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欧洲和平崛起的思想基础的比较与启迪

阿让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中国的发展正面临非常难得的战略机遇期。能否抓住这一机遇期和争取稳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关系到新时期我国的战略目标能否顺利实现的大局。2003年开始,在中国的学界和政府高层领导提出了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目标,这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争议。按照西方的传统理论：任何大国的崛起都是以武力的方式进行并对当前的霸权国家形成挑战。从历史来看，无论是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还是德国的崛起都毫无例外的采取了发动战争的方式。但是翻开战后国际关系史，我们来看看欧洲联合的进程。欧洲自战后初期开始致力于联合的道路，今天的欧洲无论是从经济还是在政治、安全等领域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可以肯定的说欧洲实现了崛起，很显然欧洲的崛起不是采取武力征服的方式，可以说欧洲是“和平崛起”了，当然这一进程仍在继续。欧洲崛起的历史经验（本文只涉及思想层面）对于今天中国的崛起其借鉴意义何在？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样的启迪呢？为使后面的行文不至于突然，我认为首先有必要对本文所涉及的几个主要概念作一简要的阐释。
                        一  概念界定
1． 什么是崛起？
国际政治学界对于“崛起”（rise/rising）的论述颇多，但仍没有统一的表述。通过研读国际关系史，明显的可以觉察到：大国兴衰的历史演进实际上是新兴崛起的强国挑战传统霸权国，从而实现“霸权转移”的过程。“在西方语境下描绘的‘崛起’常有‘霸权交替’‘权力转移’的潜在逻辑，因而新兴大国的崛起往往会引起传统霸权国的不安”。[1]在中国学术界最先提出“崛起”概念的应该是阎学通博士。他认为“崛起是指新兴大国实力与其他强国的差距迅速缩小，或超过其他强国”。[2]任东来先生认为这一定义和“赶超”差不多，他指出“如果我们去除‘赶超’概念中不切实际的目标和政治化的意义，不论是崛起还是赶超，显然都是要一定的‘加速度’，缩小与一些强国在某些方面的差距，超过与自己处于同一或相近发展水平的国家”。[3]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崛起与强国及大国的联系。西方学者通常用“rising power”来标示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power”一词在英文中理解为“力量，权力”。一种看法认为“power”即为让他人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的‘能力’……这样的定义其实同样偏离了结构现实主义的定义:结构现实主义的能力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并不是让他人做自己不愿做的事情的能力”。[4]也就是说“power”在政治学术语中可以理解为国家的综合国力.那么在“rising power”中“power”应为“强国”之意。但一个问题是：“强国”与“大国”是不是一回事？我的理解是，大国的指标是其人口，领土面积，资源拥有量等物质构成，而强国的指标则是综合国力（包括软实力和硬实力）。那么中国是强国还是大国呢？任东来先生绘制了一张明晰的图表如下：
人口版图      政治力经济力军事力国家强大指数
中国多大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中弱* * *
美国多大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强）强强* * * * *
俄国多大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弱强* * * *
英国少小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强）中强 * * *
法国少中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中中* *
德国中中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中）强弱* * *
日本多小（弱）强中* * *
印度多大（弱）弱弱*
加拿大中大（弱）中弱* *

注：上表源自任东来《大国崛起的制度框架和思想传统——以美国为例》载《大国》第1期第77页
从表中可以看出，中国显然是一个大国，但就实力而言中国的经济力、政治力处于中等，而军事力还很弱，因此就中国而言“power”为中等偏下。那么中国还不是个强国，但接近地区性强国，于是中国崛起的目标就是成为“地区性强国”，在较长时间里崛起为“世界性强国”。这样就界定了中国崛起的空间。
2．何谓“和平崛起”？
和平崛起重在“和平”，但有双重目标即“和平”和“崛起”。我认为在当今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主题的时代背景下考察一个国家的崛起，过程比结果更重要。为什么要这么说呢？研究一下世界历史就很容易发现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过程都伴随着战争至少是局部战争。正如约翰-米尔斯海默所指出的“国际体系中没有维持现状的国家，除了那种想对潜在的对手保持支配地位的一时霸主，大国很少对眼前的权力感到心满意足，相反，他们时刻怀着以自己利益为中心的求变动机……这种对权力无情追逐意味着大国可能伺机改变权力的分配，一旦具备必要的实力，他们就会抓住这些机会。简言之，大国存在进犯的预谋。”[5] 于是误解就会产生，对于中国的崛起“有人认为中国的崛起是要恢复过去的“华夷秩序”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地缘政治格局，也有舆论认为伟大现在正降临到中国头上，认为中国的崛起可以与美国当初登上世界舞台时相媲美……在诸多的西方式的语境下，中国的崛起只能被解读为新一轮的霸权争夺的开始。”[6]
