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学 和平, 乌托邦, 思想, 渊源, 理念和平

gangquanzhu

　和平研究是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在西方兴起的一门新的学科 ,它以和平及其对立面为研究对象 ,尽管中外学者、哲人们从古代开始就产生了和平的思想与理念 ,然而 ,他们从未将和平作为一个独立的课题来研究 ,他们关于和平的思想和理念不过是对和平的一种渴望与追求。因此和平研究的学术渊源和思想渊源不能从古代来追溯。对和平研究思想渊源的探求来自于以下三个方面:马基雅弗利的暴力学说对和平研究的影响;历史现实的挑战对和平研究的呼唤;和平研究者本身对乌托邦思想的追求。
和平研究的起源不能追溯于朴素的和平思想或传统的和平主义思潮 ,尽管和平的愿望与和平的理念从古代开始就一直存在着。虽然和平研究是在20 世纪中后期才真正作为一门学科出现的 ,但是和平理念与和平思想对和平研究的影响是深远的。和平是人类追求的终级目标 ,不管在东方还是在西方 ,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 ,和平思想与理念一直深深地扎根于人们的头脑之中。越是在艰苦的战争、动乱和冲突时期 ,人们对和平的向往越是强烈 ,和平的价值越容易得到体现。在东方 ,特别在古代的中国 ,和平的理念深深地扎根于中国古代文明之中。先秦的哲人们在 2000 多年前就把天、地、人三者合一作为追求和平、追求大同世界的最高境界。儒家把“和”的伦理性与“礼”的秩序性 ,作为实现和平的途径和手段 ,其理想的最高境界是“仁”即“王道”。墨子提出“非攻”思想和“兼相爱交相利”的原则。墨子从现实主义出发 ,认为人类和平实现的主要障碍在于“攻伐”思想 ,要克服这一点 ,必须树立“非攻”思想 ,必须具有反对侵略战争的理论共识和积极有效的行动 ,必须扩充人类的博爱之德 ,加强在平等基础上的永久和平的目的。墨子在其著作中对战争的残酷性、战争对经济造成的巨大损失以及民众生灵涂炭的现象进行有理有据的分析。从“利”的角度上彻底否定了战争的意义和作用 ,从“义”的角度上彻底否定了战争的道德标准。事实上 ,墨子向往的和平社会并没有超越中国历史上所崇尚的“大同社会”。在西方早期的基督教中 ,和平思想占据教义的主导地位 ,反对人们拿起武器参加战争或争斗。《福音书》崇尚个人的逆来顺受 ,维护集体和平的思想 ,即“荣耀归于上帝 ,和平属于世人”。后来 ,早期基督教的和平倾向被政治现实的需要所取代。于是欧洲出现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宗教战争。但是 ,早期基督教中的和平思想后来被教友会、公谊会 Friends 或Quakers 等一些基督教派所重申。在他们的积极倡导下 ,欧美在 19 世纪初期出现了第一批和平团体及和平组织 ,如 1815 年在美国成立的世界上第一个和平团体———麻萨诸塞和平协会、同年成立的纽约和平协会以及次年在伦敦成立的“争取促进持久与普遍和平协会”。这些协会对现代和平研究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 ,和平研究的渊源与其并无直接关联。
一、马基雅弗利的暴力学说对和平研究的影响和平研究领域盛行一个说法:“始于马基雅弗利”。这个观点指出了西方对战争、暴力和强权的思想渊源 ,同时也说明和平研究的根源之一 ,在于不断地同马基雅弗利及其关于战争与暴力学说的斗争这种思想渊源主要来自意大利著名马基雅弗利以及 16 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家、理论家和哲学家们。那一时期提出的有关战争的观点对 19 世纪和 20 世纪所谓的现实主义学派影响很大。和平研究者在批判这些思想的同时 ,印证了马基雅弗利思想在现实中的作用 ,而同马基雅弗利思想的斗争丰富了暴力研究的成果。因此 ,在对暴力“传统智慧”的基本原则进行批判性和建设性的分析过程中 ,和平研究得以不断发展 ,成为和平研究的传统之一。和平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暴力和冲突的基本问题。马基雅弗利成为和平研究者的研究对象 ,是因为他赞成使用暴力并且使暴力理想化。他希望能出现一个强大的君主 ,实现意大利的统一。在《君主论》中 ,他把暴力作为一种能够进行理性分析的权力工具。这一观点并非孤立 ,《君主论》关于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屈从、卷入暴力的论点 ,直到 20 世纪还不断出现在有关国际暴力和国内暴力的著作中。