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在系统中行动（连载）

江南小愚

几种典型的负反馈

均势
　　尽管对于均势的解释和确切内涵不存在一致的看法，对其有效性更谈不上共识，但该理论也许是国际政治中最著名，或许是最好的理论。均势理论作为（或者“自动”模型而知名的它一种变体）说明了系统动态特别是负反馈的一般原则。如果下面的４个假定适用，那么这种模式就将随之而来。第一，必须存在若干独立的单元。第二，这些单元必须想要生存。它们可能寻求扩张，但作为底线，它们必须要维持自身的独立。第三，所有的单元都必须在利益计算的基础上与其他任何国家结盟，这意味着意识形态和仇恨不能过于强烈，以至于战略计算表明它们该合作时却因受阻而无法合作。第四，战争必须是一个可行的治国工具。这并不意味着国家一定渴望战争，而只是说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有意愿这么做。在这样的条件下即使国家谋求所有好处，对公共事业毫无关心，采取残酷无情的策略，并预期他国也会同样行事，系统还会继续存在。每个国家都会受到制约，所以事实上制约和稳定的出现是因为野心制衡了野心，自私DIZHI了自私。
　　在均势体系中没有国家能最终支配国际体系，联盟很少是整体一贯性的，战争中的失败者也常常因为体系而得到保全（任何对战败国的瓜分不均都会导致力量天平的被打破），而且实际上会被融合到国际体系中，没有资源保卫自己的小国也常常能够生存下来。尽管个别单元的命运有起有落，但国家相互间的大部分模式却能被保持延续下来。体系也不会从无征服状态转为等级制状态。在这样的系统中，行为体只要想保卫自己的独立和安全，就必须和变得过去危险的行为体进行制衡。通过类似于“看不见的手”的运作方式，维持系统的乃是国家谋求自我发展的非故意的结果，而不是他们维护国际社会的意愿或对均势体系的偏好。均势体系也是对霸权主义的强有力的挑战的系统作用力量。尽管我们经历了２极体系和苏联的解体，但是在欧洲和除美国外的其他国家的政治家意识中均势的战略思想依然广为存在。
　　前段时间美国的拜登就在欧洲发表具有亲和意义的演讲。那么就让我们阅读下这段来自于18世纪末，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雄辩的论述来看待下美国战略家的战略中最惧怕的东西巴，他们比我们更担心均势的力量。
　　在DIZHI野心的预防措施中，采取某种措施来DIZHI我们自己的野心是没有错的。我必须公正的讲，我担心我们自己的权力和我们自己的野心，我担心我们的存在受到过渡的担心。说我们不是男子汉那是荒唐的，说我们作为男人决不想以这种方式扩大我们权势也是荒唐的。我们能说在此时此刻我们没有令人厌恶地在扩大权势？我们已经占有了世界上所有的贸易，我们在印度的帝国是个可怕的事物。如果我们最终要达到这样一种状况，即不仅拥有商业上的所有优势，而且可以绝对不受任何制约的掌握其他国家的商业，那完全要依赖于我们的善意，我们也许会说，我们将不会滥用这种惊人和空前的权力。然而，其他的国家都将认为我们会滥用它。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或早或晚，这些因素会导致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制衡我们，直到我们被彻底削弱。

　　在这段精彩的文字中我们不妨把大英帝国换成美利坚，把商业换成金融霸权，把在印度的殖民帝国联想到美国在世界广大军事力量，你就能明白拜登这样的老牌保守主义者内心真正的忧虑。具有意思的是，经历了反对纳粹霸权的二次大战和战后对苏联力量的恐惧后，在西方的民主意识形态的国家社会里里，形成了为DIZHI潜在霸权而存在继续合作的，抑制自我利益的长远观点。我不是恶意的以东方式的在他们看来带着共产主义的邪恶在意断美国有没有刻意的利用宣传这点，但是确实有不少人泡制了苏联威胁论，中国威胁论。而这样就可以让霸权者避开均势的制约，更好的实现自己的目的了。事实上我自己把他们当作２个互相影响的正反馈作用，霸权主义的信奉者乐意看到这样的宣传，而民众也会因为强化自己行为意识而体现自己行为的高尚和正确来满足自己认知失调（有关意识思想在决策中的作用影响将来以后慢慢介绍）的需要而坚持这样的带有意识形态的观点而互相加强。这或许更能解释西方民众的思想和那些幕后对媒体有重大影响力的保守力量的动机。