那么如何诠释“中国和平崛起”？我认为应看到以下几点。首先大时代不同了，当今时代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主题，世界各国政府及人民都希望有一个良好的安全的国际环境，包括中国。其次，当前的国际机制和国际法较为成熟和完善。中国的崛起过程必将会受到这些机制的约束和规范。再次，尽管历史证明，一个大国的崛起往往是依靠武力实行对外扩张，打破原有的国际体系。但是，必须明确的是，中国的崛起不是要挑战传统霸权国家，而是要争取应有的和自身实力相称的大国地位，并以自己的发展来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总之，“和平崛起”是要和平的手段达到崛起的目的，崛起后的中国仍然是国际体系的维护者和建设者。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主题的时代环境下中国只能是国际社会的积极因素。
3．“欧洲崛起”的时空界定。
对于“欧洲崛起”概念的界定有一定的难度，原因在于学术界对这一概念少有论及。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火正德先生提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与欧盟和平崛起有相似之处，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欧盟一体化在长远目标上同多极化趋势相吻合”。[7]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宋新宁教授也认为：“欧洲联盟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可以说是实现了和平崛起，既没有威胁到美国的霸权地位也没有导致国际体制的剧变”。[8]两位学者都把欧洲的崛起看作是“和平崛起”。很显然这里的欧洲崛起是指欧洲联盟的一体化过程。随着欧盟的东扩，其空间也不只是局限于西欧，而是扩大到中东欧。既然是欧洲一体化，那么时间上显然是在二战以后。但有一点必须要澄清的是，欧洲一体化是在二战后开始起步的，即是实践的层面，而任何的实践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是有着在长期历史的深厚土壤中积淀的思想基础，因此在分析思想层面时，我们应当把分析的起点放在早期的欧洲。
之所以要对“欧洲崛起”的这一概念进行时空的界定，是因为下文要对“欧洲崛起”与“中国和平崛起”进行比较性的分析，以求得到有价值的结论。众所周知，欧盟作为一个国际政治的实体，“不是一个国家，也不是一个国际组织，欧盟既不同时具有一个国家所应有的三个基本要素——领土、人口和主权，也不具有一个国际组织所应有的法人资格。但欧盟又混合了一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特性。她可以在成员国主权让渡的区域里颁布具有法律效力的政策和法规，也就是说欧盟是具有国家特性的政治实体。”[9]而中国显然是一个主权国家。那么如何比较呢？我们可以想到中国不仅是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国际行为主体，同时应注意到中国也是东亚乃至整个亚洲的重要角色，当然这里我们的视角主要放在作为主权国家的中国和作为东亚（东北亚和东南亚）一员的中国，以便进行比较。
                二  中、欧和平崛起的思想基础比较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崛起已经超出中国本身的意义，一个具有13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的大国的崛起，对于整个世界是会具有震动性的。其表现是国外政界、学界对于中国崛起的种种评论，他们对于中国崛起的各个方面进行研究以求证实中国崛起是和平性的还是威胁性的。如美国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就认为中国的崛起必然是具有威胁性的，并且他指出这种威胁性不是因为中国的政治制度、文化或领导人的决策，而是因为在国际体系中没有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除了传统霸权国家会维系现存的国际体制之外，任何新兴强国随着实力的增强都有挑战性或威胁性，在他眼里这是一个通则。当然我们肯定中国的崛起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实力上升的表现和结果。但是这种观点恰恰是“遮蔽了一个更为重要的观察角度，那就是保持持续上升势头的国家，总是那些正确地解决了世界以及自身面临问题的国家。国家间的竞争，从外观上看，虽然表现为实力的竞争，而其背后，实际上是制度、文明以及战略的竞争，是软实力的竞争”[10]因此我认为在中国崛起的“和平性”与“威胁性”成为国际性话题的背景下，研究软实力似乎比研究硬实力更显得重要。
翻开国际关系史，可以看到欧洲一体化的进程虽屡遭挫折却不曾中断，并始终朝着统一的方向迈进，而这一体化的进程也正是其逐渐壮大崛起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欧洲文明的同一性”“普世主义”的传统和“和平主义”的思潮一直在支撑着欧洲人“大欧洲”的梦想。对于中国人而言,今天的“和平崛起”不是单纯的口号，“和平”是中国人“大同社会”的理想诉求与“和而不同”的文化理想的凝结，“华夏中心论”的思想观念使中国人的“天朝”在近代一下子跌入了深渊，崛起是对历史的反省。因此，我认为对中国与欧洲崛起的思想基础进行比较很有必要。
1 “欧洲文明的同一性”与“和而不同”的比较。
欧洲一体化最深刻的根源在于欧洲文明的同一性。欧洲文明源于古希腊文明。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和罗马帝国早期，古希腊文明与古罗马文明相互交融，造就了欧洲文明。罗马文化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集大成者，他广泛的吸收古希腊文明的精华，把古代地中海文明推进到了一个顶峰，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意义不仅仅在于继承和发扬了希腊文明，更重要的是，随着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的向外扩张，它把同一种文明推广到整个西欧大陆。[13]在这一推广过程中，无疑罗马帝国君主及其将领们功不可没。他们“通过罗马军团的赫赫武力把同样的法律、宗教和行政管理加诸所有被称为‘蛮族’的欧洲各原始民族。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除希腊和边远的斯拉夫诸民族以外，欧洲各国的成文历史都是以罗马军团的来临和罗马法律的实施为开端的。”[14]
