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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三、大国关系和国际秩序的互动
（一）大国决定国际秩序。占主导地位的大国历来是国际秩序的决定者，如美、英、法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秩序的决定者，美、英、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秩序的决定者。在塑造今后国际秩序的过程中，大国大都争取主动权、乃至主导权。处于战略进攻期的美国通过重要的局部战争、综合优势和价值观的输出等试图建立以其为主导的国际秩序。美国还明确表示多极化是敌对性的理论，导致利益冲突，甚至是价值观的冲突。[⑩] 俄罗斯努力维护其在国际秩序中同其它大国的平等地位，并在邻近地区维持等级和干预秩序。[11] 欧洲通过联合自强提高了在国际秩序中的发言权，试图在世界多极化中争取建立对己有利的国际秩序。中国主张“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12] 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国则以联合国安理会改革为突破口争取在国际秩序问题上的发言权。
大国关系影响着当代国际秩序的演变、改造和重建。从全球问题上看，大国关系正在影响着重要领域的国际秩序。多极化在世界经济领域最为突出，北美、欧洲和亚太三大经济板块呈鼎立之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互依存，主要世界经济组织宏观主导作用明显。八国集团同发展大国进行经常性协调正在成为国际经济秩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美国占绝对优势的政治和安全领域，德国、FaGuo、俄罗斯、中国等在联合国安理会对美国具有相当大的牵制，重要的多边国际条约和组织如果不能在事实上、至少在道义上制约了美国，《国际刑事法庭》等都包含更新当代国际秩序的积极因素。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大国在建立和健全相关秩序上的互动更加频繁和重要，如美国等推动的全球反恐机制和中俄推动的、针对“三股势力”的上海合作组织等。
从地区和次地区秩序来看，大国的影响更是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有时，单个大国主导着某个地区或次地区秩序，如美国在北美、印度在南亚；有时，数个大国共同或竞相主导，如美国和欧洲大国在欧洲、美国和俄罗斯在中亚和高加索地区。总的来说，当今大国互动主要在欧亚大陆，竞争地区秩序主导权的重点在亚太地区。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中国、日本三国决定着亚太地区经济和安全秩序的走向。
更为重要的是，大国大都在设计今后国际秩序的原则和内容，这将对21世纪的国际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美国及完全附美的英国和日本等大国主张建立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秩序，并以此为据改造当前的国际机制和建立新的国际机制，前者如弃置《反弹道导弹条约》和改造盟国体系，后者如建立“反扩散机制” 和“志愿者联盟”。与此不同的是，中国、俄罗斯、FaGuo、德国和一些发展中大国反对美国独霸和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强调多边主义和国际机制的作用、特别是联合国的作用。例如，中俄两国元首多次发表联合声明，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中法两国元首发表联合声明主张建立多极化世界；2003年中印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表示要“共同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值得注意的是，中、俄、印三国外长在2005年6月3日发表非正式会晤联合公报，“赞成国际关系民主化，以在遵循国际法准则、平等和相互尊重、合作和推动多极化的基础上建立公正的国际秩序。三国外长同时强调，联合国作为最全面的国际组织在这方面应发挥中心作用。”[13]
（二）现有的国际秩序有利于大国关系的有序互动。鉴于国际秩序相对的稳定性，它一经建立，就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主导包括大国在内的各国之间的关系。现有的国际秩序既维护大国的利益，也制约着它们的行为。
在国际关系原则方面，《联合国宪章》第一条“宗旨及原则”中对国际关系的原则作了明确的规定，如集体安全的原则、主权平等的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以及不干涉内政的原则等。中国认为，《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处理当今国际事务应该遵循的基本准则。[14] 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元首在1997年4月23日签署了《中俄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表明“基于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国际社会所负的责任”，双方将“努力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发展和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双方主张，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及其他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就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基础。”[15] 中俄元首又于2005年7月1日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重申了上述原则。[16] 美国对国际秩序的原则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信奉现实主义的政府强调大国间的“均势”和“威慑”，信奉自由主义的政府重视价值观念和国际机制，但它们都主张实现“美国统治下的和平”，即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秩序。
