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中国外交史题库答案

lijinzhu2000

4中苏分歧的产生及其背景
新中国成立之初，采取了“一边倒”，即倒向苏联的外交政策。1950年中苏两国签定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两国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互相支持与合作，中国一直把苏联称为“老大哥”。但这种兄弟外交关系到了五十年代中期，开始有了变化，赫鲁晓夫上台后，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不断扩大，在国家利益上的冲突不断激化，两国关系逐步恶化。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突然抛出“秘密报告”，借口反对个人崇拜和迷信，对斯大林进行全盘否定，对苏联几十年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果给予全盘否定，在国际上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对此，中国***认为，如何评价斯大林的功过关系到苏联乃至整个国际共运几十年的历史问题，必须全面、正确、客观地评价斯大林。**全面分析斯大林的一生，结合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以及国际共运的历史发展状况，实事求是地认为，斯大林“功大于过”，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采取的根本方针和基本路线是正确的，斯大林几十年来国际共运的领袖地位也是公认的。毛**在1956年10月会见苏联驻华大使时指出：“斯大林是需要批判的，但是批判的方式我们有不同意见”。“要具体分析”，“要全面估计”，不能用对敌人的方法加以全盘否定。
与此同时，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的三和路线，认为在资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可以“通过议会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国***认为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认为，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不应寄希望于和平过渡，不应放弃人民的武装。**认为，议会斗争的作用是有限的，我们“应该是进行艰苦的聚积革命力量的工作”。取得议会斗争的胜利，并不意味着旧的国家机器的消亡，无产阶级应该以革命的形式去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建立起自己的国家机器。
针对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认为应当消除分歧，求得统一，而苏联则采取了相反的态度，反而借1960年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之际，公然诬称**是“疯子”，是“教条主义”等，不断激化两党矛盾。
正当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日渐扩大的同时，苏联又采取一系列步骤，不断侵害中国的国家利益，激化两国在国家利益和主权问题上的冲突。
1958年4月苏联提议两国共建一座大功率长波发报无线电中心和一座远程通讯的特种收报无线电中心。中方同意共建，但中方指出，由中方承担全部费用，苏方只提供技术援助，建成后共同使用，所有权完全归中国所有。至此苏联瓜分中国主权的初次尝试，遭到失败。同年7月，苏联又提议与中国共建一支潜艇舰队。中方认为共建潜艇舰队，关系到主权问题，没有作出同意，毛**在会见苏联驻华大使时说：“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这样中方又一次以坚定的立场维护了国家主权的完整，挫败了苏联攫取中国主权的图谋。
此后，苏联又采取了一系列手段，对中国施加压力，两国关系不断恶化。
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两国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议，此后又撤走了全部在华进行援助工作的苏联专家，撕毁了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12个协定，343个专家合同，废除了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苏联的这些作法，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紧接着，在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驱使下，苏联又不断挑起边境事件。1960年苏联在中国新疆博孜艾克尔山口附近地区挑起了第一次边境事件。在1962年到1963年间，中苏边境共发生9000余起边境事件。中国政府于1960年8月、9月先后两次向苏方提出举行边界会谈的建议，1963年又提出了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避免冲突的建议，但都遭到苏方的无理拒绝，同时，苏联还在中国境内煽动民族***，进行颠覆活动，特别是在1962年策动了伊宁反革命暴乱，严重危害了中国的国家安全和民族团结。
60年代未是苏联扩张主义极度膨胀的时期，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联加剧了对中国的挑畔和侵略活动。使得边境局势更加恶化。特别是在1969年3月2日、15日，苏联的武装部队、装甲车和坦克先后两次入侵我国领土珍宝岛，被我边防军击退。同时6月和9月又先后在我国新疆地区挑起流血事件，造成多人伤亡。苏联挑起的一系列边境事件，严重侵害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并最终导致中苏关系的全面恶化。
此外，中苏之间的另一重要分歧在于对美外交政策的根本性分歧，赫鲁晓夫推行“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外交政策，而中国则鉴于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中国采取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包围的敌视政策，采取反对美国的政策。苏联为了讨好美国，实现其“主宰世界”的目的，不惜牺牲中国的主权利益，甚至暗示中国让台湾独立。中国对苏联抹杀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是非界限，进行了坚决DIZHI，对苏联不惜牺牲中国利益，迎合美国的作法，进行了强烈的批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苏关于对美政策的根本分歧到了60年末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特别是珍宝岛事件以后，中方感到，苏联已对中国的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为了全力抵御苏联，中国需要缓和对美关系；而此时，美国也正由于沉陷于越战沉潭，在美苏争霸中趋于守势，且其经济霸主地位也开始动摇，希望与中国改善关系。也正是基于中美双方的利益需要，于是有了1972年的尼克松访华，和此后的中美关系正常化。

