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复合体理论与东亚安全区域主义

清水煮音

[内容提要]“安全复合体理论”采用物质主义与建构主义混合的研究方法,以区域为聚焦点的安全相互依存为基本前提,阐述了由权力分配主导的物质结构和友善—敌意模式主导的社会结构组成的区域安全结构,及其结构变化的“国内—区域—区域间—全球”多层次的动力、“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多领域议题、“国家—非国家”多样性行为体和从“冲突形态”经由“安全机制”到“安全共同体”的连续统一进程。本文以此为理论工具,在分析新兴的“东亚安全复合体”安全结构及其变化的多层次动力和安全区域化现实的基础上,描绘了东亚安全区域主义走出现存的“霸权”、“均势”和“联盟”等“弱安全机制”,经由以“大国协调”和“集体安全”混合体为基础的真正的“综合安全”和“合作安全”等“强安全机制”,最后至区域一体化推动的内生的“安全共同体”的可选择的发展道路。

[关键词]安全复合体理论　区域安全复合体　安全机制　安全区域主义　东亚

　　从1997 年东亚金融危机以来,一个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的新的东亚区域安全已成为国内国际关系学界研究的新课题。就其研究状况看,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以现实主义传统的“安全困境”为出发点来审视东亚区域安全的现状和前景;二是将东亚区域安全置于更大范围的亚太区域合作的框架内来分析。① 其中,前者过多关注了东亚区域内部国家间冲突和竞争的关系,后者过分关注了亚太区域大国关系和区域间多边安全合作。更重要的是,两者以经验性为主的分析都明显忽略了东亚区域层次的安全动力,即没有从东亚安全区域主义( security re2gionalism) 的发展来寻求东亚区域安全合作的现实道路。其症结之一在于东亚区域合作“明显缺乏适用理论的有效指导”②。这在客观上要求东亚区域安全研究找到一种能够真正体现出该区域自身动力的理论方法。而“安全复合体理论”(又称“区域安全复合体理论”, regional security complex theory , 简称RSCT) 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上述研究的不足,从而为东亚区域安全研究提供一种可选择的理论方法。该理论由著名安全研究专家、“哥本哈根学派”(Copenhagen School ) 代表人物巴瑞•布赞(BarryBuzan) 首次提出③,并经他与其他学者的进一步理论化, ④逐步形成冷战后安全研究的“区域主义视角”和“现存唯一的区域安全理论”。⑤本文旨在通过解读“安全复合体理论”的核心分析框架以及建立在该理论之上的区域安全秩序的理论模式,并以此为理论工具分析了冷战后东亚区域安全结构变动的多层次动力和东亚安全区域主义的可选择的发展路径,以期为兴起中的东亚区域安全研究探索出一种理论分析的新视野。

一、“安全复合体理论”的分析框架及其重要意义

　　“安全复合体理论”分析框架的基本逻辑源于如下事实:一方面,国际安全是相互关联的事情,即体系中所有的国家和其他行为体都被纳入一种“安全相互依存”的全球网络关系之中,但由于各种威胁带来的不安全更易于短距离传播,大多数国家和其他行为体对相邻国家和其他行为体的恐惧超过了对更远距离国家和其他行为体的恐惧,而这种“安全相互依存”的常规模式是一种以区域为基础的安全聚集———“安全复合体”,即区域层次成为国家安全与全球安全互动的末端和绝大多数安全行为的发生地;另一方面,冷战的结束开启了区域自主管理自身事务的新的可能性和现实必要性,使区域现象成为世界政治经济更明显的特征,以致开始出现“强有力的区域构成的全球性世界秩序”和“区域+ 强国”的新的国际安全结构。所以,这种介于国际体系和单元(包括国家、民族和跨国公司等) 之间的区域层次已成为安全研究的最恰当的切入点。这种以区域为聚焦点的安全相互依存成为“安全复合体理论”的基本前提和核心观点。①就此,布赞把“安全复合体”定义为:“一组单元,它们的安全化、非安全化的主要过程或者两者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致其安全问题不能彼此分开地合理分析或解决。”②具体而言,“安全复合体理论”采用开放的分析框架,它主要包括以下几大部分:一是物质主义与建构主义混合的分析方法。在物质主义一侧,该理论采用接近于新现实主义有限的领土和权力分配的观点。它认为, “区域安全复合体”是通过持久的友善—敌意(amity/ enmity) 关系和以具有地理内聚力的安全相互依存双重模式来定义,其形成源于无政府状态权力结构与行为单元地理接近性之间的互动。正是无政府状态+ 距离效应+ 地理多样性支配着安全相互依存的区域聚集,并强有力地由行为单元的权力所传递。但是,与新现实主义不同的是,该理论反对过分强调大国作用和均势,并确保给予地方单元因素在安全分析中以合适的权重。在建构主义一侧,该理论将之建立在安全化理论之上,即关注安全议题被社会建构的政治进程。它认为,由于安全是行为体创造的,所以“区域安全复合体”也是社会建构的,并依赖于其内部行为体的安全实践,即那些由行为体安全化的议题和对象决定着该区域的再生和变化。在这里,安全议题是宽泛的,它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环境和社会(认同) 等;安全的指涉对象既有集体(包括国家、民族、宗教、部落等) ,也有政治和经济部门(如自由贸易、人权、不扩散等) ;它的行为体是多样的,包括国家和非国家等。③

