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们——理查德·尼克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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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理查德·尼克松

1、他们影响了世界的进程——叱咤风云的领袖人物

　　在伟大领袖人物的脚步声中，我们听到历史隆隆的惊雷。

　　几个世纪以来——从古希腊人，经过莎士比亚，直到今天——难得有几个主题能象伟大领袖人物的性格那样持续不断地、强烈地吸引着剧作家和历史学家。怎样区别他们呢？怎样解释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存在的那种特有的、难以确切表达的相互关系呢？

　　并不只是这些领袖们的戏剧性事件，而是他们的重要性——他们的影响才引起人们对这些领袖们的作用有那么大的兴趣。当戏剧的最后一幕结束时，观众从剧院鱼贯而出，回到家中又开始他们的正常生活。然而，当一位领袖人物的政治生涯的帷幕下落时，观众的这种正常生活就发生了变化，历史的进程也许就有了深刻的变更。

　　在那平凡的历史时期，我有难得的机会在最近的三十五年期间直接地研究世界领袖人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重要领袖人物中，除了斯大林以外我都认识。我访问过八十多个国家,不仅和这些领袖们打过交道，而且目睹他们进行领导的情况。我眼看一些领导人成功，另一些人失败。我有机会从我自身经历的角度去分析他们成败的原因。由于饱受宦海生涯的沉浮，我懂得，除非你自己也经历过失败，否则，你难以真正地体会成功时的喜悦。假若你只是坐在一旁，袖手旁观，那也不可能完全明白一位领袖的作为究竟为什么所驱使。

　　在我担任公职的岁月里，经常向我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你所熟悉的最伟大的领袖人物是谁？”对此，不可能作一简单的回答。每一位领袖都处于其特定的时间、地点和场合的条件下，领袖们和他们所处的国家是无法互换的。温斯顿·邱吉尔是伟人，但难以设想他会象阿登纳那样在战后的德国成功地发挥作用。反之，阿登纳也不可能象邱吉尔那样在最危急的时刻使英国重新振作。

　　要把一位领袖列入伟人行列的可靠的公式，包括三个要素：一个大人物、一个大国和一个重大事件。一次，邱吉尔在评论英国十九世纪首相罗斯伯里勋爵时说，很不幸，他生活在一个“有大人物而无重大事件的时期。”通常，我们对战时领袖的评价高于和平时期的领袖，部分原因是由于战争必然带来戏剧性的事件，部分原因是由于各国历史详细论述战争，还有一个原因是，当一位领袖遇到了需要他最大限度地发挥才能去应付挑战时，我们方能全面地衡量这位领袖有多么伟大。当授予荣誉勋章时，我常常思考着有多少获得勋章的人在他们以最大的勇猛精神迎接挑战前一定象极其普通的人一样。没有挑战，他们就不能显示出英雄本色。战时的挑战使领导人所显示出来的品格易于衡量。和平时期的挑战可能也是巨大的，但领袖战胜这些挑战构不成戏剧性事件，也引不起人们的注目。

　　很清楚，领导一个大国的小人物在一场重大危机中无法证明他是否伟大。反之，领导小国的大人物，尽管他具有伟人的所有品格，也决不能得到承认。还有一些领袖人物，虽然他们是大国的大人物，但他们身处巨人之下，周思来就是这么一个人物，小心翼翼地让聚光灯集中在毛**的身上。

　　有一个界限必须明确：那些被广泛赞扬为“伟大的”领袖人物并不一定都是好人。俄国的彼得大帝是一个残酷的暴君。

　　儒略·恺撒·亚历山大一世和拿破仑不是以自己的政治家风度而是以征服者著称于世。当我们谈到历史伟大领袖人物时，只是很少提到那些在高度道德水平上治理国家事务的人，而是更多地谈到这些人：他们以宏伟的规模非常有效地行使权力从而极大地改变了本国和世界的历史进程。邱吉尔和斯大林在不同意义上都是伟大的领袖人物。没有邱吉尔，西欧也许遭受奴役。

　　没有斯大林，东欧也许获得自由。

　　在书写领袖们时，很想包括政府范围以外的某些我所熟悉的杰出的领袖人物。我曾目睹大公司和劳工工会领导人为爬上最高层时象任何政客一样进行顽强的搏斗，然后，他们使用与外长相匹敌的外交技能来行使权力。学术界和党派间所玩弄的阴谋诡计与当年拜占庭相比毫不逊色。以我熟悉的新闻界领导人亨利·卢斯为例，他在世界上的影响比许多国家的领袖还要大。

　　但是，本书专门论述我最了解的、对我也是至关重要的领导能力问题。它对那些国家领导人来说不只是这一地位所带来的权力问题，而且还包括责任心的问题。

　　在本书中论述到的每个人都有目标、远见和事业心，这些对他们都至关重要。有些人的名字必定长期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有些人却不大为外国人所记得。但是，在有关领导的性质和在几十年期间席卷世界的冲突方面，每位领袖都有某些重要的方面可以告诉我们。

　　我本来想把我所认识的许多领袖都写进去，但我并没有这样做，例如，杰出的拉丁美洲的领袖人物，墨西哥的阿道尔夫·罗斯·科尔蒂尼斯、阿根廷的阿尔多罗·弗朗迪西、哥伦比亚的阿尔贝托·雷拉斯·卡马戈以及巴西的富有幻想的总统尤斯赛利诺·科别切克，他开发了自己国家的内地。还有加拿大的莱斯特·皮尔逊和约翰·迪芬贝克，他们两人在性格和政治倾向上是截然不同的，但他们对加拿大的命运具有高度责任感，对世界有一种清晰的认识。巴基斯坦的总督古拉姆·穆罕默德以及巴基斯坦的总统穆罕默德·阿尤布汗。南斯拉夫的铁托元帅。西班牙的弗朗西斯科·佛朗哥，他在大庭广众面前和在私下给人留下的印象，简直判若两人。教皇皮厄斯十二世和保罗六世，他们各自以自己的方式，不仅在精神方面，而且在世界政治舞台上，起着一种极其重要的作用。战后国际组织中的一些先驱领导人，诸如比利时的保罗一亨利·斯巴克、意大利的孟利奥·勃罗西奥、FaGuo的罗伯特·舒曼和让·蒙纳。还有其他许多人本应列入本书，只要看看前面提到的少数几个人，就可以看出，近几十年中，世界上的领导才能是那样千差万别，多种多样。

　　在各章节中我之所以选择上述领袖，有的是因为他们有卓越的才能，或者是因为他们对历史的进程具有巨大的影响；有的是因为他们有一种人们所具有的内在的兴趣，有的是因为他们在这个动荡不定的历史时期成为推动世界前进的力量的范例。除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外，我没有把美国的领导人包括在本书中，麦克阿瑟不朽的贡献是在现代日本的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历史往往是叙述过去的事件，只是偶然谈到起过作用的人们。本书叙述的是领袖人物以及他们在事件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关于这些领袖人物是如何举足轻重，又是如何迥然相异和关于领袖人物能够产生其影响的一些素质以及他们是如何施展其影响的。

　　伟大的领导能力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既要求有非凡的魄力，又要求有非凡的想象力。长期以来，在美国广泛地存在着一种信念，美国需要一位真正第一流的商人来掌管政府，需要一位已被证明能胜任并能有效地掌管一个大型企业的人。其实，这一点并未切中要害。经营管理是一回事，领导能力却是另一回事。正如甫加利福尼亚大学商学院的沃伦·本尼斯所说：“经理们的目标是必须把各种事情办得正确，领袖们的目标是必须做正确的事。”

　　尽管技术是必需的，但是领导能力不仅仅是个技术性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经营管理是一篇散文，领导能力是一篇诗歌。领袖人物要十分注意自己的代表性、自己的形象，以及使人们得到激励的思想，这是推动历史的一股力量。人民是听从道理的，但又为情感所驱动；作为一位领袖必须既以理服人，又要以清动人。经理考虑的是今天和明天，领袖必须考虑到后天。经理代表的是一个进程，领袖代表的是历史的方向。

　　因此，一位无事可管理的经理就不是经理，但即使是一位下了台的领袖仍拥有他的追随者。

　　伟大的领导能力要求有一个伟大的远见，这种远见能激励领袖，又使他有可能去鼓舞全国人民。人民不是热爱就是憎恨伟大的领袖人物，他们对领袖很少是无动于衷的。

　　一位领袖只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事是不够的，他还必须能够去做正确的事。对作出正确决定缺乏判断力或洞察力而又想当领袖的人，常常因为缺乏远见而导致失败。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事但又做不到的人，常常是因为他们软弱无能而导致失败。伟大的领袖既要有远见，又要有能力去做正确的事。他可以雇用经理们来帮助他完成上述任务，但只有他自己才能制定方向，提供推动力。

　　使一位领袖着迷的伟大事业可能是一项创新或护旧的事业——冲突中互为对立面的精明强干的领袖经常各有其为之奋斗的目标，这些目标是相互冲突的。一位精明强干的领袖，尽管他为之奋斗的事业其生命力比较脆弱，但他可以战胜一位软弱无能却从事一项富有生命力的事业的领袖，或一项邪恶的事业能战胜一项美好的事业。既没有一套简单的、一成不变的准则来预示历史，也不能用它来评价历史。各项事业与领袖人物一样，进行回顾时往往与原来迥然不同。有时，对历史的评价取决于谁取得胜利。历史学家的倾向是，对胜利者比对失败者更为仁慈，对领袖们是如此，对事业也是如此。

　　在我所认识的真正精明强干的领袖们中，他们都是非常聪明、受过严格训练、勤奋工作和有着强烈的自信心，他们都被一个理想所驱使，同时又去驱使其他人。所有人都目光远大。

　　有的人则比其他一些人看得更清楚。

　　与世界历史上任何类似的时期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年代，是一个瞬息万变的时期。在超级大国崛起、相互对峙时，我们看到了巨人们之间所发生的冲突：在古老的帝国让位于一大批新兴国家时，我们看到了一系列社会和政治的大变动；在武器的发展甚至超出改变了人们想象的科学幻想时，我们看到了一个危险渐增的时期。时势造英雄。动荡不定的时代既产生了最优秀的又产生了最恶劣的领袖人物。赫鲁晓夫是一名铁腕式的领袖人物，但他也是一种危险力量，毛**推翻了几座大山，但有数百万人因此丧生。

　　今后将要求具有最卓越的领导才能。据说，那些不善于研究历史的人，肯定会重蹈历史的覆辙，相反，如果一个时代的领袖们能比他们的前任对未来看得更远，那是因为他们比他们的前人更高瞻远瞩。本书写的是过去的领袖人物，但也是为了未来的领袖们。本书中的每一位领袖他们都研究了过去，并从中吸取了经验教训。反之，在今后的岁月中，我们这个世界向前发展的快慢和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我们从他们那里吸取多少教益。

2、温斯顿·邱吉尔——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人物

　　邱吉尔年轻时，曾对一个朋友谈到对生活意义的看法。他的思想富于哲理性而且特别坦率。他说：“我们都是虫蠕。”又说：“而我确实认为我是一只萤火虫。”

　　邱吉尔的一生为他自己命运不可动摇的直觉所驱使。他使有些人激怒，使更多的人受到鼓舞。当他追求他决心要得到的事物时，无论他听到多少个“不”字，他也从来不知道这“不”字的含义。一旦他参加军事战役或政治斗争，他总是把“失败”一词从他的词汇表中去掉。

　　我第一次见到邱吉尔是在1954年6月，当时，我主持了欢迎会，欢迎他以首相身分来华盛顿进行正式访问。我还记得我等待他的飞机进入我的视线时那种热切甚至是激动的心情。

　　虽然我多次出过国，见过许多国内外领导人及知名人士，但他们之中没有一个能超过邱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太平洋地区，他的讲话比罗斯福总统的讲话更能叩动我的心扉。

　　自从我进入政界以后，我更加欣赏他领导的英国在经受勇气和坚韧精神的最大考验期间对世界的影响。不管如何夸张，都难以对他作出公正的评价。他是二十世纪伟大的领袖人物之一。

　　我是很幸运的，根据当时的礼仪规定，总统去机场欢迎来访的国家元首，市政府首脑们则在白宫会见他。因此，艾森豪威尔应该欢迎女工，而我则去欢迎首相。

　　头天晚上，我花一个多小时准备了九十秒钟的欢迎词。当见到飞机时，我又很快将它在头脑中过了一遍。

　　四引擎的同温层飞机着陆了，它沿着跑道滑行，最后在我们面前停了下来，舱门打开了，过了一会儿，邱吉尔一人出现在舷梯顶部，他戴着一顶珍珠灰色的汉堡帽。使我十分惊讶的是，他的身材看上去竟如此矮小这似乎是因为他肩膀萎缩，大脑袋直接装在他的身体上，仿佛根本没有脖子一样。实际上，他的身高是五英尺八英寸。正如你不会把五英尺八英寸高的西奥多·罗斯福看成“斜人一样，你也决不会想到把他看成是一个“斜人”。

　　他的助手们围着要帮助他走下舷梯。邱吉尔迅速环顾国周，看到了下面的欢迎场面和摄影机后：他拒绝了任何帮助。
　　他拄着一根金头手杖，缓缓地走下舷梯。一年前他中过风，枪每走一步，都十分踌躇，显然对自己没有把握。走下舷梯大约一半时，他注意到有四个空军人员在向他致敬，他停留片刻还了礼。

　　我们握了手，他说第一次见到我非常高兴。象大多数英国人一样，他的握手并不是褒有力的。只是轻轻地碰了一下。在向国务卿杜勒斯问候之后，他径直走向摄影机和麦克风前。没有等我致欢迎词，他就发表他的到达讲演。他说，他非常高兴地从他的祖国来到他母亲的国土（显然是指他母亲是美国人）。在结束讲演时的热烈鼓掌声中，他作了一个表示胜利的“V”形手势，然后转身大步向我们乘坐的驶向白宫的黑色林肯牌敞篷车走去。我辛辛苦苦地准备的讲话始终没有用上，但似乎也没有认为这是被遗漏的。

　　当我重读那天我记的日记时，我吃惊地发现这个最近中过风的七十九岁的老人，刚刚乘坐了一夜螺旋桨飞机飞越大西洋后，在我们去白宫的三十分钟内，居然还能如此出色地应付那么多的问题。他一直在不停他说着，不停地向道路两边的人们挥手致意。

　　他告诉我，他曾关注过我数月前的东南亚之行。他特别欣赏我在马来西亚逗留期间到乡下去访问在那里与共产党叛乱部队作战的英国军队。当我告诉他杰拉尔德·坦普勒将军和其他为英国殖民地和缓地向独立过度而作出努力的军官们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时，他马上回答：“我唯一希望的是，只有当他们准备好行使行政管理职责之后，我们才给他们独立就好了。”四年后我在伦敦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再次表示了仍在关心这件事。

　　然后他又评论了我亚洲之行访问过的印度支那的局势。他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FaGuo应该作出决定：他们究竟是全力以赴拯救印度支那，抑或对此仅是半心半意敷衍塞责。他一边向人群挥手，一边打量了我一下说：“他们却作出了要参与但不是全力以赴的决策。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他向群众微笑了一下后又回过头来看着我说：“副总统先生，世界处在十分危险的情况下，我们两国人民团结一致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有分歧，这是正常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但终究是次要的，报纸上总是把实际情况作了夸张。”

　　这个表面上看来是无关紧要的交谈实际上却有很大的意义。很清楚，他在向我并通过我向政府发出信号，他想要度过难关。两个月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阿瑟·雷德福海军上将访问伦敦时曾就印支问题与邱吉尔举行过一次令人不愉快的会谈。报纸随即发表的有关此事的谣传，使英美关系处于紧张状态。

　　当雷德福敦促邱吉尔帮助FaGuo保住FaGuo在印支的殖民地时，邱吉尔显然生气了。邱吉尔粗暴地责问道，试想英国人不曾为自己保住印度而战，为什么他们必须为FaGuo能够保住印支而战。雷德福不象极有外交经验的人，他感到，如果英国拒绝与我们一起努力去击退共产主义者在亚洲的侵略，国会可能对“英国不满。

　　对此，邱吉尔生硬地回答道：“当我们不再依赖美国的援助时，我将感到高兴。

　　邱吉尔不愿意提议在印支反对越共，因为他担心共产党中国会进行干预。他想这样会导致中美之间的战争，使苏联卷入，并使欧洲成为战场，使英国成为一个目标。可是当雷德福向艾森豪威尔报告这次会谈时，总统感到意外和震惊。尽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种种艰难曲折，却是进行反抗的象征的邱吉尔看来在东南亚几乎甘心于失败了。

　　邱吉尔继续向群众挥手致意时，表示了他对原子弹的严重关注。他说，对我们来讲，谈论使用这种“可怕的武器”来进行报复是完全正当的。但是与核武器有关的“压倒优势的集中”的理论使他担心。

　　当我告诉他，我刚刚读完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的第四卷《命运的关键》时，他评论说，在罗斯福逝世前四个月的那段时间里，他和美国政府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和了解。接着，他令人吃惊地直言不讳：“罗斯福总统病倒，杜鲁门总统突然就职时，他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他的脸变得极其严肃，再次不顾人群而转向我说：“那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一个司令官当他知道自己病了，并且可能不久退出舞台时，他应该使自己的副手及时了解情况。”

　　现在我们离白宫很近了。我说，读完了他的回忆录后，我常常感到疑惑，如果同盟国接受他的建议，对南欧“软腹部”地区发动一场进攻，而不是集中精力在诺曼底发起这场D日的入侵，那真不知将会发生什么。在我们进入西北门时，他淡淡他说：“也许会轻而易举地得到维也纳。”

　　邱吉尔的医生，莫兰勋爵的私人日记里关于英国首相访问华盛顿期间的健康状况中披露，邱吉尔有时深受病痛的折磨，但是一旦他出场，凡见过他的人没有一个感到他有病痛。对于重大事件，他总是不知怎么地能够打起精神处理好。
　　尽管在整个访问期间，正式会谈日程十分繁重，但邱吉尔对为他举行的冗长的、有时我认为是乏味的宴会似乎总是很高兴的。他是这样一类少有的伟大领袖人物之一，他们喜欢闲聊似乎就象喜欢谈论震憾世界的重大事件一样。由于他有午睡的习惯，即使在战争年代他也保持这种习惯，这使得他在晚上精神抖擞。

　　在白宫的国宴上，艾森豪威尔夫人没有什么大的事情可做，只在邱吉尔似乎难以切开肉时帮他一把。她关切他说，白宫的刀子不很锋利。席间，杜勒斯用掺了姜汁啤酒的威士忌向客人敬酒时，尼克松夫人间邱吉尔是否喜欢品尝一杯，他说不喜欢，接着又说道，他通常是在早上八点半喝第一怀威士忌，而晚上则喜欢喝一怀香槟。

　　宴会上，邱吉尔的话题是他过去的经历。尽管在谈话中，他没让别人插话，但从不显得粗鲁无礼。就象麦克阿瑟一样，邱吉尔滔滔不绝的独白是如此令人入迷，以致在他成为主讲人而不让任何别人插进来时，谁也不会对此感到不满。尼克松夫人后来告诉我，邱吉尔是她在晚宴上所遇到过的最有趣的客人之一。在他重述他在布尔战争中的戏剧性的冒险活动时，他使艾森豪威尔夫人听得入了迷。

　　我得到最好的机会去观察我们令人生畏的客人是在他访问的最后一个晚上，那是在英国使馆举行的男子宴会上。由于外交礼仪，艾森豪威尔又一次没能出席，所以我就是最高身分的美国客人。

　　大约十五分钟后，邱吉尔来到我们中间，他向每一个客人致意并站着谈了一会儿，但是当国防部长查里斯·威尔逊打算要用相当长的时间讲述一件事情时，邱吉尔特意地向一张椅子走去并坐了下来。我也走了过去，他抬起头来看了看我，咧嘴笑了一笑，并且说：“我觉得坐下来比站着要好一些。”

　　在宴会中，我问他三天繁重的会谈日程对他有什么影响。

　　他说，除了几次“临时眩晕”外，他觉得这次会谈比其他会谈要好一些。他用他特有的洪亮的嗓音说：“一经接触你们这个位于大西洋彼岸的新奇的国家，我似乎总是得到鼓舞和重新恢复生气。”

　　后来话题转到假期计划。他说他将坐船去摩洛哥旅行度假：我回答说：我总是坐飞机旅行，因为我晕船。他用一种严峻而又引人发笑的眼光凝视着我说：“年轻人，不要担心，当你岁数再大点的时候，你就不会再晕了。”当时我是四十一岁。

　　邱吉尔不仅是一个非凡的历史创造者，而且是一个历史学家。我几乎阅读了他所有的大量作品，我发现在不描写他自己直接参与的事件时，他是一位优秀的作者。他写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史远远超过了他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的反应和观察常常通过故事形式进行叙述。他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报道中的最精彩的著作是《后果》和《东方阵线》，前者描述了凡尔赛和平会议，后者是他在完成了其他五卷后的两年内写成的。在这两本书中邱吉尔都不是主要角色。然而，在他这两部多卷的历史著作中，邱吉尔充分地实践了他著名的格言：“创造历史的最好方法是把它写出来。”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邱吉尔在访问华盛顿时，对美国内战的兴趣总是与日俱增，这次也不例外。在男子晚宴上，他评述道，依他之见、罗伯特·依·李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是空前的最伟大的将军之一。他说，应该有人“把李为了与南部站在一起，拒绝指挥合众国军队后，骑着战马横渡波托马克河这一难忘的景象记录下来，织到挂毯中或画在画幅上。