lijinzhu2000

游客，如果您要查看本帖隐藏内容请回复

lijinzhu2000

6如何评价建国初期的“一边倒”政策
一、“一边倒”是建国初期在独立自主根本方针基础之上的重要外交政策..毛**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首次提出“一边倒”一词，目前学术界对这一点已达成共识，但“一边倒”真正的内涵是什么，我个人认为毛**在这篇文章中并没有给其以特定、明确的含义，这正是造成研究者意见不一的主要原因。在我看来，毛**这里提出的“一边倒”实际上包括两个含义：首先从外交方针而言，指出：“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这里的“一边倒”指的是倒向国际统一战线，联合以苏联为首的“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其次从政治方针而言，指出：“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这里的“一边倒”指的是倒向社会主义，而不是倒向帝国主义。我认为以上两种含义，即无论是外交方针还是政治方针，都不是后来常用的“一边倒”的真正含义。“一边倒”一词应有其特定的内涵，就是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倒向苏联，但不是永久的倒向苏联，而是有时限地倒向苏联，是阶段性的外交政策。随着中苏关系的变化，这一政策自然而然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退出了历史舞台。
基于以上认识，我认为在谈到“一边倒”政策时应注意：第一，不能单纯的从词义上来解释“一边倒”，那种以为倒向苏联就是完全听命于苏联的看法是错误的。我国外交工作的基础是独立自主，争取外援但并不依赖外援，即便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重重困难，急需在国际上寻找帮助时，我们外交的根本点还是立足于国内自己的力量。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我们提出的外交政策的一面倒，愈早表现于行动则对我愈有利；内部政策强调认真的从自力更生打算，不但叫，而且认真着手做”，“一面倒和自力更生，不但可以立于坚固的基础之上，而且才有可能迫使帝国主义就我之范。”周恩来也强调说：“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即使对于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我们也不能有依赖之心。”(这就非常清楚地指出了独立自主是“一边倒”的基础，而绝不是无原则地倒向苏联，跟在苏联的后面亦步亦趋。也正是因为中国***一切从国家及民族的利益出发，坚持独立自主，中苏关系才出现越来越多的裂痕。中苏之间的分歧恰恰从反面说明了中国***是根据本国的立场来处理与他国关系的。第二，不能把“一边倒”政策定位太高，“一边倒”与“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样，仅仅是一定阶段的外交政策，表明了外交工作的侧重点，当国际形势发生变化之后，这个政策很快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第三，当时提出“一边倒”这样一个比较绝对化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有宣传的需要。针对中美苏关系非常复杂，相互利益交织在一起，是非曲直很难分辨的状况，尤其是美苏矛盾日益明显，而国际国内形势又要求中国***必须进行选择时，倒向苏联便显得更加迫切。这样做有利于争取苏联的支持和援助，使新中国争取一个好的国际生存环境，因为只有存在才能谈到发展。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中国***在提出“一边倒”政策时，没有打算拒绝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或进行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毛**在苏联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时候，还电告**中央：“在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统筹全局的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的，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由此可见，“一边倒”并不是一个程度上的概念，而是一个倾向性的概念。
二、“一边倒”外交政策是建国初期的必然选择
新中国即将建立，中国***还没有得到国际国内的认可，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很大。为了打破敌对势力对我进行的封锁，为了生存，站稳脚跟，必须要争取国际国内各方势力的支持，在国际关系中必然要有所倾斜，关键是倒向谁的问题。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打破封锁之道，毛主席强调从军事上迅速占领两广云贵川康青宁诸省，尽量求得早日占领沿海各岛及台湾。同时我们提出的外交政策的一面倒”。(“一边倒”政策的提出是中国***权衡美国、苏联复杂关系的结果。尽管在中国问题上，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都表现出了从各自利益出发的迹象，他们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周旋，政策富有弹性，但中国***在一步步即将走向夺取全国政权胜利之时，最终还是选择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确实有其必然性。
首先，中国选择苏联与历史进程及意识形态因素有关。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它与共产国际、苏联的关系一直非常密切。尽管现在对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发展中的作用与影响评价不一，但事实上中国***始终与共产国际、苏联保持着比较稳定而友好的关系。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长期的中国革命斗争中，共产国际和苏联给予中国***以很大的帮助，关于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时意识形态因素的作用也不可忽视。过去往往强调当时中国***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提出“一边倒”政策，导致了中美关系的紧张，关闭了与西方国家交往的大门，我认为这是不客观的。毛**当年也曾设想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对立，努力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与美国进行合作，他甚至认为“美国不但是援助中国发展经济最适当的国家，也是能够充分参加中国发展经济仅有的国家。”)(由此可见，当时中国***对美国寄予了很大的希望。绝对不是因为中国***实施了对苏联“一边倒”的政策，使得中国丧失了与欧美各国交往的机会，而是由当时的特定环境决定的，是由中美之间的根本利益决定的。直至今日，不管承不承认，意识形态在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方面仍然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美国至今还在利用台湾问题给中国制造矛盾，以便利用台湾遏制中国，实现本国的利益。因此我认为建国初期中美关系冻结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我们实行了对苏联的“一边倒”政策，客观的评价只能说“一边倒”政策加剧了中美关系冷冻的程度。
