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赐贵：忽然想到心理医生

dalilandy

（一）只见其小，未见其大的“宽容”

对于程春明老师被害一案，我在写完《平生风义师友间——悼程春明老师》一文之后就不大想谈论此事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事情纷繁复杂，许多问题因为真相未明而搅到了一起。

事发后，一些人援引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枪击案处理结果，呼吁宽容凶手，更有甚者扯出台湾清华大学的学生情杀案，建议校长“能够到看守所探视付成励同学，能够对他说：‘你是法大的学生！无论如何，你都是法大的学生，要把心静下来，好好利用时间多看书，再大的苦痛都撑得过去，要坚强地活着，记得往前看，没有人是可以被放弃的。’”

不可否认，这些建议有其合理之处，这从网友们的附和声中亦可窥见一二。但我对此始终不甚感冒，因为我认为宽容应该建立在正义的基础之上，至少是建立在真相的基础之上。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枪击案也好，台湾清华大学的情杀案也罢，都是事实清楚，且实现正义了的。大家在这两个基础上进行伦理价值方面的探讨，便是更进一步的事情了，再怎么说都不会产生太大的偏差。

相反，程案中受害人虽已故去，凶手却未受到相应惩罚，而官方至今也不肯公布真相。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开始谈是否道德、要否宽容的问题，总给我以过犹不及之感。那种论调有点像徐显明先生的“第四代人权”理论，听上去很时尚、也很人性化，实际上空洞且矛盾，透着股“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的荒诞。别的不说，一些人的“宽容”理论便叫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们可以原谅杀人犯，却无法原谅一个可能与女生有染的老师？说难听点，这叫道德洁癖，跟古代拿贞洁观杀人的礼教一样，认为性的纯洁性高于生命本身，鼓吹婚外性有罪，杀死人有理。

（二）隐含事实判断的价值讨论

此前，我跟朋友谈及此事时便说过，程案之所以会引起诸多争议，主要是因为有三个问题搅在了一起：一是此案是否为情杀，二是高校师生应该如何交往，最后才是我们要如何对待杀人凶手的问题。这三个问题环环相扣、逐层递进，后一个问题的讨论都要建立在前一个问题的基础之上。可以说，只要前一个问题没搞清楚基本事实，那么，关于后一个问题的任何讨论都将使真相更加扑朔迷离。比如说现在有人借着此案探讨高校师生之间是否可以有自愿发生的性行为，其言下之意便是默认程老师做过那种事了，但这种隐含的事实基础又叫死者的亲属、师友如何接受呢？

我这么说可能有点绕，但大家只要想一下那个著名的诡辩便会明白这个道理了：假如有人问你，“你停止打你老婆了吗？”从没打过老婆的你又将如何作答呢？这时候，对方如果把它和一个颇具争议性的话题扯在一起，只怕你会更加招架不住了，比如他问你：“你停止打老婆，是否跟你岳父最近中了大奖有关系呢？”

在年初的“杨帆门”当中，杨帆先生便是用了这一招，竭力避谈事实本事，直接跳入第二个问题，进行价值观念的探讨，给人一种事实确凿、不必再谈的印象，最终保全了自己，却污了政法大学的名声。遗憾的是，萧瀚老师等人聪明绝顶，却中了这种小花招，被人牵着鼻子走，最终成全了对方。其实，对方又何尝想在价值观念上说服你呢？他不过是想借机掩盖事实本身罢了。当你扛着价值理念的大旗勇往直前、自以为得胜的时候，对方却已经捣了你事实真相的大本营，以小牺牲换得了大胜利。更何况，价值观念这东西向来争议颇多，媒体上自有大批接受了错误事实的读者和网友跟你搞车轮战，哪里需要他亲自上阵？他只要转转帖子，便能叫你疲于应战，还显得他宽容大度，可谓一举多得。从这一点来说，杨帆先生虽然不见得是个优秀的高校教师或经济学人，却绝对是个长于斗争策略的高手。跟这种人玩，萧瀚老师等人还显得有些稚嫩。

