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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4-28 2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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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流变——世界体系论视角 【内容摘要】世界体系论主张以政治、经济和文明三个维度对社会发展序列及周期进行社会时间和地理空间的宏观研究。以此为视域，可将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的流变厘定为礼治体系、条约体系、冷战体系和后冷体系四个序列阶段。在后冷战时代，半岛之于中国生存和发展的价值日益凸显。历史的嬗变说明：中国强则半岛稳，中国弱则半岛危。中国应遵循利益原则、权力原则和机制原则三个战略维度，以“负责任大国”的身份认知，就目前东北亚的世界体系情境展开新的国家作为。
【关键词】世界体系论；中国；朝鲜半岛；关系流变
从二战结束，尤其是进入后冷战时代，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愈益引起地区及世界的关注。世界体系论认为，对社会发展序列及周期进行社会时间和地理空间的宏观研究将产生深刻的现实意义，并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沿革大致分为中国与东亚世界（1800年以前）、中国与西方世界（1800—1945年）、中国与世界体系（1945年以后）三个阶段。这为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的流变历程及现实作为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方法与视角。中国有能力倡导甚至建构符合时代发展特质的新的东北亚世界体系。在这一进程中，中国的实力崛起、国家利益定位，以及在地区体系中产生的权力影响将至为重要。而形成稳定的机制体系则成为朝鲜半岛乃至东北亚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强力保障。
一、世界体系论释义
世界体系论（world system theory）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随后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广泛传播。作为一种方法，世界体系论主张，对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和世界历史进行长时段（long term）的和大范围（large scale）的研究，充分显现世界体系的“社会时间”和“地理空间”特质；作为一种理论，它试图从历史的视域，在政治、经济和文明三个维度重新厘定和建构世界秩序。
世界体系论的代表人物沃勒斯坦认为，世界体系是一个实体，它具有单一的劳动分工和多元文化，而非单一的“国家”和“社会”，之所以称之为“世界”体系并不是因为它包括整个世界，而是因为它比以往任何法律形式定义的政治单位都要大。这一系统各个部分的联系都是经济的，尽管这种联系在某种程度上被文化联系、而且最终被政治安排和联盟结构所加强。沃勒斯坦认为，迄今为止只存在过两种世界体系：一种是世界帝国，在这些世界帝国中，存在一个控制大片地域的单一政治体系，不论其有效控制减弱到什么程度；而在另一体系中，在其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空间不存在这样的单一政治体系。1正是这种多重政治体系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持续和稳定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世界体系论提出，国家体系（interstate system）是定义国家的框架。也就是说，国家是作为国家体系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发展以及定型的。国家体系中有一系列国家必须服从的规则以及合法性程序，这是国家生存的基础。国家体系制约着国家的意愿，这些制约反映在国家的外交实践中，并往往与主权的官方意识形态背道而驰。2
处于国家体系之中的国家主要有如下特征：一是国家主权的有限性。在国家体系中，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变得更为强大，却不能完全自治，其他国家也不允许其完全自治，必要时甚至可能进行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干预制止这一趋势；此外，生产要素的流动也不允许国家完全自治，边缘国家的“独立”只能发生在封闭性的经济环境中。二是国家权力的等级性。在这种等级性的国家体系中，首先是由强国将一些限制性的规则强加于弱国，而后强加于彼此之间，这也是对国家自治的限制的主要来源。三是国家力量的均衡性。国家体系遵循的是势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原则。这种既制约强者也制约弱者的政治现象并不是能够简单操作的，也就是说，均势是不会自动生成的，它主要根植于资本积累的各个方面。3
