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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学清操 高山景行
—记历史学家王绳祖
王绳祖（1905－1990）字伯武，江苏高邮人。14岁考入南京金陵大学附中，毕业后入金陵大学，1928年后留校任教。1936年考入牛津大学布拉斯诺斯学院，专攻世界史，1939年获得学位，回国后受到金陵大学文学院院长刘国钧教授的邀请，在历史系出任教授兼系主任。1949年起任金陵大学文学院院长。1952年，金陵大学与南京大学合并，出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世界史教研室主任，此后又先后任副系主任、英美对外关系研究室主任。1980年起任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会理事长，为我国国际关系史学科的奠基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一
1905年12月8日，王绳祖就出生在物产丰富、文风极盛的江苏高邮古郡焦家港。王先生出生的高邮王氏又是人才辈出的世家，其祖父王铭卿曾在福建为官，历任福清、邵武、同安等县知事；伯父王荫之，叔父王陶民均为明末清初书画大师。先生自幼天资聪颖且勤奋好学，成绩优异。1919年考入金陵大学附属中学（今江苏省南京市金陵中学），虽身处教会学校，但由于早先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教育，再加上他个性极强，不喜欢教会繁文缛节的约束，以致后来始终都未皈依基督教。在此期间，先生的英文成绩非常好，而且也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也为其日后从事历史研究并能取得巨大学术成就奠定了基础。
中学毕业后，王绳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金陵大学。入历史系后如鱼得水，在自己原本感兴趣的学科上很快显露出了历史方面的天赋。他对西洋历史尤其是近代欧洲史特别感兴趣，二年级时曾撰写过一篇论文，在某历史学会会议上宣读，获一致好评，初步显示了他在这一学科上的禀赋和才能，也因此得到了时任历史系主任美国教授贝德士的赏识。虽然在校期间王先生主要致力于学习和学术的研究，但他绝不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同时还积极参与学校社团活动，关注国家局势和国际风云的变幻。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先生偕同几位同学到处做爱国宣传，远至安徽滁州。三年级时，先生就在金陵大学学生刊物《金陵光》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翻译的时论文章，不久，便担任了《金陵光》杂志的编辑。同年，先生代表金陵大学参加了华东四大学英文辩论赛，论题是关于帝国主义对华不平等条约问题。这些都使得他堪称学生中的佼佼者，而且更显示了先生的一种思路和眼光，一种在年少时就对于时政、对于纷繁复杂的国际问题的积极思考和初步的眼界，这些都和其后在国际关系领域研究的独树一帜和重大贡献是密不可分的。
1927年夏王绳祖从金陵大学毕业。1929年受贝德士教授的专门邀请回母系执教，一直到1936年。任教金大历史系期间是先生学术飞跃的第一个台阶，同时也是他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对历史教学进行改革的重要时期。过去的历史教学注重中国古代历史的教学，而且史学与经学，小学关系密切，并没有形成完全独立的学科体系。随着近代西方新史学的传入，中国近代史和欧洲历史成为关注焦点，王先生很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些变化，做出了相应的变革。在其倡导下，历史系建立起一套全新的历史教学体系，以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历史方法论为主干课程，培养学生用独特的视角反观中国历史，用全新的方法研究中外历史。在此期间，王先生讲授“欧洲近代史”、“西洋近现代史”并辅导“英国史”、“美国史”等课程，使学生在“博”的基础上能 达到“专、精、深”，促使学生思索百年中国积贫积弱的根由，增强学生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在授课之余，他深感国内世界历史教学方面缺少理想的中文教材，遂结合研究与讲课心得，着手撰写了一部西洋史大学教材《欧洲近代史》，改变了中国高等学校世界史教学由外国课本垄断的情况。[1]王先生曾说：“外国学者有他们的立场，我们有我们的立场，对他们的某些言论，我们不能同意，更不能照搬，是理所当然的。”[2]商务印书馆于1936年将其纳入大学教材丛书出版。此书洋洋洒洒50余万字，分六卷26篇，并有导论一章。金大美籍教授贝德士教授为之作序，称“其品质，宜为此类书中之佳者。”[3]他作自序强调，此书虽为教科书，但仍以大量史料为基础，反有关史料“不惜尽量搜罗，宁愿选择，或有遗漏，而不敢作事实之拼凑堆叠也。”[4]这从所附的30页参考书目即可看出。此书的结构亦甚可取，它结合了按照时间顺序或问题类别的综合叙述和按照国别的分别叙述，以适应通史著作各方面内容的需要。书中内容最值得注意的，是论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对它的批评。先生在书中还表现了对当时事态的深切理解，特别是剖析德国纳粹势力兴起的根源，全面精湛，当令今日专家称道。此书的出版及其广泛的影响，实现了先生学术研究上的第一次飞跃，更为其后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独树一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1936年王先生参加中英“庚款”公费留学考试，一月后得到录取通知，此次录取者历史学方面仅其一人。