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国有银行改革下篇：改革践行 争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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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一次重大改革，都意味着一次突破。这种突破能够取得多大的支持，关乎改革的成败。
　　《财经》记者 乔晓会 苏琦 张燕冬
　　“5·19汇报”前后，也即改革方案的酝酿、协商阶段，部委之间的沟通协调成为重要环节。
　　本次国有商业银行重组，关系最密切的莫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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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中国建筑光大银行交通银行于财政部。国有商业银行原属于财政部出资，1998年财政部又向四大银行发行了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在不良贷款率居高不下之时，必将冲蚀财政部的出资。财政部的态度至关重要，是否会有人批评此举有带来国有资产流失的嫌疑？
　　2003年初，周小川和时任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及常务副部长楼继伟保持密切沟通。
　　央行方面提出，在这次改革重组中，不用财政部出钱，但希望财政部能够支持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方案。而财政部方面也了解国有银行的积弊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当即也表示支持。
　　有了这些沟通，财政部将继续向商业银行支付发行2700亿元国债的利息，并继续担保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向四大行发行的8200亿元债券。
　　改革方案对上述需要财政的配套政策安排，均有提及。一位金融业人士表示，可见改革设计中的一些规划，已经在之前寻找到了解决路径。
　　除了寻找改革的资源、相关机构支持，动用外储，还需要考量法律程序问题。一位金融领域的高官对《财经》记者表示，任何决策，都需要法律程序正当性的支持，这在中外都是一致的，只不过中国的表现形式可能不同。
　　为此，在当年8月中旬，国务院领导布置，将这一改革的设计由央行进行法律沟通，央行特地征询了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积斌、周正庆及人大预算工委副主任苏宁等人，采用外汇储备重组大型国有商业银行是否需要通过全国人大审议。
　　同时，国务院法制办亦对注资问题进行了法律研究，并得出结论：设计方案不存在法律障碍。
　　日后，尽管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在注资方案公布之前，已经精细安排了应对各种可能的声音，并约请部分经济学家座谈，但还是有部分学者对动用外储提出了异议。
　　在没有法律障碍之后，这一改革动议也就顺利向前推进。
　　2003年9月1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原则同意了加快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的汇报，同时决定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黄菊牵头成立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革领导小组并任组长，时任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任副组长，周小川任办公室主任。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央行，主要承担这次银行改革的执行任务。
　　第二天上午，这一改革方案也获得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批准，改革方案被正式确定执行。另外，这一注资方案的酝酿始终被置于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和讨论修改之中，当年正式通过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文件也明确地简述了这一改革的决定。