其次，中国选择苏联与中国***对美国、苏联的根本认识因素有关。很多学者的研究成果表明，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在处理与苏联和美国的关系时是很谨慎的，并不是一开始就决定倒向苏联一边。毛**接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提出了一个“中间地带”理论，采取了三分世界的方法。周恩来也曾特别向马歇尔作过明确的表示：只要美国能够履行杜鲁门在发表的对华政策声明中关于中国应该停止武装冲突、结束一党专政和美国绝不会以军事干涉去影响中国的内争过程的诺言，**希望一个实现了和平与民主的中国不仅可以与美国建立友好的睦邻关系，而且可以成为美苏之间的桥梁，缓和他们在亚洲的冲突，从而有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合作。事实上美国从本国的自身利益出发，对中国***提出的这些条件无论如何是不会接受的，这种情况中国***十分清楚。在分析美国的本质时毛**非常明确地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以后，代替法西斯德意日的地位而疯狂地准备着新的世界战争、威胁全世界的美国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们，反映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极端腐败及其濒于灭亡的恐怖情绪。这个敌人还是有力量的。”在中国***看来，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是德意日法西斯之后最凶恶的敌人，“美国的国内危机是很严重的。它要奴役全世界，它用武器帮助蒋介石杀戮了几百万中国人。”在这种根本认识基础上制定的外交政策不可能实现真诚的合作。而中国***对苏联的认识就完全不同。尽管苏联此时对中国的政策还处于摇摆之中，但中国***还是表明了自己的鲜明态度。毛**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首次使用了“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这一概念。此后，**中央又多次强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重要性，批判了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的想法，指出：“每一个国家内部的一切革命力量必须团结起来，一切国家的革命力量必须团结起来，必须组成以苏联为首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中国***在这里已表明中国革命是与苏联紧密相连的态度。  
第三，中国选择苏联与美国、苏联对中国的态度因素有关。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苏联一度对中国***的政策弹性很大，非常犹豫。毛**提出去莫斯科商谈中苏问题，斯大林不同意，他决定派米高扬来西柏坡，而不希望毛**亲自去苏联，他认为毛**还处于“游击队领导人”的地位，而不是一国的领袖。罗申还向美国公使克拉克说：“中国的局面，包括共产党在内，谁也控制不了，共产党即使最后接管，也不见得比国民党成功”，不相信中国***能够胜利。苏联居然还与名存实亡的国民党政府签订了《延长合办中苏航空公司,哈阿线-协定》，延长期+年。尽管这样，苏联在具体做法上还是偏袒中国***的。解放战争时期，苏联帮助中国***在东北奠定了稳定的根据地。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斯大林的态度更加明朗，开始认真地看待中国***，并明确表示了愿意援助中国***搞建设的态度。莫斯科在口头上支持中国政府，但实际上并不帮助中国政府，而帮助共产党人。中国***对这一点还是有客观清醒的认识的。尤其在中国革命的胜利即将成为现实的情况下，苏联立刻采取了承认并帮助的立场。罗申离开广州回国，标志着苏联完全放弃了对国民党残余政权的支持和利用，转向支持中国***。
美国与中国***的分歧是根本上的分歧。美国希望中国***交出政权和军队，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谈中国***与国民党之间的合作，“几乎从帕特里克•赫尔利到达中国的那一天起，他就认为他的使命是把中国所有的军事和政治集团统一到蒋介石的领导之下，保存现有的国民党政权，由所谓少数党和武装集团组成并无实权的松散联盟从属于国民党政权”。而这正是中国***最重视的问题。美国一贯支持蒋介石，对中国***没有好感，多年的不信任、不融洽的关系很难被打破。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国公然采取了单方面援蒋和**的政策，致使蒋介石得以借助美国的援助，在华南、华北和东北等地抢占战略要地，造成战后初期中国空前的内战危机。伴随着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大规模援助和国共内战的持续发展，中国***同美国进入了一个深刻对抗的时期。中国***虽一度同美国外交官进行了短暂的接触，仍因双方根本利益的冲突而以失望告终。显然，面对美国错误的对华政策，中国***除了联合以苏联为代表的一切反帝力量奋起反击外，别无选择。
第四，中国选择苏联与当时的社会心理、人民情绪因素有关。这种选择符合群众心理，人心所向。中国***斗争的目标就是建立新中国，美国一直是蒋介石政府的支持者，对蒋介石政权的不满直接联系着对美国的不满。长期以来中国人民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深恶痛绝，他们希望新中国在世界上表现出新的形象，这正是革命成功的标志之一。而美国希望保持原来在中国的既得利益，中国***恰恰就是要摧毁这些，两者充满着根本矛盾，是无法调节的矛盾，**必须进行选择。旧中国在政权更迭时，新的执政者为了获得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无一例外地都表示要“外崇国信”，实际是无条件地承认了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侵略特权，把前政权所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所以只有执政者的升迁与更迭，中国人民的屈辱地位丝毫也没有改变。中国***不能这样做。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成就表明，社会主义充满活力，中国人民愿意接受这个新型的制度。
三、“一边倒”外交政策是建国初期的合理选择
历史发展证明，“一边倒”外交政策在当时是合理而正确的选择。
一是使中国***在政治上获得了承认。这是一个新生政权存在下去的关键。正如毛**对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所预期的那样：“这一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天，苏联即予以承认。苏联的认可带动了一批国家迅速与新中国建交。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就有苏联、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十七个国家与我们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同时还有南斯拉夫、巴基斯坦、英国等九个国家也已经表示愿意与我国建立邦交。中苏两国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给新中国带来了安全上的好处。刚刚诞生的共和国迅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极大地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

