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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温和现实主义视角下的国际关系研究[1]——罗伯特·吉尔平教授[2]访谈 [打印本页]

作者: CampusHR 时间: 2009-6-1 16:05
标题: 温和现实主义视角下的国际关系研究[1]——罗伯特·吉尔平教授[2]访谈
作者：[美]罗伯特·吉尔平、[英]《国际关系》杂志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4期

[编者按]在过去近1/4的世纪里,罗伯特·吉尔平教授无疑是最杰出的国际关系学者之一,他的一些著作如《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等已被翻译成中文并被我国学界广泛研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篇访谈是在罗伯特·吉尔平教授(Robert Gilpin)与代表《国际关系》杂志的肯·布斯(Ken Booth)教授、伊安·克拉克(Ian Clank)教授、安德鲁·林克莱特(Andrew Linklater)教授以及柯林·怀特(Colin Wight)博士之间进行的。在这篇访谈中,吉尔平教授不仅就现实主义、观念与外交政策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等相关问题做了较为精辟的点评,而且还简要回顾了其自身的学术历程和心得,并适时地对国际关系研究的现状进行了评论。这篇访谈原载于英国《国际关系》杂志2005年9月号(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9, No.3, Sept.2005, pp. 361-372.),本刊得到了《国际关系》杂志及其出版机构的授权,现刊发此文,以飨读者。

一、温和现实主义、观念与外交政策

《国际关系》杂志(以下简称IR) :您卓著的学术生涯主要建立在现实主义和国际政治经济学( IPE)领域的著述之上。我们稍后讨论国际政治经济学,那么作为现实主义者,您如何看待自己?

罗伯特·吉尔平(以下简称RG) :我把自己看做是一个“温和”的现实主义者,因为在我看来,现实主义是一种关于人、社会和政治的性质的哲学立场。现实主义本身并不是科学,不能用可证伪性( falsifiability)来检验,而只是一种观察世界的方式。在分析政治事件时,我主要关注行为体的利益和权力,但是观念也很重要,比如宗教就显得格外重要,因为它牵涉到个人及其所属群体的身份认同的重要方面。观念使国际政治学术研究变得复杂,而我们希望把它简化。我们希望拥有一个利益和权力的世界,我们不希望拥有那些“外生的”东西。在今天,宗教的确不是外生的,事实上,宗教变得愈发重要了。

IR:作为一个“温和现实主义者”,您很快地从传统现实主义对利益和权力的关注转到了对观念的关注。那么确切地说,“观念”在您的世界观中处于怎样的位置?

RG: 只要看看宗教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我们就能够理解观念的意义。比如,考察一下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基要主义。这些基要主义团体的成员相信,他们的观念是实在的,他们的行为出自这些观念。我曾经读到一篇关于针对正统派犹太教徒进行自杀式炸弹袭击的报道,在这起袭击中有许多人丧生,我当时对这些正统派犹太教徒的反应感到震惊。这些人并没有像沙龙( Sharon)或世俗派的右翼那样进行回应,千方百计找出犯罪者并把他们杀死。相反,他们认为这是因为做了冒犯上帝的行为,所以他们祈祷,来求得上帝的宽恕。对我而言,这件事表明了观念在人类行为中的重要性。

IR:让我们澄清一下您的观点。您对历史的看法是不是这样的——一些重要的观念出现了,并且对现实产生巨大的影响,接下来会有一个妥协,我们经过一个现实主义的调整阶段后,又会有一系列新的观念出现,这样的斗争又会继续下去,这样来描绘是否公允?

RG:可以这样说,但是现实要更加复杂。观念总是会不断地冒出来,但是如果背后没有某种权力做支撑,观念就会逐渐消亡。康斯坦丁(Constantine)认为基督教能够为他的利益服务,因而他才信仰基督教。如果不是因为康斯坦丁,其他的某种宗教或者另一种形式的基督教就可能获胜。我的一位同事是才华出众的英语系教授,一直从事早期基督教文献的研究,她发现早期的基督教中有许多分支,其中的大多数没能流传下来,而其中的一支得以幸存下来。如果要施展影响,政治和社会观念必须得到权力的支持。在当时,那些不相信普遍信仰的权力的叛教者或异教徒都会被杀掉,很难想像没有得到某种物质力量的支持,一种观念能够推动社会,成为世界上的一种重要力量。

IR:您的意思是不是说,宗教利益像物质利益一样,也是真实的? 比如说,像历史上的英国不希望低地国家被控制在敌人手中一样“真实”?

