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民族主义剖析极端转变——评安纳托尔?列文著《美国的对与错：美国民族主义剖析》

nicholasxw

两个多世纪以来，民族主义，无论以什么面目出现，无论是高尚的英帝国沙文主义还是恶毒的纳粹主义，都是一种常见的、通常是被否定的现象。极端民族主义最初出现在欧洲，它的出现差点毁掉了欧洲，但现在欧洲显然已经学会如何控制民族主义了，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极端民族主义还不时冒出头来。

“民族主义”一词对美国来说永远不太适合，迄今为止，美国广袤的领土和巨大的力量为对帝国的普遍厌恶以及世界领袖之类观念所调和，两位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和弗兰克林?罗斯福都发起组建国际性组织，这些组织的最初目的就是遏制和消解民族主义的扩展力量。

但在二十一世纪的头一年，美国的政策和对外态度由传统突然转向以单边主义和军事民族主义精神占主导，民众对９１１袭击的反应给这一转变增加了动力和变化。安纳托尔?列文《美国的对与错：剖析美国民族主义》一书审视了由来已久的美国民族主义倾向的根源，正是这一倾向公开支持美国政策的这一根本性改变。某些人对这本书的反应可以想象，作为一个外国人，一个英国驻华盛顿记者，一个欧洲知识分子，这是一项有胆量的、甚至鲁莽的举动。但可能只有一位外来观察者才能以坦诚和客观的态度，来探讨这些对美国人来说比较敏感的问题。

列文公正得近乎冷酷，他这本书具有极为突出的思想深度。

一

列文对比了两种美国民族主义：一种是美国公民民族主义的高度理想性，即“美国信条”——自由、立宪、法律、民主、个人主义以及政教分离；一种是现今主宰着美国外交与内政的超级民族主义态度。在他书中，列文写道：

“［我］决不会［把９１１］解读为对理智的美国民族主义的袭击，或者是对由打击基地组织及其联盟的战斗发展来的反恐战争的袭击，我在整本书中要阐明的是，美国的公民民族主义是美国力量的支柱，是美国影响世界的支柱，它对人类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

列文认为，由于在世界绝大部分地方，美国式的自由市场下的****在意识形态上已经能够被接受，相应地，美国的举动应该“像一个保守的霸主，捍卫现存的国际秩序，并以身作则推广其价值观”。

与此相反，布什当局背道而驰，列文写道：“把服务于狭义美国……民族主义的美国力量作为其霸权的基础极不适合，”特别是911后，当存在这样一个机会，“可以把世界上的主要国家，包括穆斯林国家，联合起来协同打击伊斯兰革命恐怖主义，”但布什当局“却选择***西方，进一步疏远穆斯林世界，把美国自身暴露在越来越大危险之中的政策”。


试图详细概括像《美国的对与错》这样一部内容厚实而广泛的书是愚蠢的，但考虑到这一主题与现实密切相关，因此有必要把列文的一些主要观点提纲携领地列出来。列文以他称之为“美国信条”的东西开端，接下去审视了“美国信条”的对立面，“受伤的和复仇的民族主义”的历史根源。对外部世界无端的仇恨甚至恐惧，再加上强迫症式地相信美国“精英”和知识分子背叛祖国，这不但在国内是破坏性的，也贬低了人具有特殊的使命去帮助其他国家这一在历史长河中为很多领导人和思想家以不同的方式加以阐发的理念。例如，列文引用了伍德罗?威尔逊在一战结束时的讲话：“美国拥有实现自己命中注定的使命和拯救世界的至上特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是大自然自己在亚洲海啸灾难中向我们又一次证明，只有美国才有这样的意志和资源，利用载有直升机的舰船和遍布全球的后勤网络，对这样一场巨大的危机做出及时的反应，这一可怕的经历能够唤醒美国人重新担负起在世界上做一个肩负同情使命的人的自豪吗？

