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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3-31 12:5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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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3" width="90%" align="center" border="0"><tbody><tr><td>1、归纳法与演绎法。这是两种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的方法。归纳法的研究是从个别到一般,即通过对个别事物或现象的分析,得出一般性的结论(或规律)。例如,一些西方学者通过研究历史上一定时期的战争现象,得出了民主国家间无战争的一般结论,他们所用方法就是归纳法。演绎法的原理正好与归纳法相反,是从一般到个别,即从已知的一般知识或理论出发,通过合理的逻辑推理,推导出未知的结论,或对个别事物做出论断。在有关民主和平的研究中,也有人是从民主政治的一般原理出发,认为民意会制约国家领导人的战争倾向,从而推导出民主国家间无战争的结论。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归纳法与演绎法是比较常见的方法。例如,研究中美关系,人们通常会追溯中美关系的历史事实(归纳),从中找寻带规律性的东西。反过来,在把握中美关系一般特质的基础上,人们也可以之作为推理的前提,分析新形势下的各种新情况,根据一般性知识对这些现象进行解释(演绎)。<br /><br />2、分析法与综合法。运用分析的方法就是把研究对象分解为若干要素进行研究。例如,研究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就要分析它的国家利益和国家目标,分析它的国际环境与国家实力,并了解它的决策过程。这种分析,可以得到有关对象的各个方面的比较深入的认识。然而,要得到对研究对象的整体认识,还必须把有关这些要素的研究结合起来,这就需要运用综合的方法。通常,人们对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做总体评估,总是要在分析各要素的基础上最后再进行综合的观察与判断。这种方法与哲学层面的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认识论是有相关性的。<br /><br />3、定性分析法与定量分析法。定性分析就是对事物的质进行研究,而定量分析则是对事物的量进行研究。在国际关系学科,研究形势发展趋势、两国关系现状、国家对外政策取向等,涉及就是定性分析;而研究国家的力量发展趋势、参与国际组织的程度等则涉及定量分析。为了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研究者可以运用各种不同的方法,诸如前边介绍的归纳法与演绎法、分析法与综合法,以及后面将介绍的比较法和层次分析法等。就定量分析而言,还会涉及比较专门的方法,诸如概率分析法和数学模型法等。在研究中运用定性与定量的方法,通常是定性分析在前,定量分析在后,因为人们认识事物总是从区分质开始,有了对事物的属性的认识,才便于进行数量的分析。例如,研究中美关系,人们总会首先确定这种关系的性质,诸如是非敌人非盟友的关系,然后才可能进行定量分析,诸如研究中美经济互动的情况,研究两国国力对比,甚至可以用一定方法对两国间的政治、外交互动进行数量分析。通过这样的定量分析,人们对中美关系的质的认识就会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并且会在“不好不坏”的认识之外,得到有关好坏程度的认识。当然,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定量分析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有相当多的研究不能进行定量分析,这也是目前这个学科定性研究多、定量研究少的主要原因。<br /><br />4、比较分析法。运用比较的方法就是对两个或多个事件进行对比性研究。这种对比可以发现相同点与不同点,从而能够得到有关研究对象的属性和特点的比较清楚的认识。例如,研究大国的战略竞争,人们往往会对这些国家的实力进行比较研究,中国学者所进行的综合国力研究,使用就是典型的比较方法。经过比较,人们可以知道各主要大国在世界上的力量排序情况,从而能够对它们的战略做适当定位。<br /><br />5、文献分析法。这种方法主要是以各种文献作为分析对象,包括内容分析、历史分析和文献统计等。进行内容分析,就是用“诠释”的方法正确地理解和解释他人的话语;进行历史分析,就是用历史眼光解读不同时期的文献;进行文献统计,就是对文献本身或是文献中的特定用语进行统计学分析。应用这些方法,最终目的都是获取有关现实和学术研究的真实情况。比如,研究美国的对外战略,人们需要分析美国政府及智库发布的各种重要文献,诸如历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通过分析这些文献,人们可以知道美国战略的要点,知道哪些东西是美国实际要做的事情,哪些东西只是出于宣传的目的,等等。再比如,分析国际关系学科的研究现状,人们也可以运用文献分析法,对主要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进行各种要素的统计和分析,从中获取有关研究者和选题的发展变化情况。此外,通过分析文献中某特定术语的使用情况,也可以得到一些重要信息,诸如人们对某问题的关注情况和研究进展等。<br /><br />6、案例分析法(case studies)。这种方法是用一个特定事例或一组情况来验证一定理论的关键概念。在教学中,这是一种很常见的方法。当然,人们也应该注意,由于国际关系具有特别的复杂性,因此用个别“案例”说明的理论,未必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比较常见的情况是,各派理论都能找到验证自己理论的案例,而它们的理论却可能是对立的。例如,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就是国际关系学界长期争论的两种理论,新现实主义可以用实例说明为什么国际体系具有冲突的属性,而新自由主义则可以用事例说明为什么国际体系具有合作的属性。<br /><br />7、历史分析法。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人们所关注的任何问题其实都有历史的背景,而不了解这样的背景就不可能对这些问题做出恰当的解释。