二是四大变量构成的基本结构。一个“区域安全复合体”的基本结构由四个变量体现出来: (1) 边界,它将一个“区域安全复合体”与其邻居区别开来,依据就是地理接近性、友善—敌意关系和安全相互依存模式; (2) 无政府结构,指一个“区域安全复合体”必须由两个或更多的自主单元组成; (3) 极性,又称物质结构,它由单元之间的权力分配构成,通过全球层次的超级大国( superpowers) 与大国(great pow2ers) 和区域层次的区域国家(regional powers) 来界定,由此形成从单极、两极到多极的结构; (4) 社会结构,它由友善—敌意模式构成,依赖于敌人、对手和朋友等各种角色由强制(外部力量) 、利益(得失考量) 和对合作的信任(对正误、善恶的理解) 内部化的程度。所以, “安全复合体”既是竞争的相互依存,也是共同利益的相互依存。布赞强调,所有这些结构都是社会建构的;无政府状态作为一个“区域安全复合体”的基本特性,也是一种社会结构,并由权力分配和友善—敌意关系来定义;权力结构可以影响但不能决定安全关系的特征。④

三是四大变体组成的主要类型。该理论把“区域安全复合体”分成标准( standard) 、中心(centred) 、大国和超复合体( supercomplexes) 四种类型。“标准区域安全复合体”包括两个或更多的国家,它的极完全由其内部的区域大国来决定,所以,其内部主要的安全关系是这些区域大国之间的关系;它可以是单极或多极。“中心区域安全复合体”是单极的,它主要有四种形式,即超级大国、大国、区域国家和制度一体化的区域等。在“大国区域安全复合体”中,它的极由其内部的两个或更多的全球层次的大国来定义;它是全球和区域两个层次的合成,因为该种复合体内部安全动力会因这些大国的权力外溢效应而成为全球层次安全变动的重要因素。“超复合体”就是大国权力外溢到比邻区域而形成的安全动力的强有力的区域间层次。①

四是五大领域互动的安全议题。该理论将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等五个领域的安全议题视为特殊类型的互动,也就是说,五个领域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每个领域仅仅被看作整体的一个纬度。尽管五种安全领域确实各有独特的逻辑,但它们实际上不能被分开。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动力实际上彼此处于紧密的联系之中:贸易和金融要求政治秩序;国家结构依赖于对稳定的认同,也容易对现在的认同构成挑战;文化与政治既影响经济活动,也为经济活动所影响。这种联系也适用于环境领域,因为许多环境问题有力地与经济(如污染控制成本)和社会( 如景区和认同) 联系在一起。这就是著名的“安全领域分析方法”。就它们与地理接近性的关系而言,军事、政治、社会和环境领域表现最为强烈、最为明显,在经济领域表现欠连贯。②

