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非传统安全对中国国家全的挑战及应对策略

无敌的我 · 发表于 2006-3-31 13:09:10

<h1>国际关系学院2002年“起点杯”项目</h1><h2>课题名称：透视非传统安全对中国国家全的挑战及应对策略</h2><h3>课题负责人：崔守军 课题组成员：崔守军张滨阳刘建军 <h3><h2>透视非传统安全对中国国家安全的挑战及应对策略</h2>绪言…………………………………………………………………………………………崔守军 第一章非传统安全内容概述……………………………………………………………崔守军 第二章生态安全与中国国家安全………………………………………………………崔守军 第三章民族分离与中国国家安全………………………………………………………张滨阳 第四章经济安全与中国国家安全………………………………………………………刘建军 第五章有组织犯罪与中国安全…………………………………………………………张滨阳 结论…………………………………………………………………………………………崔守军 绪言 自冷战结束以来，随着民族国家间相互依存的加深，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非传统安全对国家安全的挑战日益彰显。这一事实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密切关注。但是这些研究大多只注重各个孤立因素(如国际恐怖主义、生态安全、经济安全、信息安全等)，而未从一个整体、宏观的角度去分析研究，未辨明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辩证关系以及从中国国家战略利益角度提出对综合安全中非传统安全的应对策略。本课题的现实意义在于以中国国家安全利益为着眼点，从这一现实目的回答中国应如何应对非传统安全的挑战。第一章非传统安全内容概述 一、安全以及国家安全的概念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和《韦伯词典》的解释，安全就是不存在威胁和危险。人们通认为安全不单涉及客观现状，而且还涉及一种心态，即所谓的“安全感”(a sense of security)[1](P.1062)。从这个角度来说，安全状态包括连个方面，即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客观方面是指外界的现状，而主观方面则是人们的心态。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阿尔诺?沃尔夫斯(Arnold Welfares)在《冲突与合作》中指出：“安全，在客观意义上，表明对所获得价值不存在威胁，在主观意义上，表明不存在这样的价值会受到攻击的恐惧。”可见，所谓安全，就是客观上不存在威胁，主观上不存在恐惧[2]。 英国学者曼戈尔德(Peter Man gold)在《国家安全与国际关系》中指出，从词源上“国家安全”是个美国概念，“国家安全”的现在用法最早出现在美国作家李普曼(WalterLippmann)1943年著作《美国外交政策》中[3](P.2)。以安全这个基本含义为基点，加以引申，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即“国家安全”就是国家不存在危险或不存在对国家的威胁。 二、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内* 长期以来，人们讨论安全问题，集中于以军事安全为主的传统安全领域，界定的安全主体是国家，因此取得国家安全需以消除外部军事威胁或者维持力量势作保障。冷战结束后，在全球和地区国际事务领域呈现出两大趋势——追求经济发展和寻求权保障。在各国和国际社会之间不同程度的相互开放中，国际关系已从冷战后期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进一步发展到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之间“循环互动”和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相互依赖”、“互为作用”的新阶段，国安全的内*与性质也逐渐发生变化：安全角色既有国家的，也有非国家的；安胁的来源更为多样，包括外部和国家或地区内部；保障安全的手段远不止军事方面，逐步扩大到经济、文化、科技、信息社会等领域。于是，在西方一些研究安全问题的学者、专家针对冷战后安全领域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提出了“非传统安全”的概念，以区别于冷战时代的“传统安全”概念。 所谓“传统安全”，是指传统的以政治、军事为核心的安全观，具体包括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军事、军备、军控、裁军等传统的安全问题。冷战时期人们对安全内*的定义比较单一，安全观念深受以摩根索为代表的经典现实主义的影响，认为外部军事攻击是对国家生存的经常性、压倒性的威胁，这种狭隘的安全内*深受冷战的时代局限。 非传统安全的内*十分广泛。所谓“非传统安全”，是指传统安全以外的安全问题，具体的讲，包括经济安全(又如包括金融安全、贸易安全、货币安全、财政安全等多种)、信息安全、生态安全、文化安全、跨国犯罪与安全、核扩散与安全、民族主义与安全、移民与安全社会矛盾与安全等等。如果其中任何一种安全失控，都会波及其它，国家安全乃至国家存在都将成为问题。[4](p60—61)在今天和未来的21世纪，人类面临一系列复杂而紧迫的全球性安全问题，如民族矛盾、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全球环境恶化、资源短缺等等，共同安全和合作安全的取向将日益在国际社会中体现出其重要性和合理性 三、非传统安全产生的背景 1、全球化的加速发展。非传统安全是全球化扩张后果的一部分。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的发展过程，并非自古就有。冷战结束后，由于全球融为一个大的经济市场，而不再是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平行的市场，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速发展。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国际金融、资本、投资活动大大加强，随之带来人和技术的流动促进了地区间的交往，使各国间的相互影响能力大为加强，相互依赖成为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美国学者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指出，“相互依赖指的是国家之间或者不同国家中行为体之间相互影响的情形。”[5](28)宣称“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的时代”。[5](P.l) 2、国际关系本身纵深发展的必然结果。上个世纪的下半叶，国际格局以苏美两大军事和经济集团的对峙为特点，关系紧张但相对单一和明了，各国的安全观念完全局限于军事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全面对抗。冷战结束后，世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潜在的结构性变化已经日趋表面化，国际关系在总体缓和的形势下却又融入了更加多元、复杂的内*，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安全问题彼此交织、相互影响。如果其中任何一种安全失控，都会迅速波及其他，国家安全乃至国家存在都将成问题。 3、各国开放程度的提高。20世纪70年代，英国在的“撒切尔主义”以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来治理经济，废弃“凯恩思主义”，实行“新自由主义”。在美国，“里根主义”更是大行其道，芝加哥“供给学派”的“货币供应派经济学”位美国经济的在创新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也成为克林顿事期享受经济繁荣的坚实基础。 4、信息化对世界影响作用的加深。信息是一种资源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以网络为载体信息化的发展，对非传统安全的传播起到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四、非传统安全的几个特点： 1、传统安全基本上来自外部，非传统安全往往来自内部、内部与外部的相互作用及外部。 2、从国际关系角度讲，传统安全表现为双边关系或同盟之间的关系；非传统安全则来自地区性和跨国性问题，甚至是全球性问题。 3、传统安全的解决方式或抑制问题爆发的方式主要通过武力较量，以暴力的方式解决。问题解决的结果往往是以邻为壑、一方之所失为另一方之所得的零和关系；而非传统安全问题不是靠武力解决，是靠一种多边关系，它所涉及的国家之间是一种有利益冲突的合作关系。相应的解决结果也就是互谅互让、各有所得的多赢关系。 4、在传统安全领域，主权是绝对的，是不受任何制约的，各国都以“绝对主权主义”为自己的理论支撑；冷战后，国家的主权受到约束，各国也渐渐的在不同程度上接受“相对主权主义”，国家的主权都或多或少的受到了约束，要进行部分的让渡，故而，“协约让渡”是解决非传统问题的前提。 5、非传统安全具有潜在性、扩散性爆发性和关联性。而传统安全主要集中在某个具体的领域，如土地、水资源等等。 五、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辩证关系 尽管非传统安全因素的重要性在增加，但应该说，中国和其他很多国家，尚未从战略原则、目标、手段方面制定系统全面、应对有力的一套有效方法。之所以出现如此状况，原因在于不同国家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地位界定上不一致，有的面临的传统安全威胁突出一点，有的则主要考虑传统安全威胁。传统安全往往以对抗的形式出现，而非传统安全则强调合作，在它们之间保持某种均衡状态，事实证明非传统安全问题有助于传统安全中争端的解决。 就中国而言，非传统安全地位的上升与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的环境以及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国内环境是密切相连的，是不可回避的现实。但中国维护传统安全的必要性仍然极大，并且传统安全仍将国家安全的重要地位。中国不会偏离以经济建设为主的国家发展战略目标，但经济的发展需要充分而有效的应对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应该说，中国完善的安全战略应是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并重。 