在国际关系的组织机构方面，大国之间除联合国安理会等少数外没有专门和固定的组织机构。大国之间主要通过多种协调机制，如在科索沃问题上，美国和欧洲组成了以北约为基础的“科索沃机制”。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问题上，美国主导了“志愿者联盟”。在防扩散问题上，美国建立了“反扩散机制”。在朝核问题上，美、中、俄、日等创造了“六方会谈”机制。
此外，大国大都重视大国关系外交排序。布什政府在2002年9月20日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出了：“今天，国际社会面临17世纪民族国家兴起以来建立大国和平竞争而非持续备战的世界的最好机会。”中国在《**十六大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我们将继续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17] 中国新领导集体接班后重申，在中国外交布局中，“大国是关键”。[18] 俄罗斯近年的外交排序是独联体、美国、欧洲和亚太，这同俄罗斯面临美国和欧洲对它的战略挤压密切相关，但普京总统一再强调要同世界各国和平相处。欧盟的外交排序是欧洲地区、美国和俄罗斯、同欧洲关系密切的地区。日本的外交排序是美国、周边地区（主要是朝鲜半岛）和中、俄等大国。各国情况不一，但总的来说，都把大国、特别是美国置于优先位置。
（三）大国有关国际秩序问题的争议重点。大国在国际政治秩序方面较量的重点是美国同其他大国的相互关系以及国际政治的决策权。美国强调它所主导下的大国关系，实际上将欧洲盟国视为附庸、对俄罗斯进行挤压、把中国看成潜在对手。[19] 布什政府利用其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奉行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理念，推行单边主义的外交，声称拥有“先发制人”和“政权更迭”的权力。[20] FaGuo、德国、俄罗斯、中国、印度、巴西等国都程度不同地主张多极世界和DIZHI美国，要求在国际政治领域具有平等的权利，重视国际组织和规范、规则和条约的作用。发展中大国还强调尊重主权、维护合法性标准和反对“人道主义干预”。
大国在国际安全秩序方面较量的围绕着集体安全、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的权威问题。迄今为止，联合国安理会依然是世界上唯一拥有合法动武的权威机构。在集体安全方面，大国的态度是复合型的。美欧在欧洲地区倾向于北约，1999年科索沃事件就是一例。美欧在欧洲以外地区存在明显的分歧，美国倾向于单边行动，FaGuo和德国等则主张通过联合国安理会。美欧的分歧反映了他们利益和力量的不同。俄罗斯和发展中大国则在大多情况下主张应维护和发挥联合国和安理会的作用，但也有例外，如俄罗斯在前苏联地区、俄罗斯和中国在朝核问题上、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都各有立场和主张。
大国在国际经济秩序问题上的关注焦点是游戏规则、金融安全、能源安全。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发挥功能性作用。西方七国则试图发挥“经济联合国安理会”的作用，主导世界经济的战略制定、政治调整和关系协调。
四、中国的机遇和挑战
中国是个正在兴起的发展中大国，这些多重特性给予中国在国际秩序问题上的历史性机遇。首先，中国是个大国，大国在决定国际秩序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而且，中国又是个处于上升中的大国，它的发展方向和国际社会发展的方向在总体上是一致的。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对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它比发达国家更有正义感和迫切感，又同发展中国家共有相似的历史遭遇和相近的努力方向。因而，中国的要求和方向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其次，多极化趋势有利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邓小平说：“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21] 中国作为一极，在国际事务中举足轻重，又同已经或将更成为一极大国在推动多极化问题上有共同利益和目标。第三，中国同大国的正面互动也为中国参与国际秩序的制定和贯彻创造了良好的内外条件。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大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代表，它们对于国际秩序公正和合理性的诉求反映了国际社会对进步和发展的要求。第四，国际秩序的变动有可能为中国提供机遇。从20世纪初至今的国际秩序变动来看，中国的地位和影响处于从低谷不断上升的过程。[22] 现在又恰逢中国第一次在真正意义上参与国际秩序的制定，只要中国抓紧、用好和延长战略机遇期，就一定能使国际秩序服务于中国和全人类的利益。
但是，中国在国际秩序问题上不仅有机遇，也有挑战。首先，最大的挑战来自美国。在当前国际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的情况下，世界各国缺少制约美国的力量，也难以完全阻止美国破坏现有的国际秩序。对于美国屡屡违反或破坏当代公认的国际法规则的违反如何反应是个严峻的问题。国际习惯首先来自于国家行为的实践，当这一实践被他国重复适用而“被奉为法律”后，该实践即上升为国际习惯法。如果美国连续违反某些国际法规则的行为构成一种长期的“事实”，其是否会导致某种新的国际习惯法的产生值得深思。所以国际社会既要谴责，也要适时地考虑为其“人道主义干涉”、“先发制人”战略等确立某种国际法标准。[23]