江南小愚

自我限制的成功
　　成功经常会带来内在的弱点和分歧。政党在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即便不发生***，也很容易为派系所困扰。抗议运动常常在壮大后分道扬镳。为非核心利益的战争（只有大国才玩的起的奢侈），很可能不得人心。某种意义上市场也表现为负反馈的特性。例如经济规律表明，示范项目被模仿后就很可能无法生存(而中国的政府居然还为了标榜政绩和找个公费旅游的名头标榜这样的示范和学习)。最能让人理解的行为就是假如有人因为做某个新的产品取得了成功，政府作为地方的经济带头人物和政策的支持推动的政绩工程展开宣传，类似的还有某某特色的某某经济发展，再早些的还有学大寨等带有政治特色的经济活动。事实上很快行为体就会发展由于其他人的模仿和参与使得自己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小，而新进入的行为体也会发现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预期之间存在差异。科特迪瓦的一名官员抱怨说，该国的经济问题，部分的归咎于该国在此前十几年广泛宣传的成功：“世界银行以及其他国际机构的援助，看到我们成功的经营可可，咖啡就鼓励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也这么做，结果导致最终市场泛滥。”市场的作用也能导致联合DIZHI的行为被减少影响，DIZHI会导致价格上扬，而价格上扬会导致局外国家破坏制裁，并给予该国人民以极大的动因去开发相应的替代品。实际上类似的原因还可以用在那些坚持限制对华军售的人那里，实际上这样的行为和他们的目的也许并不是完全一致的。类似的，美国禁止毒品的流入越成功，毒品的价格就越高，这会导致吸毒者转向其他非法物质和吸引新的资源和经营者进入这一市场。这一点他们也许不得不愿对比的就是中国社会的力量，中国在毒品危害的宣传和百姓中的认可要比美国好，当然中华民族过去也深受鸦片之苦，使得政府的宣传能够更好的传播。
　　负反馈还能改变行为体的价值，眼界和性格。“权力的傲慢”并非只有美国独有，当国家或个人因为获得足够的权力因而可以依赖比较简单粗暴的行为，或是贿赂和威胁的手段时，妥协，劝说，和解以及建立联盟的技巧就退化了。当一个人变得习惯于权势，财富和顺从时，他会生出一种对权力的错觉：很少有事情被认为力所不及，节省也被认为是一种放弃权力的行为，尽管对于成功所带来的腐化于堕落的最生动的描述来自小说，但这些东西并非都是文学的杜撰。正是成功所导致的人心理上的深刻变化，驱动着狂妄自大与循环报应。这点东方传统文化有深刻的认识，提倡君子当自谦，用武的最高境界为止戈为武。都是有着深刻的哲学道理的。

江南小愚

最近比较事多也不能每天都写了，希望喜欢看的朋友谅解，也希望能给大家的思维带来
启发。希望大家能为社会多创造一些有益的东西。

江南小愚

正反馈
　　当相互关联导致正反馈，并朝着一个方向变化引发了继续或扩大这一变化的力量时，联系就表现出了非线性。这使得原因和结果之间的不对称，而这取决于系统的整体状态。多米诺骨牌理论和螺旋模式就是国际政治展现的这种正反馈的典型例子。我们先从一些生活常见的正反馈的例子开始介绍，这样方便大家对正反馈有更好的理解。
　　诸如体育运动，调情，写作等许多活动，如果参与的人多就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随着人们学会轻松出色地参与这些活动，他们参与的意愿也很可能会增长。人们或许有能力巧妙的操纵这些进程，就像面对象征的或实际的诱惑时一样。每一个步骤的设计都是要引诱伙伴去做此前以决心不做，但现在却看似极富吸引力的事。在这里，暂时的偏好或价值被改变了，容许并鼓励施诱者采取更加极端的行为，而这会诱使伙伴付出进一步的行动。在恋爱中，作为对伙伴进一步变化的回应，一方对另一方的吸引力应会加深。当然这一进程是相互的，会持续一个较长的时期，并且带来深刻的变化――相爱结婚。
　　一般来讲行为体的性格是由他们的行为，其他人对他们做出的反应以及他们对互动的理解塑照而成的。例如人们可能表现出来正直或是腐败，一般来说他们接触互动的人群可能就不同，然后他们本人还有他人都会认为他是正直或是腐败的人，那么诸如正直或是腐败的属性就可能发展。北欧（斯堪的维亚）人他们自己还有别人都认为是好的世界公民，深切关注人道主义和超国家利益。这或许来自他们的价值观和国际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但是这样的行为可以通过于期望之间的自我加强来实现。所以当我们评论雷锋那样的人时，要知道他之所以有这样的行为也是体现人们的期望，当我们希望得到别人帮助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或许真的应该有这样的自我期望，一时的片面追求自利可能在长远会忽视系统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使自我行为目的失效，所有人之于所有人的厌恶是现代人有时觉得并不幸福的一个原因，那么想想雷锋那样的“傻瓜”，良好的社会价值观会使人的自我期望和他人与之的期望更加不断增强自我的良好行为。如果一个人做了好事确得不到别人的认同无疑会削弱这样的进程。
　　因此存在着很多“改变偏好的行为”。不管好与坏，我们所做的事情都会影响到我们是谁：我们的许多意愿，渴望和爱好来自于我们的经验，其中有些是自我加强的。很多犯罪和出***家的行为都是这样的克服自我心理过程。很多时候当事人只是以为传递出售一些无害的信息或是一些并无大害的行为当成一件小事，但是后来就被发展成了间*或是陷入了腐败的深渊，就像某个间*被捕后后的解释：在第一次交易后，我意识到我已经越过了一条以前从未考虑过的红线，而且我再也不能后退了。