8月他入牛津大学布拉斯诺斯学院，从师W·C·科斯廷教授专攻世界外交史。他除听课和在学校图书馆看书外，利用假期在伦敦档案馆查阅了大量外交档案。当时，伦敦档案馆所藏档案公开到1886年，中英关系的档案有关1833－1860年和1880－1885年已由科斯廷和另一名英国历史学家季南研究过。中间一段即1860－1880年的档案还未用过。在这段时间里，英国逼迫清政府签订了《烟台条约》，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而这一段历史，无论中外，当时都没有人研究过，他决心填补这个空白。王先生并不满足于已经掌握的大量中方的原始资料，力求再全面地掌握英国方面的资料。为此他到伦敦档案局埋头查阅英国议会文书、外交部和印度事务部的外交文件。一段时间里，他每天在档案局开馆时即进馆，一直阅读、抄写到闭馆才离去，仅中午在附近餐馆用餐时休息片刻。如此一年下来，他收集到了有关19世纪下半叶英国在远东政策方面的所有外交档案，尤其研读、疏辨、抄录了那些尚未被人用过的原件。1938年他用英文撰写成了硕士论文《马嘉里案和烟台条约》，1940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学者的历史学学位论文在牛津刊印成书，这是第一次。全书共七章，利用中英两国大量外交档案和史料集，论述了马嘉里案和《烟台条约》的背景、“马案”的发生以及英国利用此案从清政府榨取在华权益的过程、《烟台条约》的缔结及其意义。这个专题的研究表明：英国于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已不满足已攫取的权益，图谋在商务贸易、治外法权、公使权利等问题上迫使中国做出更大的让步；而关于滇缅交通的考试以及马嘉里案责任问题的辩驳是最有价值之篇章。王先生根据档案指出：“柏郎在未经中国政府许可的情况下带领一支印度武装护卫队越过边界进入中国，这一事实本身不容忽视”，当地绅民把它当作“一种侵略行动”加以反对，“这看来是最可能的解释”。[5]王先生的研究对于弄清这段中英关系的历史真相做出了可贵的贡献。由于此书考释精确，持论缜密，使得其在国际史学界中的评价很高。英国中亚研究会在其会刊上发表书评，认为该书对研究“中英关系史中一段重要插曲的来龙去脉作出了可贵的贡献”，披露了“从今天的国际道德观念看来令人不快的”英国对华外交史，并称赞此书公正不偏，行文简洁，英语运用出色；美国研究远东的著名学者劳伦斯·罗辛格在《太平洋月刊》上着重指出了该书的现实意义，他说：“由眼力的读者，将在这里看到一项关于帝国主义发展史的有益的实例研究。”[6]他还认为王绳祖对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的刻画特别富有教益。此外英国《泰晤士报》叶专门作了肯定性的书评，美国历史学会所编《历史文献指南》将该书列为研究中国国际关系史的必读参考书。
1939年王绳祖回国，在已迁至成都的金陵大学担任历史系教授，主讲欧洲外交史和历史方法等课程，翌年起任系主任。根据助手的听课笔记，先生整理出了一份《近代欧洲外交史》讲义，于1945年5月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国际均势问题史贯穿这本书的主线，而其特色是在充分考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民族运动等因素的同时强调个人的作用。书中最精彩的内容是对维也纳会议、克里米亚战争和英国的孤立政策之结束的论述。寄居成都期间，他还在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文章，主要谈论史学理论问题和介绍西方史学界动态，但也有研究具体历史问题的，在后一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43年7月发表在《世界政治》上的论文“九龙租借地问题”（后被收入包尊彭等编《中国近代史论从》第二辑第一册，台湾中正书局1958年出版）。该文揭露了英国如何迫使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借九龙新界，又如何违背《专条》，借故尽驱中国官员于租借地界以外。文章认为，根据国际法“情势变更原则”和其它若干理由，英国政府应将九龙租借地立即交还中国。于当时很多冷漠的标榜所谓“纯学术研究”的学者不同，他的研究带有强烈的爱国主义倾向，他的立场完全站在反抗列强侵略的中国人民一边。先生曾写道：“租借地既有损中国主权，且妨害中国民族发展，此其弊端，从皆知之，毋庸赘言。”“我们以为在法理上，在事实上，英国政府应该将九龙租借地立即交还中国政。”[7]现在读这些文章，仍可感到一位爱国学者的浩然正气，而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始终贯穿载他有关中外关系的著述中。
1946年5月，即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王绳祖随金陵大学迁回南京原址。1949年南京解放后，金陵大学照常上课，他也颇为放心地从事教学和系务。至1949年9月起，经金大文学院教职员会议推举出任文学院院长。
三
王先生刚过而立之年就在学术上卓有建树，这和他本人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是密不可分的。先生一辈子皓首穷经，献身学术，甘于清贫；严谨认真而不失开拓创新。
先生曾和他的学生严肃地说过：“黄埔军校门口有一个有名地训示‘贪生怕死，莫入此门，升官发财，另请高就’，把它用在国际关系地研究上也是合适的。如果你现在做出其它选择，尚来得及。”而这一名言，不仅成为王老一生自身治学和教导后辈的指导思想，而且后来也一直成为南京大学历史系国际关系专业师生的“座右铭”。王先生的生活极其简朴，家里很空荡，除了基本的摆设外，最多的东西就是大量的书刊了，他以书为乐，以读书教书写书为乐，而这些物质上的东西却是不大关心的。