第二，如何改造国际秩序和增加国际秩序的公正性和合理性。承担这两大任务的主要是大国和发展中国家。中国身兼二任，而且基本共识是，“争取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努力”要在现有国际秩序内部经过“复杂的渐进过程”中进行。[24] 由于历史和国力等原因，中国在国际秩序问题上进行原则性的表述多，而对实质性的战略、政策和方法等则考虑较少；对于国际秩序的不公正性和不合理性批评得多，而对于在公正合理和现实务实之间实现平衡的努力不够；对于国际秩序历史性错误的谴责多，但不注意设计将来也能服务于中国成为发达国家利益的国际秩序。总之，大国间相互竞争的新内容和新特点。地缘战略和政治的斗争。能源和战略资源。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斗争。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但从长远发展的眼光来看，中国又是个正向发达国家转型的国家，它受惠于国际秩序的利益或对国际秩序的要求兼具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两面性，两者的平衡、节奏的把握、政策的拿捏都对中国提出了挑战。
第三，中国面临最迫切的挑战是周边的地区秩序问题。中国在此问题上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两个。一是如何处理同美国在地区秩序的关系。美国坚持在亚太地区维护以其为主导的双边安全体系和秩序，还把中国倡导的多边主义的地区安全视为对其霸权的挑战，[25]认为中国在亚洲倡导把美国排挤在外的次地区组织，如上海合作组织、东盟+中国、东盟+中日韩、东亚共同体、东亚峰会等。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将会引发中美在亚洲或亚太地区的竞争和冲突，破坏地区秩序，影响到中国的和平发展与战略机遇期。二是如何处理中美日、中美俄、中美印、中俄印等诸多的三边关系。这些三边关系中的有关国家都是对本地区格局和秩序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中国在实践和改造现有地区秩序以及在塑造将来地区秩序时都必须同这些大国进行磨合与协调。但是，这些三边关系错综复杂，中国在有的三边关系（如中俄印和中美印）中需要确立更加明确的战略目标，在有的三边关系（如中俄美）中需要争取有利地位，在有的三边关系（如中美日）中改善不利的境地。中国需要通过处理这些三边关系争取达到改善自己的地区环境和营造有利的地区秩序。
五、结束语
当前，国际社会在现有国际秩序基础上正在构思和构建21世纪的国际秩序，同上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两次改造国际秩序的努力相比，本次国际秩序建设具有新的特点。几乎全部现有大国和潜在大国都在推动和参与这一进程。他们纷纷提出各自的设计方案和制定相关的政策，通过外交、经济、文化等和平方式争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和平时期的秩序建设具有长期、缓慢、复杂和专业的特点，行为主体的合作和竞争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在制度、组织、规范、规则等的制定和贯彻。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进行国际秩序建设，国际合作具有新涵义，大国和其他行为主体避免对抗和斗争，强调妥协和共赢。
美国在当前的秩序建设中的观念和作用值得注意。一方面，作为当前国际秩序的主要创建者和得益者，美国力图维护对其有利的部分，如全球层次的经济秩序以及欧洲的北约联盟和亚太的双边联盟体系。另一方面，美国确实面临国际秩序的严峻挑战，如主权平等原则和非武力原则等，又如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多边集体安全机制等。尤其是美国试图以其“无与伦比”的综合国力建立“美国统治下的和平”，即国际秩序。
中国处于上升地位，正在积极参与当前国际秩序的改造和建设的历史性进程。在理论方面，中国强调世界各国在国际秩序的界定、原则、结构和方向等问题上争取更多的共识，在机制、领域和地区的国际秩序等问题上研究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在国际秩序和中国互动方面着重研究参与与利用问题。在实践方面，中国强调理想和可能的平衡、重视道义和现实的平衡、注意长期和近中期目标的结合等。
中国和美国在国际秩序以及其他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合作和斗争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之一。在世界近现代史中，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大多最终靠战争一决雌雄。从某种意义上说，中美是否能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取决于两国做出正确的历史性抉择。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不同美国对抗而是争取同其双赢。美国从维护其单超独霸的地位出发，压缩中国的发展空间，延缓中国的发展速度，直至用美国的价值观和制度改造中国。但是，美国认为避免中美两国全面对抗和战争符合它的国家利益，而美国利用其全面优势和国际秩序应该而且可以防止中国成为美国的挑战者。由此可见，中美两国在国际秩序问题上有共同点，也有分歧点，都在利用国际秩序谋取自身的利益。不同的是，或是两国通过合作而实现双赢，或是由于全面对抗而两败俱伤。我们虽然无法精确预言未来，但毕竟还是可以以今天的努力去塑造明天，我们讨论大国关系和国际秩序的互动，其意义也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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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的“大国”系指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德国和日本、以及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国，欧盟虽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大国”，但作为一个力量中心，也是本文涉及的对象。
