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世界体系论- -
张乃和
在参与翻译布赞和利特尔先生的《世界史中的国际体系》一书时,对该书的理解和把握还很初步。随着该书翻译工作的完成,我对照英文原版再来仔细品味这部著作,日渐发现其体大思精、言深论广。20世纪以来,从开放历史学到开放社会科学,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碰撞与交融,给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带来了空前的挑战和机遇。布赞和利特尔先生通过该书把国际体系理论与世界历史结合起来,不仅在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之间架起了一道桥梁,而且为重构世界历史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为一种理论方法,布赞和利特尔先生在书中提出的新国际体系论,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时下的世界体系论,必将推动我国世界史理论自觉意识的成长和世界史研究范式的转型。
布赞和利特尔以世界史的视野,运用系统论,建构了他们的新国际体系论。这种理论认为,尽管国际体系意识发生于近代,但国际体系现象却早已存在。由于国际体系是一个分析性的概念,在判断国际体系存在与否时,新国际体系论把功能分析和结构分析结合起来,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标准体系。从体系的外在功能上看,互动程度必须是持续的而不是短暂的、实质性的而非表面性的;互动类型主要有以社会-文化互动为主的前国际体系、以经济和社会-文化两种互动为主的经济性国际体系、多种互动并存的完备的国际体系;互动模式涵盖了从一维线性模式到多维立体模式的多样性;互动规模从很小规模到次大陆规模,再到大陆规模,直至全球规模。从体系的内在结构上看,构成国际体系的单位从具有决策能力的个人到各种共同体和组织,包括国家和跨国组织,多种多样;国际体系既是机械现象又是社会建构(ｓｏｃｉａｌｌｙ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现象;国际体系的单位与国际体系结构之间的关系,是行为体与结构相互构成(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的过程。
新国际体系论对世界史的结构与变迁,提出了新的解释框架。在布赞和利特尔看来,世界史的结构就是前国际体系和不同时期的国际体系的结构,世界史的变迁就是国际体系从无到有、从不完备到日趋完备的发展过程。这样,新国际体系论把世界历史划分为三大时期,即前国际体系时期、相互联系的诸国际体系时期和全球国际体系时期。
世界史不是国别或地区史的简单相加,而是在物质交往基础上形成的世界性社会交往关系和社会存在状态。但是,这种关系和状态究竟是什么,对此应当如何认识以及怎样把握呢?在这些基本理论问题上,布赞和利特尔先生的新国际体系论带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
1、重建国际体系本体。从莫顿·卡普兰运用系统论来认识和把握国际关系以来,国际体系论主要关注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布赞和利特尔的新国际体系论则开放了行为体的国家边界,涵盖了“国家间和跨国关系”,并注重这些关系的性质,而不是像世界体系论那样偏重地理规模、结构和经济形态。在批判以往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上,布赞和利特尔试图消除物质本体论和观念本体论、整体主义本体论和个体主义本体论的对立,把国际体系视为不同单位、多个部门、多层关系在互动过程中形成结构的存在。实际上,这就是世界历史的存在,是对世界体系论的物质本体论和整体主义本体论的超越。新国际体系论为我们重建世界历史本体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2、批判实在论的认识论。随着实证主义的兴起,唯科学的实在论使认识论降为知识学和方法论,认识批判传统已经消失。虽然布赞和利特尔也不例外地在认识论上倾向于科学的实在论,但是带有“实证主义倾向的社会科学家们”的非历史主义受到他们的批判。在布赞和利特尔的新国际体系论中,寻找普遍规律和法则的经验认识论和科学实在论,被较为彻底的历史主义所补充和修正。在他们看来,对国际体系的认识和把握需要“理论遭遇(ｍｅｅｔｓ)历史”。历史主义成为新国际体系论的重要原则,因而形成了批判的实在论的认识论。这已经超越了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的经验论的实在论,对我们重新认识世界历史的结构及其变迁具有重要意义。
3、建构主义的多元方法论。正如作者自己所指出的那样,新国际体系论十分重视“理论和方法上的多元论视野”,“在坚持沃尔兹和温特更具有自我意识的理论精确性的同时,超越传统现实主义和英国学派主张的多元论研究方法”。这就是综合了个体主义方法论和整体主义方法论、实证主义方法论和人文主义方法论的建构主义的多元方法论。通过分析的层次、分析的部门和解释的变量等基本概念,把新国际体系论和世界历史结合起来,并在世界历史的变迁中加以检验和修正。这已经超越了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的整体主义方法论,对我们全面而深入地认识和把握世界历史具有指导意义。
布赞和利特尔的新国际体系论在理论与历史的结合中,遵循历史主义原则和建构主义的多元方法论,形成了跨越国际关系学和历史学的学术研究新范式,并显示了确实的有效性和强大的解释力。然而,在具体研究过程中,他们似乎并没有完全贯彻这一新范式,例如在国际体系的起源上,他们把行为体(单位)的演变与前国际体系结构和形态的演变分离开来。事实上,二者在国际体系出现之前是不可分离的。但是,新国际体系论大大拓展了我们的研究视野、丰富了世界史研究的内涵、带来了一系列新概念和新方法,在令人眼花缭乱的理论思潮中,将有可能给我国学术界,尤其是世界史学界,带来一场研究范式的“革命”。这将有助于我们通过理论自觉发现问题,从而推动完成我国世界史研究范式的转型。 |
发表于 2008-4-28 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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