二是使中国***在经济上获益匪浅。中国从苏联获得了贷款，数量虽不多，但却是当时中国在国际上所能得到的唯一援助。后来苏联总共援建中国多项重点建设工程，中苏贸易逐年增长，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一半以上。苏联还帮助培养了大批的工程技术人才，无偿转让了大量的技术资料，全面援助了中国的“一五”计划。这一切对巩固新生政权，恢复和发展经济，缓解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和禁运所造成的困难，对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是使中国***在精神上获得了强大的支柱。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苏联不仅是中国***人学习的榜样，而且也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来源。苏联存在的本身，既是中国***的后盾力量，也是制约美国直接干涉中国的重大因素。中苏同盟的形成，大大地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增强了世界和平民主的力量。同时也使得刚刚诞生的新中国避免了像当年苏俄那样遭受十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和平。”特别是苏联的建设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他在+(年间就由一个以农业为主、工业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能和美国抗衡的军事超级大国。苏联作为当时唯一一个具有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国家，有许多可学习之处，“一边倒”的选择毫无疑义是正确的。至于说到“一边倒”外交政策带来的消极后果，我认为应有一个客观的态度，关键是总结教训，以便探索出更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建设的道路。

lijinzhu2000

7简评中国援越抗美政策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承认越南并与之建交的国家。1964年以前，中国几乎是唯一向越南提供援助的国家。据不完全统计，1950-1978年间中国援越物资和资金总值超过200亿美元，包括：足够装备海、陆、空三军200万兵员的武器，成百个企业，三万辆汽车……越南革命领袖胡志明主席称中国对越南”恩深、义重、情长”。1975年9月黎笋访华时说：”如果我们没有你们这个辽阔的后方，没有你们向我们提供的路线，没有你们提供的援助，我们是不可能成功的”，”我们一直认为，能向我们提供最直接、最紧急和生死关头的援助的，是中国，而不是苏联．”遗憾的是，越南抗美救国战争胜利后，就迅速走上了反华道路。
中国积极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还与中国在世界革命中扮演的角色有关。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始终认为中国革命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中国范围，中国革命的经验应该成为世界被压迫民族斗争的范例。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曾一边倒地认为国际局势处于”两大阵营”对抗的状态，莫斯科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但随着中苏分歧的出现，中国领导人逐渐改变看法，提出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经从莫斯科转移到北京的看法，坚持认为中国通过”农村包围城市”取得革命成功的经验应该推广到全世界，亚非拉作为整个世界的”农村”，将在中国的领导下走包围”世界城市”的道路，最终必将取得世界革命的彻底胜利。
8  50-60年代中印边界争端的由来
（1）历史问题——麦克马洪线
1914年西姆拉会议麦克马洪阴谋（ 400米宽一条线 ）。“麦克马洪线”在法律上是非法的，在划界的原则上也很随意，因此并不符合任何一条划界原则。印度政府事后曾称”麦线”符合分水岭原则，但分水岭原则仅是划界中考虑的一个原则，种族、文化原则比分水岭原则更具重要性。何况“麦线”将阗河水系和雅鲁藏布江水系拦腰切断；从地理上讲该地区南北坡度不大、易于通行，是连接中国新疆和西藏的唯一通道，而再往西行却是高耸入云的喀喇昆仑山脉，极难通行。因此，”麦线”也不符合分水岭原则。这一点，就连印度政府后来也并不否认。
20世纪30年代中期，奥拉夫•卡罗在档案中发现了有关麦克马洪流产的向前推进边界的文件
1938年英印政府指示其驻亚东的商务委员洛布顿珠与噶厦商谈占领达旺
1943年3月，英印政府给噶厦一个备忘录， 反对噶厦官员去达旺征税； 1947年噶厦与印度政府交涉收回失地，被拒绝
西藏和平解放提出要求之一就是要中央政府收回失地
中国在麦克马洪线上没有退路，出了国家领土、地缘政治、历史发展客观事实之外，还包括承认此线，就承认1914英藏换文有效，承认西****立，否定自己解放西藏的合法性。
（2）西藏问题
对中国和平解放西藏采取两面手法，维持既得特权：威胁未果情况下拒绝承认西藏为中国一部分，但在议会中模糊自治区与宗主权。
承认西藏的自治的含义是西藏保持在印度控制下的自治，试图在中印之间建立战略”缓冲国”，把西藏”锡金化”。
1956年青蛙乌龟 访问印度时国旗事件
（3）中印谈判
印度1959年支持西藏***活动，1961-62年展开”前进政策”，以中国单方面妥协为前提拒绝通过谈判缓和局势。
（4）分歧与冲突
中缅边境确定对印度影响
1955年缅甸提出解决边界问题。经过谈判、会议、勘界，1960年签订了中缅边界条约，中缅边界从伊索拉希山口到底富山口属于”麦克马洪线”东段，恰恰是中国军队实际控制线。中国反对承认”麦线”，按传统习惯线划界。
尼赫鲁曲解1956年周总理访印谈话：周恩来认为此线是不合法的，中国历届政府都不承认，是英国侵略的产物，中印两国人民不负这个责任。现在应该根据新的现实情况与两国友好关系，加以现实地解决。周恩来说要报告中央并征得西藏方面同意，是需要时间。为了保证边境的安宁和照顾两国友好关系，中国军政人员将严格不越过此线，希望以后找出解决的适当办法。
1959年矛盾公开与激化：西藏叛乱失败后，尼赫鲁公开记录，遭到中国澄清，宣称受骗并开始反华。
中印从万岁到白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自我矛盾
9 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
建国前夕，毛**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标志着中苏同盟关系正式确立，从此两国进入了友好合作的新时期。但自苏共二十大起,中苏分歧产生并不断加剧，使两国走向对抗，导致同盟名存实亡。在此过程中，苏联的大国大党主义与中国追求平等的冲突是中苏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中苏各自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所导致的内政趋同与背离是同盟破裂的主要原因；国家利益和战略思想的冲突和对立是同盟破裂的直接原因；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是同盟破裂的催化剂。
    一、苏联的大国、大党主义与中国追求平等的冲突
    毛**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一直倡导建立党际、民族及国家间的平等关系并为此而不懈努力。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即发表宣言，宣布废除帝俄时代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这是自近代中国以来所从未有过的，给当时的中国人以很大鼓舞。中国革命“以俄为师”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列宁领导的苏俄能平等地对待中国。毛**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无论是共产国际时代抑或是站在以苏联为首的民主阵营一边，都一直坚持独立自主，追求党际间的平等。斯大林和苏共在支持中国革命过程中，有时忽视党际间的平等原则，使**饱受干涉之苦。对此，毛**颇有微词。
    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在党际关系外又增加一层新的关系——国家关系。作为当时冷战格局中站在同一阵线上的两个大国，毛**希望中苏在党际和国家关系上平等相待。但苏共由于历史上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大党主义、大国主义和缺乏平等观念的传统，在中苏同盟建立过程中，再度表现出来。当毛**访苏向斯大林提出废除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另订新约的要求时，斯大林起初借口不符合雅尔塔协定，有意推托，致使双方对话曾一度陷入僵局。后来虽作出让步，同意签订新约，但让中国再度吞下不平等的苦果。在斯大林的压力下，签订了秘密的《补充协定》，搞了东北和新疆两处势力范围，规定不准许第三国资本或公民在那里“活动”，组建有损中国权益的四个合营企业，要求以战略物资偿还贷款，且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中国当时的生产能力，要中国接受不按国际惯例确定的有利于苏方的卢布与人民币的比价，以及在聘请苏联专家等问题上，苏方的要求都“带有明显的不平等性质”。尽管如此，毛**从新中国的全局利益考虑和构筑对外关系的基础，在某些问题上作了让步，中苏同盟得以建立。但对这些有损中国权益的不平等的做法，毛**一直耿耿于怀。后来他称这次莫斯科之行是“虎口夺食”。
    平等是同盟内党际和国家关系的敏感点。苏联上述损害中国权益的不平等做法，表明它没有把中国作为一个完全平等的盟友对待，这使双方宣传的“最亲密的兄弟般的关系”和同盟稳固性打了很大折扣。
    二、两国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上的趋同与背离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中苏同盟关系经历了从友好到破裂的大转折。在他执政前期，中苏同盟关系不断升温，双方的亲密合作达于顶点。但从苏共二十大开始中苏间产生裂痕，到60年代初发生中苏大论战而走向对抗，导致中苏同盟名存实亡。这一结局的出现，与两国各自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而引起的内政趋同与背离有着直接的联系。这种变异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从1953年9月赫鲁晓夫上台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前为第一阶段。在苏联，赫鲁晓夫一上台便着手进行改革，他要求按商品经济原则重新确定国家和集体农民之间的关系，强调物质利益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原则之一。他的改革实际上是冲击斯大林模式的一个初步尝试。但此间赫在苏联的地位尚未巩固，其改革只是初步的。这一时期的中国，在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开始后，基本上照搬苏联模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从1953年到1956年初，中苏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方向上基本一致，两国的内政大致趋同，中苏关系发展得最为和谐。