六、新的安全观念：综合安全 所谓“综合安全”(Comprehensive Security)，是一种全方位的、多层次的、内容广泛的安全。它包含两个层次：第一，从安全的内*上看，是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总和；第二，从行为主体来看，是既包括民族国家，也包括其他非民族国家单元在内的多种行为体的共同安全。因此，安全因素多样化、安全利益多方化、安全关系多边化、安全问题国际化，是今后国家外部安全格局的演化趋势。新的“综合安全观”正在形成，这体现在1、解决国际安全问题越来越趋于“多边化”，靠建立地区或全球霸权及奉行超级均势强权的“单边主义”来保障国家安全己行不通。冷战后，国家安全成为许多国家对外政策关注的焦点，就在于安全利益的“互动性”和“共同性”在不断的增大，研讨和解决国际安全的多边化便是大势所趋，形成多边安全协调、预防机制与安全保障力量格局均衡化的要求也正在被提上日程。2、合作安全将成为各国调整和构筑稳定可信的安全关系与安全格局的主流。建立信任而不是加强猜疑，寻求共同的安全利益而不是一味的追求对别国的军事优势已扩张本国的利益，加强和扩大合作而不是进行对抗和遏制，防止战争爆发而不是赢得战争，将是未来国际安全关系和格局的发展趋势。 七、非传统安全的挑战难以回避 非传统安全强调安全目标不只限于本国的安全，相反，为了确保本国的安全而将眼光投的更远。它把个人安全、国家安全和全球安全利益紧密的结合起来，是一种全方位、多层次、内容广泛的安全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讲，全球化消除了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的一些界限，非传统安全所涉及的方方面面牵一发而动全局，考验各国政府制定内外政策智慧。如果不考虑外部环境，那么无论怎么努力制定国家发展和安全战略，这种努力都有可能会在世界性潮流中失败。 [1]Webster’s Ninth，New C0llegiate Dictlonary, [2]Arn01d Wolfers：Discord and C0llaboration．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62． [3]Raymond Aron，Peaceand War:A Theory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s．Translated bvR1Chard Howard and Annette Barker Fox，Garden City，New York，Doubleday，1996． [4]吕有志重新审视中国的安全环境世界经济与政治[J]，2000(06)．[5][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亲．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M]．林茂辉．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 因非传统安全内容非常广泛，本课题难以面面俱到，故从中国视角出发，选择对中国影响最为深刻的四个方面展开论述。(1)民族分离与中国安全；(2)经济安全与中国安全；(3)生态安全与中国安全</h3></h3>

无敌的我 · 发表于 2006-3-31 13:09:31

；(4)国际有组织犯罪与中国安全。 第二章生态安全与中国国家安全 随着冷战结束，国际安全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传统的安全观念受到了极大冲击。过去被冷战乌云笼罩的各种矛盾日渐凸现，国际社会中各政治实体正面临着诸多新的安全问题。其中，生态环境安全正日益成为国际安全中一个重要和活跃的组成部分，并以其独特的方式对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冷战时期人们对安全内*的定义比较单一，安全观念深受以摩根索为代表的经典现实主义的影响，认为外部军事攻击是对国家生存的经常性、压倒性的威胁，这种狭隘的安全内*深受冷战的时代局限。冷战结束后，传统的军事安全己扩展为包括诸多非军事性因素在内的综合安全，即由涉及国家利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环境、科技、信息等多种因素构成全新的综合安全观念。 近年来，一系列全球性环境问题迫近人类，如温室效应、臭氧耗竭、酸雨、滥伐森林、土地退化、水资源的滥用等对人类生存与发展构成严重威胁。环境问题已不再是单纯的自然问题，更不仅仅是一国的内部问题，它对国际社会的冲击和影响已经渗透到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各个领域，因而成为关系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大国际问题”[1]。地球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支持系统，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因而生态环境安全是最基本的安全问题。然而，日益突出的生态问题却破坏了地球的生态安全，从而对全球生态安全构成现实威胁：比如一些跨国环境问题的出现常常会引起国家间关系的紧张甚至可能导致军事冲突；生态恶化和环境破坏加剧了全球的贫困问题，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大量“环境难民”，环境难民的大量出现引起社会动荡、政局不稳，对外则可能导致国际冲突；国际贸易领域中绿色壁垒的出现也对经济安全提出了新的挑战，这一切都毫无疑问会直接危及全球的发展和繁荣。因此，国际社会都把环境安全放在重要位置，生态安全与军事安全、科技安全、经济安全等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完整的综合安全观念。 一、生态环境安全的内*及其发展历程 水、土、森林、动植物、空气等组成的“综合体”，即生态环境，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每一步都离不开生态环境各要素的“综合支持”，维系一定地区或国家社会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的“稳定环境”，即生态环境安全，一旦该“稳定环境”受到破坏，生态环境安全就会遭到威胁。生态环境安全，又称“环境安全”、“绿色安全”或“生态安全”，是指“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的生态环境及自然资源基础(特别是可更新资源)处于良好的状态或不遭受不可恢复的破坏”[2]。环境安全是一个在环境与安全的交叉领域上出现的新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反映了人类对由环境问题引起的安全问题以及安全问题所涉及的生态问题的深切关注，它拓展了环境观和安全观的内*。 生态安全实际上早已存在，但人们对生态安全的认识和对生态安全理论的研究有一个发展过程。如果从传统安全的角度看，生态问题与安全问题原本相去甚远，前者多与技术相关，而后者常和军事相联。促使人们把环境与安全联系起来并作为国际安全重要组成部分加以研究的根本原因是工业革命带来的环境问题对人类安全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并带来前所未有的危机。这种威胁和危机不仅指环境问题对人类生存安全和持续发展构成现实的危机和潜在、深远的威胁，而且指严重的环境问题已成为引起国际冲突的重要根源之一。最早在理论上将环境引入安全概念和国际政治范畴的是美国著名的环境专家莱斯特?R?布朗(Lester?R?Brown)，他早在1977年就提出应重新界定国家安全的范围[3]。在1981年出版的一本著作中，布朗指出：“目前对安全的威胁，来自国与国关系的较少，而来自人与自然间关系的可能较多。……土壤侵蚀，地球基本生物系统的退化和石油储量的枯竭，目前正威胁着每个国家的安全。”[4](P.289)80年代，对环境安全关系的研究逐渐升温。其中以世界环境发展委员会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影响最大。该报告的第11章“和平、安全、发展和环境”专门阐述了安全与环境的相互关系，指出安全不仅包括对国家主权的政治和军事的威胁，而且还包括环境恶化和发展条件遭到破坏。其主要论点是：“环境压力既是政治紧张局势和武装冲突的起因，也是它们的结果。”[5]这一论点为第42届联大一致通过。表明“环境安全”已被国际社会所认同。进入90年代后，随着国际安全格局的变化以及环境问题的日趋紧迫，对环境安全探讨也越来越多，成为当代国际关系中最引人关心的政治议题之一。 1991年美国公布的新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将环境安全视为国家安全利益。欧盟、俄罗斯等国也把它列入国家安全战略主要目标。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贫穷与环境恶化的双重困境，也日益认识到环境安全的重要地位。1992年联合国里约环发大会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更是推进了对环境安全的认识和理解。近年来，欧洲绿党一改过去“反对党”形象，大步跨进了国家和国际政坛。绿党又称“环境党”，它最基本的主张是全面搞好环境保护，实行“生态政治”。持“生态安全”观念的绿党人士认为，一国和一地区的安全，不仅依赖于政治和军事实力，还应充分考虑到生态环境因素，因为在环境污染的情况下，受害的不仅仅是自然资源、粮食产量和人口健康，经济和军事潜力也将大幅削减，从而威胁到整个国家、地区的生存。绿党人士对内主张经济绿色化，支持使用可再生资源；对外反对发展核武器和组成军事集团。绿党之所以能够迅速取得政治上的顺起，在于全球生态环境的确存在不断恶化的趋势，关心环境问题已成为一股世界性的潮流。生态理念已深入人心。 二、生态环境安全的特点 国际生态安全与军事、政治和经济安全相同，都事关全局，影响的不只是一个地区，一部分人群。此外，它也不是微观主体或市场自发作用的领域。国家的军事安全、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是致力于生态安全的前提，生态安全是其他方面全的载体和基础。环境安全作为一个世界性重大问题，其本身具有一些鲜明征，主要包括： 第一，广泛性。环境安全是一种集体性安全，一般而言，环境问题造成的安全影响不会仅局限于某一国家和地区，而是跨地区甚至全球性的。“覆巢无完卵”，一旦一国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失去生存依托的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生态一旦破，就不是换“舵手”，而是“翻船”问题了，所有人全部落水；更何况，一旦超过“承载”能力，首先“落水”的是人群中最脆弱的贫民。