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的“人权宣言”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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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有位大思想家宣布皇帝是“天下之大害者”，主张“无君”。他就是近代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者、爱国者黄宗羲。他的代表作《明夷待访录》，比卢骚的《民约论》还要早100年光景，有人称它为“人权宣言”。黄宗羲同时代的思想家顾炎武说：“读了这部书，可以知道过去历史上所有帝王制度的弊端。”《明夷待访录》反对君主专则，主张民权，对清末的维新变法运动影响很大。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文中说过：“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抄，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
　　黄氏的民权思想，一直影响到辛亥革命时期的孙中山、邹容和陈天华等爱国志士。

　　黄宗羲（1610—1695年），字太冲，号梨洲，又号南雷，浙江余姚人。他父亲黄尊素，是有名的“东林党人”。黄宗羲14岁时考中秀才，就到北京和父亲住在一起。
　　1645年，当清兵大举南下时，黄宗羲愤而毁家纾难，和浙东人民团结在一起，展开轰轰烈烈的抗清运动。他组织起一支抗清的“世忠营”，有3000多人。后来他又联合了太湖一带的豪杰，抗拒清兵达半年之久。当他扼守的四明山寨被攻破后，宗羲渡海到舟山，和张煌言等继续搞复国活动。1664年，张煌言殉难后，宗羲遂改名换姓回到故乡，聚众讲学，著书立说。
　　黄宗羲学识广博，研究过天文、地理、算学、音乐、历史和哲学等。他留下了许多著作，有《南雷文定》、《南雷诗历》、《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在他54岁时，写下了划时代的反帝制的光辉著作——《明夷待访录》。《明夷待访录》计有《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取士上》、《取士下》、《建都》、《方镇》、《田制一》、《田制二》、《田制三》、《兵制一》、《兵制二》、《兵制三》、《财计一》、《财计二》、《财计三》、《胥吏》、《奄宦上》、《奄宦下》，共21篇。
　　黄氏在《原君》篇中，无情地揭露了封建帝王的罪恶，指出帝王是唯一的害民之贼。他说：“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
　　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这些话在300年前，是没有人敢说的，黄宗羲却大声疾呼：皇帝是“天下之大害者”、“敲剥者”。因此有人称赞《明夷待访录》是“人权宣言”。
　　他对封建专制进行猛烈的批评，说它是公私不分，权利义务不平，没有公法可言。因此他反对“一家之法”，主张“天下之法”，“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原法》）。他为了求得人权平等，主张非废除秦汉以来的“非法之法”不可；要求得天下太平，非废除专制的君本制度，而改为民本制度不可。
　　他理直气壮地呼吁，现今应当是“天下（人民）为主，君为客”（《原君》）。他同时也提醒封建时代的臣僚，不要再是皇帝“敲剥”百姓的服役者，而应该是“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做官的人如果“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原臣》）
　　黄宗羲的思想意识中已有责任内阁制的因素，他认为宰相，一是贤人，二是有职有权的人；而君主的职位不过是虚名罢了。他在《置相》篇中阐述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宰相既当责任内阁之权，“四方上书言利弊者……皆集焉，凡事无不得达”。
　　黄氏也有近代代议制的意识，他在《学校》篇中，已流露出议会政治的萌芽思想。他把东汉的太学清议的历史意义理解为近代的议会政治，这是托古改制。黄宗羲的理想是，在中央政府，天子以至公卿都要在太学祭酒的面前就弟子之列，祭酒（类似议长）有权批评政治的得失。在地方政府，郡县官都要在地方学官的面前就弟子之列，学官对于地方政事缺失，“小则纠绳，大则伐鼓号于众”。
　　明、清之际，随着都市经济的成长，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反映到意识形态上，产生了黄宗羲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思想的市民政治学说。我国封建社会，一向是“重农抑商”的。而黄宗羲鉴于社会的变动，面对现实，却提出“工商皆本”的学说。他说：“今夫通都之市肆，十室而九，……
　　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财计三》）在经济学说上，黄氏也反映市民的要求，主张废止金银货币，使用“宝钞”，而以金银作为宝钞的基金。他这种经济思想，有利于商品流通，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并启发了近代的经济政策。在黄氏看来，明朝末年是封建制度崩溃的前夜，此时，“土力日竭”了，市场停顿了，人民生活的条件被皇帝夺去了，加税加饷永没有限制了。他站在市民的立场，还呼吁减轻军费负担，主张实行征兵制度；反对募兵制。
　　当时农民无地可耕，而土地都被皇室、外戚、阉宦和地方的豪强所霸占，赋税苛役特重，就拿江南一带来说，“一困于赋，再困于役，盖已皮尽而骨存矣”（《复社纪略》）。黄氏为了减轻农民的负担，主张减赋税。为了使人民能生活下去，他又提出“天下大公”的制度。在黄宗羲看来，土地制度的改革，其理想是恢复井田制度。所以他主张“齐之均之”，认为土地应收回为国家所有，然后再平均分配给农民耕种。他还主张“授田于民，以什一为则。未授之田，以二十一为则。
　　其户口则以为出兵养兵之赋，国用自无不足。”（《田制三》）
　　宗羲“齐之”而“均之”的改革论，是在土地制度上的民主主义。他所憧憬的前途是“富民”的世界。他认为，如果按他的想法去做，这就可以取消封建土地的占有，给农民以土地，使之成为自由人。
　　《明夷待访录》文字的特点是，他对于封建的现状，批判很尖锐，而且是披着夏、商、周三代外衣的理想，托古改制。
　　宗羲以勇敢的“异端”精神，批判旧的，设计将来的新世界，是值得称赞颂扬的。他不愧是中国近代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者、思想家。