    从1956年2月到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为第二阶段。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在大会即将结束之际，赫鲁晓夫作了极具“爆炸性效应”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进行谴责和批判。这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苏联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开始全面探索。9月，**八大召开，这次大会也标志着中国开始独立探索本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在此时期，毛**、赫鲁晓夫都认识到了斯大林以农支工的不良后果，都适当地调整了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并对传统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但两者都未对农、轻、重的比例关系进行实质性调整。在管理体制上也未从根本上打破中央集权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框框，正确处理计划管理与市场调节的关系。可见，此一时期中苏两国在探索各自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分歧，如对斯大林的评价、赫鲁晓夫对“双百”方针政治意义的歪曲等，这些阴影并未影响同盟间的友好合作。
    1958年到60年代初为第三阶段，双方在探索过程中出现明显背离。在经济上，中国在“以我为主”的发展思路下试图找到一条不同于苏联的发展得更好一些、更快一些的办法。1958年树起“三面红旗”，掀起了“大跃进”、“大办钢铁”和人民公社运动，“左”倾思潮全面泛滥。毛**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肯定以农支工实现工业积累，否定了1956年的正确探索。1959年庐山会议后在全国开展反右倾，中断了纠“左”的进程，使中国的经济再度脱离正常轨道。而赫鲁晓夫继续实施经济改革，扩大地方和企业的权利，改组拖拉机站，增加农业投资和农业贷款，以减轻农民负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可见，赫鲁晓夫的改革比前一阶段有所深化。
    由于两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发展思路上存在重大分歧，双方互相指责。**认为苏联过分强调平衡，强调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而不是首先加快发展速度，计划和比例关系决不能束缚生产的高速度发展。而苏联对中国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出现的“新事物、新思想”持批评态度。1959年7月，赫鲁晓夫在波兰的一次群众演说中，公开批评中国人民公社化运动。对各自在经济建设中出现的失误，苏联嘲笑中国人民公社“喝大锅清水汤”，中国挖苦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是“土豆烧牛肉”。对苏共提出的“人民自动调节”和关于国家消亡的观点，毛**认为这是背离马克思主义，是搞现代修正主义。赫鲁晓夫则反唇相讥，指责中国的政治方针是教条主义。
    由上述历史可见，双方各自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所导致的政治经济方针的趋同与背离，是导致中苏同盟破裂的主要原因。
    三、国家利益及战略思想的冲突对立
    从战略思想和国家利益来看，中苏同盟***的过程也是中苏两国战略思想及国家利益从一致到冲突对立的过程，而苏美关系成为影响中苏同盟关系的主要变量。
    1950年中苏结盟，双方在着共同战略利益和国家利益的需要。**认为，中苏结盟可以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遏制封锁，营造可靠的安全保障。毛**指出，中苏两国的合作“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的合作，是为了国际和平的合作”，在这个合作下，“一切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没有不能被粉碎的”。苏联认为同盟建立无疑使其东方安全多了一道屏障，使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大大加强。可以说，中苏结盟是两国在冷战格局中从国家利益出发的战略选择。
    然而，自苏共“三和”理论提出后，赫鲁晓夫做起了美苏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美梦。从1956年初开始，苏联“不止一次地表示了和美国关系正常化的真诚愿望”。
    就中国而言，从朝鲜战争开始，中美关系陷入紧张的对抗之中。美国为遏制中国，1953年10月1日，同南朝鲜正式签定了《美韩安全保障条约》，把亚洲的军事同盟关系从日本扩大到朝鲜半岛。1954年9月，美国又拼凑了东南亚条约组织，威胁中国。当年底，又与台湾签定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美国成为中国解放台湾的最大障碍和头号敌人。对赫鲁晓夫同美国谋求缓和的主动，中国以另一种形式表示了自己的立场，在报刊上展开了一场单方面的、言辞激烈的反美宣传。
    1959年6月，苏联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为由，单方面撕毁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中断了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7月，中印边界冲突发生后中国及时向苏联通报冲突真相，希望苏联站在维护社会主义国家团结的立场上，但盟友竟然发表了偏袒印度的塔斯社声明，向全世界公开了中苏分歧。次年7月，苏联为压服中国，要求所有在华的苏联专家于9月1日前全部撤走，并终止按照两国协议应该派遣的900多名专家。苏联的所作所为，加速了拆散同盟的进程。1962年4月至5月，苏联在中国新疆进行的颠覆活动，给本以脆弱的同盟沉重一击。1963年7月25日，苏、美、英在莫斯科草签了“三家条约”，即《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该条约并不禁止地下核试验，这就使苏美等已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可以继续通过地下核试验来改进和发展其核武器，而无核国家要进行一般核试验来建立自己的核力量的权利却被剥夺。这一条约显然是针对中国的，当然遭到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与此同时，中苏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也愈益激烈。
    可见，苏联从自身利益出发，把苏美合作主宰世界作为最大追求，为此甚至不惜损害同盟者的利益，致使苏美关系成为影响中苏同盟关系的晴雨表。可以说，中苏两国战略思想及国家利益的对立是中苏同盟破裂的直接原因。
    四、意识形态的分歧与论争
    中苏间意识形态争论的焦点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关于斯大林的评价问题。1956年2月的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基本上是全盘否定。起初，中国领导人及毛**对赫鲁晓夫的做法是既有保留，也有肯定。毛**认为斯大林是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他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应作出全面和适当的分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批判斯大林的忧虑与日俱增。由认为否定斯大林必然影响到对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道路的认识，影响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进而得出反对“斯大林主义”实质是“帮助了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潮的发展”、就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斯大林模式，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结论。基于这种认识，毛**从根本上失去了对盟友的信任。
    二是关于苏共提出的“三和两全”共运理论的争论。“三和”理论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提出的。就苏联本身而言，赫鲁晓夫试图通过“解冻”来打破冷战格局，通过对话以增进苏联的安全。在此思想指导下，“莫斯科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时越来越重视其自身利益，而不是坚持革命主义原则”，要求中国跟着他的指挥棒转，中国理所当然是难以接受的。同时，中国自近代起的苦难历程和**的革命道路，以及当时极为恶劣的外部环境，使**领导人的“战争弦”绷得极紧，显然无法接受“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原则。中国革命的胜利证明只有用武力才能DADAO资本主义制度，夺取政权。因此**对苏共的“和平过渡”也存有异议。在二十二大上，苏共又提出“两全”理论。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以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之后，“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新的阶段即现阶段上已变为全民的国家，变为表达全体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的机构”，“由于苏维埃社会的一致的加强，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已经变成苏联人民的先锋队，成了全体人民的党”。而**认为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还继续存在，专政的职能不能削弱。很明显，**强调的是无产阶级国家的镇压职能，而不是经济职能。这就导致了两党在“两全”问题上不可调和的局面。
由于苏中两党对待斯大林的态度殊异，对国际共产主义理论的不同观点，致使分歧无法弥合。从1960年4月至1963年3月，两党在多次国际会议场合爆发激烈争执，在大论战前进行了四个回合的交锋。此后，两党又通过信件往来，频繁磋商。7月14日，苏共中央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就国际共运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对**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进行了全面的反驳与攻击。接着，苏联所有宣传机器都投入了反华大合唱。中国则从1963年9月至翌年7月，陆续发表了“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对苏共展开全面、系统的批判，并坚决拒绝与苏联在国际事务中“联合行动”。中苏大论战使两党关系势成水火，统一的社会主义阵营归于瓦解，两国关系走到破裂的边缘，中苏同盟名存实亡。

