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学院秦亚青老师

dr.shi

世界秩序与国际安全
主讲人：秦亚青（外交学院博士生导师）

同学们好，非常感谢张敏谦教授请我到国际关系学院来，有这样一个机会和大家进行交流，这是我印象中第二次来到国际关系学院，希望今天晚上我们能有一个比较好的讨论。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世界秩序与国际安全，主要是想谈一谈世界秩序与国际安全的关系。先从一件事开始说起，今天早上碰巧路透社记者采访我，为什么采访呢？因为胡主席要访美。他提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觉得中美这一次能谈什么？”。他说我在美国跑了一圈，美国是铺天盖地的中美贸易问题，都说胡主席这一次来，美国肯定要向中国在贸易方面施加压力。我说我非常同意啊，贸易肯定是一个话题，并且你们美国人也可以把它扇得更大，因为美国国会、美国民众很关注这事儿，报纸头条都可能。我说安全可能不是一个spotlight issue，因为中美这几年关系一直比较稳定，但是必然是一个important issue。可以不在公开场合报道很多，也可以不见诸于各种报刊、媒体的头条，但是必然要谈到安全。因为安全在当今这个世界上恐怕是国际关系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这是大的方面。再一个，美国总想建立一种世界秩序，这个秩序又总是和安全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现在和美国进行战略对话，我们中国叫战略对话，我们在报道中用的是strategic talk。美方是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中国是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对话已经谈了两次了，谈得也不错。美国人不叫战略对话，因为美国总统布什上台后不是把中美战略伙伴关系改了吗，称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但是呢，美国叫它是高级别会谈，也是很重要。双方内容要求是一致的，就是在全球重大全球秩序、地区秩序、安全以及其它领域进行比较宏观的战略性对话。不是具体问题，不是说那儿出了一个恐怖集团，我们商量商量怎么把它打掉，不是这种安全，是全球性稳定、地区性稳定这种大的安全事件。那么，秩序和安全就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路透社记者问我，你们不同意这个世界秩序，你们要建立一个什么秩序？你能说我们要建立一个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多极化趋势的秩序吗？这个稍微空了点儿。实际上，在当今的安全问题上，这个就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话题。那就是说，到底现在的世界秩序是个什么样子？什么样的秩序更有利于安全？什么样的秩序能比较好地保持国际体系的稳定和国际体系中国家的安全？那么这算是今天我讲的题目的一个开头吧。
这里我想再插一句话，就是当今安全观念已经有了很大发展。应该说，冷战以后安全的概念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安全，它的层次多了，它的纬度多了，它的面多了，成了一个全方位、立体的、交织的概念。举个例子说，没有人的安全有国家的安全吗？很难说。设想一个国家大家都在闹，这个国家能安生了吗？没有区域安全，也很难有国际安全。像在中东这块地方，每个国家能够感到非常安全也很难。所以，不同层次，不同侧面，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现在还有环境等等这一切安全都搅在一起，出现了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等等等等。但是今天我的集中点还是基本上放在国家安全上，以国家为单位的国际体系的安全上。这个并不是要否认其它各个方面的安全是十分重要的，比如说人的安全，没有这个基础安全，什么安全都谈不上。但是因为我们谈世界秩序，谈国际安全，国际嘛，international，interstate，主要还是强调国家。所以今天可能会比较多的集中在这个方面。这是对安全观念和今天我要讲的内容的基本点作一说明，并不是要排除任何其它安全，而我自己也是从来都主张多元安全观的。第三个呢，我就想在这个介绍部分说一下，既然我们认为安全与秩序有一定关系，换句话说，如果有一个很好的秩序，那么对于这个秩序中的成员来说相对就会比较安全，这是一个基本的假设。那么到现在为止，人们认识到的国际秩序和安全到底有什么关系？哪种秩序人们认为更加安全一些呢？

