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欧汉思想总结,石斌,南京大学 石斌, 南京大学, 基欧, 思想, 议题

gangquanzhu

相互依赖·国际制度·全球治理——罗伯特·基欧汉的世界政治思想　　提要：基欧汉世界政治思想的基本内容主要体现在相互依赖、国际制度和全球治理这三大研究议题上。这些议题系逐步扩展而来，具有密切逻辑关联：相互依赖是制度运行的环境与国际合作的前提，国际制度建设是国际合作与全球治理的主要途径，全球治理是其理论的最新方向甚或最终目的。对于现实主义这个主要论辩对象和参照系，基欧汉的态度经历了从严重质疑、局部吸收到试图再度超越的转变过程。基欧汉自称“启蒙之子”，其理论虽然杂糅了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等多种成分，但在价值取向与精神实质上仍属自由主义的范畴，这在冷战后更为明显。基欧汉的制度主义或所谓“复杂的自由主义”具有较大的兼容性，虽不免遭到理论立场更为鲜明的传统自由-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左右夹攻，却较为贴近全球化时代世界政治现实的多样性。其根本缺陷是以发达国家和跨国资本的利益为关照对象，规避了制度霸权问题。

　　关键词：罗伯特?基欧汉 新自由制度主义 相互依赖 国际制度 全球治理

　　作为当代最重要的国际关系理论家之一，罗伯特?基欧汉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以来一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论争的焦点人物。1他通过对复合相互依赖、国际制度、全球治理等议题的探讨，建立了较为系统的以国际制度理论为核心的世界政治理论体系，使新自由制度主义成为与新现实主义并驾齐驱的西方主流理论。本文主要从学术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的角度，大致遵循梳理发展脉络、解读主要文本和探究理论背景相结合的思路，围绕相互依赖、国际制度和全球治理这三个主要议题及其相关概念，2对基欧汉世界政治思想的发展过程和基本内容作一个简要勾勒和评价。

　　一、复合相互依赖与国际机制的变迁

　　基欧汉在从事学术研究之初，即对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持怀疑态度。他于1961年入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65年完成了关于联合国大会政治的博士论文。博士论文的研究目的，就是要考察联合国大会的制度框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这其中所隐含的问题意识，即国际制度的作用及其与权力政治的关系，实际上是基欧汉整整四十年的学术研究的一个基本主题。他试图回答的问题是：在解释国家行为时，是否只能着眼于权力分配？制度是否同样重要？制度是如何起作用的？对这个问题的不懈探索和独特解答使他成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哈佛学派”3的精神领袖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旗手。

　　70年代初，国际石油危机频发，欧佩克兴起，日美贸易关系趋于紧张、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国在越南的战争以失败告终，种种迹象表明，世界政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其中有两个趋势最为明显：一是多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日益突出；二是各社会之间经济联系不断增强。随着经济问题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日益提高，美国外交政策主流派别越来越关注在他们看来日益脆弱的美国经济，美国和西方甚至出现了美国霸权衰退的议论。现实主义学者此时仍在传统的思维框架下讨论何种权力结构更有助于维持国际体系的稳定与世界和平，甚至于争论两极与多极哪个更好。这使另一些学者感到现实主义对世界的变化反应迟钝，解释乏力，他们另辟蹊经，开始关注非物质权力因素的作用和经济、社会、环境等传统“低阶政治”问题。这使得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争论焦点又从60年代的方法论之争逐步回到本体论问题上来。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这个背景下迅速复兴，很快就与现实主义形成双峰对峙的局面。

　　早在60年代后期，基欧汉就与约瑟夫?奈一道对现实主义的一些核心假设提出质疑，开始了与现实主义的学术辩论。1972年，基欧汉与奈《国际组织》杂志主编了研究跨国关系的专辑，其结果便是《跨国关系与世界政治》4一书。该书的基本主题是强调跨国关系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重要性，认为多国公司、跨国性社会运动、国际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跨国关系”使得国际关系研究极有必要改变过分以国家间关系为中心的局面，从而将研究视野从“国际政治”转向“世界政治”，推动了跨国主义的研究取向。在接下来的数年里，基欧汉与奈顺应当时的学术气候，致力于研究世界的“相互依赖”问题，就复合相互依赖对各国的对外政策、国际机制的维系与变革对各国的影响进行理论探索。他们认为政治权力与经济相互依赖之间的关系问题对于理解和解释当代世界政治具有关键意义，因此将其作为理论的聚焦点和突破口。

　　这一努力的结果便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权力与相互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1977）5一书的问世。此书是自由主义以新的面貌重新崛起的宣言，直接挑战作者所理解的现实主义的一些核心假设。这是该时期系统地就相互依赖问题提出假设并运用大量经验事实(data)来予以验证的第一本书，为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兴起奠定了理论基础。

　　“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ce）其实是20世纪60－70年代的一个流行概念，并非他们的独创。基欧汉和奈的主要贡献在于：针对现实主义的一些核心假设，提出了自己的复合相互依赖模式；指出非对称性相互依赖是一种权力资源，从而将权力与相互依赖联系起来，并运用“敏感性”与“脆弱性”这两个概念，深入探讨了相互依赖的非对称性问题。

　　作为研究的起点，他们首先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理论模式：现实主义与复合相互依赖。前者将国际关系视为权力斗争，它有三个核心假设：国家是统一的单元（coherent units）和最重要的国际政治行为体；武力是可用和有效的政策工具，甚至是行使权力最有效的工具；世界政治中的问题（issues）有等级之分，占主导地位的是军事安全问题。相反，基欧汉和奈的“复合相互依赖”（complex interdependence）模式认为：存在着各社会的多渠道联系（可概括为国家间联系、跨政府联系和跨国联系），非国家行为体也直接参与世界政治；问题之间没有明确或固定的等级之分；武力并非有效的政策工具（至少在某些地区或问题领域如此）。6

　　但基欧汉和奈也注意到，国家间财富和权力的分配具有不平衡性，相互依赖是非对称的、高度政治性的，这种非对称性造就了国家以及非国家行为体的权力资源，于是他们将谁更容易受到国际体系制度规则变化的影响这个具有现实主义性质的问题纳入研究视野。为此他们区分了“敏感性”（sensitivities）与“脆弱性”（vulnerabilities）这两个概念。敏感性指的是在某种政策框架内做出反应的程度，即一国导致另一国发生有代价变化的速度有多快。例如美国对70年代初石油价格上涨的敏感性小于日本。脆弱性指的是行为体为适应环境的变化做出调整应付的代价。如果敏感性指的是试图改变局面而做出变化之前受外部强加的代价影响的程度，脆弱性则指的是行为体因外部事件（甚至是在政策发生变化之后）强加的代价而遭受损失的程度。7例如在自然资源方面日本的脆弱性也远比美国要大。可见敏感性更接近相互依赖的实质意义，但脆弱性却是决定国家怎样采取回应行动的关键因素。

　　国际机制（regimes）的概念与相互依赖密切相关。基欧汉与奈认为，国际机制帮助提供了国际经济进程赖以产生的政治框架，认识国际机制的发展和崩溃，是理解相互依赖政治的关键，因此他们着重研究了国际机制的变迁问题，并提出了经济进程、总体权力结构、问题结构和国际组织四种解释模式。他们认为，情形越接近于复合相互依赖，问题结构模式和国际组织模式就越适用，而总体结构模式越不准确。由于每一种解释模式都有其有效性和局限性，因此有时必须根据具体的环境因素采取不同的模式组合或综合解释。他们指出，在解释国际机制变迁时，结构理论可以说明自我利益如何与国际机制的形成和维持一致，但结构理论并不等于系统理论，因为系统有两个维度：权力结构（各单元的能力分布）与政治进程（各单元互动的模式），后者包括规则化的行为模式、即制度。