　　2003年10月19日，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股份制改革实施方案》，其中建议设立投资公司方式完成注资：即由外管局设立投资公司，由国务院授权进行资本运作。
　　2003年11月22日，经温Jiabao、黄菊、吴仪等国务院领导分别圈阅同意，汇金公司成立。
　　据一位执行银行业重组改革的人士回忆，黄菊在推动整个事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国际上，央行官员在2004年1月参加国际清算银行的会议时，还就改革的部署，向时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及巴塞尔委员会主席等人进行了说明，以期得到国际金融界的理解。
　　在当时，美国和欧洲都认为中国自己搞不好银行体系，劝说中国应引入外资银行，并聘用国际性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和评估机构，最后依靠国际资本市场的规则和力量达到规范运营。
　　除了基本采用后面两条建议，这次改革摒弃了依靠外资机构来重组国有商业银行的方式。
　　汇金设立
　　汇金公司随着银行业改革的推进，逐渐由虚做实。在强化银行财务约束和治理结构方面，汇金公司在随后都以股东身份发挥了作用
　　2003年12月16日，国务院批准设立汇金公司，外汇储备注资的载体正式搭建。
　　时任外管局局长的郭树清任董事长，时任外管局副局长的马德伦任副董事长，时任外管局副局长的胡晓炼出任汇金公司总经理。
　　按照改革方案的设计，“外管局安排一个可投资的主体，并阶段性参与公司治理结构。”事后看来，汇金公司在扮演出资人角色、完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执行层面看，汇金公司随着银行业改革的推进，逐渐由虚做实。在强化银行财务约束和治理结构方面，汇金公司在随后都以股东身份发挥了作用，向被注资的国有银行均派出了股权董事，行使大股东权利。
　　被注资的商业银行高管们日后发现，这个大股东有些时候异常“强硬”，在一些董事会表决中，偶尔会否决他们提出的议案。这让这些身为官员、以往在银行中说了算的高管们还不适应。
　　汇金公司当时提出了要向重组银行至少派驻六名董事。根据中国《公司法》的规定，一个董事会最多只能有17人，而六人正好大于三分之一，也使汇金这个大股东“完全有能力否决重大议案”。
　　这种制度安排，也使日后扩大董事会稀释大股东的否决权成为了不可能。汇金的股东权限体现能力得到了保障。当然，日后也存在争议。
　　在央行方面当时看来，汇金公司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要完善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
　　时任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吴晓灵说，汇金最重要的作用不是注资，而是以这个平台完善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
　　建行在四大商业银行中资产质量相对最好，也最早自行启动了股改准备工作。2004年6月，也就是汇金成立半年后，建行公布了股份制改革方案：将分别设立中国建设银行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是国有控股的商业银行，建行集团是建行股份的股东之一。
　　90天后，建行集团更改为建银投资。
　　据《财经》记者了解，此一变化的背后，正是汇金公司希望真正体现股东作用的努力下实现的。按照建行的设想，当时汇金公司可以将外汇储备注入建行集团，再由建行集团注入建行股份。
　　倘若有此安排，汇金公司将不能直接在真正的商业银行主体体现股东价值，对股份公司的约束力就将减弱，这在以往国有企业公司改制中出现过类似情形。汇金公司对此予以了坚决否定。
　　日后重组光大银行时，汇金公司也有意回避了通过光大集团注资的方式，而选择直接持有光大银行股权。
　　汇金公司设立的重要意义还在于，汇金公司不是国资委，不是行政主管部门，而是控股公司，是代表国家行使出资人职能的股东。
　　曾担任过汇金公司副董事长的汪建熙表示，汇金公司吸收了国企重组改革的教训，因为汇金是非政府机构，没有任何行政职能，出资人职能可以落实到每个派出董事身上，此外政府部门可以给汇金公司“打板子”。但作为国企最终持股人的国资委，本身就是政府部门。
　　在发现汇金公司的作用后，除了最早重组的建行、中行，交行、工行、农行、光大、国开行等均通过汇金注资重组，而在全国整顿治理证券公司的时候，也是由汇金及其附属机构作为平台，对九家券商进行了注资重组。
　　以央行的一个投资平台为载体，对金融机构进行重组，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也被美国等国家央行采用。实际上这些行为，都打破了传统央行只管理货币政策的职能范围，凸显央行在金融稳定、防范系统性风险方面也能起到重要作用。显然，中国央行走得更早。