世界体系论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对世界政治的长周期研究，对国际关系政治经济互动的研究，以及对国际体系的研究。其中，长周期为世界政治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它倡导对世界战争的周期性发生，以及主导性国家（如英国和美国）以一种有序的更替途径进行细致的研究。它提请人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大的战争和主导性大国也和类似地理大发现或工业革命这样的伟大革新运动相关联，正是这些革新运动使得现代世界如是发展。长周期有助于培养一种长远的观察国际事务的眼光。4
世界体系论的最大贡献在于它对霸权兴起和衰落的分析。在布罗代尔的核心命题“中心衰落之日就是新中心兴起之时”的基础上，沃勒斯坦和其他一些思想家一直在试图定义并解释“集中”（concentration）和“扩散”（diffusion）的周期，即国际体系在单一中心的霸权和多中心的力量平衡之间的波动周期。5
莫德尔斯基对世界政治中的这种长周期进行了深刻细化的研究，认为全球性的政治体系是现代世界体系的核心，自其产生以来就遵循这样一个内含四个阶段的周期6：严重政治冲突阶段，或称全球战争阶段，这一阶段对秩序的期望值很高，但在实时条件下却很难实现；世界秩序建立阶段，或称世界权力阶段（world power），这一阶段对秩序的高期望值仍然保持着，因为这种秩序是世界领导者的产物；合法化减退阶段（delegitimization），在这一阶段，对秩序的期望让位于各种模式的安全；权力分散阶段（deconcentration），在这一阶段，无论是对秩序的期望（preference for order），还是秩序的有效性（availability of order）都达到最低点。这就是世界政治的长周期。
二、流变轨迹及其特征
（一）礼治体系：1840年以前
在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的对外关系主要集中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世界体系范围内。日本学者滨下武志认为，东亚作为一个独立的世界在16世纪以前的历史延续中最为根本的动力是朝贡体系。7这种体系也表现于近代的东亚。对此，黄枝莲以“天朝礼治体系”加以表述。他认为，所谓天朝礼治体系，就是指以中国封建王朝为中心，以礼仪（朝贡）为主要形式的一种国际关系形态。8
在唐代以前，朝贡主要限定于政府之间，即中华帝国对其附属国的新王进行册封，而这些属国则按期朝贡。但从宋朝开始，随着政府对贸易的重视，朝贡的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除仍然保有政府之间的关系外，也逐渐成为了一种贸易手段。朝贡体系作为一种机制在东亚形成了。这不但使东亚体系中，中心国和边缘国的政治关系合法化，也使它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合法化。
这一时期，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世界是一个内陆体系，由中原地区向沿海地区和周围岛国呈等级差异，在政治上表现为中心——半边缘——边缘的三重结构。朝鲜半岛即属于边缘地带。对于边缘地区的诸国，中国采取的主要是不带有征服性质的朝贡政策：只要它们承认中华文明的至上性和优越性，并定期或不定期地朝贡，就可以确保其自治国的地位。一般认为，中国的这种态度主要是为了帝国的安全。9
唐朝中叶以后，天朝礼治体系开始在朝鲜半岛逐渐形成，但是这一体系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中国与半岛的关系，由于受中国政局的影响，几乎每次改朝换代时都要历经一次震荡，但最终还是被以中国为中心的新的体系所替代，礼治体系的性质并未发生根本变化。作为体系的中心国，中国将其视为王朝利益的重要部分。根本上而言，赋予这一体系稳定性的是具有相对不变性的、历史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共同文化，这也是连接中国与朝鲜半岛历史关系的深层纽带。10
（二）条约体系：1840—1949年
1840年以后，中国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条约，进入了以此为基础的条约体系之中。这种体系改变了中国与东亚世界中其他国家的相互关系，进而改变了以朝贡体系为基础的东亚世界秩序。朝贡关系与建立在条约基础上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不完全相同，这主要表现在两个维度：一是朝贡关系既是政治意义上的，也是经济和文明意义上的，周边国家在与中国的朝贡关系中主要从事贸易活动并汲取文明；而进入条约体系后的国家间关系则主要是政治关系，即主权国家之间政治上的平等关系。二是朝贡关系是一种相对松散的关系，源起于某种文化认同而不带有征服性质；主权国家间的关系则是一种有制约力的关系，并依靠有法律效力的条约加以维持。条约体系与朝贡体系存在的这两点差异，不但改变了周边国家尤其是日本对中国的态度，也逐渐改变了中国自身对世界的思维。11