可见，生态安全问题是具有本质性的安全问题。 第二，长期性。环境问题的产生是一个相对较长的逐步累积过程，其造成的影响是长期的，这一问题也决非短期可以解决。生态安全的“效益”和生态危机或治理生态危机的“成本”会在“代际之间”转移。导致生态危机诸因素的生成、作用和消除时间，都比影响军事、政治、经济安全的诸因素长的多。这导致了成本和效益的“代际”转移。前一代承担了“成本”，可能到后一代、后几代甚至后几十代才见效益。这意味着只有具有高度责任的政府、高度文明的社会，才可能以最大的努力致力于国家生态安全。已经承受了极大生态危机成本的中国政府，必须承受同样巨大的生态治理成本，将更多的效益留给后代。 第三，危机性。相当一些生态过程一旦超过的“临界值”就不可逆转，受到人类破坏的大自然的报复或者不给人类机会，让后者没有纠正错误、“重新选择”的余地，或者要付出十倍、百倍于当初预防、及时治理的代价。1998年的长江洪灾是个教训。这与政治、军事安全不同，一般而言，只要顺应历史要求的政权取代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政权，国家的面貌很快就会焕然一新，新中国取代旧中国就是很好的例子。经济安全也是一样，数年、数十年的重大失误可以酿成经济危机，需要经历痛苦的调整过程，但一旦明了问题所在，采取有力有效措施，局势也会在数年、数十年改观。例如，中国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大跃进、公社化失误，历时6年由谷底恢复过来；美国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大萧条，历时12年由1933年的谷底恢复过来，即便使按股指衡量，从1955年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历时26年。至于东南亚金融危机及恢复、中国通胀及软着陆、美国联邦政府预算赤字及转为盈余，均以“年”计，而不是以“代”计，更不会以“世纪”计。然而，资源枯竭、环境退化造成的生态危机，通常很难在一代人、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手里挽回。中国西北的荒漠化过程，延续2000年，至今不止。更何况，一些生态过程尚属未知领域，如人为活动对地球大气的影响，很可能尚未确切认知，已铸成无可挽回的大错。 第三，危机性。相当一些生态过程一旦超过的“临界值”就不可逆转，受到人类破坏的大自然的报复或者不给人类机会，让后者没有纠正错误、“重新选择”的余地，或者要付出十倍、百倍于当初预防、及时治理的代价。1998年的长江洪灾是个教训。这与政治、军事安全不同，一般而言，只要顺应历史要求的政权取代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政权，国家的面貌很快就会焕然一新，新中国取代旧中国就是很好的例子。经济安全也是一样，数年、数十年的重大失误可以酿成经济危机，需要经历痛苦的调整过程，但一旦明了问题所在，采取有力有效措施，局势也会在数年、数十年改观。例如，中国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大跃进、公社化失误，历时6年由谷底恢复过来；美国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大萧条，历时12年由1933年的谷底恢复过来，即便使按股指衡量，从1955年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历时26年。至于东南亚金融危机及恢复、中国通胀及软着陆、美国联邦政府预算赤字及转为盈余，均以“年”计，而不是以“代”计，更不会以“世纪”计。然而，资源枯竭、环境退化造成的生态危机，通常很难在一代人、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手里挽回。中国西北的荒漠化过程，延续2000年，至今不止。更何况，一些生态过程尚属未知领域，如人为活动对地球大气的影响，很可能尚未确切认知，已铸成无可挽回的大错。 第四，不确定性。很多环境问题的环境后果及其对安全的影响都具有不确定性，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同样的环境问题引起的社会后果可能是不一样的，全球性环境问题对各国的影响也是不一致的。 环境是人类生命活动的自然支持系统。从人类文明滥觞之日起，人类就向这一系统索取了无以计数的资源，创造了令人陶醉的巨大成就。然而，与之俱来的是大自然的疯狂报复和环境安全的日益恶化。目前，从国际关系角度看，环境安全主要存在的问题有：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破坏、生物多样性锐减、空气污染、海洋污染及对海洋生态系统的破坏、有害有毒物质越境污染与跨国转移，此外，南极洲保护问题、由资源开发而引起的领土争端问题、国际市场上的资源供求问题、由环境移民而引起的国际争端等问题均是当前环境安全方面存在的问题。因此，国内外许多学者认为，人类已经处在环境不安全、危险中的世界[6]。正是上述问题的存在，促使国际社会在环境安全问题上既合作又斗争，使国际关系舞台上频繁上演纷繁复杂的“环境戏”。从中国国家生态安全的角度讲，中国也面临着严峻的环境危机，我们将在下文中详细剖析。三、中国生态环境的现状我国幅员辽阔，曾经资源丰富，生态环境优越。然而，随着社会的演变、经济的过快增长，优越的生态环境已成为昨日黄花，因而危机四伏：水资源匮乏，水体污染严重——人均水资源只有2000多吨，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4。是13个贫水国之一；45.5％的河流受到污染，10.6％的河流严重污染。土壤酸化、盐演化严重。耕地面积减少，土壤肥力下降——酸雨面积占国土总面积25％，盐溃化面积占8.5％，人均耕地在26个5000万以上的国家中列倒数第三。草地、湿地严重退化——中度退化的草地达1.3亿公顷，最大湿地北大荒的面积缩小了60％。水土流失严重——流失面积达36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38％，土地荒漠化正以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森林严重减少——古代的森林覆盖率为49％，清初为26％，现在为13.92％。海洋环境堪忧——近岸海域四类和劣四类的海水已达46％以上，严重污染海域达53％。生态环境恶化的后果是严重的。生态环境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1986年为831.4亿元，1994年达4201.6亿元，占当年GDP的10％。还不包括基因、物种消失的潜在损失，这种损失有时10倍于直接经济损失。[7]生态破坏加剧了贫困，影响了社会安定，宁夏、内蒙等地沙化严重地区，农民被迫远走他乡。近年来洪涝、干旱、沙尘暴的频繁性，可以说是生态环境恶化导致的后果。而江河断流和污染，使水资源供需矛盾更加激化，给下游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生物过量消耗和物种的大量消失，不仅破坏了生态系统的稳定，更进一步削弱了工农业生产原材料的供给能力……客观地讲，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错误观念引导下的发展战略决策失误——追求增加人均消耗的生产生活方式。在现代发达国家，人均高物质消费的奢侈和浪费成为时尚，尤以美国为甚。美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6％，但其能耗却占世界能耗的1／3。美国夏季3个月消耗的空调电能，等于我国一年的总用电量。又如“汽车进入家庭”，固然会提高生活水平。但我国人圈众多、交通容量小、能源相对不足，到2010年，石油的供求缺口将达l亿吨，若l／10的家庭拥有汽车，这个缺口会远远加大。再比如住房，美国人均居住面积近60平方米、住宅几乎为3层楼以下，若比照学习，仅建房土地就要成倍翻番。我们鼓励物质的高消耗耗，却忘了生态条件的根本制约，中国完全不具备发达国家所具有的有利地位和条件。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紧缺，资源高消耗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取向不适合国情，这会大大加剧社会转型期的社会矛盾。生态环境危机达到一定规模，人类是根本不可能将其逆转的，历史上楼兰古国被风沙吞没，就是令人触目惊心的一例。 故而，生态环境的安全关系到经济社会的发展，更关系到国家与民族的存亡。为了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必须呼吁全社会：重视生态环境安全。 四、建立中国自己的生态安全战略 建立自己的生态安全战略已是中国迫切需要。 第一，要廓清认识，树立全民生态安全意识，将生态环境安全放在国家长期发展战略的首位来考虑问题。生态环境遭受破坏，国家生态安全受到损害，直接的都是由民众或其他社会主体的不当行为所引起。人类与自然是息息相关的生命共同体，人类善待自然，就是善待自己!因此，要维护国家的生态安全，改善生态环境，最主要、最基本的就是唤醒人们的生态安全意识，树立生态安全观念，将维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作为一切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基本准则。 第二、要坚决抛弃不符合生态环境条件要求的高物质消耗的生产生活方式，探索适合我国生态经济发展的道路和社会主义现代文明的生活态度与方式，此外还要制定好保护生态环境安全的长远规划和近期计划，规范经济社会发展行为。 第三、建立国家生态安全预警和防护体系。为了确保国家的生态安全，必须对国家生态安全进行全方位的、动态的监测，建立国家生态安全的预警系统，及时掌握国家生态安全的现状和变化趋势，为国家最高决策部门提供相关的决策依据。要制定国家生态安全的衡量标准，将生态系统维持在能满足当前需要而又不削弱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状态。可以考虑将森林、土壤、水资源、动植物物种资源、大地及大气环境、矿产等自然资源和环境的理想状态作为标准，以现实受损状况与之加以比较，对各种生态环境因素给予不同的权数，综合成“国家生态安全总指数”，对国家生态安全状况进行总体评价，并定期发布我国的国家生态安全总指数，以使全国人民更加直观、形象的了解我国的生态状况，提高国民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度，更好的发动和组织广大群众关心、支持和投入生态环境建设。除了建立国家生态安全的宏观预警系统以外，对不同地区还要根据其生态环境不同状况，有重点的建立和完善专项的生态安全预警和防护体系。