前两天，我在“沧海云帆”上看到张守东老师的《悲歌成励惜春明——兼论“风流无罪”》一文，便为守东老师犯有同样的毛病感到不快。正如网友“where”所说，“标题里（虽）有‘惜春明’（三字），[但]却看不出作为同事应有的悲伤之情”，“里边的言辞有些地方不够得体和厚道，甚至失之冷漠和轻佻”。尽管守东老师一开篇便厘清了许多关系，竭力做出一副理性分析、就事论事的样子，但我不得不说，他的很多观点本身便不够严肃，因为它们都建立在“听说”的基础之上！就像文后许多网友所说的，该文说理深刻、文采飞扬，但我却想起了讲《论语》的于丹。很多人讨厌于丹，并非由于她所讲解的人生道理不对或不好，而是因为她把这些道理硬套到《论语》上面，声称孔老夫子就是这么说的！


初见守东老师文章的时候，我心中着实踌躇了一番，不想予以反驳。当然，这也跟我们有着共同的信仰有关。但考虑了两天，我还是决定表达自己的反对与反感。在那篇文章里，我依稀看见他在教会与课堂上调侃“艳照门”的影子，低缓的声音中透着股冷峻与嘲讽。但一个是活人，一个是死人，一个事实清楚，一个真相未明，你怎么能采用同一种调侃方式呢？通读完该文，我感觉很不舒服，实在无法认可他说自己“心里一黑，觉得很沉重”，“令人惊愕、叹惋”的说法——这更像一种客套话。说实在的，守东老师同外界那些评论员一样，不过是借此话题表达自己的另一番不满罢了，或为道德沦丧，或为高校腐败，他们的共性便是从“听说”出发，离事件本身越来越远。

舍此之外，我无意就价值问题与他发生争论，理由同前。更何况，我本身就认同他的大部分观点。如果说我还想就这个案件谈点什么的话，那便是心理医生的问题。

（三）有两次，我想起了死

不管程老师有多大的过错，我都觉得付同学不值得为此赌上生命的筹码。这不是在追求自由、寻找真理，犯不着这样。但在另一方面，我却极为理解付同学为何会选择这么一条不归路，因为我便面临过这种困境。

在并不算长的成长历程中，我两次陷入自杀与杀人的困境当中，一次是高三，一次是在大一。高三时，我承受的压力恐怕是全班最多的。枯燥、繁重的应试训练已让我丧失了学习的乐趣，而频繁的指责与羞辱则让我觉得人生黑暗无比，以至于再次得了血管神经性头疼，一走进教室便头痛欲裂。然而，老师们并不理会我的处境，反而认为我要请假是在装腔作势，变本加厉地凌辱我。那时候，我老担心自己会瘁死，入目的不是冷眼便是冷笑，经常感到疲惫与绝望。于是，我想到了杀人。坐在教室里暗揪着头发止痛时，我的脑海里闪过的却是一遍又一遍的杀人场景。好在后来问题得到了一个相对良好的解决，把我从杀人的边缘拉了回来。

第二次的情形虽然是在大一下学期，但跟高三时有几分相似，那就是天天纠缠于一些烦恼当中不能自拔。慢慢地，小怨积成大恨，蒙住了我的眼睛，让我几乎看不到矛盾以外的东西，以为这些问题不解决，这辈子便活得毫无意义，至少会活得很窝囊、很憋屈。夜里躺在床上，我的脑海中不止一次地闪过这些问题：如何寻找工具、如何挑选时机、如何下手最有效……唯独没有想过事后要如何面对家人。后来，我碰到几场相似的悲剧，一下子清醒了不少。我逐渐走出了思维的死胡同，考虑到了家人，考虑到了女友，考虑到了自己的将来。我不能因为一些小事情而抛弃更重要的亲友、更美好的明天，我如是劝自己。正在学诗的我写了首长篇来回忆自己的心路历程，算是从此告别了这种心态。