　　他说，战争中最伟大的时刻之一终于来到了，在阿波马托克斯，李向尤利塞斯·格兰特将军指出，他的军官们把他们的马匹作为私人财产并讯问是否允许他们各人拥有马匹时，格兰特说：“让所有的人都牵上一匹马，士兵、军官都一样，他们需要马匹去耕种土地。”此时邱吉尔环顾一下听得入了迷的人们，他的眼睛闪烁着光芒：“生活在贫穷和战争中，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行动！”

　　我问到关于他与接斯大林班的苏联领导人之间进行会谈的看法。他说，西方必须有一个实力政策，决不能以软弱的地位同共产党人打交道。他对我说，他期待着访问苏联，但他不会作出任何束缚美国的许诺。

　　他指出除了战时的联盟以外，他的一生都在反对“布尔什维克”，并且说：“确信美国人民会信赖我这个了解共产党的人又是一个**战士。”他在结束谈话时说道：“我想我所作的反对共产党的事和麦卡锡所作的一样多。”还没等我说话，他咧着嘴笑了，身子欠向我，又说：“当然了，那是个私下声明，我决不同意干涉别国的内政！”

　　邱吉尔向我表示他对激进的喜欢挑起争论的安奈林·比万的不光彩的诡辩术十分不满。1947年，比万作为工党政府的卫生部长说保守党员“比寄生虫还不如”。这些话甚至使他的有些同僚感到尴尬。我自然感到，比万的话虽然既不文雅又不聪明，然而，在使用尖刻刺耳的语言方面，邱吉尔本人也是罕见的。

　　在指责詹姆斯·拉姆齐，麦克唐纳缺少政治上的坚忍性时，邱吉尔曾编造出这么一个故事：我记得当我还是孩提时，父母把我带到一个有名的巴纳姆的大马戏院，那里有畸人怪物的展览，但是展览目录单上我最想看的是一个被称为“无骨的怪物”。我父母认为，这种情景对我的幼小心灵来说也许会太让人厌恶和太伤风败俗了，而我为了看这个坐在财政大臣交椅上的“无骨的怪物”已等了五十年了。

　　他把杜勒斯说成是“我所知道的唯一驮着瓷碗柜的公牛”。

　　英国议会里的第一个女议员阿斯特曾经对他说：“如果我是你的妻子的话，我就在你的咖啡里放上毒药。”邱吉尔反唇相讥：“如果我是你的丈夫，我就把它喝下去。”

　　拉博赖特·克莱门特·阿特利在议会讲演完毕，邱吉尔说道：“他是一个有许多地方值得谦虚的谦虚的人。”

　　乔治·肖伯纳送给他两张戏票和一张便条：“带上一个朋友来看我的戏，如果你有朋友的话。”邱吉尔回了一张便条：“我正忙于开幕式，如果有第二个晚上的票时，我会在第二个晚上来的。”

　　邱吉尔有一次提到安奈林·比万时，他曾经说过，“然而，世上真有理想的惩罚：战时最能胡说的人已成了和平时期最突出的行政管理上的失败者。”

　　在使用狠毒语言攻击别人方面，邱吉尔一定给予别人如同他自己得到的一样多。

　　邱吉尔在男子宴会上透露了一些有关他的生活方式。在谈到英国原子能专家普洛登勋爵时，他说：“没有人给予世界如此之多而索取如此之少。他不吃肉，不吸烟，没结过婚。”邱吉尔喜欢优裕的生活。我想他会承认，他给予世界的很多，获得的也很多。

　　他对生活有一定的洞察力，一名传记作家称他为：“政治活动中的彼得·潘。”晚年放弃了打马球后，画画成了他的爱好。他的粗犷的笔划和鲜艳的色彩似乎释放出了他的被压抑的能量。正如他曾经说的：“若不是为了绘画，我不会活着，我忍受不了各种事情带来的紧张。”

　　在他访问华盛顿期间，我们比较了各自的写作习惯。我告诉他，我发现使用口述机时工作得最好。他的眼睛闪烁着顽皮的笑意说：“我更喜欢口述给一个漂亮的秘书而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无知觉的机器。”他接着说，他有两个“非常美丽的”秘书。

　　许多年后，美苏于1972年在莫斯科举行最高级会谈时，我将这件事告诉了勃列日涅夫。这位苏联领导人说，他也同意邱吉尔喜爱秘书甚干机器。然后他眨眨眼，笑嘻嘻他说：“除此以外，当你晚上醒来并想做点笔记时，秘书就特别有用。”
　　邱吉尔讨厌没有文明的物质生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总是带上一个锡制的浴盆去前线。禁酒期间，他在美国作讲学旅行时签订的合同规定，在每次讲演前他必须收到一瓶香槟酒。

　　1969年我就职不久，白宫的一个年长的男管家告诉我一件事。邱吉尔访问期间，罗斯福总统邀请他住在白宫，下榻于皇后卧室内。那个房间装饰华丽，而且有一张非常舒适的床。在邱吉尔的另一次访问中，罗斯福坚持他的客人应该住在林肯卧室，这样他的客人可以说他在林肯床上睡过觉。林肯卧室装饰单调，有十九世纪中叶美国的简朴风格，房内安放的无疑是白宫里最不舒适的床铺。

　　晚上，邱吉尔就寝半小时后，这个管家说他看见邱吉尔身着一件老式睡衣，拎着手提箱踏着脚尖从林肯卧室穿过大厅走进了皇后卧室。无论具有什么样的历史意义，邱吉尔也不能在一张不舒服的床上度过一夜。听完这个故事后，我想起了，1954年艾森豪威尔夫人让邱吉尔选择皇后卧室或是林肯卧室时，他毫不迟疑地选择了前者，而他的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则留在林肯卧室。

　　邱吉尔也是品尝美酒的行家。最近我访问了FaGuo拉菲特·罗思蔡尔德大葡萄种植园，许多人认为那里生产FaGuo最好的酒。主人告诉我，邱吉尔曾参观过该种植园，他们为了他，特意打开了一瓶1870年拉菲特·罗思蔡尔德生产的酒，那一年是十九世纪葡萄最大丰收的年份。饭后邱吉尔在贵宾留言簿上写道：“1870年对FaGuo武器来说不是一个好年景，但是对FaGuo酿酒业恰是极好的一年。”

　　邱吉尔在华盛顿逗留的三天中，我对他的观察常使我回想起第一次认识他的情景。那是1936年，在我来到东部法律学校之后，他那时已经成为非常显要的和引起人们争议的人物，这部分地是因为在国王退位的危机中他支持爱德华国王和辛普森夫人。但主要是因为他坚持英国必须重新武装，民主政体必须团结起来反对希特勒。

　　在那些日子里，美国处于孤立地位，同时也是孤立主义者。我知道，今天如协和式飞机晚起飞二十分钟，人们就会不耐烦。但是在三十年代，坐远洋定期客轮到欧洲最快也要花费几天的时间。我所认得的加利福尼亚或是北卡罗来纳州的人中谁也不喜欢希特勒，但是几乎没有人愿意参战去消灭希特勒。

　　我猜想他那滑稽的外表、无法容忍的装腔作势和故意夸张的语言，使人们对他缺乏足够的认识。我们知道，即使在英国，人们普遍认为邱吉尔是一个好斗的牛蛇。他的讲话似乎过分渲染和夸张。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同情我们所熟悉的内维尔·张伯伦的避免战争的决心，也钦佩他承受希特勒的漫骂时的容忍和不失尊严。我能够记得当张伯伦从慕尼黑会议返回英国时大家所感到的轻松，他宣布，他带回了“我们时代的和平”。

　　只有在1939年，当希特勒最后表明，不征服欧洲他决不满足时，我们才开始认识到邱吉尔一直是多么英明，他的预言多么准确！在突如其来的打击下欧洲崩溃了，邱吉尔以他的光彩夺目的个性和戏剧性的雄辩才能顷刻间成为传奇式的人物。邱吉尔善于把握自己的作用，他说：“正是这个民族和散居在世界各地的这个人种具有一颗雄狮之心，而我有幸被召唤去发出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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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争一开始，他就特别关心美国。因为他知道它是“民主宝库”，只有我们的支持——最好的是我们的干预——才有可能拯救英国。从气质上说，他特别适合充当这种角色，因为他的母亲珍妮·杰罗姆就出生在美国的布鲁克林。他甚至用某些夸张的语言骄傲地宣称——杰罗姆家族还有易洛魁印第安人血统。

　　他于1874年出生在伯来尼宫，是伦道夫·邱吉尔勋爵和夫人的长子。在他幼年时，他父母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爱他们，崇拜他们。然而不幸的是，他们两人都没有更多的时间倾注于他，使他更多地受益。

　　伦道夫勋爵是一个有才华的而又反复无常的政治家，他的一生都从事冒险事业并以失败告终。他以辞去内阁职务表示对政府的一项政策的抗议，而他原以为首相会拒绝他的辞职。但辞呈被接受了，伦道夫从此就再也没有进入内阁。正好由于早些年前得了花柳病，他的健康也开始走下坡路。除了埋头他自己的事务外，伦道夫勋爵对他的儿子很少关心，视他为一个令人讨厌的人，因为他在学校里表现很差，还因为他增加了经济已经济拮据的家庭开支。

　　政治对他的吸引力远远超过学校里的功课。他早就渴望与他父亲讨论有关的政治事件和当代的名人。可是伦道夫勋爵使他的每一次尝试都遭到破灭。温斯顿后来写道：“如果我作出一点儿友好的表示，他马上就生气，一次我曾建议说，我可以帮助他的私人秘书起草一些信件，他对我冷若冰霜。”伦道夫勋爵四十六岁就去世了，也结束了他俩之间任何一个密切合作的机会。

　　温斯顿写道，他母亲“就象夜晚的明星一样照耀着我。我深深地爱着她，可是总有一段距离”。事实上，伦道夫夫人是一个轻浮的美人，结婚对她喜欢献媚和与男人交往方面没产生什么约束力。尽管她受过良好的教育，有辨别力，然而她的私通为人尽知。这些人中有重要的人物——威尔士王子，未来的爱德华七世国王。

　　我偶然想到大部分所谓“新科学”的心理生物学纯粹是骗人的鬼话。例如，在他与前大使威廉·布利特合著的一书中，西格蒙德。弗罗伊德认为：崇拜自己父亲的伍德罗，威尔逊却下意识地憎恨他的父亲，这种敌意使他与在对外政策上不同意他的人打交道中表现出刚愎自用。这给我的印象是如此的稀奇古怪，简直是十足的愚蠢。

　　如果想要洞察一个成年人是如何思考和感受的，他的家庭背景和早期生活将常常提供一条线索，那是普通常识，我也同意。

　　对邱吉尔来说，虽然早年生活上的情感被剥夺，但对他似乎没有产生严重的影响。他为他的父亲感到极为骄傲并维护他死后的名声和保卫了伦道夫为之而奋斗的许多事业。伦道夫夫人活着看到了她的儿子成为一个著名的战士、作家和政治家。

　　象麦克阿瑟的母亲一样，她利用与有权势的人的广泛联系来促进她儿子的前程。她晚年成了温斯顿的名副其实的亲爱的妈妈，并且完全依赖他。

　　就象爱因斯坦一样，邱吉尔在早年也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平庸的学生。他的一个家庭教师说过：“这位小伙子不可能通过哈罗公学考试，他只能通过次一等的学校的考试。”在中国或苏联，他不会被当作优秀生送去受高等教育并在政府或是工业部门获得一个重要的位置。在我去北京的一次访问中，一位中国教育家自豪地对我说，在中国所有的儿童都免费受初等教育，他接着说，当他们初中毕业后，要参加一次全面考试，只有那些考试合格的人，才允许进入高一级的学校学习。考试不合格的就被送到工厂或农场去工作。之后，他若有所思地说：“在我们的制度下，我们为群众提供更好的教育，然而我们失去了我们的邱吉尔们。”

　　一位有洞察力的学者会发觉邱吉尔身上有非凡的能力，而这种能力不是通过群众性的测验所能知道的。在英语方面，他是一位有才华的人。他讨厌拉丁语和自然科学，这些科目成绩较差，把他的平均成绩拉到标准分数线以下。按分数等级，他被排在哈罗公学的最低的班级。在那个班级里，各门功课中强调英文写作。“因此，”他后来写道，“我把我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常用英语句子的基本结构上——这是完全值得的事情。”他很快就对英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丰富了他的生活，也丰富了几代说英语的人们的生活。

　　对于邱吉尔来说，取道于牛津或是剑桥的政治生涯的正常途径似乎是不可行的。所以他决定进入在桑赫斯特的英国西点军校，成为一名骑兵士官生。他很喜爱他的军事训练，他的学业程度表明：他以全班最优异的成绩毕业。

　　年轻的邱吉尔现在审视了一番世界舞台，寻找能够为他提供冒险的场所。他作为一家报纸的记者前往古巴，报道岛上的叛乱分子与西班牙殖民当局之间的游击战争。后来他写道：当他窥见地平线上的古巴的轮廓时，他产生了“奇妙而又可怕的感觉”。“这是一个正在发生着某些真实的事情的地方。是一个采取至关重要的行动的地方，是任何事情都可能会发生的地方。也是肯定会发生某些事情的地方。我可能会在这里丧生。”

　　他很快就返回英国，为他接受的第一次军事委任做准备：去印度服务八至九年。他怀着恐惧的心情展望了他的前程，在写给他母亲的信中说：“你无法想象出我是如何渴望几天后能远航到一个充满着冒险和激动人心的地方去……而不是到单调乏味的国家印度——在那里，我既失去和平的愉快，又没有战争机会。”

　　在班加罗尔任上，邱吉尔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可供自由支配，他决心把这段时间充分利用起来。他每天花数小时练习打马球，后来成了一名出色的马球手。他也开始学习过去在学校里从未学到过的知识。他的学习方法是十分广泛的和有条理的。他要求他的母亲给他一套完整的年鉴。这些都是从英国的政治年鉴以及世界各国的新闻汇集而成。他仔细地阅读，作了笔记，逐步掌握了年鉴所包括的丰富的事实和资料。当他阅读国会辩论的重大问题的摘要前，他常常仔细地勾画出对这一特定事件的个人看法。然后把自己的观点和分析同当时与会者的观点和分析进行比较。

　　他也要求他的母亲寄给他一些英国语言方面的伟大的散文家的著作，特别是历史学家麦考利和吉本的作品。在热得使人手脚起泡的印度的下午，邱吉尔的同事们正在睡午觉时，他却全神贯注干这些书中的词句和韵律。

　　不久，他就着手向伦敦的一家报纸发回有关战争的报道。

　　对于一个年轻军官来说，这是一个打破常规的作法，他的许多同事和大部分长官不赞成这件事。当他的关于西北边远邦战斗的报道出版成册时，有人用讥讽的口吻建议说，书的名字应该是“一个中尉给将军们的须知”。这种讥讽伴随了他一生，可是他从不介意。

　　邱吉尔从来不愿遵循常规，认为这样会束缚他的个性。他对那些依靠限制他人的创造性来保住自己地位的人们来说毫无用处。他被那种把生活减少到最低值的爱事事计较的官僚思想气得发狂。他藐视下级官员们那种思想界限森严，禁止任何人超越一步的心理状态。吉普林称他们为“小人物”，并说，那些看来“太渺小而不值得爱、也不值得恨”的人们会“拖垮这个国家”！当邱吉尔反对“小人物”的循规蹈矩时，他竟然常常高声背诵吉普林的这首诗。

　　美国最近的几十年中，这个老问题给我们增添了新的麻烦。在我们膨胀起来的官僚政治中，许多刻板的毫无生气的小人物只关心保住自己的工作，另外也有许多人为了争取自由主义的原因而在政治上很活跃。因此，要使官僚机构行动起来，总是十分困难的事。现在要让一个保守的内阁部长，代理机构的董事，甚至是总统促使在政治上持不同意见的官僚机构在某些问题上能够行动起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为了某件他想做的事直接去找最高领导而不把时间浪费在那些不敢越出常规做出决定的下级官员身上，邱吉尔为此激怒了许多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伦敦流传的有关克莱门斯、劳埃德，乔治和邱吉尔的故事说，这三个人去世后，一个接一个地来到了珍珠门外。克莱门斯首先到达，敲门要求进去。圣波得走出来要求克莱门斯说明自己的身分，以便查阅他的履历，给他作出永恒的奖赏。劳埃德·乔治也一样。最后邱吉尔到达，他也敲了门，圣彼得打开了门，要邱吉尔说明身分，以便查阅他的履历和让他知道自己的永恒的奖赏。邱吉尔回答说：“你究竟是什么人？叫上帝来。”

　　邱吉尔在印度任职期间，利用了他本人和他母亲在社交中所能利用的各种影响说服了基钦诺勋爵，允许邱吉尔随同英军追赶在苏丹境内的伊斯兰教托钵僧们。这样，他就作为一名随军记者参加了在乌姆杜尔曼战斗中的历史上最后一次骑兵冲锋。

　　1899年邱吉尔离开了军队，参加了曼彻斯特的奥尔德姆区的议员竟血—正是他父亲所代表的地区。他被击败了。这次失败是一次打击。在政治上第一次失利后，他写道，他觉得“这种泄气的感觉就象喝了半瓶一宿未盖瓶塞的香摈酒或是苏打水。”然而，他毕竟年轻，新的冒险很快又向他招手。

　　作为一名战地记者，他前往南部非洲报道布尔战争。他到达两周后，在英勇保卫被布尔人袭击的一列火车的战斗中，他被俘，成为一名战俘。他从布尔的看守那里逃走了，他们出价二十五英镑悬赏他——无论是死的还是活的。几年后，他在自己的书房里将悬赏他的告示配上镜框挂了起来，并对来访者讲述：“这是我的全部价格？二十五镑吗？”

　　当他还在非洲的时候，他以前写的一部传奇式的冒险小说在纽约和伦敦出版；三个月后，他的关于布尔战争和他在战争中的功绩一书出版，公众给予好评，销路很好。

　　两个月后，当他回到英国的时候，他已成了一位民族英雄。

　　十六个选区要求他给予他们这个荣誉：作为他们的代表，参加议会竞选然而他再次选择了奥尔德姆区，并且当选了。
　　温斯顿·邱吉尔对下院的喜爱在世界上是罕见的。从最深刻的意义上讲，自1901年他第一次获得这个席位起，下院就是他精神之家。通过他父亲的家族和他自己的传奇式的历史，他把自己看作是下院及其传统的活生生的一部分。凡是读到他关于决心重建议会大厦的演讲时，令人感到饶有兴趣。似乎大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轰炸以前就已经被炸毁了。这不是一个谈论大厦建筑的人的语言。这是一个十分迫切地谈论个人与历史的关系的人。

　　他受到了新的同事们友好的接待。其中许多人曾和他父亲一起服务过，对年轻的邱吉尔几乎有一种保护的责任。邱吉尔后来写道，他当时一直在起草、修改然后练习他的初次演说，直到他可以在任何地方流畅地演讲。

　　他是一个了不起的知名演说家，他能使大厅里数千名听众，或使数百万名广播听众为之入迷。他把娴熟的英语和十足是天生的表演技能结合在一起。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之所以能鼓舞人心，是因为他本人为他所奋斗的理想所激励。正如澳大利亚前总理罗伯特·盂席斯阁下所说，邱吉尔战时的讲演之所以那样有煽动性，是因为他“学到了这么一条伟大的真理，要感动别人，演说家、领袖自己首先要受感动：在他的头脑里，一切都应当是活生生的。”

　　但是，掌握公开讲演的技术对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刚开始时，他先写下然后背熟每一篇讲话，对着镜子练习手势动作，为了取得更好的效果，甚至采用不同的方法发出咬舌音。

　　1952年在共和党大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邱吉尔的儿子伦道夫，我告诉他，他父亲精采的即席讲演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笑了笑说：“这些讲话也应该是好的，他花费了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来写作并且背熟它们。”在我与伦道夫谈话中，我觉察到作为一个伟人的儿子是多么难呵！我发现他极为聪明、风趣、诙谐，然而与温斯顿、邱吉尔相比就不免相绌。要是换一个人作邱吉尔的儿子，那么这一点就更加千真万确了。

　　作为议会的一名才华横溢和出身名门的年轻议员，无限美好的前程展现在邱吉尔的眼前，他登上了世界的顶峰。

　　突然，他开始抨击他的政党的领导人所采取的立场。当他主张自由贸易政策这一与保守党官方为保护英国货物而制定的关税壁垒政策直接相抵触时，就引起了一场重大危机。这种由资历较浅的议员破坏党规，特别是他们还打算向内阁提议的作法是完全不能被接受的。

　　1904年邱吉尔采取了果断的行动。他“越过”下院，从保守党转向自由党。在政治上有时必须冒险，赌注要多高就可能有多高，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成功或是失败。政治舞台以外的人们，或是新来政界的人们往往不明自政治上冒风险的独有的特性。生意上冒风险是伤脑筋的，但是至少有些科学仪器能部分地预测到可能的结果。但是，在政治上冒风险却要依靠魄力、直觉和适时地作出决定的能力。

　　今天，整个保护主义的争论似乎是遥远的、没有生气的。

　　有人不得不怀疑邱吉尔为此而冒这么大的风险是否值得。但是。邱吉尔是从广义上来看待自由贸易的问题，包括它与国内就业和英国生活水准等问题的直接关系。当许多英国人无怨言地生活在并不比狄更斯的惨淡小说所描写的情况为好的环境里的时候，邱吉尔就看到了广大的英国公民的生活水平问题将是英国政府在本世纪面临的重大问题。