RG:不,我的意思并非如此,因为后者有现实的检验。如果大英帝国不阻止西班牙或FaGuo对低地国家的主宰,或者如果他们说“这实际上没什么重要的”,他们就会发现自己处于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临时美国孤立主义者那样的境地。当时的孤立主义者说:“世界上其他的地方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不久以后,珍珠港袭击就发生了。因此,如果你的观念不符合世界的现实,就会付出代价。同样地,还有一些观念没有能够经得起检验。在此, 我想我受到了约翰·杜威( John Dewey) 实用主义的巨大影响: 真理即实用( truth is what works) 。

IR:我们同意,在一定层次上观念是实在的,但是我们很难知道比如上帝是否真的存在,这一点当然您也能够接受。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一种观念是否真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些真实的、实在的因素对现实产生了影响。

RG:当然。宗教的兴盛与衰败不能不从物质因素的角度来解释。以我刚才提到的基督教为例,物质条件塑造了一种宗教的成功,比如一个特定的宗教机构有充足的财力支持,但也可能出现截然不同的情况。历史上有许多观念缺乏物质支撑,它们最终消亡了。

IR:再回到您的“温和现实主义”以及您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3] 现实主义者对布什政府的政策典型的回应是,美国并没有按照它的国家利益行事。而在您看来,国家利益是由政治精英决定的,“国家”没有它自己的利益。因此,很难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批评布什的外交政策,因为您接受那些掌权的人所界定的国家利益。由此看来,您对布什政府的批评本质上是道德的批评吗? 您的现实主义在多大程度上支持这种批评?

RG:这个问题很好,其中涉及两个方面的议题:一个是关于道德,另一个是关于国家利益。我先来谈谈国家利益。我认为,许多现实主义者相信有一种客观的国家利益,而且他们知道国家利益是什么。我的想法有些不同。考察一下美国,我认为危机和大辩论促成了特定时期对国家利益的界定。在美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次界定国家利益的危机或大辩论。第一次是FaGuo大革命时期杰弗逊的支持者与汉密尔顿的支持者之间的冲突。杰弗逊( Jefferson)主张介入支持FaGuo,汉密尔顿(Hamilton)则反对介入。这个问题最终由华盛顿在他的告别演说中得到了解决,他的思想真正确立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对美国国家利益的界定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我们加入战争,我们回到国内,我们没有加入威尔逊的国联,我们重新退回孤立。这场战争只是一个小亮点,并不构成美国外交政策上的巨大转折。

关于国家利益的第二次大辩论是在1948年。孤立主义的力量在许多重要议题上都是围绕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Robert Taft)的观点而发生争论的,而在另一方的杜鲁门总统支持美国扮演积极的国际角色。随之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杜鲁门获得了胜利。杜鲁门、马歇尔、艾森豪威尔、尼采、凯南、克莱顿和艾奇逊,这些美国外交政策的精英提供了一种新的国家利益的界定。美国必须抓住欧洲和亚洲“边缘地带”的盟友,来更好地推行遏制和威慑政策。因而,为达到这个目的所界定的国家利益持续到1989年和冷战结束。布什总统用预防性战争和“反恐战争”改变了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界定。但是这一次对这个问题没有大的辩论。我想,现在的美国人不知道什么是国家利益,因为没有通过政治斗争来做出这个决定,因而也没有共识。我们不能仅仅继续一项由政府最高层秘密制定的外交政策,其中充满了谎言和欺骗,就像在伊拉克战争中所发生的那样。

对美国未来的国家利益的界定,应该有一场大的辩论。在这样的斗争中,国家利益才能得以界定。因此,从历史上看,美国有两种关于国家利益的界定:一种是由华盛顿制定的,另一种是由围绕在杜鲁门身边的集团制定的。现在,布什试图创造另一种外交政策,一种更加具有侵略性、干涉性和以军事力量为主导的政策。一场真正的辩论很困难,伊拉克战争期间人民不满地表达着他们对当前政府的强烈批评。

IR:因此,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了观念的争论,这是不是支持了观念是变革的动力的说法?