lijinzhu2000

游客，如果您要查看本帖隐藏内容请回复

lijinzhu2000

11 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
1950年2月，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国站在了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一边，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与苏联形成了结盟关系。但是，从50年代中期起，中苏关系逐渐降温，后来又不断恶化，到1960年中苏同盟关系实际上已经破裂，此时中苏同盟虽然在形式上还存在，但无论是党的关系，还是国家关系都已在实际上破裂了。对于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 、苏联的大党、大国主义及国家利益冲突与中苏关系的恶化
中苏关系包括两层关系，一是中苏两党之间的关系，二是作为两个大国，即中国与苏 联之间的相互关系。战后，苏联在处理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总是以老大哥自居 ，不断表现出其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的作风，这不仅损害了兄弟党和国家的利益，而且严重制约着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正常关系的发展。所以苏联的大党、大国主义与国家利益 冲突，是影响中苏关系非常重要的方面。
二、 意识形态分歧与中苏关系的恶化
意识形态因素对现代各国的外交关系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外交政策的倾向性非常明显，相同的意识形态和发展道路成为中苏结盟的纽带；而五、六十年代中 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如何评价斯大林，怎样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的关系 ，怎样估计革命与战争的问题；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同样对中苏同盟的破裂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 中苏两国领导人个人因素与中苏关系的破裂
历史唯物论从来都强调要正确认识和评价个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在国际交往中，领导人的个性、风格、思想等，对一国的外交活动及外交政策的制定，无疑具有重要影响。
四、 “冷战思维”对中苏关系的影响
40多年的“冷战”对战后国际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苏关系亦不例外。 “‘冷战思维’的安全模式是苏联想控制中国的内外政策并导致中苏关系曲折发展的关键，而中国未能及时摆脱‘冷战思维’安全观也是原因之一。”50 年代末期中苏关于“长波电台”、“共同舰队”的争论，赫鲁晓夫对中国炮击金门、马 祖的指责，苏联就中印边界冲突所持的中立立场，都是在“冷战思维”支配下，苏联领导人从苏联的全球战略需要出发，对中国的内政、外交进行指责。中国虽拒绝了苏联的 无理要求，但并未走出“冷战思维”的巢穴。
五 、中苏关系破裂是多种因素互动的结果
中苏关系的恶化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中苏关系恶化是双方战略、理论与利益三个方面分歧冲突及其互动的结果。新中国成立之初中苏之间的结盟关系有着强烈的利益互求因素，即当时中苏都面临美国严重威胁的战略格局，中国需要与苏联结盟来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而苏联也需要在自己周边建立一个隔离西方威胁的安全区域。但50年代中期美苏关系有所缓和之后，苏联面临的战略任务与中国 面临的战略任务发生了明显的差异。赫鲁晓夫要缓和与美国的关系谋求美苏合作，需要中国加以配合来营造与美国缓和的气氛；但中国要解放台湾，对美国及蒋介石在东南沿海的挑衅要反击，这无疑有悖于苏联创造缓和气氛的构想。中国希望加强自身的军事力量、特别是海空军力量，对付美国的威胁；但苏联却需要中国裁军，由苏联通过中苏盟 约和华沙条约提供保护。由于苏联醉心于与美国的缓和，决心要把中国外交纳入苏联全球轨道，又丝毫不考虑中国的战略需求和民族利益，中国对苏联外交新战略所依据的理论非常自然地就产生了不同看法，使中苏两党意识形态争论升级，并且展开了公开大论战。中苏两党之间的大论战不仅使它们之间的分歧得不到弥合，反而越来越大，最终两个执政党之间的关系恶化。中苏两党之间的关系恶化，不可避免的对国家关系产 生了消极的、甚至是破坏性的影响。中苏从盟友演变为潜在敌人，正是这种利益冲突与理论分歧恶性互动的结果。
总之，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恶化，是许多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历史上的恩怨和现实的冲突；国家战略利益的矛盾和意识形态分歧；社会背景与个人因素等等。
12中国面向未来的大国外交
面对未来国际形势的新的挑战，中国必须实行大国外交战略，这个战略要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总目标服务，它的主要内容要以大国关系为主体，把中国与大国的关系放在重要位置上，协调好中国同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在推进世界的多极化、解决全球性问题等方面承担与中国大国地位相适应的责任和义务，以大国方式考虑和处理台湾问题，尤其是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和政治体系的建设上，中国应当发挥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
第一，中国应以大国的姿态对待美国，确定既反对美国的强权政治，又在世界事务中与美国进行合作的双向战略。因为中美关系对中国来说有着一定的战略意义，一是两国关系是涉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局能否维持这样具有全球性战略意义的问题；二是中美关系对中国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三是中美关系直接涉及中国国家统一和国家安全的重大利益。因此，中国在制定对美战略时充分考虑美国国内政治的复杂性、社会舆论的多样性和变化性，从中国的大国战略出发，从中国现代化的外部环境，从中国国内经济的发展大局，从中国国家统一和国家安全等一些中国最高层次的利益出发，更理智和谨慎的处理中美关系。
第二，中国多极化新战略，关键是争取欧洲与转化美国。现在的世界，既不是多极化，也不是单极化，而是一个多极化和单极化两种矛盾趋势同时并存的世界，出现了一种双重结构：一方面多极化的趋势在发展，另一方面美国试图推行单极世界的意图也有所表现。在这样一个矛盾的双重结构中，中国未来的大国外交战略着眼于坚定不移的推行多极化，DIZHI和反对单极化的企图。
第三，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大国战略，参与和挑战并用，在东亚要争取主导权。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和角色，应分别从不同的区域和范围来讨论，笼统地将中国是伙伴战略或挑战战略，都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在经济领域，伙伴参与战略对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作用是合适的，中国应尽快转变机制，适应市场的变化。在国际政治体系中，中国既不是单一的选择伙伴或挑战，而是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针对不同问题起不同的作用。作为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坚持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在意识形态领域中要坚决地反对人权高于主权的主张，要坚持每个国家有权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主张，而不是以西方主张的西方式的民主模式为普世模式，这就形成对美国和西方的重大挑战。另外，中国与美国和西方国家在核不扩散、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反对国际性走私贩毒、保护世界生态、维护世界局势的和平与稳定方面，又有重大的共同利益，可以进行合作，可以参与到美国和西方主导的世界进程中去，这又是伙伴参与战略的适用。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尤其是作为东亚最有影响的国家之一，应当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进程中起一定的主导作用。