　　他们的基本结论是，国际机制的变迁并非仅仅由现实主义所关注的权力结构所决定，在复合相互依赖的条件下，问题领域模式和国际组织模式能够更有效地解释国际机制的变迁。8为了验证上述观点，基欧汉与奈具体描述和分析了1920－1975年间的两个问题领域（海洋与货币领域）和两个双边关系（美加关系和美与澳关系），详尽探讨了其中的机制变迁和各种冲突的后果。通过对国际制度的经验研究，他们发现，有些问题和冲突更符合复合相互依赖模式而不是现实主义的假设。这进一步说明要理解权力的作用，必须关注行为体在特定问题领域的“敏感性”与“脆弱性”。总之，在今后还会不断加强的复合相互依赖条件下，最终结果将由特定问题领域的资源分配和“脆弱性”决定，而与军事权力的分配无关，跨国关系将是决策进程中的关键因素。

　　通过对“复合相互依赖”这个核心概念的阐述，基欧汉与奈将权力、相互依赖、跨国主义和国际机制等概念或因素联系起来，开始构筑国际制度理论，为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成型奠定了基础。但此时他们并不打算创建一个新的理论范式或造成范式间辩论，而只是试图确立某种新的研究纲领，目的是建立国际体系层次的世界政治理论，因此他们虽然一再强调国内因素的重要性，却并未将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纳入相互依赖和跨国主义模式，从而留下一个后来才试图修补的重要理论空白。而且，在当时的形势下，其理论的关注点也主要在于解释西方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关系。9 他们对国际制度的理论研究此时还处于初始阶段。他们是将国际机制作为跨国主义与相互依赖的主要例证来加以讨论的，并且主要是从历史的角度对后来被视为国际制度之组成部分的国际机制进行经验式探讨，理论抽象的程度不高。但他们的研究成果极大地推动了学术界对国际机制的研究。

　　“复合相互依赖”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它的提出使基欧汉和奈逐渐成为70年代后期以来英美国际关系研究第三次大辩论（或所谓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的“范式间辩论”）的主角。《权力与相互依赖》与沃尔兹于1979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理论》（新现实主义正式成型的标志）一书，都被论战各方广泛引用。10到了80年代初，学术界普遍把国际关系理论概括为新现实主义、复合相互依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分天下。新自由主义（虽然尚未正名）作一个新的学术流派已初具规模。11

　　二、功能性国际机制与自由制度主义

　　70年代末，冷战的缓和由于苏联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而宣告结束，美国的霸权地位发生动摇。美国学术界又围绕现实主义的假设展开论战。基欧汉此时也将研究重点转向考察美国霸权地位的变化对发达工业化国家之间合作的影响。他采取以退为进的研究策略，接受了现实主义的一些重要假设，试图证明即使以这些假设为基础，仍然可以论证在“霸权后”时期国际机制将继续存在并促进国际合作。也就是说，即使在由理性和自私的国家行为体主宰的无政府世界里，国际机制依然是解释国际体系中的行为的重要因素。12为此，他借鉴了经济学的一些研究方法，对自己此前关于机制演变的国际组织模式的假设作了详细阐述，在80年代中期提出了功能性机制理论，并在90年代初形成了自己系统的制度主义学说。

　　这个阶段的代表性论著主要有三种：1984年出版的《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1989年出版的论文集《国际制度与国家权力》13和同年出版的《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二版。《国际制度与国家权力》汇集了基欧汉过去20年的主要学术论文，清楚地反映了他自70年代末以来发展机制理论，确立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体系，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向现实主义的一些基本命题靠拢的思想历程。《权力与相互依赖》的第二版同样显示了与现实主义者的趋同，其中基欧汉与奈对学术界的主要批评作了回应与说明，澄清了一些误解，并坦率地指出了第一版存在的理论缺陷。集中体现功能性机制理论的《霸权之后》一书，则被认为是基欧汉最重要的著作，代表着新自由制度主义学派的初步确立。

　　70、80年代之交，如何看待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是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1977-1984年这7年间，基欧汉的研究重点是力图说明国际机制的作用和国际社会对国际机制的需求，14并着重探究美国相对衰落后，建立在诸多国际机制基础上的国际秩序会发生什么变化。他吸收了理性选择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系统阐述了自己的功能性国际机制理论。

　　在这个阶段，基欧汉基欧汉放弃了把“复合相互依赖”视为现实主义的替代模式的企图，转而接受了结构现实主义的一些基本假设，例如无政府状态是国际体系的基本特征，国家是单一、理性、最主要的国际行为体。他承认，自己将注意力重新转向国家，是因为认识到非国家行为体仍然从属于国家。15跨国行为体实质上通常由来自特定国家的人所管理，仍然是以国家为纽带并以此形成自己的价值观。16他认为权力与相互依赖并非彼此独立的。“非对称的相互依赖”实际上就是权力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他把国际机制视为国际体系的组成部分，而国际体系则是建立在主权和自主原则之上的，这与现实主义也没有根本的分歧。

　　这一转变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和描述过于简单化，因此有些批评并不中肯。例如，现实主义者从不认为武力在任何条件下都是可用、有效的政策工具，或者无需作任何限制。其次，现实主义者批评道，政治、军事权力的分配与相互依赖的状况无关显然不是事实。例如，克拉斯纳在研究美国的原料政策时，就表明美国有能力追求前后一贯的“国家利益”，而不顾国内利益集团的要求。他还证明，霸权力量与国际贸易中的相互依赖的程度存在某种关联。沃尔兹在阐述均势的重要性时，也证明相互依赖不但远未使权力过时，而且事实上还有赖于美国提供条件的能力与意愿。第三，70年代末80年代初，冷战再起高潮，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复合相互依赖将进一步扩大并使现实主义更加陈旧过时的预言。17

　　但通过考察国际机制的功能性作用，基欧汉的基本结论与现实主义大不相同：国际机制有助于促进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他认为，权力与自我利益固然重要，但沃尔兹、吉尔平等结构现实主义者夸大了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及其后果，低估了国际机制的作用。尽管国际社会缺乏正式、合法的权威等级制，非正式的治理因素仍然存在，其形式是机制和制度以及在时间和空间上可以确认的许多相互联系的规则、规范。它们都有助于国家解决集体行动与市场失败问题。18

　　基欧汉把世界政治比作不完善的市场，其特征是制度缺陷妨碍了互利合作。在国际关系中，交易成本很高，国家可能因为担心其他国家违背承诺或者无法监督他国行为而不愿合作。制度极大地有助于克服此类问题，使互惠原则更有效地发挥作用。制度可以塑造他者对恰当行为的认知，影响对他国偏好、意图和行为的预期，通过改变体系环境促进国家战略的变化，从而使追求自我利益的国家能够继续合作。通过颠倒科斯定理的逻辑并借助制度经济学和工业化组织原理，基欧汉认为机制有如下功能：在相关问题领域创建某种近乎法律义务性质的模式，使有关国家基于相互倾同的预期以及对违约者的制裁而遵守规则；通过使信息更为对称等方式减少不确定性；降低合法的讨价还价的交易成本，增加不合法的讨价还价的交易成本。19总之，制度降低了制定、监督和实施规则的成本，通过提供信息促使各成员国作出可信的承诺，而确保遵循承诺的因素主要是互惠。

　　他借助理性选择论来解释在霸权之后的机制维持与创新，从而对当时颇为流行的霸权稳定论提出了质疑。按照“霸权稳定”的逻辑，美国霸权的衰退势必导致国际机制的自动衰落，进而导致整个秩序或“美国治下的和平”的瓦解。但是根据基欧汉的功能性机制解释框架，理性、自利的国家只要彼此有互补或共同利益就会相互合作。出于获取某些利益的考虑，理性的单位将维持或创造国际机制。也就是说，可以用机制被预期达到或从理性的角度将被期望实现的效果来解释机制形成的原因。一个国家之所以愿意维持或创建某个特定机制，是因为它想以此实现某种预期目标。20

　　显然，“霸权稳定论”仅仅将机制视为基本的因变量（即国际体系结构和寻求权力行为）与相关结果之间的干预变量。基欧汉则将其作为独立的解释变量，并由此认为，权力模式的变化并不能解释合作模式的变化，通过非霸权国家的合作，在美国霸权体系下确立的有关公益（public goods）的规则将继续发挥作用。因此结果可能不是机制的变更而是机制内部的调整。而且，由于具有共同或互补利益的国家之间的非霸权式合作，还可能产生新的机制。21基欧汉还通过考察贸易、石油与金融等问题领域，来检验其修正后的有关制度化合作的“功能理论”。他发现美国权势的衰落只是这些领域的机制衰弱的部分原因。即使在1970年以后（他认为此时美国已失去霸权地位），国际秩序并未被摧毁，贸易、金融领域的国际合作依然是主流，发达工业化国家仍然试图在世界政治经济领域协调彼此的政策。世界并未回到30年代那种相互倾轧的政策局面。