五是四层互动的安全集合( security constella2tion) 。这种“安全集合”意味着“区域安全复合体”的安全动力是由国内、区域、区域间和全球四个互动层次组成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国内层次主要指区域内国家自身产生的代表国家强弱的脆弱性。这种受国内秩序稳定和国家与民族一致性影响的特定的国家脆弱性定义着它所拥有的安全恐惧的类型。区域层次主要是国家间的关系,它总是有效的,有时起支配作用。区域间层次指该区域与相邻区域之间的安全互动。全球层次主要指全球性大国在该区域中的作用,即全球与区域安全结构之间的互动。这种四层互动模式表明, “区域安全复合体”的形成主要是自下而上(或由内及外) 的进程,但也可以是自上而下(或由外及里) 的进程的结果。③

六是结构变化的“安全连续统一体”( securitycontinuum) 。在上述四层互动安全动力的作用下,“安全复合体”的基本结构可能出现三种演进,即保持现状、内部转变和外部转变,其中内部转变是最重要的。随着“安全复合体”内部结构的转变,其物质结构(极) 可以从单极走向多极;其社会结构(友善—敌意模式) 可以从“冲突形态”(conflict formation) 经由“安全机制”(security regime) 到“安全共同体”( securi2ty community) 。这意味着在一个“区域安全复合体”的消极末端存在着“冲突形态”,即其内部的相互依存产生于恐惧、竞争和对威胁的共同感知;在中间,存在着不同形式的“安全机制”,即其内部的国家仍然把彼此看作潜在的威胁,但它们之间为消除安全困境作了再保证安排;在其积极的末端,存在着一个“多元安全共同体”,即其内部的国家不期望或不准备在彼此的关系中使用武力。值得注意的是,该理论认为,如果区域一体化进程推动一个“多元安全共同体”转变为一个自主的单一行为体(或全球层次的大国) ,那么,该复合体就不复存在,因为其成员间的一体化已经将那种无政府结构转变为等级制的政治结构。④这就是建构主义者所说的从冲突、竞争关系到合作关系依次变化的“安全连续统一体”。⑤

“安全复合体理论”的上述分析框架对冷战后区域安全研究具有重要理论指导意义。这主要表现在:它凸显了区域层次在国际安全中的突出地位,形成安全研究的“区域主义视角”;它的安全多领域分析,成为与二战结束以来流行的军事安全占主导地位的战略研究相对抗的“最重要的声音”,并引发对安全的新的深入思考; ① 它的被许多传统理论所忽视的多层次安全互动分析,成为冷战后安全研究的“替代性方法”; ②它的物质主义与建构主义混合的研究方法堪称近20 多年来关于安全问题的“真正的创新研究”; ③它的社会建构的区域安全“连续统一体”观点打破了永恒的无政府状态下“安全困境”的困惑,为兴起中的安全区域主义实践指出一条可选择的发展道路。正如有学者所言:“安全区域主义的财富就是合作、协调和集体行动的权力”,它所进行的制度化的合作有利于克服国家间的误判和误算。④

“安全复合体理论”还有助于解决区域安全研究中一个棘手的问题,即安全区域主义与安全区域化的关系。这涉及安全区域主义的起点问题。该理论用“区域安全复合体的缺失”来解决这个问题。它认为,至少有两种“区域”不能称作“安全复合体”:一是“覆盖区域”(overlay) ,即外部大国已经渗透到该区域并在此拥有牢固的军事力量,而本地国家的联合依赖于大国的竞争,以致本地的安全关系形式事实上已不复存在; 二是非结构安全区域( unstructuredsecurity region) ,即该区域内国家力量太弱以致其权力运用难以超越自身的边界,或者因地理隔绝使该区域内互动难以产生,从而导致构成“安全复合体”结构的安全相互依存不能充分生成。⑤简而言之,一个“区域安全复合体”不仅要有安全相互依存,而且要有自主解决自身安全事务的能力。这就是安全区域化的核心内涵。它清楚地表明:“由相互依存关系构成的区域复合体显示出区域化真正的起点。”⑥这样, “区域安全复合体”不仅“为区域安全分析提供了更有力和更具体的工具”, ⑦而且已成为兴起中的安全区域主义研究的“独立变量”⑧。