　　使他吃惊的不只是英国社会内经济上的不公正，还由于英国社会不可避免的精神上的创伤。一天，当他在曼彻斯特他的选区街道上行走时，他与助手说：“设想住在这样的一条街道上——从未见过美好的事物，从未吃过可口的食物，从未说过聪明的语言！”

　　经常有些青年人要我列举一些作为竞选政府候选人所必备的条件。可以提及的有智力、直觉、品质以及对伟大事业的信念。许多人具有这些条件；但是，只有极少数人具有政治上成功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愿意冒一切危险来获得一切。你不应害怕失败，这并不是说你应当轻率。但是你首先要有勇气。如果有一个未来的候选人告诉我，只有当他在财政上和政治上得到该党组织的支持，并且民意测验表明他肯定获胜时，他才决定参加，则我会对他直截了当地说：“不要这样做，你将是一个劣等的候选人。”在邱吉尔的整个生涯中，他总是勇敢的，有时是轻率的，但是他从来不害怕失败。

　　邱吉尔的易党给他带来的冲击波是巨大的。他的许多朋友们公开地指责他是一个忘恩负义的机会主义者，是利用人民飞黄腾达后又加入一个企图破坏英国社会阶级结构的党派反对他们。他竭力促进选举制度的改革，这种改革远远超出他们所看到的那种谨慎地和稍微扩大一点儿有资格参加管理政府的人数的情况。邱吉尔已加入了那些打算打开人民民主的闸门和吸收下层民众的各种力量的行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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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变得强烈和痛苦。他喜好英国的那种不充分表达出实情的习惯，他后来写道，“我确实既没有通过我的行动，也没有通过我的态度去表示出巨大的持续的爱好。”邱吉尔成为上流社交界的流浪儿，而不久前就在这个圈子里他被捧为有卓越潜力和无限前程的年青人。他被称为“布伦赫姆鼠”并且突然发现他在伦敦的大多数最上流的家庭中不再受欢迎了，早期怀有的怨恨并不总是很快地就能遗忘。十一年后，保守党人试图将不给邱吉尔内阁席位作为他们参加战时联合政府的一个条与其说仇恨最终消失，不如说怀有仇恨的人已经去世。俗话说：“很好地活着就是最好的报复。”在政治上它也许可以解释为：“活得比别人都长就是最终的报复！”

　　邱吉尔所遭受到的这种社会的排斥也许能制服许多政治家。许多人进入政界是因为他们欣赏赢得公众的喝彩。而甘愿忍受不被欢迎、痛苦和由于作为一个有争议的政治人物而带来无休止的争论的人，就需要具备一种不同的气质——并不一定需要一个较好的性情。

　　在我三十六年担任公职的生涯中，我看到了许多有能力的青年男女放弃了他们的政治生涯回到了不担任公职的天地里，因为他们为了自己也为了他们的家庭不愿承受由公众争议伴随而来的压力和孤立。在这方面，水门事件前后的政治生活中的差别是多么明显！今天，因担任公职取得成就而受到许多人赞同和尊敬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侵犯私人生活的危险性日益增大，对进入政界首先需要付出各种代价和经受各种揭露的事对许多人来说简直起了阻碍作用。这必然会影响到愿意担任公职的男人和妇女的质量和数量。

　　1906年邱吉尔三十二岁时，才第一次在自由党政府内获得内阁成员的职位。在以后的几年内，他担任过六个内阁职务，对于每一职务他都怀有极大的好奇心和花了巨大的精力。作为商务部大臣，邱吉尔给立法机关的领导提供了动议权，这就为现代英国奠定了基矗”此外，作为内政部大臣，他首先提出给煤矿工人八小时日工作制和要求在矿井里设有安全设备；他禁止地下雇用十四岁以下的男孩；店员要有法定的工间休息；建立最低工资制：建立全国性的劳工交流以减少失业；实行了重大的监狱改革。

　　事实上，这些成就是今日英国福利政府的开端。但是，即使他颁布了这些改革，邱吉尔还是在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划了一条鲜明的界线。在一次讲话中，邱吉尔认为他的方法最好，他说：“社会主义谋求使富者下降，自由主义谋求使贫者提高；社会主义会扼杀企业，自由主义会从特权和偏爱的桎梏下拯救企业……；社会主义提高法规的地位，自由主义提高人的地位，社会主义攻击资本，自由主义攻击垄断。”

　　他在立法上做出的成绩是巨大的。他是有创造性的、吸引人的和爱争论的；但给人第一个印象，他似乎总是粗鲁和不老练的。在他需要朋友的地方他树立了许多敌人。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人们对他比较了解以后，这种坏印象能够得到扭转。

　　但是第一个印象通常是难忘的。正如他的一个密友所说：“第一次看到温斯顿时，你看到的是他所有的缺点，之后你花费余生的时间去发现他的美德。”

　　象邱吉尔那样有着易激动的性格和脾气的人在政界中是司空见惯的。1947年当我第一次进入众议院时，那里极易发怒的人和一些不可思议的行为古怪的人比比皆是。但是随着电视的发展使得政治人物均质化了，在均脂牛乳中，奶油不会浮到顶部。这同样适用于均质化的政治生活。

　　过去，我们倾向于钦佩那种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风格上有勇气标新立异的政治领袖。但是今天，为了不使过度曝光而变得苍白，或显得过分或失去平衡，绝大多数政治家不得不或者伪装作和蔼的，不伤害他人的态度。“不要兴风作浪”似乎已成了大多数新一代的政治家的行动准则。

　　我并非认为在政府里需要有怪人或者是狂人。但是我们不妨有几个有创见的思想家和冒险家。我们的年青一代的政治领袖们需要知道，若是你想成功，只有一件事比犯错误更坏，那就是迟钝。有时我也感到疑惑，象邱吉尔和戴高乐这样伟大的有独创性的人物，能否幸免于我们的政治领袖们今天所不得不遇到的为一些小事在报纸上接二连三地遭到攻击。

　　邱吉尔为他的高压手腕付出昂贵的代价。他几乎没有什么密友，但却有许多敌人。据斯·皮·斯诺讲，即使对邱吉尔十分钟爱的乔治勋爵也认为他是“有点象傻瓜”，在他成功之际，一切都是美好的。他的果敢的，我认为是卓越的计划——为了早日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派遣了一支突击队在达达尼尔海峡的加里波里登陆，被拙劣地修修补补地执行，给他的批评者们提供了所需的武器，以降低他的威望。他被赶下了台，担任一个荣誉职务。

　　他对此无法忍受。倒不是因为他计较这一场争论，也不是因为他的自负受到挫伤，当然也不是因为他怀疑如果一切按照他的计划行事达达尼尔远征可能成功。真正使他难受的是，他失去了决定事件进展的能力。就象他的助手所说：“情况越糟糕，他却越果敢，越平静——正是这种该诅咒的闲散无事的感受使他如此沮丧。”

　　就在这个时刻，邱吉尔第一次遭受到他称之为“黑狗”的折磨——周期性的令人疲惫的几番消沉使他一度接连几周都打不起精神来。还使他感到不快的是，另一位散文大师，英国第一部词典的编纂家，塞缨尔·约翰逊也遭受到同样的折磨。他在那段时间里感到痛苦是可以想见的，这也许倒为他这个本来是乐观的、精力充沛的人提供了为未来战斗做好准备的条件。

　　给他提供的和平和快乐的取之不竭的一个源泉是他的婚姻。1908年他与克莱门蒂·霍齐尔结了婚，正如后来他写的那样，他们“自从结婚以后，生活得很幸福。”诚然，美满的婚姻并不意味着它从无烦恼。邱吉尔夫人是她丈夫的最坚决的支持者和最热烈的信徒，但是她从来就不喜欢作一个职业政治家。

　　她也不能容忍她丈夫的许多政治上的朋友和密友。既然他不能放弃他的政治生涯，他们必须达成某些谅解。有许多时间他们不在一起生活。他忙于公务，而她则去FaGuo或是他们在伦敦郊外的乡间别墅里度假。邱吉尔从不对其他妇女表示过任何兴趣，他们经常通信，书信内容详细，这些信件极好地反映了他们彼此间深切的爱和信任。

　　二十年代初期，邱吉尔似乎已不被重视。当他刚刚四十六岁时，许多新一代政治家已把他看作青年人。他有过坎坷的、然而是卓越的经历，他似乎不大可能被继续提升，人们还保留着对他易党所带来的残存的不信任。他也无法摆脱达达尼尔远征招来的痛苦的反责。

　　1922年是邱吉尔经历几次低潮时期的最低点，当时急性阑尾炎手术使他无法参加竞选活动。由于他无法施展自己的卓越的演说才能，他被击败了。这是二十二年来第一次他不是下院的成员。正如他略带嘲讽地说：“一瞬间，我发现自己没有职务，没有席位，没有一个党派，甚至没有阑尾。”他的情绪很低落。

　　劳埃德·乔治的前助手之一当时看到邱吉尔后报道说：“温斯顿是那样的低沉，整个晚上他几乎没说一句话。他认为他的世界已经接近末日——至少是他的政治世界。”

　　塔利兰德曾经说过：“在战场上，一个人的死亡只有一次，在政治上，一个人的死亡只是为了东山再起。”邱吉尔的生涯显然证实了这个真理。当然，一个谚语对一个刚刚落选的人只不过是一点点慰藉。因为我自己落选过几次，我品尝过这种滋味。朋友们会对你说：“没有职责缠身，你可以随时出去旅行、钓鱼、打高尔夫球，这不是很好吗？”我的回答是：“好吧——那就试一星期吧。”随后，你就会有一种完全空虚的感觉，这种感觉只有那些有同样经历的人才能体会到。

　　直接的后果倒并不特别坏，因为你被竞选运动搞得精疲力尽正处于麻木状态，还因为你的肾上腺素还处于高水平上。几个星期或是几个月后，现实使你认识到你已经失败，你已无法收回或者改变作法去挽回这一结果。除非你很有钱，否则，不管你心情如何，为了支付每周涌来的支出账单，你就必须重新开始新的职业。

　　邱吉尔确是如此。他重新为报纸撰写文章以得到一些收入。他两次想重返议会，但都未成功。他向世界显示了一张勇敢和精神愉快的脸。我当然确信，每次失败都是令人痛苦的和丢脸的失望。但是只要你不放弃它或者退出政界，在政治上被击败并不是致命的。邱吉尔不知道“退出”这个词的含义。

　　到二十年代中期工党几乎全部吃掉了自由党，剩下的为数不多的自由党员加入了保守党。作为一名重返保守党的成员参加竞选，邱吉尔终于在1924年回到了议会。

　　一个月后，邱吉尔有了一点好运气，后来却成了倒霉的事。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被任命为财政大臣，成为内阁中仅次于首相的第二号人物，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对这件意料之外的事件负有责任的却是内维尔，张伯伦。
　　斯坦利·鲍德温首相原打算任命张伯伦任财政大臣，让邱吉尔当卫生部长。但在最后一分钟，张伯伦出入意外地说，他想当卫生部长。所有的其他大臣均已指定，而邱吉尔正在接待室等待。鲍德温就改变脚本，问邱吉尔是否愿意作财政大臣，这使邱吉尔为之大吃一惊。邱吉尔抓住这个机会腾然而起。

　　在邱吉尔任财政大臣的四年里，争议迭起。无论从哪方面讲，这是一件难以成功的使命。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后果，英国的经济仍然很虚弱。为了使经济能在可靠的基础上获得真正的复苏，许多著名经济专家敦促进一步紧缩财经。军方则要求拨给大笔新的军费开支，以便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过来和重建英军的霸权地位。

　　没有什么人为这高昂的社会福利计划说话——诸如，国民养老金计划和寡妇儿童保险。这个计划正是邱吉尔决心制定的。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有关发放养老金的计划，在税收条例方面，他采用了一些新的变革，从而减轻中等阶层纳税人的负担，并且，通过刺激生产力和投资来增加就业。

　　我认为，作为财政大臣的邱吉尔的名声，可能遭到了和赫伯特·胡佛那样形象受到扭曲的类似的问题。他们两人时运不佳，任期正是在1929年世界住的萧条时期。如果不由当权者负责，又该由谁来对这一灾难负责呢？胡佛不象邱吉尔，他没有吸引人的热情的性格。因此，他也无法使人们了解他是怎样深切地关心着他们的困境。数十年后，当我了解胡佛后，我发现他虽然外表相当生硬，冷若冰霜，但却是一位腼腆的、敏感的、热心肠的人。在他任总统期间，只有他的密友和家人看到他讲到失业者的痛苦遭遇时泪水曾夺眶而出。

　　一个意想不到的运气曾把邱吉尔抬得很高。现在，几股不在他控制之下的势力又把他撵了下来。一个冗长的、孤独的、令人心灰意懒的政治上的在野时期又开始了。不景气的“黑狗”经常登门侵扰。邱吉尔沮丧地写道：“我被抛弃，遭孤立、拒绝和受人厌恶。”

　　在这期间，他写了几本书，其中包括他的六卷《莫尔巴勒》和《伟大的同龄人》，同时，他还为杂志写了大量的文章。今天的许多文学评论家嘲笑邱吉尔的文风过于华丽，甚至言过其实。但是，我认为，除了他战时的领导能力外，他的书籍就是他的最大遗产。

　　他所采取的一些立场，更使他增添自行其是、不可靠的名声。他强烈反对政府让印度独立的计划，为此，他辞去了斯坦利·鲍德温的影子内阁职务，在自己和任何可能重新掌权者之间构筑起一道无法弥合的鸿沟。由于支持国王爱德华八世企图在与两次离过婚的辛普森夫人结婚同时保住他的王冠，他再次离开党的队伍。他以提醒议会警惕德国迅速地重新武装的危险来开始他的竞选活动。

　　不管对他在印度问题和国王退位问题上的是非功过如何评价，他关于德国威胁的警告，却使他成为在一片自欺欺人声中的真正预言家。邱吉尔的预言使他能成功地起到卡珊德拉的作用，因为他定期从军事部门的那些为他们上级的盲目性感到忧虑的文职人员那里得到内部情报。确切地讲，使得邱吉尔有可能起到这样的作用的正是这一小部分人，他们的身分现在才为大家所知。没有他们提供的事实和数据，他可能会立即被当作好战鼓吹者而不予置理。

　　除非人的本性会发生改变，否则人们总会为了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而泄露情报。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目的是为了个人向上爬。然而在某些情况下，是因为人们担心他们认为是错误的某一项政策所带来的危险性。也许有人会提出诘问，那些泄露三十年代有关德国重新武装的情报的人们受到赞赏，然而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向报界泄露越南战争的人们却受到谴责，这不是自相矛盾的吗，问题是，这两种情报有本质的不同，对后看来说，我们正处于战争状态。当《纽约时报》开始公布五角大楼的文件时，已经有四万五千多名美国人战死在越南，而且每周都有大量的人被打死。为试图结束战争，我们正在进行极为机密的谈判。然而，除了五角大楼的文件以外，还有其他许多东西象洪水般地被泄露出来——破坏了我们的谈判，致使战争不是缩短，而是延长。我可以肯定，这不是泄露文件人们的意愿。然而，这无疑是他们的行动所带来的后果。

　　泄露给邱吉尔的消息是经过选择的，使他在议会关于政府政策的辩论中能够陈述问题。向邱吉尔提供消息的人士做梦也没有想到要把他们的原始情报交给记者去发表。我确信邱吉尔也会认为，在战时泄露五角大楼文件是一种叛国行为。

　　1939年夏天，当纳粹摧毁波兰这一突如其来的悲剧发生时，邱吉尔的警告得到了证实。张伯伦立刻召回邱吉尔，任命他为海军大臣——他二十五年前担任过的职务。“温斯顿回来了！”这一令人满意的信号从伦敦发到了全英国的舰队。

　　显然，信誉扫地的张伯伦已不可能继续长期占据首相位置。但是，无论张伯伦还是国王都不希望邱吉尔来取代他。他们更喜欢哈利法克斯勋爵。1940年5月10日，只是当首相不能由上院产生的决定被勉强通过后，六十五岁的温斯顿·邱吉尔才最后出任这一职务。他写道：“大约早晨三点钟正当我要去睡觉时，我深深地松了一口气，我终于赢得对全国发号施令的权力。我仿佛觉得和命运女神在一起散步，并且觉得我过去的全部生活正是为这一时刻和这次考验作准备的。”

　　如果人们设想邱吉尔当时不当首相，继续留任海军大臣去指挥海战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的话，这倒能够使人们找到一种客厅游戏的乐趣。但是，我知道没有哪一位领导人会花费许多时间去思考它。为考虑生活中的“倘使……将会怎样？”就会寸步难行。

　　在美国，如果1952年是罗伯特·塔夫脱而不是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的话，情况又会怎样？塔夫脱在选举后的十个月就死于癌症。如果邱吉尔死于1939年又会怎样？他会被看成是英国史上的一些形象生动的失败者之一。他的墓志铭上将会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但是，偶然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邱吉尔的运气、坚韧不拔、才能和长寿再度得到报偿。

　　当邱吉尔作为首相第一次向下院发表演说时，他说：“我没有什么可以奉献出来的，只有鲜血、辛勤、眼泪和汗水。”

　　他完全有理由再加上一条：领导能力。如果没有他的领导，英国不可能生存下来，西欧不可能得到自由，美国现在也许成为一个在敌对营垒中壁垒森严的岛屿。“从来没有一个人为这么多的人做过这么多的事。”用这句话可以解释他战时最值得纪念的一次讲话的意义。

　　当他们的地位突然发生颠倒时，邱吉尔十分宽宏大量地对待内维尔·张伯伦。邱吉尔坚持张伯伦应留在政府内，并让他参加所有的会议。邱吉尔没有公开批评张伯伦，却相当和蔼地讲到他的前任的高尚的目的。这种宽宏大量的行为在任何一个国家里都是政治活动中最好的典范。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没有表现出如此的宽宏大量。在他任总统的十三年中，他从未在任何场合邀请胡佛去过白宫。哈里·杜鲁门当选总统后，第一件事情就是邀请胡佛出席在椭圆形办公室举行的会议，使胡佛热泪盈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邱吉尔提供了一个与他非凡的能力和个性相称的舞台。只有在可怕的战争环境里，伟大的领导能力才能显示出来，这似乎是生活中可悲的事实。

　　英国最伟大的首相之一是罗伯特·皮尔爵士。他作出了废除“谷物法”的强硬决定。但是他没有象迪斯雷利或战时住在唐宁街10号的其他首相那样为人们广为怀念。在美国，情况类似的是詹姆斯·波尔克，根据历届总统的能力和业绩，他可能排在前四、五名。艾森豪威尔则是另一种范例。他结束了一场战争并且保持和平达八年之久。但是，许多人认为艾森豪威尔总统不如杜鲁门总统那样坚定、果断。因为杜鲁门总统于1945年8月由于历史的偶然性曾下令投掷了原子弹。因此，在大多数历史学家心目中，发起战争比结束或是避免战争，更应是衡量人物伟大与否的尺度。

　　尽管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被彻底打败了，就邱吉尔个人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简直不算胜利。

　　正是斯·皮·斯诺注意到了邱吉尔在其著名讲演中说过的一句话：“为了主持英帝国的解体，我没有成为国王的首席大臣。”这个讲演是富有戏剧性的，至少是不太真诚的。因为很清楚，只要在1940年出任首相者必须履行视察职责。即使没有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在战后解放所有殖民地人民的决定，英帝国内部要求独立的势头也已经势不可挡。邱吉尔试图阻挡这个势头就会象卡奴特王命令潮水不能再涌来淹没他的双腿一样。

　　甚至德国的失败对英国人来说也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结局。邱吉尔知道，如果需要一个抗衡苏联的坚如磐石的力量和使大陆得到稳定，那么德国必须重建。他也知道德国不得不从废墟中重建并恢复元气，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比英国遭到部分削弱更为可龋当德国在重建时，一座新的现代化工厂取代了被炸得粉碎的工厂。英国，虽然作为战胜国却不得不对付着使用那些即使在战前也已经十分陈旧的工业设施。结果是，残败国变得比战胜国更富有、更强大。

　　英国人民也不得不继续在配给匮乏中生活。他们厌恶地认识到，尽管他们竭尽全力、忍受痛苦和作出牺牲，英国也已不再能象以前那样在世界事务中起主导作用了。

　　英美联合问题早在战争开始前很久就是邱吉尔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在战后年月里，联合问题更为迫切。邱吉尔之所以需要它，是因为在三十年代，它被视为加强两国繁荣昌盛的手段，在四十年代，它是英国幸存的先决条件，在五十年代后期，他把它看作是形成对付苏联共产主义在欧洲和在世界扩张的包围圈的唯一途径，到六十年代，我猜想他把它作为保持英国对世界事务影响的唯一途径。

tauringhuang.

