，因为存在着**或通过武力、或通过阴谋手段占领拉萨的危险。如果**想阻止他出逃的话，他就应离开亚东去国外。

　　5.建议**派代表去锡兰（今斯里兰卡），这些代表应与锡兰政府联系将**财产转移到锡兰。如果**离开西藏，他们还应获准使**及其家眷到锡兰避难。在锡兰政府同意接受避难之后，**应请印度政府保证，如果他和他的家人离开西藏，他们能够经由印度去锡兰。

　　6.如果**和他的家人不能在斯里兰卡找到安全避难地，他们一定能在一个友好国家，包括西半球的美国找到一避难地。

　　7.**立即派一使团去美国也很有益。在那里他们可以作好准备直接向联合国求助。据了解，**已经知道美国方面对去联合国的西藏使团赴美签证作了有利的考虑。”[[3]]

　　洛伊·亨德森是当时美国国务院中最有经验的外交家之一，也是一位坚定的**分子。他深谙美国外交政策制定的内部方式与过程。他给**写信用的纸是在印度购买的，信没有签名，也没有出处痕迹。他没有事先打电报将此事通报给国务院，也没有得到授权。据他自述，是因为担心泄密，这样如果信被公开，则与国务院无关，可以由个人承担责任。而实际上最为重要的原因是，西藏代表团即将赴京谈判，亨德森要抓紧有限时间阻止中国中央政府和平解放西藏。这在他随后给华盛顿的电报中有较为明确的说明：“自德里出发赴北京的西藏使团延迟进京，使我3月29日发回的信不很紧急了”。在给华盛顿的信中，亨德森转述了哈里尔对**的描述：“**对美国比其他国家更为信任，但很失望没能与美国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4]]

　　海因里希·哈里尔，奥地利人，系十四世****丹增嘉措青少年时期的老师，在今日柏林的联邦档案馆里，有其长达80页的档案记录：海因里希·哈里尔，生于1912年7月6日，1938年5月1日加入效力于当时在奥地利还处于非法地位的“冲锋队”——希特勒的第二个恐怖组织。1945年纳粹战败后，哈里尔从印度战俘营逃出，到了西藏，并成为十四世****的私人教师。[[5]]在藏七年，哈里尔对美国的一个重要贡献是用现代技术为美国绘制了拉萨及喜马拉雅地区的地图，并经由美国中情局谍员贝塞克（Frank Bessac，又称白智仁）带出西藏交给美国驻印使馆。[[6]]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进军西藏，哈里尔又逃往印度，并得到美国《生活》与《时代》杂志的记者詹姆斯·伯克（James Burk）的帮助，成为西藏***分子与美国驻印使馆之间的一个重要联络人。洛伊·亨德森就是在与哈里尔的会晤之后紧急出台了策动**出逃的“洛伊计划”，这个计划得到了国务院的支持，使美国在新中国建立初期便开始全力积极秘密插手西藏事务，并最终导致了十四世****出逃国外，从而给中国政府留下了一个跨世纪尚未解决的所谓“西藏问题”。这也成为美国政府在冷战期间及冷战后时代打压中国的一枚可进可退的灵活棋子。

　　洛伊·亨德森的电报到达华盛顿的时间正值美国政府出台杜鲁门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冷战开始不久，而朝鲜战争则使中美已处于实际上的热战之中，一些美国人甚至预言第三次世界大战已迫在眉睫。在美国政府内部，国务院中国事务办公室与负责联合国事务的官员就美国插手西藏问题进行了争论。前者认为，即使美国不能阻止中国的占领（西藏），也要做好基本的准备工作促使西藏有所行动。[[7]]1951年1月15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又总结说，朝鲜战争处于历史上最危险的时期，中国的介入得到了苏联支持的保证，这是与美国进行全球战争的第一阶段。他们提议增加军力支持对共产主义的遏制政策，加之宣传战、心理战以及无所不在的针对克里姆林宫所控制的共产主义的特别行动。[[8]]这个进行政治心理战建议的提出正值一个为此目的而建立的新组织——政治协调办公室（OPC_The Office of Policy Coordination）成立不久之时，这个政治协调办公室是在乔治·凯南的呼吁下建立的，政治上归属于中情局，但由国务院和军方监督，从事秘密行动。联系委员会的建议导致了被政策协调委员会办公室主席富兰克林·林德森（Franklin Lindsay）所说的全球范围的秘密**行动的大爆发，当然也包括西藏行动。当时负责美国东亚政策的主要官员们都认为，如果****到国外寻求避难，尤其是到一个佛教国家寻求避难，会在佛教徒中产生强烈反响。无论如何，这符合他们的目的：力尽所能给**制造麻烦。