马基雅弗利著作中存在的许多普遍性特征 ,对现实主义者产生很大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 ,他成为和平研究者进行研究的一个最早的代表人物 ,是他奠定了认真考察和反复论证有关战争与冲突的基础。他公开分析暴力问题 ,坚持用历史实例证明其基本观点。这种方法与当代许多学者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马基雅弗利的思想内容和动机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他还提出另一个中心议题:为“更高”的目标使用暴力。这一点正是马基雅弗利时代所追求而没有做到的 ,也是当代学者所强调的。马基雅弗利在《君主论》中提出许多有关战争、冲突和暴力的看法。我们将其概括为六项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是对现实分析的基本假设。和平研究者对此展开多次讨论 ,并出现超越这些基本原则的争论 ,其目的在于寻求一种普遍的真理。这些争论对于认识冲突发生的根源大有益处。因此 ,我们在此扼要介绍一下。第一、暴力是普遍存在的 ,不可避免的。“如果我不使用它 ,别人也会使用它”。因此 ,“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它可能为了某些人的利益而推迟”。“一个人永远也不会为了避免战争推迟其计划 ,而且一个人不能逃避:战争只是在对其不利的情况下得以推迟”。
第二、暴力是成功驾驭权力的工具。同时 ,马基雅弗利提醒领导者 ,应经过慎重考虑才能使用它。由此可以看出 ,马基雅弗利对于暴力的使用问题也感到忧虑 ,“暴力使用得好与坏是一个残酷的问题”。使用得坏则更不待言 ,即使“使用得好??一旦使用 ,永不放弃”。
第三、在政治上 ,暴力是政治的最终根源 ,即使有法律和大众的支持 ,对军权的控制也将成为最终的决定因素。因此 ,军事问题比其他问题更重要。“这就是一切军事倡导者获得胜利而非军事倡导者变得痛苦的原因”。“每个国家的主要基础是好的法律和好的军队”。
第四、冲突通过权力和暴力得以解决。这是《君主论》一书的主题。这项原则被认定一方的胜利 ,是另一方的失败。这是西方传统的战争理论。用马基雅弗利的话说 ,“只有一个人当国王 ,其他人都是他的臣民”。但是在二次大战以后 ,特别是随着热核武器的出现 ,这种情形不复存在。
第五、国家和政府是重要事件的主要承担者。这种说法被视为一元化领导的前提 ,并在学术性的政治分析中起着重要作用。在马基雅弗利的“字典”里 ,“国家”和“君主”是一个同义词。
第六、一个国家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是独立的。这种情形是暴力分析的根本出发点 ,同时也是一个国家的最终目标。马基雅弗利讨论了主权的前提 ,他指出了意大利君权主义行为的危险性。一个国家的利益和目标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譬如获得并维持权力、保持独立等等。在这种情况下 ,国家常常被标榜为“民族利益”的代表。马基雅弗利通过这六种假设所描绘的世界 ,是通过暴力手段获得政治目标的世界。但是 ,他并不
是暴力的倡导者。他并不把暴力当作唯一的手段 ,或者像 20 世纪的法西斯那样把暴力当作“净化”世界的手段。相反他也在寻求限制暴力使用的某些原则。因此 ,《君主论》提出了许多与现代社会相似的东西 ,特别是在奥地利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著作中和赫尔曼•卡恩提出的控制核战争升级的思想中 ,都不难看到马基雅弗利的灵魂。
二、历史现实的挑战对和平研究的呼唤
马基雅弗利关于暴力的六种假设在一次大战以前的西方政治实践中占据主要地位。虽然许多哲学家、和平运动者、自由主义者等提出过反对意见 ,但并未对上层决策者产生什么影响。一次大战是在传统思想的指导下爆发的:“暴力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不首先发起进攻 ,就会丧失一切”;“只要我控制事态发展 ,就能充分了解到事态的结局”;“我的国家会支持我”等等。 所有的大争按照自己一方事先安排的“程序表”进行 ,但是一次大战的破坏性出乎所有人的预料。结果 ,战争的发动者被打败了 ,政权被推翻 ,国土被瓜分 ,但是 ,胜利者同时遭到极大创伤 ,也没有获得预想的成功指导战争的传统思想与一次大战的现实产生的极大偏差和脱节 ,为新思想的诞生奠定了现实基础。和平研究就是在这种土壤里发芽的 ,只是在当时还没有发展起来。由此 ,学者们开始系统地对历史上所发生的战争样式和动因进行不懈的研究。他们在 20-30 年代陆续提出了一些计划并且出版了不少论著。