　　总之，维持国家之间制度化的合作并不需要长期依靠霸权所提供的条件，尽管在建立机制时这种条件是必要的。基欧汉的功能性机制解释框架的作用就在于，即使在分析最初创建机制的结构性条件的变迁时，它也能够解释这一机制所具有的持久性。这一理论创新极大地激发了其他国际关系学者在各种问题领域验证该理论的热情。基欧汉本人也将功能性机制理论视为自己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之一。22

　　自《霸权之后》出版以来，基欧汉一直在继续阐述其新自由主义研究纲领。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两极格局的瓦解，国际关系研究面临许多新的研究课题，国际关系理论进入了一个更加多元化的时期。在经验的层面，基欧汉此时将注意力转向欧洲，用机制理论来分析欧共体的决策以及在发展环境机制方面的合作潜力。23在理论的层面，则将研究重点从分析国际机制作为一种独立变量对于解释国际现象的重要性，转到分析西方既有的制度要素如何影响国家战略并进而影响冷战后的欧洲。24其目的是建立系统的国际制度理论，进一步确立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纲领。

　　在此有必要对基欧汉所使用的“机制”与“制度”这两个概念稍作解释，尽管他在实际使用时经常并不作严格区分。

　　“机制”（regimes）这一概念最早由约翰?鲁杰引入国际关系学界。25但人们对其内涵和作用的理解很不相同。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中，基欧汉和奈将“机制”简单地定义为“对［特定领域］相互依赖关系产生影响的一系列控制性安排（governing arrangements）”。他们还认为，“相互依赖关系发生在调节行为体行为并控制其行为结果的规则、规范和程序的网络中并受到该网络的影响”。这里所说的“规则、规范和程序”也是指国际机制。国际机制可由国家之间的协议或条约组成，如布雷顿森林会议对国际货币所做的安排，也可以是暗含的，如战后的美加关系。他们偶尔也使用“制度”（institutions）这个概念，但并未严格区分机制与制度的异同。26此时他们倾向于认为机制是指那些其目的是规定和控制跨国间和国家之间关系的政府约定。

　　基欧汉后来大致接受了克拉斯纳在80年代初提出的对“机制”的著名定义：在国际关系特定问题领域里行为体愿望（expectations，或译为“预期”）汇聚而成的一整套明示或默示的原则（principles）、规范(norms)、规则(rules)和决策程序。27他在分析具体的国际机制时还打破了以国家为中心的机制概念框架。在《霸权之后》一书中，他认为机制不必一定要建立在正式的政府间协议的基础上。例如在分析有关石油的政治经济学内涵时，他强调公司在机制的形成和维系方面具有关键作用。28

　　在阐述“制度”概念时，基欧汉将“机制”理解为“涉及国家和（或）跨国行为体的一些具体制度，它们适用于国际关系中的一些特定问题”。29由于他认为克拉斯纳的定义中所包含的原则、规则、规范很难相互区别。他于是将“机制”定义为“有关国际关系特定问题领域的、政府同意建立的有明确规则的制度”。“制度”这个概念同样没有公认的定义。基欧汉本人将其定义为“规定行为体的角色，约束有关活动并塑造预期的一整套持久、相互联系的规则（正式或者非正式）”。30这不仅与“机制”的概念非常相似，甚至更为笼统和简单化，因为这里没有区分原则、规范和规则。“预期”也不再有“汇聚”之义而仅仅是被“塑造”（shape）的。但基欧汉却区分了国际制度的三种形式：（1）正式的政府间或跨国的非政府间组织。它们是基于明确的协议、有明确目的的组织）；（2）国际机制。它们建立在国家所认可的、涉及特定问题的明确规则基础之上（可见“机制”被视为“制度”的一部分，而且在此意义更为狭窄，它有赖于国家或政府的一致同意，人们普遍接受、基欧汉本人早先也认可的机制的非正式与非政府成分于是被剔除了。这表明基欧汉开始重新强调国家的地位）；（3）国际惯例（conventions）。这主要指互惠性惯例，也是最不正式的国际制度。它们以隐含的规则和理解为基础。31

　　实际上，克拉斯纳和奥兰?扬等人所定义的“机制”已经涵盖了基欧汉提出的所有类型的制度。基欧汉在这里主要是对“机制”的内涵作了更狭窄的重新界定。这种调整主要是为了更符合他分析机制的实际方式，因为他主要是从这种狭义的角度研究政府的行为。32

　　可以认为，从国际机制到国际制度既是一种研究策略的转变，也意味着国际制度主义是继复合相互依赖理论和功能性机制理论之后的又一次理论拓展。这在逻辑上具有明显的连贯性。假定人们建立机制的目的是想由此获取某些利益功能性机制理论仍然适用于分析国际制度，相互依赖则是机制或制度运行的“情景”。用基欧汉自己的话说，在经济相互依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国际制度能够提供信息，减少交易成本，使承诺更富可兑性，并且能够进行利益协调，从而有利于互惠合作。“从经济相互依赖到国际制度到国际治理，是一大进步”。33由此可见，基欧汉的世界政治理论在这个阶段的发展主要表现为理论视野的扩展、国际制度研究的深化和研究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其核心观点仍然是：在无政府状态下，如果存在互利关系，就可能出现相互合作。无政府状态并不必然意味着残酷的竞争和安全困境，因为国家之间的交往与合作的可能性取决于发生有关行为的某个特定领域是如何被制度化的。国际体系的制度化行为指的是那些反映了既定的规则、规范和惯例并被参与者认可的行为。某个问题领域里的制度化程度和行为体拥有共同利益的程度，是制度理论的两个重要变量。34

　　从70年代的相互依赖理论、80年代上半期的国际机制研究到90年代比较完整的国际制度理论框架的建立，新自由制度主义已经成为能够与新现实主义在理论方面抗衡的重要理论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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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制度、观念与全球主义治理

　　世纪之交，全球化与全球治理已是一个无可回避的时代话题。基欧汉原本对“全球化”的概念不以为然，认为这不过是相互依赖的另一种时髦说法，因此他宁愿使用“国际化”一词。但大势所趋，他很快意识到必须“用自己时代的语言来探讨时代关注的问题”35，转而将相互依赖理论和制度主义应用于全球化与全球治理问题研究，从而开始了理论视域的第三次拓展，并初步提出了制度主义的全球治理框架。90年代后期以来的许多文章以及《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三版所增加的两章内容都体现了这一变化。在这个阶段，他似乎正在重新拉开与现实主义的距离，表现出更多的自由主义色彩，而且对理性主义作了许多反思，在方法论上也有从实证主义向规范研究偏移的趋势。

　　在《权力与相互依赖》的第三版（2001）中，基欧汉和奈沿用复合相互依赖的分析模式研究了信息革命对相互依赖和国家权力的影响。他们将“信息革命”界定为“计算机、通讯和软件技术的迅速进步导致了信息加工和传递成本的剧降”，并把信息分为三种类型：免费信息、商业信息和战略信息。36他们认为，信息和传播革命并不具有均衡各国权力分配的效应，因为，从战略信息层面讲，规模经济和市场准入壁垒仍然存在；就免费信息而言，大国在信誉竞争中常常处于优越地位。信息革命的最终影响是改变政治进程，使软权力比过去更为重要。对于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信任都成为核心权力资源，在免费资源方面，更为开放、透明的组织将拥有优势。随着各国变得更加多元化和更容易渗透，许多国家的政治进程将更接近符合相互依赖的理性模式。37