RG: 部分上是这样。拿以色列在当前美国政策中的地位来说,如果以色列的安全是在受着美国的保护,那么我们所依据的是一项基于意识形态的外交政策,而不是一项基于利益的政策。这也是许多现实主义者反对布什主义的原因,他们希望看到由利益来主导,而不是由意识形态主导。

二　对学术历程的回顾

IR: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您进入这个领域之初的情况。当您最初涉足研究时,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有哪些重大发展?

RG: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当我在研究生阶段跟随伯克利大学厄恩斯特·哈斯( Ernst Haas) 、保罗·西伯里( Paul Seabury)以及其他人从事研究与学习时,“新社会科学”大行其道,这一点在哈斯的研究中表现得很明显。尤其是他的《民族国家之后》一书,其中大量参考了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和其他社会科学家的著作。国际关系领域逐渐脱离了法律、组织和外交史,取而代之的是占据了主流的集团理论和行为主义。因此,这一时间出现了奥兰·扬(Oran Yong)和理查德·罗斯克莱斯(Richard Rosecrance)等为代表的有关体系理论的著作。今天, 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和肯尼思·沃尔兹(Ken Waltz)对体系理论的应用做了重大的发展,但我本人从未青睐这种方法。

IR:为什么会这样? 是因为您把自己看做是不同类型的现实主义者吗?

RG: 我认为这是因为受了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挥之不去的影响。他强调我们必须从国家行为体的视角观察国际政治,关注它们的行为、它们的利益以及权力等等。在我看来,过于强调基于特定规则或逻辑的体系会忽略很多的东西。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毫无疑问对这个领域贡献巨大,尽管如此,我更倾向于以行为体为导向的现实主义,而不是以体系为导向的现实主义。

IR:在您看来,沃尔兹的第一本书《人、国家与战争》是不是比《国际政治理论》更重要?

RG: 《人、国家与战争》是一部经典之作。当我还是一个研究生的时候,读到这本书对我触动很大。也有许多人说,您不可能做出像他那样杰出的成就,但这本书比后一本书更能触发我尝试着去理解人们如何思考国际关系。

IR:再多谈谈摩根索。您似乎说过,在这个领域里其他的理论家来去匆匆,惟有他的现实主义经久不衰。这是不是代表您的立场?

RG: 我深受摩根索的影响,但并非他的门徒。我认为摩根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如果要我从他的著作中挑出一本来,我选择《科学的人对抗权力政治》。那是一部真正的经典,完成于他来美国之后不久。他试图解释自由主义的力量在欧洲的失败,以此来理解纳粹威胁的本质。我常常感到好奇,这部更富哲理的著作与他的教科书式的著作《国家间政治》之间存在着思想上的转变。我也喜欢阅读那本教科书,但它在学术上有很多问题。摩根索写作《科学的人对抗权力政治》一书时还没有来到芝加哥。而当他到了芝加哥之后发现,那里被风行一时的社会科学所主导。他显然意识到,如果要产生影响,他必须学会如何去从事社会科学的写作。他认为国际政治学必须以成为一门客观的科学为目标,我想,这一点受了那些在比较政府和其他分支领域推行政治学应该成为一门客观科学的思想的学者的影响。不无矛盾的是,当您翻到《国家间政治》一书结尾的时候,它成了一个关于国家应该如何行事的道德手册。我认为以他那种方式把客观的和道德的放在一起是不可行的。卡尔( E. H. Carr)在《二十年危机》中把道德与现实主义视角结合得更成功。

IR:这种并列反映了摩根索的思想在政治上的紧张。国家利益是他思想的核心,但他也倡导世界国家。他对均势进行了理论化,但也主张消除核武器——对许多现实主义而言,这是“终极威慑”。

RG: 完全正确。他绝不是一个客观的、冷漠的分析者,他有很强的道德观念。我还记得自己担任国会研究员、在戈尔参议员( Senator Gore)的父亲的办公室工作时,当时正值美国的U2 间*飞机被苏联击落。我打电话咨询摩根索对此事件的反应。他当时无疑对局势的发展感到恐惧,认为美国应该做出赔礼道歉。他担心,如果不严肃地采取措施来缓和紧张关系,这将成为一场大战的开始。他对此事反应强烈,完全不符合一位冷漠的现实主义者的形象。

IR:在您看来,他是如何平衡有关国家利益的想法(您先前已经谈到的)和关于世界国家的想法的?