比如，气象预报体系、防汛体系、疫情预报与防治体系、动植物检疫体系、环境监测体系等。 第四、要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依法构筑中华民族的生态环境安全屏障。制定生态建设的有关法规，将各级政府在生态建设中的责任和义务以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比如，政府支出中用于生态建设的支出应占到一定比例，必要时要面向社会开征资源利用补偿税，等等。对于公民在生态建设中的责任和义务也应当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比如义务植树法等。对于生态建设和开发者利益的保护和保障，国家有关法规也应当有所规定。加强对生态犯罪的处罚。对于各种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不仅要给予经济的处罚使破坏者承当一定的经济成本，给有关行政人员行政处罚，对于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还必须给予刑事处罚，《刑法》中应当补充有关生态犯罪的具体内容和量刑标准。 注释：[1]Andrew Mack．ConCeptsofSecurity in the Post-C01d War[J]，WorkingPaper，1993(08)． [2]邝扬．环境安全与国际关系[J]，欧洲1997(3)． [3]Lester?R?Brown．Redeflning National Security [J]Worldwatch Paper，1977(14)． [4][美]奈斯特?R?布朗《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祝有三.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4． [5]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M]，王之佳．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6]Simons．LG Humanity and Environment—A Cultural Ecology[M]，England：Long man，1997. [7]冯雁军．惊忧国家生态安全环境[J]城市开发，2001(12)．

无敌的我 · 发表于 2006-3-31 13:09:44

第三章民族分离与中国安全一、“民族自决”绝不等于“民族分离” “民族分离”是与民族***、民族“单干”并列的，而与民族合作、民族互助相对立。民族分离，英文译作ethnic Separatism，给它下个科学定义不大容易，只能大要地说，这个主义主张：每个民族都应有自己的民族国家，就是在多民族国家里的每个民族都有分离并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权力，即“民族自决权”。 冷战结束前后，民族冲突在全球骤起，从苏联、前南斯拉夫解体到车臣、科索沃战火，还有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西班牙的巴斯克人、加拿大的魁北克人、中东的库尔德人等问题蜂起。在“民族自决”的口号下，当代民族分立主义恶性膨胀，成了影响全球稳定的突出因素。在中国，“台独”、“****”、“****”也成为威胁国家安全的隐患。尤其值得警惕的是，鼓吹“民族自决”，实施“民族分离”，煽动民族***，是西方大国用以肢解多民族他国的惯用伎俩。这不能不引起善良的中国各族人民的警醒和思考。 民族分离主义者一般都以“民族自决权”作为其法理依据。“民族自决”确实为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基本原则之一，196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1514决议，即《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以独立的宣言》将“自决”从宪章中的一个“原则”升格为一个“基本人权”。按照此决议，“自决”的意义即是现今仍生活在殖民地的人民有权起来推翻殖民控制而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 但是，按照联合国大会这个1514决议案，所谓“自决”权并不包括“分离” (secession)权。这一点也符合一般国际法的理解与规范。譬如，1967年在非洲的尼日利亚遭遇到其国内比夫拉地区闹分离。在这个案例中，连非洲统一组织(其成员几乎全是刚独立不久的前殖民地国家)也支持尼日利亚对分离分子所做出的强硬反应，并谴责比夫拉的分离运动。反殖民主义的“自决”与闹分离的“自决”为何受到如此差别待遇?从法律观点来看，这两者有一个基本的差异。在前者的情况下，譬如原先英属殖民地尼日利亚或加纳，他们行使民族“自决”而独立时，并没有损害宗主国(即英国)的领土完整。但是分离的“自决”情况，就绝然不同了。正如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所说，如果分离运动扩散，将会导致“国家解体”。换句话说，如果联合国或者国际法允许“自决”权可用作搞国家分离的话，那么其他国家不都有解体之危险?所以现代国际法中民族自决权不含分离权的道理，是不难理解的。 二、中国面临的主要民族分离主义威胁 中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多种原因，面临的民族分离主义威胁错综复杂，其中当前和可预见的未来对中国国家安全威胁最大的民族分离势力有“台独”、“****”和“****”，其中尤以“台独”威胁最大。它们的成因、特点和轻重缓急各有不同，因此铲除的策略也应有不同。下面就这三种分离势力的特点和应对策略分别阐述如下。 (一)应对“台独”要有新思维 从李登辉到陈水扁，我们似己发现他们在走“台独”、***祖国这条路上，有着一条共同的运行规律，这就是“民主化——本土化——去中国化一一台独化”。这实际上是他们实现“台独”的4个步骤：第一是“民主化”。所谓民主，这不过是一个幌子，是他们为夺取权力、实现其“台独”野心的一个工具。借口所谓“当家作主”，强调“台湾前途由台湾人民决定”。第二是“本土化”，强调“认同台湾”、“台湾优先”，反对“认同中国”和实现统一。凡“认同台湾”而不“认同中国”者，被视为“爱台”，否则就是“卖台”。第三是“去中国化”’这是他们强调“民主化”和“本土化”的最重要目的，是问题的关键。凡与中国或中国大陆有联系的标语口号、地图画册、徽章标记、机构名称、街道名称、公司名称等等，都在“去”字之列。第四是“台独化”，即在“民主化”、“本土化”、“去中国化”都大体完成后，再动用“民意”鼓动“公投”，最后实现民进党的“独立建国”目标。 台湾的***运动或“去中国化”运动不是孤立的，表面上看事情出在台湾，也是极少数“台独”分子参加的，实际上根子却在外国，没有外国势力的介入和参与，是不可能成得了气候的。外国势力的介入约分3个时期：从抗日战争胜利，台湾回归祖国到20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整个“台独”活动的基地和中心都在日本；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台独”活动的基地和中心转移至美国；自八十年代末至整个九十年代以来，“台独”活动的基地和中心即移至台湾岛内。然人所共知，无论李登辉或陈水扁所推行的“台独”，如果没有外国势力的撑腰和打气，是不可能成为今天如此的嚣张之势。 针对陈水扁的“台独”政策，解决台湾问题，我们的对策要有新思维。首先，有条件放弃使用武力。因为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只能起到防“台独”的作用，而在促统一上则作为甚少，反而可能引起台湾民众的逆反心理。即是说，只有在台湾宣布独立的情况下才使用武力，一般情况下，宜减少在公海地区的军事演习和军事行动。向台湾民众突显和平统一的诚意。在“有条件放弃使用武力”的框架下，只有“台独”才会引发武力，责任在“台独”，这就把球抛给了“台独”分子。 第二，由于“台独”势力仍要看美国人的脸色，中国应加大对布什政府的压力。中国不会主动刺激美国，但在台湾问题上也不会一味迁就，因为事关国家根本利益。中国应向美方进行具体而实际的压力，以防“台独”势力得寸进尺。应认识到，中国的容忍限度对美台关系的发展是个很重要的约束因素，布什并不敢承担失去中国的后果，美国的国家利益仍要求美国动态性平衡其在两岸的矛盾利益。如果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敢于与美国在具体问题上抗争，那么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会逐渐将台湾视为美国的包袱而不是财富，也会使布什在台湾问题上头脑尽早清醒过来。 第三，对台政策的创新很有必要，不能只是等待，更不能只强调台湾独立的危险后果，而不突出与大陆统一后，台湾能得到的好处。大陆应该学会打“民意牌”。例如，可以允许让国内或海外非官方机构(如盖洛普公司)进行民意调查，公开结果，向台湾和美国宣誓中国大陆民众希望台海局势稳定，反对台独的强烈愿望。或者允许大陆民众民间想台湾和美国政府、机构和平市委、递交信件，表达反对台独、维持台海和平的呼声等等。 (二)“****”的新变化和应对措施 近几年来，**集团囿于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以及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深感鼓吹“西****立”无望，因而再次摆出哀兵姿态，迎合国际社会谈判解决争端的潮流，少提“独立”，而高唱“西藏自治”、“西藏自由”等时髦的词语，企图制造国际舆论，压我政府谈判。与此同时，****本人在各种场合均鼓吹人权、宗教、环境保护等非政治性议题，拉拢西方民心。企图一箭双雕，在诋毁中央政府在西藏破坏宗教自由、毁坏西藏环境的同时，树立自己西藏人权卫士的形象。****频频出访欧美国家，加大西藏问题国际化的力度，企图从战略上为其***祖国谋取更多的国际外援。西方议会、NG0、高层官员等是****频领造访的对象。其访问规格高，媒体出境多。西藏问题因此颇受关注。 此外，**集团在海外长期存在，认识到娱乐业对人们的影响，开始进军以好来坞为主的西方娱乐业，妄图借西方媒介炒热西藏问题。****与美国好来坞明星理查德?基尔等人的关系密切，1997年，好来坞拍摄七部西藏问题相关影片，歪曲西藏历史，美化****，妖化中央政府。正是好莱坞这支潜移默化的娱乐媒体，使西藏问题走进了西方的千家万户。**集团从“冷战孤儿”变成了当前“国际宠儿”，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支持。如果没有坚持**反华的国际势力的幕后出谋划策，资金援助，**集团的国际***活动恐怕一天也难以为继。 与****在国外的***活动相配合，**集团在境内的***活动，集中在喇嘛寺庙和僧尼中。**利用喇嘛信徒对他的祟拜，搞“请进来、送出去”的办法，在喇嘛庙中安插他从境外派来的亲信，同时把境内的年轻信徒送到印度培训，然后再派回来传教，宣传**的圣旨。