[②] T.V. Paul and John A. Hall, “Introduction” in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Future of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
[③] 孙德立：《当前大国关系的特点和走向》，《求实》，2004年第1期，第46页。
[④] 如俄印战略关系、中巴（西）战略伙伴关系、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俄美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日俄相互信任的伙伴关系、中法全面伙伴关系、中日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中英全面伙伴关系、美印战略伙伴关系、英印新世纪的平等伙伴关系、法印全面伙伴关系、中欧（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印欧（盟）战略伙伴关系、中印战略伙伴关系等。
[⑤] 参见顾关福：《解析全球化时代的大国关系》，《和平与发展》季刊，2004年第2期，第16页。
[⑥] 参见王丽华：《印度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与大国关系》，《南亚研究季刊》，2004年第4期，第85-86页。
[⑦] 徐蓝：《试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秩序的建立与发展》，《世界历史》，2003年第6期，第44页。
[⑧] 刘鸣：《国际体系与世界社会、国际秩序及世界秩序诸概念的比较》，《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第42页。
[⑨] 阮宗泽：从国际秩序转型看中国的和平发展》，《国际问题研究》，2005年第3期，第9-10页。
[⑩]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2003年6月26日在英国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发表的讲话，白宫网站，2003年6月26日，译文参见《参考资料》，2003年7月14日，第11页。
[11] 赵银亮：《争论中的俄罗斯秩序公正观及其外交困惑》，《俄罗斯研究》，2004年第1期，第11页。
[12] 中国外交部网站 http://www.fmprc.gov.cn/chn/wjdt/wjzc/t24778.htm
[13] 中国外交部网站 http://www.fmprc.gov.cn/chn/gdxw/t198409.htm
[14] 胡**：《世代睦邻友好，共同发展繁荣》，2003年5月28日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人民日报》，2003年5月29日。
[15] 《人民日报》1997年4月24日，第1版。
[16] 《人民日报》2005年7月2日，第1版。
[17] 《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日，第4版。
[18] 蔡武：《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断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70页。
[19] [德]赫尔穆特•施密特：《未来的强国——明日世界的赢家和输家》，中文版。
[20] 在众多有关布什政府国际秩序的论文中，作者受启发较多的主要是： Stanley Hoffmann, “Clash of Globa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2002, pp. 104 - 115; G. John Ikenberry, “America’s Imperial Ambition,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02, pp.44 - 60.
[21] 邓小平：《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1990年3月3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3页。
[22] 章百家：《改变自己，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17页。
[23] 参见江海平：《现实主义状态下国际法“规范功能”刍议》，《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1期，第48页；袁松：《“先发制人论”与国际法的发展方向》，《河南省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第115页。
[24] 章百家：《改变自己，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本线索刍议》，《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第19页。
[25] G. John Ikenberry: “American hegemony and East Asian order”, in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58, No.3, September 2004, pp.353-3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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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3-20 16:5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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