战后，为了维护英、美联合，邱吉尔不得不吞下了许多苦药丸。在珍珠港事件后，我们参战前的两年期间，英国为了据守一条防线抵抗希特勒而付出了十分巨大的代价。尽管我们的伤亡是大的，但是他们的伤亡无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比我们的伤亡大得多。他们对我们的努力是非常感激的，因为没有我们，他们不可能幸存。但是他们也应该了解，没有他们，面对着完全处于希特勒控制之下的欧洲，我们也不可能生存下来。现在，他们已感到有必要听从美国的看法和意见了。

　　领导的火炬已经传给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更大的才能，而是因为我们有更大的实力。我不是说邱吉尔公开地表示妒忌或不满。但是情绪的低落可以想见，英国人肯定不高兴地认为：“以我们几个世纪来在外交政策和世界重大事务方面的丰富经验，难道在领导艺术方面我们会真的不如这些美国人吗？”1954年，在我们的会晤和对话中，我已经觉察到英国官员们包括邱吉尔在内，似乎已经相当顺从，几乎是不抱什么希望的了。

　　虽然美国有许多有才干的外交人员，但是，在我出国访问期间，我发现英国的影响仍较大，他们的外交官通常要比我们的知识更广博、素质更好。我认为，美国今天的决策者们在作出重要的决定之前，首先应主动地征求欧洲同僚们的意见，而不只是事后磋商或通报情况，这样做必将得益非浅，我们必须记住，那些最有力量的人，不见得是最有经验、最聪明、最具敏锐的洞察力或是拥有最完善的本能的。

　　即使邱吉尔觉得美国在战后不久的对苏政策是出奇的天真，他也没有把两国关系推到破裂边缘。在他试图教育我们的同时却继续奉承我们。许多人忘记了他的关于铁幕的著名讲话的中心点是极力主张以英、美联合作为对抗苏联扩张主义的最好手段，当时，这个带有预示性的讲话引起了广泛的争论。

　　埃莉诺·罗斯福说，她认为这种说法是危险的，议会中一百名议员把它斥之为废话。

　　在三十年代，当邱吉尔向世界提出了威胁来自纳粹德国时，许多人不愿正视它。在战后发起成立联合国时，许多人希望和祈求一个国与国之间、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和平、友好的新时代已经到来。当他们在四十年代未听到邱吉尔提出的关于苏联扩张主义危险的警告时，又有许多人不愿相信。但是他又是对的。他又一次走到时代前列，对公众舆论是引导而不是尾随。

　　在战争期间，为了打败希特勒，邱吉尔作好了接受任何必要的帮助的准备。在纳粹入侵苏联时，邱吉尔欢迎斯大林加入反对希特勒的营垒。许多批评家责备他对斯大林的态度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回答说：“如果希特勒入侵地狱，我想我会在下院为魔鬼说句好话。”

　　邱吉尔与他的另一个主要的伙伴罗斯福相处得很融洽。这位美国总统曾经写信给邱吉尔说：“在同一个十年中与你相处是件有趣的事。”邱吉尔在提到罗斯福时说：“见到他时就如同你打开第一瓶香槟酒一样。”

　　但是，两人经常在政策上有严重的分歧。邱吉尔认为罗斯福坚持要德国无条件地投降是灾难性的，并且认为让战后的德国转变为一个农业国的摩根索计划是荒谬可笑的。最重要的分歧是他们对苏联究竟应采取什么样的政策。起码说，从1940年的卡廷大屠杀事件开始——当时据说有一万名**的波兰官员被苏联人杀害——邱吉尔就认识到斯大林在战后可能会象战前的希特勒那样贪得无厌。当时，罗斯福对英国帝国主义似乎比对俄国的疑虑更大，“温斯顿，”他曾经说，“这正是你无法看到的事，一个国家可能不要求获得即使他们可以得到的土地。”

　　正如亨利·格伦沃尔德在1965年所写：

　　邱吉尔发觉自己与罗斯福之间的隔阂愈来愈大。罗斯福并不考虑美、英联合起来反对“乔大叔”，他竭力想在邱吉尔和斯大林之间扮演一个仲裁人的角色。从此，一系列灾难性的协定开始达成了。其中包括波兰丢失给共产党，把俄国人带入抗日战争的行列……，给了俄国人在亚洲的领土和经济特许权，这些特许权使中国落入赤色分子之手。

　　如果邱吉尔能够胜过罗斯福，则事件发展的结局会迥然不同。

　　他对罗斯福愈益信任斯大林而忧心忡忡，并把这归咎于总统健康恶化。罗斯福去世后，他担心，与罗斯福很少沟通联系的杜鲁门正受到天真的亲俄国的国务院的影响。

　　邱吉尔确信，阻止苏联占领整个东欧是很重要的，因为他担心苏联不会放弃东欧。1945年4月初，他写信给艾森豪威尔，敦促他派遣美国军队进驻柏林、维也纳和布拉格。他说：“我认为我们应当尽可能地在东方和苏联人握手，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当俄国人向西推进时，艾森豪威尔却按兵不动。

　　两个月后，邱吉尔在给杜鲁门的电文中再次提出警告，催促他尽早召开波茨坦会议。就是在这篇电文中，他第一次使用了成为行将到来的冷战的象征性的语言：“我怀着深切的忧虑看到美国军队退却到中部地段我们的占领线一侧，使苏联的势力深入到西欧的心脏，并且在我们和通向东方的一切事物之间降下一道铁幕。”

　　邱吉尔认为让苏联人横行东欧，艾森豪威尔要负很大的责任。艾森豪威尔不是象邱吉尔那种类型的将军。盟军司令官的坚定和在邱吉尔看来，缺乏想象力的指挥风格以及他的随和的性格也许就是构成他异常和睦的原因，并且构成了盟军司令部内部合作的特点。仅仅这一点就是赢得这场战争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是，邱吉尔后来推测，如果当时由麦克阿瑟任欧洲最高指挥官的话，美军不会不采取行动而眼巴巴地望着东欧屈从于苏联的统治。

　　艾森豪威尔把邱吉尔看成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人物。邱吉尔死后不久，他写道：“我通过和他战时的合作感到，整个地球似乎成了这个能人的操场，他几乎能在同一瞬间处理有关部署海陆空三军那样刻不容缓的问题和探索遥远的未来。他仔细考虑那些严阵以待的国家的即将到来的和平时期的作用，以及为他的听众勾画出世界命运的轮廓。”

　　这番陈述足以证明他对邱吉尔十分尊敬，然而，他与邱吉尔又有分歧，在我们白宫的会议中，他很少提到邱吉尔。在一个非常偶然的场合里，他曾告诉我，邱吉尔是那些他必须与之打交道的人们中最难对付的人之一。因为无论他作什么事，他总是那样易动感情。他说：“迪克，你知道，在辩论到他的方案时，他竟然哭了。”我能够想象出一幅艾森豪威尔不舒服地坐在那里，而邱吉尔的眼里充满着眼泪的场面。

　　在领袖人物中，这倒并非是个异常的性格。例如，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试图让我同意他们的观点时，有时也行将泪下。然而，对于他们，我就不了解究竟有多少是真的，又有多少是为了得到我的好处而作的表演。

　　我并不怀疑邱吉尔在需要的时刻或由于自己的讲演而失去自制力的时候也会流泪。然而，他是一个有真实感情的人。莫兰勋爵的日记中记载着，当邱吉尔知道在他中风后，有可能无法继续担任领导工作时，他激动得几乎流泪。他的秘书说过，当他口述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黑暗的日子里他的最著名的一篇演讲的结束语时，就象小孩哭诉一样：“我们不会投降或失败，我们将坚持到底。我们将在FaGuo作战，我们将在海洋上作战，我们将信心百倍、实力倍增地在空中作战。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保卫我们的岛屿，我们将在海滩上作战，我们将在陆地上作战，我们将在山岗上作战，我们决不投降。”

　　日益认识到战争结束将给英国带来的一系列新的重大问题这一点，肯定使邱吉尔感到极大的痛苦，但是最大的打击还未到来。

　　1945年7月25日，邱吉尔离开了一起参加波茨坦会议的斯大林扣杜鲁门飞回伦敦计算战后第一次大选的票数。那天晚上他因胃部剧痛而惊醒，这是即将来临的不祥之兆。选举结果就象一个晴天霹雳一样打击邱吉尔和世界上其余的人们。工党赢得了压倒优势的胜利。保守党被赶下了台，克莱门特·艾德礼担任英国的新首相。

　　一旦赢得了和平，杰出的战时领袖受到排斥的现象并不鲜见。戴高乐也是这样。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战时造就的伟人的素质并非在和平时期一定为人们所需要。成功的军人一政治家惠灵顿，华盛顿和艾森豪威尔则属例外，绝非规律。

　　这是怎么回事呢？当邱吉尔默默地坐在那里承受其结果时，肯定会这样问自己：这难道是对他不仅承诺而且已经交付了胜利的应得的酬谢吗？他象往常一样用嘲弄来掩盖他的痛苦。当他妻子告诉他：“也许这是伪装的祝福”时，他回答说：“此时此刻，它似乎伪装得那么巧妙。”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切正如邱吉尔本人十年前在他的《伟大的同龄人》中所写：“最辉煌的时刻消逝得最快！”

　　大选带来的耻辱，大英帝国不再能完整地生存下去，美国已经取代联合王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以及在发起冷战时期英美联合的难于维持，所有这些肯定使邱吉尔在此期间非常不愉快。有人认为他可能会利用这个机会退休，躺倒在战功簿上。1947年当我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议员去英国时，我所接触过的人中没有一个指望邱吉尔能重新执政。毕竟他已是七十二岁的老人了，并且最近中过风。

　　但是，真正理解邱吉尔的人中没有一个会认为他会在耻辱的环境下屈服。他坚持在下院作为反对党的领袖达六年之久，直到1951年10月保守党重新执政，他再次出任首相。即使在好莱坞的电影里，这样的重新执政看起来象是虚假的，但是别人看来是虚假的，对温斯顿·邱吉尔来说却是真实的生活。

　　当邱吉尔七十六岁再度肩负起首相的责任时，人们普遍认为，他的授权将比他过去任首相时范围更大。人们还认为，在他圆满完成凯旋荣归后，他会把统治权移交给他选定的继承人安东尼·艾登。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放弃权力就象难于放弃自己的生命一样。

　　1970年我在贝尔格莱德时，把这件事告诉了铁托总统的夫人。她告诉我关于她丈夫最后一次会见邱吉尔时的情况。当铁托走进房间时，邱吉尔滑稽地冲他咆哮说：“你知道，在战时我不喜欢你，但是你既然站在与俄国人相对抗的立场上，我发现我更加喜欢你了。”事实上，这两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老战士显然相处得很好。

　　邱吉尔最终退出政治舞台时已经八十多岁了。他那时抽雪茄和喝酒都已严格定量。精力仍旧充沛的铁托大口喷吐着一支大号的邱吉尔牌的雪茄，喝完了他自己的苏格兰威土忌后，把邱吉尔的也喝了。邱吉尔若有所思地看着铁托说：“你怎么保养得这样年青？”凡是见到他的人都会感到铁托非常年青，这部分地是因为他染了头发。邱吉尔没等铁托回答，就说：“我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是权力，正是权力使一个人保持年青。”

　　如果一个上了年纪的政治领袖没有什么严重疾病的话，他通常会以其智慧和判断能力来弥补他在精力上、魄力上和头脑敏捷上的不足。我1972年见到周思来时，他是七十三岁；1969年见到戴高乐时，他是七十八岁：1959年见到阿登纳时，他是八十三岁。他们仍在执政。因为，他们比他们政府里的较年青者更坚定、更有能力。

　　邱吉尔简直不能自动放弃权力，他不断地推迟退休日期。

　　第一次他说等到伊丽莎白女王加冕后退休；随后说等女王从澳大利亚旅行回国后：之后又说等艾登腹部手术完全恢复之后；接着又说等即将来临的日内瓦会议结束之后。几年过去了，邱吉尔仍旧坚定地驻扎在唐宁街10号，最后，他不能无视自己的年老体弱或同事们的反复劝说。他嘲弄地说：“我得赶快退休，安东尼不会长生不老。”他终于在1955年4月5日辞职。

　　即使已经八十高龄，对这位活动家来说退休也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当艾森豪威尔从1955年的日内瓦首脑会议回来时，他告诉我收到了邱吉尔的来信。这位退休的英国领袖写道：他因没有公务缠身，在某些方面感到轻松，但是，当一个重要的外交会议举行而他缺席时，他又产生一种“无资力状态”的感觉。

　　我最后一次见到邱吉尔是1958年，当时我是去伦敦参加在圣保罗大教堂悼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美国人的仪式。我曾犹豫是否要求会见邱吉尔，因为我知道他身体一直不佳。然而他的助手觉得如果他和人们谈论问题而不是谈论他自身的健康状况或许对他有好处。很早以前，我就知道千万不要问一个病人感觉如何，他也许会告诉你，但是，很多人，尤其是领袖人物，他们更想和你谈论世界大事而不是他们自己。当我在杜勒斯患癌症去世前几个月去沃尔特·里德医院看望他时，我总是问他对当前外交政策的看法而不是详细询问他感觉如何。杜勒斯夫人、他的护士和他的秘书都告诉我，我的探望给了他巨大的帮助，把他从极度的痛苦中解脱出来。

　　按预约时间，我去了邱吉尔在海德公园门的家里。当我被引入他的房间时，我对他的身体状况已经如此恶化感到吃惊。

　　他半睁着眼斜倚在躺椅上，看上去几乎象一具僵尸。他的问候声很难听清。他软弱无力地伸出手来。他向他的助手要了一杯白兰地，酒拿到后，他一口把它吞了下去。然后，他奇迹般地恢复了活力，他的眼睛又焕发出光芒，他的讲话也清楚了，他对周围的事物也变得关心了。

　　我在晨报上读到过一篇关于非洲的报道，加纳正在考虑并吞几内亚。我把此事告诉了邱吉尔，并询问了他的看法。他咆哮道：“我认为加纳不用吞并几内亚就足够它去消化了。”他以一种令人吃惊的坚定口吻继续发表议论说，罗斯福过早地强迫英国和其他有属地的列强让他们的殖民地得到独立，他说这些国家在未准备就绪以前就让他们肩负起行政管理的童任，使情况比以前更坏。他重复了四年前我们第一次见面时驱车前往白宫途中的一个观点。

　　我询问了他对东西方关系的看法。他坚持认为，只有自由世界人民的强大，才能在全世界维护和平和发展自由。他强调没有威慑就不可能有缓和。

　　大约六十分钟后，我看到他疲倦了。我知道也许我不能再见到他了，所以我试探着——我想多少有点笨拙地——告诉他亿万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将永远感激他。我也找不出恰当的话来表达我的感情。

　　当我起身告别时，他坚持要送我到门口。他需要别人搀扶着离开椅子，在一边一个助手帮助下，拖着步子在走廊中向前走去。

　　当大门打开时，我们被电视摄影的强烈灯光刺得睁不开眼，这对他产生了令人震惊的效果。他站直身子，把助手们推开，让自己一人站着。我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他的下巴向前伸着，他的眼睛闪着光芒，他的手举着作成表示胜利的“V”字形。摄影机嚓嚓地响着，闪光灯闪烁着。片刻后，门关上了。

　　当摄影机对准他时，他这颗明星自始至终闪烁着夺目的光彩。

　　年迈可能征服他的躯体，但决不能征服他的精神。

　　邱吉尔对今天自由世界的启示是什么？

　　邱吉尔在战争中是一位超群的领袖，他对争取和平也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他准备战争是为了避免战争。他发动战争只为一个目的：为了建立一个正义的、和平占主导的世界。他争取和平，但不是不惜任何代价。

　　一方面，他坚持主张维护和平的唯一途径是保持实力。他继续告诫西方关于苏联扩张主义的危险。与现在欧洲的某些领导人不同，他把苏联向工业世界的矿产、石油资源中心的猛烈推进，看作是如同隆隆的坦克开进德国中部平原一样大的威胁。

　　他会为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对苏联在发展中国家的冒险主义感到担心一事而喝彩。他虽然不会随声附和美国的每一项外交政策，但是他会使用最猛烈的言词来谴责欧洲把美国和苏联看作为相同的对和平的威胁的倾向。

　　另一方面，邱吉尔愿对令人生厌的陈词滥调赋于生命力：“决不要因害怕而谈判，但也决不要害怕谈判。”为了尽可能地减少冲突，使爆发战争的最终冲突尽量地不致发生，他坚持主张自由世界与它的对手进行谈判。1953年5月，他在下院表示了愿与苏联人进行谈判的态度：“我认为，那种除非或直至一切问题都已解决，否则与苏联之间什么也解决不了的看法是错误的。”

　　尽管邱吉尔意识到我们面临着可怕的危险，他对于他自己和他生活的世界在内心里还是持乐观态度的。我相信，他于1953年11月3日在下院所做的最后一次伟大的外交政策讲话中对今日世界的预言，正好反映出这种明快的希望。他在表达了对核武器破坏力的关切后曾说：“有时我有一种奇怪的想法，这些具有毁灭性的力量会给人类带来绝对无法预见的安全……。

　　无疑，如果人类要有他们心底的愿望并且消除了大规模毁灭的恐怖感的话，他们就会选择……以最快的速度扩大他们力所能及的或曾梦寐以求的物质福利……在人类历史上的这一时刻，我们及世界所有各国站在最大的灾难和无法估量的奖赏的大门口。我相信上帝的仁慈，我们将作出正确的选择。”

　　莎士比亚写道：“有人生来伟大，有人变得伟大，有人的伟大是强加的。”温斯顿·邱吉尔漫长的一生和在他的事业中，给人们提供了所有上述三种类型，邱吉尔不象那些为权力而谋求权力，或是为了拥有权力以便自行其是的那些领袖人物，他谋求权力是因为他真正地意识到自己能够比别人更好地运用它。他相信自己是他那个时代的唯一的有能力、有资格和有勇气去处理某些重大危机的人。他是对的。

　　在他为之而努力争取的大多数事情上，他的判断是正确的。1940年，当他的祖国最终需要唯独他能提供的经验和领导能力时，他有幸还活着。

　　在有关邱吉尔的一生及其时代的大量优秀书籍中，对邱吉尔的描写就数艾赛亚·伯林撰写的只有三十九页的小册子的最后一节中的一段最好，“一位比常人具有更大、更简单的要素形成的出类拔萃的人物，一位在他生活的时代里的伟大的历史人物，他有超人的勇敢，坚定和富有想象力，是他的祖国所培育出来的两名最伟大的活动家之一，一位有惊人才能的演说家，是他祖国的救星，一位既神秘又实在的传奇式的英雄，一位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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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夏尔·戴高乐——领导的奥秘

　　1970年11月12日，云集在巴黎的世界各国领导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甚至超过了该市是一个横跨全球的帝国中心的时候。三天前，距离八十寿辰不到两个星期，夏尔·安德烈·约瑟夫·马里·戴高乐突然去世了。现在，前来吊唁戴高乐的六十三位现任的和前国家元首及政府领导人默默地走过二百六十英尺长的巴黎圣母院大教堂的正廊。作为美国总统，我也是其中的一员，但我同时是以朋友的身分参加葬礼的。

　　我们前来并不是单纯来参加他的葬礼，而是表示我们对他的敬意。几年前，他就为他的葬礼留下了严格的遗言：不要举行盛大的仪式，不要全副武装的军人护送灵柩，不邀请要人，只是在科隆贝双的村子里的那个小小的教堂墓地里，举行一个朴素的私人仪式。遵照他的愿望，他被殓放在价值七十二美元的一具普通橡木棺村里，由他的几位同乡——一个肉店伙计，一个干酪铺掌柜和一个农场工人——抬到墓地，安葬在他爱女安妮的墓旁。安妮先天智力迟钝，十二年前，当她十九岁时就去世了。根据戴高乐生前的意愿，墓碑上只铭刻着：“夏尔·戴高乐1890—1970”几个字。

　　在圣母院举行的大规模的追悼仪式不是出于戴高乐的想法，这是政府对整个FaGuo和全世界想向戴高乐致敬的人们的一次迁就。

　　要是问到一个人，戴高乐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时，他可能说“个子高”，或者说“严峻”，或者说“不易相处”，或者说“意志坚强”，或许他可能把戴高乐与法语中的“伟大”这个词联系在一起。如果他是一位年龄稍大的人，或许他还会回忆起，他是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洛林双横十字架的旗帜下领导“战斗着的FaGuo人”，或者还可能回忆起传说是邱吉尔事后的评论“在我所掮过的十字架中，最沉重的是洛林十字架”。

　　当我想起戴高乐时，就想到了所有这些亭。我回忆起他是一位格外仁慈、彬彬有礼和体贴别人的人。无论在我执政期间或在野的时候，我对此都有同样的感觉。象他那样的人，他提出的意见，那怕我不同意，也总是极其尊重的。
　　戴高乐到底有哪些东西给我们留下这么深刻的印象？为什么他能成为二十世纪罕见的大人物，比许多强于FaGuo的国家的领导人还要高出那么多呢？

　　我们纪念领袖人物不仅在于他们的作为，而且也在于他们的本身；不仅由于他们的贡献，而且也由于他们的性格。尽管其他人作出的贡献比戴高乐大，但是很少人具有他那样坚强的性格。他是一个顽强、任性、自信心极强的人，极端利己主义者，但同时又是一个极端无私的人，他想得到的东西，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FaGuo。他生活简朴，理想远大，象演戏一样，他扮演的是他自己创造的角色，而这种角色只适宜于由一个演员来扮演。而且他也塑造自己，使他自己能适应这个角色。他创造了戴高乐这个公职人员——FaGuo的化身。

　　夏尔·戴高乐可能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这是他刻意求取的结果。然而，他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英雄，二十世纪最卓越的人物之一。对于FaGuo来说，他是有史以来登峰造极的人物之一，就象FaGuo美酒的配方那样，复杂、强烈而又令人难以捉摸。他的性格就象美酒那样，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