　　注资、剥离
　　两家银行的财务状况明显好转，但是否有持续创造利润的能力？会否重蹈以前的覆辙？在当时，即便是参与改革的人也并没有十足的把握
　　2004年1月6日，新华社发布新闻稿宣布，国务院决定选择中行和建行进行股份制改造试点，并动用450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等为其补充资本金。
　　两家银行同时进行，主要是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当时考虑，选择两家能够起到竞争作用，加快两家银行的内部重组步伐，还可提供万一一家做不成的“备用”。
　　就在新华社发文宣布注资当天，中行与建行分别宣布收到了来自汇金公司的各225亿美元的注资。实际上，在2003年12月30日，温Jiabao主持会议，拍板决定两笔资金注入中行、建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随后对此评论认为，中国政府宣布向两家国有银行注资450亿美元的行动具有重要意义，标志着中国政府在推进银行商业化取向、改善银行内部监管方面迈出了非常重要的第一步。
　　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设计中的重组四部曲中的核销、剥离和注资几乎同时进行。
　　财政部在中行、建行两家的资本金，转化为不良贷款专项拨备，以核销两家历史形成的不良贷款损失。正是因为有了当初与央行的充分沟通，在重组执行过程中，财政部并未提出反对。
　　而央行也动用资源，按粗略估值中的半价接收建行1289亿元可疑类不良贷款，如有缺口日后逐渐消化。此外央行还发行了210亿元面值的票据，偿还建行之前受托清理信托公司的代垫款项。
　　财政部则同时保证支付两家银行对应持有的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债券的利息，承诺对债券本金的支付予以支持。
　　通过上述一系列财务安排，到2004年底，建设银行的不良贷款率降到3.92%，资本充足率为11.29%，核心资本充足率也达到8.57%。
　　而中行也核销了1063亿元的损失类贷款，并由人民银行协调，以账面价值的50%向信达转售了1498亿元的可疑类贷款。
　　到2004年底，中国银行的不良贷款率降至5.12%，资本充足率为10.04%，核心资本充足率也达到了8.48%。
　　如果加上上市融资所补充的资本金，两家银行完全达到以巴塞尔协议为主的国际银行业监管标准。
　　但是，两家银行以及股改领导小组、股东汇金公司都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如何能让国际投资者接受两家银行，也就是如何向市场推销两家公司的股权？
　　尽管经过核销、剥离、注资等一系列财务安排，两家银行的财务状况明显好转，但这两家银行是否能够有持续创造利润的能力？会否重蹈以前的覆辙？在当时，不仅国际投资者有疑问，即便是参与改革的人也并没有十足的把握。
　　因此，改革领导小组始终认为必须要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这会带来几个好处，引入外资股东，就必须实行高标准、高透明度，进一步强化公司上市后的规范运作；股东结构分散、多元化，有利于完善公司治理；可以利用外资股东的行业优势，为两家银行提供技术、管理上的帮助；最重要的是，引入海外大型金融机构作为战略投资者，可以增强资本市场对两家银行的信心，提高市场对两家银行股份的接受度。
　　谢平表示，引进战投的最大作用，就在于为日后上市提供发行溢价。
　　引进战投
　　在几大银行上市，并实现股权价值大幅增长后，关于国有银行贱卖论亦不绝于耳。直至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凸显出当时改革的重要作用时，这一论调才逐渐平息
　　海外机构投资者具有丰富的专业投资经验，对入股两家银行更是异常谨慎。
　　这些机构投资者主要担心，两家银行内控机制仍很薄弱；对两家银行资产质量无法清晰掌握，尽职调查难度很大；对未来流动性和退出机制没有信心。引资工作进行得异常艰难。
　　当建行和中行向全球20余家金融机构发出参股邀请时，应者寥寥，最后仅有四家进行了深度接触，分别是花旗集团、美国银行、摩根大通和苏格兰皇家银行(RBS)。
　　2004年9月的一个夜晚，周小川刚下飞机就前往中国大饭店，与接替胡晓炼任汇金公司总经理的谢平一起等候一位神秘客人。直到深夜，时任美国花旗银行主席兼CEO的威廉姆·罗德斯(William R.Rhodes)才搭乘私人飞机赶到北京，双方一直在中国大饭店谈到凌晨，但仍无结果。
　　一国央行行长为了给商业银行引入战投，在深夜等待接见一家外资金融机构的区域负责人，足见当时引资之难。
　　谢平表示，周小川是代表央行，他本人则代表两家银行的大股东出面，这样会给投资者一个信心，就是政府在下决心进行改革，也可以给投资者信号，基于利差扩大等条件，几家银行未来是可以产生利润的。