一、        权力秩序与国际安全
我想了想，稍微归了一下类，按类分这个世界可能有三大类秩序。一类秩序，非常简单地说就是权力秩序，power，所以非常简单地说这个秩序和安全的关系就是“强权就是安全”。这个话可能有点过分了，这是我自己编出来的，但是实际上差不多。就是在实际的国际关系中，人们总结三百多年来的国际关系史，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开始确立以国家为国际关系的主导行为体，一直到当今的世界。人们看了看国际上发生了这么多事件，出现了多种格局和秩序，到底我们怎么看待这些秩序？
好，我先来说这一类，“强权即安全”可能过分了点，但直到现在为止很多人还这么认为。我是两年以前和Mearshimer在北京有一个辩论，后来发在了媒体上。其实你想想，他不就是讲“强权即安全”吗？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感到安全，除非你是最强大的国家，除非你是霸权国。即使你成了霸权国，也不一定感到安全，也还是要追求更大的权力。所以，第一种世界秩序不妨叫它“霸权秩序”。大家想一想，在一个群体里面，比如说在今天这个大教室里，比如说大家为什么东西要争起来、吵起来、打起来，如果这里坐着一个武装警察，手里拿着枪，说“谁敢打我就杀了他”。那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不敢打，除了疯子。这个武装警察拿着枪，那么不妨叫他“利维坦”，或者说我们叫他霸权者。从一定意义上讲，它是有道理的。那么如果要是分析这个秩序本身的内涵，我们就可以非常简单地把它说一下，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强大无比的霸权国家，它管着我们，当然它也提供给我们东西了，他要提供公共物资，那么这个世界就基本上呈现为安全的、稳定的状态，不能说绝对。然后人们就开始总结历史了，历史上Pax Romana，罗马治下的和平。罗马帝国强盛无比的时候，谁敢打？谁打，它打谁。Pax Britannica，不列颠治下的和平，主要是指拿破仑战争以后到一战以前100年，英国占据着非常强势的地位，尤其是占据着海上优势的时候。后来人们又开始谈Pax Americana，美国治下的和平，美利坚治下的和平，这就指冷战以后一直到现在。有些人开始谈了，Pax Sinica，中国治下的和平。这个当然我们说还很遥远，还早着呢。但不管怎么说，人们认为如果有这么一个强大的、不可战胜的主导行为体在国际上建立一种霸权秩序，天下基本上就太平了，秩序中的成员基本上就安全了。持这种秩序观点的人到目前为止还是不少。非常实事求是地说，美国人特别是布什政府比较喜欢这种说法。星期五我们要和三个“新保”的人，包括卡根，一块讨论中美关系。因为胡主席要访美，美国各种各样的人都来了。“新保”是什么理念？用咱们中国最简单的一句话说就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美国要趁着现在你实力强大，特别是硬实力你是无可比拟的，所以要利用手中的硬实力把你的价值观念、制度体系推向全世界，因为现在没人能挡住你。当然这种想法本身有很多幼稚的地方，但是乍一想，合理啊。所以霸权秩序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人们是很相信的。现在冷战结束以后相信的人少了一些。
到了国际关系领域，人们谈霸权秩序和安全的关系时，是受到了经济学界的影响。美国当年出了一个很有名的经济学家，叫Chares Kindleberger，他就在反思大萧条。为什么会出现大萧条？很多经济学家谈了很多微观层面地上的原因，包括金融市场，包括国家之间相互的不信任，包括英镑地位不保等等。他说这些东西都是表面现象，没说到根本上去，没说到基本的原因上去。基本的原因是什么？是经济领域的霸权国没了。他不叫霸权国，它叫leader。美国现在也说我们是leader。当时在上世纪末20年代末30年代初，英国显然已不是世界第一强国了，早就完蛋了。虽然它骆驼架子还在，但实际上已经很虚弱了。美国在1890年左右就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国了，但是它奉行着一种孤立主义政策，从来不想干预西半球以外的事情。金德尔伯格就说了，这就是问题，一个超级大国实力没了还在硬撑，但已经撑不住了，另外一个真正的实力霸权国却又不愿意去承担这种霸权义务（他叫它leading responsibilities），当然世界就乱了。没有人提供这些维持金融领域的制度、规则，就乱了套了。后来罗伯特•吉尔平把这个理论借过来用在安全领域，原来国际关系学者认为经济是low politics，吉尔平把它拿过来放在high politics里，来看看到底能发生什么事情。结果从理论上建构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理论模式，那就是霸权稳定论。有了霸权，霸权国既有能力（capabilities）,又有意愿（willingness），提供给世界一种秩序，在这种秩序之中，这个秩序中的成员就会享受着安全这种公共物品。从根本上来讲，霸权秩序不承认国际体系中有一个国际社会，它只强调一点，就是权力。只要这个权力结构的分步呈现出一种正金字塔形，大家就人人安全，这个人人当然这儿指的是国家了。所以说，如果你没了这个强大的、可以提供保护的霸权国，这个世界就处于动荡不安之中。不管是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还是在其它领域都是如此。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时候，当时美国人在大声疾呼美国在衰退，美国几个国关学界大家都承认了这种衰退，包括像历史学家保罗• 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还有国际关系学界知名的自由主义派代表人物基欧汉都是把他们的理论考虑到了大国的衰退，尤其是霸权国的衰退，他们担心的就是霸权国衰退了以后这个世界秩序就乱了，大家就人人自危了，所以有这么一个强权就有安全。当然我们说“强权即安全”有点儿过分了，不过实际情况就这样。这是第一类的第一种秩序。
第一类的第二种，也是谈权力，基本上也可以说强权就是安全，那就是我们都知道的“势力均衡”。这个欧洲人玩了好几百年了，为什么基辛格这么崇拜俾斯、迪斯累利、梅特涅这些人？这些人都是玩均势政治的老手。他认为如果这个世界上或这个体系中有五个左右差不多强大的国家，那大家都会相安无事。为什么？谁都不敢打，它们都差不多。如果我们把刚才的假设换成这个屋里有五个同样身强力壮的武警，他们谁打谁啊？所以谁都不敢先打对方。只要能保证这五个人、五个强国没有一个能够忽然做大，那这个秩序就是稳定的。这个秩序中的成员就没有生命危险，大家都会活着。所以，最大最大的问题就是千万要防止其中任何一个国家做大，做大到别国都制服不了它的时候。所以，“势力均衡”，或者叫均势，这种秩序认为，这个体系中的几个国家不管哪个，只要做大，别国都要联合起来把它打下去。均势秩序是一种变相的多极，我们说今天世界一定向多极化发展，这个多极概念已经和当时不一样了。当时极就是权力中心，主要就是强国。所以，北大叶自成老师写了一篇文章，谈多极化。他认为这种概念的极不一定就安全，当然他是反对均势理论（Balance of Power）。Balance of Power主要是受到物理学的影响，当时的现代性物理学强调非常强的平衡才能保持稳定。冷战以后，西方的现实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突然一下子不说话了，目瞪口呆，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Waltzes，一个非常有名的理论家，根据他的理论他做了一个预测，说苏联至少能再维持100到150年。但转眼之间苏联没了。
另外一种变相的均势，就是两个国家都有核武器，认为有了核武器，苏联和美国足以维持这个秩序的稳定。大家一听核武器那么可怕，但很多人论证就是这个核武器保证了大家的安全，就是这个核武器保证了世界处在一种两级均势秩序之中。美国有个非常有名的学者叫Richardson，专门用很多很多的数学公式来讨论国际关系，很多东西都看不懂。但他的基本观点是核武器越扩散越有利于安全，全是由公式推出来的。他的书其中有一章叫reasonable deterrence。所以在冷战结束的时候，美国人欢欣若狂，但是理论家目瞪口呆。刚才我提到的Mearshimer就写了一篇文章叫《我们很快就会怀念冷战》，别看你现在很高兴，欧洲很快就会回到冷战中，因为这个秩序中失去了平衡。没有苏联和美国这两个可怕的超级大国在这保持着平衡，欧洲很快就要打起来，哪一个国家都不安全。很快他又写了一篇文，用了美国一部非常有名的电影的名称叫back to the future，退向未来。他谈到由于美国和苏联的均势维持了欧洲几十年的和平，从45年一直到90年。现在你们别想了，很快欧洲就会回到过去一战、二战那样的情形。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没有了势力均衡，就没有了安全，大家就都要打仗，因为人们的权力欲是不可抵抗的。这两种秩序观都是从权力结构上来谈安全的，都是从权力结构上、分布上来谈秩序，也都是从权力的分布上来谈秩序与安全的关系。总体来说，把权力、秩序、安全作为因果关系链连在一起。这是第一类秩序。

