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在中国搞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可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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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党中央和各级人民政府努力构建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时，我们的一些著名学者对“在中国建立社会统一的保障制度”提出了令人无法接受的观点。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陈平教授的《中国能否支撑统一社保》的文章就是其中典型的例子（见2002年4月21日《证券时报》财经周刊第10版）。陈平教授的基本观点是：“在中国这么大的发展中国家搞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根本不可行的，战略目标是错误的，是‘洋跃进’；社会保障制度并不必然能维持社会的稳定”。陈平教授的观点令人无法接受。我们是企业里的普通工作人员，还没有资格和北大的教授进行辩论，但陈平教授关于社会保障制度的观点实在是太偏颇了，同中央政府的要求和绝大多数老百姓的愿望是背道而驰的，不反驳几句也实在是憋的慌。  

现代社会发展史证明；社会保障制度（主要是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一个社会安全稳定器，并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任务在发达国家早已完成，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成为一种趋势。在全世界１７０多个国家和地区中，除了战乱和极不稳定的少数落后国家除外，已有１３０个国家实行了不同程度的社会保障制度，一些国家还实施强制性措施，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尽快完善起来。例如最早实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美国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从立法到实施都非常完善；西欧多数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险和福利制度更加完善，这些国家都保证了工作了一生的劳动者退休后过上无忧无虑“颐养天年”的幸福生活。  


陈平教授总结了“发达国家实行社会保障制度和全民福利制度的后遗症是：贫民从农村向大城市沉淀，中产阶级外逃，社会保障制度把养老的负担移交给国家，造成家庭和社区的瓦解，多数儿童成长于单亲家庭，导致青少年严重的心理和社会问题，中年人税负过重，妇女不愿生育，人口出生率下降过度，劳动力严重不足，产业外移等等”。不知道陈平教授还能罗列出多少实行社会保障制度和全民福利制度的后遗症？也不明白陈平教授是怎样将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腐朽现象” 同社会保障制度和全民福利制度联系起来的、联系的依据又是什么？您罗列的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腐朽现象”好像同社会保障制度挨不上！  

我们都知道，任何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资金主要来源，从它建立时起就是劳动者所创造价值的历史积累。从发达国家实施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情况来看，社会保障资金基本上都是在全社会范围内对公民收入进行的再分配。在全世界１７０多个国家中，至少有１３０个国家实行社会保障制度，其中１０８个国家正式实行含有工资税、社会保险税、社会税、社会保障捐赠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另外２0多个国家实行社会保障税和工资税。建立社会保障的目的是维护社会稳定、文明和秩序，减少在职职工的后顾之忧，其间接效果是保障资本的安全和保值增值，因此，社会保障税的征税对象是企业，是劳动力的需求者和消费者，也就是资本的所有者。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合资企业和股份企业，凡雇佣劳动力者都应依法纳税。这些积累资金是以国家法律的形式来调节实施的，这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常识，决不是“社会保障制度把养老的负担移交给了国家”。我们疑惑，陈教授比我们要清楚这些，是不是一时糊涂了？！  

陈平教授还断言：“国家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在人类发展史上只是暂短的试验，即使对东欧和西方而言，其长期代价远高于短期利益。目前还看不到任何发展中大国，有实行统一社保的可行性”，“统一社保经济动机是短期的，战略目标是错误的”。陈平教授真有气魄，不但告诉我们“社会保障体系在人类发展史上只是暂短的试验”，还告诉我们在现实社会中也是个“战略目标的错误”。我们认为陈教授在这里只说对了一点：即“社会保障体系在人类发展史上只是暂短的”，因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已经二、三百万年了，社会保障制度从萌芽到发展刚刚百余年，当然是“暂短的”。我们在这里不想引证发达国家经过实践检验过的好制度和好的方法，也不想引用经济学大师们有关社会保障制度的论述来反驳陈平教授（我们为了写这篇稿，本来已查阅了保罗·萨缪尔森、凯恩斯、斯蒂格利茨等现代著名经济学大师的有关论述，但考虑到陈教授是学贯中西的大教授，我们不是在班门弄斧吗，所以罢了！）。我们相信的是，社会保障这项制度从萌芽开始便迅速得到发展并被全世界多数各种不同所有制的国家所认同，是有它合理性和生命力的。我们还相信：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党中央国务院经过深思熟虑后作出的重大决策，当前从党中央国务院到各级地方政府都把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当做头号任务来抓，是深受广大人民群众欢迎的，这项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重大决策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是符合社会进步和社会发展方向的。社会保障制度已经是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  