如果说罗马帝国通过武力征讨传播了希腊文明，从而凝成了欧洲文明，那么基督教则是更为有效的取代了罗马帝国的暴力，也更加维持了欧洲的同一性。我们知道，公元4世纪时，罗马帝国***为东、西罗马帝国，而随着西罗马帝国被日耳曼人覆灭以后，基督教信仰极大地维系了欧洲的东西之间的精神联系。“基督教在成为统治性宗教的同时，不断追求内部的统一，在此过程中，罗马主教得以脱颖而出，这主要归因于罗马城本身的地位……他们声称罗马教会‘是领导的教会，全体教士团结一致即来源于此’；‘世上只有一个上帝、一个基督、一个教会、一个按照主的话而建立在彼得身上的教会’；‘教会的完满的团结不但由彼得的继承者来象征，而且也有他来体现。罗马主教的宝座是彼得的宝座’。”[15]由此可以看出，在罗马帝国***以后世俗社会的所谓“大欧洲”已不复存在，但在精神信仰方面的同一性依然存留。这就是基督教所赋予欧洲人的对“大欧洲”梦想留存的一小点儿火种。实际上从古罗马帝国的覆亡到“基督教世界”的形成，完成了一个跨度，即欧洲从古典文明过渡到基督教文明。“两个文明之间虽有着巨大的分野，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他们都使西欧保持了文明的一体，这种一体在中世纪还将得到强化”。[16]
中国人素有“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文化理想，这种理想与欧洲人的“大欧洲”的梦想似乎有某种相通之处。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演进、民族融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我们民族的文化品格即“包容”“和合”的境界，这种文化品格与“和而不同”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那么何谓“和而不同”呢？
公元前800年左右，西周史泊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它平它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国语-郑语》）这里就指出了，不同性质的材料相和合，构成了事物的多样性。公元前500年前后，晏婴发挥了“和”与“同”相异的思想。《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有齐侯与晏婴的一段对话。齐侯对晏婴说：“唯据与我和夫。”晏对曰：“据众同也，焉得为和？”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惮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17]这就是说,“和”就象羹汤，是五味的调和；“和”就象乐音是八音的和谐。“和”就是包含差别的统一。相反，同是不包含差别的二者的同一，就好象以水济水，味道单一，做不成羹汤一样。单一的东西无法比较，无法产生多样性的事物，有差别，有对立，有矛盾才会产生新的事物，这是事物发生发展的原则。
从以上的几段话看，“和而不同”的意思是说，要承认“不同”，在“不同”的基础上形成的“和”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要包容差异，从而达到不同事物的融合进而共处共荣。如果一味追求“同”不仅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反而会使事物衰败。“和而不同”的思想与“欧洲文明的同一性”有相同的地方，那就是二者都具有工具意义。“欧洲文明的同一性”经过中世纪“普世主义”的宣扬，为后来欧洲联邦主义思想的提出提供了深厚的土壤。“和而不同”的思想的工具意义，应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和而不同”作为处理不同文明之间的一条原则，能对当前世界文化的发展以及在维护世界和平，防止地区冲突方面产生积极的意义。据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的传统思维中就有与世共处的和平性，这一思想传统不反对世界的多样性，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的共处共荣。因此中国的崛起不是挑战，相反是对国际社会的贡献。另一方面，它为中国“和平崛起”概念的建构提供了思想基底。和“欧洲文明的同一性”维系欧洲人“大欧洲”的梦想的客观效果一样，“和而不同”作为一种处世原则，能为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处理好与其他国家（包括传统霸权国家）的关系提供和平性的原则导向，以一种博大包容的思想理念处理国家间关系。所不同的是，欧洲文明的同一性经过了一个跨度，即从欧洲的古典文明过渡到了基督教文明。而中国“和而不同”的思想作为一种价值资源，潜藏在我们民族历史文化的土壤里，它具有对不同文明体的整合功能。而正是因为具备了这种整合功能决定了中国的崛起只可能是和平的崛起。
2“普世主义”与“大同之世”的比较。
欧洲基督教文明在中世纪的强化集中的体现在欧洲的“普世主义”传统。罗马主教在强化基督教会首领的同时，客观上也强化了一个统一的“教会帝国”的形成。但同时也激化了罗马教会与世俗的矛盾和争斗。在11世纪中叶到13世纪中叶的数次教俗之争中，教会势力占据优势，而在同时期进行的十字军东征（1096—1270）中“作为西欧国家共同的对外宗教战争，增强了西欧世界的认同感和凝聚力，而罗马教皇身为东征的倡导者和主要组织者，也大大提高了自己在道德和精神上的感召力及其一统的权威，基督教会的权势因此达到了鼎盛。”“全盛时期的基督教会不遗余力地宣扬和推广‘普世主义’，强调基督教世界的同一性和教会权力的普遍性。”[18]有一点必须澄清的是，“普世主义”并非经过罗马教廷的强化而变成坦途，相反却经历了几度沉沦。罗马教廷没有改变西欧***的现状，相反是利用了这种***攫取利益，实质上是强化了欧洲的***和挑起了纷乱。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会议确立了国家主权原则，欧洲***的局面固化了。欧洲的各个组成部分都有了自身的利益，并为着利益而不断的纷争，由此，“普世主义”降到了最低点。“拿破仑帝国”的兴起给“普世主义”打了一针强心剂。“拿破仑与近代其他争夺欧洲霸权的君主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其他那些君主只是寻求本国在欧洲体系中的最大优势地位，而拿破仑则是谋求改变这个体系本身。”“他深信法典体制具有永久和普遍的意义，将能巩固欧洲大陆政治统一和相应的欧洲文明的协调框架”[19]“普世主义”随着拿破仑帝国的崩溃也没有迅速的陷入低潮，随后的“神圣同盟”似乎以其反时代的行为给予了支撑。后来的两次世界大战再次沉重的打击了“普世主义”的延伸。