dr.shi

二、社会秩序与国际安全
第二类秩序也有两种，我用现在咱们很时髦的话来说，如果用几个简单的字来表述一下，和谐社会就是安全。当然这个东西，其中有两种基本的说法，但总体来说它和第一类有很大的不同。第一类是强调权力的分布，这屋里到底是一个武警、两个武警，还是五个武警，这个关系到我们在坐各位的安全。不管我们这些人是什么关系，我们是同学，同班的还是其它。不管我们是中国和东盟，还是美国和伊拉克，没有这种考虑，也根本没有这方面的基本考量。但是第二类就不一样了，这个世界秩序就更多的从社会联系角度来看问题。昨天，我请Peter Katzenstein到外交学院作了一个讲座，因为他刚出了一本书，这个我以后要谈。原来我只是总结了四种秩序，昨天又临时加了第五种，就是他说的这种。他在1996年编了一本书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谈国家安全，但是完全从另一个角度来谈。我想了一想，他谈的角度和下面我说的两种是有很多相似之处。
下面谈的两种基本的秩序，一个我们可以叫它法治秩序，这个听起来挺好听。法治秩序主要来谈社会，所以前提它必须承认我们这个世界不仅是一个国际体系，有将近200个主权国家组成，它还是一个社会，这近200个主权国家是这个社会的成员。如果我们从体系转到社会来，那就有很多社会性的因素要加进去。比如说，大家能够基本相安无事的生活在国际关系学院校园里面，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有很多规范、制度要遵守，我们要有道德，我们不能违背。杀了人要惩罚你，偷了东西要开除你。这都是规则、制度。我们有道德，我们大学生有些事情不能做。正是由于这些因素，所以我们相安无事，比较安全地生活在这个校园里面。如果有一个人不遵守这些东西，我们就都不安全了。如果说出了一个杀人犯，出了几个小偷，大家还安全吗？所以这个法治秩序认为要在世界上建立一种准法律的秩序。谁是例子呢？欧盟。欧盟现在很得意，虽然它遇到很多挫折，但是它觉得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榜样。自从建立了国家体系以来，欧洲在过去三百年里打仗打得最多了，没有一个大陆比它们打的更多、更惨。德国和FaGuo1000年里几乎每年都在打仗。我去瑞典看一看，瑞典现在真是一个和平主义国家，但是它过去是一个强悍的海盗国家。为什么现在变成了一个和平主义的福利国家？因为瑞典不断地健全法律制度。欧洲人是讲这些的，legal procedure,很严谨。换句话说，如果把一个国家内部的这些法律以某种形式在国际范围内建立起来，大家就安全了。因为虽然没有一个霸权国在保护着你，但是至少有这一些条条框框在保护着你，这就是所谓的法治秩序。法治秩序很少强调权力。我给大家再讲一个故事，我们都说欧洲共同体到现在欧盟发展过程德、法两个大国主导。为什么它们能主导呢？因为它们国大、实力大、力量强。去年的时候我们请两个欧洲人，一个是原来德国的国防部长夏尔平，另一个是意大利的原来的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当时我问夏尔平一个问题，我说：“欧洲有你们德、法两个大国作火车头，所以说可以推动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我刚说完，普罗迪就说了：“你这绝对是错的，你不知道在欧洲绝不是FaGuo和德国说了算，我们意大利也很厉害，还有比利时也很厉害。”欧洲各国都有充分的权力去制定规则，制定条例，所以欧盟才能是所谓的stable peace，大家都很安全。但不管怎么说，这种秩序认为安全不是来自于强权，而是来自于法律和制度的保证。我们谈到法律，谈到制度，谈到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马上我们就进入了社会领域。这些只有在社会中才有。不管法律也好，制度也好，规则也好，都是人制定的。所以说呢，这种秩序它希望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尤其是在有着长历史时期法治历史的欧洲环境中。所以现在大家可以看，很有意思，欧洲人是一步一个法案，一步一个法律文件，包括最后制宪。虽然现在失败了，但是我想欧洲还会成功的。关于这个欧盟宪法在FaGuo投票失败，我问过FaGuo外交部长的一个秘书，他说是精英走得太快了。就是说这个法治秩序的基础老百姓还不太理解的时候，你超前了，那不行，所以要把你拉回来。欧洲这个经验很有意思，这一点欧洲还没改，它认为还是普适的，到哪儿都可以这样用。但实际上不是如此，欧洲经验就是欧洲经验。把这种法治秩序拿到别的地方试一试，也很好，但可能就行不通。
举个例子，东亚。在欧洲我们看到一个treaty接treaty，每一个treaty都是一个里程碑。标志着这个机构的建立再扩大到那个机构的建立，三个共同体再联合成一个大共同体。从自贸区到关税同盟到关税同盟，再到最后向欧盟发展。每一步都立上一个有约束力的条款，叫条约。搬到亚洲来行不行啊？不行。我这几年参加了关于东亚地区合作的事务，和理论没有关系。包括谈文件等等等等。中国和东盟今年要庆祝中国、东盟建立关系15周年，91年由钱其琛外长提议建立。去年中国、东盟成立了一个名人小组，一个是名人，中国方面是钱其琛；一个是名人的special assistant,那就是我了。（笑声）看看东盟的发展，从67年东盟建立一直到冷战结束，东盟的发展很少有条约。欧盟是一个又一个条约，东盟是一个又一个declarations。declarations没有什么约束力，所以它没有什么法治基础，不是一种法治秩序，到现在还是如此。我看到一些搞中国社会研究的学者写过很多文章说中国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它不那么重法律，重的就是关系、面子。其实你扩大到整个东亚，相对来说受到儒学影响的地区，这都有一定程度的表现。所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一个著名教授阿查亚写了一本书叫Constructing the South-eastern Community，他提出一种模式叫ASEAN Way，东盟道路。他就说这个和西方不一样，这个讲究的是什么？有一个词我们刚开始和东盟打交道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很有意思，现在大家都使用了，叫comfort level（舒适度）。什么意思呢？大家都在讨论这件事情，你觉得不舒服了，你说不行，这句话写进去很不舒服，你不用解释为什么，那好，大家就说好吧，那就不写了。非常不正式，非常松散。但是大家看从1967年一直到冷战结束，在30年的时间内东盟维持了基本的成员国之间的安全。不容易啊，没有像欧盟那样一个一个的正式条约，包括后来把越南、老挝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拉进区也是这样。拉进去之前还打，拉进去不打了，这个很有意思。所以法治秩序有它很多的道理，也确实能够在实施完善的情况下保证成员国的安全。但是，法治秩序不是任何地方都可以实现的。