事实上,随着“安全复合体理论”逐步走向系统化,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不仅基本认同了它的观点,而且从不同的学术视角将之运用于对安全区域化和安全区域主义的分析。就此,如何在“安全复合体”中建构起理想的区域安全秩序就成了学者们进行理论探索的基本目标,这也是安全区域主义研究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按比约恩•赫特纳(BjÊrn Het2tne) 的定义,“安全区域主义”是指“在特定地理范围内———一个建设中的区域,将包含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冲突关系的安全复合体转变为包含对外合作关系和内部和平的安全共同体的努力。”也就是说,安全区域主义的发展进程是从“安全复合体”开始,通过有效的区域安全管理或安全秩序建构,逐步走向“安全共同体”。⑨戴维•莱克(David A. Lake) 和帕特里克•摩根(Patrick M. Morgan) 等人从探索“区域安全复合体”的原动力出发对之进行了进一步理论和实证研究,并以“区域安全复合体理论”为基点总结出不可分离的、梯级递升的区域安全秩序“五种模式或范例”,即权力抑制(power restraining power) (包括霸权、均势、联盟等) 、大国协调(great - power con2cert) 、集体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 、多元安全共同体和一体化/ 合并安全共同体等; lu 克雷格•斯奈德(Craig Snyder) 则在“集体安全”之后加入“综合安全”和“合作安全”等区域安全结构模式。lv 这些区域安全秩序模式的演变进程与布赞等人从“冲突形态”经由“安全机制”到“安全共同体”的“区域安全复合体”的演变进程相一致,从而为兴起中的安全区域主义研究提供了可供选择的理论模式。


二、东亚“安全复合体”结构及其变动的多层次动力

　　按照“安全复合体理论”的分析框架,冷战后东亚安全结构的一个突出的变化是,新的区域安全动力使原来相对独立的东北亚和东南亚“安全复合体”逐步合并为一个新的更大的东亚“安全复合体”。由于中国、日本在其中所处的核心位置,它已成为目前全球范围内唯一的“大国安全复合体”:其物质结构(极) 并没有形成两极,而是呈现多极化趋势;其社会结构(友善—敌意模式) 表现为冲突、竞争和合作关系共存的态势,但冲突和竞争仍占主导地位;其安全议题表现出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等多领域的综合化趋势,但军事、政治安全更为突出;其安全动力明显表现出国家、区域、区域间和全球层次等多层次的互动,但国家和区域仍居核心位置。所有这些都决定和影响着东亚区域安全结构的变化,进而推动以安全相互依存为核心特征的东亚安全区域化纵深发展。

从全球层次看,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进程加快深深影响了东亚安全区域化进程。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冷战的结束导致两极和意识形态双重全球性力量的崩溃,使原被冷战所“覆盖”的区域和国内的军事冲突与暴力等“旧安全威胁”表面化、剧烈化。这在东南亚、南中国海和“冷战的遗产”———朝鲜、中国台湾问题上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些冲突经常根植于领土问题或与之紧密联系,并经常将邻近的国家和人民卷入,致使通常被理解为排外的国内安全问题国际化,如“东帝汶问题”。正如一位印尼官员所言, “印尼在东帝汶推行的政策已不适应全球化时代”,因为“自由的媒体让全世界都注视着你”。①二是全球性战争威胁的消除和伴随着日益加快的全球化进程出现的贸易、投资、货币和人员流动更大的自由化,使金融危机、环境污染、恐怖活动、移民、贫穷与疾病等“新安全威胁”的跨边界扩散更为突出,并已成为区域不安全乃至暴力冲突的新的重要来源。这些新安全问题虽然已是全球性问题,但它们更多地还是呈区域聚集和扩散之势。东亚金融危机(1997 - 1998 年) 便是典型的例子。这场危机爆发的原因很多, 但跨边界的“金融传染”(financialcontagion) 是重要原因之一。虽然这场危机波及全球,但受害最大的还是其发源地东南亚和比邻的韩国、日本等金融市场开放度较大的东亚国家。②三是大国对外干预的方式发生了新的变化。在冷战后军事单极和政治经济多极的新形势下,大国尤其是美国对外直接军事干预不但更为可能,而且更易受国内因素(如自身偏好) 的影响;区域和国内冲突的剧增也给大国提供了所谓“人道主义干预”的机会。③东亚的现实表明,东北亚在美国安全战略中的地位明显高于东南亚,美国在减少东南亚军事力量的同时加深了对东北亚的直接军事渗透。这恰恰使东南亚的区域化机会比东北亚明显增多。阿查亚认为,大国拒绝安全保护是东南亚区域主义发展的核心因素。④四是全球多边机制难以发挥有效的作用。就联合国安全机制而言,它明显受制于美国的战略意图和偏好,结果出现美国对某些区域干预的减少也使联合国对该区域干预相应减少,而美国对某些区域冲突的不干预或强力干预又使联合国的干预难以发挥作用。摩根甚至说:“就对区域的反应而言,联合国只是一种权威、一种全球层次的遮羞布。”⑤就全球金融多边机制而言,自从1973 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解体以来,它实际上长期处于“无体系”状态。现存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明显难以处理此伏彼起的金融危机。例如,在东亚金融危机的缓和中,本区域内大国发挥了关键作用。资料显示,至1998 年9 月,仅日本为解决这场危机而贡献的资金就达到430 亿美元,约为总数的1/ 3 ;而美国为120亿美元、欧洲为70 亿美元。⑥更为重要的是,上述两大现存的与安全紧密相关的全球多边机制依然处于相互分离状态,面对日益复杂的安全问题它们很难展开一致行动。所有这些都推动了东亚安全区域化的进程。