　　一周之内，洛伊·亨德森收到了华盛顿对他提出的“洛伊计划”的电报回复。国务院同意他的行动以及他要给的西藏领导人的建议（不包括派藏人使团去联合国求助）。“洛伊行动”（Loy’s Project）由此启动。[[9]]美国国务院开始正式插手西藏事务。

二、“斯蒂瑞建议”

　　从地理位置上看，除可从中国内陆进入西藏地区外，印度几乎是从外部进入西藏的唯一通道。二战后，美国充分利用盟友英国与印度的关系，不仅加强了与印度的联系，而且把印度作为遏制新中国的重要战略据点，美国插手西藏事务主要是通过驻印度新德里的美国使馆完成的，如获取情报、提出建议、下达命令、执行任务等。

　　洛伊·亨德森密信于1951年5月中旬由加尔各答领馆的美国官员威尔金斯（Wilkins）交给了所谓的西藏外交局长柳霞，由此在西藏高层引起了轩然波动，**的管家帕拉积极促动**出逃，这得到了**的母亲及大哥当采的支持。而旧政府的大部分官员则持反对意见，他们对美国的援助颇有疑虑：“美国是否会代表他们和锡兰政府接触？如果锡兰拒绝避难请求，美国会接纳么？美国会支付流亡的费用么？等等”[[10]]尽管意见不一，但他们不久都卷入了洛伊·亨德森大使组织的与美国国务院、中情局的密切联系之中。此后，美国驻新德里使馆、加尔各答领馆一直与西藏旧政府中的分离分子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为了迅速促动**做出接受“洛伊计划”的决定，分离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美国频繁主动出击，筹划采取新的行动。5月24日，美国驻新德里使馆就美国与西藏关系问题向国务院提出了新的建议，这个文件由使馆代办斯蒂瑞（Steere）执笔。斯蒂瑞从东西方对峙的**产主义角度及其地缘政治方面强调了西藏问题的重要性，认为，“如果西藏被纳入**范围之内，不仅是自由世界的不幸，对印度也是不幸的。”“它在喜马拉雅山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它东部的印支国家和西部的巴基斯坦都可能成为共产主义宣传与渗透的目标”。“印度这个东南亚最重要的国家将不断地受到威胁。”因此我们应当利用一切机会帮助西藏，这种帮助相对于美国对其他地方的支援是很小的，也不是很重要，但它会产生意料不到的收益，因此建议国务院对下面的几个行动给予尽快考虑：

　　1.修改或简化美国从西藏进口羊毛的规则（羊毛出口是西藏外贸最为重要的一项，西藏“外交部”非常关切）。

　　2.研究美国市场接纳其他西藏产品的可能性。

　　3.研究阻止西藏战略性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的可能性。

　　4.研究将西藏纳入（美国）目前的“在经济、财政上援助非共中国与南亚的项目中的可能性”。

　　5.在适当的时间，以适当的形式，美国政府就承认西藏自治问题发表一个公开声明。

　　6.美国代表应频繁访问印度的噶伦堡，与在那里的西藏当局（官员）进行非正式联络。

　　7.通过美国新闻局（USIE）给噶伦堡的西藏当局提供信息，帮助西藏唯一的报纸经营者塔钦（Tharchin）。

　　8.在美国给西藏学生提供教育条件。

　　9.如果法律允许，美国应进一步考虑自愿对藏人提供军事援助。

　　10.就**入侵西藏问题继续支持藏人向联合国求助。[[11]]