那么第二类秩序中的第二种，也就是整个第四种，就是一种文化秩序。这个更进一步强调非正式意义上的社会秩序。它说国家之间可以达成合作，因为我们都有利益，只要能满足了我们的利益我们就能达成合作。所以，基辛格很崇拜帕麦斯顿的一句话“没有永久的敌人，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不消失的利益。”但是文化秩序不完全这样认为，是，我们有利益的情况下可以合作，但是呢我们可以超出这种利益，可以建立一种真正的社会意义上的社区。我们都知道社区是什么，社区就是大家互相关爱，就是一个caring society，caring community。这个听起来也是很好，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呢，它非常强调非正式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这个社区大家互相都不偷不抢，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朋友啊，我们共同来维持这个小区的安全。但是在国际社会中真正达到这样的和谐程度是比较难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采用很多社会性因素去化解矛盾，去推动共同安全，这确实可以做到。我刚才说到东盟，我再说东北亚三国加入，我们中国在90年代中期以前基本上不采取任何多边主义，只搞双边。为什么？我们想一想，东盟你十个国家，我和你们搞多边主义，那不是联合起来反对我们吗？我们一个一个和你干，你们哪一个能和我们抗衡啊。最大一个国家印度尼西亚，有多大啊？但是到了97年金融危机以后，这个观念全变了，中国开始积极参与多边安全合作。换句话说，只有大家都安全了才安全。日本、韩国也都赶快进来了。现在所谓的10+3进程就是这个东西。但是这个进程中确实是有一种很松散的文化秩序在里面。
我举一个例子，就是东亚峰会。大家都知道，去年年底开了东亚峰会（East Asia Summit）。东亚峰会是谁提出来的？是原来韩国的外相韩升洲领着一帮人成立了一个小组，叫East Asian Vision Group（东亚展望小组），写了一个文件，要推动整个东亚一体化的进程，提出了17项短期措施、9项长期措施。其中一项就是要开东亚峰会，东亚峰会的目的第一条是促进东亚的安全。这是当时他们提出来的方案。大家都知道，最早提出来东亚地区合作的是马哈蒂尔，当时提出来后美国坚决反对，结果没搞成。后来东亚金融危机后开始搞起来，搞得很快，现在活力也很强。尤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很多，在经济领域是第一了。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现在还不是很多。但是当时提出这个东西是非常明确地说明了是13个国家共同开。它的目的是什么？由原来10+3，10+3是一种不平等安排，10是东盟10国，3是中、日、韩，由这样一种结构变成13，每一个东亚的国家都有权利和义务参与东亚地区的合作，包括经济合作、安全合作、社会文化合作。所以我们看这种文化秩序非正式的东西怎么在运作，结果慢慢就开始变样了。首先是老美不放心，尤其是中国参加了以后，美国想你们到底在干什么？美国是以所谓的“轴辐结构”控制着东亚的安全，发挥着它的影响。所以“轴辐结构”就是美国和东亚有五条结盟线，还有一个好朋友。这个结构美国觉得可以保护着东亚很安全。忽然中国进来了，这它不放心。所以赖斯访问中国的时候在北大找了一些学生和三个学者，我也是其中一个，跟她对话。当时我就提了这个问题，就是东亚合作、东亚安全美国到底有什么期望？美国期望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赖斯回答地非常diplomatic,她说美国是一个亚太国家，我们对这发生的一切都很关心，我们希望东亚的地区主义是开放地区主义。
大家注意，我们现在也大谈开放地区主义，我们不要把老美排除在外，把老美排除在外我们就搞不成了。在这个过程中，老美担心，但是老美不会参加，因为老美离得很远。然后，澳、新、印都申请参加。怎么办？实际上东盟也想拉他们进来，尽管马来西亚不想。很多像印尼、新加坡都想。因为它们觉得东盟之所以能够存在，能够发展，能够采取东盟方式来化解这些大国，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让大国之间保持一种相对的平衡。结果最后东盟提出来三个条件。第一，加入东盟最重要的一个文件——《和平友好条约》，中国是作为域外大国第一个加入的；第二，你准备加入（promise加入）；第三，你和东盟有着实质性的伙伴关系。澳、新、印都符合。澳大利亚原来不想参加，但后来答应了条件。所以后来就开了一个16国的会议，但开始印尼和马来西亚对此有不同意见，争论非常激烈，最后还是尘埃落定了。东盟开这么些会， 又10+1，又10+3，又东亚峰会，都在一块开。这些领导人今天开这个，明天开那个，到底怎么弄？所以我们看一看东亚过程它不是一种强烈的法治秩序，它是一种松散的、文化的、社会的联系造成的秩序。美国人和欧洲人都觉得这个秩序不稳定。因为他们觉得东亚没有一种强烈的明显的结构在这压着。但是为什么东亚没有乱起来？因为东亚总是有一种松散的、文化的东西，蕴含着秩序在里边。所以我们又看到了两种秩序，这两种秩序都是想弄个和谐社会。当然和谐社会是有条件的，如果老美不想让你和谐，你就没有这个地区之外的条件；如果中国一捣乱，你也没有内部的条件。但毕竟这两种是从社会角度、文化角度提出我们可以建立某一种世界秩序，在这种世界秩序之中，它的成员可以保证不仅仅是基本的安全，还可能是永久的安全。这是我所说的第四种。