其实在一次大战之前就出现过系统研究历史上的战争的著作 ,如 1899 年伊万•布洛克在纽约出版《战争的未来》。但是真正的和平研究的先驱是 20 年代以后出现的。索罗金 1937 年出版《社会与文化动力学》第三卷 ,系统地统计了自希腊、罗马时代到 1100 年之间世界上的主要战争和战乱。赖特 1942 年出版《战争研究》,系统分析了从 15 世纪以来的 284 次战争和约 3000 次战斗。理查森 1960 年出版遗作《死亡之争的统计》,分析了自拿破仑时代以来的“死亡之争”。这些统计展示历史的另一个画面 ,暴力的出现并不是连续的或普遍存在的 ,而是随着时空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因此 ,研究者开始探索其周期性及其相互关联的因素。研究发现 ,有的国家比其他国家卷入更多的战争。换言之 ,暴力和战争都有各自的起因 ,并且这些起因可能会受到影响并得到控制研究还展示了一次大战前许多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痛苦和灾难 ,很显然许多战争给人类造成的破坏远比当时决策者预料的大得多。这一发现为学者们提供了更多的材料 ,进一步证明关于战争和暴力是一种政治工具的论断。一次大战后 ,学者们为和平研究做出了很多不懈的努力。当时人们对建立一个国际性组织的期望很高 ,并且对一些政治家和国会议员施加一定的压力。当时 ,国际联盟和国际法被认为是通向和平之路的有效措施。整个学术界都强调实际运用法律维持国际秩序。赖特 ,作为一名早期的和平研究者 ,积极支持这个观点 ,他强调国际联盟的有效性 ,以前的国际秩序多是过分强调国家主权作为战争最终起因的因素 ,而国际组织和国际法的作用在于为了和平而相对削弱这种独立的国家主权。实践证明 ,尽管威尔逊主义呼声很高 ,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该观点是无法实现的。20 世纪中期以后 ,随着各种社会条件的不断发展完善 ,它才逐步具备了实现的可能性和条件。20-30 年代学者对战争根源研究方面有所创新 ,并对后来的和平研究者产生很大的影响。美国密西根大学的大卫•辛格教授收集了大批资料 ,为进一步考察有关战争起因的因素提供了最权威的基础资料。 此外 ,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伊斯特凡•肯德教授也做出了同样的努力。战争根源研究把暴力作为研究的中心问题 ,在方法上强调运用经验主义 ,倡导改进分析方法 ,并希望对政治目标产生指导作用。实际上 ,这种研究对政治的影响是有限的 ,展示世界上的暴力数量只能产生较大的教育效果 ,不会改变世界历史的进程。此外 ,还有一些研究方法 ,如理查森的研究方法 ,太粗糙 ,无法用于实践。因此 ,对战争起因的研究当时提出了一些传统范例的基本假设 ,并未进行深入的研究 ,这留给和平研究者进一步探讨和研究的空间。大家知道 ,二次大战的破坏程度远比一次大战大得多。二次大战的发动者同样没有预测到他们的行动所带来的后果。战争发动者被打败、战争受害者获得胜利的事实 ,说明了解这次大战的根源仍然十分重要。而且二次大战导致了两个新的危险:核武器和战胜者之间的矛盾。这些问题的产生 ,导致了裁军研究和冲突理论的展。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上空爆炸 ,对科学家特别对自然科学家和物理学家提出严峻的考验。科学的民用性和人道主义取向突然间受到挑战。科学家进行的理论性研究 ,在为人类提供灿烂辉煌的物质文明的同时 ,突然与人类灾难联系在一起。政治上对原子能控制的失败以及核竞赛 ,导致了科学家之间酝酿的裁军和军控运动的开展。科学家大都是为了和平利用核能源而进行研究的 ,政治家们很少懂得这些技术。鉴于此 ,1955 年爱因斯坦和罗素发表宣言 ,号召全世界的科学家共同阻止核灾难的发生。在他们的倡议下 ,1955 年 7 月 ,来自 10 个国家的 22名著名科学在加拿大的帕格沃什城召开和平反战会议。会议的主题包括:原子能的利用可能引起的危险、核武器的控制和管理、科学家的社会责任。这些都是当时人们所关心的核心问题。“爱因斯坦 - 罗素宣言”从全人类的立场上和科学家自身的立场上 ,指出“科学家在自己的专门研究领域之外 ,为了竭力防止战争 ,确立永久、普遍的和平而尽可能的给予援助 ,是科学家的最高责任”。帕格沃什会议以及以后形成的国际帕格沃什运动把全世界的科学家连在了一起。在和平研究初期 ,裁军研究和军控研究成为一个主要流派。在这个领域里重点强调军事技术的转向和阻止进一步的扩军计划。研究的基本前题是控制暴力以及对暴力和扩军作为政治工具提出质问。然而学者所关心的不仅是核武器的不断开发 ,而且开始关注常规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细菌武器的生产和买卖。