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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与国际政治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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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宗教与政治\r<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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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古代社会本身为宗教的社会,其政治力量体现着宗教的影响,宗教领袖本身往往也是政治的领袖、国家的元首。在民族历史发展上,这种宗教与政治密切结合的情况也极为明显。\r<br>在现代,宗教界强调“神学政治化”,表现出对社会政治的关心;而在有着强大宗教传统的国家中,政治家有时也试图把“政治神学化”,寻求宗教势力对其政党的支持和帮助。人权也来自天赋。\r<br>其实,政治自来是与宗教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领域,政教分离不过才几百年历史。\r<br>在国际政治经济发展中,随处可以找到宗教的影响和因素。在一些冲突中,宗教似乎成为恐怖活动和***势力背后的强大支柱,但是决不能简单地把二者等同起来。从事争夺和战争的永远是信徒,是人与人之间的斗争。\r<br>人为什么要以神和宗教的名义宣战和进行战斗呢? 首先必须廓清宗教在当今世界中存在的一些基本特性。\r<br>当时世界中宗教存在的特点
<br>长期性:作为一种社会历史文化现象和组织,宗教比国家阶级的存在都更加久远。\r<br>群众性:由于宗教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动员力量,具有无可比拟的感召力和凝聚力,由此拥有巨大的社会能量。值得注意的是,政治斗争中的双方都可能利用宗教的这一力量。\r<br>民族性:在当今世界,宗教教徒总是隶属于一定民族,是某个民族的成员。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往往交织到一起。同一宗教内部,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会成为宗派形成和巩固的根源,在同一民族内部,不同的宗教信仰也会成为矛盾的源泉。\r<br>国际性: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和文化,它的传播和存在是跨越民族国家限制的。\r<br>犹太教与政治
<br>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相比,犹太教的独特之处在于“教族合一”,即宗教与民族相互依存,合为一体。犹太教与犹太民族的社会政治历史发展紧密相连。\r<br>犹太教与犹太复国主义
<br>犹太教与阿以冲突
<br>犹太教与以色列国内政治\r<br>天主教与政治
<br>中世纪是基督教的鼎盛时期,不仅成为西欧封建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宗教,而且在756-1870年间在意大利中部建立了一个政教合一的教皇国家。在这长达11个世纪的历史过程中,教权凌驾于西欧各国封建世俗王权之上。教会本身直接卷入政治斗争,深刻地影响着欧洲的政治历史进程。其中特别典型的是教皇与德意志皇帝200多年的争夺和角逐。\r<br>这一时期,罗马教会还联合西欧各国封建统治者,打着从穆斯林手中解放圣地的旗号,在1096-1270年间发动了8次十字军东征。\r<br>从16世纪开始,罗马教廷的封建神权统治被削弱,但各国天主教会依然对政治产生着重大的影响。二战以后,许多国家实行政教分离的政策,天主教的政治地位进一步下降,转而以宗教政党的形式参与影响政治,发挥着重要的政治作用。比如,卢森堡天主教党、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德国的基督教社会联盟和基督教民主联盟等。\r<br>在1980年代末的东欧,天主教是推动东欧政治剧变的重要因素。其中特别典型的是波兰天主教会同当局的冲突对政治所产生的影响。1988-1989年,在梵蒂冈的支持下,波兰天主教会与 “团结工会”紧密结合,利用教会的威望和政府政治多元化和自由选举的机会,为团结工会拉票,最终推翻了社会主义制度和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建立了第一个非共产党政权,由此拉开了东欧剧变的帷幕。\r<br>关于教皇在东欧剧变中的作用,专门研究中东欧转型的Timothy Garton Ash就说过 "Without the Pope, no Solidarity. Without Solidarity, no Gorbachev. Without Gorbachev, no fall of Communism."