中国自古就有对“大同社会”的理想诉求，并鼓舞着人们为实现这一社会理想而进行不懈的努力。《礼记·礼运》篇首先就描绘了“大同”社会的理想蓝图，它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于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20]从以上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思想家所追求的所谓“大同”社会实际上就是“大道之行”的社会，是“天下为公”的社会。它“是对我国传统的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社会中的‘亲亲’的‘小道’，与以等级为基础的封建社会中‘尊尊’的‘小道’以及以‘世袭’为基础的‘家天下’的‘小道’的否定和超越。”[21]
那么同欧洲的“普世主义”相比较，其价值何在呢？欧洲的“普世主义”传统是罗马教廷为了维护其独尊的地位，扩展自身的利益，而不惜以欧洲的战乱为代价。其客观效果是在大***的欧洲维系了欧洲人的精神的同一性，成为后来欧洲联合的思想动力。就中国而言，“大同社会”的理想作为一种主观诉求虽然具有空想性，但是作为一种价值资源，它所批判的是“亲亲”“尊尊”“家天下”的“小道”，宣扬的是“天下为公”的“大道”，我把它延伸到国际社会中，那么其意义在于，它能整合中国同亚洲各国的关系，摈弃狭隘的民族主义，倡导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因为中国要实现和平的崛起，首先是成为地区性大国，其内层空间就在亚洲（前面已有论及）。“普世主义”为欧洲的联合进而崛起维系了精神信仰，“大同社会”的理想也必然有着精神方面的支撑作用，同时他还宣扬了一种原则，那就是“天下为公”，因此内涵较之欧洲的“普世主义”更丰富。欧洲的崛起是“普世主义”传统在全新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客观效果；“大同社会”所倡导的原则和价值取向在今天中国崛起的时空条件下不仅会有的客观反映，更多的是主观诉求。一句话，欧洲的“普世主义”传统在二战以后客观上推动了欧洲的和平崛起；那么，就中国而言，“大同之世”的理想必然会在主观诉求与客观效果的相互交融中实现和平崛起。
3 “和平主义”与“华夏中心论”的比较。
和平主义思潮是欧洲崛起的又一动因。颇有意思的是这种思潮是在欧洲漫长的战乱中孕育的。欧洲的思想家们面对***和战乱的欧洲，对于和平的追求更是强烈。其中杰出的代表就是让·雅克·卢梭。他“从理论的高度对现存的政治体制作了深刻的批评，并对所倡导的设想进行了精辟的论证。”他声称“欧洲国家实际上已经形成了某种统一的体系，有共同的宗教、共同的国际法，相似的文化、文学、贸易及由此种种而必然形成的力量均衡，但是欧洲却仍然战乱不息，其根本原因在于欧洲社会的结构性缺陷：欧洲人把自己组成民族实体可这些实体之间却没有联合，因而处于残酷的自然状态，欧洲的和谐成了一句空话……”。卢梭并没有停留在对现实的批判上，他在为“改变这种‘永久动荡状态’提供解决方法时将他的‘社会契约’理论运用到了国际层面上。‘完善的社会秩序依赖于力量和法律的联合’，在欧洲国际社会中也是如此，应该‘通过某种联邦政府的形式尽可能把国家联合到一起，就像现在的国家把个人联合到一起一样’，从而建立起一个‘巨大的世上之城，在其中，国家和民族也只是些个体而已’。”[22]很显然，卢梭试图通过在欧洲建立联邦式的联合国家联盟，实质上就是要建立国家之国家，在政府之上建立政府，以控制欧洲的***和纷争的局面。我们可以看到二战后欧洲国家所走的联合道路正是当年卢梭所想的。
在中国古代就有有关“华夷之辩”或“夏夷之辩”的论说。所谓“华”同“化”，“化”为何意？《华严经.音义上》：“教成于上而易于下，谓之化”，许慎释“化”为“教行也”。因此，“化”就是“教化”之意，“华”同“化”，也就是说“华”有教化的之意。“夏”的意思是“大”或者“大国”的意思。这是因为在夏朝建立后，夏国无论是在管理的人口和管辖的区域和文化方面都非其他的方国可比，“夏”的含义也就由原来的“夏地”变为“大”或者“大国”。[23] “夷”原是华夏族对非华夏族民族的统称。在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有不同所指。如先秦时期的“夷”是指少数民族。如《左传》中就有“戎狄豺狼，诸夏亲昵”的说法。先秦时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在处理“华夷”关系方面主张“以华变夷”，以先进的文明改造落后文明。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意思是说，君子所住的地方，即使再简陋荒凉，都不存在荒凉了，实际上是强调教化的作用。很明显，这里就有了“华夏中心“的思想。魏晋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华夷之辩演变为“华梵之辩”，表现为儒、道、释的争论与糅合。这里不再祥述。明清时期的“华夷之辩”实际上是演变为中西文化之争，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坚持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的观点，要以西方的科学文化为中国服务，其中以徐光启为代表。二是以杨光先为代表保守派从中国的礼教和政治出发，反对西方文化的侵入。他们批评基督教传教士的在华活动，同时认为西方人对中国山川地貌进行考察，有图谋不轨之意。[24]这种考虑有一定的道理，但仍然没有摆脱“华夏中心”的思想束缚，企图以封闭的方式来维持“天朝上国”的地位，是不可取的，这在中国历史上有深刻的教训。而相比之下，欧洲人在处理民族关系时则显得开放的多。欧洲联邦主义的思潮是其集中的表现。他们面对欧洲***和衰弱的现实，提出要以某种形式把国家联合起来。比如，在1849年巴黎第三届万国和平大会上，大文豪维克多·雨果就宣称要建立一个“欧罗巴合众国”，他用诗一般的语言预言：“炮弹和炸药将让位于投票，各民族将普遍使用表决权，一个伟大的拥有主权的立法机构将行使其真正的的仲裁，这个机构之于欧洲，就像英国国会之于英国、德意志联邦议会之于德国、法兰西制宪会议之于法国一样！……总有一天，两个巨大的共同体——美利坚合众国和欧罗巴合众国——将跨越海洋携手共进。”[25]近代中国“闭关自守”的政策可以说就是“华夏中心”的思想在现实中的反映。它给中国所带来的灾难是极其深重的。在全球化的今天，“华夏中心”的观点显然不符合时代的发展；在欧洲崛起的过程中，他们的和平主义、联邦主义的思想应该为我们所借鉴。欧洲以联合的方式渐趋他们“大欧洲”的梦想也实现了崛起，近代中国在“华夏中心”思想的影响下沉沦昭示着我们在谋求崛起，特别是和平的崛起时，不能把自己孤立在世界之外。