列文认为，911后经常被提及的善恶之战进一步歪曲了使命的概念，善就是美国及其追随者。2002年6月，乔治?布什向西点军校毕业士官讲话时说：“无论我们到哪里，飘扬的星条旗不但是我们力量的象征，更是自由的象征。”这一言论不但给自以为是的民族主义极端情绪火上浇油，还模糊了美国需要采取用来战胜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基本策略，其中包括在中东竭力追求和平这一点，更使美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变得极为紧张。列文认为：“如果我们对历史稍有常识就应该明白，我们的制度并不代表‘历史的终结’，并非神授，不能永存。”

在《苦涩的心脏地带》一章中，列文分析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当世界上绝大部分人把美国的现代史看成是“一个接一个的胜利的编年史”（参议员威廉姆?富布赖特语）时，美国国内很大一部分人却对此视而不见，在他们中代代相传的挫折感和羞辱感不仅毒化了美国国内政治空气，还是形成美国极端民族主义的重要因素。列文发现，美国第一批以盎格鲁—萨克森人为核心的正统清教徒居民对政治和文化的控制权，随着更多移民群体，例如“都市精英”的到来逐渐丧失，对此的恐惧是形成美国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根源。

上世纪60年代名目繁多的革命，例如性革命、民权运动、女权主义、行为革命等等，巨大地促成了这一庞大群体心中怨恨的形成，现今的“金里奇革命”叫喊“还我美国”，这是那些老旧战头口号在我们时代的回响，列文把法国极端民族主义者查尔斯?莫拉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说的话作为对这一思想的概括：“今天，为了爱法国，有必要去恨她已经成为的样子。”骄傲、经济上的挫败和怨恨培育出一种极其保守的和宗教性的文化，这种文化具有强烈的国家民族主义倾向。

但列文发现，不像其他地方的极端民族主义，美国的极端民族主义迄今为止没有表现出走向独*的倾向，对传统民主立宪制度和对民主文化强大力量的自豪制约了任何走向独*的倾向。迟早，“美国信条”的力量将一次又一次……战胜美国极端民族主义这一恶魔，……嚣张的民族主义浪潮之后，……更加宽容和多元的均衡已经回归。

列文写道，对世界而言，当美国用怨恨和挫折感来概括现代社会的胜利时，它仍然是“发达国家中保守宗教最强最大的基地”。他引用2000年的一份调查指出，美国人口中福音派清教徒白人占总人口的23.1%，最大的基督教团体天主教徒占27.3%，前者现在肯定增加了。列文认为，正统福音派信仰来源于启蒙运动之前，从本质上看是反启蒙的。在这些团体中，人类话语的两个基础，近代科学和理性，被高度怀疑，而东海岸那些自由主义知识精英、无神论的欧洲人、不信上帝的联合国以及其他接受启蒙的人，都是恶棍。

列文注意到，1925年，在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斯科普斯审判落幕后，正统派基督教受到普遍嘲笑，塞缪尔?爱略特?莫里森把这一审判称为“十九世纪美国最后的抵抗”中的一部分。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正统基督教卷土重来，一洗往日的羞辱，在超过四十个州的学校里，创世说被设为教学内容，由于非正统派基督徒群体投票率过低，反而提高了正统派的政治影响力。布什总统自己就公开对很多领域的科学发现表示怀疑，其中包括全球变暖、干细胞研究。他承诺铲除邪恶的世界，而且，正如他告诉鲍勃?伍德沃德的，他正在“按上帝的总体计划规划的景象塑造着他自己和美国”。极端宗教民族主义被布什当局的策略家巧妙加与利用，已经成为美国政治中的一支强大力量。

二

列文对巴以问题的论述表现出不寻常的直率，因此反对之声汹涌如潮。他认为，正是这个问题把美国和世界绝大部分国家***开来，对以色列状况及其针对巴勒斯坦行为的批评性讨论，往往被说成是以让人憎恨的联合国为象征的恶意反美反犹国际社会成员的攻击，这加强了绝大部分福音派基督徒对以色列的无条件支持，而完全不考虑以色列的政策及其针对被占领土的行动。