RG: 我认为摩根索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非常有意思:他没有排除世界国家的可能性,但也意识到必须有某种政治机制去实现它。只有通过始终以人类为目的、为人类服务的政治进程,一个世界国家才能存在。只有当它符合有能力创造这样的国家的某些群体的利益时,它才能成为现实。它不可能是人的觉悟或者思想的某种转变的结果——人们突然意识到:“是啊,我们都属于人类,因此让我们来创造一个世界国家。”它可能通过征服和统治的方式出现,但是它不会因为人的智力或道德的某种转变而形成一个世界国家。今天,大量有关国际治理的论述更多的是基于理想,而不是现实。

IR:还有其他一些人对您的思想影响很大?

RG: 我也深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一些英国作家以及对历史研究的影响。刘易斯·费尔(Lewis Feuer)是我学术上的良师益友,他对我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我对学术的热爱。卡尔极大地影响了我在整个治理问题上的想法。他在《二十年危机》中对此做了明晰的探讨。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也很重要,他的国际关系著作是在美国得到承认的少数几个非美国人之一。他是我亲密的朋友,也是一位卓著的国际关系学者。

IR:对于承认这种影响,您可能要小心谨慎,因为它如果泄漏出来,您会被归入重建后的英国学派之中!

RG: 除了特定的个人的影响,有关延续性与变迁性的问题在我的思想中也至关重要。这是我始终认为历史很重要的原因,如果往回看看,很可能在从前发现许多与现在相似的情况,很可能发现一些人们仍然能够在今天的世界找到的进程和行为。我们可以理解过去的人们追求什么以及他们如何达到目标。无论是在意大利城市国家、洛杉矶的黑帮还是今天的国际关系中,都是如此。政治具有普遍性。就这一点而论,我还深受修昔底德的影响。回想一下,在他的巨著的开篇有这样的句子:“我写作此书是因为我所讲述的故事在历史上会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下去。”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论断,他把它建立在对人性的了解之上。修昔底德认为人受到3种东西的驱使:荣誉、安全和财富。我们发现这些是人类身上的支配性动机,它们在历史的过程中会产生相似的结果,比如国际竞争以及主导国家的兴衰。

在教学中,我会指定修昔底德的第一章作为阅读材料,我会提出这些问题:“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不是必然的? 它能不能被停下来? 如何使它停下来?”令人惊讶的是,许多学生都说战争是必然的,因为他们对修昔底德的论据深信不疑。接下来我会问:“既然这样,那么在战争之前,如果外交上发生了或不发生这或那会怎么样? 它是否会使事情以完全不同的进程发展?”我的看法是,根据修昔底德的叙述来看,外交和外交政策本来可能干预和阻止体系的两极化以及由此导致的战争爆发。我试图提示,那些历史的外交转折点在何处。在战争升级的过程中,治国谋略所面临的挑战在于,避免形势发展到没有回旋余地的地步——双方都没有出路:不进行战争的成本看起来大于战争的成本。到了这一步,当然,战争也就变成必然了。应该指出,我后来得知希腊文中翻译为英文的“必然( inevitable) ”的那个词实际上的意思近似于“非常可能”,而不是“必然”。或许修昔底德的论断并不像我们许多人想像得那么绝对。

三　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

IR:具体到国际政治经济学方面,您受到过哪些影响?

RG: 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许多著作影响了我,比如苏珊·斯特兰奇( Susan Strange)关于英国货币的论著,但我认为她对美国的思想界没有太大的影响。理查德·库珀(Richard Cooper)有关北大西洋区域内相互依存的分析也很重要。他是一个优秀的国际经济学者,他的著作从经济力量作用的视角看待世界。如果看一下摩根索,他那儿根本没有经济学。更确切地说,只有一样东西:他确实谈到了国家对权力的需求要具备经济基础,但他对这个问题的阐述仅仅寥寥几行。雷蒙·弗农(Raymond Vernon)的《困境中的主权》一书介绍了多国公司对国家的挑战,在当时也很重要。随后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Nye)对世界政治中的跨国主义研究做了重要贡献。

格雷汉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的《决策的实质》具有重大意义,因为他对国家进行了分解。他展示了决策并不像现实主义假定的那样是在黑箱中进行的,而是官僚利益竞争的结果。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内部的某些利益会与另一国的国家利益产生相近之处,这对冷战时期关于军备控制的思想很重要。一些学者讨论了美国的军控利益与苏联具有相近利益的机构合作的前景,描绘了携手停止冷战的蓝图。

IR:您对当时经济与安全之间的关系怎么看?