例如,要了解中东问题,就要了解这个问题的由来,并了解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关系的历史;要了解今天中日关系的症结,也至少需要了解自甲午战争以来的两国关系的历史。掌握这种历史知识,研究分析现实问题才有基础与前提。不过,在运用历史知识时,也必须注意其局限性。尽管人们认为人类社会象自然界一样也具有规律性,但具体的历史事件却都是一次性的,不可能重复。作为历史活动主体的人,会把历史经验不断地运用于新的实践,从而会使现实呈现新的形态。从这个意义来讲,对历史经验的运用必须采取科学的态度,一方面要认识到这种经验是不可少的,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我们不能完全依靠这种经验来说明现实。<br /><br />以上所列的这些方法,并非专门的研究国际关系的方法。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般工具,它们都是国际关系研究可以采用的方法。当然,除了这些通用的工具之外,国际关系学科也有一些自己学科的特有方法,其中层次分析法(level of analysis)就是一种比较重要的方法。<br /><br />层次分析法的最早提出者是肯尼思·沃尔兹,他在《人、国家与战争》一书中最早提出了有关国际关系分析的三个层次:系统层次(system level)、国家层次(state level)和个人层次(individual level)。他认为不同的层次涉及不同的问题,只有把三个层次的分析结合起来,才能对国际关系有比较完整的认识。[19]<br /><br />运用层次分析法研究国际关系,在系统层次上所要研究的是国际行为体所构成的国际体系的影响。由于在主要行为体——国家之上不存在中央权力机构,因此国际体系从权力结构的角度来说是一种无政府状态。对这样的层面进行分析,就要分析国际无政府状态对于国家的优先选择和国家行为的影响,分析不同的权力结构或世界格局对于全球秩序的影响,评估有助于跨国合作的相互依赖和国际体制,并且分析认同和观念互动对国际体系有怎样的建构作用。总之,系统层面的分析是要研究国际环境,并且研究这种环境是怎样影响国家间互动的模式的。<br /><br />第二个层面检查的是国家和其他非国家的主要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检查它们怎样制定对外政策。西方国家的学者认为这个层面有两个基本问题:某些类型的政府是不是比其他政府更倾向于战争?在利益集团和官僚机构之内影响决策的竞争是不是对国家和外交决策有重要影响?由于外交政策是国家进行国际互动的主要手段,因此有关外交政策的性质、来源、实施程序构成了这一分析层次的主要关注点。此外,这一层面的分析还关注影响外交政策的国内诸因素,诸如权力、财富、政治结构、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等。<br /><br />第三个层次的分析所检查的是政治领导人和政府官员在界定和追求国家的对外政策目标时所起的作用,关注中心是领导者的个人背景、历史经验、价值选择和领导风格对决策的影响。当然,这个层面的分析也评估公民个人在国内政治和跨国互动中的作用,因为这种作用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国家和其他行为体的国际行为。此外,这种层面的分析还关注意识形态对个人观点和行为的影响,并关注政治道德对于解释和分析国际关系的作用。<br /><br />把国际关系的整体划分为不同层次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研究的深入和系统。对三个不同层面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分析的层面不同,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不同。事实上,对于复杂的国际关系事件,不结合多个层面进行分析,是不可能得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的。例如,探讨苏联解体的原因,就需要从不同的层面进行分析:在国际体系层面,要看冷战和两极格局的影响;在国家层面,要分析苏联国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在个人层面,要看领导人个人的作用。把这三个层面(也许还可以更多)的分析综合起来,就可以对事件做出较为全面的解释。<br /><br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在运用各种工具进行分析之后,我们最后还需要把研究成果系统地表述出来,形成论文或研究报告。在这里我们需要掌握撰写研究成果的四个工具:(1)描述(description)。这是表述的最基本的模式,即对所研究的问题“是什么”进行陈述。这种陈述包括对各种现象的描述,也包括对过程的描述。(2)解释(explanation)。在描述的基础上,研究者还需要对所描述的现象和事实进行解释,说明事件发生的“为什么”。这种解释与说明是运用理论的过程,也可能是发明理论的过程,它们应当是研究成果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3)规范性分析(normative analysis)。这种分析所涉及的是好与坏的价值判断。在撰写研究成果的过程中,也许研究者并未用专门的部分来评论所研究的对象,但实际上都有自己的价值取向,并且会体现在字里行间。(4)“处方”(prescription)。在前述模式的基础上,为达到某种目标而提出建议。也许学术论文没有这一部分,但研究报告常常是包括这一部分的。[20]以上这四种工具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尽管有不同的功能,但它们实际上是紧密联系的,并构成了常规研究过程的四个阶段,即陈述事实、理论解释、价值判断和政策建议。掌握这样一种程式性的东西,对于我们进行比较规范的国际关系研究,是很重要和必要的。<br /><br />注释:<br /><br />[1] 本节所讲内容因涉及理论概论较多,特别是一些作为例证的理论学派到后面才会详细阐述,因此对于初学者来说可能会难一些。在这种情况下,读过第二章有关国际关系理论的内容后,回过头再读这一节效果会更好。<br /><br />[2] 关于这两种知识,可参阅Mark R. Amstutz,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Boston: McGraw -Hill, pp.7, 11。<br /><br />[3] 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原序”,胡少华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br /><br />[4] Conway W. Henders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oston: McGraw Hill, 1998, p.23.