江南小愚

信息和预期
　　正反馈也可以通过信息和已变化的解释起作用。著名的“自我实现的预言”的案例，以及在恋爱时为迎合与已发生互动的情人的预期而改变自己，都适合这一模式。当描述的内容部分的取决于行为体的行为时，对形势的描述就能改变形势。实际上，描述性信息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改变行为体的动机：第一，它能改变人们对被描述事物的看法。如果我听说银行要破产，那么即便我是唯一得到这一消息的人我也会想到撤回资金。第二，如果这一信息得到广泛共享，那么对其他人可能行为的改变的了解就会影响到我的行为：既然其他人将试图从该银行撤出资金，那么我也该这么做，而且还必须赶在别人前面。投机的计划的成败就是第二种过程，因为每个人都会预计他人的行为来使自己的收益最大化。当电影为吸引大众口味时则会使用这两种方法。首先他们会制造娱乐新闻制造流行趋势就像时装那样。那么我们可能会因为自己的口味和流行的一样而选择喜欢这部电影。当然可能会有不少人不喜欢这样的流行趋势，随着看电影的人越来越多那么多看过这部电影使得自己能够加入对这一热点话题的讨论。看的人越多，对电影的评论也就越多，这将给予其他人更强的动力去观看他不管是赞赏还是批评。同样的政治的宣传中利用这两种手法就会为报道提供强有力的作用，即只有很多人认为某种主张能得到认可，这些人才愿意按照他们的对该主张的偏好行动，在这种情况下该这张就能获胜。
　　当人们对一种他们相信是新的情况做出反应时，可能会发出肯定的信息。如果一个情报机构告诉间*，它认为敌人可能在发展某种危险的武器，那么它肯定会收到许多确认的报告，而这些报告反过来会导致它去寻觅更多的这样具有自我强化的信息。事实上即使外在环境没有改变，这种效应也可以通过对信息的处理的变化实现。由于人们会对新来的信息和先前存在的信念相一致，因此面对对滚滚而来的模糊甚至是疑义而不能确认的信息时，为了避免认知失调，预期就会变得更坚定。在决策的时候当先前决策者面对复杂的情况做出权衡后行为体就会自然的坚持这样的选择，即使以后情况变化了，决策者也会习惯的保持政策的一致，越是困难的抉择对认识的加深就越大越容易导致这样的惯性而犯错误。