RG: 二者关系密切,这可以从美国与欧洲的关系中看出来。对于德国人为何不支持戴高乐反美,我的解读是因为德国依靠美国的力量获得安全。更有甚者,美国和德国之间的安全关系给美国公司进入欧洲提供了机会。如果戴高乐当道,这些公司就会被排挤在外。因此,正是美国与欧洲的安全协定才使多国公司这种经济现象成为可能。哈佛大学的一些学者特别是雷蒙·弗农和罗伯特·鲍伊(Robert Bowie) (他的大部分生涯在国务院度过)在当时与我意见相左,认为经济世界和安全世界之间没有关联。他们含蓄地指责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很有趣,因为在普林斯顿我被看做是最后一个“冷战斗士”。我知道政治与经济之间有关联,我也知道自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激发我更多地研究这个问题。我开始系统地阅读经济史和经济理论。比如我受霍特雷(Hawtrey)的《主权的经济学》影响很大,这位20世纪20年代的货币理论家写了一本极好的关于经济与安全相互影响的书。我还读到过其他有关经济与政治相互影响的论述,后来我发现了一本论资本主义的书,我对自己说:“哈! 这正是我要的! ”我开始意识到,可以有一种关于世界经济的现实主义视角,但不必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IR:在您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著述中,一个核心要旨是有效的国际经济必须有相应的政治框架。这在今天有何启示? 您对有关全球经济和全球资本主义的预测如何? 是不是有一种霸权下的稳定,美国的权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具有统治力? 由此缔造了经济稳定所需要的政治前提是什么? 或者您对全球经济的长期稳定是否持怀疑态度?

RG: 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elberger)是后来被基欧汉称为“霸权稳定论”的肇始者。这种观点认为,如果没有主导力量管理全球经济就没有经济稳定。金德尔伯格是一个有意思的人,他是一位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他眼中美国追求着世界主义的目标。对他来说,一项政策不是受利益的驱使,而是一项我们信仰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诉求。斯蒂夫·克拉斯纳( Steven Krasner)和我把这种符合美国世界主义目标的论点转换到符合国家利益的观点上来。

IR:您对全球化的总体判断是怎样的?

RG: 全球化本质上是由美国主导的,而且大部分人认为这是符合美国利益的;但是我认为,在美国有一种思想上的转变,更趋向于保护主义的色彩。我想说的是,美国的趋势是背离全球化。

无论如何,我认为全球化很大程度上被夸大了。世界经济仍然主要由国家的经济构成,许多的发展与技术有很大的关系,而不是因为开放市场。更有甚者,如果看看整个世界,大部分都处于全球化范围之外。反全球化者说:“全球化将导致全世界人民陷入贫困。”事实上,非洲的大部分、印度农村、中国农村的人口等等都不在这个体系中;数亿人还没有成为全球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他们非常贫穷、可怜。非洲只在世界贸易中占一成左右。因此,当有人说全球化要对世界贫困负部分责任时,我试图弄清楚全球化究竟通过怎样的机制造成了剥削。当我们谈论全球化,我们谈论的是一种相当有限的现象,它有可能被逆转,就像我的同事哈诺德·詹姆斯的研究所揭示的那样,他写了许多著作论及20世纪30年代全球化的破灭。

IR:我们能不能从有关世界经济的研究转到您的相关著述上来? 在您自己的著作中,哪部最让您满意?