　　可以看到，这个包含十点内容的“斯蒂瑞建议”比“洛伊计划”涉及的范围要广泛得多，它不但从东西方冷战对峙及西藏地缘战略角度论述了西藏对于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性，而且建议从经济、传媒、教育、军事等多方面给西藏以援助。其目的也非常明确：遏制中国，分离西藏。但北京谈判的结果却让在印度边境的西藏分离分子与美国大为震惊，他们最不愿看到的一幕出现了。5月26日，北京宣布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署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这使美国非常气恼，所以他们宁可假定**在北京的代表是被胁迫签订的十七条和平解放西藏协议。[[12]]所以美国驻新德里使馆不但没有停止***西藏的活动，而且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一方面与印度进行磋商，力图拉拢印度加入到联合反华分离西藏的活动中，一方面准备与泰国等各方面联络帮助**寻找逃亡寄居地。同时继续与西藏分离分子密切接触，强调美国援藏的决心，促动**做出令美国满意的决定——出逃国外。更为可笑的是，美国方面还依“斯蒂瑞建议”草拟了一份准备发表的措辞严厉的“谴责北平图谋强迫西藏放弃长期以来的自治权利”的声明。

三、美国声明

　　1951年5月底，中国中央政府不但已公开宣布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就和平解放西藏达成了协议，而且已决定派出代表团经由印度去亚东向**表示祝贺。但美国驻印度使馆在与西藏分离主义分子的密切接触后，一厢情愿的为西藏命运做出了如此主观判断：西藏很快会发表独立声明，继之派人去联合国求助，美国应该在这期间发表声明表明美国对**入侵西藏的态度。美国认为这对联合国其他成员，特别是印度有一种引导作用。[[13]]声明全文由印度使馆草拟,内容如下：

　　“1951年6月×日，西藏政府通知美国政府，宣布拒绝接受之前北京广播报道的红色中国代表与西藏代表在北京签署的协议。

　　事实是这样的：1950年10月，没有事先通告，红色中国军队入侵了东藏，在1950年9月和12月，西藏两次向联合国求助。1951年4月，西藏派代表团去红色中国，力图找到一个和平解决办法，使中国军队撤出西藏。1951年5月，红色中国宣布其与西藏达成协议。由于这个协议规定**军队占领整个西藏，实施政治统治，从而使西藏失去了自治。1951年6月，自治西藏国家元首**和他的政府宣布拒绝接受协议，因为它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下签署的。

　　这使人想起1950年6月北朝对朝鲜（南朝鲜-作者注）的战争及1950年10月中国对朝鲜的入侵。红色中国入侵西藏及胁迫签署协议是红色中国对和平近邻侵略意图的又一明证。

　　美国政府同情西藏政府和人民的苦难，希望西藏将事实真相提交联合国，联合国将尽快对此举行听证。

　　美国政府准备支持西藏问题听证，并继续与联合国合作抵抗侵略，帮助其在联合国维持和平。”[[14]]

　　但历史的发展是不以美国的意志为转移的。在1951年，**没有发表撕毁十七条协议的声明，也没有按照美国的旨意逃往印度或泰国、锡兰避难，而是遵照西藏地方政府大多数官员的意见于7月28日回到了拉萨。至此，中央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努力宣告取得初步成功。因而美国精心准备的这个所谓支持西****立的声明也终于没能与世人见面，直至若干年后美国外交文件解密，人们才得以了解当时处于高度机密状态下的美国离间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间关系的这份外交文件。文件本身也即成为冷战期间美国对华冷战的一个重要佐证。

四、**出逃线路设计与“哈里尔建议”

　　1951年6、7月份，策动**出逃成为美国西藏任务的最重要目标，美国政府内部一些人认为“西藏可以成为在亚洲抵御共产主义扩散的堡垒”。[[15]] **出走并宣布独立会导致充分的国际反应,符合美国正在欧洲实行的杜鲁门主义。[[16]]为此，美国官员亲自为**设计了一套详细的由美国支持的出逃线路方案，该方案由**的姐夫自北京谈判归来后经由印度时带回西藏。方案提出3种选择：

