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论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政府的济贫问题》一文的注释问题——答尹虹教授

阿让

针对拙文《对<论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政府的济贫问题>一文注释的质疑》,《论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政府的济贫问题》的作者尹虹教授作了四点说明(见《对有关<论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政府的济贫问题>注释的批评的回应》,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4720&type=1001),对她的回应,我是非常欢迎的。这里也简要作出如下四点说明,算是我对尹教授回应的答复:


第一,尹教授承认文中第128页的注释(4)，第131页的注释（3）没有列出出版社和出版年代，是由于修改多次，将首次引用的引文删掉而导致后来的注释不全。那么，我想补充指出的是,存在同样情况的还有第131页的注释（4），第133页的注释（1）、（2）、（3），第134页的注释（2）、（3），第135页的注释（1）,等等，恕不一一列举。请问,这么多的注释问题，难道仅仅是“疏漏”就可以解释的了
的吗？再进步，像这样的所谓“疏漏”是严谨的学术论文和像《历史研究》这样极其严肃的权威学术刊物应该出现的问题吗?
     
第二,至于House of Commons Journals，尹教授说：“如果该文作者仔细一点会发现所有这类材料均标明转引自：‘D.Marshall, The English Poor’一书。”这里必须要强调的是,这样的解释恐怕是难以自圆其说的。

因为第130页注释(3),虽说是同时列出了这两种材料，但两者之间用的是分号隔开，这显然并不是转引的标识。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的学者都知道,从事学术研究(特别是在中国从事像世界史学科这样的研究),转引(不管是材料还是观点)都是允许的,在很多场合下甚至是必须的应该的,这也是学术规范的基本要求之一。但是,无论是行文还是注释,凡是转引之处,都必须明确地说明或指出。也就是说,在转引的情况下,无论是用中文的“转引自”，还是用英文的quoted in 或cited by 都可以，否则就会给读者造成是直引的错觉或误会,从性质上判断,就是伪引。

我们注意到,尹虹教授在《论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政府的济贫问题》一文中通篇不见任何一个“转引自”或quoted in 或cited by或类似的用语，这能说是“均标明转引”了吗？

而第132页注释(1)是引用D.Marshall, The English Poor在前，House of Commons Journals在后，两者之间又是用分号隔开的，谁也无法看出这两本书是同一个来源。

第138页的注释（2），同样是引用House of Commons Journals，但并没有D.Marshall, The English  
Poor,更无法看出是转引自何处。
     
第三,尹教授指出：第130页注释（4），“已经注明是转引”。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其实,和上面已经说明的情况一样,该注除了使用分号把两本书的名称隔开以外，没有任何其他提示文字，这怎么能说是已经注明了吗？

至于尹教授称“原注就是Hains”，也存在一个查证和辨伪的问题，因为这本十分著名的书是不会只出现在某一本书中的。

正如我曾经指出过的,尹教授在《论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政府的济贫问题》一文**引用了33种不同的著作，其中1900年以前出版的材料为16种，几近半数。在这当中，出版于17世纪的有3种，18世纪的4种，19世纪的9种。另外，1900-1930年间出版的材料为8种，两者之和为24种，占引用材料总数的73%。即使是在数码时代的今天,作为一个中国的英国史学者,在没有机会迈出国门的情况下,用这样一些罕见(特别是17-19世纪的古典英文著作在中国的图书馆根本就没有收藏)的外文著作来从事一篇论文的写作,除了掩耳盗铃和华而不实外,还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注释问题,绝对不是一个小问题,能否实事求是地作注释,涉及到学术规范和学术伦理问题,也反映了学者和学界的学风问题。其实,看看我们现在的刊物(哪怕是中国最权威的学术刊物),在注释问题上做手脚的人,虽不能说是比比皆是,但肯定大有人在。出现这种不应有的伪注现象,原因是很复杂的,其中有的人大概是还不太懂得怎样作注释,也有的人搞不明白合理引用与抄袭剽窃的界限,当然,也不排除有的人可能是明知故犯。

到2004年2月,《历史研究》已经创刊50周年了。作为一家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史学刊物,《历史研究》被认为是学者心目中的学术圣地。事实也确实如此。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倘能够有机会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作品,往往被认为是一项极高的学术荣誉,甚至是名利双收的美事(许多大学把是否在《历史研究》上发表文章作为衡量一个历史学者的水平与地位的主要衡量标志,不少大学用三千至一万元人民币重奖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文章)。从最近10年来不完全的统计来看,除了极个别的学者(如罗志田教授经常在《历史研究》上发表文章,平均一年一篇多;李剑鸣教授也在《历史研究》上差不多每年一篇)外,众所周知,学者们在《历史研究》上发表文章的机会是很少的(绝大多数历史学者一辈子也没有机会在《历史研究》上发表文章)。与绝大多数学者相比,我们也注意到,尹虹教授应该算是非常幸运的:最近三年之内,她已接连在《历史研究》发表了两篇文章，为此，据华南师大的朋友讲,她不仅因此顺利评上了教授,而且还成为该校的重点培养对象。

顺便说一句题外话,《历史研究》前年曾发表过一篇《近代法国的史学研究与政府的政治行为》,事后被专家指证为“蹩脚的编译”(实为抄袭)之作。真是应了古人的那句话,“无巧不成书”,该文的作者也是一位华南师范大学的教授。这还不是最奇怪的。我一直纳闷的是,为什么这样两篇存在严重的学风问题的论文都发表在《历史研究》上(相隔一年)?

笔者相信,学术问题的公开讨论,将有助于推进学术事业的健康地发展，同时也是为了更多的人认识到学术规范的重要性。前车之鉴,亡羊补牢,岂有他哉?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04年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