　　我第一次见到戴高乐是在1960年他重新执政的两年之后来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多年来，我对他抱有许多固定的看法：长期以来，他是人们进行脆弱的冷嘲热讽这种特殊形式所喜爱猎取的对象。华盛顿的社交界争相以这种嘲讽哗众取宠。正如他的形象适合做漫画讽刺素材一样，戴高乐的举止常成为口头讽刺的素材。那些喜欢通过打击别人来抬高自己的人们自然而然地拿戴高乐当作靶子。

　　在我见到戴高乐之前，我对他有一个鲜明的印象：待人冷漠、器量狭小，态度傲慢、难以容忍的自以为是，几乎无法和他打交道。邱吉尔的洛林十字架的评论，使我对他的印象起了极大的作用——从这一点可以看出，简单的一句话可以对一个头面人物带来多大的致命伤，造成的印象几乎使人不能磨灭。艾丽斯·罗斯福·朗沃斯把托马斯·E·杜威描绘成“结婚蛋糕上的新郎”就产生过类似的后果。有人甚至认为，这种形容造成的假象竟使他在1948年竞选中失败。如果杜威的反对者当时用器量狭小、自负、易受摆布和矫揉造作等等形容词来描绘他的话，就比不上那么简单的一句话所起的作用。

　　当我在1947年作为一个国会议员访问FaGuo时，几乎从我遇到的所有FaGuo和美国官员那里都加深了我对戴高乐的否定的看法。他们对他不屑一顾，称他是狂妄的极端分子，永远不会再掌权了。

　　我的思想也受到我国外交官对戴高乐几乎公开蔑视的影响。甚至查尔斯·波伦——他是美国最有才干的职业外交家之一，在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手下任过美国驻外大使——也很少掩饰他对这位FaGuo总统的厌恶。罗斯福总统的驻法大使威廉·布利特告诉我，波伦在他的大使馆的宴会上经常用不留余地的诙谐妙语谈论戴高乐，并以高明而又不加掩饰的方式模仿他的言谈、举止，使客人捧腹大笑。戴高乐风闻波伦不喜欢他，也对波伦作了回敬。许多人认为戴高乐有反美的偏见，但我常觉得，这种个人攻击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他采取这种政策的原因。

　　在1960年我第一次见到戴高乐前不久，我上了一堂实际上是关于他的背景材料的填鸭式突击课。我了解他的情况越多，就越觉得老的固定看法在消失。我知道了，他象麦克阿瑟一样，在战争中勇敢非凡。他预先告诫国人潜伏的危机。下列这个事实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他象邱吉尔那样，在进入最高领导层以前就已写出了题材广泛、文采出众的许多文章；象邱吉尔那样，他也曾经“在野”——受到冷落而失去职位。他便利用这些岁月从事他的一些最好的著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戴高乐也象麦克阿瑟、邱吉尔和艾森豪威尔等世界伟人一样，他们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比实际的高大得多，而又距离我那么远。当我还是一个年轻的低级海军军官，坐在太平洋的一个岛上，读着有关“战斗着的FaGuo人”的这个任性的领导人的简略新闻报道时，我从未想象过十六年后我会在华盛顿欢迎他，更没想到，在二十五年之后，他和我会作为FaGuo和美国总统在巴黎并坐一起。

　　当我在1960年第一次见到戴高乐时，他的外貌立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原知道他是个高个子——六英尺四英寸，是FaGuo军队中一位身材最高大的将军——但是他那军人的姿态使得他的身高给人留下了更加深刻的印象。只是在后来，我才注意到他略有点驼背。

　　在他访美期间，我注意到，就他个子来说，他的动作是非常优雅的，从不显得迟钝或笨手笨脚——无论是在手势上，或者走路时，还是在使用银餐具时。他具有宁静的、给人以印象深刻的举止，并伴随着某种旧时显贵的风度。

　　1960年我见到的戴高乐，与记者们和外交官员所描绘的傲慢的、盛气凌人的性格相去甚远。我发现他是一个非常和蔼的人，有点难以描述的羞涩。他不热情，但也不是一个严厉的人。我愿说，他几乎是文雅的。但是，正象大部分领导人一样，文雅的举止是一回事，奉行的政策则是另一回事。

　　我所认识的大多数领导人在他们的本性上都有文雅的一面，但是因此把他们称作文雅人那将是一个错误。真正文雅的人很少是善于行使权力的。一个领袖为了完成他的使命，有时必须要强硬到残忍的地步。如果因为工作棘手而过于烦燥，如果他过分地被柔情束缚住的话，那么该做好的事就做不好，甚至根本不去做它。

　　随着这些年我对戴高乐的加深了解，对他作为领袖或他个人，我都逐渐产生了深深的敬意。我和他彼此似乎都对对方有同样的感觉。1967年，我的朋友维蒙·沃尔特斯到巴黎去担任美国大使馆武官，他从1942年起就认识戴高乐了。戴高乐在为波伦大使举行的告别午餐后，召见了沃尔特斯，问他最近是否见到过我。沃尔特斯回答说见过。他便以强调的口气说他相信我是会当选总统的，又补充道，他和我“都已越过‘荒凉的境地’”——一个他经常用来描述他失去权力的那些岁月的词。之后，他又说了一句话，沃尔特斯不可思议地发现竟是个预言：“尼克松先生象我一样，在自己的国家里过着流放的日子。”

　　戴高乐是二十世纪的人物，但也是十九世纪的。他把FaGuo引向前进，又引向倒退。从他整个生涯中可以看到FaGuo历史的延续和FaGuo的过去。从他的名字本身——夏尔·戴高乐能听到夏尔马涅和高卢中的回响——伟大、光荣、崇高——法文grandeur一词，用在戴高乐的文章或讲话里的时候，有时译者就用这几个意思去表达，在他看来，这个词对于一个国家，特别对FaGuo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可以把戴高乐说成是历史人物的话，那并不是偶然的事，而是他下决心那样干的。他把他的一生致力于使历史按他想象的格局来形成。正如一位评论家写的那样，“对戴高乐来说，政治首先不是可能的艺术；它是有志者的艺术。”对戴高乐来说，意志是国家的主要动力。他对自己能够用意志铸造历史的能力是有高度信心的。

　　他也感到需要使FaGuo决心朝着伟大的方向发展。他始终如一地号召他的人民去攀登“高峰”，虽然这些“高峰”只是隐约可见或朦胧难辨的。对于戴高乐来说，重要的事是让人民自己觉得是在攀登，只有这样，这个国家才能变得伟大。他曾经说过：“FaGuo只有在从事一个伟大的事业时，才能显示她的真正面目。”他把自己看成是FaGuo的化身，他的责任是奋发法兰西精神。

　　作为一个人，戴高乐是有诱惑力的，这不仅因为他在历史上的重要性，而且也因为他在充当领导人必备的条件和如何发挥非凡的洞察力的领导艺术方面给予我们启示。在分析问题的说服力方面或写出那样透彻的文章方面，很少有人可与他比拟，很少有人能象他那样对自己的方法作出清楚的交待，然而，也很少有人能在交待清楚后，使笼罩自己的迷雾并不消散。而他甚至在解释他是如何做到的时候，也总是能把这层神秘的迷雾紧密地围裹着自己。他是一个幻想大师。象熟练的幻想家那样，他是一个万能的魔术师。似乎要做不可能做到的事，而常常做成了不大可能做成的事。

　　在某种程度上——这在多数伟大领导人身上是罕见的——揭穿戴高乐的神秘，其关键可以在他的著作中找到——不仅可以在他的表达非凡的文学作品中和有创见的回忆录中找到，也可以从他早年的分析作品中找到。

　　在他第一次崭露头角后又接着掌权的很久以前，就写了一本实际上相当于领导指南的小册子——《剑刃》，原先是作为FaGuo军事学院的讲义而写的，以后于1932年正式出版。一直到戴高乐去世后我才发现这本书。但是在我读了之后，发觉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思议的，它就是以这种不可思议的程度来描绘特点和方法。这些特点和方法在我以后认识的戴高乐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很清楚，当时机会终于来到，由他来细致地塑造这个号召和领导全国的半神秘的“戴高乐将军”时，他遵循着他在这本书中写下的规定。这本书是在他还是个四十一岁的陆军军官，在军界外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时候出版的。

　　《剑刃》不仅对于仔细考查戴高乐提供了方便的条件，而且对于了解他，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纲要。

　　在的《剑刃》中，戴高乐提出了一个领袖必须具备的三个至关重要的品质：为了制定正确的路线，他需要智慧和直觉；为了说服别人遵循他的路线，还需要有权威。

　　因为政治学家生活在学术界，难免要强调领袖人物的知识因素，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戴高乐指出，领袖们自己都了解直觉的关键性意义。亚历山大把直觉称之为“希望”，凯撒称之为“时运”，拿破仑称之为“星宿”。当我们谈到一个领袖具有“想象力”或“现实感”时，我们实际上是在说，他直觉地知道事物是如何发展的。戴高乐写道，直觉能使领袖“看事物入木三分”。

　　正如他指出的，“我们的智慧可以向我们提供事物的理论性的、一般抽象的知识，但是只有直觉才能给我们对事物以实际的、具体的感触。”这句话真是一语道破了复杂的情况，抓住了本质。然后理智才能把从客观得来的所谓“原材料”进行阐述、塑造和提炼。

　　他争辩说，只有当一位领袖在理智与直觉之间保持正确的平衡时，他作出的决定才可能具有先见之明的特点。

　　预见，就是知道向什么方向引导，是伟大领导人的领导艺术核心。领袖这个词就蕴藏着有充当向导能力的含义，在拟定通向未来的航程时，眼光超越了目前的情况。我在1969年访问FaGuo时，戴高乐对我说：“我要为后天的报纸制定政策。”大多数领导人被纠缠于当天报纸的大标题新闻及瞬间的压力，结果就见不到长远的前景，然而戴高乐并不是为“瞬间”而活着，他是利用“瞬间”的人。

　　在戴高乐出名之前很久，他就显示出一种超过同时代人观察事物的天才。实际上，在反对马其诺防线的争论中，在作出反对向希特勒投降的决定时，在反对草率地拼凑第四共和国的政治体制时，他基本上都是孤立无援的。然而，在所有的这些问题上，事实证明他都是正确的。

　　1934年，戴高乐在一本名为《未来的军队》一书中，概述了他关于现代化战争性质的理论。他争辩说，由于技术革命：内燃机的发明，那种事先精心策划好的战略已经过时。他写道：“机器掌握了我们的命运。”各种机器改变着生活的各个领域，战争也不能例外。

　　他建议组织一支由十万精锐部队组成的军队，这支军队将包括六个全部机械化的师。他又强调说，机动性和攻击性的打击力量在下一次战争中将取胜，正象数量上占优势和防卫火力上优势在上次战争中取胜一样。

　　戴高乐的思想在FaGuo不受欢迎。亨利·菲利普·贝当元帅把这本书斥之为“打趣话”。马克西姆·魏刚将军称之为“一种恶意的批评”。

　　《未来的军队》的销售量不到一千五百本。然而其中的两百本流入了德国，在那里人们仔细地阅读着这本书。1934年，FaGuo新闻记者菲利普·巴尔见到了阿道夫·希特勒和阿道夫·休亨林将军——德军摩托化部队司令。在交换对于机械化战争的看法时，休亨林问巴尔：“我的伟大的FaGuo同行为发展这些技术正在做些什么呢？”巴尔从未听说过戴高乐，所以他看上去有点茫然不知所对。这位德国将军又提示说，“我是说你们的伟大的摩托化专家，你们的戴高乐上校。”

　　他的建议给德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对FaGuo人却没有。戴高乐在德国人入侵前四个月写的一份备忘录中大声疾呼，不管FaGuo政府把马其诺防线加强得如何好，敌人可以摧毁它或绕过它。他警告说，如果突破一个缺口，那么整个马其诺防线就会崩溃，汽车到巴黎只有六个小时的路程。正如他在《未来的军队》一书中所说的：“在上一世纪，每一次巴黎被侵占，FaGuo的抵抗力量在一个小时内就被瓦解了。”1940年6月14日，那个时刻又到来了，戴高乐的预言成了现实。

　　尽管FaGuo抵抗力量在德国人面前瓦解了，戴高乐看到：战争并未结束，而只是真正的开始。那时看到这点的FaGuo人并不多。他飞到英国，决定继续抵抗，即使他的政府不愿抵抗。他坚持说：“FaGuo输掉了一次战役，但是并没有输掉这场战争。”

　　在他第一次从伦敦发出的广播呼吁中，戴高乐宣布FaGuo不是孤立的，因为FaGuo的战斗已经点燃了另一次世界大战之火。

　　他说，FaGuo的殖民地在英国海上优势和美国军火生产上的巨大潜在能力的支持下，能把这场战争继续进行下去，并能最终取得胜利。那种先见之明使得戴高乐永远活在FaGuo人民心中，使他有可能在那个极为黑暗的年代里，成为法兰西灵魂永燃不熄的火焰的看守人。

　　战后，戴高乐对FaGuo所抱的希望在“政治不变”这块巨石上碰得粉碎。尽管FaGuo人把戴高乐拥为救世主，但是对他建议的各种宪法修改方案却置之不理，因而使战前的政治家和各政党能迫使他下台。

　　戴高乐反对恢复第三共和国的议会制度，因为他认为由于军事政策不健全而导致的1940年的惨败，应归咎于议会制度。

　　那时有那么多的政党，但没有一个政党能获得多数票，得以制定出一个合理的军事政策来。吵吵嚷嚷的会议与霍布斯所描写的自然界状态一样，是一场一切人与一切人之间的混战。戴高乐警告说，如果议会制恢复的话，那么议会政府只能产生一系列极其软弱无能的联合内阁。这些内阁在最轻微的政治震动下就会倒台。正如许多年后他说的：“议员们只会使行动瘫痪，他们不能发动行动。”

　　戴高乐知道，FaGuo在本质上是一个拉丁民族的国家。一度为波多黎各总督的路易·穆纳茨。马林讲到自己的拉丁传统时，曾告诉我：“我为我的拉丁传统而自豪。我们对家庭、教会的忠诚，在哲学、音乐和艺术方面的贡献是令人羡慕的。但是我们拉丁民族恰恰不善于搞政治。我们感到要在秩序和自由之间搞平衡是很难的。我们走极端——不是秩序大多自由太少，就是自由大多秩序太少。”戴高乐的天才是，他有能力在FaGuo保持两者之间微妙的平衡。

tauringhuang.

因为戴高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反对回到“党派政权”去，许多左翼新闻记者和政治家们指责他寻求建立专制制度。他们对他判断错了。在FaGuo解放斗争期间和解放之初，确实需要戴高乐所谓的“某种君主制度”。当环境许可时，他毫不拖延地允许人们选择自己的政府。他从不向统治权属于人民的原则提出挑战。但是他相信，统一意见的领导就是没有领导，总统或总理必须领导议会而不是跟着议会跑。

　　在1945年后期，戴高乐认识到他在这场争论中失败了。

　　第四共和国宪法建立的是控制着一个软弱的行政机构的、有无限权力的立法机构。他深信应辞去政府职务，应该在“事情把人甩开之前，从事情中摆脱出来”。他召开了一次内阁会议，宣布了他辞去职务的决定后，遽然大步走出了房间，引退了。

　　他坚信FaGuo召他来领导的时刻会到来的，但是要按照他自己的条件来领导。戴高乐又一次表现出他的预见性，他的时机终于来到了。

　　他有一种命运感，并不想为当总统而当总统。只有在他觉得唯独他能实现国家所需要的领导时，才愿意当总统。在政治活动中，人的成年和童年的区别是：童年想要高位以出人头地；而成年想要高位则是做一番事业。戴高乐想要权力，并不是为了权力能为他做些什么，而是为了用权力去做些什么。

　　在放弃权力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戴高乐发动了一场气势磅礴的运动去夺回权力。他改造自己的个性，以求能成为伟大事件中的主宰。现在他轻蔑地注视着别人笨拙地处理小事情。

　　由于不耐烦再继续等待FaGuo来召回他，便发动了一场政治运动，建立了法兰西人民联盟，使自己重登政坛。

　　1947年，冷战的阴云刚在地平线上出现，FaGuo人民正忍受着物资匾乏、工资低、物价高的折磨。戴高乐没有去关心他们的生活琐事。他说，他解放FaGuo并不是为了“操心通心粉供应定量问题的”，相反，他瞩目于全球力量的问题，并宣告FaGuo的伟大。

　　在那些混乱的岁月里，被FaGuo人经常称为“暴风雨中的人”的戴高乐，他的政治股票戏剧性地上涨了。1951年，法兰西人民联盟在议会中赢得的席位比其他党派要多。从一开始戴高乐就禁止他的代表们支持任何政府，这道命令的奇特效果，是使法兰西人民联盟与共产党结成了事实上的联盟。

　　由于来自左、右两翼顽固的反对，几届中间派政府接连下台。但是，情况尽管如此，他们到五十年代初期时，还是几乎不费气力而在改善国内和国际处境方面取得了成功。事实上，第四共和国的政治家们是沾了这位“暴风雨中的人”的光。戴高乐似乎也承认：“共和国政府治理不好FaGuo，但它把自己保卫得不错。”——这是戴高乐在失望中向来访者说的话。

　　到1952年时，法兰西人民联盟显然已经不可能DADAO第四共和国了。在戴高乐命令他的代表们拒绝筹组政府的邀请后，党的纪律涣散了。到1953年，背叛联盟的人越来越多，法兰西人民联盟在议会里的地位微弱。在以后的几次市议会竞选中，由于境况凄凉，戴高乐便脱离了这个运动。

　　法兰西人民联盟这一段长插曲证明，一个聪明的领导人并不一定是一贯正确的。戴高乐对未来看得很远，但是有时现实却愚弄了他。有时他对他的人民有一种本能的敬畏情感。在其他的时候，他又不关注人民的心情，他的政党的失败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他对议会制政体的批评将证实是有预见性的。但是时机还未成熟，他为实现预言所做的努力却带来了灾难住的后果。

　　造成戴高乐重新掌权的危机起源于1954年下半年，阿尔及利亚的部分穆斯林人组成了民族解放阵线，并且开始发动游击战争来反对FaGuo的殖民当局。战争拖延了多年，随着战争受挫，FaGuo军队的残忍性在增长着。第四共和国的政治家们表明，是战是和，他们自己都没有能力来结束这场战争。

　　1958年，这个政权无力解决它在阿尔及利亚遇到的各种问题，因而导致了一次政府危机。特别是1954年军队在印度支那蒙受失败的耻辱后，FaGuo军队已下定决心，将不惜一切代价使法属阿尔及利亚仍归属FaGuo。戴高乐派人士、右翼政治家和在阿尔及利亚的FaGuo殖民主义者与军队站在一起，组成了一个松散的联盟反对FaGuo政府，准备在政府没有能力时采取行动。

　　当阿尔及利亚问题达到危急关头时，第四共和国正处在从戴高乐1946年辞职以来的第二十四次内阁危机中，无政府状态几乎已达一个月之久。一群暴徒袭击了在阿尔及利亚的政府大楼，而当地治安部队却静悄悄地在一旁观看。将军们在重新建立秩序的借口下，推翻了FaGuo阿尔及利亚政府。不到两个星期后，驻守在科西嘉岛上的军队参加到反叛将军一方去了。阿尔及利亚的将军们打算继续干下去，想在几天之内征服宗主国FaGuo，政府却没有能力来阻挡他们。

　　在整个事件中，戴高乐表现了政治上的英明。他既拒绝谴责，也拒绝公开赞同军事政变，尽管卷入的人中有些是他的支持者。他的沉默有利于在他最后宣布已经：“准备接管共和国权力”的时候大家都听他的。他一直注视着第四共和国的政治家们用尽他们所有的招数，最后转而向他求教的时候，便可以按他的条件进行合作。

　　虽然政府对他提出的条件唯命是从，可是这些条件中并没有使他成为独*者的条件，然而，许多FaGuo人继续以怀疑的眼光看着他。传记作者布莱恩·克罗泽写道：在听了戴高乐重新执政的条件后，国民议长安德烈·勒·特罗奎尔对他大声说：“所有这些都是违反宪法的，从阿尔及利亚事件以后，我就对你了如指掌了。你有的是独*者的灵魂，你太喜欢个人的权力了！”戴高乐严厉地回答道：“正是我挽救了共和国，特罗奎尔先生。”

　　到戴高乐接管政权时，第四共和国政府已分崩离析，陷入如此可怜的状态。如果说戴高乐是靠政变上了台的，那就错了。
　　他不过是使奄奄一息的政权免受痛苦而给予慈悲的一击而已。

　　戴高乐要求第四共和国授予他权力，以便在公民投票中直接向人民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通过这些办法，他颁布了第五共和国宪法。宪法的核心是总统的职权。总统被授予制定和执行政策的权力，而不受国民议会不适当的干涉。这样就制止了放任自流和瘫痪状态，而这些状态曾把第四共和国推向政治、经济、社会崩溃的边缘。

　　有人批评戴高乐给了总统如此多的权力。但是从事后清醒的认识来看，我认为这部宪法给FaGuo带来的政治稳定是戴高乐的最大的遗产，正如拿破仑法典是拿破仑的最大遗产一样。