　　基欧汉与奈将全球化视为相互依赖的深度和广度增强的过程，因此关于相互依赖的定义同样适用于全球化。但他们强调，全球化与相互依赖这两个概念仍有语义上的差别。相互依赖指的是世界的一种状态。相互依赖的程度可以增加也可以减少。全球化指的是一种不断增长的事物，即跨国流动增强、相互依赖网络拓宽的趋势。他们认为研究者不应假定某种事物仅仅处于上升状态，因此他们采用“全球主义”（globalism）一词作为分析的起点。他们将“全球主义”定义为世界的一种状态，与相互依赖一样其程度可增可减，它关涉的是各大洲之间存在的相互依赖网络，这个网络通过资本、信息、观念、人民、军队与环境和生物相关的物质的流动和影响联结在一起。根据这个定义，“全球化”和“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分别指的是全球主义的增强和减弱。38由于相互依赖指的是“以国家之间或不同国家的行为体之间相互影响为特征的情形”，全球主义与相互依赖网络有关，故此全球主义是相互依赖的一种表现形式。39简言之，全球主义的加强就是相互依赖网络的深化，全球化就是全球主义增加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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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认为，与相互依赖一样，全球主义也有不同的维度，包括经济、军事、环境、社会和文化等许多侧面。但“全球主义”并不意味着世界大同，全球化在许多方面伴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因此既不意味着同质化，也不意味着平等。全球主义古已有之，在不同时期有“强弱”或“厚薄”（thick or thin）之分，当前的全球化就是全球主义增强的进程。尽管这个过程在许多方面是相互的而非单向的，但今天的全球主义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信息革命的绝大多数动力来自美国，全球信息网络的大部分内容在美国制造。美国在该网络所处的中心地位大大增强了美国的“软权力”。40同样，在分析全球主义时，“敏感性”和“脆弱性”的概念继续适用。敏感性相互依赖和脆弱性相互依赖都是全球主义的重要方面，它们都有赖于相互联系。

　　虽然相互依赖与全球主义具有连续性，但当代全球主义仍然有一些新的特点。基欧汉和奈认为，当代全球主义导致了三个“增强”：（1）网络密度的增强（increased density of networks）；（2）制度转化率（速率）的增强(increased institutional velocity)；（3）跨国参与的增强(increased transnational participation)。

　　首先，随着相互依赖和全球主义的增强，不同网络之间的系统关系也变得越来越重要，网络之间的相互联系会更多。经济相互依赖的加深影响着社会和环境的相互依赖，意识到这种联系的存在反过来又影响到经济关系。全球主义强度或相互依赖网络密度的增强意味着不同领域内的相互依赖关系在更多的环节上进一步交织在一起。因此全球主义将伴随着普遍的不确定性。一方面，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不断增加；另一方面，政府、市场参与者和其他行为体力图理解和管理这些日益复杂的互联系统。因此，全球化不仅影响治理，也被治理所影响。除非全球化的某些方面得到有效的治理，否则全球化不大可能以目前的形势继续发展。

　　其次，信息革命是经济和社会全球化的核心，它使得跨国组织和市场的拓展成为可能。它所带来的是传播成本的降低，使传播流量成倍增加，全球主义的深度呈几何基数加深。传播成本的降低不仅提高了“信息转化率”（某一特定传播的速率），更加快了“制度转化率”（一个系统及其内在单位的变化速度）。制度转化率是涉及联系深度即全球主义强度的变化。制度转化率的提高比信息转化率的加快更为迅猛，它不仅反映了个体之间的联系，而且反映了网络和网络之间的相互联系。

　　第三，降低传播成本的方式增加了行为体的数量及其参与程度，增加了复合相互依赖的重要性。基欧汉和奈认为，尽管复合相互依赖仍然算不上普遍存在，权力仍然重要，相互依赖仍然是不对称的，但世界政治越来越接近复合相互依赖的理想模式，也就是说复合相互依赖的三大特征越来越明显。总之，当代全球主义的新颖之处，就在于网络联系日益深化和强烈，常常带来意想不到的系统效应。但这种强全球主义又是不均质的，它因地区、方位和问题领域而不同。41

　　随着相互依赖的加深，各种问题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世界体系越来越像一个“政体”，正式、非正式的进程与制度指导并制约集体行为，治理的问题由此而生。从全球的角度讲，治理问题即全球社会的各种制度与进程如何有效地、合法地编织起来，发挥作用。42强全球主义以不同方式影响各国的政治和治理。反过来，国内政治也以各种方式塑造全球主义的影响。如果说自由放任将会造成长期的不稳定，而相互依赖网络正在穿越民族国家的疆界，那么一个很自然的问题便是：全球主义如何治理？如何管理相互依赖的影响，或者说如何“管理全球化”？

　　基欧汉和奈列举了五种可能的治理形式：（1）在领土疆界内采取单边行动，降低脆弱性；或接受外在标准，增强竞争力；（2）强国或国家集团采取单边行动，以影响领土之外的国家、企业、非政府组织等行为体；（3）区域合作，增强政策的有效性；（4）全球层次的多边合作，建立管理全球化的国际机制；（5）跨国或跨政府合作（包括“公民社会”）。43这些治理尝试都是对全球化的回应，它们实际上涉及三个层次：国家的单边行动；区域合作；全球与跨国合作。其中单边行动往往失败或引起对抗性反应，第一种形式在某些方面还可能导致“去全球化”。第四种模式，即进行全球层次的多边合作以建立全球性国际机制显然是他们所提倡的。第五种形式作为各国合作关系之正式进程的补充也是必要的。

　　国际制度仍然是基欧汉治理理论的核心。他指出，全球化有赖于有效治理，有效治理需要更为广泛的国际制度。要防止全球化的停滞或逆转，就需要发展有助于促进合作、解决冲突的制度安排。自90年代以来，基欧汉通过研究国际法与国际制度之间的关联，探讨了国际制度的合法化问题。44他发现，随着发展中国家和非政府行为体复杂性的增强，通过国际组织这一制度形式进行多边合作的“俱乐部模式”（club model）——它体现的是富国主导制度设计的“内嵌式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由于“民主赤字”而逐步丧失了合法性，越来越难以维持。反映在全球治理上，规则制定及其解释变得多元化了，因此任何可持续的治理模式都不得不在国际组织和市民社会之间建立制度化的联系渠道，国际机制必须与合法的国内机构相联系。“制度化治理”引致了制度设计问题。因此，如何为一个空前规模和多样性的世界“政体”设计有效而民主的国际制度，以更好地治理局部全球化的世界，是21世纪世界政治的核心议题。45

　　制度至关重要，但制度也有副作用甚至危险性，可能导致剥削与压迫，这就造成“治理困境”（governance dilemma）。因此基欧汉认为必须从后果、职能和程序三方面来评估何种制度适合于一个局部全球化的世界。制度的后果必须是有助于促进人类的安全、自由、福利和公正。地区或全球制度必须履行五项关键职能：限制大规模暴力的使用；限制分权化行为的消极外部性（因为相互依赖为行为体提供了将其行为成本转嫁给他人的机会）；为协作博弈提供聚焦点；应对体系***；为对付最恶劣的滥用形式（特别是暴力、剥夺）提供保障。全球治理体系的三个程序标准则是责任、参与和劝服。在基欧汉的全球治理方案中，制度设计是关键，制度设计的理论基础是****观念，这种****的价值观是所谓“进步自由主义”与“恐惧自由主义”观念的结合。此外全球治理的制度设计还需要从政治学众多理论流派中吸取营养，包括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中学习关于制度价值和制度创新需求的知识；从博弈论、政治文化研究以及关于观念在政治中的作用的著述中了解信念对于达成均衡解决、建构政治选择的重要意义；从传统政治理论中了解规范信念对于政治实践和制度的重要性；从历史制度主义和政治社会学中了解价值观和规范如何在社会中运作；最后，还必须借助民主理论以说明责任、参与和说服在创设合法的政治制度中的关键作用。46这就是迄今为止基欧汉所勾勒的一个制度主义全球治理蓝图。它显然尚未定型，而且颇具理论开放性。由于全球治理这个议题本身非常复杂，不仅包括许多实证性问题，也涉及许多规范性问题。基欧汉所建立的以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为主要方法论特征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研究纲领也因此面临一次新的调整。