从区域层次看,兴起中的新区域主义加速了安全区域化的进程。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给东亚带来了新的安全威胁和外在压力,也带来了新的机会,这就是东亚区域意识的产生和新区域主义(new regionalism) 的兴起。东亚区域意识产生的重要表现就是东南亚和东北亚联合思想的出现。体现这种思想的较早的动议有:1990 年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提出建立“东亚经济集团”( EAEG) ,后来又转变为“东亚经济论坛”(EAEC) ;1992 年俄罗斯倡议在东亚建立类似欧安会的多边安全体系,1997 年5月俄罗斯和日本再次建议在东亚建立多边安全机制。东亚金融危机加强了这种区域意识。正如一位马来西亚高级官员所认识到的:“亚洲金融危机表明,东南亚的命运与其东北亚邻国已密不可分,已经到了东亚国家共同商议本区域面临的问题并促进共同的理解和方法的时候了。”①此后,韩国前总统金永三和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先后于1997 年10 月和2002 年1 月提出建立“东亚想象集团”( EAIG) 和“东亚共同体”。前者试图为东亚“更高层次和更宽泛的区域合作和一体化提供一个平台”; ②后者图谋建立一个“联合行动、共同前进的共同体”。③这种东亚联合的区域意识作为一种“认知区域主义”(cognitiveregionalism) 或“想象的共同体”( imagined communi2ties) ,可以促进区域内各国对外政策的互动,从而在减缓国家间“安全困境”中发挥重要作用。④与此同时,东亚区域主义通过次区域、区域间和区域三种渠道开展起来。“次区域主义”( subregionalism) 成果主要表现在:在东南亚,有建设中的“东盟自由贸易区”和各种经济增长三角;2003 年10 月提出的包括“经济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和“社会与文化共同体”在内的“东盟共同体”计划等。更重要的是,东盟长期以来推行的安全区域主义已使之从“冲突形态”走上“安全机制”, ⑤并日益接近“创始的安全共同体”。⑥在东北亚,则有“环日本海合作”、“图们江开发”、朝鲜半岛核问题“六方会谈”和1999 年启动的中日韩“微首脑会议”等。“区域间主义”(interregionalism) 的主要成果有: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 、东盟区域论坛(ARF) 、亚太安全理事会( SCAP) 和亚欧会议(ASEM) 等。

