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海啸延缓“富二代”接班 危机使他们更坚韧

白鹤

金融海啸延缓“富二代”接班 危机使他们更坚韧　金融海啸延缓“富二代”接班


　　金融危机令“富二代”们向父辈交出企业决策权，也令他们更加坚韧、更具危机意识


　　“我的父亲和比尔·盖茨同年同月同日生！”缪新颖手里玩转着一个酒瓶，酷酷地对本报记者称。


　　这是11月29日晚上10点多，在广东江门的一间大型酒吧里。舞台上主持人正邀请观众到台上做一个互动游戏。温州小伙缪新颖想冲上去，结果被他的朋友陈天红、叶凡等人抢了先。


　　从外表上来看，他们显然是“80后”的都市男女，周末到酒吧放松心情。不过，他们还有另一个身份——“富二代”——都在父亲创建的企业中担任要职，都是呼之欲出的新掌门人。


　　这一晚，这间酒吧里的“富二代”代表超过40位；他们聊到零点过后，非常不情愿地离开了。


　　因为，次日早上等着他们的，是一场名为“金融海啸中的民企转型之道：长三角对话珠三角”的论坛。


　　危机释兵权


　　第二天的早上，站在记者面前的，还是同样一帮人——三十来位长三角地区的“富二代”，十来位珠三角地区的“富二代”。但他们的着装显然正式了许多，虽然相互之间都已熟悉，这一论坛可以说是朋友间的交流，但他们仍然正襟危坐，甚为“认真”。


　　除着装外，“认真”的另一处细节表现是，好些人都做了“功课”，以便发言时做到言简意赅、直击要害。


　　缪新颖就是其中一位。他是温州新丰集团董事长缪存良的儿子兼助理，今年25岁；缪家做的是装饰材料，在温州和广东都有工厂，缪新颖与父亲“分而治之”，自己负责温州的3家公司，父亲负责广东的1家公司。


　　这样的“分工”，父亲显然有意在历练儿子，缪新颖知道父亲的良苦用心，所以自从前年从加拿大留学回来进入父亲的公司，一直干得很努力。


　　未曾料到的是，今年的“金融海啸”，来得如此凶猛。尽管缪家企业以内销为主，但仍然受到了冲击，11月份的销售额比上一月下滑了25%。


　　这使得缪父很受触动，之前有意退居“幕后”的他，恢复了忙碌，紧锣密鼓地开会，研究、部署应对之策——11月份的会议不下五次，12月1日下午，缪家召开了又一次小范围的“家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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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家里很民主，我跟父亲是很好的朋友。”缪新颖说。不过，他承认，金融啸发生后，他更多是以父亲的“智囊团”成员的身份参加决策讨论，一些应急方案的拍板，资金调度等，仍是父亲亲自掌舵。


　　比缪新颖还要惆怅一些的，是和他同岁的温州老乡陈曦。陈曦是温州知名鞋企东艺鞋业掌门人陈国荣之子，他大学毕业后，并没有进入父亲的公司，是选择到上海创业，成立上海维泰利德贸易公司，做起贸易商来；他还曾大胆进行证券投资，一度成为浙江东日的第三大股东和神马实业的第三大流通股东。


　　然而，两年后，他的贸易公司最后落得被父亲“吞并”的宿命。陈国荣显然是出于资源整合、“抱团过冬”的考虑。


　　陈曦后来意识到了这个“冬天”的残酷：“我一直在想，危机可能并未过去，未来两到三年环境可能会更坏。”他用一种超出他年龄的深沉，对南方周末记者诉说着他的忧虑。


　　难得的契机


　　“逆运不就是性格的试金石吗？”19世纪FaGuo作家巴尔扎克说。这句话用在当下金融海啸中中国的“富二代”身上，再合适不过了。


　　以“80后”为主体的的“富二代”们，对权力的迷恋并不像他们上一代人一样，他们更在乎的是自己的个性能否得到最彻底、最直接的释放。所以，缪新颖和陈曦们，并没有因为“兵权”被削弱而萌生过多的不快，反而在思考危局下暗藏的机会和变革的可能性。“我在找时机，最近几年可能要投资银行等金融领域，到时候我就可以大显身手了。”缪新颖说。