　　值得注意的是，在理论视野的第三次扩展过程中，基欧汉逐步吸收了建构主义等新兴学派的研究成果，将观念等因素纳入制度主义和全球治理的研究框架。这除了上述原因，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学术背景。在以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为主角的第三次论战过程中，其他学派对这两个实际上正在趋同的主流学派都提出了批评，其中有两点意见非常中肯：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都只注重体系层次，忽视了国内政治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它们都只注重物质层面，忽视了单元之相互作用的非物质层面，如文化、观念、价值、规范、认同等。后一种批评显然主要来自基欧汉称之为“反思主义”的社会学或建构主义研究取向。基欧汉看来已经接受了这两点批评。他后来还指出，分析国内政治与世界政治如何互动，探究观念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实际上是90年代世界政治研究的两大趋势。他还肯定其他自由主义理论（注重国内层面本来就是传统自由主义的强项）和建构主义分别提供了有益的分析路径。47

　　因此，自80年代后期以来，基欧汉一直在尝试将国内政治纳入其分析框架。他与米尔纳主编的《国际化与国内政治》（1993）一书也可以视为这种努力的产物之一。该书提出的跨国关系-国内政治分析模式虽然主要偏重于探究“国际化”（交易成本潜在变化产生的过程所造成的货物、服务和资本流动）进程对各国国内政治的影响，即主要研究国际化的后果而不是其原因，但正如编者所言，国际化与国内制度是一种互动关系，各国的政治选择和政治战略既是对国际化的反应，反过来也塑造了世界经济的变化。48

　　基欧汉对后一种批评的态度要更为复杂。显然，要说明国际机制是如何产生的，不可避免地要涉及观念的建构作用。建构主义学者认为，基欧汉的功能性机制理论不能充分解释国际机制的变化方式，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首先对国际机制的建构和调节两个层面进行主体间的评估，因为关于机制的本体论有赖于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因素，而这些因素是不能靠实证主义的认识论来解释的。49但基欧汉最初却怀疑没有什么认识论和方法论能够确认共同的理解和主体间性因素。这种看法后来有所改变。由于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在许多方面的趋同和反思主义的兴起，国际关系理论流派之间的基本分野转而主要体现在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之间。基欧汉也逐渐开始接受反思主义对理性主义的批评。他承认，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两者也许并无高低之分，我们需要建立某种国家学说，某种有关国家偏好如何形成的理论，人们可能需要综合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的观点。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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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80年代末起，基欧汉开始思考观念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以及观念与理性主义分析框架的关系问题。《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二版（1989）专门讨论了政治组织的“认知与学习”（perception and learning）问题。作者认为，国家利益反映了政治精英对利益的认识。领导人的更替会带来不同的国家利益观念。利益也可以因规范变迁而被重新定义。同样，国家利益还可以通过学习而发生变化。学习就是接受新信息、改变旧观念。51虽然此处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系统的政治进程（他们认为这现实主义的结构理论所忽视的），说明“学习”与国际机制变迁之间的关系，且主要借用认知心理学的概念，但显然已触及到建构主义所关注的一些主题。

　　1993年，基欧汉与戈尔茨坦一道主编了《观念与外交政策》（1993）一书，该书明确提出，观念因素同物质因素一样都能对外交政策产生影响。基欧汉与戈尔茨坦将观念区分为世界观、原则化信念和因果信念三种形式，并认为观念以下述方式影响政策：观念所体现出的原则化或因果性的信念为行动者提供了路线图，使其对目标或目的与手段的关系认识更加清晰；在不存在单一均衡（unique equilibrium）的战略形势下，观念影响战略形势的结果。换句话说，当存在多种选择或存在着多种观念的竞争时，主流观念能够起到协调与整合作用，使各方形成共识和联盟；观念能够嵌入政治制度当中，即观念能够通过被制度化而产生持久影响。因此，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将行为者的偏好和因果信念看作既定不变的，国家利益也因此是不变的，这种认识肯定是错误的。52将观念因素引入分析框架，意味着承认纯粹理性主义分析方法的局限性，但该书的主旨是对观念如何起作用进行实证分析，这显然又是试图纠正反思主义的“反实证主义偏见”。在这个意义上，该书同时对理性主义和反思主义提出了挑战。在2002年出版的《局部全球化世界中的权力与治理》一书中，他更明显地借鉴了建构主义的观点。他指出，“制度既为人类行为所造就又建构人类行为，这既是个体主义的又是制度主义的。” 在谈到自利与理性的概念时，他指出，“一个人的自我利益不能与其主导信念或认同区分开来”。53 因此他认为在研究国际制度时应该将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结合起来。54此外他还强调，研究国际关系必须考虑“历史真实性”（historicity）——对人类社会的历史经验进行反思的社会进程。这种社会进程可能会改变社会对自身的理解并进而改变对自己所参与的行为的理解。因此，对人类行为的非历史的经济解释无法把握人类集体生活根本的历史和反思本质。55

　　四、新制度主义的价值取向与政治哲学基础

　　通过追溯基欧汉世界政治思想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其中有一个显著特点：一方面，基欧汉的理论总是随着世界政治形势和理论潮流的变化而不断拓展、演进；另一方面，这些不断拓展的研究议题和理论内容又始终遵循较为统一的分析方法和研究框架，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可以认为，基欧汉的新自由制度主义是以温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为价值基础和目标导向，以国际关系的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理论体系为主要思想资源，以相互依赖、国际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还包括权力）为核心概念和理论支柱，以各个历史时期人们广泛关注的议题为理论聚焦点，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借鉴世界政治以及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的各种新兴学派、新兴理论的观点和方法。

　　严格说来，基欧汉并未“发明”任何全新的关键概念，也没有“开发”任何全新的研究议题。但他却通过界定既有的概念，修正流行的观点，融合现有的理论，深化和推动了对许多重要议题的研究，形成了自己内容丰富、形式严整、风格独特的世界政治思想体系。他将战后兴起的自由制度主义推向一个新的高峰。至此，自由制度主义作为20世纪的一个连续的思想系统已大致走过了四个阶段：40－50年代以戴维?米特兰尼、厄内斯特?哈斯等为代表的功能主义一体化理论；5650－60年代以哈斯、约瑟夫奈等为代表的新功能主义地区一体化理论；5770年代以理查德?库伯、基欧汉和奈等人为代表的相互依赖理论；5880年代以来以基欧汉等人为代表的新自由制度主义。仅从这个方面看，基欧汉的学术贡献也是非常明显的。他所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的作用和意义更远远超出了制度研究的范围。由于突破了物质权力这一传统理论的硬核，将制度、规范、观念这些社会范畴的非物质性因素引入国际关系理论之中，使其成为重要的理论概念和研究变量，这在客观上有力地推动了当代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转向。

　　但由于基欧汉的制度主义理论成分比较复杂，具有折衷调和的特点，难以满足任何一种更为“纯粹”的理论模式的要求，因此不免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批评。基欧汉的研究纲领试图在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建立桥梁甚或调和它们之间的分歧，结果却使双方都不能满意。

　　如果以现实主义为参照系，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基本内涵可以浓缩为两个要点：一是接受了现实主义的若干核心命题，如国家是主要行为体，无政府妨碍国际合作；二是坚持自由主义的核心观点，认为现实主义夸大了冲突，低估了国际制度对国际合作的促进作用。

　　但现实主义者进行了有力的反驳。他们指出，实际上，现实主义关于国家行为体和无政府状态的观点与新自由主义的理解根本不同。新自由制度主义有几个根本经不起验证的错误假设：（1）假定国家在复杂的利益博弈过程中只有一个目的，即最大限度地获取个体收益。其囚徒困境模式（无论常规博弈还是迭代博弈）使他们坚持一种个体主义收益最大化的假设：一个博弈者做出有条件合作的反应仅仅是出于个体长期收益最大化的考虑；（2）假定国家在界定利益时严格遵循个体主义的逻辑，也即孤立地追求自我利益，不管别的博弈者做些什么，收益如何，忽视了国家的相对位置和实力对比；（3）与上述假设同理，基欧汉对国际合作的分析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国家基本上是原子式的行为体（atomistic actors），与微观经济学对企业的假设一样，认为国家是理性的利己主义者，只关心自己的收益、即绝对收益，不关心相对收益，似乎其他国家功利方面的得失并不影响自己的得失。59