dr.shi

三、“帝权秩序”与国际安全
最后一种是昨天刚加进去的，我跟大家说为什么加这一种。去年，Peter Katzenstein出了一本书，名字叫Asia and Europe in the American Imperium，是他用了11年的时间写成的。我们准备今年把它翻译出来。当然他的基本观点是西方学者的观点，没有问题，但是观点很新，理论有独到的创新之处。他说了一个什么意思呢？实际上，他把第一类以权力为主的世界秩序和第二类以社会为主的世界秩序融在一起了。他其中有几个非常主要的概念，第一个就是刚才我说的the American Imperium。Imperium这个词英语中不太用，他为什么用这个词？它当然是与帝国有关系了。他说我既不想把美国说成一个Hegemony(霸权)，也不想把它说成一个Empire(帝国)，但是我又想把这两种东西兼而用之，于是后来就用了这个词。这是他认为二战以后世界秩序最基本的一点。这个词也用，但给我们带来麻烦了，怎么翻译呢？后来我们想了一个翻法，翻译成“帝权”。它什么意思呢？就是美国在二战以后物质性权力空前强大，近代史上没有一个国家超过美国和世界其它国家的比例。但是，仅仅凭借这个强大的实力（Capabilities）美国称不了帝，还必须要有非物质性的东西，但是又不是Joseph Nye说的软权力，这个我一会儿再解释，现在先说到这儿。就是说美国有这样一种权力，它包含着物质和非物质两个方面，就在大家头上这么转。但是光有这个东西不行，霸权秩序认为有这个就行了，别人就都得听我的了，我就可以建立起一种秩序。我有强大的权力，所以我就能够提供所有制度需要的条件，所以我可以提供公共物资。但是在这种新的秩序里边，我叫它“帝权秩序”，不完全如此。他说光这个东西悬在空中没有用，你必须得有腿把它撑起来。腿是什么？腿是地区的核心国家。换句话说，美国帝权一个大的东西悬在空中，它需要社会联系网络和地区的核心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社会性的东西。然后地区这些核心国家再和各自地区形成一片，这样就形成了一种世界范围内的帝权秩序。这个帝权秩序保证了世界的基本的稳定，也保证了这个帝权秩序中成员的基本安全。这是他的基本理论构架。
然后他开始谈二战以后的世界，他谈了两个地区。一个是欧洲，欧洲核心国家——德国，美国和德国的关系维持着这一条腿。第二个是亚洲，核心国家他认为是日本，美国和日本的关系维持着另一条腿。恰恰这两个地区现在成了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地区。而非洲没有核心国家，中东没有核心国家，乱成一团。以色列行不行？不行。中东一点儿安全也没有，为什么呢？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撑得住核心国家。以色列就是美国内政的一点儿伸延，况且在中东树敌很多。美国在中东的第二大盟国沙特阿拉伯行不行？不行。为什么不行啊？你看看这些恐怖主义大部分都从它那来，反美情绪非常强。所以说，他认为这些地区的安全就非常有问题。
第二个，他谈了这种美国帝权和地区核心国家的相互关联、相互联系又是在两种大的趋势之中发展起来。一种是全球化，全球化使你这个地区没有办法封闭起来，必须是通透的、开放的。他觉得开放太过，所以用了一个词叫porous,很多孔，就像海绵一样。它不可能是死的、密封的。第二个是国际化，各种各样的非国家的行为体掺和进来，经济已经不是一个地区可以控制得了的。为什么是国际化呢？就是这些国家在这种秩序之中，已经没有办法完全封闭自我了。所以这样一种秩序既是有权力的因素，美国的帝权，又有社会的因素，美国与个地区的相互联系， 又有全球化、国际化两大趋势的合理推动。他认为这样一个秩序是有利于和平与安全的。这是一种新的提法，它既不完全强调权力，又不完全强调非权力。所以，既和现实主义形成对照，又和建构主义形成对照，很有意思。大家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是可以看看他有很多独到的见解。所以，第五种和安全相关的秩序，我把它叫“帝权秩序”。这是现在提出的一种新的说法，但是到底它的合法性、合理性有多少，我不知道。因为我们还真是没有认认真真去考虑、研究过这样一种秩序。这和我们以前提的秩序和看到西方人提的秩序都不一样。以上就是我说的五种秩序。
那么，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说一点，安全的定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基本的安全感是没有威胁、没有恐惧（free from fret ,free from fear）。那么什么样的世界秩序能够给我们带来这种感觉？这个是个问题，我没有有回答。但是我再告诉大家最后一件事情，我最感到不安全的时候是什么时候。过去10年之中我最感到不安全的就是SARS那一年。那一年我1月2到美国，5月2号回来。那时还是SARS的高峰时期，真是感到恐惧啊。所以我们回到安全，我们从世界秩序回落到最基本的单元——人。我们希望世界上有一种秩序，当然这过于理想主义，但人们可能要向这方面努力，这种秩序之中的成员，不管是国家也好，是个人也好，都会free from fret ,free from fear。我今天就讲到这，下面欢迎大家提问题！

