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格之春：唤醒人权意识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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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纽约时报》观点专栏：捷克共和国前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的政治顾问Jiri  Pehe评价布拉格之春

　　四十年前的上个星期，《华沙条约》的五个成员国在苏联指挥下把装甲坦克开进捷克斯洛伐克。结束了布拉格之春——捷克斯洛伐克短暂的政治自由化和文化繁荣时期；开始了苏联21年的高压统治。这是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两国历史的转折点，但捷克与斯洛伐克人对40周年纪念却并不热心。

　　在布拉格城堡的官方纪念仪式上，捷克共和国总统瓦茨拉夫?克劳斯发表了演说。斯洛伐克和捷克共和国两国的总理为在温塞斯拉斯广场（Wenceslas Square）举办的展览揭幕，温塞斯拉斯广场是1968年苏军与布拉格市民发生冲突的地方，展览展出了苏联T-54坦克进入布拉格的照片和自制的反侵略海报。但是多数政界领导人都只发表了简短的讲话。

　　许多一流的捷克和斯洛伐克思想家对这一纪念日并不重视，因为他们认为布拉格之春在本质上是共产党的家务事——党内改革者要压倒强硬派的一次尝试——所以现在真正的民主派对之兴趣不大。捷克新闻媒体上的文章指出，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包括第一书记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天真地认为他们能够以“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维持统治。当他们废除新闻审查制度、容忍艺术自由、放松旅行管制和允许新兴的公***动存在时，他们只是制造了一种威胁到共产主义制度的病毒。

　　但是，我在易受影响的13岁时经历了布拉格之春，在“正常化”的高压统治时期长大成人，并且在流亡美国和德国时观察了我的国家1981 至 1989年间的变化，所以1968年对我来说是珍贵的记忆。我猜想，我们长期以来不愿意公开讨论这段历史，表明尽管在过去19年里民主制度已经扎根于此，但共产主义留下的创伤今天依然历历在目，比其他记忆更加难以忘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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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60年代初，共产党政权放松了文化管制，政治解冻由此开始，并在1968年达到高潮。这种形势反过来又鼓励了知识份子和艺术家要求更大的自由。1967年秋，捷克作家联盟大会成了主要阵地，米兰?昆德拉、鲁德维克?瓦楚里克、巴韦尔?科胡特、伊凡?克利玛和瓦茨拉夫?哈维尔等作家呼唤更大的自由。文艺界的压力是杜布切克当选为党的最高领导人的因素之一。

　　同等重要的是公民社会的觉醒。在二战之前和二战刚结束时民主的捷克斯洛伐克成长起来的老一代人，与对斯大林共产主义感到失望的年轻人站到了一起，掀起了一场社会运动。这场复兴的民权运动范围广泛，表明大多数人渴望自由、愿意追寻梦想，虽然明知克里姆林宫会不择手段地阻止运动。

　　关于布拉格之春的重要性，昆德拉先生和哈维尔先生在1968年底提出了相反的观点。昆德拉先生认为，布拉格之春是一场影响深远的社会实验，捷克人民求诸本国最优秀的历史传统，试图创造一个崭新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政治模式——避免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具有更高品质的民主制度。

　　与昆德拉先生不一样，哈维尔先生从未加入过共产党，他提出了一个更为清醒的观点：布拉格之春只是试图恢复捷克斯洛伐克以前的西方式民主制度。1989年剧变之后，初期形势的发展似乎证明了哈维尔先生的观点。多数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不希望再走被很多人视为乌托邦的第三条道路，而是支持传统的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

　　从另一方面来说，共产党政权结束了大约40年后的今天，越来越多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诟病本国现行的民主制度，其特征是腐败、政党犬儒主义、民粹主义和把国民变为消费者的资本主义压力。现在，批评这些社会弊端的正是哈维尔先生。

　　布拉格之春对捷克斯洛伐克以外的世界产生了真正的影响。克里姆林宫动用血腥武力破坏这场社会实验的决定，对欧洲共产主义运动起了毁灭性的作用。1968年以后，在FaGuo、意大利和其他西欧国家曾经很有影响力的共产党逐渐式微。

　　布拉格之春所启蒙的思想，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20世纪80年代进行政治开放和经济改革的灵感源泉。与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一样，戈尔巴乔夫先生相信，一定程度的政治和经济民主能够与共产主义统治相结合。

　　当今在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淡化布拉格之春的潮流，也许部分是出于羞耻感——苏联如此轻而易举地镇压了运动、那么多人如此迅速地转向与共产党政权合作。人们难以接受这一事实：激发了那么多希望的运动竟会引来20年的压迫和羞辱。

　　最近捷克议会关于极权体制研究所的讨论，充分反映了我们对本民族的共产主义历史所持的矛盾态度。这家国立的研究所负责收藏和研究共产党档案。为研究所取了这么复杂的名字，立法委员必须界定“极权主义”。他们最后的结论是，捷克共和国的极权主义包括从1948年共产党掌权到1989年天鹅绒革命的整个历史时期。

　　但是把1968年包括进极权时代，就很难解释布拉格之春产生出的文学作品、电影和戏剧，为什么能够比其他国家在共产主义解体之后所产出的作品更有份量。

　　确实，侵略宣告了一个耻辱时期的到来，这个时期始于布拉格之春的领导人被押赴莫斯科、被迫签署《莫斯科协议》。根据协议，10万多苏联军队无限期地驻扎在捷克斯洛伐克。1969年春，苏联扶植了由古斯塔夫?胡萨克领导的新斯大林主义政权，该政权毁灭了1968年的所有自由成果。这个持续到1989年的“正常化”政权是捷克与斯洛伐克历史上最暴虐的政权之一。