RG: 我想,大概是《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下文简称《战争与变革》——译者注) 。

IR:的确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RG: 那本书花费了我很长的时间来思考。已故的资深同事哈诺德·斯普劳特(Harold Sprout)促使我沿着这条轨迹思考,他在《世界政治》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讨论资源匮乏和过度扩张,在一次研讨会上还提出过这些问题。这些让我全面地思考历史上的兴盛与衰落的问题。我的书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酝酿。另一位对我影响很大的人是弗雷德里克·莱恩( Frederic Lane)以及他有关威尼斯的著作。当需求增长时,威尼斯人非常精明地把资源从经济领域向军事领域转移。这是他们经历了长久繁荣的原因。他们从没出现过度扩张的问题,因为他们平衡了资源,维持了一千多年。威尼斯人的成功部分上也因为他们没有像荷兰那样强敌环伺。荷兰人陷入了巨大的经济问题而无法解决,因为他们面临英国竞争的压力。这要求荷兰人必须在防御上投入大量的金钱,由此导致在商业方面的衰败,随后18世纪的荷兰大帝国也走到尾声。今天,美国对资源的管理也极度扭曲,有一天这个国家也会为今天不计后果的财政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我并不认为布什政府很好地管理着美国的经济,尽管他们看起来像是精明的商人。

IR:回顾《战争与变革》一书,体系变革需要多久?在当时看起来就有许多重大的变革,比如冷战的结束和“新世界秩序”的宣告, 再比如九一一事件也似乎昭示着一个新时代:当我们回首过去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不禁惊讶有如此多的变革。您在《战争与变革》一书中区分了体系内的变革与体系的变革。我们什么时候经历了最近一次体系的变革?

RG: 根据我在《战争与变革》中对体系内的变革和体系的变革所做的区分,我认为苏联的解体使得体系中非常强大的一方消失了,至少暂时如此,因此我想说这是体系最近的一次变革。

IR:考虑到您对忽视国内经济的评论,您认为当前美国的外交政策也是在一个自我毁灭的过程中吗?

RG: 美国的经济和外交政策是不负责任的,这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及其相对优势已经受到损耗。我来举个例子, 20世纪70年代初发生了一场决定性的变化,当时美国在世界石油中的地位出现了转变。在此之前,我们通过在得克萨斯东部提取更多的石油打破了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联合禁运。1972年我们生产石油的能力达到饱和,对世界能源市场的控制权从美国转移到了沙特阿拉伯。我认为那是世界政治中的一个重大变化,它导致了石油输出国组织的两次禁运。从那时一直到现在,美国在石油方面地位的转变对美国与中东地区之间关系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

这是体系内的变革的一个例子。我们总是难以发现那些会产生重大影响、会导致巨大变革的发展。我还记得读到过一个材料,其中说16世纪或17世纪最重大的发现是金鸡纳树皮或奎宁(治疗疟疾特效药——译者注) ,这使得白人、欧洲人对热带的殖民化成为可能。奎宁使欧洲和西方的扩张成为可能,使帝国主义和殖民化成为可能。显然,有许多其他的东西可以添加到这个故事中,但如果没有奎宁,白人在热带地区建立长期的殖民地就将变得非常困难。

我曾经讲授一门关于技术的课程,在课上我试图从特定的技术发展中找到特定的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原因。我会这样问学生:“什么技术导致了妇女解放运动?”当然,所有的学生都回答:“避孕药。”我告诉他们是“打字机”,打字机在避孕药很早之前就出现了,开启了妇女解放运动。在打字机出现以前,所有的职员都是男性,不需要妇女在家中的最大职业是卖淫。不知何故,打字机开始被看做是一项妇女使用的技术,它使妇女走出了家庭,给她们提供了收入独立的来源。所以我告诉他们,如果真要庆祝妇女解放,应该感谢打字机。当然,我说得有些滑稽,但核心是在人类社会中很难找出发展链条上的第一要因。这也使得对未来的预测尤其值得怀疑。

四　对国际关系研究现状的评论

IR:您如何看待国际关系学术界最近的理论发展?

RG: 让我们谈谈建构主义。在一定层次上,它告诉我们观念、概念、学术思想很重要,这些当然是很重要的。“国家”这个观念是人的思维中的概念化,因此是一种“认同”的观念。然而,建构主义的论断常常过分了,忽视了物质因素的作用。国际关系除了单纯的概念还有许多东西,实在的东西在那儿明摆着。我在书中指出过:过去500年间英国有一项主要的目标是当时的历届政府都有的,就是防止低地国家落入敌人手中。这个目标被视为一项至关重要的利益,事关英国的存亡。这是一个客观的安全问题,它是由地理所塑造的,比单纯建构的东西更基本。对我而言,像经济组织或军事技术的变化这些物质要素比那些本质上属于主观构造的要素更重要。

IR:对您来说,物质因素可能有助于解释观念要素,而对建构主义者而言,他们想赋予观念的内容有更大的自主性,或者并不是由物质因素决定的。可不可以这样说呢?