　　在我任副总统期间，总是我去机场迎接来访的各国首相。

　　因为按当时的外交礼仪，文森豪威尔总统只是去机场欢迎采访的国家元首。在戴高乐重新掌权之前的年月里，我几乎每单双月交替迎接一位新任FaGuo总理和一位新任意大利总理。意大利仍旧没有摆脱政局不稳的局面，而戴高乐却在FaGuo解决了。任何一个精明的制宪法学者都可能设计出一个类似的政府结构。但是只有戴高乐既能预见到对它的需要，而又有权力去颁布它。

　　在希腊神话里，阿波罗给了卡珊德拉预知未来的天赋，但是后来又使听过她警告的人不相信这些预言的手段，把这种天赋变成对别人的咒骂。戴高乐知道光有先见之明是不够的。一个领袖人物不仅必须正确决定该做什么，而且还应该说服别人。

　　去行动。白宫的每一位主人都曾在这个时候或那个时候感受过卡珊德拉的咒骂，都面临过这样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当看到有一条正确道路可走的时候，推动不了官僚机构、国会或公众朝着这个方向走。在《剑刃》中，戴高乐写道：一个领袖“必须能够在他手下的那些人的心国中树立信任精神，他必须能够确定他的权威”。

　　戴高乐争辩说，权威来自名望。而名望“大体上是一种感觉、暗示和印象等等，它首先取决于具有基本的天赋。而天赋是一种无法分析的天生的颖悟”。这种天赋是少见的。他写道，“某些人具有，甚至可以说在出生时就具有这种洋溢着的权威的品质，它就象一种液体，尽管不能确切他说出它的成分是什么。”

　　这一点近来常用“领袖魅力”这样一个时髦词汇来表示，它仍然是一种可以意会而不能言传的品质。

　　戴高乐写道，除了这个无法言传的品质外，一个领袖人物还必须具备三种具体的品质：神秘、性格和庄严。“首要地，”他声称，“没有神秘就不可能有名望。因为亲近滋长轻视。所有的宗教都有它们的神龛，任何人在他的贴身侍仆眼里都成不了什么英雄。”领导者在他的计划和举止中，必须永远有些东西使别人感到高深莫测，这些东西使其他人迷惑、冲动，而又能吸引住他们的注意力。

　　我口忆起1963年11月，戴高乐来华盛顿参加肯尼迪总统葬礼时那种引人注目的仪态，仍然历历在目。尼克松夫人和我从我们下榻的五月花饭店的一个套房的窗户里观看送葬行列。

　　来自全世界的大人物和将成为大人物的人走在棺材的后面。戴高乐不仅身材魁梧，而且似乎在举止庄严、形象和领袖魅力等方面也都超过他人。

　　每当我见到戴高乐时，不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人会见，他都显示出文雅的、甚至是高贵的仪态。他的果断的举止，使他在某种程度上给人以孤僻的感觉。有人把这种果断说成是自以为是，固步自封，但是在戴高乐身上，并非如此。自以为是，固步自封的本质不是天生的，在戴高乐身上，他的孤僻是天生的。当他与别国首脑打交道时，如果认为对方和他才智相当，他便从容自然，但决非不拘礼节，甚至对亲近的朋友也是如此。

　　在这方面，戴高乐很象在我1969年就职前所认识的除了林登·约翰逊外的所有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约翰·肯尼迪，甚至哈里·杜鲁门都有非常浓厚的离群素居的倾向，不喜欢别人以一种过分亲近的态度来对待自己。

　　甚至在年轻时，戴高乐就和他的平辈疏远。他家里的人开玩笑说，他个性那么冷冰冰，一定是婴儿时曾经在冰箱里被关过。

　　他并不反对其他人这样做，但是他觉得他这样做的话就和性格不相称了。但是与此同时，他的个人态度却从来没有那种屈尊求教的味道，而这种情况对于那些占据高位的小人物来说，却是屡见不鲜的。

　　作为一个国家要人，戴高乐吸引着一帮赤胆忠心的支持者的骨干分子。但他和他们保持着相当大的距离，这反映了他自己的铭言：“没有名望就没有权威，而不保持一定距离，也就不可能有名望。”在他的爱丽舍宫的办公室里，在靠近他书桌的一张桌子上有两部电话机，可是铃声从来不响，他把电话看作是现代的一个无法容忍的讨厌的东西，即使他的最密切的顾问，也不敢直接打电话给他。

tauringhuang.

　和麦克阿瑟一样，对于闲聊，戴高乐也极少有耐心。每次我和他会见，显然他总是想把话题转到严肃的问题上去。在语言的准确性上他也象麦克阿瑟，无论是在记者招待会上，在即席讲话中，在回答问题时，或者甚至是在非正式的交谈中，这两个人都使用了精炼的语言，准确地掌握语意的细微差别。

　　假如这两人进入美国国会里的话，那么编入他们的发言的《议会记录》在排印之前，是不会要求他们修改自己的发言的。

　　戴高乐不能宽容不称职的人。1960年在一次我为他举行的官方宴会上，由FaGuo驻美国一个主要城市的总领事充当他的翻译，在翻译戴高乐的祝酒词时，这个译员两手发抖，来回乱翻讲稿。我看出戴高乐很恼火。后来，我得知他打发走了这位总领事，挑选了另一人陪他继续旅行。

　　戴高乐从不参与闲聊。在内阁会议上，他常全神贯注地倾听他的部长们的发言，认真地记录。如果他想与一位部长交换看法，通常会安排一次私下的会见。

　　对重大的事件所作的决定都是由戴高乐独自作出的。他不认为他有所罗门那样的聪明，但他确实相信自己具备所罗门那样的判断力。对于一个问题，他常常首先把“所有的文件”要来，凭着他那无限深入细节的能力，把应该知道的东西都弄清楚。然后打发走顾问，独自深思，作出结论。他知道对于一位领袖来说，有时间去思考是多么重要。在他的坚持下，他手下的人员每天要留出几个小时让他去专心思考问题。

　　在我任总统时，也试图采取类似的方式办事。但是我发现，对于一个领导人来说，最困难的一件事是对行政官员、议会领导人以及其他要求占用他的时间的人执行这项纪律。只要他们看到日程表上有一个空隙，就总认为有时间接待他们，他们一心一意想把他们需要先办的事变成他需要先办的事。但是，这些事一般并不是他需要先办的事，而且也不应该是。他的职责范围远远超过他们的职责范围。

　　在我的总统任期内，重要的决策几乎很少是在椭圆形办公室里作出的。要作重大决策时，我总是设法到林肯起居室或是在戴维营、比斯坎岛或者圣克利门蒂的小小图书馆里躲上几小时。我发现在远离嘈杂的华盛顿的幽静的地方，可以进行最有效的思考和作出最好的决定。

　　戴高乐在文章里写道，除了保持孤僻外，寡言和少作手势，举止和动作方面要审慎，这样才能使你显得神秘。他又写道：“没有什么比沉默更能增加权威的了”。但是沉默这个“强者最大的美德”只有在它是以掩盖意志和决心为目的时，才会产生效果。“正是由于内心的激动和外表的控制之间形成鲜明的对照，才能占上风。就象一个赌徒的风度在于他能够在加大赌注时，比平时更加冷静。又象一个演员最大的演出效果取决于当他牢牢控制自己时，能否熟练地表现出感情色彩。”

　　戴高乐知道政治活动就是在演戏——不是指实质，而是指实践——正是部分由于他掌握舞台表演艺术，所以他能把他的政治意愿强加于人。

　　象凯撒和麦克阿瑟那样，戴高乐在他的文章里经常以第三者自称。例如，“向戴高乐呼吁的愿望越来越强烈”，需要“向戴高乐作肯定的回答”和“对戴高乐将军怎么可能会别无其他选择”等等。有一次，一位记者要求他解释这个习惯的由来。

　　他回答说，尽管有时是出于写作风格偶尔使用第三人称，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发现在别人的心目中存在一个名叫戴高乐的人，而那个戴高乐实际上是一个与我无关的独立的人。”

　　他第一次认识他的公开角色的力量是在战时访问法属赤道非洲的杜阿拉城时，成千上万的人站在道路两旁欢呼：“戴高乐！戴高乐！戴高乐！”在他挤过人群时，他意识到戴高乐将军变成了一个活着的传奇式人物，一个使夏尔·戴高乐相形见绌的人物，一个比生活高大的人物。他后来说：“从那天起，我知道我必须和这个人，这位戴高乐将军作比较，我几乎成了他的俘虏。在我作一次讲话或是作出一个重要的决定之前，我总得问我自己，‘戴高乐会同意这个吗？这就是人民期待的戴高乐的行动吗？这是否符合戴高乐和他所扮演的角色？’”他若有所思地接着说：“有许多事我本来很想做但却不能做，因为那些事是不符合戴高乐将军的身分的。”

　　无论是一个细微未节，还是一个重大姿态，总要肯定一下他是在扮演戴高乐将军的角色。到晚年，白内障严重地损害了他的视力。如果不戴上厚镜片的眼镜，有时连和他握手的人是谁都认不清。乔治·蓬皮杜告诉我，有一次他和戴高乐一同乘车穿过欢迎群众行列时发生的事：这位FaGuo总统侧身问他的总理，在群众中是否有人向他挥手致意。夹道欢迎的人有那么多，但他竟看不见他们。戴高乐将军的形象又不允许他在公开场合戴上眼镜。由于他的虚荣心和非凡的背诵讲稿的能力，他从来不用讲词提词器。

　　象麦克阿瑟一样，戴高乐不为个人的危险担忧，他敏锐地知道这种勇气所能带来的巨大效果。皮埃尔·德马雷和克里斯琴。普卢姆在他们的《瞄准戴高乐》这本书中，描写过三十一次企图谋杀这位FaGuo总统的事件。1962年，当他乘车经过巴黎一个郊区时，一道密集的机枪火网向他的汽车猛扫过来，一颗子弹从离他头部仅两英寸处飞过，当他在机场走下汽车时，他掸掉身上的玻璃碎片后说：“我真幸运。这次很险，但是这些先生们的射击技术太蹩脚了。”

　　戴高乐老练地安排了在各种公开场合的露面。他的一年两次与新闻界的会见更象是在召见他们。会见是在爱丽舍宫的节日厅里举行的，大厅里金壁辉煌的天花板上垂挂着枝形的水晶灯盏。仅仅这些就够得上一次盛会，它吸引着上千名新闻记者。

　　在六十年代中期我对巴黎的一次访问中，我在波伦大使办公室里的电视机上看过戴高乐的一次记者招待会的实况。在接到提示之后，两个打着白领带、穿着燕尾服的男子拉开了舞台后的红丝绒帷幕，每个人都站立着，等待戴高乐的入场。他站在麦克风后面，他的部长们站在他的两旁。他示意大家坐下，只按他选好的一个题目讲了二十分钟，然后又只回答了三个问题，会见就结束了。

　　我们获悉，他为这次会见所作的讲话一直到那三个问题，事先都写好了讲稿，而这些问题是他的新闻官员们事先在某些记者中布置好了的，他事先记住了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切是布置好的，这似乎有一种催眠作用。在戴高乐结束会见后，经常用藐视口吻谈论这位FaGuo总统的波伦只是摇头惊呼：“多么令人吃惊的表演！”

　　他对其他公开*会也同样重视。1969年，戴高乐在为我们来访的代表团而举行的国宴上，发表了一个似乎是即席的流畅的祝酒词，因为他面前没有讲稿。事后，我的一位助手称赞戴高乐发表长篇讲话时始终未用讲稿的才能。戴高乐回答说：“写下了讲稿，把它记在脑子里，然后把纸扔了。邱吉尔经常这样做，但他不肯承认。”

　　戴高乐虽然是一位善于做作的能手，但是他在同我历次的会见中从来没有运用过这种才能。我从未见过他提高嗓门说话。他从来没有企图用吓唬，或者虚张声势的办法使别人接受他的意见。如果他不同意某种意见的话，他会把它抛开，而不是假装同意。当他对某件事深有感触时，常常作出几分强调而又优雅的手势。他的思维质朴而又明快。这一点反映在他的公开的和私下的谈话之中。他从不草率地谈论和思考问题。他下的结论不一定正确，但他有罕见的从头到尾思考问题的才能，最后用令人非信服不可的、有说服力的逻辑来表达他的观点。

　　新闻报道上经常出现一些头发整齐而油光脸滑的政治家，在这样一个时代，值得人们回忆戴高乐是其中第一个达到顶峰的人物。夏尔·戴高乐在无线电广播中创造了戴高乐将军的形象。许多领导人已擅长使用电子新闻工具，但戴高乐的出色成就却堪称先驱，在他号召FaGuo人民奔赴他的事业时，无线电波是他利用的唯一的讲台。正是通过在伦敦发出的无线电广播，戴高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黑暗年月里，成了FaGuo传奇式的人物。

　　他在五十年代后期重新掌权时，电视正成为杰出的宣传工具。戴高乐登场了。他认识到电视可能给人带来眼花缭乱的效果，正如他后来听说的：“突然间，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使你能在任何地方出现的工具。”他知道为了在电视中取得成功，必须改变自己的风格。他本来总是照着讲稿宣读广播讲话的。“但是，现在的电视观众在广播里听到戴高乐的声音的同时，还可以从屏幕上看到他，为了忠实于我的形象，就要象面对面谈话那样，不用讲稿，不戴眼镜……”他写道。这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在无情的灯光下，孤零零地一人坐在桌子后面，表情必须使人觉得生动而自然，不用借助有损自己形象的过多手势和不切场合的怪相来吸引观众的注意。

　　他讲演的口才是出色的。他的低沉而爽朗的声音和他安详自若的风度结合在一起，使他给人一个鲜明的父亲般的形象。

　　他操法语就象邱吉尔操英语那样，华贵而豪放。这是一种古典的、近乎古代的法语。他口齿清晰准确，余音回荡，我想甚至没有学过这种语言的人也会理解他的意义。

　　在一次戏剧才华大放异彩的场合——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者和将军们向他的权威挑战时，他身穿将军服，在电视屏幕上向全国广播。许多美国评论家嘲笑这种举止，并称之为老掉牙的戏文。他们不可能理解穿着将军服的戴高乐能拨动所有FaGuo人心底深处感情的琴弦，并把他们团结在一起——这种团结只有在最困难时刻盼望好日子来临时才存在。

　　但夏尔·戴高乐并不是光靠象征、口才或演技来创造戴高乐将军的。还靠他在公众中露面的全部场面——依靠情节、背景、精湛的表演技巧、常常由他自己编造的巧妙的双关语的准确性等等，去争取各种观点完全不同的人群的支持，因为他的讲话对兴趣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戴高乐将军是一个门面、但不是假门面。它的后面是一个有热情、智慧和训练有素的人。这个门面象是一座大教堂前的雕塑，而不是好莱坞的那种背后空无一物的骗人道具。

　　神秘可以诱惑人但是不能吸引人。为此，领袖人物需要的是戴高乐称之为性格的东西。大多数人把品质看成是道德的力量和坚韧性，但是戴高乐给领导的品质下的定义是强烈的愿望和发挥自己意志的内在力量。他说：“把一个人放在他同辈之上，只有在他能够用他来自性格的、给共同的任务以推动力和完成任务的把握时，才可说得上合理。”

　　戴高乐在文章里说，在面临事物的挑战时，具有性格的领袖就躬身自问，只依靠自己。具备这种“追求独立自主”精神的领袖，“在困难中可以找到特殊的乐趣”，因为只有在和困难搏斗的时候，他才能检验并扩大这种精神的极限。他在作出决定时毫不畏缩，而是采取主动，大胆地去迎接这种时刻。

　　他写道，有性格的领袖能使集体的努力秩序井然。“统洽集团中自命不凡的笨蛋们”——脑海中一直想着如何保住他们的等级地位和职务的军人们和部长们，永远不能博得别人的信任和热情。因为“他们是寄生虫”，他们夺取一切，而什么也不给别人；他们是群软骨头家伙，两腿永远发抖，他们是些跳娃娃，只要一有机会，就会毫无顾忌地背叛变节。

　　他又写道，只有在那些用行动证明自己品德的、勇于正视并克服困难的和“不借一切牺牲的”领袖们才能赢得群众。他还说：“有这种性格的人辐射出一种磁力。对追随他们的人来说，他们是取得最后胜利的象征和希望的化身。”

　　具有性格的人，首先不是博取他上级的欢心，而是极力忠于自己的职守。他那带刺的个性和不讲情面的行动，使他得不到那些不懂得应该使用有坚强意志的下属的上级的宠爱。他写道：“国家最好的公仆，无论他们是军人还是政治家，极少是那些最温顺的人们。主人必须具有主人的智慧和勇气。最糟糕的政策是不任用性情梗直的人。理由呢，充其量只是他们难以相处罢了。和睦相处的关系，在事情顺利的情况下什么都好，但是到了危急时刻就要导致灾难。”这可能是在下意识地描绘他自己。

　　戴高乐经常劝告其他领导人要坚强，要依靠自己，最重要的是独立自主。戴高乐向对他怀有深切敬意的伊朗国王说：“我对你只进一句忠言，然而却是很重要的一句：把你的全部力量投入维护独立自主上去。”1961年，他劝告肯尼迪总统采取一项一直在指导他的行动的原则：“只听从你自己的！”1969年，我们乘车从机场进入巴黎市区时，他转身朝着我，把手放在我的手上，说：“你看上去年轻、精力充沛、大权在握。这很重要，要保持下去。”

　　戴高乐的战时领导，体现了他关于性格的观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艰巨任务摆在他面前时，他显示出了非凡的热忱。在这点上，戴高乐很象毛**。当面对重大考验时，这两个人似乎都承担起建立新生活的使命。但是，不同之处是，毛**打乱旧秩序以发动斗争，戴高乐是用斗争求得秩序。

　　当周思来和我驱车前往北京机场时，周恩来讲到毛**回到离别三十二年的故乡时写的一首诗。他说，这首诗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逆境是良师。我同意这一点，并且指出，竞选失败的痛苦确实比在战争中负伤的痛苦还要大。后看只伤害了身体；前者却伤害了精神。但是，竞选失败有助于发展力量和增强性格，这对未来的战斗是必不可少的。我提到戴高乐不掌权时所度过的十二年有助于铸造他的性格时，周恩来表示同意，并补充说，在整个人生道路上一帆风顺的人都不会增长才干。

　　一个伟大的领袖只有逆流而上，而不是随波逐流时才能增长才干。

　　有些政治领导人从未遇到过逆境；有些从来克服过逆境。

　　只有少数人是逆境造就的，戴高乐就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他对逆境并不陌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伤得如此严重，差一点死在战场上。结果被俘，被囚禁，一直到战争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进行战斗，以挽回FaGuo的荣誉。胜利后不久，他又被全国所抛弃。然而，十二年后他又重新执政。

　　当戴高乐从政界退隐后，他就“在野”了。大多数政治家一旦尝过权力的滋味，都舍不得丢弃它。美国有许多参议员在选举中被击败或者退休后不愿回到他们家乡所在的州去。他们宁愿呆在华盛顿，守在权力的边缘上。但是戴高乐从不忘怀家乡，总是口到家乡并从那里汲取力量。

　　科隆贝双城是戴高乐的避难所——在比喻上和实际上都是“原野”。科隆贝双城位于FaGuo香巴尼地区朗日高原的边缘。

　　它离巴黎东南一百二十英里，人口三百五十人，在大部分交通图上找不到这个地名。戴高乐的房子——拉布瓦斯利——有十四间房间，是一座有褐色瓦顶和一端有个六角形塔的白石建筑物，在树木和灌丛的笼罩之中，遮断了过往行人的视线。戴高乐在这个小乡村庄园里同外界隔绝，为了增加他的神秘感，再也不可能找到更好的环境了。

　　在科隆贝，戴高乐发现如果在最高的职位上可能感觉孤独的话，那么在其他地方可能会更加孤独。但是这没有什么可悔恨的。他写道：“在这纷繁的大千世界里，隐居原是我所向往的，现在则是我的伴侣。几经沧桑，还有什么比这更能令人满意的呢？”

　　尽管邱吉尔和戴高乐在战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都失去了领导权。然而，他们采取极不相同的方法试图重新掌握权力。法兰西人民联盟的失败对戴高乐的教训是：在政治活动中，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很少是直线。1955年，他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退出政治生涯后，他选择了一种超然的、乡绅的生活，几乎没有作过任何努力要求公开露面。他是一位伟大的演员，象多数伟大演员一样，知道什么时候该退场。他也是一位政治大师。直觉告诉他，寻求高位一定得象向女人求爱那样。他遵循FaGuo谚语的教导：“你追她就逃，你退她就退。”象艾森豪威尔一样，他本能地知道，有时得到权力的最好的办法似乎是不要去求它。但是等待不是邱吉尔的性格。

　　邱吉尔继续在议会中领导忠诚于他的反对党，从来没有一个时刻不公开利用每一个可能的机会来夺回权力。两人都成功地夺回了权力，尽管使用的手段不同。

　　在美国政界中，我总是劝告那些渴望得到高位的人们：心里有雄心是一回事，而流露在外面的雄心抱负又是另一回事。
　　对于一个领袖人物，前看是必要而恰当的品质，后者是叫人远避和产生反感的品质。

　　戴高乐每星期一次离开简朴的外省住处——科隆贝，到他座落在巴黎索尔弗里诺街上的办公室和人们约谈。尽管第四共和国的人们反对戴高乐当领袖，却仍有许多热情的人来向他求教他的政治见解。但是他们离去时经常觉得，他从与他们的谈话中所得到的要多于他们。通过这些会见，戴高乐变成了FaGuo对第四共和国活动方式和失败经过的最好的见证人。

　　他还与狂热地献身于他的拥护者保持接触。这些人在他失败时甚至比他在胜利时更效忠于他。他们是戴高乐极其重要的政治资本，形成了支持他的核心，使他能在时机来到之际抓住机会，重新掌权。当他掌权时，他们也给他以强大的、可靠的支持，这种支持在危机时刻，对于一位领袖是不可缺少的。

　　他的许多追随者中，更多的是被他本人所吸引，而不是他的思想。在政治上比戴高乐更左的安德烈·马尔罗是如此地被戴高乐的性格迷住，以至于成了一个近乎卑躬屈膝的支持者。

tauringhuang.

