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在系统中行动（连载）

江南小愚

战略贸易
　　在我国，大豆压榨领域我们就遇到了这样的竞争。最早的市场还没有完全形成的时候多种模式，结果和均衡都是可能的；每个行为体都能以相容于其他行为体的方式行事。那些国际粮油巨头具有良好的市场预测能力，资金的充足，他们在这一领域的学习曲线已经急剧下降（指经常执行这一领域的操作，每次所需时间越少或是成本越低），然而相对与国内的企业控制市场方面一是需要高昂的初始固定成本，而且学习曲线也相对偏高。这将赋予国际粮油巨头以相当大的优势。在许多领域都可以发现这样或大或小的进程。例如，VHS格式而不是Betamax格式怎样支配了录像带市场，现有电网交流电而不是直流电的普及。类似的尽管开发出了技术上先进的Power Pc芯片，但只有在软件公司同意为它编写软件之后人们才会采用它。这是一个玩弄手法的问题。技术伙伴组织的谢佛（Shaffer）就一针见血的指出：这与技术无关，它关乎契机与市场份额。确实如果该芯片的结构看上去将被应用到数以百计的电脑上，那么软件公司肯定会确保让他们的软件运行于这种芯片上。所以像微软和英特尔这样的企业可能会达成不成文的协议，事实上这将使后来的竞争者在商业领域很难击败他们这样的巨头，不仅是因为技术上的那点差距。
　　在上面的案例中我们都发现了人们会更容易的站在胜利者的一边。尤其是在过程涉及一系列事件时，一步赶不上容易步步赶不上。每一件事情都会为随后的事情确定条件，就像美国选择总统提名人制度所碰到的情况一样。道格拉斯•斯诺（Douglass　North）在构想经济发展时认识到了类似的力量。传统的政治经济理论家把经济增长视为保护财产权和允许自由市场最有效发挥作用的政治产物。但是路径依赖和正反馈的巨大作用，使得一旦标准和制度得以确立，他们就可能被理性的行为体维持，尽管结果可能不是最优的。传统的经济学和战略贸易主义的不同看法就在对先发优势的认同上。标准的看法认为，保护主义和出口补贴会损害国家和他者。战略贸易的提倡者认为，如果存在一条急剧上升的学习曲线和按规定比例的较大盈利，那么那些有先发优势的行为体就能阻止竞争者的自我建设，并因此大力建议国家保护和支持某些工业。事实上这里还远不止“市场份额”这么简单。在财富，重要经济资源部门的主导地位，以及政治权力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支撑的关系：某个战略资源丰富或是尖端技术领先的国家能获得更大的财富和政治影响力。因为这将赋予它进一步发展和无关问题上利用他者的能力。例如欧佩克原油生产组织就能利用石油来达到国家经济发展和在一些国际问题上施加影响力的目的。90年代日本人写了《日本可以说不》。日本确实在在计算机芯片领域拥有主导的地位，使得他能在自己生产商出口取得应有的地位前拒绝出口最先进的模块，借此增强它们公司的领先地位，而且还可以利用他人对产品的依赖强化其经济统治，例如迫使竞争对手知难而退放弃某些技术的研发，甚至还可以达到某些不相关的政治目的。
　　总之古典的经济学和战略贸易的关注点在“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上，传统的经济学可能关注的主要是“绝对收益”，因为它们没有看到这种先发优势被放大的正反馈过程。而战略贸易则更注重“相对收益”，它们认为这种在未来的反馈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如果在关键的领域落后，那么在未来我们可能处于及其不利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