我们可以从以上的分析中看到，对于欧洲的联合我们不能表面化，在欧洲崛起的背后有着一股强劲的推动力，那就是欧洲人近一千年来的伟大梦想，这种梦想通过欧洲的智者们的阐发逐渐的形成了三大思想传统（欧洲文明的同一性、普世主义传统、和平主义思潮）。尽管今天欧洲的一体化程度还远远没有达到欧洲人梦想中的景象，但是，毫无疑问二战后开始起步的欧洲联合运动，已经把“大欧洲”推到了空前的高度，而欧洲在其思想的顺延下也真正的实现了“崛起”，值得注意的是它一改以往的在纷乱中争夺，今天的欧洲是在和平中合作和联合。在中国的三大思想传统中，“大同社会”的构想与“和而不同”的文化理想建构了中国崛起的“和平性”。而“华夏中心”的思想观念在近代逐渐的演变为中国人对西方文化及制度的态度（DIZHI和闭关自守），在这种DIZHI中我们迅速的衰落了。这又刺激了中国人对曾经华夏大帝国的追忆，于是近百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者们实际上都在不懈的追求着中国崛起之路。仔细探究一下,我们似乎能感觉到, “崛起”对于欧洲人来说似乎主观性并不是很强，欧洲的崛起可以认为是“欧洲联合”的客观效果。其逻辑关系应该是：因为联合所以崛起。那么对于中国人来说，建国之初我们就喊出来要“赶超”；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又提出了要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今天我们又提出要“和平崛起”。因此，我们与欧洲似乎恰恰相反，崛起的主观性更强，那么对比欧洲，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个逻辑关系：因为崛起所以联合呢？。
                  三 启迪：中国要选择融入
通过前面的比较分析,我们得出了两个逻辑关系。那就是：欧洲是因为联合所以崛起。而对于中国而言应当是：因为崛起所以联合。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也要像欧洲一样把东亚甚至是整个亚洲联合为一体呢？我认为这里不能作出完全肯定或完全否定的回答，因为亚洲和欧洲迥然不同，欧洲历史上曾经经历过罗马帝国和基督教文明的统治。亚洲没有统一的宗教信仰，没有同一的文明来维系。但是在历史上，亚洲又的确存在过统一的东亚国际体系，即以华夏文明为中心的“封贡体系”。但是随着中国的衰落这一体系也随之消失。因此这里的联合应当是融入的意思，即中国作为一个地区大国要融入地区中去。“融入”与“开放”不是同一个概念，“开放”有“走出去”和“引进来”之意，开放是要求中国像容器一样吸收外界的精华为我所用；而“融入”则是把中国看作国际社会的一个单元，同其他单元在国际大舞台中平等的交往，在这种交往中发展自己，提升自己。在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中国要想和平的崛起，就要选择“融入”。我称之为“融入战略”。在我看来中国的“融入战略”应该包括三个方面：
1．中国要融入东亚和亚太地区
中国崛起的内层空间应当是东亚（关于崛起的空间分析在前面概念界定时已经论述），也就是说中国首先要成为地区性大国。那么这就要求中国融入周边。让我们对中国的周边环境进行分析。英国著名的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就曾经指出，在国际竞争中邻国越多，特别是接壤的国家越多就越不利。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美国之所以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幸免于难，而且还因战争而崛起，不能不说与其地理位置远离当时的战场有关。再来看看中国，中国是世界上拥有邻国最多的国家，周边国家多达29个，目前中国同周边国家在领土、领海问题上仍有很多争议；周边热点问题也很多，比如，朝鲜半岛，钓鱼岛，台湾海峡，南沙群岛，克什米尔，阿富汗，中亚等等。从这一分析中可以明显的看出中国的周边是不安全的。中国要崛起首先就应在周边作文章。我认为应当从以下方面入手：
首先，积极参加区域合作，努力推进东亚一体化。当前，世界区域合作正方兴未艾，在欧洲有欧洲联盟，在北美有北美自由贸易联盟，在亚洲有东南亚联盟。我们欣喜的看到，目前在亚洲区域合作成效明显，东北亚中、日、韩合作已经启动，同时在东亚启动了“10+1”“10+3”模式。中国的利益已经较大程度的与东亚诸国交织在一起。推进东亚一体化就目前而言更多的还是经济层面的。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始于上个世纪60年代。1967年东盟组织成立，成为一股正在兴起的区域力量。到本世纪末期，在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亚的合作又有了新的发展势头。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东亚的合作要取得长足的进展，需要中国、东盟、日本、韩国的共同推动，而中国作为东亚地区最大的国家，无疑在推进东亚一体化方面将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鉴于中国崛起的战略目标，东亚整体实力的提升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的理性行为成功的树立起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消除了东亚国家对于中国崛起的疑惧，他们相信中国的崛起给亚洲国家带来的不是威胁而是机遇和广阔的市场，是亚洲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中国应当意识到东亚的经济合作对于中国的意义，继续发挥中国在东亚应有的影响力是必要性的行为，中国应当继续以积极的态度和务实的精神推动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在充分的考察东亚诸国利益的基础上推进旨在提升东亚经济合作的“10+1”“10+3”合作机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成为了东亚经济合作过程中的一个亮点，“它不仅为东盟和日本、东盟与韩国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起了示范作用，更为整个东亚的区域经济合作创造了条件。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既体现了中国和东盟领导人加强睦邻友好合作的政治意愿，也是中国和东盟经济联系不断深化的必然结果。”[26]。