　　1. 因为要尽量避免已到亚东的来自各大寺庙及西藏政府的代表劝说**回拉萨，所以**要挑选一批忠实的追随者在夜晚悄悄离开。

　　2.命令×××（名字，未解密）秘密将**带到印度。

　　3.如果1、2都不可行，**给×××（名字，未解密）送信，请求……（未解密）秘密派出哈里尔与帕特森（Patterson）到亚东附近，按事先的安排与**会面，并将**带出。[[17]]这个行动的详细计划已经由×××（名字，未解密）传达过去，他要向**阐明这是最后选择的方式。

　　7月12日，美国驻加尔各答领馆官员罗伯特·林恩（Robert Linn ）在噶伦堡给**去信，鼓励他采取大胆行动，并向**保证说印度政府已经向美国使馆承诺帮助他出逃。[[18]]尽管美国为**出逃做出了如此周到、细致、也是非常冒险的计划准备，并做出大胆承诺，****还是决定于1951年7月中旬返回拉萨。7月20日，**通过北京的民族事务委员会给毛**主席一封电报，表示在他返回拉萨之后召开西藏民众大会讨论《十七条协议》。[[19]]但美国仍然没有放弃其阴险图谋。就在**返回拉萨的路上，美国又以没有署名的信件方式通过**的顾问转来敦促**出逃。由于这个信件仍为匿名所以又一次遭到了**的拒绝。

　　美方认为，事情紧急，**很快就会到达拉萨，这是最后的机会，所以使馆提议，是否可以给西藏国防部发一封有美国题头、并有美国官员签名的信。以此劝说西藏官员拒绝十七条协议、建议**离开西藏。[[20]]但是他们又担心万一这个“文件落入到**手里，就可以作为美帝国主义干涉西藏内部事务、故意挑拨藏汉关系的证据。”[[21]]甚至还有可能恶化美国与印度的关系。[[22]]而且，他们认为之前通过夏格巴、哈里尔、当采送给**的信都足以让西藏官员了解到了美国的态度。这些信都有**的收条。[[23]]

　　时间很快进入8月，国务卿艾奇逊指示印度使馆：口头转达**，“美国政府理解并同情您此时留在西藏的理由与情势，但美国政府希望重复它的想法，即尽早抓住机会避免**统治，在您安全到达避难地后，谴责与**签署的协议，才能最好地服务于您的国家和人民。当采在美国很好也很安全，希望您考虑美国政府之前做出的帮助您和您的随从避难的承诺。”……（未解密）[[24]]但直到8月中旬**方面仍然没有积极反应。