非核武器引起学者的关注 ,却没有引起政治家的重视。二次大战后国际上关于武器的谈判主要是核武器控制 ,很少涉及到对其他武器的控制。相反 ,其他种类的武器在国际冲突中起着重要作用。武器的生产、买卖和运输常常引起冲突。同时 ,扩军对经济的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 ,包括失业、工业利润、地区发展和通货膨胀等问题。这些问题很少进入经济学家的研究范围 ,却很早就引起和平研究者的重视。这主要由于和平研究者对使用武力作为一种政治工具的论断以及对国家的作用提出质问。二次大战引起的另一个后果 ,是盟国之间走向*** ,迅速组成两个阵营。这种现象的出现 ,主要是由于盟国之间在反法西斯过程中有着共同的目标 ,尚能团结一致。随着法西斯的失败 ,它们之间失去了共同合作的目标。两大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意(识形态上的差距使得双方***和冲突 西方称之为民主与极权的斗争 ,东方称之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 成为不可避免。事实上 ,双方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反对对方争夺世界霸权 ,而自己却在积极谋求世界的霸主地位。冷战与威慑政策 50 年代以后称为核威慑政)策 对大国之间的关系产生很大影响。学者们对历史上同类现象的比较研究 ,特别是对希特勒、墨索里尼发动法西斯战争的相同之处的研究 ,再次引起学者对战争根源研究的重视。了解冲突发生的前提和因素、冲突理论和冲突分析成为这一时期和平研究的重点课题。在这种条件下 ,冲突理论应运而生。冲突理论主要采用博弈论 又称对策论 ,阐明双方在这种形势下很难实现最佳状态。博弈论主要为了说明冲突并不一定必然导致得失所系型 zero-sum8)type 的结局 ,即一方的胜利是另一方的失败。 此外 ,社会学相互关系理论和社会冲突的功能研究等9也成为这一时期的重点研究课题。 学者们过对冲突及其动态的研究 ,希望使东西方获得相互理解的知识 ,架起双方相互信任的栋梁。一体化促进欧盟政治经济的发展。对一体化问题的研究丰富了冲突理论和冲突分析的内容 ,它被看作是避免东西方冲突的一种有效的方法。“安全共同体”的概念通常被用来考察宿敌是怎样消除前嫌、避免战争危险的。对冲突和一体化的研究发展了各种形式的缓和理论。冷战时期学术界存在的狭隘观点以及过分简单化的威慑政策 ,从另一方面促进了和平研究的发展和平研究者担心 ,把战争根源简单地解释成冲突本身的表现形式 ,可能会蒙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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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者和公众对冲突动态的认识。因此 ,威慑可能会导致冲突的升级 ,而不像某些决策者想象那样会阻遏冲突的进一步发展和平研究者必须探索解决冲突的其他途径。欧洲共同体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 ,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会使暴力和冲突变得“驯服”。马基雅弗利关于暴力作为政治最终决定手段的论断已无时效。这无疑成为解决冲突的一种有益的手段。然而和平研究者指出 ,在尖锐对抗的形势下 ,军队可能失去控制 ,冲突的动力可能变为最终决定性的因素。此外 ,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一体化在削弱大
规模冲突的可能性的同时 ,必然会削弱国家的独立性。这也是许多国家所不能接受的。这一时期的和平研究者提出的观点 ,更接近于某些大国统治集团的意志。因此 ,军备控制和裁军专家希望以此影响谈判的进程和国内政策。冲突理
论研究与一体化的希望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 50-60 年代的紧张局势。人们曾殷切希望 ,从和平研究