其次，应当在推进东亚一体化的同时构建东亚的和平空间，做到一个途径两手目的。这应当处理两个方面关系：
一方面要继续推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在这一方面应当做到以下几点：首先，加强中国同东盟政治经济联系。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不仅有双方的经济目标，而且也有政治目标。以经济的合作推动双方在政治、外交、安全等方面的合作，从而深化中国与东盟的睦邻互信的伙伴关系，为中国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其次，进一步完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制度性建设，摆脱中国长期以来游离于区域和次区域贸易集团之外的处境。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矛盾对立和统一要求中国必须尽快融入区域经济合作中，以减少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经济的不稳定带来的冲击和区域化所带来的贸易内部化的负面影响。这是中国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要实现和平崛起的必然选择。
另一方面要加强中、日、韩三方合作。在中、日、韩三方中日本是世界经济强国也是“政治侏儒”，因此日本需要选择在东亚地区的合作，特别是要借助中国以提升它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将日本推向政治大国的平台。韩国是新兴的工业化国家，作为东亚国家，它的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离不开地区的合作。中国应当利用合作的契机谋求自身经济实力的提升。当然，中、日、韩之间存在的问题又需要各方本着平等协商的精神加以解决，比如钓鱼岛问题、台湾问题、朝核问题。以构建和平的合作环境。
再次，中国崛起的内层空间还应当有一个延伸地带，即亚太地区。这一地区是涉及国家安全的缓冲区，要维护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就要积极推进亚太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灵活运用制衡战略，使中国的安全在多边机制中得到保障。就多边机制的建立以及中国的行为，我认为应当做到以下几点：
（1）积极进行首脑外交和部长级外交，在亚太地区主要大国中进行斡旋，努力推动大国的安全合作。这里应当注意的是：多边合作是目标。这就是说建立多边机制是有个过程的，中国要采取的手段是先努力进行双边的合作或简单的多边合作。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是这一方面的成功典范。
（2）在亚太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中，中国不应当失去原则，中国应当始终是霸权主义的反对者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提倡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赢得朋友。
（3）中国应大力支持在平等参与，协商一致，求同存异，循序渐进的基础上开展多形式，多层次的地区安全对话和合作，努力提倡相互尊重而不是恃强凌弱，相互合作而不是彼此对抗，协调一直而不是强加与人。
（4）中国还应扩大与亚太国家的军事交流，有条件地开展一些联合军事演习，适当参加多边对话和国际维和行动，特别是要努力促进亚太地区的大国间的军事交流，以减少周边国家对中国国防建设的不必要的疑惧。

2．中国要融入国际社会。
中国崛起的外层空间则是整个国际社会。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崛起的空间必然会随之扩大。中国崛起的长远目标是要成为世界性强国，因此，这就要求中国不能满足于在东亚和亚太地区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中国必须融入国际社会。张文木先生认为：大国力量增殖于地区性守成，消释于世界性扩张。他指出：“地区性守成——这是俾斯麦在德国统一后始终坚持的外交原则——也是中国未来外交遵循的基本策略。中国决不能走威廉二世在世界全方位扩张的道路。长期守成式地经营亚洲，才能使中国较久地长期立于不败之地。”[27]张先生的话是有历史依据的，但是需要提起注意的是：中国的崛起之路不是扩张之路，因此今天的中国也不同于威廉二世时期的德国。中国是要在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主题的时代，依据自己的国力在国际社会中寻找与大国实力相称的大国地位，为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承担相应的义务，行使相应的权利。中国选择融入国际社会应该说有两个方面的积极意义；一方面，中国以往的角色行为告诉世人中国只会是国际社会的积极因素，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共同发展的积极力量。另一方面，中国要想实现地区性守成就不能把自己的影响固守在亚洲。必须选择整个国际社会作为自己的活动舞台。换句话说就是中国只有成为主导为来多极国际体系的大国力量之一，才能守住地区性的强国角色。那么如何融入国际社会呢？我认为应从以下方面入手；
首先，积极开展联合国外交，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联合国是二战后几个大国为操纵世界局势相互妥协的产物。美国在二战中大发战争横财，国力膨胀，其经济军事实力跃居世界首位。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构造了美国称霸世界的蓝图，企图以大国合作的形式操纵世界霸权。联合国就是其欲在政治上把持世界霸权的一个步骤（经济上表现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实际上在当时的背景下，美国及几个大国在成立联合国以维护战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方面对于整个世界而言是有益的。但是随之罗斯福总统的逝世，冷战的爆发，联合国成为美苏、东西方斗争的角斗场，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被践踏。