**集团企图用“控制一座庙，就是控制一个地区”的办法，与我争夺藏区下一代。 为了反对**集团的***阴谋，需要从经济文化等多方面采取措施。首先，西部大开发战略为稳定西藏政局提供了良好的机遇。西部大开发最大的时代特征，就是要在西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施开放的经济政策，给予宽松的政策环境，将西藏纳入全国乃至世界经济体系中。在市场经济大发展中，宗教必然走向世俗化，大规模、非理性的宗教情绪会越来越丧失群众基础。 其次，民族主义的实质是民族情感的认同，是异质民族文化的对比。在西藏如果永远只有汉藏对比，没有多元的民族文化存在，藏族容易产生狭隘的民族主义情感。相反，如果西藏容许不同民族人口的自由移动与多元民族文化的发展，那么大家对作为多元一体格局的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必将越发坚固。 第三，要建立西藏的市场经济体制，就要改革补贴输血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发展股份合作制经济；减少干部型人才，建立西藏的科技人才激励机制；维护民族传统文化教育，优先发展科技与职业教育；重点培育城镇经济辐射职能，大力推动旅游业。 (三)借助“反恐”反对“****”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随着奥斯曼土耳其的瓦解崩溃，所谓“泛突厥主义”应运而生，迅速成为新疆分离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因素。20世纪90年代，为了达到***和控制新疆的目的，某些老殖民主义者把新疆称为“东突厥斯坦”，编造所谓新疆是“东突劂”人的家园的谬论。境内外形形色色的***分子都打着“东突”的旗号进行活动，企图实现建立“东突厥斯坦国”的妄想。“东突”恐怖势力就是在境外建立的，与境内***势力相互勾联，以实现***中国新疆、建立“东突厥斯坦独立国家”为目的，进行***、破坏活动的各种势力。 目前，境外“东突”势力的活动几乎遍及世界各个角落，由于其依附的国际反华势力不同，或因其鼓吹实现独立的政治主张、活动方式不同，尚未形成统一的组织。在境外“东突”势力中，对中国新疆最具现实威胁的是盘踞在中国周边的暴力恐怖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这些暴力恐怖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与中国周边国家各种反政府势力紧密勾结，特别是与阿富汗塔利班和“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形成“共生关系”，较长时期地对新疆安全与稳定构成现实威胁。 以“东突”为代表的“****”势力，由于与中亚地区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密切关系，表现出与“台独”、“****”不同的特点，即大量采取恐怖主义的手段。据不完全统计，自1990年至2001年，境内外“东突”恐怖势力在中国新疆境内制造了至少200余起恐怖暴力事件，造成各民族群众、基层干部、宗教人士等162人丧生、440多人受伤。“东突”的另一个特点是组织相对比较分散。据报道，“东突”分子的组织在境外大大小小有50多个，其内部派别林立，还没有形成统一的一股力量。而且中国的恐怖主义停留在一个相当初级的阶段，无法与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严密的组织、长期的历史相提并论。虽然中国境内的恐怖组织也打出圣战的纲领，但这种纲领仅仅会引起极少数宗教狂热分子的兴趣，对于世俗社会和大众则缺乏号召力。 1996年上海五国首脑会议机制建立以来，中国政府通过外交努力，使俄罗斯和中亚各国同中国在打击恐怖活动方面形成了较大的共识，各国加大了打击力度，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东突”恐怖分子的活动空间。新疆警方也在斗争中逐步摸索出一套有效的工作方法，对敌斗争采取主动进攻，消灭了“东突”恐怖势力的大量有生力量，把恐怖分子的大量破坏活动消灭在了预谋阶段和萌芽状态，很大程度上把握了对敌斗争的主动权，从而确保了这些年来新疆地区各族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另外一个有利条件是，恐怖主义已经被世界人民视为公害。美国认定“东突”为恐怖主义组织，并宣布冻结“东突”在美国的资产。这为中国赢得更多的国际合作，打击新疆分离实力提供了很大帮助。 注释： [1]人民网2002年8月28日报道 第四章经济安全与中国国家安全 分析目前的中国安全形势，首先从国际系统因素来看，国际系统结构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会有根本改变，多极多元霸权仍将是国际系统结构的基本特征。国际系统进程的高相互依存和强意识形态也会得以维持，并且有日益增大的趋势。前者的提高加大了使用军事力量的成本，军事力量在外交政策中的地位将进一步削弱，同时相互依存的态势将使得经济发展继续在国际关系中主导地位。再看国内因素。中国以合作求经济发展的战略文化的基本内*正在形成，如果不出现突发性事件、不受到超强的压力，这一新的身份定位和战略文化会得到进一步巩固，并有内化和制度化趋势。在这样一种国际国内环境里，可以预测创造和维持一个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保护中国经济发展不受外来负面影响的干扰和破坏将是中国国家安全观念的核心，国家经济安全的地位仍会上升。 国家经济安全主要是指一国经济免于因生态危机、经济不稳定、失业、金融市场紊乱、通货膨胀、大规模的贫困、商品不安全等的冲击而处于稳定、均衡和持续发展的状态。但是国家经济安全这个概念是美国人首先提出来的。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表示，为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美国政府将寻求：促进一个强大的、繁荣的和有竞争力的美国经济；保证得到外国市场、能源和矿产资源并拥有进入海洋和空间的能力；促进以市场原则为基础的开放的和不断扩大的国际经济体系，这个体系将使贸易和投资的扭曲状况减至最低限度，并能稳定通货，广泛尊重处理和解决经济纠纷的规则；同时对关键性的环境保护的挑战要取得合作性的国际解决，保证地球的承受力和环境安全，以及全人类的发展和机会。尽管中美两国国情不同，但在国家经济安全的思路上应当有契合之处。美国政府的报告把环境保护的挑战列入经济安全的范畴，其实也可以把它单独提出来，构成一个环境安全的新概念。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事故影响波及整个欧洲，因此最近欧盟东扩谈判时要把爱沙尼亚拆除一个类似的核电站列为入盟条件。印度尼西亚的森林大火给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带来危害，因此两国的救火人员不得不参加跨国行动。一国在其国内进行危险的基因工程实验，制造出来的生物武器有可能危及整个人类的生存，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国家的主权就必须受到干涉乃至国际强制。 中国在十五大政治报告上首此提出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新观点．一九九八年发表的《中国的国防》白皮书也指出：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在国际关系中，地缘政治、军事安全、意识形态因素仍然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经济因素的作用更趋突出，国家间经济联系不断加强。以经济和科技为主的综合国力竞争进一步加剧，世界范围内围绕市场和资源等经济权益的斗争日趋激烈，经济全球化的加快和区域集团化的加深使一国的经济发展更容易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和冲击。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把经济安全视为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亚洲金融危机使经济安全问题更为突出，提出了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国政府加强协调、共迎挑战的新课题。 国家的稳定和国力的强盛是国家安全的基石，是对外发言权和国际影响力的主要来源。“堡垒是从内部攻破的”，如果没有国内安全(包括各个领域的发展与稳定)，是谈不上国家安全的，更难以维护国际安全。归根结底，最大的不安全在于自身而非外部，最根本的保障是国家的改革与发展。因此我们也需要新型安全观来进行指导．符合新世纪特征、亦与中国走向世界大国的目标相吻合的新型安全观，至少应当包含以下内容：第一，新安全概念*盖了比传统的军事安全更广泛的领域，它应包括与经济全球化时代相一致的金融安全、信息安全．有时候金融冲击和广义的经济危机对一个国家造成的打击，并不亚于一场战争带来的损失，例如印尼、泰国和韩国等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就下降了40％一60％，倒退了十年以上。如果我们没有这种综合安全的防范手段及其意识，就无法应付经济一体化时代和高科技条件下各种可能的不测事态。 一、国家经济的开放程度与经济安全 一个国家经济的开放程度包括： 1、投资依存度(外商直接投资占总投资的比利，工业对于进口的依存度等)。 2、科技依存度(企业核心竞争能力，产业控制，关键部件，新技术开发能力等)。 3、资源依存度。 4、金融依存度(美圆化程度，外汇市场，股票市场，外债)。 5、外贸依存度：进出口占GNP的比重。 对外开放度过高，对于中国经济安全的影响不可忽视： 第一，新经济发展过快，受制于发达国家的新经济技术标准和关键零部件。目前全世界的芯片绝大部分是美国生产的，这是电脑的核心部件，如果我们在普及网络以后许多年仍不能独立生产，恐怕就不仅仅是让外国人多赚钱的问题了。我国工业的现代化，主要依靠设备进口，工业的进口依存度已经超过30％，甚至更高。 第二，经济高速增长导致进口依赖度增加，中国将成为能够左右国际市场的大国。 我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科学技术差距在拉大。与日本相比，单位GDP耗能的差距1981年为6倍，现在扩大到约15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所贡献的份额一般都在50％—70％；而我国，“六五”期间科技进步所贡献的份额还占到32％，“七五”期间反而降到24％。90年代以来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化工机电快速发展，对能源和矿产品的需求急剧增加。2001年我国进口石油7000多万吨，花费200亿美元。到2005年将缺口l亿吨左右。2010年我国石油产量1.5亿吨。要生产3．5亿吨钢，需要进口8亿吨原油和3亿吨铁矿石。石油进口超过500(〕万吨，国内经济运行会受制于国际商场，超过一亿吨要考虑采取外交、经济、军事措施以保证石油安全。国际石油跨国公司垄断国际石油市场，商业利益与西方国家的政治军事利益一致，我国石油安全迫在眉睫。 中国目前的外贸依存度是47％，5年以后可能达到65—70％，严重依赖国际市场又影响国际市场，没有强大的国家力量支持，是不可想象的，这也是全球化不可能消解国家主权的原因。