　　据《财经》记者了解，当时花旗集团坚持以每股1元入股，但中国方面坚持应该有一些溢价。随着引资谈判的深入，海外投资者越来越意识到中国银行业将来升值的可能性，而中国方面坚持溢价的幅度也开始提高，主动权慢慢掌握在中国一方。
　　即便如此，海外投资者仍对入股中国银行业持怀疑态度。2005年3月，当RBS宣布与中行签署战略入股备忘录时，当天该公司市值就缩水17亿美元。
　　此后花旗集团和摩根大通因为对入股中国银行业缺乏信心等多种原因，最终退出了入股建行和中行的谈判。
　　不仅如此，中国大型国有企业作为机构投资者在入股两家银行时，也积极性不高，甚至锱铢必较。中海油就召开董事会并通过决议，明确表示不参股建行。中国人寿因每股1分钱之争，错过了成为建行的发起股东，最终宝钢集团、国家电网、长江电力三家国企与汇金和建银投资一起，成为了建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设立股东。
　　据汪建熙回忆，由于监管审批程序，中国人寿入股比上述三家公司都晚，汇金方面坚持要每股增加一分钱的时间成本溢价，因为毕竟时间不同，价格也不能完全相同。“在某种程度上，更是想体现入股的市场化原则。”
　　在建行引资过程中，2005年3月，董事长张恩照因涉嫌经济问题而被“双规”，这无疑给建行引资、上市带来了重大打击。在这关键时刻，公司董事长却出现经济犯罪问题，无疑让投资者进一步丧失了投资建行的信心。
　　一家大型国际银行集团当时正在犹豫是否要入股建行，张恩照事件出现后，他们的亚洲区主席一大早就跑到汪建熙的办公室，大声说：“建行出这么大的事，我们要再等等，看建行的声誉受损到底有多大！”
　　此后，央行副行长、汇金公司董事长郭树清临危受命，接任建行董事长，继续艰难推进引资上市。在引资的最后阶段，美国银行董事长兼CEO刘易斯连续坐镇北京七天，最终完成了入股谈判。在2005年6月，美国银行以建行每股净资产1.15倍的价格购买建行9%的股份，承诺IPO时再认购5亿美元，并在未来数年不排除最高增持至建行总股份19.9%。之后，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淡马锡也入股建行5.1%。
　　2005年2月，周小川受邀到伦敦参加G7的一场会议，中行财务顾问瑞银集团投资银行部副主席何迪特意引荐RBS首席CEO弗雷德·顾德温(Fred Goodwin)与周小川见面。彼时RBS仍怀疑中国银行业的未来盈利能力。
　　据何迪回忆，此次见面，最大的意义在于，周小川向RBS分析了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以及在现行利差制度条件下的银行盈利前景。“这就打消了外资方的疑虑。”
　　RBS原计划要购买中行15%的股份，但由于自身资本金不足及董事会分歧，最后不得不只购买5%，其余股份则引入李嘉诚的私人基金和美林国际一起承购，这一模式直到即将签约前一周才告知中行。
　　随后，淡马锡通过全资子公司亚洲金融购买中行5%的股份。2005年9月，瑞银集团也出资5亿美元，持有中行约1.6%的股份。不久，亚洲开发银行也购买了中行0.24%的股份。
　　至此，率先进行重组、引资的两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全部完成了引入海外战略投资者的工作。
　　在几大银行上市，并实现股权价值大幅增长后，关于国有银行贱卖论亦不绝于耳。直至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凸显出当时改革的重要作用时，这一论调才逐渐平息。
　　一位参与过引资过程的人士回忆指出，这种非议，完全不顾当时引资的艰难和国内潜在投资者的质疑程度，也没有考虑战投对几家银行上市的定价溢价效应。
　　到农业银行上市，已经不见海外战投的身影。据谢平回忆，汇金公司就力主改引
　　入战略投资者为基石投资者，因为几家大型银行已经上市，且价值被市场认可并确立，农行上市有很好的可比公司，发行定价已不成为问题。
　　改革红利
　　正是这次改革，彻底改变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财务状况，改变了国有股单一的股权结构，建立了现代公司治理架构，并用国际资本市场规则持续地规范银行的运作，持续创造盈利能力
　　2005年10月27日，建行率先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当天以每股2.35港元开盘，收盘价与开盘价持平。
　　此后虽然一度跌破发行价，但短短三个月后，建行股价就冲到了每股3港元左右，上涨超过25%。
　　其实在建行挂牌之前，交行上市就已显现出国内银行股在海外投资者心中的投资价值。
　　交行(601328.SH，03328.HK)先到香港试水，当年6月在香港联交所挂牌，发行前公开发售部分超额认购204倍，挂牌后股价也一路上涨。到建行上市时，市净率达到了2.2倍。甚至超过了其股东汇丰银行2倍左右的市净率。