这一观点涉及到正统基督教宗教信仰问题。杰里?霍维尔声称“反对以色列就是反对上帝”，由议会多数党领袖汤姆-德雷任华盛顿区领导人的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就是“一伙保守的共和党人，他们对以色列国的强烈支持来自他们对《圣经》的解释”，列文指出，这些信念漠视国际法、普遍公认的法律权利、理性的对话或严肃的谈判，与新保守主义一拍即合。理查德?珀尔尼和道格拉斯?菲斯1996年撰写了论文《一刀两断》，在其中，新保守主义的思想出现了。现在这篇文章赫赫有名，它和其他一些文章一道，主张利库德政府坚持对被占领土的永久控制。这些对平息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中的愤怒不屑一顾，2003年德雷访问以色列，这位德克萨斯议员告诉以色列同行，他“在内心里是一个以色列人”。此后，巴勒斯坦议员和谈判代表萨巴-厄瑞凯特温和地评论道：德雷靠“成为一个比以色列人更象以色列人的人”并无助于和平的目的。

列文发现，对巴以问题的争论在以色列本土比在美国更经常、更无限制，在美国，对利库德政策的批评或者为巴勒斯坦说话都会被解读为“经典的反犹主义”。例如，列文引用以色列议会前发言人亚伯拉罕?伯格激烈反对利库德政策的话：“我们不能把巴勒斯坦的大多数人踩在脚下，同时宣称我们是中东唯一的民主国家。”

在以色列拥有温和的领导人并实施温和政策时，以色列和美国都没有认识到选择一位严肃的巴勒斯坦谈判伙伴重要性，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大悲剧，巴勒斯坦人的惟一合法性代表巴解组织直到1993年才被允许坐到谈判桌上，这时以色列定居运动和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内的恐怖主义活动都木已成舟了。

正如列文指出的，对以色列行为的批评并不意味着为某些巴勒斯坦对手的野蛮和残酷找借口：

“由于其修建定居点政策，以色列已经丧失了改善恶化双方冲突的机会，同样，巴勒斯坦人由于坚持恐怖活动也丧失了这一机会。”

对以色列强大的，有时是无条件的支持以及对阿拉伯石油的依赖，把美国深深地卷入到中东事务中，这对美国的全球领袖地位产生影响，并严重阻碍了“反恐战争”后的乘胜追击。现在看上去好像巴以和平又有了些许改善，但从这个问题的至关重要性和它对其他事情的影响看，人们期待华盛顿采取一种勇敢、客观而积极的政策，这一政策有可能促进巴以问题朝着和平解决的道路发展，而这是巴以可望而不可求的。

《美国的对与错》是一本探讨一个至关重要且在很多方面极端敏感问题的著作，价值不菲，也颇惹非议。历史学家可能对列文对美国历史的解释或者对他对这个或那个因素重要性的估计提出异议，而其他人可能对某些章节不赞同。他被称为反美反犹双料分子
，这一点不出乎意料。在我看来，列文的书更多应该归类到人们有时称为“粗糙的爱”一类，列文不但关注，甚至着魔于伊拉克战争、中东僵局这些现今世界的危机和极端民族主义抬头等倾向，他认为极端民族主义是美国信条与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两者的妥协，他对这些问题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公开争论也表示关注。他可能不够圆滑，但谈不上是反美的。

三

詹姆斯?布坎在他最近一本关于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书中，在谈到十八世纪早期的爱丁堡时，写道：“人们开始怀疑通过怀疑论获得的知识对我们生活的世俗世界可能比《圣经》‘启示’的知识更有用这点。”

我们不无痛苦地想到，二十一世纪的美国可能和启迪了国父们的启蒙运动说再见，在列文书中所阐述的众多思想中，无论对美国还是对世界，这一点都最让人烦恼。自从宗教自由和普选成为美国人最神圣的权利以来，这是一个极为棘手的变化，美国最终可能投票否定启蒙运动？

