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部理论是对总体理论的有益补充，它们使得国际关系的研究对象和议题大大扩展，许多具体问题的研究大大深入，研究方法日益多样化，如以计算机为工具的数据分析、采访和口述、模拟等，从而促成了许多局部理论的创建，如决策理论、危机理论、军备竞赛理论、谈判理论等等。这些局部理论对于当代史案例研究的巨大促进作用，已由该领域许多杰出范例所证明。如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的《决策的实质》（Graham Allison,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Crisis, Boston: Little Brown, 1971）一书，通过分析、归纳与总结，对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苏双方的决策进行了详尽研究，创造性地提出了"理性模式"、"组织机构模式"和"政府政治模式"三种对外决策模式。30多年来，他的这个理论创建仍被认为是最权威的外交决策理论，成为政府决策者和研究人员用来观察、理解和预测各国对外政策特别是危机时期外交决策的理论依据。艾利森的决策模式是从某一个案例研究中得出的绝佳局部理论，它对当代史研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但是，将局部理论运用于当代史研究时，要严防它们的一些致命弱点。第一，局部理论通常只讨论某一个事件的某一个方面或某一类因素，只探讨某一个或某一类细节/枝节/表象，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专注边际，忽视根本，看不到事件或问题的本质，或从某一个或某一类因素出发研究多个问题，如以国际危机/危机处理/危机决策作为研究对象的心理/行为分析模式，只重视决策者心理因素，而忽视其他诸如国际体系、国内政治等因素。第二，一些研究者在运用局部理论时往往脱离复杂的实际经验，过分强调定量分析，滥用科学方法，注意分析形式，不明白经验事实的极端复杂性，以所谓科学的模型或分析方法去预测一个涉及多种复杂因素的危机/事件/结构变化，从而根本不可能做到科学行为主义者所声称的"科学"和"准确"。比如，国内外学者用定量分析方法去预测极其复杂多变的中美关系以及台湾问题的未来走向，并声称其研究是科学的、准确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局部理论把社会科学等同于自然科学，漠视认识的相对性，缺乏必要的怀疑态度和批判精神。（Hedley Bull,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Case for a Classical Approach", in World Politics, vol. 18, no. 3, pp. 361~377）
三
局部理论的上述缺陷表明，生搬硬套或牵强附会地运用局部理论，或把一个个的局部理论堆加起来，国际关系就无法得到统一而又系统的说明。适当而又成功的运用，除合理借鉴局部理论和总体理论各自的优势以外，还在于合理地借鉴各种局部理论的优点。以国际危机研究为例。关于国际危机的局部理论主要有两个：一是以战略分析家为代表的理性分析模式，认为行为者是理性的，危机是战略讨价还价的最高形式，强调通过威慑、强制等手段处理危机，着重探讨怎么应对、怎么处理危机；二是以和平与冲突解决研究人员为代表的心理/行为分析模式，强调冲突中的心理压力、威胁感知和敌对关系。这两种分析模式都是外交决策理论，它们各有特征，但也各有缺陷，如果只以其中一个去研究某个案例，结论和结果可能是互相矛盾的。因此，当代危机外交研究的杰出代表詹姆斯·理查森指出，必须避免以某一个模式去解释一个或多个案例，而是要综合各种模式的优点，依靠研究而不是假设去解释历史。（James L. Richardson, Crisis Diplomacy: The Great Powers since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