　　到建行上市，已广受投资者追捧，两度提高发行区间的最低价和最高价，并行使了超额配售权，额外配售39亿股。
　　有了交行、建行上市的出色表现，一度无人问津的工行(601398.SH，01398.HK)引资也进入实质阶段，高盛联手德盛安联协议入股工行。
　　由于在交行、建行上市之后，其引入的战略投资者入股价较二级市场市价低很多，以当时账目价值计算，海外投资者获利数十亿美元，这引起了国内“国有银行贱卖论”的论调。
　　好在中央高层顶住了压力，仍支持改革领导小组向前推进工行的引资和中行上市工作。但高盛和安联的最终入股价也较原来的协议价格提高了5%，较工行每股净资产溢价了22%。
　　中国银行业的价值得到投资者认可之后，几大银行的上市也就变得顺利。2006年6月1日，中行在香港挂牌上市，当年10月27日，工行则以A股和H股同步上市的方式，在上海和香港同时挂牌上市。
　　四年之后，农业银行在2010年7月先后在A股和H股上市，此时，农行已不需要引入海外战略投资者促进销售，但仍创造了全球最大融资规模IPO的纪录。至此，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重组也基本成功。
　　据测算，历年国家财政(包括外汇注资)和国有资金为四大行转成股份制并上市，以剥离坏账和增资扩股等多种方式投入了约4.03万亿元资金。
　　作为回报，至2010年7月农行上市后，各类国家股东(含社保基金)并持有四大银行股票的市值为3.77万亿元，而中行、建行、工行上市后对国家股东分红3848亿元，十几年改制过程中，国家股东所得回报约为4.16万亿元。以投入产出比计算，总投资回报率为3.2%。换言之，国有银行的改制在经济方面投入产出已超出基本持平，今后的收益在总体上将是净收益。
　　以今日看，虽然经历了自大萧条以来最强烈的金融危机，但中国金融体系几未受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有商业银行的这次重组改革。
　　正是这次改革，彻底改变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财务状况，改变了国有股单一的股权结构，初步建立了现代公司治理架构，并用国际资本市场规则持续地规范银行的运作，令其拥有持续创造盈利的能力。这也奠定它们能持续为实体经济提供融资服务的能力和基础。
　　股改领导小组办公室深知，其任务不只是工农中建四家银行的改革，后来加进了交行、广发行和光大银行等，更重要的是闯出一种重组的模式。
　　更为直接的作用是，这次改革为中国整个银行体系带来了相当大的改革红利，激活了银行业价值。至2007年，中信银行、北京银行、南京银行等陆续上市，均受到了投资者热烈追捧。粗略估算，这次改革为中国银行业增值约2万亿元。
　　此次改革重组，还开创了一个新的维护金融稳定的路径，即央行动用资源重组问题金融机构。这一实践在本次金融危机中被各国广泛采用，央行维护金融稳定的作用凸显。
　　一位参与此次银行重组改革的人士剖析本次金融危机，以及当年银行业改革的经验时颇为感慨，认为改革应该立足于本国，而且必须早改，改革的路径亦要与国际接轨。
　　未竟之局
　　国有商业银行走向“真正银行”之路依然漫长，其间既蕴含着老问题，也警示着新问题，这些构成了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形似神不似”的复杂内涵
　　从当初的“隐患重重，技术已经破产”，到今天市值跻身于国际前列，踏上改革“不归之路”的金融家们在欣慰之余，亦深感责任与压力的重大。
　　周小川认为，下一步金融体制改革还有许多大关要过；郭树清亦有同感，他将改制上市视为“现代银行制度在中国的初步建立”。多位银行业权威人士强调，此次改革起始于精心设计的制度框架，而更为深层的银行及金融改革既涉及制度设计，也涉及治理结构的深化和完善。
　　其核心仍然是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问题，即如何“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这一艰难探索过程，在姜建清眼中，犹如一场没有终结的战争和马拉松。刘明康则一语道破：“剩下的问题很难，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如今中国几大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雄厚、账面干净，但走向“真正银行”之路依然漫长，其间既蕴含着老问题，也警示着新问题，构成了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形似神不似”的复杂内涵。
　　吴晓灵多年后谈及银行业改革设计和推行之艰辛，仍颇为感慨。她认为，政府和市场的界限不加以厘清，股改和上市就只是技术性进步，而非实质性进步。
　　眼下政府既是国有银行主要出资人，同时也承担市场监管职责。而难题在于，监管在中国一直被视为一种行政权力而非维护市场秩序或协调的手段，这种管制特征易造成市场压抑。国有银行要进一步发展，则必须突破，不断扩大金融市场广度、深度，倒逼银行业和金融监管体系进行突破性变革。