RG: 我同意。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相信物质基础决定观念的上层建筑,但肯定也不能忽视资源、利益等的基础作用, 也不可能通过想像一个存在的世界来改变现存世界。有确定的现实在那儿,如果你不加考虑就硬往上面撞,那么现实的撞击就会是结结实实的。

IR:如果建构主义在您看来是有问题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猜测,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在您看来问题是否更大?

RG: 一点没错。这些思想在美国曾经流行一时,但我觉得它们几乎已经过时了。解构的思想能够被接受部分上是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怀疑,它提供了一种批判社会和政策的不同途径,同时也认为任何事情都充斥着政治、剥削等等。对于那些有左派倾向、并且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是一种失效的分析工具的人来说,这种思想特别具有吸引力。1983年,耶鲁大学的人文教授、解构主义核心人物保罗·德曼( Paul DeMan)被揭露出对纳粹占领时期他的母国比利时的叛国主义和反犹主义新闻报道负有责任,这一事件给了美国学术界的解构或后现代主义沉重打击。在美国,英语系是后现代运动的中心。我的一位英语教授同事宣称,如果想要真正了解美国学术界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什么,您就应该首先看看英语系,看看他们在干些什么,因为他们为未来定下了基调。在这点上,解构现在已经过时了,我不确定现在最流行的是什么,或许是混沌理论( chaos theory) 。

IR:您对国际关系学科及其种族中心主义( ethnocentrism)怎么看? 您在前面已经给了我们一些线索,而且您在《战争与变革》一书的序言中也曾提到过。国际关系仍然是“一门美国社会科学”吗? 如果仍是这样,是好事还是坏事?

RG: 我想现在还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即这个学科仍然是由美国领导的,尽管现在比过去的程度要低一些。我认为,美国的领导地位与美国大学的比例和资源有很密切的关系。对于美国人的种族中心主义,我本人很反感,这一点贯穿在我关于欧洲和东亚的研究和著作中。

IR:美国对学科的主导本身有什么表现?

RG: 在期刊上有把关,有特定的学术规范。现如今在美国,整个理性选择方法非常强势,比如那种认为可以把经济学领域的思想和方法运用到对政治科学的思考中来的想法。在美国,几乎每个主要的院系都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一边是那些更传统的思维方法的人,另一边是那些想把国际关系变成像经济学那样的科学的人。我不知道现在这场斗争停在何处。

(南开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系博士生刘丰译)

注释：

[1]文中各部分标题为译者所加,感谢《国际关系》杂志主编肯·布斯(Ken Booth)教授和Sage出版社的大卫·梅因沃林(David Mainwaring) 、马修·兰伯特(Matthew Lambert)同意授权译者翻译此文。

[2]罗伯特·吉尔平出生于1930年,曾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的伍德罗·威尔逊学院和政治学系,目前是该校艾森豪威尔公共与国际关系事务名誉教授。从美国海军退役后,他先后担任了美国政治学会的国会研究员、哈佛大学科学与公共政策项目研究员、勒曼研究员、埃伯研究员以及美国政治学会副主席,并遴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院士。他还有许多访学经历:伦敦经济学院( 1964年) 、FaGuo洛克菲勒研究员(1964～1965年) 、日本国际大学( 1984) 、欧洲大学研究所( 1989年,佛罗伦萨) ,近年来任教于米兰天主教大学和博格尼亚大学。他出版的著作有:《美国科学家与核武政策》( 1962) 、《科学时代的FaGuo》( 1968) 、《美国权力与多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1975) 、《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1981) 、《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 1987) 、《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 21世纪的国际经济学》( 2000)和《全球经济学:国际经济新秩序》(2001) 。大多数著作已被翻译为多种语言,并有多部获奖。

[3]Robert Gilpin, “War Is Too Important to Be Left to Ideological Amateur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9, No. 1, 2005, pp. 5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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