者之中分立出来的和平专家能在对决策者施加影响10方面起着独到的作用。越南战争对西方国家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对西方传统的对称冲突理论提出严峻挑战。许多和平研究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很难用传统理论分析这场战争。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进攻越南这个弱小的国家 ,其进程和结果应该是不言而喻的。但事实上双方的目标都在争取胜利 ,越南一方不但不谋求妥协 ,相反愈战愈勇。这显然不符合传统的社会秩序原则和社会行为准则。同时它对和平研究者而言 ,是一场学术上和道德上的挑战 ,因为这场战争是和平研究兴起以来最大的一次冲突。它使传统的和平研究理论变得无效。传统和平研究理论认为 ,决策者并不想卷入战争 ,他们之所以卷入战争是因为冲突无法控制的升级和冲突的动力。决策者志在为卷入冲突的双方提出解决冲突的办法。冲突双方在力量方面和在冲突的原因方面应该是对称的。这些假设可能适合于以前东西方之间的冲突 ,如美苏在柏林、古巴进行的较量 ,却不适合于越南战争。不对称的双方怎样获得对称的结局 ,可能会成为和平研究最具有持续影响的问题 ,因为它揭示了在充满不对称的世界上 ,冲突双方只是在理论上强调对称性的事实。对于和平研究者而言 ,展开对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 ,不仅是为了谋求和平研究的发展 ,而是为了给冲突双方的强者施加影响 ,使其改变目标。越南战争为和平研究者提出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冲突双方是怎样形成的 ? 他们追求的利益如何到体现 ? 不同的利益之间的关系如何 ? 国际体系到底看起来是怎样的 ? 在不对称的世界经济依赖性问题上 ,主权指得是什么 ? 这些问题引起和平研究
者对经济依赖问题、战争、军事干预和其他军事行动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 ,提出一些新的观点 ,并把
( )这些观点放在实践中接受检验”。 从这方面考虑 ,越南战争为和平研究的发展开辟了新的思
路 ,譬如对经济依赖性的研究导致了对建立更自信更独立的社会形态的探求。因此 ,发展的理论问题 ,
特别是军事在发展进程中的作用问题以及冲突导致的经济依赖性问题等 ,也引入到和平研究领域。
在冲突理论中 ,不对称冲突———不平等的双方之间进行的冲突 ,仍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很难把
此类冲突从其他冲突中区别开来。理论家对此类冲突如何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办法 ,难以把握。大国
在第三世界冲突中的干预 ,也引起一些理论性的问题。不对称冲突的研究既补充又否定了和平研究早
期的发展趋势。对经济因素的强调进一步引起了对一体化问题的争论 ,受到经济利益限制的不仅是国
家和政府 ,而且事实上它们并非是权力和影响的最终决定者 ,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应从经济方面去
寻找。因此 ,经济利益是要进行分析的最终利益。和平研究者争论的另一个主题是主权问题。在
对国际组织和一体化的研究中 ,有的学者提出这样的假设 ,国家的独立性是主权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 ,
只有它受到某些限制 ,才能避免大规模的冲突。但是 ,另一些学者对依赖性与帝国主义的研究却得出
相反的结论 ,认为只有国家相对独立 ,才能建立平等的关系。据此观点 ,依赖性导致了不平衡性 ,是国
际、国内冲突、革命和干预的祸根。甚至 ,从解决冲突的观点看 ,独立性在道德方面似乎更利于某些冲
突的解决 ,简单地认为双方处在平等的地位时能促进和平、处在不平等的地位时容易引发战争 ,是不可
取的。在有可能预测什么样的问题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的定向思维中 ,我们怎么区分对称关系和不对
称关系 ? 在被认为具有很强依赖性的第三世界国家中 ,有的国家尽管被卷入复杂的关系之中 ,但它们的
独立倾向却表现得很强烈。但是 ,一旦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企图摆脱大国的干涉 ,他们可能会遭到粗暴
的批评甚至被废黜。这种例子在历史上并不罕见。在这种条件下 ,如何体现主权问题 ? 说到底 ,在错综
复杂的国际事务中 ,大国意志和强权政治始终是困扰世界和平的祸根。这种现象不消除 ,主权问题、世
界和平问题变得毫无根基。因此 ,第三世界的主权问题仍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综上所述 ,和平研究在外部因素 一次大战、二次大战、冷战、越南战争 和内部因素 对马基雅弗利