无敌的我 · 发表于 2006-3-31 13:09:57

第三，国家安全因过多引进外资受到影响。 以高关税特别是提高关税实际保护率的办法，保护国内产业，其结果就是外商直接投资大量进入。比如到2006年我国按照WT0规定，将轿车的关税从100％降低到20％，但是轿车零件的进口关税为10％，这就是以提高实际保护率的办法，促使外国资本进入，以合资企业产品代替进口整车。因此，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就成为最好的“全球化”方式。 至1999年12月底，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3076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工业增加值4201亿美元，占全国20％；工业产值17696亿元，占工业产值的27.7％；涉外税收1648亿元，占全国15％。未来5年以国内市场为代价，每年可以吸收600亿美元，但外商直接投资不是越多越好。 首先，很难通过合资方式引进先进技术，引进外国设备过多会冲垮国内机器制造业。其次，“国内市场”也不是轻易可以让得出来的。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占领市场意味着最终得到外汇而不是人民币；我们让出国内市场，就要承诺外商人民币利润的自由兑换。目前外商投资的国内人民币利润每年大约2000亿人民币，只有10％左右兑换成外汇出，其余留在国内再投资了。数年之后，利润总额将积累到20000亿人民币，相当于2000亿美元，等于国家外汇储备。如果在突发事件下集中要求兑换，就难免诱发外汇金融货币危机。 二、我国经济安全面临的挑战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外开放正朝着全方位、宽领域、深层次的方向发展，国民经济保持了较快的发展速度，到2000年底GDP突破l0000亿美元的大关。商品短缺状况基本结束，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全国贫困人口逐年下降，人民正分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从宏观经济管理的条件和能力看，中国经受了亚洲金融危机的考验，克服了亚洲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对外贸易显著回升，人民币币值稳定，国家外汇储备逐年增加，粮食储备充足，内外债均处在安全警戒线以下，债务结构合理，短期债务所占比重较小，仅为10％。从短期看，国家经济安全面临的风险不大。但从长期运行的角度看，中国经济安全还存在不少隐患，消除这些隐患需要长时间的艰苦努力。概括起来，影响经济安全的主要因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金融风险问题。中国的金融风险，首先来源于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由于金融体制和国企改革取得的进展相对滞后，使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逐年增加，有些己成为呆坏帐，而国有企业效益不好，有些多年累积的不良贷款估计很难偿还。目前全国各类金融机构资产总量约为17万亿元，若按8％的不良资产计算，不良资产绝对数约为13600亿元，这与国有商业银行剥离给4家新成立的资产管理公司14000亿元的不良资产大体相当。不少人认为，8％的不良资产率并不能真实反映国有商业银行的风险状况，有人认为，不良资产的比率可能高达25％以上，若如此，则不良资产绝对数可能高达42500亿元，超过了全国居民存款总额的70％。显然，或迟或早，居民存款总是要还本付息的，如果经济稳定，社会政治安全，国家信用可靠，则大规模全面挤提的可能性甚微，但也不能排除局部的挤提风险。加上部分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农村信用社违规操作，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兑付困难，引发局部金融风险的可能性增大。这种金融系统风险对个人和家庭经济安全的潜在影响是不容低估的。 金融安全的第二个威胁来源于股市。目前全国上市公司已超过1000家，市值约为26000亿元，登记股民超过4000万，涉及家庭人口超l亿人，由于股市上成熟规范的机构投资者不多，散户占很大比重，且由于市场建设时间不长，法律尚不健全，管理也不规范，因此，股市大幅波动的潜在威胁也是存在的。这些也会直接影响个人和家庭的经济安全。 更值得担忧的是系统性金融风险对经济增长与经济稳定的破坏性，则不仅使相关个人和家庭直接受损，也会使国家经济和全体人民的经济安全问题受到影响。 第二，债务风险。近年来，为了克服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扭转通货紧缩的趋势，政府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发国债，增加政府支出，这无疑是必要和正确的。但由此引起的财政债务负担的迅速增加和尚需继续增加的趋势是值得关注的，据统计，1999年底，国债余额为10542亿元人民币，财政债务负担率按广义口径为65．9％，如按中央财政的债务负担率计算，则高达18996。应该说债务负担是非常重的。如果考虑到国家对国有企业老职工的养老保险方面的欠帐，则债务负担更重。欠债总是要还的，国债必须通过人民创造财富来归还，尽管代际之间可以转移，但只是时间的早晚问题。国家的债务负担越重，意味着个人和家庭的经济安全性越低，风险越大。 第三，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当前我国就业面临着多重压力，一是适龄劳动人口的迅速增长。1999年全国劳动年龄人口净增1075万人，2000年的增长水平与1999年基本相当，按85％的参与率计算，2000年需安排920万左右的新增劳动力，其中城镇约264万人。加上1999年城镇登记失业结转人员600万人，到年底共达860万人；二是国企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日益突出。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化，企业的富余人员将逐步分离，1999年全国下岗职工1174万人，进入再就业中心524万人，年底下岗为650万人。2000年新下岗人员约300万人，共850万人；三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劳动力不可避免要向城市转移，这些农村劳动力价格低廉，对城镇就业形成很大压力；四是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机构改革与分流人员，多重压力综合在一起，加上人口规模和增长趋势，使就业压力成为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影响经济安全的潜在危险因素。 伴随就业压力的是社会保障问题。多年来，我国实行低工资、高就业制度，原有积累都投入了建设，既没有健全的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保障体制，也没有预留足够的社会保险基金，寅吃卯粮。截至1999年底，全国累计有2900万离退休人员，预计2000年新增200万人，合计3100万人。职工个人养老保险基金帐户空帐规模，仅地方统筹部分，1999年已超过1000亿元。有人估计，补充和还清社会保障的欠帐，大约需要20000亿元。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不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保障体制，这种亏空和窟窿还会越来越大，随着人口的老龄化，今后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 第四，外部冲击。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一种世界性潮流，随着开放的扩大，中国已经逐步融入这一潮流之中，加入WTO则是适应全球化的重要步骤。这就必使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更加广泛，更加深入。在看到全球化给我们带来遇的同时，也必须看到我们面临的挑战，包括对部分个人、家庭经济安全所带的潜在风险。随着农产品和部分制成品关税的逐年降低，非关税保护的逐步消除，显然，以农户为经营单位的农业部门和农民在与美欧国家的竞争中将处于不利地位；以汽车工业为代表的长期高度保护的制造业也会受到大的冲击。另外，内市场的开放，也将使银行、保险、电信等国有垄断性服务行业的竞争加剧。二定的时期内，这些处于竞争劣势的行业中的部分个人和家庭利益就可能受到直接损害。伴随外部冲击引起的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受损群体的经济安全下降，可能会形成全局性的经济和社会的风险。 第五，重要战略物资短缺。粮食、石油、水资源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多年前就有人担心中国的粮食问题，引发了谁来养活中国的争论。从中短期看，中国的粮食供给是有保障的，但从长远看，随着中国人口的增长，工业化过程中耕地的减少，土壤的退化，环境的恶化等等，粮食问题不容盲目乐观。历史的经验表明，每次中国进口粮食的增长都伴随着国际市场粮价的大幅度攀升。 从1993年起，中国从石油净出口国变为净进口国，1999年石油净进口达4000万吨，已占全国石油消费的20％。若没有大的发现和重大技术突破，2010年我国石油进口可能高达消费总量的40％，这就使我国对外石油资源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据估计，世界石油单价每桶提高5美元，将引起经济增长率下降0.2％。石油供给不足无疑会影响到经济安全。 此外，我国北方地区和部分城市水资源短缺的问题也十分严重。从总体上看，人均水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同时，水资源在时间和地区分布上很不平衡，南方多北方少，北方大部分地区人均水资源更低。