附：互动交流
问：秦教授，您好！自从郑必坚率先提出“和平崛起论”以后，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曾经有一种迹象表示支持这一主张。但是在最近几年，和平崛起这一论调基本上已销声匿迹了。从去年开始，胡主席等重要领导又提出和平发展道路理论。那么，您认为从和平崛起到和平发展，这只是一种文字上的变化呢？还是一种中国发展战略的转向？
答：和平崛起概念的提出一直到现在在官方文件中全部使用和平发展，我可以告诉大家基本的一个历程。就是说和平崛起怎么引起的争论。据郑必坚先生说，他提出这一个概念，是他在美国等国访问的时候，中国威胁论的言论可以说是甚嚣尘上。所以他就想怎么能够改变这种状况，于是就想了一个和平崛起的说法。但是这个概念提出后，在国内政府部门和学者之间都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争论主要在哪几个方面呢？第一个争论是“和平”，中国出现了两派。一派认为中国和平没有问题，中国一定会走一条与世界上其它大国不同的道路，走一条和平崛起的道路。对立的一派认为，从国际关系近代史来看，从来没有和平崛起这一说，只要崛起就是暴力。以上是第一个争论的焦点，这两派争得很厉害。有人说，暴力崛起是铁血定律，谁都改变不了。也有人说，美国崛起是暴力崛起吗？有人接着就说了，美国那不叫崛起。辩论的焦点就是和平是否可能。第二个辩论的焦点，中国算不算崛起。一部分人说，中国当然算崛起了，我们现在多么强大。另外一些过去从事外交工作的人说，中国现在离崛起还早着呢。别光看GDP,还要看西部地区的落后省份，还要看人均GDP。人均GDP我们现在差不多只是日本的1/4。所以说，中国不能够现在就过早的去谈崛起。崛起在汉语中很强的一个inotation 是突然一下子就起来了，会引起很多不必要的担心、焦虑，甚至恶意攻击。这就是第二个争论。一个是和平能不能，第二个是中国是不是崛起。由于争论很多，我觉得中央可能还是选择了一个比较稳妥的办法叫和平发展。这个就是涉及到和平崛起的一段经历。现在，我想不管我们用什么样的说法去阐释这个概念，毕竟有三个事实是存在的。第一个事实是中国发展地非常迅速，现在有些人叫the rise of China。第二个事实是中国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为止，除了78年年底在中越边界上打了一仗外，没有再使用过武力。换句话说，中国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到现在基本上是和平的。第三个事实是中国在处理具体事务上是更加趋“和”。在1995-96年的台海危机以及陈水扁第二次当选前要进行公投造成的危机中，中国没有丝毫的武力在里面，也没有任何准备战争的感觉和需求。

问：秦教授，您好！刚才您谈到了“帝权秩序”，我的问题就是关于这个“帝权秩序”。在我个人看来，这种“帝权秩序”类似于欧洲中世纪封建的封臣制度。我的问题就是您认为现在的国际秩序属于一种“帝权秩序”吗？如果不是的话，这种“帝权秩序”可能实现吗？因为刚才您提到卡赞斯坦提到两个国家，就是德国和日本。但是德国和日本在我看来是比较特殊的一个案例。因为它们在安全上与美国处于一种非对称性的相互依赖，所以说不能算是一般的国家。如果是一般的国家的话，它是否会愿意成为美国在支撑方面的封臣呢？是否还会存在这种体系呢？
答：好，这个问题我觉得问得还是非常好。但是首先第一个，Katzenstein的“帝权秩序”和中世纪的封臣是有一个最根本的不同。刚才我说了，这种“帝权秩序”只有在两个力的合力之下才能产生，就是全球化和国际化。换句话说，它和封帝制是不一样的，它的最基本的一个条件，或者说sufficient condition，是地区的通透性。第二个，德国和日本在他定义中的核心国家完全不是封臣。这两个国家是有着独立的重要作用，但是又和美国有着不一般的关系。由于历史原因、制度原因，以及其它各种各样的原因，所以说不能把它们完全看成是vessel states。换句话说，在当今这个世界上，他形成了这样一种体系。这个我刚才说了，是不是这样一种体系我不知道，这是他的见解。我还没有仔细去考虑，也没有仔细去读他的书，只是知道大约这样一个轮廓，是不是这样一种体系我们还需要观察。有没有合理的地方？有。有没有不合理的地方？我现在已经看出来了。比如说，对于地区核心国家的基本定义和它的不可更变形就是一个重大问题。所以说，关于他的理论的合理性和内在逻辑性，关于它在世界上与现实的吻合程度有多高，我们还需要观察，这个到现在为止我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