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建立单极世界的企图日益明显，使联合国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同时，在多极化的今天，随着世界各国呼吁联合国改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又千方百计地争夺联合国改革的主动权，企图把联合国重塑成他们推行全球战略的工具。为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国际形式变化为由，宣扬所谓的现行国际关系准则已经过时，认为联合国应当应形式的变化进行改革，炮制“新干涉主义”“人道主义干涉”理论，宣扬“人权高于主权”。在实践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没有得到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发动伊拉克战争，公然侵犯一个主权国家，这是对联合国权威的藐视和对联合国宪章的无情践踏。使得联合国作为一国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在其职能上逐渐的被边缘化了。
因此，我们认为“国际新秩序是建立在大国主宰的实力地位基础上，还是遵循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主权国家平等的原则”以及“联合国是按照宪章原则坚持不以任何理由和借口干涉本质上属于成员国内部的事务，还是强行推行西方的一种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任意干涉成员国的内政”[28]这是联合国面临的两大挑战。很显然，这种挑战是关乎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挑战，因此广大发展中国家应当团结起来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地位。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更是责无旁贷。中国应当运用自己在联合国中的地位以及在国际社会中的良好国际形象，积极开展联合国外交。在亚洲联合东盟各国，北边拉拢俄罗斯，西边利用同欧盟共同的反霸立场，南边同广大亚非拉国家一道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不懈的努力。这里好处有两个；一是在我们通过建立有利于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新秩序，获取崛起的利益空间。二是通过中国在联合国中实际作用的发挥，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必然树立起大国的形象。这为中国的崛起营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
其次，积极参与国际机制，在国际机制中谋求中国的利益，降低中国制度创新的成本。所谓国际机制（international regimrs）是指“在国际关系特定领域里行为体愿望汇聚而成的一整套明示或默示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或有关国际关系特定领域的，政府同意建立的有明确规则的制度。”[29]二战后，国际机制的作用和范围大大的扩展，参与国际社会的程度更加深入，行动能力大大增强，在国际关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现存的国际机制明显的有利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的利益，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具有不公正和不合理性。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明显地受到现有国际机制的制约。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现行的国际机制虽然是反映发达国家的利益的，“后发国家虽然处于一些不利的条件之中，比如失去了独占的先机，必须接受某些现有的国际制度安排，甚至要做一阵子主导国家的随从（follower），但其有利条件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他不需要去摸索、创造一套新的制度，而是可以借鉴和仿效先进者已有的制度，然后根据本土的环境加以必要的创新。”[30]这就意味着一方面中国要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要求改变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机制，努力促使建立反映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国际新秩序；另一方面有要使不失时机的融入现行的国际机制中。中国国家领导人从拒绝参加西方八国集团峰会到胡Jintao主席接受法国邀请参加西方八国集团峰会正是这一方面的生动说明。
再次，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以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面临的既有机遇也有挑战。机遇是中国将在国际市场中得到提升，挑战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国内市场将会受到来自国际市场的强烈冲击，如果不能尽快适应新的竞争环境，中国的一些企业将面临倒闭的危险，这不仅不利于我国国内的社会稳定，而且还会给现代化建设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中国把握好国内和国际两手战略。在国内，我们要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提高国内大型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保证国家的经济安全；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迅速增强中国的经济实力，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走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科学发展之路；处理好新时期的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在国际上，要广交朋友，在不失原则的的前提下尽量避免国际冲突；在加入全球化进程中，应根据自身的经济适应能力来选择加入到相应的领域，以尽量减少风险和成本；在参与全球经济合作与经济与竞争中，要注意通过国内的制度安排和国际制度安排来维护国家的经济主权。