江南小愚

倾覆
　　当涉及多个行为体时，即便权力，信念和偏好都不变，一个小的变化也可能受到大的影响。提出这种模型的是谢林。下面就引用一段清晰的典型论述。谢林表明，即使大多数人赞同有重要意义的种族平等，但邻里关系还是有可能倾覆。设想有一百个白人家庭生活在一个地区。其中有一个家庭是如此的极端的种族主义者，以至于只要有一个黑人迁入他就会迁出这一地区；另一个家庭可能能容忍一个黑人家庭但不能两个；第三个家庭可能能容忍一两个但不能三个，在这种情况下以此类推只要有一个黑人家庭搬入，整个邻里关系都将瓦解，因为连续的每一个变化都会使一个白人家庭不能容忍。
　　所以当别人问起腐败问题的时候你就可以对比一下这个模型，很多人都会因为这种变化导致从道德上的DIZHI到走向腐败。而且一旦这样效应发生如果不借助负反馈那么腐败的扩散速度和危害是惊人的。只要多数人人对腐败反应不活跃，就只有极少数人会为了极小的成功率而使生活和生命面临风险。但是，在风险再低一点而成功率再大一点的时候，其他一些人就愿意参加进来了;如果参与的人多了那么更不愿意冒险的人也会跟随，尤其是当他们断定即使腐败已经广泛蔓延时。更一般的讲，人们愿意和与自己类似人打交道，或者当一个行为和相似的行为互动效果最佳时，正反馈能使某一类行为迅速发展。武装暴动，示*游*就是类似的例子。
　　实际上倾覆效应之所以很容易发生是因为人们对由之可能产生的新的环境没有战略行动，或者没有对他者如何行事做出推论。如果考虑行为体会对评估他者行为，以及它们如何操纵这些反应，那么就会引入更大的复杂性。例如，如果一个社会保持50％的腐败，那么这是我可以容忍的坚持不参与进去。但是有可能我却早早被拉下水了，因为我预计腐败的比例一旦上升就会有更多的人加入，那么这也将是早晚的事，我不这么做其他人也会的。如果人们因此改变了态度那么反馈就会发生新更大的作用。很多颠覆都是从最初的有限的抗议活动使得旁观者不仅改变了对成功率的看法，而且改变了对运动合法性的看法，那么这样的和平颠覆就会得到效果的扩大。同样的这样的变化也有逆向的过程。当那些积极敬业的人离开创业企业的团队，那些可能愿意留在企业人可能会效仿他们。正如撤资不仅会削弱银行，还会加深对它可能破产的感觉一样，一个组织的成员预期这个组织会失败而不再支持它的时候，该组织可能迅速的瓦解。同样一个人在多人囚徒困境的博弈中是否采取合作，部分的取决于他对其囚犯多少人采取合作的估计，每个人都会影响到其他人的动机。马上要开G20伦敦峰会了，我倒是觉得是次很好的博弈的试验。当人们会因为失败的风险而从合作和责任中退出的时候，那么对于留下来的人成本就会上升，这可能导致原本就觉得不值得参与的人停止努力，而这又会推动另一些人转变态度。当然大家都知道我指的是谁，前段时间美国的不负责任的行为确实增加这样的可能性。

江南小愚

一致效应
　　在生活中我们总是会遇到这样的事，今天我上班我周围的同事都买车了，于是我会经常被问及什么时候会买车，买什么样的车。很多没结婚的适婚年龄的青年经常会被周围的人问及有没有对象，或是想找怎么样的对象。很多情况下我们都会选择和他们讨论的方向去做事情，比如我很可能要考虑找个女朋友结婚或是在需要的时候买辆车做为代步的工具，或者可能采取稍微极端一点的立场比如会找个和别人的女朋友不一样的女友或是买一辆和别人不一样的车。许多人都愿意相信朋友，亲人或是邻居所做的事。人们经常支持他们认为会获胜的政治候选人，即便这样做不会有什么回报。这就是风尚与时髦得以盛行的方式。当每个行为体都想比他者稍微极端一点的时候，他们很少能营造一种稳定的平衡。例如，裙子越来越短，领带越来越窄，汽车的车灯越来越突出。学术的发展也是以这种方式，所以学者也没必要嘲笑那些追逐流行的人们。尽管少见的创新能得到最大的回报，但大多数学问却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即非常密切的尊从他人已经问过的问题，用过的技巧或采纳的观点，同时试图将流行的趋势稍微再推动一点。所以我们在写论文的，尤其是每天都要有很多论文诞生的时候，即便不是抄袭，这样的过程总是必不可少的。有的时候那些被誉为天才的文学家从过去的文学再推进一步，接近与无法理解的程度，政治科学家可能更会变得数学化。有时这样的过程会是知识的增长，但更多的时候只是在从事毫无实际意义的带有噱头的娱乐自己的追捕目标。
　　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进程能推动社会运动，生物进化的方向。比如上面提到的周围的人都买车或是同龄人的相继的结婚会推动人买车形成风尚或是单身青年的相亲活动。很多人会说那些参加游*的青年是政治意识淡薄，社会经验浅。但更可能的是很多参加的青年本身对运动本身并不是思想坚定而使由于周围的人都相继参加所以自己也参加了。所以处理非理性或是别有用心的游*骚*，最有效的途径还是隔绝这样的进程，这样做为运动的发起人就只能是小戳人了。类似的宣传是可行的，当相似人群发现周围的人停止参加这样的运动后，他们就会选择退出，不知道算不算树倒猢狲散的味道。这点法oGONG在大陆的群众活动被有效的制止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在生物学方面“性别选择”就是类似的进化进程。任何个体的成功繁殖不仅与他（或她）的生存能力有关，而且与其对异性的吸引有关。当对配偶的那些与健康无关的特征看法影响择偶行为时，就可能出现一种能产生“胜过别人”之进化的自我强化效应。比如雌孔雀会偏爱尾巴更长，羽毛更鲜艳的异性，那么正反馈的过程就开始了，即便会使雄孔雀丧失一些生存的能力，他们也会进化出更长更漂亮的尾巴。而那些偏爱短尾雄孔雀产出的后代就只能找到更少的配偶，因而留下更少的后代。与之相对应的是“自然选择”的负反馈，因为这种偏好带有一定的生存无用性。这样的现象如果映射到中国的历史也是很有意思的，魏晋之风的偏爱文化正反馈进化到五胡乱华的游牧民族入侵的自然选择。我们的社会也会经历这样的不同进程的演化影响。在现代很多女性为了寻求更好的配偶也会整容，由此带来的还有心理的满足，尽管这对她本人的生活质量没有直接的提高。但很可能一位美貌的女子会得到更好的配偶支持而获得更优越的生活，她的后代因此也会得到更好的发展。但是在战争年代，除了少数人可以免受战火的侵袭，大多数人可能不会选择这样的偏好，社会的选择可能也就更接近自然状态了。