<br /><br />[5] 参阅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胡少华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br /><br />[6] 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胡少华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br /><br />[7] 参阅[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br /><br />[8] Frederic S. Pearson and J. Martin Rochest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1998, pp.26-27.<br /><br />[9] 本节关于方法论的写作,除直接引用者之外,还参阅了[挪]拉尔森(Larsen,S,U.)主编:《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任晓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陈波等编著:《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胡宗山:《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方法论体系初探》,《社会主义研究》2003年第2期。<br /><br />[10]证伪方法(Falsification Method)是有针对性地搜集反面事例,并用它来订正原来结论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的创始者是卡尔·波普尔(Karl R. Popper)。该方法论认为,任何事实本身都是不可穷尽的,采用传统的归纳方法,不可能证明普遍的定律和理论确实是真的,只要找到一个与普遍的定律和理论相矛盾的事实,就可以判断原来的定律和理论为假。因此,“理论不能证实,只能证伪”。对理论进行证伪,目的在于排除错误,因为理论乃是“其实性”与“虚假性”的统一。对理论进行证伪的过程,就是理论逼真度不断提高的过程。按照波普的模式,科学开始于问题,随后科学家会针对问题提出各种猜测、假说和理论,这些理论在竞争中需接受批判性检验,真则存,伪则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新理论不断出现,证伪过程也不断重复。可参阅金哲、姚永抗、陈燮:《当代新方法》,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第262-263页。波普有关论述的原始出处是:Karl Popper,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agan Paul, 1963, pp. 33-39。<br /><br />[11] 可参阅John Baylis and Steve Smith,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Second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233-236。<br /><br />[12] 新现实主义与经典现实主义的基本观点就存在这样的区别。参阅[美]肯尼思·华尔兹著《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页。。<br /><br />[13] 可参阅苏长和:《自由主义与世界政治》,《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7期。<br /><br />[14] 可参阅John Baylis and Steve Smith, eds.,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Second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227。<br /><br />[15] 可参阅秦亚青:《译者前言》,见[美]亚历山大·温特著《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br /><br />[16] “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争论”的说法,最早是罗伯特·基欧汉提出的,见Robert Keohane, e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Col.: Westview, pp.161, 173-174。<br /><br />[17] 关于理性主义、建构主义、反思主义这三派理论的分法,可见John Baylis and Steve Smith, eds.,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Second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226-248。<br /><br />[18] 以下方法的阐述,参阅了阎学通、孙学峰著:《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br /><br />[19] Kenneth N.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br /><br />[20] 可参阅Frederic S. Pearson and J. Martin Rocheste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1998, p.29。 <br /><br /></td></tr><tr><td align="center"><font color="#0000ff">本站所收集的文章版权归原作者和刊物所有,如果涉及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font><br /><br /></td></tr></tbody></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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