东亚总体的区域主义(intraregionalism) 开始成为主渠道。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东盟首脑和其他官方会议扩大到包括东北亚国家,其中最重要的是1997 年12 月启动的东盟—中日韩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简称“10 + 3”) 。从1999 年召开的“10 + 3”第二次会议开始,其议题从单一的贸易、经济领域拓展到包括文化、信息、安全和社会等领域。这种变化使东亚区域合作的努力移向包括东亚国家相互关系的更宽范围的议题,从而使它“不仅成为管理东亚区域经济的一种途径,也便利于其成员国关于重要安全问题的互动”⑦。有学者称,“10 + 3”对话机制作为东亚区域合作中“最有意义的发展”,已成为“东亚共同体建设的一种活跃力量”。⑧二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从国家主导和市场主导两个侧面展开。前者体现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等区域一体化的正式启动;后者体现在以日本为中心的区域经济网络的形成。这种发展起来的经济相互依存是一把双刃剑。从积极方面看,自由贸易区等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能够通过增强成员国间的政策透明度和相互信任,构建一种积极的外部性,进而推动成员国间安全环境的改善;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一种“发展区域主义”,还可以通过谋求功能和领土之间的合理平衡来增强区域经济的整体互补性,并通过增强和平的环境和消除暴力的因素来预防不测事件发生。⑨从消极作用看,与全球化一样,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经济相互依赖既会加速不安全因素(如金融危机) 的区域扩散,也会因依赖于对外投资和市场而产生一种国内脆弱性。这些因素都会成为冲突的潜在源泉。所以,布赞认为,经济相互依赖是东北亚和东南亚合并为一个“安全复合体”的基本因素。①三是伴随着东亚国家间经济、安全等领域区域联系的不断扩大,遍及东亚区域的社会网络迅速扩散。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以非政府组织(NGOs) 为主体的区域和次区域层次的公民社会组织(RCSs) 或“认识共同体”(epistemic communities) 发展起来。这不仅促进了东亚区域化进程,而且作为一种“第二轨道外交”(trackII diplomacy) 直接推动着东亚区域安全的发展。②四是东亚区域主义的发展推动了区域安全合作的“东盟方式”(ASEAN Way) 或“亚洲方式”(Asian Way) 的形成。梅尔•加图夫(Mel Gartov) 将这种区域安全合作方式概括为: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联合;综合的安全定义;协商的而非霸权或建立联盟;共识的而非协议的;松散的而非紧密的组织和制度;开放的(包容的) 而非封闭的(排他的) 成员等。③这种独特的区域安全合作方式已成为兴起中的东亚安全区域主义的基本特征。

从国家层次上看,国内因素与区域、全球层次的双向互动决定着东亚安全区域化的方向。一方面,全球化与区域化的双重影响使国内冲突、经济动荡和环境污染等更易于“外溢”到邻国,而形成不安全的区域聚集。这种“黑洞综合征”已成为一种威胁民族国家、特定区域和全球的新形式的冲突。④阿约伯(Mohammed Ayoob) 明确将通过“国家建设”( state- building) 建立起来的公共秩序列入安全的组成部分。他认为,领土满足、社会内聚力和政治稳定在国家内部占支配地位,这些国家特征的缺乏经常导致国家间的冲突。⑤所以,“国际安全有赖于国家防止其国内陷入混乱,防止无政府状态跨越其边界殃及全球”⑥。另一方面,民族国家普遍奉行威斯特伐利亚主权观念,不但对别国国内冲突采取不干预政策,而且固守领土等主权不可侵犯原则。这既使领土冲突成为国家间最重要的冲突,又使一国难以控制的国内冲突更易于通过日益开放的边界向外扩散。这样, “国家主权观通过影响区域冲突和合作形式而深刻影响安全秩序的演化路径”⑦。对此,单个国家着眼于国内稳定的安全政策明显难以奏效,而区域主义通过将邻国融入一种区域形态以减弱边界的作用,从而成为缓解这种紧张关系的一种理想办法。⑧就东亚区域而言,国内因素主要从两个侧面影响区域安全:一是冷战后东亚国家广泛推行经济自由化和扩大市场对外开放,并积极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这种遍及整个区域的国内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联合成为区域安全合作的必要条件。⑨正如马来西亚前外交部长默罕米德•沙菲(Mohammed Shafie)所言:“自由的事业⋯⋯是东盟的哲学基础。”lu二是东亚大多数国家处于“国家建设”阶段。这导致东亚国家不但拥有共同的国内脆弱性,而且盛行强烈的“国家—民族主义”。这也是种族、宗教冲突和分离主义在一些东亚国家内部出现,以及国家之间领土争端大量存在的重要原因。所以,有学者说:“民族主义成为东亚区域安全威胁的重要变量。”lv

上述“全球—区域—区域间—国家”的“四层互动”对东亚区域安全结构的影响是双重的:它们既增加了区域层次解决区域安全问题的能力和机会,也增加了区域不安全的新的因素和新的难题。这就是不断增强的东亚安全区域化的真正内涵,也是兴起中的东亚安全区域主义的真正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