　在我第一次访华前不久，在为马尔罗举行的一次白宫晚宴后，当我陪他走向他的汽车时，他用崇拜的口吻说到戴高乐：“我不是戴高乐——没有人是戴高乐，”他说：“但是如果戴高乐在这里，我知道他会说些什么，‘所有那些理解你正在从事什么的人向你致敬！’”个人崇拜经常随着被崇拜的人去世而消逝。戴高乐主义并非如此，这是由于对戴高乐的怀念，戴高乐主义甚至现在在FaGuo的政治生活中仍起着重要作用，即使其作用在减弱。戴高乐在科隆贝居住的年月里，他经常会见这些追随者，培育他们对他忠诚的情绪。

　　最重要的是，在他政治上被放逐时期，戴高乐变得更加聪明起来了。阿登纳告诉一位记者，在科隆贝的那些年月里，“对他好处极大，现在他成了西方最能干的政治家了”。伟大的领袖人物们总是从错误中比从成功中学到更多的东西。戴高乐在他的三卷《戴高乐回忆录》中重新检讨了自己的行为。在论述他的行动时，常常以检查当时可能采用的别的方案的价值，来重新估价他的行动。为了进行这样的重新评价和自我批评而必须具备的不偏不倚的立场，这种正确观察事物的能力，在政治领导人中是少见的。但对于一个试图东山再起的人来说，它又是绝对必要的。

　　戴高乐的一位同僚写道：“写这本回忆录使他成为一个政治策略家”，在他1958年当上总理后不久，这一点变得更加显而易见了。他要求议会给他处理国家危机的特权。旧日的戴高乐本来会要求议会给他这些权力，并用辞职作威胁，而新戴高乐知道安抚的重要性。他这个政治技工深深懂得，如果给机器加油，它就会运转得更平稳。

　　当他来到议会时，他对议员们尽情打趣逗乐。在休息时，他亲切地和他们聊天，来争取政敌。他向他们保证说，他的所作所为全都是为着“使共和国更强大、更健壮、更有效和坚不可摧。”他恭维他们说：“我想要你们都知道，今晚有机会和你们一起在这里聚会，我是感到多么荣幸和高兴。”听了他这番话之后，那些竭尽全力试图阻止他重新掌权的议员们都目瞪口呆。他们鼓掌喝采，同意给戴高乐想要的权力。

　　戴高乐也能透彻地分析美国的政治。在1960年访美期间，他对美国即将来临的总统选举表示了极大的兴趣。他小心翼翼地不表示出站在哪一边，但是他确实提出了一些英明的忠告。

　　他告诉我，他知道我作为副总统，将要并且也应该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政绩基础上进行竞选，但是我要得到他认为时代要求我得到的位置是困难的。他非常强调地说：“你必须用建设‘新的美国’作纲领来竞选”当然，我不能这样做，因为那样的话，我就会象是批评现政府，而我本人也正是这个政府的一员。但是，忠告是正确的。肯尼迪就是以“新的美国”这个主题来竞选的，而结果他获胜了。

　　1962年，我竞选加利福尼亚州长失败之后，我和我的全家去欧洲旅行并且在巴黎停留了几天。使我极为惊讶的，并且使波伦大使更为吃惊的是，戴高乐邀请尼克松夫人和我在爱丽舍宫共进午餐，并且也邀请了波伦。

　　在我两次竞选失败后，我和任何一位美国政治家都不相信我还有政治前程。因此，戴高乐的邀请似乎是一种出于客气和慷慨的姿态。在他的非正式的午餐祝酒词中，戴高乐说，三年前当他第一次见到我时，他本能地感到在美国的领导方面我会起到一个较为重要的作用。他说，他仍保持这一观点，他看到我将在未来的“最高级职位”中担任角色。

　　这是一个很客气但也是很真挚的嘉勉。在我担任总统的任期内和在圣·克利门蒂的全部岁月里，那些来访的认识戴高乐的FaGuo官员们，都从来也没有忘记对我说，甚至在美国报刊还没有暗示过的时候，他就预言我会当选总统。

　　在我在野期间，我每次去巴黎旅行，戴高乐都要会见我，除非他不在巴黎，尽管他通常只会见那些执政的人物。我的意思不是说这些会见表明戴高乐特别欣赏我，然而，我个人认为，我们的尊重是相互的，并且是多年来逐渐增长的。他是一个美国政治和全球事务敏锐的观察家，我想他可能审视了美国的政治舞台，但是没有看到多少领导人对世界政治有很多的理解。他也可能认为时代需要了解世界政治的领导人，所以我可能找到机会重新掌权。因此，我们的会见对他来说是一个机会，与他最重要的盟国的一位未来可能当领袖的人培植友谊，并使这位领袖理解他的观点。

　　而且，我认为他把感情转移于我是因为他把我看作是另一个懂得“在野”是什么滋味的人。

　　戴高乐失败的逆境有助于他陶冶一种吸引他的狂热追随者的性格。但是戴高乐写道，一个有性格的人还需要有威严才能成为有效率的领导人。“他必须目标崇高，有见解，作事有气魄，从而能在那些平庸的一般人中建立权威。”如果他满足于平凡的事物，他将被认为是一个好的奴仆，但“决不是一个能够肩负起人类信念和理想的主人。”

　　戴高乐的事业是法兰西。没有什么比FaGuo荣耀的象征更能鼓舞他，也没有什么比FaGuo的弱小和失败更能使他忧伤。

　　“在我的一生中，我对FaGuo都有一定的想法。”戴高乐在他的战时回忆录的一开始这样写道。在随后的激动人心的段落里，他阐述了一个极有吸引力的观点，他谈的不是法兰西的民族国家，而是法兰西的民族灵魂。他认为，从感情方面来说，他倾向于把FaGuo想象成命运注定要么取得巨大成功，要么罹难深重的国家。“如果不是这样，在FaGuo的行动和业绩中却显露了平庸，那种不责怪国家的倾向，而把责任推给FaGuo人民的话，那我将认为是荒诞无稽的。”他的理性的一面认为：“如果FaGuo不居前列，就不是真正的FaGuo。只有那种把FaGuo置于历史前沿的伟大民族抱负，才能抵消FaGuo人民涣散的天性。简而言之，对我来说，FaGuo如果失去了伟大的话，就不可能成为FaGuo。”

　　“在领导人失败的时候，”1942年戴高乐对美国海军上将哈罗德·斯塔克解释说，“新的领导人就从永恒的FaGuo精神中涌现出来。代表这种精神的有如从沙勒曼到圣女贞德，到拿破仑、波因卡尔和克莱门梭等。”他接着说，“或许这次我是由于别人的失败而被推到领导岗位上的人之一。”毫无疑问，戴高乐是把他自己看成FaGuo一系列救世主中的下一位了。他的军队曾在“洛林十字架”的旗帜下行进。几个世纪前，圣女贞德在这面旗帜下重新集合过FaGuo人。当他说在第三共和国投降后“要由我来承担起FaGuo的重担”时，他的意思是说，由于他决定继续进行抵抗，他在FaGuo人民的心目中已成了FaGuo的化身。

　　由于同盟国未能了解这个事实，因而导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们与戴高乐发生了许多次对抗。有一次，当邱吉尔试图让他对处理一些小事的方法作些调整时，戴高乐坚决地拒绝了，并说：“首相先生，既然你终于有圣女贞德站在你的一边，但你仍然下决心要把她烧死。”罗斯福总统没有能力理解戴高乐的意思，继续对朋友们取笑说，戴高乐认为他就是圣女贞德。

　　尽管邱吉尔对戴高乐抱有极大的同情和敬意，这位英国首相还是经常被这位FaGuo领导人的政治上的不妥协所激怒。有那么一次，邱吉尔的话超越了罗斯福对戴高乐的嘲笑，他说：“是的，戴高乐确实把他自己看成是圣女贞德，但是我的该死的主教们就是不让我把他烧死。”

　　另一方面，艾森豪威尔真诚地把戴高乐看成是军事上和政治上的领袖而钦佩不已。他痛惜许多美国外交官员对戴高乐持否定的偏见：欢迎他在1958年重新执政。他对我强调，尽管戴高乐可能难以相处，要是没有他领导的话，FaGuo就不可能成为一个自由的国家而幸存下来。数年后，在1969年我对FaGuo进行国事访问之前，我到沃尔特·里德医院去看望艾森豪威尔。他七十八岁了，因病卧床，大约只能活几个星期了。但是他的思想仍很敏捷，记忆力也很强。他思索着说：“在战争中，我们对待戴高乐缺乏敏感。”

　　艾森豪威尔作为总统对戴高乐怀有极大的敬意。他给予戴高乐以通常的礼节，戴高乐则以友谊作酬答，六十年代，法美关系令人吃惊地恶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政策制定者们未意识到这个简单的真理：尊重人的敏感性和礼貌，对于国与国之间的良好关系来说，只是很小的代价。

　　戴高乐最担心的是FaGuo会遭到那些曾经创造过历史，而现在只能纪念历史的国家所遭受的命运。1969年，我对巴黎进行国事访问，在抵达时的讲话中，我回忆了本杰明·富兰克林所说的话：每一个人都是两国的公民，他是自己国家的公民，又是FaGuo的公民。假如一个人停下来思考一下FaGuo已经在艺术、文学、哲学、科学和政治上对现代文明作出的贡献，那么这句箴言听起来是对的。戴高乐为确保这句箴言永远传下去而为之献身。

　　战后欧洲出现的实利主义使戴高乐深感不安。他担心FaGuo人过于迷恋他们的生活水平。“这不是一个民族的雄心壮志，”他对一个记者说，“与此同时，别国人民较少考虑他们的生活水平，正在征服世界，甚至在不用战斗的情况下征服世界。”

　　戴高乐有一次对艾森豪威尔说：“和英国人不同，我们没有失去我们对美德的爱好。”戴高乐从来失去那种爱好，但是他的许多人民已经失掉了。戴高乐经常抱怨FaGuo人民是他探索FaGuo庄严的事业中的最大障碍，他力求引导他们攀登“高峰”，但是他们往往不跟他走。1969年，他在一个电视节目里呼吁人民结束那场席卷FaGuo的国内动乱、但他们不予响应。戴高乐很气愤地对他的助手们说：“FaGuo人是一群牲口，的确是一群牲口。”

　　一个献身法兰西民族的人竟会如此蔑视FaGuo人民，这看来似乎很奇怪。然而，对于戴高乐来说，FaGuo并不是把它的人民加在一起而已。他的想象是一种理想化的想象，他向全国提出要他们提高并加强这个国家的精神。人民就是这样的思想单纯、庸俗、不完美，他们的眼睛不是朝向地平线那边的山巅，而只看脚下一小块土地。

　　在他的心目中，FaGuo应站在各国的前列，当历史的前驱。

　　他为FaGuo设计一个宏伟的民族抱负所作的努力没有成功。他轻率地考虑在FaGuo铸造一种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妥协的哲学。但是，FaGuo人作为一个整体对此不感兴趣。然而，他为支撑民族自尊心所作的一切努力，大体上是成功的。他坚持FaGuo发展自己的原子武器和核力量。六十年代，美国历届政府在采取外交行动前，忽视了与戴高乐磋商，戴高乐就把FaGuo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体化指挥机构中撤了出来。

　　1967年我与戴高乐讨论时，他对FaGuo的全球性作用的迷恋表现在他的谈话方式和对重大外交政策问题所持的立场这样两个方面。我们是在爱丽舍宫他的办公室中会见的，只有他的译员在常虽然戴高乐从来不讲英语，但是我可以看出他很懂英语。我在大学学过法文，可以注意到当我们的译员偶然未领会戴高乐讲话的细微未节时，戴高乐常常用非常准确的语言重新表达他的思想，强调那被译错了的意思。由于他喜欢无比精确的语言，因此他可能不愿说不地道的英语。但是我也意识到他只用法语是因为他认为法语应该恢复它从前作为国际外交语言的地位。他也承认在谈话中他用法语有策略上的好处。在等译员翻译我的谈话和提问时，他可以有加倍的时间来思考和回答。他显然是这样想的，因为他听我讲话和听翻译时一样仔细。

　　1967年阿以战争爆发后不久我们会见了。戴高乐要求召开一次最高级会议讨论中东和其他发生纠纷地区的问题。在我们会见时他对我说，他认为由于中东事态的发展，俄国很为难，可能容易接受一个对阿拉伯人和以色列入都是公正的解决办法。

　　我问他，苏联支持纳赛尔在中东到处侵略的政策，难道能不对他们寻求公正解决的诚意感到怀疑吗？他承认苏联有一个帮助“社会主义”国家诸如埃及的政策，他们经常试图利用中东紧张局势在阿拉伯世界获得影响和起一种杠杆作用。但是，他强调说，苏联没有完全拒绝他建议的最高级会议。

　　最后结果是，俄国人对与西方领导人会谈毫无兴趣。我认为，戴高乐极度渴望使FaGuo在国际上起较大作用的思想引起了这次在判断上少有的失误。正如意大利总统萨拉加特曾经对我说过的那样：“戴高乐是一位诚实的好人，但是他象一个照镜子的女人，又想照镜子，又怕看照出来的模样。”

　　戴高乐忍受不了这样的事实，FaGuo尽管具有作为世界上一个大国的伟大历史，但经济和军事力量只相当于美国的一小部分。他不愿意美国和苏联在决定所有关键性外交政策时不和FaGuo磋商或不让FaGuo卷入。他也认为，FaGuo人长期的外交经验使他们有能力以各种办法在改善东西方关系方面作出贡献，没有经验的和鲁莽的美国人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尽管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到他对眼前情况的判断是错误的，但他对中东前途的分析是有预见性的。他认为，以色列在交回它占领的领土中会坚持非常强硬的条件作交换的。他在谈到以色列人是一群走极端的人民时说：“看看圣经中记载的他们的历史”就知道了、他指出，阿拉伯人也是同样的爱走极端的人民。他说：“双方都总是想得到比他们应得的更多的东西。”

　　他说，美国和其他国家应该联合在一起，在和解的基础上而不是在报复的基础上争取和平。他认为，这样的和平符合以色列的长远利益。”迄今为止，以色列已经赢得了与阿拉伯进行的每一场战争，而且也将获得下一场战争的胜利。”他说，“但是到头来，他们无法在憎恨的海洋中生存下去。”

　　不象当时许多西方领导人那样，戴高乐把中东危机归咎于双方。结果有些人不公正地给他贴上了“反犹太人”的标签。

tauringhuang.

经常批评戴高乐的波伦不同意这个做法，他对我说：“问题是他（指戴高乐）觉得犹太人总的来说是国际主义者，而他主要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民族主义者。”

　　在结束这次谈话时，我说，在与苏联打交道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之间要更多地磋商。在重大问题上美国不应单纯依赖于与苏联的双边关系。他带着一丝微笑口答说：“我记住了。”他确实记住了。

　　当我成了总统时，我和戴高乐弥合了FaGuo和美国之间的不和。不象我的某些前任，我没有藐视戴高乐的建议和忠告，而是欢迎它。因为我知道，从他对于世界事务的经验和智慧中，我可以受益非浅。我相信仅仅这种态度上的改变，在改进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中就起了很大的作用。

　　戴高乐关于领导艺术的教导既非常简单而又一针见血。在他的《剑刃》一书中概括地阐述了它的要点。如果一个领导人有神秘性、性格和庄严，他就可以获得名望。如果他把名望和魅力结合在一起，他就可以获得权威。如果在权威外还有先见之明的话，就可以象戴高乐那样，成为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举足轻重的领袖人物。

　　但是神秘的孤僻，独立自主的性格和超然的庄严，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戴高乐写道，一个领袖人物必须在声望和幸福之间进行选择。因为伟大和“含糊的忧郁感”是不可分割的。

　　“被看作是幸福的内容的满足、安宁和欢乐，对那些位高权大的人来说是享受不到的。”一个领导人必须忍受严格的自我约束、经常冒险和不断的思想斗争。

　　戴高乐想要恢复他的国家的伟大，愿为它献出个人的一切。他那由于年龄和劳累而刻上皱纹的、板着的脸，使他看上去有领导人所具有的忧郁气息。他的嘴唇紧闭，象是永远感到不满似的。他笑时，嘴唇咧开了，但嘴角从不向上翘。他那深陷的、冷若冰霜的一双蓝眼睛周围有黑色的眼圈，似乎流露出一丝悲哀。他的左眼总是稍稍向外斜，给人的印象是，他不会得到女子的钟情。他可能有幻想，但永远不可能实现。

　　为了保持他个人的孤僻，戴高乐觉得他必须回避同事们的友谊。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曾经用过比“我的将军”较为亲切些的字眼来称呼他。一位传记作者甚至说：他把曾与他长期共事的助手调走，只是为了避免他们会和他变得太接近。
　　但是谁也不能够永远那样地沉郁、严厉。戴高乐的“人性”的一面偶尔显现到表面上来，例如，他对家庭生活的传统价值极为重视。他能记住他手下工作人员的妻子、儿女的名字，经常问起他们。

　　在他通常严肃的举止中不时地流露出典型的有挖苦意味的FaGuo幽默。在他担任总统期间，有一次，一个助手由于巴黎电话线大忙而打不通电话的时候，把话筒狠狠一摔，大声嚷道：“把笨蛋统统处死！”刚走进房间而未被助手注意到的戴高乐说：“啊！多么庞大的计划，我的朋友！”

　　冯·德·肯普将军是几尔赛宫著名的掌管，他对我讲了另外一个例子，当戴高乐在大特里亚农宫的修茸一新的国宾馆视察时，有人说拿破仑的浴缸对于约翰逊总统可能大小了。戴高乐回答道：“或许是这样，但对尼克松差不多正合适。”
　　戴高乐写道，一个领导人不能享受单纯的友谊的单纯乐趣，但是在社会活动中，他证明自己说错了。他是非常殷勤的，在官方宴会上，他不支配交谈，而是试图让每一个人都参加到谈话中来，包括尼克松夫人和戴高乐夫人在内。当然，我知道他一直是一名伟大的军官，但是在与他直接交往之后，我知道他也是一个彬彬有礼的人。

　　许多领导人是那样全神贯注于国家大事，或者那样一心地想着自己，以至于他们在宴会上不和其他宾客交谈，或对他人表示什么兴趣。但是戴高乐却不是这样。1960年在我们为他举行的宴会上，尼克松夫人费了很大的劲儿，在被一张马蹄形桌子围绕的一个人工喷泉的周围，布置了一些鲜艳夺目的花卉。戴高乐注意到了这个布置，有礼貌地称赞女主人得花很多时间去计划和安排这样一次官方宴会。尼克松夫人后来指出，大部分来访的贵宾要么不会注意到，要么不会费心为此事恭维女主人。“一个真正的彬彬有礼的标志，”她说：“是他想到别人和谈到别人，而不光是想到他自己。”

　　这些公开表现的热情，是那冷若冰霜的官场生活中的一些例外。戴高乐对他的家庭是有感情的。他很善于处理好领导人所面临的一种令人最伤脑筋的挑战：对家庭的义务和对工作的义务之间的冲突。在这场竞争中，对那些进入高级领导层的人们来说，家庭通常是屈居第二位——这不是因为这个领袖不甚喜欢家人，而是因为他知道成千上万的家庭在等待着他的决策。他必须把很多时间放在工作上，并且必须按不固定的日程表生活，因此，他的家庭经常感到被忘掉了。摄影机无情地抢镜头，大群的新闻记者紧随着，传播流言蜚语的人到处都是，在这些情况下生活是艰难的，在家庭受到这些干扰时更需要父亲的支持，然而，他可以抽出的时间却很少。

　　戴高乐把他的生活划成各自独立的部分，使家庭和工作分隔。爱丽舍宫的办公室离他的住处几步路，穿过一个大厅就到了，但那可能象穿过欧洲大陆一样，因为，这两个地方是属于完全不同的世界。他的助手们知道。当他结束了一天的工作，离开办公室之后，戴高乐几乎是一位无法找到的人了。除非有紧急事件，否则便没人去找他。他和家人团聚的时间是他自己和家人们的时间。同样在他聚精会神致力于国家大事时，他的家庭不打扰他，也甭想和他商量什么事，用这种公私分隔的办法，他保持了平衡，这是很少有人能做到的——工作和家庭都不居第二位，它们各自在自己的领域中是第一位的。

　　典型的是，晚上八点钟他回到爱丽舍宫的住所，在看完电视新闻，静悄悄地吃完晚餐后，常常和家人用看书、听音乐或是闲聊的方式松弛一下自己。戴高乐一家对任何体育运动都不感兴趣，象阿登纳和戴·加斯贝里一样，戴高乐唯一的运动是散步。他的全家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从不错过星期日的弥撒。