　　央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认为，随着金融机制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产权改革的深入，市场力量会反过来促进政府加快职能转变。对此，郭树清颇有同感，他提出市场化的力量和股东内部的硬约束将成为银行业改革的动力。
　　刘明康坦言，商业银行的风险控制和稳健能力尚待进一步加强。一些并非完全由市场推动的超常业绩增长，比如2008年政府实施的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不少人对其中隐含的信贷风险表示担忧。
　　而在中国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看来，商业银行过度依赖于存贷利差的盈利模式显然不可持续。截至今年9月末，中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只占全部收入的13.3%，与国际化大银行中间业务收入能占到40%、50%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市场化任重道远。
　　多位参与改革决策的权威人士还提出，要把银行变成有竞争能力的市场主体，下一步必须打破“官本位和准官僚体制”，通过符合商业银行要求的绩效激励机制以及有效的风险控制和资本约束，推动其在市场竞争中变成真正主体。
　　与此相连的另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中国银行业能否真正建立起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美国兰德公司发表日本银行冈崎久实子的报告认为，加强公司治理，要求国有出资人在角色定位上做出重要改变。海外战略投资者的引进有助于改变这一点，但如果政府官员不能明白公司治理的重要性，商业银行不会发生根本改变。
　　国有商业银行是否必须由国有股东绝对控股，在学者们看来并非不可讨论。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认为，国有商业银行股权多元化、吸纳更多社会公众股东不是坏事，逐步实现国有相对控股更有利于化解银行发展的制度性约束。
　　一位全程参与银行业改革的人士表示，尽管国有商业银行已建立“三会一层”组织架构，但实际运行过程中，各治理主体的职责边界时有不清，董事会建设以及董事履职的专业性、独立性有待提高。
　　要将公司治理落到实处，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国有银行的高管们认为，应彻底纠正承继多年的“惯性”，即代表政府的国家股东要尊重、相信市场的规则与公司章程，严格按照股东大会行使权利，确保董事会正常履行职能；党委和董事会的“两张面孔”应尽早结束，让商业法则主导银行的发展。
　　尤其是在金融危机之后，国有商业银行的董事会面临更大挑战，如何保证股东利益，同时在市场和股东短期利益诉求压力下坚持长期发展战略，颇为不易。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中国还面临进一步的金融开放问题。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曾建议，中国应该更加开放，让更多外资银行参与国内竞争，以此加快中国金融市场化进程。而至于当前和今后人民币国际化背景之下，许多银行改革深化亦与整个金融体制进一步改革紧密相关。
　　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多位权威人士认为，中国金融体系重构的重点是资本市场，其市场规模需要扩大，融资功能需要强化。最近20年来，虽然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有了突破性发展，但每年数千亿元、熊市时不足千亿元的融资额，仍然难与每年数万亿元的新增信贷规模相比。
　　据统计，中国资本市场通过股票和债券融资，占全年所需资金仍然不足三成。而在较为成熟的市场经济体，银行信贷融资通常不超过资金总需求的五成。为此金融界人士强调，需要改变银行信贷融资独大局面，拓宽股票、债券融资渠道，扭转因货币资源向银行“超配”而导致的“超贷”现象。
　　完成银行改革的未竟之局，既在银行之内，更在银行之外。中国商业银行深层次改革能否成功，有赖于中国金融体系更深层次的变革，更取决于改革者的政治智慧与改革力量的互动。
　　本刊记者明了、曲艳丽对此文亦有贡献
　　
(责任编辑：刘玉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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