lijinzhu2000

游客，如果您要查看本帖隐藏内容请回复

lijinzhu2000

18试论面向未来的中国大国外交
面对未来国际形势的新的挑战，中国必须实行大国外交战略，这个战略要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总目标服务，它的主要内容要以大国关系为主体，把中国与大国的关系放在重要位置上，协调好中国同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在推进世界的多极化、解决全球性问题等方面承担与中国大国地位相适应的责任和义务，以大国方式考虑和处理台湾问题，尤其是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和政治体系的建设上，中国应当发挥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
第一，中国应以大国的姿态对待美国，确定既反对美国的强权政治，又在世界事务中与美国进行合作的双向战略。因为中美关系对中国来说有着一定的战略意义，一是两国关系是涉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局能否维持这样具有全球性战略意义的问题；二是中美关系对中国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三是中美关系直接涉及中国国家统一和国家安全的重大利益。因此，中国在制定对美战略时充分考虑美国国内政治的复杂性、社会舆论的多样性和变化性，从中国的大国战略出发，从中国现代化的外部环境，从中国国内经济的发展大局，从中国国家统一和国家安全等一些中国最高层次的利益出发，更理智和谨慎的处理中美关系。
第二，中国多极化新战略，关键是争取欧洲与转化美国。现在的世界，既不是多极化，也不是单极化，而是一个多极化和单极化两种矛盾趋势同时并存的世界，出现了一种双重结构：一方面多极化的趋势在发展，另一方面美国试图推行单极世界的意图也有所表现。在这样一个矛盾的双重结构中，中国未来的大国外交战略着眼于坚定不移的推行多极化，DIZHI和反对单极化的企图。
第三，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大国战略，参与和挑战并用，在东亚要争取主导权。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作用和角色，应分别从不同的区域和范围来讨论，笼统地将中国是伙伴战略或挑战战略，都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在经济领域，伙伴参与战略对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作用是合适的，中国应尽快转变机制，适应市场的变化。在国际政治体系中，中国既不是单一的选择伙伴或挑战，而是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针对不同问题起不同的作用。作为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坚持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在意识形态领域中要坚决地反对人权高于主权的主张，要坚持每个国家有权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主张，而不是以西方主张的西方式的民主模式为普世模式，这就形成对美国和西方的重大挑战。另外，中国与美国和西方国家在核不扩散、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反对国际性走私贩毒、保护世界生态、维护世界局势的和平与稳定方面，又有重大的共同利益，可以进行合作，可以参与到美国和西方主导的世界进程中去，这又是伙伴参与战略的适用。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尤其是作为东亚最有影响的国家之一，应当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进程中起一定的主导作用。
19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背景及影响
1969年3月，苏联军队入侵乌苏里江主河道中国一侧的珍宝岛，中苏军队发生激烈交火，珍宝岛之战将已经恶化的中苏关系降到了冰点，中苏边境地区剑拔弩张，大规模军事冲突有一触即发之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也开始对自己的战略、外交政策作出广泛的重新评估。改善中美关系，以对付苏联的威胁，同时，为了实现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解决中美之间的长期争端，也需要适时改善同美国的关系。这样中美两国都有了改善关系的要求。1970年9月27日，已经当选为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对美国《时代》周刊发表谈话时公开表示愿意访华。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访问中国，28日在上海发表《中美联合公报》，宣布中美双方依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声明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美国承认“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双方同意扩大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并为发展贸易和科技、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提供便利。标志着中美两国开始走向关系正常化。
《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是中美关系史上的里程碑，它所确立的两国关系的原则，为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和两国关系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前景；对抗了20年的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有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有利于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
随着两国关系的逐渐发展，中美建交的时机日益成熟，1978年12月中美两国发表了《中美建交公报》：“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接受了中国提出的中美建交三原则：美国与台湾当局“断交”、废除“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军。1979年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20  60年代中国左倾对外政策的主要特征
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中国对外政策实际上受到一种结构性矛盾的影响。当时存在两个不同层次的矛盾。第一个层次是国内经济衰退要求对外政策向更加务实稳妥的方向调整，同时周边环境恶化迫使中国至少要在某个方向或局部作出强硬的反应；第二个层次是中国领导层在如何评估“大跃进”和应对经济衰退方面的不同意见及其争论的结果等，也在影响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方向。这两个层次的矛盾各有其演变脉络，而且不同层次上展开的各种矛盾也是相互联结、相互影响的。
“左”在中国政治中简单地说，就是指追求超越时代或高于现实可能的目标，所谓“左”或极左的对外政策大致包括四个基本特征。
第一，在理论上对传统的“时代”学说持教条主义态度，对纷繁复杂且迅速变化的国际政治形势不肯进行具体分析，只是简单地断言世界正处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并因此否定国际形势中缓和因素的存在和意义，实际上不承认有维持较长时间基本和平的可能性。
第二，过高估计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和影响，其主要表现即“中国革命中心论”，如自诩为“世界矛盾的焦点，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中国向何处去是“关系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命运的问题”，是“关系世界革命命运的一件头等大事”，等等。“中国革命中心论”反映出对当时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影响力等重大问题的战略性思考，从深层看，也多少涉及历史上的“中国中心观”。
第三，将所谓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在理论和现实中均否认国家利益在制定和实施对外政策中的首要地位，如**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明确宣布：中国对外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第四，在具体政策上，以反对帝、修、反为号召，搞“两个拳头打人”、“四面出击”。
以上述四个特征作为标准，可以说中国极左对外政策大致形成于“**”开始时期。如果一定要找到一个具体准确些的历史标志，那么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比较具有标志性的。