　　正当美国方面对**无所行动一筹莫展之时，**的前私人教师哈里尔提出了新的建议：“准备一封有美国签名的信，给×××（名字，未解密）看，但不递送，而是由×××（名字，未解密）向西藏政府官员发誓见到了这封美国签名的信件。”[[25]]“哈里尔建议美国官方准备这样一封信并拿给这位西藏官员看，但不能把副本交给他”。[[26]]“哈里尔提出下列理由支持这一计划：**渴望离开西藏，但在高官中缺乏足够的支持以击败来自僧侣集团的持续反对。在这些或中立、或消极反对离开的人中，假如他们确信有对**随从的支持的话，可能有很多人愿意离开。许多重要的官员可能还不了解先前美国未签名的信及其所提供的帮助。（……未解密），因此，认为应对西藏官员施加影响。由于藏人很看重誓言，所以他发誓确实存在美国签名信件提供支持可能会成为他们支持**离开的决定性因素。”[[27]]哈里尔曾在西藏滞留7年，作为**的私人教师对**及其周围的政治氛围与风俗了解较深，是**出逃前最为亲密的外国朋友，有美国学者推论他在拉萨实际是为中情局工作。[[28]]所以不难理解在美国策动**出逃的过程中他起到了如此积极而重要的推动作用。美国方面在劝说**出逃的希望落空之后，开始将工作重点转向**周围的重要官员，力图劝说噶厦促动**出逃。[[29]] 9月14日，国务卿艾奇逊在给加尔各答领馆的密电中同意了“哈里尔建议”，但嘱托“信不能离开美国官员，而且给×××（名字，未解密）看信时只能有美国官员在场。”[[30]] 这样，在9月30日晚，在加尔各答领馆，有哈里尔——唯一的外人在场充当翻译，将由亨德森大使签名的信给×××（名字，未解密）看。×××（名字，未解密）用藏文记下了信的全部内容。×××（名字，未解密）保证说过几天就会回到噶伦堡，可能要用大约14天的时间到达拉萨。一到拉萨，他就会见到阿沛，饶噶厦（Ragashe）及另外3到4位高官，包括2位司曹,鲁康娃和洛桑扎西。他还会见到**的兄弟洛桑三旦。×××（名字，未解密）在第一时间不能见到**，但相信通过与上述官员的接触会很起作用。他发誓看到大使的信会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之后他可能会见到**。领馆确信×××（名字，未解密）会尽力得到有影响力的住持及其他有影响的人物的支持。[[31]]后据美方著名西藏问题研究专家克纳斯（John Kenneth Knaus）考证，这里的×××系西藏高官宇妥噶伦（Yuthok shape）。为了确保此信能够传达到**，这封信还被带到了噶伦堡交给了**的母亲过目。藏人保留了这个记录，8年后当**最终逃离西藏时，他们曾把这个记录给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官员看过。[[32]]

　　针对洛伊·亨德森大使签名的美国密信，西藏方面提出了两个问题：

　　1.美国是否给**的150-300人的随从提供财务支持以便使这些高官能带上家属？

　　2.如果**留在西藏，但派出一组可信官员组织抵抗，美国的态度如何？

对此，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回答非常明确：所有随从人员的选择都要基于政治需要；美国承诺的前提是在特定条件下：**从西藏出逃，公开谴责与**签署的协议。[[33]]

　　为了解除藏人到国外寻找避难地的后顾之忧，11月7日，美国国务卿亲自致驻印使馆密电，指示给**再转送一封信，在前述“哈里尔建议”的亨德森密信的基础上补充一点：使馆最近得知，如果**提出的话，印度政府愿意接受**避难或给予经转权利。[[34]]

　　为了达到促使**出逃的目的，美国方面无所不用可想出的一切办法。一方面通过写信劝说**，一方面又利用在美国的**的大哥当采写信重复美国的前述态度，建议**：到西藏的某个佛教朝圣地朝圣，从那里逃到南部进入印度。甚至在当采给**的信中还附有美国支持**出逃的政府文件。[[35]]新德里使馆还提出送**一些他非常喜欢的小礼物，比如最新的照相设备、彩色胶卷等，他们认为这是美国对**友好的确实证明，所起的作用可能会远远大于同比例的金钱。[[36]] 但无论是“洛伊计划”、“斯蒂瑞建议”，还是 “哈里尔建议”都没能阻止1951年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努力。1951年10月24日，**致电毛**主席，表示拥护协议，毛**于10月26日复电表示欢迎。至此西藏和平解放的努力宣告成功。西藏正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

五、结论

　　综观1951年中国和平解放西藏前后美国的西藏政策——极力促动**出逃，可以看到明显地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     为了达到分离西藏、阻止中国统一的目的，美国方面积极主动，锲而不舍。在十七条协议签订前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美国先后出台了一系列计划、方案：“洛伊计划”、“斯蒂瑞建议”、 “哈里尔建议”等，促动**发表公开声明谴责十七条协议、出逃国外、组织**的抵抗运动等，可谓是费尽心机。即使是在**离开亚东返回拉萨之后，美国仍然没有放弃这种努力。也正是由于美国方面的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终于在1959年中国和平解放西藏近7年之后，**终于被美国的这种精神所撼动，出走印度，从而给中国政府制造出了一个不大不小、难以解决的所谓“西藏问题”。