　　许多现实主义依然怀疑制度是否像基欧汉所说的那般重要。例如格里科认为，即便机制可以推动争取绝对收益的合作，即使一国相信其合作伙伴会遵守承诺，它仍然会追求相对收益最大化，其中的逻辑是：如果一国认为某种拟议中的安排或协议在给各方带来绝对收益的同时，会给伙伴带来更多的相对收益，伙伴因此更倾向于坚持这种安排，即遵守协议，这将使该国更关注自己的相对收益。60因此，国家在特定问题领域究竟最关心什么？是追求绝对收益？还是同样关心合作所带来的收益在机制的参与者之间的分配？仍然是个有待澄清的问题。罗伯特·吉尔平指出，基欧汉对国际制度作用的局限性强调不够。各国对于限制主权行为的不断抵触、国际机制与国际制度活动领域的有限性等问题，意味着新自由制度主义不能单独治理好全球经济。”61米尔斯海默则从另一个角度提出批评，认为基欧汉未能说明制度在减少国家之间战争可能性方面的关键作用，因此未能超越现实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理论。62

　　另一方面，在一些自由主义者看来，基欧汉对权力政治和国家中心主义做出妥协，试图割断自由主义与传统自由派国际主义或“理想主义”的联系以使自由主义适应当代社会的某些现实需要，试图构建一种实证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研究纲领，这不仅消解了自由主义作为一种追求个人解放的政治哲学所具有的批判锋芒，也背离了自由主义的基本目标。戴维?朗指出，基欧汉的理论表明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哈佛学派”正在走向终结。63理查德?利弗等人则认为，将霸权稳定论、机制分析和国家行为的理性选择模式等不加批判地悉数用于国际政治经济（IPE）研究，是一种倒退。64

　　这些批评或多或少都有些道理，却未必切中要害。其实，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分歧，常常仅仅是因为他们各自强调了同一事物的不同侧面，从根本上讲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历史观和政治哲学之间的区别，因此这种争论很难有高下之分，结果只能是在一些非实质性问题上相互靠拢或者“趋同”。其他一些理论流派由于跳出了这种传统的二元对立模式，反倒能够提出一些更有启发性的见解。

　　在坚决反对将国内与国际、政治学与国际政治学截然分开的历史社会学家以及关注国内因素的其他学者看来，基欧汉未能成功地将国内政治纳入其理论框架，是一个重大的理论缺陷。

　　公平地说，基欧汉并不否认国内因素的重要性，国内政治与国际制度之间的关系，也是他始终关注的问题，但《权力与相互依赖》和《霸权之后》这两本代表作都没有包括这方面的内容。这一方面如他自己所说是为了保证理论的简洁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未能找到自己满意的解释方式，从而在其理论体系中留下一个最重要的空白。80年代末他对此作了反思。他承认，“要理解国际合作的涵义，一个重要的步骤是将国内政治范畴完全纳入有关分析框架”。65如果不能将国内政治更好地融入到解释国际机制的模式中，不可能建立具有充分解释力的机制变迁理论。66将利益仅仅视为外生的或者仅仅以政府的目标和手段来定义相互依赖政治，不能从理论上说明利益形成的国内政治根源，必然对分析产生严重影响。要理解复合相互依赖的变化，就必须理解国家目标优先次序的变化，而这只有通过分析国内政治模式和国际政治模式的相互关系才能了解。实际上，“多渠道交往”本身就意味着国家并非单一的行为体，即不存在“国内”与“系统”之间的绝对边界。67他在《霸权之后》一书中也提到，其关于国际合作的体系理论（systemic theory）需要某种国家层面的学习理论作为补充。90年代以来，他进一步指出，必须重视国内政治要素以解释有关利益并估价战略的形成过程，否则不可能形成全面的国际关系理论。68他的确也开始研究国内政治行为体的作用，试图解释国家在遵守国际协议方面的差异。他对欧共体共同市场形成过程所作的经验分析，也反映了从国内政治角度解释欧洲国际关系的努力。但他并没有形成系统的国家理论69，也未能将国内政治因素与其制度理论框架有机地整合起来。正如他自己所言，他对国内政治的研究主要还是从经验角度入手，并未系统化，这方面的修补工作目前主要还是他的一些学生在进行。

　　在新马克思主义者和一些批判理论家看来，基欧汉的国际制度理论最大的问题，是忽视了制度的正义性问题。从建立相互依赖理论开始，基欧汉的主要关照对象一直是西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非西方世界及其与西方的关系并非考察和解释的重点。尽管他强调相互依赖的非对称性，承认全球化收益严重不公，但其理论框架主要关注制度如何起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现行制度本身的性质或者说实际存在的“制度霸权”问题。现有的国际制度无疑主要是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的核心国家主导设计和维持的。在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批判者看来，这正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被强制和压榨的边缘地位的一个重要根源。国际制度决定了“谁在什么时候，可以得到什么，如何得到”这样的问题。70“敏感性”与“脆弱性”仅仅触及谁更容易受到制度规则变化的影响这个问题。人们还会进一步追问，这些制度究竟是“谁的制度”。随着全球化的扩展，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的政治背景更加复杂化，国际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不仅是制度的创设与维系，还包括制度的改良与变革。制度究竟能够承担多大责任，发挥多大作用、何种作用，不仅取决于制度的有效性与民主合法性，从根本上讲还取决于制度的合理性与正义性。

　　基欧汉的制度主义理论的美国取向也是非常明显的。制度主义理论试图解释的对象，从地理范围来讲主要局限于西方工业化国家，从理论的立足点来看，则主要反映的是美国人的立场和视角。事实上，20世纪70-80年代有关美国霸权衰落及其后果的话题，是基欧汉研究相互依赖和国际制度问题的一个基本的政治背景。基欧汉对此并不讳言。他公开承认，理论不可能存在于真空之中，而是产生于理论家所面对的形势和困境之中，因此他的观点无疑是倾向于美国的。71与福山一样，他也认为1989年以后自由资本主义再无一个对手，冷战终结在经济方面最深刻的影响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体系的进一步合法化，而美国仍然是这个经济体系的主要护持者。“在国际制度方面，除非美国带头维持国际机制，其他国家没有利益或能力作出自己的贡献”。但他关于军事力量的作用仍在继续下降，尤其是苏联这个对手崩溃后“美国的精确制导武器和信息战武器可以刀枪入库了”的预言，似乎经不起推敲。实际上，他承认，冷战终结虽然没有加速军事全球主义，却与技术变革相结合，促成了另一种形式的、由美国所主导的军事全球主义。72

　　不过，我们不应该夸大基欧汉制度主义理论的现实政治指向。作为一位“以学术为业”的学者，他对国际关系理论及其实践的西方价值取向和美国中心主义并非毫无保留。他很清楚，机制往往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商业和政治强国。如果机制不存在了，美国必定创立新机制。73苏珊?斯特兰奇曾经指出，商业自由主义过分强调强国所提出的规范性主张的合法性，忽视了弱势群体的立场，从而贬低了有关平等的自由主义价值。应该说，基欧汉对此也有所警觉，他并不赞同商业自由主义关于市场无需调控的观点，认为某些调节措施是必要的，这不仅是为了保证市场有效运转，也是为了消除市场所产生的不公平现象。74

　　迈克尔?苏尔（Michael Suhr）正确地指出，理论之间的对话与竞争是学术进步的动力。知识从根本上讲是可以相互媲美的。一种研究纲领无论如何严密也不可能阻止外部概念的融入。在许多情况下，不同的研究纲领其实是从不同的侧面来解释相同的现象，甚至解释不同的现象，就此而论，它们具有互补性。75基欧汉思想的变化历程表明，他对世界政治的现实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对美国的国际地位始终予以强烈关注，力图使自己的观点为主流学派和公众所倾听。但基欧汉同时也是一位严肃认真的学者，善于把握学术发展的脉搏，总是以开放的态度来看待各种新思想及其对自己的批评，从而使自己的研究不仅贴近现实，也能够站在思想与理论的前沿。