　　但是，布拉格之春本身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插曲。1968年是其他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动荡岁月，青年人反叛体制、追求新的生活方式。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实验是全球社会运动的一部分。正如西方的革命一样，它所启蒙的思想依然存在——尤其是对人权的强调。布拉格之春是为建立生机勃勃的公民社会所作的一次有力尝试。今天，当西方世界寻求民众重新关注民主进程之际，人权正是布拉格之春最重要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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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8月的布拉格电台

苗  炜

  
8月21日，星期三，早上6点，居住在维也纳的作家JOSEPH WECHSBERG，打开床边的收音机，收音机里是天气预报，然后播音员用一种平稳的声调说：“昨天夜里11点，五个华约组织国家的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早上7点，他听到报道，坦克正在布拉格市中心穿行。奥地利电台说他们已经无法联系到驻布拉格的记者，凌晨4点，布拉格国际饭店停电，大多数外国记者都住在那里，电讯服务中断了。贝尔格莱德电台不断重复：“大批军队正从不同方向向捷克斯洛伐克移动。”莫斯科电台则是常规的节目——圆舞曲和早锻炼的音乐，7点45分终于播出一条塔斯社的消息，说在捷克进行“兄弟般的帮助”。直到8点他才搜到布拉格电台，女播音员说，军队正在逼近电台大楼，她的声音控制得很好：“他们要让我们沉默，但他们不能让我们的心沉默。”另一个女播音员则强调“冷静和勇气”，然后忽然有一个男人的声音：“军队把大楼包围了。”他肯定拿着麦克风站在一扇敞开的窗前，外面传来机关枪的声音，听上去很近。

女播音员的声音依然很坚定：“他们已经进入电台大楼，但我们还在这里，我们还和你们在一起。我们永不放弃，永不。”另一个女播音员在哭泣，忽然间是沉默，然后是捷克斯洛伐克国歌《我的家乡在哪里》。JOSEPH的公寓，窗户向东，他可以隐约看到多瑙河边绵延的山丘，在那片山脉之后，就是他的家乡捷克斯洛伐克，“那里一定有很多人，听着国歌，和我一样掉下眼泪。”

在一段沉寂之后，布拉格电台的播音继续，一位国会议员发表简短的演讲。电台能继续播出，是因为苏联军队第一次遭到了抵抗，穿着迷你裙的姑娘和穿着牛仔裤的小伙子在电台大楼门口组成了人墙，他们迫使坦克停了下来。一个男人在哥特瓦尔托夫Gottwaldov发回报道，“这边也有成列的坦克，离他们远点儿，攻击他们是愚蠢的自杀。”当天晚些时候，收音机里传来一个声音：“这里是自由的、合法的捷克斯洛伐克电台。”随后一个女播音员说，那些呆在夏令营里的孩子是安全的，父母们不要担心

8月23日凌晨5点04分，捷克境内最后一家官方电台被包围，但“自由的、合法的”广播网在继续工作，有些播音员的声音是听众所熟悉的，有些则是新人，背景有些嘈杂，敲门的声音、隔壁房间里讨论的声音，每隔几分钟，播音员就会重复一遍，“这是自由的、合法的电台”，以便让刚刚加入进来的听众明白。50万军队正在搜查这些电台，常常是一个电台消失了，另一个电台就加入到广播网中，他们宣称，有1400万国民的支持，这样的广播将持续下去。苏联军队摧毁了许多发射机和电缆，但广播网依旧很有效率的在运行，德国小说家波尔当时正在捷克访问，他接受了一个电话采访，很快就从收音机里听到自己的谈话。捷克学生拿着自己的小收音机靠近苏联坦克，想让那些士兵听到“真相”。在维瓦尔第的音乐之后，播音员说，“我们的国家曾被占领过好几个世纪，今天更需要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历史是悲伤的历史，我们的武器是我们的尊严。”接下来，另一个女播音员说，“我们并没有感到任何英雄主义，我们只是在做自己的工作，希望那些呆在街道和广场上的人赶紧回家，街上并不安全。”依靠广大听众的消息来源，广播网有时还会向某个电台的秘密地点发出警告：“赶紧带着你们的设备撤退，军队正向你们那个方向进发。”

苏联军队知道播音员的名字，知道他们的家庭住址，但并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工作。8月25日，广播网继续传递各种信息，播出各色人等演讲，在危急情况之下依然注意自己的遣词造句，有记者从布拉格郊外的捷克军队营地发回报道，“营地已经被坦克包围，捷克士兵只能从住所的窗户里向外张望，他们好像置身于卡夫卡的小说之中。”有主持人发表评论：“这些天我们接触了许多无法翻译成捷克语或斯洛伐克语的单词，他们来进行‘兄弟般的帮助’，我们所做的是‘反革命的’，我们太聪明了以至于难以理解这座巴别塔，但我们知道巴别塔还是会倒塌。布拉格终将成为一座沉默之城，但我们的语言还在空中，他们不能用枪击落语言。”

8月27日，一个知名演员在电台中谈话：“每个人都在历史中扮演自己的角色。未来的演出、报纸都会经受审查，但我们的思想中并没有审查制度。”8月28日，电台中的呼吁：“教师们，你们对这个国家负有责任，你们要本着自由和人性的角度来指导孩子，记住这些天发生的一切，把真相告诉给孩子们。”8月29日早上，一位奥地利工程师告诉JOSEPH，只有一家“自由的”电台还在播音，在950千赫，JOSEPH找到那电台，声音如耳语，接下来便是一片死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