　　作为这个家庭的一家之长，戴高乐很喜欢在周末与儿孙们团聚在拉布瓦塞利。整个家庭总是非常支持戴高乐和他的政策。

　　对一位领导人来说，家庭的支持向来是很重要的。一个截然把公务和私生活分开的严峻而冷漠的头面人物，与其他人相比，更需要一个温暖的、支持他的家庭。他需要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而且是在那几个完全可以信赖的少数人中休息，他需要有一个地方可以卸下在公开场合戴着的面具，还其本来面目。一个戴高乐将军需要有夏尔·戴高乐可以居住的地方。没有亲密的老朋友，他更需要他的家庭，正如戴高乐在他的回忆录中写的：“对于我来说，这个家庭的和谐是珍贵的。”

　　戴高乐的妻子伊冯在世界第一夫人中位置排得很靠前。她扮演了一个与蒋介石夫人和埃莉诺·罗斯福夫人那样的第一夫人完全不同的角色。她们本人就是知名人士。戴高乐夫人不求名，她相反地躲避出名的机会，巴黎名流对她拒绝穿最新式的时装，不愿在社交场中抛头露面而感到不悦，但她毫不在意。

　　正如一位大钢琴家为一位大歌唱家伴奏时那样，她既弥补了戴高乐的不足，又服从于戴高乐。钢琴家必须把他的角色升华到歌唱家角色的地位。钢琴家的伟大，不是用他的演奏如何来衡量，而是用使歌唱家怎样能唱好来衡量。同样，戴高乐夫人把她的作用仅仅看作是使他看上去完美，而不是着迷于使她自己看上去完美。

　　伊冯·戴高乐并不妖艳动人，但她是一位标准的贵妇人。

　　总是象贵妇人那样穿着打扮，行动象贵妇，思想象贵妇。从我和她的交谈中，我可以感到她一生中的任务是为丈夫和孩子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在她简明的谈话里，她把她的态度归结为：“总统的任期是暂时的，但是家庭是永久的。”她为戴高乐准备一种简朴的、脱离外界的家庭生活，使他极其满意。我可以看出他对她深挚的爱慕和尊敬。正如这个家庭的一个朋友曾经说过的：“很少人知道这位将军是多么依赖伊冯，这些年来她一直支撑着他。”

　　戴高乐夫妇有三个孩子：菲利普、伊利莎白和安妮。人们不能总根据家庭来对一位领袖作判断，但是在戴高乐的事例上是可以用来作判断的。如果一位领导人的孩子不成器，这经常是由于他们没有能适应政治金鱼缸中的紧张生活。如果他们成器，这通常是因为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浸透了使领导人政治生活活跃的价值因素。在戴高乐的妻子和孩子身上反映了他的古老的侠义气质，他的基督徒价值，他对妇女的极大尊重，和他对家庭生活的热爱。他的家庭是他极为感人的遗产之一。

　　菲利普·戴高乐极象他的父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战斗的FaGuo人一起英勇作战。他现在是FaGuo海军的一名上将。当1980年我在巴黎见到他时，他陪我到他父亲在野时的住所参观。将军私人办公室的简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里没有华丽的家具和精致的油画，只有一些要散架的桌椅，一架旧打字机和几件纪念品。这些年来，我注意到那些伟大的领导人不试图用宽敞的办公室来向客人炫耀，不管他是一位政府、商界或者各行各业的领导人。常见的是这样一条规律：越是小人物才越坚持要大办公室。

　　戴高乐海军上将告诉我，他对政界没有兴趣。他说，他唯一的抱负是作为一名海军军官为国家效劳，不干任何有损于“将军”体面的事情。戴高乐的女儿伊莉莎白与一位陆军军官结了婚，她具有她母亲的简朴、优雅的特点。

　　在我与戴高乐夫人的一次谈话中，她令人感动地谈到了政界人士培育子女并使他们过正常生活的困难。虽然她当时没有提到，但我感觉到，她想的是他们在第三个孩子身上所经历的痛苦。安妮先天智力迟钝，死时才19岁。尼克松夫人回想起戴高乐夫人在华盛顿时，对出席上流社会的晚会或观看历史遗迹没有兴趣，她只想参观儿童医院和儿童养育院，看看人们是如何照顾智力迟钝的孩子的。

　　如果对戴高乐是否缺乏人类全部感情还有疑问的话，那么安妮悲惨的一生和去世的事实肯定会使这种疑问消除殆荆伊冯·戴高乐在生第三个孩子前不久被汽车撞了，她没有受伤，但可能休克了。她生了安妮后，医生告诉戴高乐，他们的女儿将会智力迟钝，可能永远不能说话。他们绝望了。戴高乐夫人有一次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只要安妮能象其他正常的小姑娘一样，夏尔和我愿意牺牲一切：健康、我们所有的钱、前程、事业。”他们深深地喜爱安妮，不愿和她分离。当有人建议他们把她送进养育院时，戴高乐回答说：“她没有要求来到世上，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使她高兴。”

　　在安妮短暂的一生中，戴高乐是唯一能使她发笑的人。当他和她在一起时，他抛开了全部的尊严。科隆贝的一个邻居回忆起戴高乐“和她手拉手绕着院子走，抚摸着她并悄悄他讲着她能理解的事”。据传记作者琼·雷蒙德·图尔努说，他常常和她跳小快步舞，为她表演短小的哑剧，唱民歌给她听。他甚至让她玩弄他的军帽，一见到这顶军帽，她的眼睛就闪闪发光。

　　在她高兴时，她会发出近乎清晰的声音，象别的孩子一样地笑。图尔努写道：“然而，她感到疲倦，但很快乐，拉着她父亲的手去睡觉。”

　　戴高乐尽全力保护着安妮，使她不与爱好打听的人和报界接触。战时在英国期间，他禁止摄影记者在他乡间住宅拍照时把他的孩子们拍进去。因为他知道，安妮在场不在场都会引起议论。别的孩子们逗弄她，因为她与别人不同，她的痛苦是复杂的，因为她不知道为什么她与别人不同。

　　戴高乐一家害怕他们死后没有人保护她。因此，他们设置了一笔托管基金，以保证安妮会得到适当的照顾。他们用自己微薄的财力，在米龙·拉·尚贝尔附近的一块林地上买下了一座城堡。圣雅居教会的修女同意为这所养育院配备人员，养育院在1946年开张了。后来，戴高乐担保用他的回忆录的大部分版说来维持安妮·戴高乐基金的偿付能力。

　　1947年，安妮在二十岁生日前不久死于肺炎。在科隆贝普通公墓的墓地上举行的一个简短的私人仪式结束时，戴高乐和伊冯满眼泪水，一声不响地站着，过了一会儿，他拉着她的手说：“走吧，现在她和别的孩子们一样了。”

　　历史上难得找到一位像戴高乐那样把所有令人起敬的品格集中在一身的领导人。他是人又是超人。1960年我有幸被他邀请去爱丽舍宫。我与戴高乐历次会见中最值得记忆的是最后几次会见，那时我们都是以各自国家的总统身分聚会的。

　　1969年2月28日，美国空军一号飞机在FaGuo奥利机场着陆。这是我作为总统第一次出访的倒数第二站。我永远忘不了抵达时壮观的欢迎仪式——巨大的红地毯，雄壮威武的仪仗队，新装饰起来的接待大帐篷。当戴高乐既不戴帽子又不穿大衣在寒冷的气候中站在舷梯旁时，他似乎比所有的人都高大。

　　起初，我认为他安排一场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欢迎仪式，可能是因为我代表的国家的重要性。但是维蒙·沃尔特斯对我说，戴高乐坚持对于来访的小国元首也给予同样隆重的接待仪式。他对小国领导人与大国领导人同样地尊敬。这种政策可能起源于他的怀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受到盟国降低他身分的接待。这种政策非常英明，它有助于扩大FaGuo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影响。在外交礼节上的怠慢和失误，无论有意无意，对弱小国家领导人的影响远远大于对大国领导人。

　　爱丽舍宫的盛大国宴和凡尔赛宫的精美午宴，使人经常想起FaGuo过去和今天的光辉。但是访问的最精彩的部分是我们进行了十个小时一对一的会谈。会谈中他不仅表达了他对法美问题的观点，还有他对整个世界的看法。我们话题的广泛，就象从大特里亚农宫会谈地点可以看到的井井有条、绵延不断的宅园似的。他用手优雅地做了一个横扫一切的动作说：“路易十四就是在这所房间里统治欧洲的。”在辉煌的凡尔赛宫里，戴高乐看上去完全就象在家里一样随便。他不摆架子，但是从他身上却散发出一种庄严威武的气息。

　　在会谈中，他的表演——我不是用这个词的贬意——令人惊讶。他有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有时则冷静而从实际出发，但始终口齿明亮清晰——象麦克阿瑟一样——他说的话并不总是正确，然而他总是坚信不疑。

　　我们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西方对苏联的政策。戴高乐的某些诋毁者给他贴过僵硬的、右翼空想家的标签。但他是一个冷静求实的人。他鼓吹对俄国人实行缓和的政策，尽管他知道苏联的威胁是战后欧洲生活的主要事实。他相信苏联人是愿意改善关系的。他解释说，由于被中国缠住，苏联人传统的惧怕德国的心理现在更加厉害了。他说：“他们是从可能与中国发生冲突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他们知道他们不可能同时与西方作战。因此，我相信他们最终会选择与西方重新和好的政策。”

　　他继续说：“至于西方，我们有什么可选择的呢？除非你准备进行战争或推倒柏林墙，否则就没有其他可接受的替代政策。争取缓和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如果你不准备发动战争，那就讲和吧！”

　　然后我们转到自北大西洋联盟成立以来就一直令人烦恼、并且至今仍然棘手的问题。我问：“如果俄国人采取行动，你估计他们相信美国会用战略核武器作出反应吗？欧洲人是否相信我们会采取用大规模常规地面部队的进攻或以这种进攻作威胁，来回敬苏联的进攻呢？”

　　在我提的问题翻译完后，他在回答前似乎等了一分钟。然后他用仔细斟酌过的字眼回答说：“我只能替FaGuo人回答。我相信，俄国人知道美国不会允许他们征服欧洲的。但是，我们也相信，如果俄国人进兵，你们不会马上使用核武器，因为那将意味着要费尽一切努力，使每一个被杀死的都是对方的人。”

　　如果俄国人和美国都使用战术核武器的话。他继续说，“欧洲就会被毁灭。西欧和英国会被苏联的战术核武器毁掉，东德、波兰、捷克和匈牙利会被美国的战术核武器毁掉。欧洲的局面确实会是悲剧性的。与此同时，美国和苏联将不会受害。”

　　由于这种想法，戴高乐显然认为这个问题已结束了。但是第二天，他巧妙地重新谈起这个问题。我们开始谈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欧洲大多数国家的灾难性后果。他把多少卷历史压缩成一句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有的欧洲国家都亡了国，两个国家被打败了。”大约在戴高乐去世前一年，他对马尔罗说：“斯大林对我只说过一句真心话：‘到头来，死亡是唯一的胜利者。’”想起这两种议论，我认为在我们的会谈中，戴高乐是在告诉我，如果发生核战争的话，那将不会有胜利者，只有战败者。

　　按照他的观点，唯一理智的东西方关系政策是威慑与缓和相结合的政策。

　　当我问到他关于共产党中国时，他说他对“他们的意识形态不抱幻想”。但是劝说美国不应该“让它们离群索居”。1963年，他又向我表示了同样的见解。他的想法恰巧和我们一模一样。我告诉他，在与俄国人谈判时，我或许也要“在中国问题上有长期的打算”。我接着说：“十年以后，当中国已经在热核方面取得相当进展时，我们就没有选择的余地了。我们和他们的交往要比现在多，这是极其重要的。”戴高乐同意并对这句话使用了一个巧妙的修辞手法，他说：“如果你们在它增强到迫使你们承认它之前就承认它，那就更好。”

　　戴高乐很少利用联合国，他曾经轻蔑地在我面前把联合国描绘成一部“机器”。邱吉尔对联合国的态度与戴高乐的态度极其相似。这位英国领导人曾经对我说过：“没有一个伟大的国家对一个涉及到自身生存的问题，会允许由别的国家来作出决定。”戴高乐曾经对艾森豪威尔说：“你非常赞成联合国，是因为你仍旧控制着它，但是正是你们和苏联由于完全不同的原因促使‘独立运动之花盛开’，要不了多久你们就不能再控制它了。”他继续说，苏联支持反殖运动来制造和利用权力真空，而美国也同样地干，因为它在这样一个错觉下生活着：“乔治·华盛顿是一个把英国地主驱逐出去的印第安酋长。”

　　他向艾森豪威尔预言，由于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要求结束殖民统治，“你将失去对联合国的控制而由发展中国家和城邦控制，它们不可避免地很容易被苏联所操纵，但到那时，你将使联合国成为一个人人崇拜的偶像，当他们命令你去干和美国的常识和利益相违背的事情的时刻来到时，你将不得不服从。”尽管这对美国甘心向联合国低头作了夸张，但这是对联合国中将要发生的问题所作的预言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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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1967年和1969年花了许多时间讨论了越南问题。

　　1967年他向我建议，作为总统候选人，我应该用在尽可能好的条件下尽早结束这场战争的诺言作竞选纲领。戴高乐不象阿登纳，他认为苏联要求结束印支战争。他告诉我，在一次会议上，柯西金为这场战争给苏联带来的问题感到沉痛。他说苏联领导人把他的拳头猛击另一只手的手掌说：“你不知道，东南亚的这场战争给俄国的预算带来了多大烦恼。”

　　我认为戴高乐通常很敏锐的判断在这个问题上是错了。他认为，一个领导人的最大责任之一是使经济完善、通货膨胀下降和维持币值稳定，他似乎认为苏联的领导人会用类似的眼光看待他们的问题。当时我认为并非如此，现在我也认为并非如此。虽然，预算问题确实是苏联领导入关切的问题，但是他们对追求扩张主义目标的重视，超过了对国内经济问题的重视，因为他们可以对人民的抱怨充耳不闻。

　　在1969年我与戴高乐的会谈中，他敦促美国从越南撤出，但不要急转直下——用他的话来讲，不要“象是崩溃”。他看到撤退会给我在政治上带来困难。他说，他的“令人痛苦的”从阿尔及利亚——“法兰西的一部分”——撤走的决定，遇到的困难甚至更大。但又说这对他来说是唯一可走的道路。

　　他认为，为了与苏联成功地进行谈判，美国必须使自己从越南摆脱出来。在一定程度上戴高乐的看法是对的：要是没有越南这场战争，我们与苏联的关系本来不会有那么多的麻烦。

　　但是仅仅撤退能否改善谈判的气氛还是另一个问题。1972年第一次莫斯科最高级会议前不久，北越在南方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袭击。大多数专家劝告我说，美国采取任何一项有力的反措施都会破坏最高级会议。我拒绝了这个劝告，下令轰炸河内和对海防港布雷。这是俄国人能明白的语言，非但没有破坏最高级会议，我确信它促进了他们向前走的愿望。

　　尽管我并不总是同意戴高乐的意见，但他总是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三天的会谈中，他讲话时，面前没有字条，身边没有顾问。我遇到过的领导人中没有一个人在讨论任何题目或世界任何一部分的问题时能够超过戴高乐的才干、智慧和不时表现出来的深刻洞察力。

　　在1962年2月，我们举行巴黎会议之后一个月，在他飞越大西洋吊唁他的朋友和战时盟友艾森豪威尔时，我又见到了他。

　　艾森豪威尔是三月二十八日去世的。我们在白宫会见一小时，讨论了当前国际形势的发展状况。

　　戴高乐再次劝说我采取步骤，尽可能快地结束越南战争。

　　另一方面，他认识到我们也不应该慌张地撤退，而应该有步骤地和有计划地撤退。他确信，一旦我们结束了这场战争，美国的力量和威信会大大提高，全世界对美国的信任会重新恢复。

　　我告诉了他我们提出的撤退计划，而且说我们已经在秘密地与北越人接触。并补充说，我们相信谈判只有在私下秘密进行才会成功。他说，北越已经向FaGuo暗示，他们愿意进行私下秘密谈判，以试图结束战争。回顾起来，我认为这次会谈为基辛格秘密的巴黎之行奠定了基础，其结果是四年后签定了巴黎和平协议，结束了美国对越南的卷入。要是没有戴高乐的后继人蓬皮杜总统的帮助，没有FaGuo政府的协助，谈判是不会取得最后胜利的。

　　戴高乐十分关心英国和德国关于用超级离心法生产浓缩铀的协议。我对他说，我认为法德和解是他任期中最伟大的成就之一；许多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但他使之成为现实。

　　他很欣赏这一赞赏的话，但是他用实用主义的坦率口吻讲到，尽管总的来说他对德国是警惕的，但还是决定与阿登纳和解并合作。尽管他承认“德国人具有巨大的活力、干劲和能力”以及有某种“温顺”，他还是小心翼翼地进行和解，因为他深深地感到，归根结蒂德国人有一种脉冲式的野心，如果不经常加以扼制，必将使FaGuo和别的国家遭受惨痛的经历。基于这一原因，FaGuo人认定决不能让德国人有它自己的核武器。他说，他对英德协议极为关注是因为，假如你“有了浓缩铀并且你又是德国的话，凭着它的技术能力，高核武器的生产就不远了。”

　　他补充说，这是FaGuo决不能接受的。

　　事过十三年后，从今天发展的情况来看他对苏美关系的看法是特别有趣的。我那时对苏联增加它的军事力量，特别是导弹能力和海军力量的巨大能力表示了关注。然而我们也看到表明苏联本来是愿意缓和东西方紧张局势的迹象。

　　我对他说，我个人并不认识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愿意请教他对他们的评价，特别是他对关于鸽派和鹰派之间潜在的***的报道的看法，他表示了这样一个见解：尽管苏联有“极大的野心”，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并不是一心想进行那种古典意义上的征服的。相反，他们要使苏联变得坚不可摧，与任何国家，特别是美国相比，一点也不逊色。

　　他说，波德戈尔内是一位没有勃列日涅夫“那样魄力和热情的老头”，按照戴高乐的观点，勃列日涅夫是克里姆林宫的无可争辩的主人。他说柯西金是一位熟练的、努力工作的人，他在政府工作中度过了一生，比勃列日涅夫更灵活，而且根据FaGuo获得的情报，他在1968年捷克人民起义后入侵捷克问题上的态度要比他的同事温和得多。

　　他说，尽管这些领导人可能在象捷克这样的事件上不一致，但他们认为捷克问题是件小事，而他们在大问题上是一致的，特别是在增强苏联的实力问题上。在与他们的谈话中，他发现他们几乎是直截了当地和坦率地回答问题，甚至很诚恳，但是他认识到在很大程度上这只是一种掩饰。他归结说：“全世界都在等待着美国总统去和他们接触，或是等他们去和美国接触。”当我问他，是否认为这种直接接触是有益的，他的回答是绝对的：“毫无疑问。”

　　会谈后当我陪他走向他的汽车时，他要我向艾森豪威尔夫人表示他的慰问和敬意。戴高乐不经常显露他的情感，但是从他谈话的方式我可以觉察到他对艾森豪威尔怀有深厚的爱慕和尊敬，对艾森豪威尔的逝世他极为悲痛。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艾森豪威尔的葬礼上和他的会见。

　　我们早已拟定他访问华盛顿的初步计划。1969年4月29日，他突然辞去总统职务退休。他并不是因为重大问题而辞职的，而是由于一个小问题，即在关于参议院和地区改革的公民投票中，他遭到败北。马尔罗后来问他为什么会为这样一个“荒唐可笑”的问题而辞职，他的回答正是人们预料会从戴高乐将军那儿得到的回答：“正因为它是荒唐可笑的。”

　　戴高乐象邱吉尔和阿登纳一样，发现培养和造就一个后继人是困难的。邱吉尔定下了艾登：阿登纳定下了艾哈德：戴高乐定下了蓬皮杜。我把蓬皮社列为我所见到的较有能力的世界领导人之一。追随一个真正伟大的人是极大的困难。杜鲁门至少从历史观点来看没有能力接替罗斯福的位置，但他用自己的方式在历史上留下了他的脚却没有另一个人能继戴高乐的位。

　　只有蓬皮杜——世界经济专家中的佼佼者之一——是一位相称的继承人，他给我留下的特别深刻的印象是，在我们讨论外交政策时，他总是从全球观点出发而不是从地区观点出发来考虑问题的。

　　在戴高乐辞职后，我给他发了一封亲笔信，在信上我再次邀请他来华盛顿，并告诉他：“我们的许多城市和州将为你在访问日程表里包括它们而感到荣幸。”在结束时我写道：“坦率地说，在这世界上大部分地方都是由平庸的领导人领导的时代里——美国的精神需要你的光临。”维蒙·沃尔特斯把我的信交给了在科隆贝的戴高乐。戴高乐读完后说：“他是一位真正的同志。”同一天他坐在书桌前写了这样一封亲笔信：亲爱的总统先生：承惠公函及您的极其热情的私人信件使我深为感动。这不仅因您身居美国总统高位，也因为这些信件来自于您——理查德·尼克松，而我对您有充分理由怀有无比真挚的尊敬、信任和友谊。

　　或许有一天我将有机会荣幸地再见到您。此时我向您表示发自肺腑的祝愿，祝您在完成您的重大的国内和国际事务中获得成功。

　　请向尊敬的尼克松夫人转达我的衷心的问候，我的妻子附笔表示热烈的祝愿。我亲爱的总统先生，请相信我对你的诚挚和忠实的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