下面我们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来认真讨论一下社会保障制度问题。  

按以前的《劳动保险条例》规定，多年来我国城镇职工的养老金和医疗费是由每个单位来具体负责的，而且养老保险和公费医疗覆盖面窄、社会化程度低，主要在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中实行，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是参照实行。大家也看到了，除了机关公务员退休后养老保险和医疗费还有保障以外，多数单位的实施结果是令人失望的。1992年起国家开始在国有企业试行社会统筹养老保险制度，之后逐步扩展到所有企事业单位包括中外合资企业私营企业等。1997年国务院又作出了《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强制要求中国境内的所有企业包括中外合资企业、乡镇企业、私营企业等必须实行社会统筹养老保险制度。但在执行过程中，因执法不严等多种因素，我国社会统筹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情况令人担忧，执行社会统筹养老保险制度较好的是中外合资企业和少数国有大中型企业，我们看到各地方政府采取各种措施，督促企业缴纳职工社会统筹养老保险金，但效果甚微。后来发展到由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并多次在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媒体上公开点名批评欠缴社会统筹养老保险金的各省市和国有大型企业的名（包括它们的负责人），并严厉指出：拖欠职工的社会统筹养老保险金是违法行为。  

6月14日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了题为《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我们的工作——学习江**同志“五·三一”重要讲话》的评论员文章。文章指出：“要把群众呼声当作第一信号，把群众需要当作第一选择，把群众利益当作第一考虑，把群众满意当作第一标准，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尤其要为困难群众排忧解难。” 做好下岗再就业工作，尽快建立和完善社会安全保障系统是当前群众呼声最高的事情，所以也应该是政府当前最重要的工作。以前讨论物价指数、积累与消费、经济增长、资源的合理配置、如何改变消费观念等等都是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的事，如今普通老百姓也非常关心这些问题了。比如，前两年我们把城市下岗工人和失业叫“待业”，老百姓非常反感，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纠正为“失业“了，老百姓说，这才叫实事求是。可最近又创造出一个“登记失业率”的指标来，而且指标数值仅仅才百分之几，“据社会保障部统计，２００１年，中国就业总量继续增长，就业结构进一步改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得到巩固，到年底，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３．６％”（见6月10日新华社新华网报道），象辽宁省这样下岗最严重的省份登记失业率才4.1%。当然老百姓无法去统计和证实“登记失业率”指标的真实性，但他们前后左右看看，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呀？！老百姓痛斥这种不实事求是的作风。最近有权威部门对以上不准确的数据作了一些纠正：“中国城镇的实际失业率已达到7％的警戒线。”这是不久前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社科院2002 年度《人口与劳动绿皮书》披露的信息（见6月13日《南方周末》报道）。对失业者来说，如果进行失业登记却不能及时领到失业救济，那么这种登记对他们毫无意义，他们肯定不会主动到政府有关部门办理登记手续。“千万不要小看这一点，在现行的体制下，出于政绩的需要，地方政府不会夸大本地的登记失业率，只会千方百计地缩小本地的登记失业率，因此，登记失业率也就是一个数据而已。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有关官员也承认，由于我国就业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到劳动保障部门就业服务机构登记求职的失业人员数量不够全面，再加上就业和失业登记办法还不健全和规范，因此，存在着实际失业率高于登记失业率的现象”（参见人民网 2002年6月28日乔新生同志的文章）。这种有关部门公布的统计数据和权威研究机构的调查数据差距如此之大应该引起我们最高领导层的高度重视，因为统计数据的失真将导致严重的后果：既容易使决策出现偏差。  

今年三月“人大”和“政协”两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朱总理正式提出‘弱势群体’一词，并强调“对弱势群体给予特殊的就业援助”。我们注意到，“弱势群体”问题在当前正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我们理解现在所提出的“弱势群体”不是原有的社会帮扶对象，因为那已经有了一套完善的社会福利和社会救济系统（如残疾人、孤寡老人、孤儿等）。现在所指的“弱势群体”，在城镇就是指下岗失业没有收入的人，在农村是指偏僻落后和贫困地区的农民。从各种报道和相关调查情况看，困难群体的问题首先表现在基本生活的保障上，由于经济结构调整等种种原因，一部分职工群众因下岗而导致生活困难；其次表现在再就业难，从而使得前述困难的特征从某种暂时性转化到带有某种持续性的状态；同时，这一群体生活困难问题还表现在我们的社会保障不够健全上，这对于那些无论是暂时性还是持续性的困难职工群众的情况而言，都是一个十分紧要的问题。更需我们十分注意的是，从当前及今后一定时期的发展看，我们全社会就业难的状况很难有一个明显的好转，甚至还有继续扩大的可能。因此，解决失业与再就业问题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治国安邦的长久之策，这也就是“失业与再就业问题”被列为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第一号工程的重要原因。  