早在16世纪初，东亚世界中的日本即开始向中国提出挑战，展开了长达几个世纪的争夺，其较力点始终集中在对朝鲜半岛的控制上。甲午战争则使东亚世界的朝贡体系最终彻底分化。但这种关系建立起来的机制则作为一种观念和文明一直存在于东亚体系之中，并成为日本建立以其为中心的东亚体系的意识动力12，即东亚体系由以中国为中心转变为以日本为中心。在20世纪30年代，这种意识最终演变为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设想，在这一幌子下日本四处侵略。东亚的政治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日本一跃成为政治中心，朝鲜半岛成为了东亚体系的半边缘国家，中国更是沦为边缘国家。
在这一体系中，朝鲜问题已非中国所能单独左右，中国开始寻求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考虑与半岛的关系，但在外交策略上却多有偏失。近代以来，地处中、俄、日三国之间的朝鲜半岛日益成为大国势力的角逐场，而中国一度认为沙俄才是最大的威胁源。在清朝驻日公使馆参赞黄遵宪所奏的《朝鲜策略》中，督劝朝鲜提防沙俄，甚至提出朝鲜要“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以抗沙俄。基于此种认识，清廷亦积极规劝朝鲜与美国签订条约。但换来的却是美国的“不介入”和“中立”，这反而更大地刺激了日本的野心。
条约体系某种程度上强化了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肯定了半岛在地缘上之于中国的缓冲作用。实际上，这种地缘价值并非自古有之。在海权力量（日本）企图通过半岛征服中国大陆之前，朝鲜对于中国的重要性更多地体现在双边关系的好恶上。对于朝鲜来说，它只是希望中国能够提供某种国际秩序，维持地区和平。
必须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条约多是不平等的。对于中国而言，即便是表面公正、合理的条约，事实上也往往以牺牲中国的利益为手段和代价。这种条约体系并没有保障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国家利益。
（三）冷战体系：1950—1992年
二战后，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综合国力，走上了全球扩张的道路，并与前苏联展开了近半个世纪的全面冷战，东北亚地区也逐步被纳入了全球性的冷战体系之中。朝鲜战争根本性地强化了这种体制，并最终确立了冷战时期甚至是后冷战时期该地区国际关系的基调。朝鲜战争使中国得以再度介入朝鲜半岛事务，并重新成为一个重要角色。战争期间，中朝结成的友谊在战后发展成为一种同盟或准同盟的国家关系，这一关系不可避免地带有冷战时代的特征，体现了明显的意识形态倾向。
任何国家外交政策的形成都要受到不同程度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但国家利益的刚性品质又规定了国家的外交行为并不能完全依据意识形态的支配行事。超然于国家利益之上的纯粹意识形态指导下的对外关系只能以过多地损害国家利益、不断提升外交成本为代价，最终也只能被修正直至符合并遵循国家利益原则。
冷战体系中，中朝关系虽无中苏关系那样的冲突痕迹，但过分追求意识形态指导下国家行为的一致性也使两国特别是中国背负了不必要的载荷，掣肘了国家利益导向下的国家行为。
（四）后冷战体系：1993年以来
冷战体制的瓦解，为中国与朝鲜半岛国家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1992年8月中韩两国正式建交，这使半岛的政治格局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中国和前苏联支持的一方同美国和日本支持的一方长期对峙的旧格局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中、俄与韩国建交和美、日与朝鲜对话的新格局。尽管由于美、日与朝鲜尚未建交，对话也不稳定，相互关系中的波折起伏还很大，但与过去的对抗相比，不能不说是一个积极的变化。总的来说，由于中国采取的现实稳妥政策，这种格局变化对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产生了积极影响，也有利于推进亚太地区的和平。
中国与朝鲜半岛国家本着“缓和与合作”的态度从过去复杂的历史关系中走了出来，在更为广泛的领域进行各种各样的交流与合作，逐渐步入了正常国家关系时代。这对推动半岛局势的缓和与合作是相当有益的。在中韩关系稳步发展的同时，中朝之间虽然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并未影响根本方向，却为两国关系走向更为成熟和理性的阶段提供了新的契机。中国认为，存在的问题只能在扩大合作过程中，通过相互的了解和沟通来解决，而不能因矛盾和摩擦的发生拒绝对话与交流。这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显得格外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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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5-16 1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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