lijinzhu2000

游客，如果您要查看本帖隐藏内容请回复

lijinzhu2000

24试论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外交战略
答：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进入新旧格局转换的历史大变动时期,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 邓小平以灵活务实的思想方法,全新的思维方式,提出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思想 。在此方针指导下,我国成功解决了对外关系中的难题,开创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在目前的国际 政治的大背景下,继续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外交战略具有深远的时代意义。
深入理解 “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外交战略的科学内涵韬光养晦,是中华民族传统政治智慧的一个经典表述 ,本身的含义是比喻隐藏才能,不使外露。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思想,是把古代 中国军事谋略思想运用于当代中国外交的一种“积极防御”战略,是利用和平、抓住时机、发展自 己、由弱变强的必由之路和取胜之道,是极具匠心和深谋远虑的。韬光养晦绝不等同于单纯的防守 退却或被动应付,而是要有所作为。邓小平指出,不管世界政治格局怎样变,中国在世界上算一极 ,是一个“有重要影响的大国”,“我们绝不能示弱”。韬光养晦的目的,是为了争取较长时间的 国际和平环境,为国内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服务;而有所作为,为的是促进韬光养晦战略目标的实 现。“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战略方针的核心就是“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即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向多极化发展,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 和挑战,邓小平及时指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反复强调要毫不动摇地集 中全力搞经济建设,“发展才是硬道理”。为此,在某些国际问题上我们要善于守拙,“扎扎实实 干自己的事”。在外交实践中,坚持不称霸、不当头的原则,不谋求势力范围,不搞集团政治,不干涉别国内政。综上所述,对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方针,应将其理解为从我国 的基本国情和国际力量对比的现实出发,珍惜机遇,埋头苦干,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把经 济搞上去,避免过分张扬,“不扛旗、不当头、不称霸”,着重营造有利于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 的长期和平国际环境。
准确把握“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外交战略的客观依据一个国家的外交 政策的制定,取决于这个国家对所处国际环境的判断以及这个国家的综合国力。邓小平“韬光养晦 、有所作为”的外交政策是建立在对当时国际形势和中国国情的准确判断之上的,十多年过去了, 人类社会已经进入21世纪,国际政治和中国的外交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应该看到当前中国 决定采取“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基本背景要素仍然存在,而且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赋予继续坚 持这一方针更为坚实的基础和理由。
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进入新世纪,国际 形势发生着自冷战结束以来最复杂、最深刻的变化,但并没有动摇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中国新一 代领导集体认为,“新的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打不起来,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和良 好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
做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主题的重要判断的主要论据有 三个方面:第一,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第二,世界政治的主导力量———大国关系正处在一个以协调、合作、共处为主要取向的新时期 ,发展高新科技、夯实综合国力,是各大国政策取向。大国都在努力争取一个于己有利的和平国际 环境,大国之间发生直接全面对抗的可能性不大。第三,“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 给世界和平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有利条件。”
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相互渗透趋势进一步加深 。总之,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国际上没有即将爆发世界大战的态势,中国也没有面临 外敌入侵的紧迫情况,因此中国完全可以韬光养晦、埋头苦干、抓住机遇、有所作为,实现国家发 展的目标。世界格局多极化发展趋势不可逆转冷战结束之初,世界多极化趋势得到加强。虽 然美国依仗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在多极化进程中试图建立由其控制的单极世界秩序,但欧 盟、日本、中国、俄罗斯对美国的霸权都有很大的牵制作用。国际格局演变的大趋势是多极化,而 不是单极独霸。世界格局多极化是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历史需要, 是顺应历史的潮流。江**同志指出,“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极大地影响着各民族的生存环境 和发展前途”,
如何更好地把握新的世界格局的发展规律,如何做到“韬光养晦、决不当头 ”,同时又“有所作为”,使中国在国际政治中起到应有的作用,对我们来说是新的实际问题。应 该清醒地看到,在多极化的大趋势不可逆转的情况下,在我国的周边环境相对安全的情况下,中国 可以而且必须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国家关系的最高准则,制定对外政策的 重要依据仍是国家利益和综合国力制定国际战略所依据的最高原则是国家利益,邓小平同志说:“ 考虑国与国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来谈问 题和处理问题”。当前,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决定了我们在很长时期内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完成祖国统一,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国家根本利益要求我们自觉遵循“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综合国力是一国制定国际战略 的最重要的依据。邓小平关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方针,是基于我国当时综合国力 的现状而提出的。“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所谓大国就是人多,土地面积大;所谓小国就是 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比较穷,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不过三百美元”。
十多年来,我国的综 合国力得到很大的提升,目前,我国经济总量排名世界第六,但也要看到我国综合国力的特殊性。 经济总量大,但人均仍比较低。2003年人均GDP已经突破1000美元,但仍排在世界第1 00多位;经济结构不合理,关键技术落后,许多重要装备和技术仍然依赖进口,受制于人;人口 文化技术水平低,存在严重就业压力;资源总量丰富,但人均拥有量低,浪费破坏严重,保护和合 理利用资源任重道远;经济体制、社会秩序存在不少问题,有待完善。可以说,当前的综合国力的现状仍是邓小平所概括的大国与小国,这要求我们继续采取“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
继续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外交战略是时代的要求。把握战略机遇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现实要求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二十一 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并提出 了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伟大战略目标。胡主席同志在十届全国人大一 次会议上进一步指出,我们的发展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应紧紧抓住本世纪头20年重要 的战略机遇期,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坚定不移地朝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前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在对外战略方面必须坚决贯彻、灵活运用“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的战略方针,必须立足于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把自己的事情 办好;不称霸、不当头、不谋求势力范围;同时要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根本利益,争取和 平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 新秩序的必然要求我国的国际战略目标是积极推进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但是应该 看到,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 传统的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局部 冲突时起时伏;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建立国际新秩序面临着许 多严峻挑战,任重道远。针对这些,十六大报告再次提出了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主张。各 国政府应相互尊重、共同协商、而不应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经济上应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 不应造成贫富悬殊;文化上应相互借鉴,共同繁荣,而不应排斥其他民族的文化;安全上应相互信 任,共同维护,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而不应诉诸 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我国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可 以看出,我国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主张处处体现着“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思想。 灵活运用现有国际规则、参与未来国际规则制定的内在要求国际规则指国际社会为稳定国际 秩序,促进共同发展或提高交往效率等目的而建立的有约束性的制度性安排。长期以来,制订和修 改规则的权力一直由西方发达国家所控制,致使很多国际规则体现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色彩。对 于西方制定或主导的国际规则,中国人较为有利、较为务实的办法是坚持“韬光养晦”与“有所作 为”的辩证方针,集中精力搞本国建设。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当然还包括中国参 与、修正,乃至自己提出、主导创立国际规则。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决定着“中国以主动、积极的姿 态参与国际体系的调整、改造,使之反映中国的利益诉求。如不参加就会被抛弃,成为国际弃儿。”进入21世纪,全球层面的国际规则调整正全面展开,如安全领域的反对恐怖主义、多边安全机制、军控问题;经济领域的区域合作、WTO规则的谈判等。中国必须把握机遇、有所作为,以保证在全球化进程中拥有主动权和一定的发言权。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战 略思想,是建立在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和世界局势的全面把握基础之上的。它不是应对90年代初复杂国际局势的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为了我国长远利益而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方针。当前的新形势赋予了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更丰富的科学内涵、更坚实的客观依据、更迫切的现实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