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义革命者心态解解
被革命所捕获
革命者不仅是一个时代符号，是集体声音的传递者，而且也往往是一个具有强烈欲求和怪异性格的人。创伤记忆与病态心理对于革命者的行为动机和价值选择发生着怎样的作用，一直是一个精神秘密。美国学者威廉·布兰察德的《革命道德——关于革命者的精神分析》一书，运用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对卢梭、列夫·托尔斯泰、
克鲁泡特金、劳伦斯、甘地、马克思、孙中山、格瓦拉等革命者的深层心理进行了个案分析。其最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认为施虐——受虐倾向是革命人格中的根本特征，布兰察德不厌其烦地用这一理论来论证革命者的苦行、禁欲、道德激情、救世冲动和殉道精神。其分析不乏牵强附会的地方，许多结论也有失偏颇，但是，他提出问题的角度和分析问题的方法对于审视革命者的心路历程无疑是有益的。
革命者是现实秩序的反叛者，也是内心冲突的承受者。革命者的成败、荣辱化作云烟之后，其浪漫气质和人格魅力却作为一种审美元素沉淀了下来。庸人坚信，革命者身上正是由于有一种神力或魔力缠附着，才这般坚韧、孤注一掷，而且在绝望中重生，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健康理性的养成需要一个宽松敞亮的环境，而这对于革命者来说，无疑是奢侈的。他们不约而同地成为周围环境的敌人，他们对社会不公、贫富不均、人心险恶极为敏感，从而产生了为沉默者、卑微者代言的冲动。革命者比庸众更早、更强烈地感受到了地狱的存在。但是，诅咒不是他们所选择的表达方式，他们反而在残酷中体验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快乐。这种受难心理同理想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汇合在一起，就会形成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应当看到，革命者极端人格的形成本身就是对人类和谐生存的一种潜在威胁，在公共人格缺失的情况下，革命者以单数的形式发言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弥补了时代的一种需要。这不仅是个人意志的胜利，也是“超我”的实现。革命者对主流道德的拒绝和背叛，虽然招惹了既得利益者的愤恨和攻击，但却无意之中给“沉默的大多数”以希望。他们在为人们解开道德束缚的同时，也获取了庸众对其确立新道德标准的期待和依赖。这样一来，革命者在捣毁旧信仰的时候，就背负着塑造新信仰、表树新权威的重任，这是对革命者的一种无形的心理放纵。“主人道德”是和“奴隶道德”相呼应的，过分的强力期待会促使革命者陷入暴力崇拜之中。布兰察德发现，革命者的施虐恰恰来自心底里的受虐创伤记忆。作为一种补偿或替代，他们会无比放肆地执行自己的意志，而将政治权力的破坏力推倒极致。即使是在不掌握真理的情况下，居然也能够疯狂地杀人！
精神能力的过度释放让革命者兴奋刺激，也令其疲惫不堪。癫狂本身就是一种挫伤。这一伤口的疗救和恢复只有通过“受虐”来实现。在卢梭、托尔斯泰、甘地等人身上我们都会发现惊人的忍受力，他们不停地退让、屈服，甚至主动去寻找挫折，寻找失败。他们不但在这个过程中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满足和快感，而且也在压抑和困窘中积累了爆发的能量，为其成为英勇的反叛者创造了条件。用这种方式来分析革命者的苦难情结也许可以解释革命者在胜利和权力面前的迟疑和徘徊。他们常常用规避权力的方法来延长反对者的角色。这就给革命增添了几分非功利的审美色彩。对革命和动荡的痴迷实质上是对人民幸福这一革命目的的逆反。
革命者在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中，享受着其乐无穷，可是大多数人则希望尽快结束混乱，过上平和安静的日常生活。然而，革命者却很难从惯性中停止下来，在崇高目标下保持革命姿态，于外在道德和内心欲望都似乎是有益的。一旦革命形象成为革命者的美学理想，革命就会泛化和游戏化。成功和胜利并不能消解根深蒂固的革命情结。有些人渴望回到起义****的旧时光，有些人企图保持野外那种艰难困顿的革命境界，还有的不断增长着一种不合时宜的警惕性和唤起群众觉醒的冲动。在革命范式的困缚下，革命者成为不能停息的远行者。革命则像是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轰鸣着，咆哮着，个人的力量在它的面前显得无比渺小。
革命者的童年记忆和早年经历，被心理学家津津乐道。对于个体生命来说，为了生存所付出的精神代价是难以磨灭的，所遭受的鄙视、侮辱、嘲笑和绝望像种子一样埋藏在内心之中，直至有一天长成遮天蔽日的大树，开出“恶之花”。革命者大都是被扭曲的天才。劳伦斯故意将自己置身于生命的危险之中，晚年的托尔斯泰执意要从舒适的环境中出走，卢梭一生都生活在自己造成的窘境之中，孙中山一直将自己说成是失败者。这种回归险恶的选择源于内心中的原型记忆。对“原我”的忠实造成了自我的***。革命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实行，不仅要靠历史环境支持，而且也与个体的精神状况密不可分。青年毛**说“吾人生之活动服从自我之活动而已”。革命对大多数人来说只不过是解决不合理现实的一种工具而已，但是对革命者来说，革命是一种信仰，是生命本身。他们认同受压迫者，主动加入受难者的队伍，便一发而不可收拾，以至于无法接受被革命所抛弃的命运或结局。即使是革命作为一个社会目标宣告结束，他们却依然倔强地固守着对革命的个人想象和幻觉，从而造成了革命与人生的双重悲剧。
革命者在个人德行上极端苛刻。他们非常憎恶存在于自身的人性缺陷，实施了超乎常人的自我折磨。这给他们带来了广泛的道德声名，但是，与政治道德相伴随的往往是内心中挥之不去的罪恶感。卢森堡说：“恐怖恰恰是败坏道德的。”（《论俄国革命》）革命的残酷、血腥和无序使得建设一个美好社会变得不可能，这恰恰是革命的反面。被革命所捕获的革命者困扰在灵魂的牢笼里面，如同饿兽一样可怜。遇到的反对越多，他们越是固执己见；经历的苦难越多，他们越是钟情于苦难。他们用革命来排遣孤独和苦闷，可是，革命又给他们带来了更大的寂寞和更深刻的孤独；革命给他们带来妙不可言的巅峰体验，却又将他们推入心理的绝境。革命也是人类的一种病症。如果革命不能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生命意义和更高的生存境界，那么，所谓的革命很可能只是一个口号，一个招牌，一场混乱，或是革命者的“自娱自乐”而已。如果攻击性的革命家不能够自觉地学会自我限制，自我约束，无休止地进行自我扩展的话，革命就会在权力的诱惑下演变成为一场灾难。鲁迅说：革命是教人活而不是叫人死的。无论如何，日常生活不是革命的对象。放弃了对日常生活的抚摸和关爱，革命就会成为乌托邦。具有峻风一样批判风格的革命家马克思在儿子穆希病死在自己怀抱里的时候，写下了这样的话：“我曾经历过所有的不幸，但只有现在我才知道什么叫作灾难。”人的自由与幸福是革命的最高原则，除此之外，什么东西都不能够支配它，控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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