<br>剧变之后,天主教会依然在波兰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影响政府的外交政策。加入欧盟、“回归欧洲”做为波兰的首要战略目标,得到了包括罗马教皇在内的天主教力量的大力支持和推动。\r<br>伊斯兰教与政治\r<br>伊斯兰教从诞生之日起便与政治密切相关,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建立的乌玛始终是穆斯林共同体的楷模,在那里,宗教领袖与行政领袖是合而为一的,由此立下了政教合一的传统,至今在沙特阿拉伯的政治制度当中仍然十分明显。但对当今世界政治影响最大的,却是伊斯兰教中比较晚近兴起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也就是西方所说的原教旨主义,和近年来媒体炒作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r<br>(一)现代沙特阿拉伯与“瓦哈比运动”。\r<br>(二)车臣问题\r<br>(三)塔利班
<br>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的主要政治活动包括:\r<br>夺取政权或对世俗政权构成威胁。\r<br>挑起和加剧民族宗教冲突\r<br>制造动乱或暴力恐怖活动\r<br>印度教与政治
<br>激进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已经成为印度政治中的一支主导性力量。印度教民族主义,产生于1920年代并复兴于1970年代的社会政治思潮。其理论核心是“复兴印度教社会”,“振兴印度教传统文化”,在印度建立一个“印度教国家”。\r<br>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兴起
<br>20世纪初,印度民族独立运动不断高涨。英国殖民当局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1906年,印度穆斯林为了争取和维护自身的利益,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组织——全印穆斯林联盟。1930年,在穆斯林联盟的年会上,该组织主席、著名哲学家伊克巴尔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即在印度西北部建立一个“穆斯林国家”。起初,这个设想只被人们从为是“哲学家的梦想”,但是后来,随着穆斯林联盟与国大党关系的恶化,它逐步被穆斯林领导人所接受,以至于,1940年,正式通过了“建立巴基斯坦”的决议。
<br>在穆斯林教派思潮的刺激下,印度教的教派主义活动也不断升温。1915年,印度教第一个现代教派社团——印度教大斋会建立,其宗旨是:在政治斗争中代表印度教徒利益,促进改信伊斯兰教的印度教徒重归印度教,在次大陆建立一个印度教统治的国家。1925年,另一个教派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成立,它实行半军事管理,具有更强烈的教派主义色彩。其基本宗旨是“保护印度教的民族、宗教和文化,复兴古代印度教国家”。
<br>20世纪20年代以后,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对立情绪日益加剧,教派主义思潮不断泛滥,尤其是“建立穆斯林国家”思想的提出,对印度教徒是个极大的刺激。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潮应运而生。印度教大斋会的首领V.D.萨瓦卡在1923年出版了题为《印度教徒特性》的书,全面地阐述了一种以复兴印度教文化、建立印度教国家为宗旨的民族主义理论。国民志愿团的领袖M.D.戈尔瓦卡,于1939年发表了名为《我们或我们特定的民族性》的著作,在该书中论述了“印度教民族和国家”的概念,在理论上使印度教民族主义进一步完善。此后,印度教民族主义便在印度社会传播开来。
<br>印度独立后,尼赫鲁政府贯彻世俗主义的建国方针,坚决采取政教分离、对所有宗教一视同仁的政策,因而20世纪50、60年代教派矛盾缓和,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潮也受到极大的抑制并陷入低谷。
<br>到了20世纪70年代,国际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兴起和伊朗伊斯兰革命的胜利、巴基斯坦与印度的对抗以及印度国内穆斯林人口的迅速增长,使印度教徒产生一种危机感,再加上国大党政府在宗教政策上的一些失误等等,这些因素激发了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潮的再度抬头和泛滥。从20世纪80年代起,印度教民族主义在政治舞台上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对印度社会和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br>(二)对当代社会的影响
<br>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br>1.教派的矛盾和冲突加剧
<br> “寺庙之争”。\r<br>2.印度人民党的迅速崛起与执政
<br>印度人民党建立于1980年,其前身是印度人民同盟。由于它与国民志愿团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其中不少领导干部本身就是教派组织的成员。1985年以后,该党的教派性质日趋明显:与世界印度教大会、国民志愿团等组织联合起来,共同发起“恢复罗摩盛世”、“重建罗摩庙”的运动。他们主张为印度教徒谋利益,鼓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种文化”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想。
<br>印度人民党出于议会斗争的需要,为了争取更多选票,经常采取行动维护印度教徒的利益,迎合印度教教派主义势力,因而使他们在印度教民众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到1996年第十一届大选时,他们获20%的选票和161个席位,第一次超过国大党而成为议会中的第一大党。在1998年第十二届大选中,他们与其他党联合,共获252个席位。大选后,以瓦杰帕伊为首的印度人民党组织联合政府。
<br>3.在发展核武器、扩充军备上态度强硬
<br>以瓦杰帕伊为首的印度人民党政府,被人称为“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政府”。它于1998年3月28日开始执政。5月11~13日,进行了五次核试验。\r<br>4.争当世界大国的要求更加迫切