)及学说的斗争 的双重作用下 ,从对待暴力的态度到更复杂的结构问题 ,新的发展因素不断增加 ,旧的发展因素受到挑战并以新的形式重新出现。譬如 70年代对新经济秩序的要求和对全球秩序的探索 ,丰富了和平研究的内容。但只有这些是不够的 ,乌托邦研究是和平研究不可少的另一个思想渊源和传
统。2222222222222三、和平研究者自身对乌托邦思想的追求和平研究的第三种思想渊源 ,来自和平研究者
自身对乌托邦思想的追求 ,这可能是研究者的原动力所在。因此 ,和平研究者需要扩大研究的视野 ,用
不同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在许多科学研究中 ,研究者渴望超越已经确立的范围 ,探索前人没有涉及
过的问题。这是乌托邦思想成为和平研究传统的原因之一。在探索普遍性原则的数字统计中 ,研究者往往
只从经验主义出发 ,因此必定受到某些因素的限制。而且还存在着印证所谓稳定的、周期性的和非决定
性的发展掩盖着的倾向和倒退的危险。这种掩盖着的倾向能够说明典型的和平思想的作用。这些思想
的兴起可能具有某种偶然因素 ,也可能是对理论与实践进行的有意识的探讨。但是 ,这些类型的和平
思想不容忽视。这是和平研究者对乌托邦思想感兴趣的原因之二。原因之三:和平研究的实际发展表明 ,它侧重于冲突研究更甚于和平研究。通过分析战争根源 ,希望带来一个和平社会的结论 ,在实践过程中似乎是漫长的。研究战争根源的学者并不能构想出没有战争的世界究意是什么样子 ,尽管这类研究的基本观
点 ,是只要找出导致战争爆发的终极原因 ,就会发现消除战争的决窍。事实上 ,这个观点并非无懈可击。
有的学者认为消除了引起战争的某些起因 ,其他因素又会成为主要起因。因此 ,企图说明只要消除导
致战争的因素 ,世界基本上就会趋向合理的观点并不理性。这个问题不仅困扰着战争根源研究而且还
困扰着军控研究。军控条约旨在改变扩军进程 ,而不是消除这一现象的例子枚不胜举。依赖性研究对
这个问题进行过较为深入的探讨。正如实践证明的那样 ,依赖性的消除并不能完全促进人类幸福和实
现人类自由。此外 ,乌托邦研究不易被人们所接受 ,但却十分重要。从历史上看 ,人们对乌托邦的追求贯穿人类历史整个过程。有人从现实和哲学角度 ,有人从宗教、意识形态和其他角度对乌托邦思想充满幻想。这种观点不仅能够解释现实世界是否“真正”像有人认为的那样运转 ,而且在于说明现实世界必须得到
发展和改善 ,因为这个世界远未达到人类理想中的和平境界。坚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一些哲学家、牧
师、战争DIZHI者 ,譬如托尔斯泰、甘地等非暴力思想的拥护者和许多和平研究者。
和平研究者对马基雅弗利思想的斗争以及对乌托邦思想的追求 ,是和平研究的两大思想渊源和传
统。这两种传统横向联合极大地推进了和平研究的进程。二者尽管在分析方法上有区别 ,但是很难严
格界定二者确切的研究范围。二者不但不相互冲突而且具有互补性。一者可能为另一者提供动因 ,另
一者则决定选择研究课题和研究方法。二者就象棱镜的不同角度 ,从一个角度看这个棱镜 ,会发现暴力
问题是最主要的 ,换一个角度看 ,会发现另一些问题。因此 ,和平研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和平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是暴力问题的研究 ,特别是对社会冲突中的有组织暴力的研究。这使得
和平研究具有独特性。但是 ,暴力问题并非是和平研究理论建设的核心问题 ,暴力研究是和平研究讨
论和分析的一项主要内容。在冲突中 ,一方对另一方有目的、有意识地使用暴力属于直接性的暴力 ,但
是还存在着一种结构型的暴力 ,即在威慑和压迫形势下使用的潜在性的暴力:一方不必对另一方使用
暴力 ,但是明确的或不明确的暴力威胁仍然给对方造成很大的影响。结构暴力还包括不是使用人为的
暴力而是使用社会组织而导致死亡事件发生的情形。和平研究领域里对这种暴力的研究从 60 年代
末到 70 年代一直占据主要地位。事实上对直接暴力和结构暴力的分析曾经是和平研究的一个重要趋
势。和平研究的另一个重要趋势是强调实践经验性考察。一些主要的理论家经常明确使用实践经验性的论证 ,或使用实践经验性的论证方法。和平研究的这两种传统都倾向于这个趋势 ,对马基雅弗利的
批判很显然需要实践经验性论证 ,乌托邦思想至少也需要实践经验性的论证 ,这种趋势意味着 ,为了继
承这两种传统 ,和平研究者改进研究方法十分重要。对于一个传统的分析家来说 ,可以重复运用大量的
已经知道的例证。没有必要在研究方法上创新。而和平研究者一直积极追求新的方法论 ,采纳自然科
学方法 ,譬如数量统计资料、行为主义、博弈论、未来学研究以及新马克思主义等等。和平研究在方法上
一直具有跨学科、开放和多元化的特点 ,运用各种不同的知识获得特定的研究结果。