问：秦老师，您好。我刚才想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2000年之前，我们对外的一些声明中说我们要建立一个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但是，随着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我们基本上是成了从全球化受益的最大发展中国家。我们在这方面成了既得利益受益者，然后我们在对外声明中又不提以前的口号。现在又变成了和平发展、和谐社会，把它推广到世界上就是和谐世界。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特别是前一阶段清华大学楚树龙教授讲过，中美之间互动性非常大，而且在以后的发展中很可能会出现中美共管世界的一种趋势。那么，您作为中美关系方面的专家，您觉得这个问题是个现实性的问题吗？如果它确实存在的话，那么它的基础应该是什么？谢谢!
答：好，这个问题提得也很好，涉及到很多问题。我想先说一下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问题。我觉得有时候这个language game 可以玩得很好，但不是说这个具体问题了。但是大家可以想一下，我们现在说的关于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它至少可以有两种含义。一种是过去我们理解的，这个世界秩序根本上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们当年提出来是“打烂旧世界，建立新世界”，我们要的是无产阶级革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识。资中筠先生写过一篇文章，说50、60年代中国不能讲国家利益，就是讲国际主义。这种国际主义到底是什么内涵？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打烂资本主义体系。为什么？因为这个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不合理的，但是它的不合理是根本性的、实质性的不合理。现在我们完全可以继续说它是不合理的。因为任何一个秩序都没有是尽然合理的。所以我们看到它有合理的地方， 也有不合理的地方。我们也可以很好的解释，合理的地方我们就follow，不合理的地方我们就改革。所以现在我觉得我们不是不用，是用得比较少了。你观察得很对，几个东西用得比较少了。不合理秩序是一个，多极化用得也比较少，我们现在更多地提国际关系民主化。我理解，你说的也不错，过去30年中国很聪明地赶上了全球化这班车，充分利用了国际制度和现有世界经济体制，我们成功了，得到了好处，当然也有坏处。在这个时候我们仍然想着发展中国家，很多发展中国家没有成功啊，我们要帮它们忙。所以，我们提出这个秩序还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我们要继续改进。但是我们现在的改进和过去最大的不同是，我们要帮助维持世界和平与稳定，我们也派了联合国维和部队，但同时我们要在理念上帮他们改进。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身份定位的变化，就是原来我们是一个体制外的大国要推翻旧世界，现在是要把这个世界改革得更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中美两强并霸，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概念有它一定的道理，但是毕竟它没有逃脱权力结构的大的阴影。换句话说，提出这样一种说法，它基本考虑是一个权力的结构。美国是大国，中国是大国，那么这两个大国或是像苏美那样发生对抗，或是将来有一种理想模式——中美共治。有没有可能？当然有。这种预测我不知道将来能不能出现，但从理论上是可能的。所以，我请大家注意，在当今这个世界上改变很多的甚至是最多的是人们的观念。到底人们将来想设计成一中什么样的治理世界的模式，即使你想治，是否中美两国就能治得了？其它行为体发挥什么作用？这就很难讲了，我也不敢预测。非政府组织怎么对待它？世界上各地的恐怖主义、环境污染等非传统安全就凭中美两国能治得了吗？就是说，当我们用一种权力结构去衡量世界秩序的时候，衡量世界秩序成员国的安全的时候，可以得出一个最简洁的Waltzes似的公式，但有时这种公式并不奏效。

问:秦教授，您好！卡赞斯坦在昨天北大演讲中认为世界上有四种反美主义，并把中国归为主权民主型反美主义的类型当中，您认为中国存在这种反美主义吗？
答：关于他说中国是主权民主式反美，我觉得这过于武断。中国对美国我觉得实际上一直是一种比较复杂和矛盾的心理。我们当然有反美的情绪，但是也有很多不反美的情绪。我给大家说个例子。如果炸馆、撞机发生在中日之间，什么后果？想想都可怕。发生在中美之间，也闹了，也反美了。但是他把中国归为主权型的反美主义情绪，我觉得这过于垄断了。中国在很多时候并不怎么反美，我们也演了那么多电影，你看对美国飞行员那么好。所以，我觉得中国对美国用英文说叫ambivalent，就是有点儿复杂。我们有时候也挺喜欢它，有时候又很反感。所以我觉得不能一概而论，说中国是主权式的民主式的反美主义，我觉得这太过分了。

问：秦老师，您好！刚才你讲了卡赞斯坦的“帝权秩序”，说和软权力有一点区别，但是后来好像没有回到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如果不把这“帝权秩序”和软权力区分好，就不容易理解这个“帝权秩序”到底是怎么回事。
答：好，这个同学提的问题非常好。帝权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硬权力，这个没有问题。他自己说一个是物质性权力，一个是非物质性权力，非物质性权力和软权力有什么不一样呢? 非物质性权力它的表现不仅仅是约瑟夫•奈说的感召力、同化力、制度和价值观念产生的无形的力量。非物质性力量还包含着一个重要的社会纽带的联系，这是两者最大的区别。换句话说，美国和某一地区的核心国家由帝权散发出来的权力并不只是由于美国价值观念和制度的感召力，而是它和这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和这个地区的其它国家之间产生的社会纽带。所以说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不同。