<br>1998年9月24日,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在第53届联合国大会上,公开批评安理会。他说:“安理会不能代表当代的现实,它无法体现国际关系中的平等”。认为,必须增加像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作为常任理事国的代表,安理会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br>(三) 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主要理论
<br>1.萨瓦卡的“印度教国家”论
<br>印度教民族主义的首倡者是V.D.萨瓦卡(Vinayk Damodar Savarkar,1883~1966),他首先提出了建立“印度教国家”的理论。此理论主要由四个相互关联的概念所组成:“印度教徒”、“印度教”、“印度教民族”和“印度教统一体”。\r<br>什么是“印度教徒”? 在他看来,印度教徒是继承了自己祖先的宗教和文化,具有共同的历史、语言、文字、法律、艺术、习俗、仪礼和节日的人们。他们还继承了祖先遗留下来的一块土地——印度斯坦。每一个印度教徒都应当加人宗教社团,他在社会上的一切活动都应以社团成员的身份出现。而其他宗教信徒,如穆斯林、基督教徒,不构成印度教国家的一部分。
<br>所谓“印度教”,是一个“由印度教徒建立起来的宗教信仰体系”,它是印度教国家固有的部分。信仰印度教的人与其他宗教信仰者有着本质的不同。
<br>何谓“印度教民族”? “我们印度教徒,尽管内部有许许多多的差异,但是当我们与其他非印度教民族——说英语、日语的民族以及印度穆斯林相比较的时候,我们是靠共同的宗教、文化、历史、种族、语言和其他亲缘关系所结合起来的,并构成了一个确定的同质的民族。”
<br>关于“印度教统一体”,他认为,印度教就是一个宗教、文化、民族、语言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与其他宗教相区别,并且使它的信徒组成了一个国家。他指出:“我们印度教徒就是一个国家,因为宗教的、种族的、文化的和历史的亲缘关系把我们结合成一个同质的国家。”
<br>萨瓦卡理论的核心是恢复印度教传统文化,增强印度教徒的民族自信心,建立一个印度教统治的国家。其目的是双重的:第一,反对英国异族统治者,力图将他们驱除出印度;第二,针对印度穆斯林,也想把他们排除在印度这个国家之外。\r<br>如果说该理论在反英斗争中曾产生过积极意义,那么它对以后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教派冲突则埋下了祸根。
<br>2.戈尔瓦卡的“国家虔信”论
<br>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另一个理论家是M.S.戈尔瓦卡(Madhava Sadahiva Golwalkar,1906—1973)。他发展了萨瓦卡的“印度教国家”说,并进一步提出了“国家虔信”论。其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
<br>印度教徒特质(Hindutva)。什么是印度教徒?戈尔瓦卡指出,印度教徒明显地区别于其他的人,有许多与其他民族不同的特质:
<br>第一,具有崇高的追求。印度教徒的生活不是无目的的,他们的最高理想是要“证悟人的真正本性——潜藏于自身内部的神性”,证悟到这种神性就可以使人达到永恒欢乐的境界。
<br>第二,信奉再生观念。
<br>第三,富有无私奉献精神。
<br>第四,崇尚内在的精神力量。印度教徒与其他民族不同,他们轻蔑外在的、物质的东西,重视内在的、精神的东西。\r<br>这些特质是其他民族的人所不具有的,只有具备了这些特质的人才称得上是印度教徒。
<br>2)印度教国家。\r<br>戈尔瓦卡断言,在印度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群中,只有印度教徒才符合作为这个国家居民的标准,印度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不属于印度这个国家,因为他们在心理上不忠实于这个国家。\r<br>3)“国家虔信”论。戈尔瓦卡认为,近代印度走向衰弱的主要原因是印度教本身的软弱和***,其责任应归于印度教徒。重建印度的关键在于复兴印度教的文化和精神哲学,建设一个强大的印度教国家。要振兴印度教,就必须教育广大教徒,一步一步地恢复印度教的哲学和传统,使每个信徒都具有大无畏的勇气和无私忘我的献身精神,最终建立一个强大的印度教国家。
<br>为了建立强大的印度教国家,他创立了一种“国家虔信”论。要求每一个教徒a)必须把自己的全部思想、感情和力量都贡献给印度教国家,作为它的驯服工具;b)称这个国家为“祖国母亲”,必须对她绝对的虔诚。他还提倡一种为印度教国家“履行义务和无私服务的精神”。指出,今天的印度教社会就是一个活着的神,为印度教社会服务,就是为神服务。
<br>3.乌帕迪雅耶的“达摩之治”论
<br>P.V.乌帕迪雅耶(Padit Deendayal Upadhyaya,1916—1968)是印度人民同盟的总书记。他的“达摩之治”论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是印度独立后最有代表性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学说。
<br>1)实行“达摩之治”的必要性。乌帕迪雅耶认为,一个国家的存在,关键在于它是否具有一种独具特色的精神力量或意识形态。国家的兴衰,是与这种精神力量能否充分发挥有关。每当这种精神力量充分发挥出来时,国家就兴盛;否则,国家就衰败。国家如此,一个民族也是如此。印度要强盛起来,就必须充分发扬自己特有的精神或意识力量,即建立所谓的“达摩之治”。 只有排除西方各种“主义”的影响,真正重建印度固有的意识形态——“达摩”,印度才能兴旺起来。
<br>2)何为“达摩之治”。\r<br>乌帕迪雅耶认为,达摩是真正的“印度意识”、“支持一切有教化的生活的力量”、“印度文明中最有生命的推动力,生命气息”。“达摩之治”,是把所谓的“印度意识”——达摩作为全社会的最高原则,用此种原则去治理国家,指导每个人和每个团体的行动,消除各种矛盾与冲突,从而使社会实现和谐和统一。
<br>3)如何实现“达摩之治”。乌帕迪雅耶批判了尼赫鲁政府的各种政治经济政策,认为它们只重视物质生产而忽视精神文明的重建,过度引进西方思想而忽视本土文化等。主张发扬传统文化精华,在印度重建“达摩之治”,消除各种动乱和冲突的根源,实现社会的真正和谐统一。为此他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措施和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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