江南小愚

一致效应
　　在生活中我们总是会遇到这样的事，今天我上班我周围的同事都买车了，于是我会经常被问及什么时候会买车，买什么样的车。很多没结婚的适婚年龄的青年经常会被周围的人问及有没有对象，或是想找怎么样的对象。很多情况下我们都会选择和他们讨论的方向去做事情，比如我很可能要考虑找个女朋友结婚或是在需要的时候买辆车做为代步的工具，或者可能采取稍微极端一点的立场比如会找个和别人的女朋友不一样的女友或是买一辆和别人不一样的车。许多人都愿意相信朋友，亲人或是邻居所做的事。人们经常支持他们认为会获胜的政治候选人，即便这样做不会有什么回报。这就是风尚与时髦得以盛行的方式。当每个行为体都想比他者稍微极端一点的时候，他们很少能营造一种稳定的平衡。例如，裙子越来越短，领带越来越窄，汽车的车灯越来越突出。学术的发展也是以这种方式，所以学者也没必要嘲笑那些追逐流行的人们。尽管少见的创新能得到最大的回报，但大多数学问却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即非常密切的尊从他人已经问过的问题，用过的技巧或采纳的观点，同时试图将流行的趋势稍微再推动一点。所以我们在写论文的，尤其是每天都要有很多论文诞生的时候，即便不是抄袭，这样的过程总是必不可少的。有的时候那些被誉为天才的文学家从过去的文学再推进一步，接近与无法理解的程度，政治科学家可能更会变得数学化。有时这样的过程会是知识的增长，但更多的时候只是在从事毫无实际意义的带有噱头的娱乐自己的追捕目标。
　　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进程能推动社会运动，生物进化的方向。比如上面提到的周围的人都买车或是同龄人的相继的结婚会推动人买车形成风尚或是单身青年的相亲活动。很多人会说那些参加游*的青年是政治意识淡薄，社会经验浅。但更可能的是很多参加的青年本身对运动本身并不是思想坚定而使由于周围的人都相继参加所以自己也参加了。所以处理非理性或是别有用心的游*骚*，最有效的途径还是隔绝这样的进程，这样做为运动的发起人就只能是小戳人了。类似的宣传是可行的，当相似人群发现周围的人停止参加这样的运动后，他们就会选择退出，不知道算不算树倒猢狲散的味道。这点法oGONG在大陆的群众活动被有效的制止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在生物学方面“性别选择”就是类似的进化进程。任何个体的成功繁殖不仅与他（或她）的生存能力有关，而且与其对异性的吸引有关。当对配偶的那些与健康无关的特征看法影响择偶行为时，就可能出现一种能产生“胜过别人”之进化的自我强化效应。比如雌孔雀会偏爱尾巴更长，羽毛更鲜艳的异性，那么正反馈的过程就开始了，即便会使雄孔雀丧失一些生存的能力，他们也会进化出更长更漂亮的尾巴。而那些偏爱短尾雄孔雀产出的后代就只能找到更少的配偶，因而留下更少的后代。与之相对应的是“自然选择”的负反馈，因为这种偏好带有一定的生存无用性。这样的现象如果映射到中国的历史也是很有意思的，魏晋之风的偏爱文化正反馈进化到五胡乱华的游牧民族入侵的自然选择。我们的社会也会经历这样的不同进程的演化影响。在现代很多女性为了寻求更好的配偶也会整容，由此带来的还有心理的满足，尽管这对她本人的生活质量没有直接的提高。但很可能一位美貌的女子会得到更好的配偶支持而获得更优越的生活，她的后代因此也会得到更好的发展。但是在战争年代，除了少数人可以免受战火的侵袭，大多数人可能不会选择这样的偏好，社会的选择可能也就更接近自然状态了。