　　基欧汉的理论融合了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思想体系的许多内容，又与它们有许多重要区别。他试图在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物质本体与非物质本体、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之间寻找一条中间道路，表现出某种二元论倾向，而且他的思想总是随着形势的变化不断发展。因此常常使人感到很难将他归入国际关系经典流派中的任何一种。鉴于其中的现实主义成分，有人甚至称之为“修正后的结构现实主义”76。基欧汉的世界政治理论在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谱系中究竟处于什么位置，看来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的确，正如基欧汉本人所言，无论从本体论、认识论还是方法论的角度讲，现实主义、无论是经典现实主义还是结构现实主义与他的制度主义多有相通之处。例如都关注权力特别是国家权力问题（批评基欧汉忽视权力在他看来是“最愚蠢的批评之一”），都是行为体导向的个体主义理论，其开创者都遵循新实证主义的事实标准。但它们之间的区别也很明显，主要涉及世界政治的竞争强度，规则、规范和制度的作用，行为体可获知的信息变化的影响及其制度环境、问题领域之间的联系与区分，等等。在基欧汉看来，现实主义尽管是非常实用的“初始理论”，但视野太过狭窄，缺乏包容性，它舍弃了太多东西，例如制度、跨国关系、国内政治和观念的作用，它长于结构，却短于进程。77

　　如果我们透过理论的外在形式，进一步探究基欧汉思想深处的历史观和政治哲学根源及其所蕴含的价值取向与精神气质，便不难认定，基欧汉的理论本质上仍属于个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的范畴。问题的关键在于他所坚持的是何种类型的自由主义。

　　在历史观上，基欧汉的看法与自由主义学派一样，认为历史是平稳进步而非螺旋式上升的。这正是启蒙主义的思想前提之一。但与一些自由主义者不同，他认为历史的进步不是自动发生的，而是某种需要努力争取的政治可能性。因此他不同意共和自由主义或商业自由主义关于贸易自动导致利益和谐基础上的和平的观点。他强调，国家之间首先是竞争，其次才是合作。这种历史观是基于一种与传统主义完全不同的对人类行为的看法。他更加强调人类影响历史进程的可能性，不赞同历史沿着既定轨道螺旋式发展的观点。他通过揭示国际制度对于促进国际合作的作用以及相互依赖和跨国交往进程的影响，来证明人类有可能找到促进国际合作、改良国际秩序的有效途径，也可以通过对政治领导人、商业精英和普通民众的政治启蒙来影响国际事务的进程。这显然带有古典自由主义的痕迹。78

　　基欧汉的制度理论通常被称为“自由制度主义”（liberal institutionalism）或“新自由制度主义”（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但他本人认为这些标签并不准确，他更愿意称自己为“制度主义者”（institutionalist）。他承认，其理论确实源于自由主义，受50、60年代地区一体化研究的影响而提出的复合相互依赖显然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概念。79国际制度理论就是探究“在相互依赖的情景中国际制度如何运作”，相互依赖是国际制度运作的情景，制度是对相互依赖的反应。80基欧汉认为最有助于分析这个问题框架的就是自由主义。但自由主义有多重内涵。商业必然导致和平，人性本善，历史进步具有必然性等传统自由主义的观点与他的理论没有任何关联。此外他也不赞同自由优先于平等和社会正义的观点和90年代流行的“新自由主义”的所谓“华盛顿共识”（要求解除发展中国家对市场的管制）。81他还提醒人们注意，自由主义作为一种解释框架是不完整的，作为规范是短视的，作为政策药方则可能事与愿违。

　　但他也时常称自己是成熟的自由主义者。他区分了四种类型的自由主义：共和自由主义、商业自由主义、调节自由主义和成熟（复杂）的自由主义。在他看来成熟的自由主义（sophisticated liberalism）结合了商业自由主义和调节自由主义（以及共和自由主义）的优点，是最有利于促进和平与繁荣的选择，特别是后两者的结合可以建立一个解释世界政治，评估国际制度的良好框架。复杂的自由主义的核心是强调创立国际制度以促进经济交流与国际合作。他还表示，自己的自由主义主张认可朱迪斯?辛克莱所说的“恐惧的自由主义”，但同时对进步充满希望，既强调人类的相互依赖产生了纷争，导致了对制度的需求，也强调制度可以使压制性的。他所推崇的自由主义知识英豪是洛克、麦迪逊和罗尔斯。总之，他的自由主义观坚决反对乌托邦主义。82

　　显然，他主要是不赞同类似于一战后的那种自由国际主义或理想主义。他经常有意识地与之划清界限，这一方面是因为他那一代人深受现实主义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一贯强调理论应该被主流所“倾听”，应避免因过于极端而被边缘化。

　　基欧汉在一篇自述中称，他对世界政治的看法根植于自己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深受家庭的影响。其中包括对改善人类处境，实现社会正义、公民权利和世界和平的道德信念。他对国际合作问题的兴趣既反映了他对冲突与暴力的厌恶，也是出于这样的信念：通过理性和对他人的同情与理解，人类有能力改造世界。他宣称，“我是一名启蒙之子，”相信进步的可能性，尽管并不认为进步具有必然性，也相信国际合作是21世纪人类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必要条件。83这种关于人类理性、历史进步、国际合作与社会改良的观点，体现了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的一贯立场。

　　他所理解的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分析方法（而非原则），强调个人权利，试图理解集体决定，接受人类事务进步的修正性观点。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有三个关键区别：自由主义不仅关注国家，也关注私人组织的社会团体和公司；它并不强调军事力量的重要性，而是关注如何提高经济效率，避免毁灭性的物质冲突；它至少相信累积进步的可能性；84作为一种伦理理论，自由主义的力量则在于，它在实践中关注其他控制安排如何运行，特别是制度如何保护人权免受权力的压制。与现实主义不同，自由主义努力实现改善的目标；与马克思主义不同，自由主义将其所期望的新秩序置于怀疑性的检验之中。自由主义强调个人权利和个人幸福并将其作为国际制度和国际交换的规范性基础。自由主义强调人类的行为和选择，包含着对多边安排促进变革之可能性的信念，强调审慎的道义价值。因此，“自由主义的价值在于，即使在世界资本主义和国际政治体系所确定的基本限制内，它也会让我们意识到国际合作和制度建设的重要性。自由主义信奉这样的前景，即我们可以影响——如果不是控制的话——我们的命运，因此鼓励更好的理论和有所改善的实践。它构成了宿命论的解毒剂和人类希望之源。”85

　　如此看来，不管基欧汉本人是否同意，“新自由制度主义”这个标签对于他的世界政治理论而言，实在恰如其分。

　　