有的学者提出 ,研究方法上的改进使和平研究者能够作出概括性的总结 ,在某种意义上能够预测
社会现实。因此 ,和平研究能帮助我们理解事物的一般性原则 ,能够在现实中探索出利于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平研究者在暴力研究中能够找出利于和平发展的条件 ,使公正解决暴力问题接受现实的考验 ,
同时 ,促使和平研究者加强对价值研究的认识。显然价值研究对和平研究十分重要 ,是和平研究的一
项主要内容 ,因为和平研究者不仅对经验性地理解世界上的暴力冲突感兴趣 ,而且希望对人类生存条
件的改善做出贡献。正是这一点把和平研究的两个传统结合在一起。为改善人类生存条件做出努力 ,
意味着和平研究的目的并不在于改善某一个特殊的行为者的条件 ,而是在整个社会体系中 ,反对冲突的
双方。和平研究并不是指导在什么条件下能成功地发动一场战争 ,其目的在于减少潜在地和现实地使
用暴力。乌托邦思想成为和平研究的另一思想渊源 ,是因为它保持着批判性的实践取向。它是一门科学研
究的学问 ,并不是随意的推测。“乌托邦”可能不是一个很确切的词 ,但是乌托邦思想的发展能够产生
可供选择的、未来的和看得见的利益 ,从广义上讲 ,它是对过去和现在进行未来趋向的研究 ,其研究方
法主要采用个案分析 ,而不是笼统的论述。它主要从和平的希望中而不是从战争的灾难中探求灵感。
这类研究与批判分析性研究一样具有说服力。这类研究的难题是乌托邦思想在什么情况下能够部分地
或完全地得以实现。其目的在于扩大对民众和决策者的影响力 ,为他们提供开放的可供选择的知识。
11111乌托邦思想成为和平研究传统的另一原因 ,在于其乐观主义倾向:世界上不仅有腐烂的东西 ,还有正在
成熟的东西。上述观点表明 ,“被动”趋向的和平研究 ,通常采用批判性和经验性的方法分析以往多次灾难的根源 ,与“主动”趋向的消除各种暴力的乌托邦研究 ,有着根本的不同。从另一方面揭示了加尔通提出的
“积极和平”和“消极和平”的观点。 这种区别表现得十分尖锐 ,已经成为改变旧观点、获得新
观点的一种方法。但是 ,乌托邦思想的研究仍未摆脱暴力研究的主题 ,它只是在研究方法上更灵活一些 ,侧重于选择性研究。因此 ,它已经演变成历史经验的研究 ,侧重于对“和平经验”的考察。这种考察是在不同分析层次上进行的:研究某一特定的行为者或某个特定的(经验;仔细审查每对行为者之间的关系 如冲突双方)
的关系 ;分析地区性或全球层次上的共同体。乌托邦研究注重于社会转变过程的研究 ,譬如
把暴力和军事取向的社会转变为和平和民用体系的社会 ,主张削弱军备生产、消除军事集权和军事对
抗。它还赞同分析其他主要领域 ,即遵循某些变革( )包括民主、民用生产、缓和型关系等 以及持久性发展的研究领域。和平研究对地区冲突探索较少 ,还需要探讨低冲突地区如北欧、大洋洲等存在的条件
拉美地区是一个特殊的例子 ,虽然冲突不断 ,但大都是大陆内部甚至国家内部的冲突和独*统治。和平
研究还未对此进行全面的探讨 ,尚需进一步努力 ,转变在历史和社会潮流中占主导地位或不占主导地位
的某些观点 ,把以前强调世界上的军事冲突关系转变为民用和合作关系。值得肯定的是 ,在多数国家
里军事研究的经费比民用研究经费少得( )多 , 多数国家的军费也比民用经费低得多。而且许多冲突未演变成军事冲突 ,许多军事冲突也未演变成战争。 对社会上民用因素和军用因素的质的不同强调 ,可能会引起一场大的争论。军事暴力对国内社会造成的重大影响不容忽视。在许多人的记忆中 ,战争象征着一个重要经历 ,
甚至成为组织记忆的一种方法 ,从人们常说的一些术语 ,如战前、战后、一次大战、二次大战等便可窥见
一斑。因此 ,军事暴力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今天军事因素对民用社会的影响是什么 ? 与过去有何
不同 ? 将来又会有怎样的发展 ? 军事手段获得的目标在什么程度下才能真正形成并指引全社会的发
展 ? 这些目标能真正有助于人类生存条件的改善吗 ?和平研究在这个领域里遇到的真正挑战 ,在于
乌托邦思想并不是要说明世界上存在着一个非暴力、和平活动的极大的潜在倾向 ,它企图表明为了获
得特定的目标 ,应进行平等的更有效的选择 ,以实现军事行动企图实现的目标。这个问题需要进行深入
的研究 ,不能仅仅满足于比较经济制裁与军事行动、民间防御与军事防御或国际组织与国内组织的实际作用。这些行动、防御或组织会有助于不同的目标 ,而手段的选择会影响到目标。因此 ,需要进行价值研究 ,而且可能会导致一场关于举证责任的争论。沿用乌托邦思想制订的和平计划 ,只是提出乌托邦的框架。只有把这些框架结合起来才能组成一个整体 ,帮助呈现更全面的视角。但是这项工作很难 ,还没有人做得到。然而 ,这些框架能够回答“世界政府及其作用”的问题吗 ? 显然 ,历史上还没有一个这样的例证 ,只有地区大国的霸权和各国政府统治其国民的例证。这些例证能用来说明世界历史的进程吗 ? 在真正建立起世界政府之前 ,回答显然是否定的。但是有根据的估计是可行的。总之 ,这种情形与核威慑有效性的结论研究没有什么不同。由于没有得到检验 ,核威慑是否成功也无人知晓。我们不能说 1945 年以来东西方未爆发大规模的战争 ,是核威慑、常规威慑起的作用 ,其他因素的作用可能更大。所以 ,威慑论者只能先验性地提出威慑概念的框架和在某次危机中的作用。因此 ,乌托邦研究并非是唯一缺乏经验性资料的未来取向的研究。这