江南小愚

竞争
　　在国际关系的均势体系中，我们看到，当每一个行为体都寻求即使不领先也要与其他行为体并驾齐驱，军备竞赛就表现为正反馈。尤其是国际关系中最常见的当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改善关系和好的表面很可能它面临其他者的竞争，取其所是A和B改善了关系，倒不如说是A和C的关系变差了，有的时候他们会抢先改善和B的关系，如果不这么做就会担心对方先获得C的支持。所以虽然挑拨对手之间产生矛盾有时甚至是盟友间的不为政治家道口，但实际上往往这样的行为是心照不宣的。因为这样行为体就能获得相对有利的地位。在政治选举中也会有类似的竞争效应。政党会迅速的向它们认为将受欢迎的立场转变，如果不这么做，其他政党就会利用这点。所以很多时候，西方的政治总是为了政治而制造舆论，而随后的行为又将受到舆论的影响，很多时候会出乎政治家本身的政治意愿，但是它们尤其是一方的决策团队还是会很快的取得认识的一致来抵消这种认知失调，维护阵营的胜利这个次要目标有时也会影响最高战略决策这个最终目标。这点在欧盟国家间也可以经常看到。当然在我们国家也会有部门之间为次要目标而影响最终目标的行为，在以后我会通过目标分层，还有行为体的预期和认知协调来加以分析和探讨。

权力
　　在许多政治领域，当行为体利用其地位而自我维持时，权力就成了正反馈力量的核心。国家总是会控制军队，电台报道，现代的通讯网络，新闻媒体即便不是全面的控制也会有很大的影响。这使得政权能在这样的影响中得到很大的好处。正是如此，行为体不一定会为了增加权力为目标。因为现有的权力的使用已经能使它扩大影响。比如新法律的讨论通过就能增加利益集团和能影响这样的利益集团的官僚的权力。典型的例子是熊彼特（S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有关军队的对于帝国主义的论述：“需要军队的战争创造了军队，现在需要战争的机器创造了战争。”一旦承担了战争的责任，军队在制定相关政策的时候的作用就会越大，同样的道理一旦一个问题付诸谈判那么外交官就能获得很大的权力，而且还能竭力扩大谈判的范围，以便处理谈判中的问题。中国人痛恨污吏，就是因为在具体从事的时候往往是具体执行的小吏行使了权力，而往往这样的行为能增加它们的影响力，虽然并不能扩大它们权力，因为吏的权力是官管的。而形成的利益交换使得污吏联系上了贪官。实际上很多矛盾往往是由低水平的冲突引起的，就和谐社会的表面来说吏治才是影响问题最直接的途径。比如一个小吏可能为了某些行政权的行使而附带上自己的利益，这样很多行为体就会为了得到这样的权力而付给该小吏以利益回报，这在社会经济效益上首先就是影响市场经济这个看不见手的力量的，但是我们不能把它当作不存在。如果这样的行为最终的发展形成的反馈影响了国家的长久战略的目标那么官和吏之间的矛盾就会显出，本身这是联系在人民群众的利益不能过分被破坏和经济的发展不能过多的受这样的非战略非市场的力量的影响。