gangquanzhu

【注释】

　　
1 关于基欧汉的个人经历与学术背景，详见他本人的自述。Robert Keohane, "A personal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Joseph Kruzel and James Rosenau, eds., Journeys Through World Politics: 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s of Thirty-Four Academic Travelers, Lexington Books, 1989, pp.403-15. 国内学者对基欧汉的学术思想已有许多很好的介绍，例如门洪华："罗伯特·基欧汉学术思想述评"，《美国研究》2004年第4期；苏长和："解读《霸权之后》--基欧汉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新自由制度主义"，见《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中文版译者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 基欧汉本人也认为这是其理论所涉及的基本内容，它们都是从一个前后一致的分析框架展开的。见罗伯特?基欧汉（门洪华译）：《局部全球化世界中的自由主义、权力与治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页。
3 David Long, "The Harvard school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 theory: a case for closure", Millennium, 24 (1995), pp.489-505.
4 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Nye,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5 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Jr.,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1977.
6 "多渠道联系"包括政府精英之间的非正式联系或对外部门的正式安排；非政府精英之间的非正式联系；跨国组织（如多国银行或多国公司）等。详见基欧汉和奈（门洪华译）：《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24-38页。
7 基欧汉和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三版），第12－20页。
8 《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三版），第39－61页。
9 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一版中译本前言，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页；基欧汉为《权利与相互依赖》第三版中译本所写的序言，第38页；Iver Neuman and Ole W?ver,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asters in the Making? London, 1997, pp. 91, 93.
10按照通常的看法，第一场辩论发生在30年代的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第二场发生在50－60年代的传统主义与行为主义之间。
11 1983年，《国际组织》杂志出版了新现实主义者克拉斯纳主持的专辑，收录了新现实主义者与新自由主义者共同讨论国际机制问题的论文。这实际上是确认了新自由主义作为一个独立研究范式的学术地位。1986年基欧汉主编的《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一书出版，以基欧汉、拉格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以及批判理论和后现代理论家对新现实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批评。1988年奈首先使用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的两分法。1993年大卫?鲍德温主编《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论文集。至此新自由主义的地位完全确立。"新自由制度主义"则是现实主义理论家格里科（在约瑟夫?奈的提示下）首先使用的。详见Joseph Greieco, "Anarchy and the limits of Cooperation: A Realist Critique of the Newest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in Charles Kegley, Jr. ed., Controvers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Wadsworth, 1995, pp.151-172.
12 Iver Neuman and Ole W?ver,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1997, p. 95.
13 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9.
14 这一主题的代表性论文是Robert Keohane, "The Demand for International Regi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6, No. 2, (Spring 1982):141-171.
15 Robert Keohane, “Institutional Theory and the Realist Challenge After the Cold War,” in David Baldwin,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New York, 1993, pp.301-338; 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p.8.
16 Robert Kohane and Joseph Nye,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World 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5 (3) (Summer): 336.
17 Martin Griffths, Fifty Key Thinke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1990, p.187.
18 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wo approach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2 (1988), p.383.
19 Robert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85, 97.
20 Robert Keohane, After Hegemony, pp. 183, 80.
21 Robert Keohane, After Hegemony p. 50.
22 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p.28.
23 Robert Keohane and Stanley Hoffman, eds., The New European Community: Decision-making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Westview Press, 1991; Robert Keohane and Elinor Ostrom, eds., Local Commons and Global Interdependence, London, 1995.
24 Iver Neuman and Ole W?ver,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102.
25 John Ruggie, "International Response to Technology: Concepts and Trend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9 (1975): 557-583.
26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三版），第20－21页。
27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三版），第335页；Stephen 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1983, p.2.
28 Robert Keohane, After Hegemony, pp. 177, 185.
29 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wo Approach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2, No. 4, 1988.
30 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p. 3.
31 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pp. 3-4.
32 Iver Neuman and Ole W?ver,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 102.
33 Robert Keohane and Lisa Martin, "The promise of institutional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0, No. 1, Summer 1995, pp 39-51.
34 制度化程度可以从三个方面去判断：行为体在何种程度上有着共同的预期值；这种预期值何种程度上明确体现在特定的规则之中；制度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改变自身的规则。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pp. 1-5.
35罗伯特?基欧汉：《局部全球化世界中的自由主义、权力与治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17页。
36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三版），第259、262页。
37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三版），第271-272页。
38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三版），第274－275页。根据作者的定义，globalism一词译成“全球性”或“全球一体”似乎更合适一些，尽管仍不能令人满意。本文主要利用的是中译本，故仍沿用该书译法。
39作者进而指出，全球主义有两个特征：其一，它指的是联结网络（多边关系），并不仅仅指单一联系。例如日美之间存在经济、军事上的相互依赖，但不能说它们之间存在着全球主义。其二，如果一种关系被视为“全球性的”，则它必须包含洲际距离，而非简单的区域网络。见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三版），第275页。
40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三版），280－282。
41 详见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三版），第288-298页。
42 参见门洪华：《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三版）译者序。第17页。
43 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三版），第311-315页。
44 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Law: Two Optics", 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Vol. 38, No. 2, Spring 1997, 487-502; Robert Keohane et al, Legalization and World Politics, MIT Press, 2001.
45罗伯特?基欧汉：《局部全球化世界中的自由主义、权力与治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18－19、273－274页。
46罗伯特?基欧汉：“局部全球化世界中的治理”，《局部全球化世界中的自由主义、权力与治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279-301页。
47罗伯特?基欧汉：《局部全球化世界中的自由主义、权力与治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11页。
48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主编：《国际化与国内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3-26页。
49 Iver Neuman and Ole W?ver,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100.
50 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p.174.
51 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三版），第343-344页。
52 详见朱迪斯?戈尔茨坦、罗伯特?基欧汉编：《观念与外交政策：信念、制度与政治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3－30页。
53 罗伯特?基欧汉：《局部全球化世界中的自由主义、权力与治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4页。
54 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wo Approach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2 (1988).
55 Robert Keohane, "A personal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Kruzel and Rosenau, eds., Journeys Through World Politics, p.413.
56 David Mitrany, A Working Peace System, Chicago, 1966; Ernest Hass, Beyond the Nation-State: Func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57 Ernest Hass, The Uniting Of Europ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Forces, 1950-1957,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Ernest Hass, "Technology, Pluralism, and the New Europe," in Joseph Nye, Jr., ed., International Regionalism, Boston, 1968; Joseph Nye, "Comparing Common Markets: A Revised Neo-Functional Model," in N. Lindberg and S. Scheingold, eds.,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ory and Researc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58 Richard Cooper,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Foreign Policy in the 1970s," World Politics 24 (Jan.1972), 158-81; Edward Morse, "The Transformation of Foreign Policies: Modernization, Interdependence and Externalization," World Politics 22 (April, 1970); Keohane and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1977.
59详见Joseph Greieco, "Anarchy and the limits of Cooperation: A Realist Critique of the Newest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in Charles Kegley, Jr. ed., Controvers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Realism and Neoliberal Challenge, Wadsworth, 1995, pp.158-159.
60 Joseph Greico, "Anarchy and the limits of cooperateon: a realist critique of the newest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in Charles Kegley, ed., ibid, p.161.
61罗伯特·吉尔平：《国际治理的现实主义视角》，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年第5期，第84-91页。
62 John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 (1994/5, pp. 5-49).
63 David Long, "The Harvard school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 theory: a case for closure", Millennium, 24 (1995), pp.489-505.
64 Richard Leave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changing world order: evolution or involution?" in R. Stubbs and G. Underhill, eds.,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Changing World Order, London, pp. 130-41.
65 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p.30.
66 这是1989年《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二版）增加的内容。见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三版），第337页。
67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三版），第334页。
68 Robert Keohane, "Instititional Theory and the Realist Challenge after the Cold War", in David Baldwin,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New York, 1993, pp.33-34.
69 在历史社会学派看来，这实际上是国际关系理论主流学派的共同缺陷，也是国际政治学与政治学长期分家的后果之一。参见：Stephen Hobde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Historical Sociology, New York, 1998, pp.8, 139; 建构主义也可以提出类似的批评，认为还有必要考察国家偏好如何被建构，这些偏好具有怎样的文化差异，个人和社会的反应如何导致它们的变化。
70 苏长和："解读《霸权之后》"。
71罗伯特?基欧汉：《局部全球化世界中的自由主义、权力与治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4页。
72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三版），第298-300页。
73 “为多边主义喝彩？三思而后行”，此文原载《外交政策》1985年秋季号，见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三版），第349-363页。
74 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p.18.
75 Iver Neuman and Ole W?ver,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113.
76 Martin Griffths, Fifty Key Thinke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1990, p.188.
77罗伯特·基欧汉：《局部全球化世界中的自由主义、权力与治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第10页
78 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Liberalism Reconsidered", John Dunn and Port Chester, eds., The Economic Limits to Modern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92.
79 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三版），第321、331页。
80 罗伯特·基欧汉：《局部全球化世界中的自由主义、权力与治理》，第4、12页。
81 罗伯特?基欧汉：《局部全球化世界中的自由主义、权力与治理》，第6页。
82详见基欧汉：“关于国际自由主义的思考”，《局部全球化世界中的自由主义、权力与治理》，第86－103页。这里有一个微妙的变化，在这篇发表于1990年的论文中“复杂自由主义”似乎与共和自由主义没有多少关联，但最近基欧汉的说法却有所不同，见该书第12页。
83 Robert Keohane, "A personal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Kruzel and Rosenau, eds., Journeys Through World Politics, pp.404, 414.
84 详见基欧汉：“关于国际自由主义的思考”，《局部全球化世界中的自由主义、权力与治理》，第86－103页。
85罗伯特?基欧汉：“关于国际自由主义的再思考”，《局部全球化世界中的自由主义、权力与治理》，第102－103页。作者信息
作者：石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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