在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全年降水量主要集中在7、8、9三个月，这使可利用的水尤显不足。在全国669个城市中，有400个城市常年供水不足，其中110个城市严重缺水，日缺水量达1600万立方米，年缺水量60亿立方米。水资源短缺问题，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生活，关系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已成为影响经济安全的一个重大问题。 三、如何建立我国国家经济安全防范体系 在来势凶猛的全球化浪潮以及已经发生和潜在的金融危机面前，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已日益成为我国政府必须认真对待的重要问题之一。借鉴美、日、俄等国在这方面的经验，笔者认为，建立我国国家经济安全防范体系，应从如下几方面着手： 1、确定一个负责国家经济安全的部门。该部门应具备如下几项职能：(1)监测、预测并报告国家经济安全形势；(2)制定《国家经济安全战略》定期提出《中国国家经济安全报告》；(3)从国家安全角度提出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具体方针、政策和策略；(4)依据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适时提出我国防范和应对损害国家经济安全的具体措施。 2、建立国家经济安全的联席会议制度。该联席会议应由国务院领导同志主持，由国家发展计划委、国家经贸委、外交部、**部、国防部、外经贸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国务院主要部门参与。 3、建立我国国家经济安全预警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的功能在于及时反映国家经济的异常征兆，以给决策部门以指导，及时采取措施，将显性或隐性的损失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4、建立必要的储备和保障体系。建立该体系的目的在于将国家安全遭到损害时的经济损失减至最小，防患于未然。 5、在适当时机制定国家经济安全法规。保障国家经济安全不能单靠政府的力量，还应制定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法规，以法律刚性，给妨碍国家经济安全的行为以“硬性”制约。 (二)发挥经济政治大国的优势，积极倡导建立全球化新规则为此，我国政府应在如下四个方面采取措施： 1、倡导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建立结构合理、基础稳健的国民经济，并保持足够的即期支付能力。其中，调整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对内，即设计稳健的产业结构，清除经济泡沫，保持经济的健康发展；对外，即合理利用外资，控制债务规模，保持国际收支的长期平衡和足够的即期支付能力。 2、倡导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加强彼此之间的政策协调，保持政策的一致性，以使国际游资难以对不同市场进行各个击破。 3、倡导世界各国适当提高国际资金尤其是短期资金流动成本。英国经济学家托宾曾建议对外汇交易征收不超过5％的税金，这样作对长期投资的影响不大，但对频繁流动的国际游资，却可以有效地提高其交易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交易的频繁程度，削弱市场的过度投机。当然，不一定要采取直接征税的方式，但完全可以通过增加国际资金流动成本的经济手段，控制过度的投机。 4、倡导世界各国提高国际资金流动的透明度，建议各国货币当局彼此之间提供技术支持、实现信息共享，建立一个有效的国际监管信息系统。 加强金融监管的力度，提高虚拟经济对实质经济的支持度。(1)要改变传统的监管手段，放松对金融的直接管制，加强以促进金融业谨慎经营为目的的风险监管，保证金融业的效率和稳定。需要指出的是，放松管制并不是不要监管或者放手不管，而是在放宽一些管制的同时加强某些监管，或者在微观上放松一些管制，在宏观上又加强某些监管。从限制竞争改为促进公平竞争和提高安全性并举，在保证金融业稳定的前提下放松束缚金融业合理竞争的过度管制，寻求保证金融业效率和稳定的最佳均衡点，达到对金融运行新的控制，而风险监管则正是适应这一要求产生的新的监管方式。(2)要努力实现金融监管国际化，改变单项协调的管理策略，采取综合性、国际性的监管策略、监管政策、手段，以与全球化发展趋势相一致，达到国际先进水平。a．监管对象应包括国内金融业、国内金融业的国外分支机构和本国境内的外国金融机构；b．监管内容应适应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问题、出现的金融风险尤其是系统性金融风险；c．监管手段应比照国际标准，监管法规和会计、审计制度均应与国际接轨。

无敌的我 · 发表于 2006-3-31 13:10:07

注释：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国防》白皮书，1998． 2．王逸舟《面向21世纪的中国外交：三种需求的寻求及其平衡》战略与管理1999(06)． 3．王逸舟．“树立世纪之交的国家安全观”，《了望》周刊，1999年9月13日，第37期。 4．杨帆，《不战而屈人之兵一一论经济文化调整对于祖国统一战争的重大意义》，《经济学人》 5．王伟东．《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中的金融风险监管》，《世界经济与政治》 1998(9)． 6．江东等．《经济全球化时代保障我国经济安全的几点看法》，《经济改革与发展》1998(8)． 第五章有组织犯罪与中国安全 有组织犯罪的英文名称是“Organized Crime”，但国际上尚未形成一个公认的、有权威性的有组织犯罪的定义，而各国关于有组织犯罪的概念在内*外延上部不尽相同，如墨西哥法律汇编下的定义是：三个或三个以上的人按纪律及等级规则组织起来，以一贯使用暴力的方式或主要以获利为目的犯下我国法律认为严重的某项罪行；[1]香港有组织罪案的定义是：是持续和经常不断的刑事共谋，通过正当或卑劣、合法或非法手段从社会里攫取巨利，它是利用威吓和贪污手段而得以存在，它又利用种种法律漏洞，使其在很大程度上不受法律制裁。在现实方面，有组织罪案集团要手下严格纪律，要手下卖命去作奸犯科，而集团首脑通常都置身事外，逍遥法外。[2] 有组织犯罪区别于其他犯罪形式的最重要特点在于“有组织”，组织性就不能是通过某一、两个人偶尔聚合所故意实施的犯罪，而是至少三人以上(只有三人以上的集团才能称得上是组织)、较固定的、较长期的、有长远目的、按一定组织方式组成的大集团犯罪，包括犯罪集团、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和黑社会组织犯罪。 我国有组织犯罪的特征 在我国，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有组织犯罪的初级形态，即一般团伙犯罪就迅速发展起来。从1983年开始“严打”，每年全国要摧毁各种犯罪团伙数万个，甚至十数万个。但团伙犯罪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原有的犯罪团伙被摧毁，新的犯罪团伙又滋生和发展起来。其中少数犯罪团伙已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犯罪团伙，而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 目前，这种类型的有组织犯罪具有自己的特殊性： 1、织结构简单，组织规模小，成员人数少。从已揭露的这类犯罪组织看，在组织方式和组织结构上，虽然它们同典型黑社会并无多大差别，但相对比较简单。组织成员人数少，少则三、五人，多则数十人，而上百人的犯罪组织比较少见。 2、经济实力小。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是有组织犯罪追求的基本目标，也是黑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在我国，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经济实力比较小，它们的犯罪所得或犯罪收入多者也不超过数百万元人民币，而犯罪收入超过千万元的犯罪组织极少。而其中绝大多数根本就没有什么经济实力，它们还处于犯罪资本原始积累时期。 3、存续时间短。在我国大陆，现存的有组织犯罪组织则只有十多年的发展史，而真正能继续存在下去的，有影响的犯罪组织几乎可以说没有。这是由于我国政府采取了有力的打击和预防犯罪的各种措施，对有组织犯罪进行了遏制，减缓了其恶性发展的势头。 研究资料显示，就目前情况看，在我国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存在时间比较长的也不到十年，一般的有组织犯罪组织从其产生到灭亡也不过3—5年。 4、势力范围小，活动地域有限。在我国大陆，有组织犯罪组织一般是在某一很小的地域范围内建立起来的，虽占有一定地盘，有一定势力范围，但其活动地域确实有限，真正跨地区、跨省区建立的这类犯罪组织几乎没有发现。 5、我国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绝大多数头目直接指挥和参与犯罪活动。在我国，有组织犯罪的头目躲在幕后的很少，绝大部分组织头目直接指挥和参与犯罪活动。根据1993年对55个这样的犯罪组织的调查资料，有96．4％的组织头目直接指挥和参与具体犯罪活动，只有3．6％的头目躲在幕后操纵；根据1997年对33个这样的犯罪组织的调查，有63．4％的组织头目直接指挥和参与具体犯罪活动，有36．6％的躲在幕后操纵。这一变化说明，一方面，有组织犯罪逐步趋向于成熟，加快了其发展步伐；另一方面，我国绝大部分有组织犯罪仍然处于有组织犯罪的初级发展阶段。 一、我国有组织犯罪的发展趋势 l、正在向有组织犯罪的高级形态发展。 第一，根据有关资料，我国公安机关每年要摧毁十多万个各种各样的犯罪团伙，这些犯罪团伙的不断滋生和发展。这就为有组织犯罪的存在和发展莫定了组织基础； 第二，连续不断的严厉打击，使犯罪组织的组织方式更加诡秘，犯罪经验更加丰富，犯罪手段更加狡猾，反侦查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在不断提高，犯罪的策略性、计划性、隐蔽性加强。这就为其存在和发展在时间和空间上创造了内部条件。 第三，由于取证难，证人不愿意作证，以及越来越多的犯罪组织头目躲在幕后，不直接参与犯罪活动，所以即使一些犯罪组织的头目和骨干分子被揭露，但也很难受到应有的打击。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卷土重来。 