江南小愚

小优势的大影响
    我们常说一事成功，事事顺利（Nothing succeeds like success）。行为体在ｔ时间的表现如何，可能并不取决于它的技巧和品行，而是取决于它在ｔ－１的位置。不同行为体在前一时段微小的偶然的差异可能导致后来的天壤之别。要解释政治和社会中的许多现象，光从内在的模式和适应性是不够的，有时更早以前发生的行为和混乱可能产生滞后的影响。
    在自然界中我们经常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一条河流可以经过一个深谷，这并不是因为该峡谷始终比周围地势低很多，而是因为在亿万年前一个略微低凹之处流过了比其他地方多一点的水，结果水流的侵蚀作用慢慢形成这个深谷。有的时候迈出第一步可能对后面的影响很大，就像“路径依赖”中，早期很多替代选择都是可能的，但是一旦开始，结果就是稳定的，因为路径会被锁定，即便它变得无效率或是有害。当然这样的依赖是片面和非系统的，这高估了决定论所涉及的程度，事实上路径的进行必然也会受到环境的影响。但是很多时候这样的路径依赖确实会影响很大，有时候调头重新来过或是被迫的调整毕竟是不得以的事。尤其是很多可能的初始方案都有可能可行的时候，这时的路径依赖就变得很有决定性了。事实上国家发展城市规划很多方案往哪里发展如何发展，并不是因为它们具有可以依据选择方案事后非常快发现的“天然优势”，而是因为它们的建立引发了自我加强的预期行为。所以很多地方经常跑发改委，搞驻京办也是正是对这样的路径依赖的形成对自己有利的方向预期的行为。
    历史学家往往比较喜欢这种观点，因为这强调了过去偶然性事件的作用。很多历史学家研究细节，并相信这样的细节至关重要。好比探讨一些事件对当初路径选择产生影响，会在后来产生如何的结果，遗憾的是我们目前的水平还无法真是的模拟这样的推演，至多是一些假设的推断。大多数经济学家则对这一进程比较恼火，因为他们认为市场的力量在每个时期都能导致均衡。产品或是组织形式相对于其他者的胜出是因为他们更好的适应了环境，所以在市场的自然条件下创新者与竞争者是很容易出现的，因为无效率是不可能长时间占据上风的。如果如此那么许多可能的世界都会相容于像物理，化学，生物，经济学等学科的基本规律的。但是像史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的论证认为，生物学的一般规律和自然选择并不能完全决定主宰地球的生活类型。在最远古的时代，存在的多种类的生物。但是那些做为我们身边那些祖先进化生存下来的生物，并不一定比那些灭绝了的生物有更好的适应性。因此我们可能是“重大的历史偶然性”的产物。在这里起作用的可能是戏剧性的事件。有一些人认为这中偶然的作用是对国际等级发展的解释。依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观点，对于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鸿沟可能是早期较小而且几乎是偶然的差异使得西欧日益强大起来，同时也使得处于国际体系外围的国家做同样的事情日益困难。霍布斯保姆（E.J.Hobsbawm）也发表过类似但涉及面狭窄的观点。他表明，作为第一个建立纺织工业的国家，英国能够主导世界市场，这即点燃了英国的工业革命，有抑制了其他国家的发展。历史可能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样子，那些现在最先进行列的国家未必天生就比其他国家优越。
    这种观点也被用到了经济发展的活动去，与那些认为经济活动的特征是边际效益递减的标准观点相反，许多技术与经济活动的成功未必一定是适应环境的佼佼者，事实上他们垄断或是改变影响了环境。在就是战略贸易支持者的观点，景观很多西方的学者认为自由贸易是最有利的，但是他们往往心里认同这样的效应，使得他们认为会影响他们技术标准环境的时候动用必要影响，达到抑制别人的目的。最有名的案例要算保罗•戴维（Paul David）关于打字键盘的讨论。一旦标准的传统键盘被确立为工业标准，那么它就符合每个生产商的利益。尽管技术的改变使得其他的安排有效的多，但它们难以取得立足之地，因为那需要艰难的协调，并且还得舍弃很多生产商已有的机械生产线和人力的成本。同样的道理可能会发生在学术界和人才的选拔方面。如果某些人能形成有效评审体系，那么必然它们就能主导这样的结果，采用那些对他们在这一体系中有利的人和标准，使得有些更优秀或是独立精神的研究体很难发展。但是改变的困难就是在于对现有体系的舍弃，有些时候这意味着很大的浪费和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