一点显示了和平研究在这个领域的脆弱性和并非是无懈可击的特点。乌托邦思想研究的起源不能追溯为 20 世纪的灾难和同马基雅弗利的斗争。人性、道德以及知识的挑战提出了科学发展的新问题。在这种情况下 ,现实事件对科学提出了挑战。为此 ,研究者需要正视对某些主要例证的研究 ,而不是一味地回避给人类带来恐惧和创伤的事件。这些主要例证是对理论
的验证。不管有些例证是否发生 ,都要研究这些问题。现实事件会使更多的研究者对这些问题感兴
趣 ,并使持怀疑态度的人认识到这些特殊研究的重要性。这些事件的特征多属地区性的 ,但其影响却是
全球性的 ,譬如甘地在印度倡导的非暴力运动思想曾对 50 年代的欧洲产生影响 ,加尔通就深受这一思
想的影响;美国 60 年代掀起的民权运动曾引起西方的许多学者的重视;1968 年捷克斯洛伐克抑制苏联
入侵事件刺激了民间防御战略的发展等等。这些都是大国直接或间接卷入的事件。同样 ,欧洲共同体的发展刺激了学者对一体化的研究 ,创造了“安全共同体”的概念。调停的例证如戴维营谈判 ,强调通过谈判实现政治目标的可能性。50 年代后期和 80 年代前期欧洲兴起的和平运动对平研究者也产生过很大的影响。80 年代欧洲开展对和平的公开辩论 ,把非挑衅性防御纳入和平研究的范围。这些都是现实世界的发展与和平研究计划的实施之间相互作用的例证。公开性讨论的一般原则激发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
此外 ,还有一些事件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 ,如社会非军事化问题。80-90 年代发生的一些具体
事例 ,并未引起学者们多大的探讨兴趣。因为有些事态还在发展之中 ,某些问题的考察对研究者的人
身可能会产生危险等。然而这些问题尽管离乌托邦思想有一定的距离 ,却提供了一个比较、分析的阵
地。非军事化社会的实现可能还有较长的路要走但是 70 年代以来 ,希腊、匈牙利、西班牙、秘鲁、巴
西、阿根廷、菲律宾、海地和危地马拉等国却逐渐走上民主化的历程。这表明这些国家已经实现了乌托
邦思想所追求的某些因素 ,成为和平研究者探讨的另一重要课题。众所周知 ,现实事件常与各种利益
相关联 ,然而许多事件的发展变化经常出乎决策者的预料。因此 ,不管有的事件是否发生 ,对他们的研
究必将继续下去 ,和平研究者面临的仍是一个广阔的领域。综上所述 ,和平研究的发展具有两个不同的思
想渊源 ,一方面对人类所遭遇的某些大灾难的分析引起学者对一些基本问题的传统解释进行重新定
位。传统思想、观点和方法受到挑战。一些新的研究课题已经出现。另一方面 ,思想家、政治家、学者
产生的具有未来取向的乌托邦思想 ,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广阔领域。因此和平研究已经开始“两
条腿走路”,而且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找到了自己的路子。理论上的突破、详实的资料搜集以及研究方
法的改进 ,进一步加强了和平研究者所考察的问题大战造成的创伤引起学者们对不同类型冲突的
重视 ,引起对和平研究传统命题和假设的争论和重新定位 ,扩大了和平研究的范围 ,加强了学者们对和
平研究复杂性的认识。对此他们提出这样一些问题:和平研究的领域究竟需要多宽 ? 是否应有所限
制 ? 应分析全部的暴力冲突还是分析有代表性的冲突 ? 现在 ,世界正在向积极方面发展的趋势为乌托邦思想的研究开辟了可行的道路主要的和长期的研究计划 ,它从另学术探讨和考察的新传统。因此
和平研究的两个思想渊源和两种互完善 ,既能保持学术标准 ,又能维护大的发展方向。总之 ,和平研究从 50 年代以
但仍有许多问题并未涉足 ,有些问面化。以前 ,和平研究的重点也只者某些领域的某些问题。在这里
现在 ,和平研究在各大学和其他研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因此和平庸置疑的。

xinxilan

乌托邦式和平是不可能实现的，不过此文比较有新意

dang1392008

想

侯晓敏

和平学今天第一次接触，文章挺好，喜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