王先生在学问上一丝不苟，称得上严谨严格甚至是严厉。他常说，文章得失千古事，不隐恶，不溢美，对历史负责，这是历史学家应尽的职责。王老的弟子吴世民先生在回忆他的文章中写道；我第一次接受先生的教诲是在课堂上，即上先生所开设的世界古代史课的时候。那时候正值解放后不久，世界史各课程都没有适当教材可用，先生就依靠突击40天学得俄文，参考苏联得大学教科书和有关英文书籍，编写了内容充实的教材，特别是每章后都附有思考题，对我们帮助很大。先生的课，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批改作业的认真态度。那时每隔一段时间，先生总是结合教学的内容，出题并出列参考书，要我们写读书报告。先生对我们交上去的每一份报告都认真地进行批改，既有圈点，又有眉批，还有总评，优秀的还拿到课堂上进行当众讲评。[8]不仅在教学中如此，在他自己的治学中，研究论文也总是要反复修改，直到觉得放心才拿出去发表，因此他的文稿放置几年甚至十几年都是寻常事。
王先生在研究上不赞成搞“重复劳动”，主张推陈出新，具有创造性。他认为，所谓创造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⑴纠正了原来史实中的错误或者补充了前所未知的史实内容；⑵对史实作出了新的经得起时间考验得解释。在王老得《关于国际关系史研究得几个问题》一文中，他就很有创建性地批驳了传统地“欧洲中心论”，他认为，“‘欧洲中心论’史荒谬地。它捏造‘自古到今，历史上伟大场面地主角一律由欧罗巴任担任”，“我们必须彻底地戳穿这类无耻地谎言”。[9]又如他在1945年《近代欧洲外交史》“自序”中就指出；19世纪外交家的政治道德并不高，他们用武力作外交后盾，耍的是一套强权政治的把戏：强权政治，不择手段，只看见本国利益，不顾国际社会幸福；其行动不受任何限制，更不对任何太上政府负责。[10]调“世界各族人民是平等”的思想。王先生认为，“任何民族在历史不同时期都做出过重大贡献，西方国际关系传统史学把白种人侵略亚非拉美人民的罪恶说成是尽‘教化’的责任，实质上是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把世界各族人民的发展历史纳入欧洲史的轨道，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各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不能一刀切。”[11]
先生在学术上严谨严格的，但生活中并不是个古板迂腐的“孔夫子”。虽然平时不苟言笑，但心情平和，难得发脾气，尤其是对待学生，从未有过师长架子，更多的是平易近人。他家住在离学校很近的平仓巷，当时一些住校学生经常有空就去先生家，请教学问或谈家常，俨如一家。金大是个教会学校，有个传统习惯，就是校长、院长和系主任以及一些外籍教师，每学期都举行一两次和学生代表的茶话会，一方面联络感情，一方面听取学生意见，改进教学。王先生不仅定期举行聚会，同时还欢迎学生任何时候都可以去找他，因而王老的很多学生都没有什么“师道尊严”的感觉，反而在和他的无拘无束的相处中，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很值得一提的一件事是：1949年4月22日南京解放前夕，当时市区已处于“真空”状态，国民党政府和军警已完全撤退，学校为了迎接解放军以及保卫校园的安全，和许多别的单位一样，都自发地组织了“应变”机构。当时留校学生也参加了“应变”纠察队伍，夜间在校园及周围巡逻，保护留校师生和家属安全。很多学生在那天夜里，怀着既兴奋又害怕的心情，聚集在王先生家里，共同保护学校宿舍，执行守夜的任务。王先生也和学生们一起盼望着天亮，迎接解放。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王先生的威望不仅在于他的学术渊博，还在于他的人格魅力。睿智严谨而不失宽厚幽默，其长者风范和高尚品德，令你如沐春风，油然而生敬意。
(本文选自申晓云主编《南京民国时期历史名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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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朱瀛泉、计秋枫：《硕学清操－历史学家王绳祖》编者前言，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 王绳祖：《关于国际关系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刊于《近现代国际关系》第1期，南京大学学报专辑，1986年版。
[3] 贝德士：《欧洲近代史》序（译文），1935年版。
[4] 贝德士：《欧洲近代史》序（译文），1935年版。
[5] 王绳祖：《马嘉里案和烟台条约》，载于《中英关系史论从》，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6] http://museum.nju.edu.cn/yc/renwu/zmrwxz/wsz.html 时殷弘著 《史学奇葩－历史学家王绳祖》
[7] 王绳祖：《九龙租借地问题》，载于《世界政治》第8卷第2期，1943年版。
[8] 吴世民：《高山景行――缅怀恩师王绳祖教授》，刊于《硕学清操――历史学家王绳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5页。
[9] 王绳祖《关于国际关系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近现代国际关系》第1期，南京大学学报专辑1986年版。
[10]王绳祖：《近代欧洲外交史》，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第1页。
[11] 王绳祖：《几点意见》，《世界史研究动态》1984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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