第四，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逐步渗透到各经济领域，并以公司企业为依托，从事合法的和非法的生意，更为主要的是以合法掩护非法，并且有一定的保护伞，因此，他们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犯罪活动难以被揭露. 第五，社会中的各种腐败现象，尤其是政府官员中的腐败现象，严重存在，这就成为有组织犯罪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外部条件。 上述因素的存在，一方面，促进了有组织犯罪的继续产生、存在和发展；另一方面，加速了有组织犯罪向其更高阶段转化。 2、加速向经济领域的渗透 凡是有利可图的社会经济领域，有组织犯罪必然涉足。这是其发展的主要途径和能够长期存在的基本条件。为了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我国的有组织犯罪正在发生新的变化。有的利用犯罪收入投资企业，开办公司，以“董事长”、“总裁”、“总经理”等头衔和合法身份招摇过市，以表面上的合法生意掩盖犯罪活动；有的躲在地下，制造、运输、贩卖和走私毒品，伪造货币，制造和贩卖假酒、假烟等，妨害社会管理秩序；有的开办地下赌场和各种娱乐设施，聚赌抽头，敲诈勒索赌徒，组织、容留、强迫妇女卖淫，从中渔利；有的控制某种行业和强占某一市场，进行不正当竞争以及敲诈勒索，收取保护费；有的涉足金融市场，欺诈、蒙骗、盗窃、抢劫；有的通过贿赂手段，与政府部门和执法机关内部的腐败分子相互勾结，编制了一张秘密保护网，并在其保护下，进行走私、逃税等犯罪活动，使国家蒙受巨大损失，而这类“犯罪企业”却获得数十亿，甚至上百亿的犯罪收入。 这说明，当前有组织犯罪已经深深地置根于社会经济领域，并且在进一步发展。 3、正在向政治领域渗透 要想获取巨额的经济利益和犯罪收入，并且长期存在下去，缺乏权力的保护和支持是很难达到的。因此，促使掌权者腐败和将自己的势力渗透到权力部门，是一切有组织犯罪必不可少的手段。从现在我国已被摧毁的有组织犯罪的情况看，有相当数量的犯罪组织有保护伞。 问题还不仅如此，黑社会犯罪势力还希望自己有一定的权力，同时还想使自己的骨干成员打进权力部门。现在看来，这已经不是他们的希望，而已逐步变为他们的行动了。根据调查资料，在个别地方，犯罪组织的头目开始参与地方基层政权领导人的竞选，有的已当上了村委会领导，有的被选为基层人民代表，也有的已经渗透进执法机关。 为了其长期的生存和发展，一些犯罪组织的头目以合法身份和合法企业的名义开办社会慈善事业，捐助社会福利机构，进行教育投资等活动，以获取社会地位和社会的信任。 显然，黑社会向政治领域渗透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首先是在政权机关内部寻找保护伞，其次是自己打进政权机关中去，第三是对社会福利事业进行捐助，以求取得社会的信任等。 4、国际化趋势 实践证明，跨国跨境的有组织犯罪己不鲜见。国内国外的犯罪组织相互勾结，进行毒品犯罪，组织偷渡，海上强盗，绑架勒索，走私汽车、武器、香烟和伪钞，洗钱等犯罪屡屡发生。这类犯罪风险大，利润高，因此，国内外犯罪集团不惜付出一切代价，采用各种手段，进行犯罪活动，逐步形成了内外勾结的跨国跨境的犯罪链。 中国是世界贸易大国，又是巨大的消费市场。随着国际市场的扩大、全球贸易的大幅度增长、人口流动的不断增加和通讯信息系统的发展，国内外有组织犯罪必然利用这些条件，涉足其中。尤其是那些具有雄厚经济实力的犯罪组织会捷足先登。它们会通过合法和非法手段，继续向市场提供非法商品和非法服务。在今后一段时间内，走私毒品、药品、武器，组织赌博，伪造证件，组织偷渡，制造假钞，利用支票和信用卡诈骗，洗钱，欺骗性交易等跨国性犯罪活动将会进一步发展。一些犯罪组织也必然加入跨国犯罪的行列，向着国际化的方向发展。 二、对策建议 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的存在、发展规律决定其向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发展；一般犯罪团伙不一定都能成为犯罪集团，犯罪集团也不一定都能发展成为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但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必定是从犯罪集团中产生，黑社会组织也必定是产生于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中。这三种类型的有组织犯罪尽管在特性上不尽相同，但都有一个滋生、蔓延、发展、演变的过程，有一个从小到大的恶性膨胀，彼此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 随着我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与国外的联系将日趋紧密，我国的有组织犯罪也有进一步发展成熟的趋势。为了维护社会稳定，防止犯罪组织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危害，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进行整治： 1、打击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首先要从金字塔的底层处“釜底抽薪”’加大打击一般犯罪集团的力度，把尚未成气候的犯罪团伙打击下去，减少其犯罪率；并争取把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消灭在萌芽状态； 2、反黑要与反腐败同时进行，扫除黑势力的保护伞、打破关系网，破坏其存在的社会基础。据报道，公安机关许多秘密的打黑专项行动，屡屡因有人通风报信而无功而返。因而必须克服来自政权内部的干扰和阻力，挖出那些在党政机关、司法机关中的后台和保护伞，否则黑势力难除； 3、面对势力雄厚、日趋高科技、高智能、现代化的黑社会，必须配备专门警力和经费，加强对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问题的信息预测、分析研究，提高如技术情报等装备，提高侦查能力； 4、针对己出现的境内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与境外的黑社会组织犯罪联合勾结，向国际化发展的趋势，有必要加强国际间的通力合作； 5、注重精神领域上的“扫黑”和“反黑”，精神文明教育要常抓不懈，大力倡导正确健康的社会风气； 6、健全社会管理机制，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如有效控制洗钱，阻止黑恶势力的赃款流向合法领域；合理引导和安排处于灰色之间的庞大、复杂的人群。 注释： [1]郭自力：《论有组织犯罪的概念和特征》《中外法学》1998年第2期 [2]重罡、璞玉：《当代中国“扫黑”纪实》群众出版社 结论 因此，安全因素多样化、安全利益多方化、安全关系多边化、安全问题国际化，是今后国家外部安全格局的演化趋势。新的“综合安全观”正在形成，这体现在1、解决国际安全问题越来越趋于“多边化”，靠建立地区或全球霸权及奉行超级均势强权的“单边主义”来保障国家安全已行不通。冷战后，国家安全成为许多国家对外政策关注的焦点，就在于安全利益的“互动性”和“共同性”在不断的增大，研讨和解决国际安全的多边化便是大势所趋，形成多变安全协调、预防机制与安全保障力量格局均衡化的要求也正在被提上日程。2、合作安全将成为各国调整和构筑稳定可信的安全关系与安全格局的主流。建立信任而不是加强猜疑，寻求共同的安全利益而不是一味的追求对别国的军事优势已扩张本国的利益，加强和扩大合作而不是进行对抗和遏制，防止战争爆发而不是赢得战争，将是未来国际安全关系和格局的发展趋势。 国家安全战略观念发生变化无形之中抬升了非传统安全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讲，全球化消除了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的一些界线，非传统安全所涉及的方方面面迁一发而动全局，考验各国政府制定内外政策的智慧。如果不考虑外部环境，那么无论怎么努力地制定国家发展和安全战略，这种努力都可能会在世界性潮流中失败。 安全在应是一个广义的而非侠义的、动态的而非静止的概念；安全应当是在一个变化、开放、进步的过程中实现的，是一个相对的范畴，而不是封闭状态下自我保护(“蜗牛式的安全”)，它没有绝对不变的“界限”；在封闭状态下被认为是安全的东西，在开放状态下未必视为如此，反之亦然。有的时候，某种局部的、低度的和可控的系统内紊乱，可能预示着新的新的功能的形成、或新的跃进的到来或新的和谐的出现，它也可能是更高层次上的稳定与安全形成前的阵痛。与此相反，一些短期内趋于自我封闭或内部抑制性政策的“安全”，倒容易导致更大的麻烦。因此，国家的安全与否，是和这个国家自身体制所包含的时代进步性的高低密切相关的。 在全球化时代的大背景下应对和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决非易事，但可以肯定的是，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必定要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予以解决。在中国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过程中，和国际社会，特别是大国的合作是必需的。但这种合作是有选择性的，由于各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地位界定也不一致，有的面临非传统安全威胁突出一些，如美国；有些则仍主要考虑传统安全的威胁；或者在强调传统安全的同时关注非传统安全。因而，中国所采取的策略也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冷战后的国际安全格局中，无论是国家安全问题还是国际安全问题，它们将比以往更多的涉及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国家战略、国际地位等问题。譬如，国内政策将受到来自国际各种因素的更多牵制，已往以双边关系为主导的国际关系将更多的受多变关系、地区关系的制约，国家安全问题与国际安全问题相互交叉的问题在不断的增多，在建立地区和全球多变安全合作机制中应有怎样的承诺和具有何种地位，等等。这些都将是冷战后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政策研究中所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h2><marquee>MADE BY 国际关系学院院学生会学习部!</marquee></h2>

		自动登录	找回密码
密码			注册

透视非传统安全对中国国家全的挑战及应对策略

相关帖子

浏览过的版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