问：秦教授，您好。前一阶段，李侃如曾经提出过一个中国大陆与台湾签订中程和平协议的问题，而最近马英九在英国和美国也做出了类似的表态。请问，您认为对美国来说，签订这样一个中程和平协议是否符合它对维护东亚现有秩序的要求？您认为中国在有条件的前提下是否会接受这一中程协议。谢谢！
答：我觉得恐怕很难。我记得在第二次台海危机的时候，纽约时报采访我，当时我说现在各方可能最能够达成利益汇聚的地方就是维持现状。所以，刚才你说的实质性内容是维持现状。当然，前提条件是台湾不独立。但是这里边有一个非常强的逻辑，谁签订条约？比如说刚才你说的话，中国和台湾，这个我们从来不这样说，我们都说大陆和台湾。为什么呢？就是说在国际法上没有对等的地位。在国际法意义上没有对等地位的话，怎么签条约呢？李侃如实际上对华还是不错的，从冷战一结束他就是对华接触派，他的态度基本上还是跟中国接触，换句话说就是Joseph Nye，Richard Hass这些人的观点。但是从刚才你提的这个问题上来讲，我们是希望“和”，但是如果签订这样一个协定，等于是中国承认台湾是主权国家了。所以我觉得签订这样一个协定本身是不可能的。

问：秦老师，您好！您刚才谈了“帝权秩序”，我想问一下这是不是以前说的离岸平衡手？还有一个问题，您提到东亚是一种松散的文化秩序，而这个文化秩序是不是就是道德和信任。中国和日本之间大家都说是缺乏信任和理解，您是不是这样认为？另外，中日相互理解、信任后的东亚是不是就会安全？谢谢！
答：“帝权秩序” 和离岸平衡手这个我觉得还不一样。“帝权秩序”首先还是承认帝权，离岸平衡手它有权力，但是它的强大程度不一定达到帝权的程度。但是这里我想提一点，日本现在很想把它的国家建构出一种新身份来，这有点像离岸平衡手，但不完全是。就是说亚洲的英国，这实际上对日本本身也没好处。离岸平衡手还有第二个因素，主要是现实主义观点，以权力为基本考虑。帝权里边很重要的一部分是非权力因素，比如说界定什么是地区不完全是按照地缘来界定的。澳、新、印能算东亚吗？为什么参加东亚峰会？所以有人说，东亚峰会不是East Asia Summit，而是Summit in East Asia 。但是它们就是参加了，地区已经被重新定义了。第二个，关于文化秩序。中日相互理解了就能保证东亚安全吗？完全不一定啊。假如说A和B两个人是仇敌，也非常理解，你就是我的仇敌，我就是你的仇敌。这不越不安全吗？如果有点儿误会说不定还稍微安全点儿。东亚根本安全在于东亚真正建立起一个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三个方面都能够比较稳定的共同体。即使出现了矛盾、冲突，但可以化解。当然，这个对于东亚来说是一个非常遥远的目标，我们很好努力也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问：秦老师，您好！我知道您的研究重点之一是建构主义，您的演讲里边也充满了建构主义的色彩，我想问一个建构主义的问题。您在您的著作里写过，温特在他早期的著作中是强调结构和施动者的相互建构，后来他又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结构对施动者的建构上，而把施动者对结构建构设定为常数或已知。我的问题就在于被温特设定为常数的地方。您认为施动者是如何建构结构的？施动者如果想改变结构的话，该怎么办？施动者想改变另外一个行为体的身份的时候，将按照什么样的路径去做呢？
答：首先我跟大家说一点，如果大家看到采访我的文章的话，我没有说我是一个建构主义者。我为什么写了一篇建构主义的文章，翻译了温特的书？因为94年我从美国回来的时候，现实主义一统天下。我只是想给中国的学生一个选择，让大家到书店的时候不要看到只有馒头，还要看到花卷、窝头，至于你想吃什么那是你选择的权力。如果你到那儿只有馒头，没有办法，只能强迫自己吃馒头。第二个，为什么用建构主义写文章？我也写过现实主义的文章，我的那本书就是绝对的结构现实主义，非常强的结构现实主义。因为我觉得在做研究的时候，如果发现了不可解释的问题，可能就要寻求其它途径。换句话说，问题导向。所以，在我写的东西中可能会有建构主义，也可能有自由主义。而且，我现在越来越偏向中国文化，以后这方面的文章可能会更多。所以，我自己不把我自己标榜成一个建构主义，我从没有这么说过，都是人家在说我。我在这公开否认了。第三个，你说到施动者怎样去建构结构，怎样去改变另外一个施动者的身份？任何一个施动者都完不成这个东西，它必须是施动者之间的互动。举个例子说，大家知道20世纪哲学出现了重大转向，就是哲学的语言转向。语言转向以后产生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人们更重意义，这非常重要。如果大家看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都遵循着大的人类思潮的发展在发展。有一个很著名的语言学家叫塞尔，他提出了一个概念叫institutional facts,就是制度事实。这种事实是人们建构起来的，如果用简化的语言来说，就是你说的施动者建构起来的结构。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到了+++国的时候，中国还是一夫多妻制，当时大家都认为这个可以啊，没什么错啊。但是到了民国后期，人们越来越觉得这个不对，这个institutional facts是错误的，于是大家共同努力，要争取妇女权利，形成了一种新的规范，就把原来的规范结构改变了。这就是施动者怎么通过实践活动改变社会结构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整理者：时波(国际关系学院06级国研2班)

dr.shi

;P :hug: :Q

Lvjojo

看来秦老师人气还挺高的:)

lijinzhu2000

秦老师的课还没有听过,打算创造机会去听一下,呵呵

dr.shi

强烈推荐:@

渴望幸运11

秦老师的经典著作拜读过几本，讲的深入浅出，条理清楚，很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