　　2.     这一时期美国分离西藏的行动主要通过美国国务院的正规外交渠道秘密进行，由国务卿亲自指挥，国务院相关部门协商讨论，驻印大使充当急先锋具体运作。国务卿艾奇逊、驻印大使洛伊·亨德森是这一时期美国插手西藏问题的主要角色。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对共产主义怀有强烈的偏见，将西藏从中国分离出来、竭力阻止中国和平统一西藏是他们的共同目标。印度是美国分离西藏的阴谋活动中心，新德里、噶伦堡、加尔各答成为美国情报人员与西藏分离分子会晤协商的主要地点。虽然这一时期印度政府也在秘密援助西藏***势力，但并未明确表示支持美国插手西藏事务、分离西藏。印度政府的这种暧昧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既纵容了美国的***活动，又限制了美国插手西藏问题的广度与深度。

　　3.     策动**出逃是美国亚洲冷战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949年初，美国国务院就已对此达成共识：“倘若共产党接管了中国东部，西藏就将成为亚洲大陆仅存的几个非共产主义堡垒之一。” “西藏无论在思想意识方面，还是在战略方面都将起重要作用。”[[37]]所以国务院中国事务部副主任珀金斯（Perkins）在1951年9月代表国务院总结美国政府对十七条协议的立场及处理与印度的关系时评论说：从外交上来讲，美国应尽可能利用西藏作为工具警示印度政府企图绥靖共产党政府的危险。特别是要使印度政府采取这样的立场：自愿在东南亚对**压力采取坚定的对抗政策。[[38]]可见促动西藏从中国分离出去成为美国对抗中国、东西方两大阵营冷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4.     这一时期美国促动**出逃、分离西藏的阴谋活动遭到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美国的西藏政策要服从于美国的整体战略。而冷战初期美国的战略重点是在欧洲，主要的竞争对手是苏联。这就决定了美国对西藏分离势力的支持是有限度的。而且西藏的地理位置与美国相距遥远，环境恶劣、交通闭塞，而控制美国从中国以外进入西藏的唯一国家印度又刚刚独立，不愿与邻国中国交恶，对美国插手西藏问题持否定态度。加之这一分离政策本身的不可告人性，美国必须遮遮掩掩秘密进行，这都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美国的手脚。最为重要的是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经过耐心细致的工作很快与西藏地方政府签署了十七条协议，使和平解放西藏成为现实。综合因素导致了美国这一时期促动**出逃、分离西藏的阴谋遭到失败。

《**党史研究》2007-2

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04BGJ008）与黑龙江省教育厅指导项目（10554047）支持

白鹤

**党史研究》2007-2

本文得到国家社科基金（04BGJ008）与黑龙江省教育厅指导项目（10554047）支持。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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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约瑟夫·奈著，张晓明译.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8 ，p.175

[[2]]  The Ambassador in India (Henderson) to the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South Asian Affairs(Mathews).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hereinafter cited as FRUS).1951.China.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hereinafter  cited as GPO).p.1611.

[[3]]  The Ambassador in India (Henderson) to the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South Asian Affairs(Mathews) FRUS.1951.China..Washington D C. GPO.P1611

[[4]]  The Ambassador in India (Hender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FRUS.1951.China. Washington D C. GPO.p.1610.

[[5]]  华子.超级“明星”的纳粹原形.[J]中国西藏.1997.5.

[[6]]  Thomas Laird.Into Tibet: The CIA's First Atomic Spy and His Secret Expedition to Lhasa，New York, Grove Press,2002.p.234.

[[7]]  Robert C. Strong memorandum to Oliver E. Clubb, 3 January 1951, in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 NARA), Record Group (RG) 59 NND 822910,box 4227.

[[8]]  John Kenneth Knaus. Official Policies and Covert Programs: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the CIA, and the Tibetan Resistance.[J]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 5, No. 3, Summer 2003.pp.54-79.

[[9]]  Loy’s Plan即“洛伊计划”一词最早见美国学者John Kenneth Knaus, Official Policies and Covert Programs: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the CIA, and the Tibetan Resistance,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Summer 2003,Vol5 Issue3文章。

[[10]]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India.FRUS.1951.China. Washington D C. GPO.p.1691.