大家知道，我国国有小企业的改革经历了承包经营、租赁经营、职工入股合作制、股份制等几个阶段，因都没有什么起色，最后直接从产权制度入手，将国有小企业一卖了之。因为国有小企业的资产质量普遍不高，所以也没卖上几个钱，国家又拿不出来钱来，所以这些国有小企业的在职职工和退休职工们基本没有得到多少经济补偿，目前他们已经成为城镇人口中最困难的一个阶层。随着改革的深入，如何让国有大中型企业走出困境，又是让政府非常头痛的事，国有企业“三年解困”的反弹，使得政府不得不加快国有大中型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而随着国有大中型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进入实质性阶段，又将有大批的下岗职工加入到城镇最困难人口这个阶层中来。我们的一些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们一直在抨击我国积累率过高甚至批评国人消费观念落后，号召人们“大胆花钱超前消费（财政部长的话）”。我们先不谈占中国70%的农村人口的情况，先来看看城市中大多数中老年人的生活是个什么水平？  

当前，在城市中的离退休老人中，除了原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的离退休老人在退休金和医疗费有比较好的保障外（这部分老人约占15~20%），大多数的老人只是有个基本的生活费用（中央政府承诺：保证99%的离退休职工按时足额领到退休养老金），大多数老人还基本没有医疗保障，而老年人费用支出的大头恰恰是医疗费用。这些老人们面对着天天上涨的医疗费用和下岗失业的子女还谈何消费？老人们的几句顺口溜道出了眼前的一切：工作一辈子，生病无保障，回家找儿女，又都下了岗。再看看更多的中年人，他们或者已经失业或者面临着失业的威胁，看着一天天上涨的煤气费、水电费、房租费，尤其是可怕的医疗费和子女教育费，他们又何谈超前消费？目前绝大多数商品的价格都在降，偏偏这几项生活必需的费用却在不停的上涨。（中央电视台第一套黄金时间正在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大哥》，就是当前城市多数人生活的真实写照）在沈阳市我们看到，传统沈阳人那豪爽、懒散和还算乐观的性格，被沈阳人戏称为“度假村”的沈阳市最大的产业工人居住地——铁西区工人村，我们看到的情景和“电视连续剧《大哥》的情节”基本是一样的。“村民们”说：“现在能上班可叫人羡慕了”。路旁一位修自行车的老人讲了他家的情况：他一家六口人上班时都在沈阳机床三厂（是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已正式破产），他和老伴退休，大女儿女婿、大儿子儿媳全都下岗，小儿子去年沈阳大学毕业快一年了还没找到工作在家待业，目前维持生活实在是艰难。沈阳的铁西区工人村有一座面积非常大的公园叫劳动公园，那是解放初期同铁西工业区一同建立起来的，公园里耸立着沈阳市的几十位全国劳动模范的塑像，这些共和国的功臣们是沈阳市工人阶级的骄傲。如今我们每天都能看到一群群退了休的老人们在看着劳模的塑像在发呆。在我国，“颐养天年”是人们对未来老年幸福生活的期盼，如今成了他们的奢望。以前，只要你有单位，你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单位全都管，而且管的很全面。现在这一切都社会化、市场化了，而且市场化的程度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承受能力，造成ren们安全感的失落和恐慌，所以人们对现在刚刚在建立起来的还不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心有余悸也是正常的（辽宁省是国家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唯一试点单位）。  

也就是说，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是钢性的和完善的，人们对医疗、养老等生存的大问题还没有安全感，这就直接反映在，人们的收入虽然低但储蓄反而增加。一些经济学家说中国目前经济的最大问题是需求不足。其实当你客观的分析我们社会现实问题后，你会感到，当前并不是需求不足，而是“需求不足”背后的人气不足。全中国人民都知道，中国目前的市场疲软或叫商品过剩并不是消费饱和了，问问年轻人谁不想开辆小汽车？问问中年人和老年人谁不想改善一下居住条件？如果在今后三~五年里哪怕有20%的人开上小汽车？恐怕中国的汽车制造厂再增加十倍的产量也会供不应求！可现在呢？汽车制造厂和经销商们在不断大幅度降低小汽车的价格后，开工率仍不足50%！同时我们看到，全国商品房积压的问题也是相当严重。所以说，中国目前的市场疲软或商品过剩是结构性的过剩，是老百姓们买不起的“过剩”，是有钱买得起暂时也不敢买（花钱）的“过剩”。这就是消费品市场疲软的真正原因。  