黄宗羲的社会政治启蒙思想以及国家的政治原则和具体的设计方案具体方案——

黄宗羲的社会政治启蒙思想主要是他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罪恶予以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黄宗羲认为，封建社会的一切祸患弊害，源于封建君主的专制统治。他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为什么封建君主是“为天下之大害者”？黄宗羲则以君主的**专制和残暴统治加以揭露。他说：

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膏髓，离散天下之子大，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明夷待访录·原君》）

黄宗羲尖锐地指出，封建君主专制政权的获得和巩固，是通过“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敲剥天下之骨髓、崩溃万姓之血肉的疯狂屠杀、野蛮掠夺而攫取的。封建君主为了一人一姓之产业淫乐，屠戮天下之万民，无视万民之忧乐。因此，君主乃为天下之大害，“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故黄宗羲大声疾呼：“岂天地之大，千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明夷待访录·原君》）“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明夷待访录·原臣》）黄宗羲在这里深刻揭露了封建君主屠毒敲剥天下万民的凶残本性，直接否定了封建君主的专制统治。

黄宗羲又进一步指出，君主专制下的封建官吏，都是君主的爪牙和帮凶。他说：

世之为臣者，……以谓臣为君而设也，君分吾以天下而后治之，君授吾以人民而后牧之，天下人民为人君橐中之私物。今以四方之劳扰，民生之憔悴，足以危吾君也，不得不讲治之牧之之术。苟无系于社稷之存亡，则四方之劳扰，民生之憔悴，虽有诚臣，亦以为纤芥之疾也。（《明夷待访录·原臣》）

黄宗羲指出，专制制度下的封建官吏，他们的所思所忧，只是如何压迫剥削天下人民，维护君主的专制统治。由于他们视天下和人民为君主之私物，因此只要君主的统治得以巩固，便无视“四方之劳扰，民生之憔悴”，只求自身能够持禄保宠，而不关心民众疾苦。即使他们讲求治民牧民之术亦只在于免君之危，而不是为了康济时艰。对于这群君专制爪牙帮凶，黄宗羲对他们是极其痛恨而仇视的。

黄宗羲还猛烈抨击了封建专制社会的法律制度。他指出，封建社会的法律，实质上是君主的一家之法，而非天下公法。黄宗羲认为，三代以上之法是“无法之法”，它的起源在于保证“天下之不可无养”、“天下之不可无教”的社会运行，目的在于维护百姓的利益，这种法非常简单，“法愈疏愈不作”。而封建专制的法，其产生则在于君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这种一家之法是维护专制君主的一家一姓利益的法，是“非法之法”，封建君主的法其目的在于为了“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因此“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 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结果，其“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明夷待访录·原法》）。黄宗羲在批判了封建君主的专制法律之后．认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只要有了维护天下人民利益的公法，才能取消君主一家之法的专制弊端。

黄宗羲在批判否定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之后，提出了他的改革社会的理想方案。

首先，黄宗羲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政治原则。他说：

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明夷待访录·原君》）

他认为，国家社会的主体原本是天下百姓，君主的政治活动目的只在于维护天下百姓的利益，而后世的封建专制君主却自立为国家的主宰，因而导致了天下的动乱。基于“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政治原则。黄宗羲认为君主应当“明乎为君之职分”。他指出，君主的权力和义务在于：“知天下之不可无衣也，为之授地以桑麻之；知天下之不可无教也，为之学校以兴之；为之婚姻之礼以防其淫；为之卒乘之赋以防其乱。”（《《明夷待访录·原法》）君主应当“以天下万民为事”，“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已又不享其利”《原君》，这样才能得到民众的爱戴，天下才会得到平治。同时，黄宗羲又指出，君主与臣吏的关系应当是平等的，都应为天下万民的利益而各尽职守。他说：“君与臣，共曳木之人”，“名异而实同”，臣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他强调说：“天下之大，非一人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明夷待访录·原臣》）天下并非君主一人所能治，臣吏应当帮助君主共同治理天下。

其次，由“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政治原则出发，黄宗羲具体提出了救治专制弊端的社会改革方案。为了限制君权，他提出了学校议政的办法，认为治理天下的方法，应当“皆出于学校”（《学校》），这样“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为了解救民因，他提出了计口授田的方法，主张恢复古代的井田制，平均土地，提出了工商皆本的主张，强调要大力发展工商业，改革币制，减轻赋税。为了促进人才发展，他提出了废除科举八股取士，提倡奖励“绝学”，任用有用之才，大力发展天文、水利等自然科学技术。同时，为了加强国防力量，他提出了实行征兵的办法，以巩固边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