[[11]] The Charge in India (Steere)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FRUS.1951.China.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p.1682.

[[12]] The Ambassador in India (Hender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FRUS.1951.China. Washington D C. GPO.p.1695.

[[13]] The Charge in India (Steere)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FRUS.1951.China. Washington D C. GPO.p.1710.

[[14]] The Charge in India (Steere)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FRUS.1951.China. Washington D C. GPO.p.1744.

[[15]] Hollis S.Liao. The United States and Tibet in the 1940’s.[J]ISSUES & STUDIES ,May 1990.

[[16]] John Kenneth Knaus in An Uncertain Ally: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nd Tibet. [J]Harvard Asia Quarterly.Summer2000.

[[17]] The Consul General at Calcutta (Wil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FRUS.1951.China.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p.1754.

[[18]] Kalimpong to US consulate,Calcutta,telegram,July121951,enclosure 6 to Dispatch 34 Amconsul, Calcutta, July, 1951, NARA RG 59,box 4227,China1950-1954.转引自John Kenneth Knaus. Orphans of the Cold War[M]. Public Affairs, 2000. p.97.

[[19]] 乐于泓《和平解放西藏日记摘抄》，在《西藏文史资料选辑》（藏文版），1982年第一辑。转引自[美]梅·戈尔斯坦著《喇嘛王国的覆灭》杜永彬译，时事出版社，1994年版，p.831。

[[20]] The Charge in India (Holme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FRUS.1951.China. Washington D C. GPO.p.1786.

[[21]] The Consul General at Calcutta (Wil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FRUS.1951.China. Washington D C. GPO.p.1776.

[[22]] 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Consulate General at Calcutta.FRUS.1951.China. Washington D C. GPO.p.1790.

[[23]] The Charge in India (Holmes)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FRUS.1951.China. Washington D C. GPO.p.1786.

[[24]]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India.FRUS. 1951.China. Washington D C.GPO.p.1769.

[[25]] The Ambassador in India (Hender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FRUS..1951.China. Washington D C. GPO.p.1803.

[[26]] 美国国家档案，793B.00/9-1051，美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至美国国务卿的电报，1951年9月10日。转引自[美]梅·戈尔斯坦著《喇嘛王国的覆灭》杜永彬译，时事出版社，1994年版,P837。

[[27]] The Ambassador in India (Hender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FRUS..1951.China. Washington D C. GPO.p.1803.

[[28]] Thomas Laird.Into Tibet: The CIA's First Atomic Spy and His Secret Expedition to Lhasa. New York, Grove Press. 2002.p.228.

[[29]] Tsering Shakya. 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_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Since 1947.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1999.pp.86-87.

[[30]]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Consulate General at Calcutta.FRUS.1951.China. Washington D C. GPO.p.1807.

[[31]] The Consul General at Calcutta(Wil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RUS.1951. China.

    Washington D C. GPO.p.1815.

[[32]] John Kenneth Knaus. Official Policies and Covert Programs: The U.S. State Department, the CIA and the Tibetan Resistance.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 5, No. 3, Summer 2003, pp. 54–79.

[[33]]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Consulate General at Calcutta.FRUS.1951.China..Washington D C. GPO.p.1831.

[[34]] The Consul General at Calcutta(Wil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FRUS.1951.China. Washington D C. GPO.p.1847.

[[35]]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Embassy in IndiaFRUS.1951.China. Washington D C. GPO.p.1749.

[[36]] The Ambassador in India (Hender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FRUS.1951.China. Washington D C. GPO.p1695.

[[37]] Memorandum by Miss Ruth E. Bacon of the Office of Far Eastern Affairs to the Chief of the Division of Chinese Affairs(Sprouse).1949.China. Washington D C. GPO.p.1065.

[[38]] Memorandum by the Deputy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Chinese Affairs(Perkins) to the Deputy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ar Eastern Affairs (Merchant).FRUS.1951.China. Washington D C. GPO.p.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