福音派清教徒是一个巨大而且还在发展的群体，由于其相比其他群体具有更严格的投票纪律，他们的影响得以成倍增强，这不但表现在口头上，还表现在现今政府当局和国会的一些行动中，则在国内许多出版物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把善与恶绝对化、在伊拉克战争之类冒险中借用上帝的意旨、不是朋友即敌人的观念等等这些使得政府在拒绝批评、公开承认或纠正错误政策上态度强硬，这一趋势对如此强大而重要的一个国家而言是极为冒险的。在国内，在美国的领导地位和技术霸主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时，对精英的魔鬼化、反理智主义、对理性对话的仇视以及对科学方法的厌恶，削弱的可能仅仅只是教育系统吧。

基督教福音教派的影响现在已经扩展到了外交政策的许多核心问题上，远远超出了中东问题的范围。教条化、片面限武以及极端民族主义，这些影响无视国际法，对国际组织极为仇视，在他们的一些文献中，联合国秘书长是一个敌基督的角色。在一个美国没法不受外部世界问题影响的时代里，很多关键性问题，比如恐怖主义、能源问题、环境问题、包括艾滋病在内的传染病问题、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等等，只有通过国际集体努力才能有效解决。教条化、宗教式的对生命的否定，对美国的领导阶层，对寻找解决那些可能决定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人类的未来的那些问题的希望来说，可能是致命的灾难。

个人有绝对的权力去选择他们选择的宗教，这不是问题，但当一种特殊的宗教身居殊位，把他们特殊的信仰和禁忌强加于公众利益和关涉世俗事务的公共政策，这就成为一个危险的信号，这也是为什么把教会和国家分开极其重要的原因。   

列文做了一项不寻常的事：力图对美国现状产生重要影响的宗教和民族主义因素进行分析，并对其可能产生的后果做出警告。在回复一位批评家的批评时，他解释说在他看来，忘记美国是如何卷入越南的这一惨痛教训，是和美国无法重新审视某种基本的国家神话密切相关，他的这些话并不是居于一种傲慢无礼的外国人的立场，而是来自美国批评思想这一伟大传统，出于意义深远的理智要求和急迫的爱国要求，这一传统应该得到恢复。

一位外国人对一个敏感的国内问题进行批评，而且读者强烈感觉到批评中有些东西说到点子上了，这极可能激起某些人的愤怒，人们通常对由一位外国人提醒他们正走向危险感觉不舒服，列文在他充满强烈情感的行文中，有时转向一种劝诫的口吻，则可能让某些读者觉得有施恩的味道，但他的结论远非反美的，而是提出了一个美国应该严肃对待的值得警惕的预言：

最重要的是，美国精英应该对自己祖国给世界树立的榜样更有信心，也更关注，这一榜样是通过其公共机构、其价值观和日常美国人的幸福生活展现的，……，这些公共机构和价值观构成了美国这一文明化的帝国，这一罗马的后裔。这些价值观与罗马价值观相似，在美帝国、甚至美利坚合众国消失之后很久，世界还得忍受它们。美国以经济发达的多元民族国家这一形象展现在所有种族面前，在过去的岁月里，这一形象由于其根本性的和平、非扩张特征和很大程度上的真实性变得如此强大，美国人有必要继续确保这一形象的真实性。

注：

[1] １９３７年，卡内基公司在招聘一位对美国黑人进行全面研究的主管时，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的社会学家将会发现他们很难冷静和客观地从事这一敏感的计划，因此公司邀请瑞士社会经济学家贡纳?麦尔达尔领导研究，成果即权威的《美国的困境》（哈柏出版，１９４４年）。和麦尔达尔一样，列文选择比较美国理想和有时显得对立的美国政治与社会为基本主题。
  [2] “巴勒斯坦必须承担和平的重任，德雷告诉以色列人”，《纽约时报》，2003年7月30日
  [3] 《纽约时报》2003年7月30日
  [4] 例如《纽约时报?书评》，乔纳森?泰普曼
  [5] 詹姆斯?布坎：《天才云集：苏格兰启蒙运动，爱丁堡的思想天才》，哈伯科林斯出版，2003年，第57页；参见约翰?布鲁尔的书评《与历史一刀两断》，《纽约书评》，2004年3月25日。
  [6] 《民族》，交流卷，2004年11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