3．“融入战略”的结构性障碍——与霸权国家美国的关系。
鉴于在西方有学者提出所谓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该理论认为，大国力量的崛起必然伴随着对传统霸权国家的挑战。我们可以从霸权国家美国目前的对华政策（接触+遏制）中看出，美国对于中国的崛起是有防范的。可以说，在中国和平崛起的过程中的结构性障碍就在于如何处理好中美关系。因此，在这里我把处理中美关系作为中国“融入战略”的一部分。我认为在看待中美关系时不应当仅仅是锁定在某一界点上，而应当是有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定。因此在这里，我将把时间的始点放在冷战结束初期，空间上将不局限于中美关系，还将简略的谈到俄美关系、欧美关系、日美关系。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对华政策有个逐步转变的过程。冷战结束初期，美国利用人权、贸易、台湾、西藏、军售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问题向中国施加压力；克林顿政府执政初期将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挂钩，1995年公然接受李登辉访美，使两国关系降到建交以来的最低点。1997年和1998年中美首脑实现了互访，双方关系逐步的正常化。1999年5月美国悍然对我驻南联盟大使馆实行轰炸。再次使中美关系陷入低谷。布什总统上台初期，把中国定位为“竞争对手”，接着又造成了南海撞机事件、对台军售。这些再度严重的损害了中美关系。但在此后9·11事件爆发，中美关系遂在反恐合作中走出低谷，在上海APEC首脑峰会中得到升温。2002年布什实现了访华进一步改善了中美关系。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美关系可谓是一波三折。之所以如此，主要是中美关系不是停留在某一单方面的，而是复合的相互依赖关系。
再来看看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俄美关系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既有战略上的合作，也有利益上的争夺。原因在于美国所奉行的霸权政策不断的触犯和损害俄罗斯的利益（比如北约东扩），这是俄美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而另一方面俄罗斯为维护国家利益不断的与美国抗争，但是限于国力，俄又不能与美国形成像冷战时期的对抗的关系。美国也需要与俄罗斯在某些方面进行合作。伊拉克战争凸显了欧美之间的同床异梦，那种冷战时期全天候的大西洋联盟关系的基础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随着欧盟整体实力的上升，其自主意识也在不断的增强，欧盟的主导国家（比如法国、德国）在一些关乎自身利益的重大国际问题上不再无条件的听从美国的指挥。可以预见在美国既有的霸权政策不能改变的情况下，欧美分歧的鸿沟会越陷越深。日本虽然在政治上是美国的小伙伴，在军事上是美国在亚洲“不沉的航空母舰”，但是在经济和贸易上双方的竞争与摩擦十分激烈。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在处理中美关系是应注意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不能因为美国的霸权政策而仇视美国，甚至采取极端的方式。相反，中国要以理性的外交同美国发展关系，要把握好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中国要以自己的理性行为在国家社会树立起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以减少美国的疑虑，力争同美国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国家间关系。这是正面的“融入”。另一方面，中国要利用美国同世界其他大国或区域集团的分歧矛盾，分化西方，制衡美国。这里“分化”不是要挑起战争，而是要联合反霸国家以及在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提倡国共同反对美国的霸权政策，这一点是可能的。“制衡”是要通过各种多边合作机制使世界各主要大国以及区域组织之间与中国的利益交织在一起，以制约美国对中国的挑衅行为。
                         四  结  语
一千多年前，古罗马帝国曾经把几乎整个欧洲踩在自己的铁蹄之下，而随着古罗马帝国的覆亡，欧洲陷入了漫长的***期，古代的欧洲人饱尝了战乱与***之苦。然而欧洲人最终是幸运的，基督教的信仰使他们的精神没有陷入***，他们追忆着曾经的“大欧洲”。正因为这梦想，在后来的欧洲大***和漫长的战乱中，孕育了和平主义和联邦主义的思潮。这正是二战后欧洲一体化实践的思想渊源。欧洲人在战后的联合运动中践行着自己的梦想，这一运动也使得欧洲在和平中迅速的实现了崛起。同样是在一千多年以前，中国的先人们就构想着“天下为公”的大同之世，古代中国人博大的胸襟也孕育了“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文化理想，形成了“和而不同”的哲学思想。然而，近代中国在沿袭着古代人的“华夷之辩”中，形成了唯我独尊的“华夏中心论”。正是这种思想使得大清王朝的皇帝们在西方人的坚船利炮面前仍然关起门来做着自己“天朝上国”的美梦。于是近代中国人在“东亚病夫”的唾骂下和帝国主义的蹂躏下度过了一个多世纪。今天，当中国领导人呼喊着“和平崛起”时，西方人在震惊，我们却要反思：欧洲人为什么能在经历漫长的***和战乱后迅速的崛起？比较之后，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中国要选择融入。因为只有融入我们才能在与各大国的相互制衡中得到提升，崛起才有可能；只有融入才能把我们的利益与其他大国交织在一起，和平性的崛起才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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