陈平教授还说：“在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要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在经济上将是乌托邦式的‘洋跃进’，非但无助于国企改革，还会拖垮整个财政体系”。在这里陈教授不但多虑了，而且还性急了点。现代经济学历史教科书上告诉我们：美国和西欧多数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从建立到完善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我国目前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财力还比较弱，谁也没有要求在短期内就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国务院今天刚刚公布，停止在证券市场上减持国有股，而是将部分国有股权划转到社会保障基金，由社保基金享有国有股权的分红，以此来扩大社保基金的来源。所以我们不要太悲观，中国城镇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障系统正在逐步的建立起来，医疗保险制度也开始试点。当然要达到社会保障系统的完善还有相当多的工作要做，还有待于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还要经历相当长时间的努力，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现在需要我们首先认识的是，完善的社会保障系统是社会安定的稳定器。所以建立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构筑社会安全网，减轻人们的后顾之忧，是当前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  

当然，我国目前的国力和实际情况以及陈教授担心“拖垮整个财政体系”的提醒，也使我们深思这样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我们的养老在短期内还不能全靠国家。因为我们国家在相当长时间内只能提供基本养老保障，要提高退休后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还要靠个人和社会多方面的努力才行。5月9日新华网上有一篇文章说：“我们要澄清一个观念，年老后主要靠国家养老金生活是不正确的。”文章列举了一些国家的例子，说明养老是社会和个人共同来承担的责任。但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还有点不现实。因为大多数人还没有资产，只有那一点点积蓄是无法“颐养天年”的，所以我们也必须多渠道解决养老金问题。在美国的人寿保险市场上，团体保险占到40%以上的市场份额，除了必须参加的社会保险外，大多数企业都为员工建立了补充养老保险计划，以此作为员工退休后的主要收入来源（参见6月10日中国经营报第23版）。中国养老制度的改革也会走向多元化，靠个人的积蓄和投资在养老资源中的比重也将越来越大。国家或叫社会保障系统只能提供老年人的基本生活保障，你要想过上安逸的老年幸福生活只有你自己来创造。养老保险的资源渠道有很多，因每个人的努力不同，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也会很大，比如：国家基本养老统筹金、一些效益好的企业为员工买的团体保险、个人存款、股票债券投资、个人房产的租赁收益等等，将来大部分人都会享有其中的一部分。  

我们从现在起就是要纠正错误的思想观念，要正视自己的国情，要理智不要浮躁，在现阶段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可不要再盲目的提倡什么“转变消费观念”和“超前消费”了。而是要号召和引导人们，从今天起就要努力工作赚钱，还要勤俭节约攒钱，要有足够的积蓄，这样才能有计划的安排自己的人生和将来的养老方式。  

在我国这样一个劳动力供应总量严重过剩的国家，解决吃饭问题，将失业率尽可能的降低，关系到大局的稳定。在现阶段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解决失业和再就业、市场疲软等问题还是要靠国民经济资源总量的增长。投资促进增长，增加就业岗位就必须扩大投资，而只有扩大投资才能实质上增加就业岗位。投资要多管齐下，不但国家要投资，还要鼓励全社会来投资尤其是民间投资。最近全国政协副主席经叔平在２００２年亚洲创业投资中国论坛上致辞说，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后，不仅应更大程度地鼓励和引进外资，也应鼓励民间资金的投入。自改革开放以来，民间投资在解决就业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２０年来中国非国有经济平均每年净增３００多万就业岗位，吸纳了近１亿人就业。今后中国需要创造１亿个就业机会，而大面积的就业主要是在民间投资领域”（见6月13日经济参考报）。 鼓励和扶持私有民营经济的投资，要在资金、银行贷款、市场准入、经营范围等方面与国有企业一视同仁，无任何障碍，这样才能引导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向民营企业流动；同时要有鼓励下岗职工自我投资创业的实质性措施。以上这些才是我们当前工作的重点。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转发  2002年10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