　　陈天红注重的则是利用危机，蛰伏下来，注重品牌的打磨。27岁的陈天红，是号称“江南最大私家园林”——苏州静思园的总经理，其父陈金根任董事长。尽管受金融危机冲击较小，但乡镇企业出身的陈金根，仍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心存疑虑，不过这倒是给了思想开放的陈天红很大的空间和舞台。“我父亲是啃骨头型的；我现在换了个思路，做长线。”陈天红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她最近正在上海重金招聘一个核心团队，“完全是我自己招的人，我父亲只是来上海的时候大致了解下情况，除非是公司高层人选，他很少插手。”


　　陈天红言语中充满自信。她和她父亲的“差异”，其实也折射出当下“富二代”接班的一个特征：尽管金融危机有可能推缓了他们的接班时机，但一旦有一天企业的接力棒真正传到了他们手中，他们会比预料中更坚忍，更有主见，也更具危机意识。


　　林昌盛也属于这个群体中的一员。他是顺德伟雄集团掌门人林伟雄之子，负责伟雄集团旗下一家子公司；伟雄集团总经理由他的姐姐林超群担任。“我父亲是老思想，不想得罪人，在向客户索要货款时习惯妥协，这一点跟我们这一代人有所不同。我的想法是，关系要搞好，同时也得明确还款计划；他一开始坚持己见，后来也偶尔接纳我的策略了。”林昌盛对南方周末记者称。


　　叶凡甚至有点“嘲笑”父亲叶祥尧——一大把年纪了才经历难得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叶家父子执掌着长城电器集团，清瘦的叶凡今年只有25岁，名片上印的头衔是“长城电器集团总裁助理”，就是这位年轻的“助理”，说服父亲及早裁员，暂缓扩张步伐。


　　“我觉得裁员并不丢人，反倒是光荣的事。”叶凡说，“我爸起初有些固执。而我觉得，这轮危机的‘底儿’带有很大的随机性，因为市场的情绪很难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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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竟的课程


　　尽管他们中间有人以“我不是什么企业家，充其量只是一个小老板”来回应外界冠以他们的称谓，但毫无疑问，“富二代”群体，正向历史的前台走来。这一群体的主体，已从之前民间耳熟能详的诸如娃哈哈掌门人宗庆后之女宗馥莉、碧桂园掌门人杨国强之女杨惠妍，扩展到了整个中国企业界，以长三角与珠三角为甚。


　　11月30日，数十位“富二代”就金融危机下的契机与变革聊得不亦乐乎，然而，他们谈及全是商业技能范畴，对于处理政商关系的心得，鲜有人提及。


　　“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当记者与叶凡聊起最近的“黄光裕事件”时，他显得有些无所适从。


　　同样，对于最近坊间热议的“4万亿投资计划”话题，更多的“富二代”们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兴趣，其中一位后来甚为坦诚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己虽然很自信，也已坐到了公司新掌门人的宝座上，但感觉到现在民企的外部环境并不乐观，也变得更为复杂，“未来几年内可能仍然是借助父亲的资源和关系做事，与政府打交道是我父亲的长项”。


　　惟一愿意与南方周末记者分享政商关系之道的是瞿军晖。他是1981年生人，现在是浙江、海南、广东几个地产和酒店项目的负责人，最近在中山筹划一个大型项目，初期投资为5亿元。乍一听，这又是一位家业坚实的“少主”，后来记者才了解到，他是当日同行者中的“特例”——父亲是湖北农民，自己并非“富二代”。


　　瞿军晖显得很老练，他说他35岁之前一定退休。而对于与政府与银行打交道的心得，“要善于变通，但绝不行贿，我可不想后来几十年光景在（监狱）里面蹲着。”瞿军晖说。然而，对于他的“变通”，在场的他的同龄人却很少能揣摩出所以然来。


　　这似乎是当天“富二代”们暴露出来的“最大欠缺”；也是他们称瞿军晖为“老瞿”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