一直以来，我觉得自己是幸运的，是得神恩典的，在我最困难、最危机的时候，总有人出手相助，把我拉了回来。其中，最让我震惊、最容易激发我理智的便是忽然想到父母。每次回家，我都忍不住跟着老父亲上山下田，看看自小劳作过的山丘田垅，闻闻熟悉而芬芳的泥土气息。看着父亲渐驼的背和长满老茧的双手，我每次都会既感动又羞愧，觉得自己在校里的懒散与浪费是种罪过。这时候，我不会想到手机，不会想到电脑，不会想到爱情，不会想到考场上与社团里的得失，不会想到跟一些人的牴牾，更不会想到仇恨、杀人与自杀。我会觉得再怎么受辱、再怎么疯狂，也不能对不起生我养我的父亲。

然而，一回到原有的矛盾产生机制当中，我就可能再次蒙蔽了双眼。只要这种小矛盾每天都在折磨我，那它便会不断积累，直至让我承受不住想要爆发。这时候，如果问题得不到及时的解决，情绪得不到有效的疏导，那么当事人无论做出多么疯狂的举动都是有可能的。因此，如果付真是这种情形的话，我将十分理解他的处境与痛苦，只为我有过类似的经历。从某种角度来说，付也是个悲剧人物，游走在悬崖边上却始终没人能够拉他一把。

（四）谁来关注学生心理健康？

当然，我理解付的处境并不等同于我就认为付毫无缺点，或者说认可他的行为。相反，我认为他有个致命的地方，不是暴力，不是愚蠢，而是不孝！别人再怎么亲，也亲不过自己的父亲母亲；别人给的再多，也不如亲生父母给得多；因此，无论别人再怎么对不起你，你都不能不计后果，做出对不起你家人的事情！这便是我曾经多次错过，却又多次想起的一个近乎废话的大道理——世间的事就是这么奇怪，越是常识性的东西，越发需要人们摔上无数跌甚至搭上小命之后才能体悟出来。

那么，这个问题又是如何造成的呢？这里有当事人自己的责任，但又何尝少得了其家人、同学、朋友和老师的呢？其中，老师所在的学校责任非小。打败登山者的不是远山，而是鞋子里的一粒沙。同样，把一个人逼疯的不见得就是多大的事，而往往只是一些小事。它可能是一句不友善的玩笑，也可能是一个带嘲讽的冷眼，但只要这样的事情出现得足够频繁，那它便会逐渐积累，直至让你疯狂。有时候，一个人杀人就是因为受不了对方天天嘲讽自己，而不见得对方就干过多大的坏事。

校园里，这样的小事很多：伙食糟糕的食堂、吵闹不休的室友、明争暗斗的同学……遗憾的是，法大由于资源有限、腐败无方，在培育变态心理方面功莫大焉——千万不要以为我是在故作惊人之语，其实，你只要想一想司法心理学中早餐好坏对法官审判心理产生重大影响的案例，便可窥见一二。很多人大学四年里有不少时间便是在宿舍里、屏幕前度过的。这种人当中出现孤僻心理，考虑问题喜欢钻牛角尖的概率明显要高于其他人。

其次，学校应该在心理疾病预防与心理健康治疗方面努力做好，及时疏导生活问题所带来的心理危机。记得2004年秋刚入学那会儿，法大刚好有个大四男生因网恋失意而从主楼14层跳下，不治身亡。悲剧发生以后，学校也像模像样地发了一通问卷，说是要帮大家建立一套心理监控、防御的机制。但是大学四年过去了，我也从没见过学校在这一方面有何新的安排与改进。很显然，校方所作所为的象征意义多过实际意义。

就学期间，我也曾就一些烦恼与矛盾跟辅导员进行沟通，甚至跟心理辅导中心的老师取得联系，进行接触、谈心。但是我不得不说，校方这方面的工作堪称一塌糊涂。记得我有一次就宿舍矛盾问题跟心理辅导中心的老师沟通，对方听完之后马上联系自己，大吹自己当年如何与室友孤立、打击其中一人的故事，说得眉飞色舞、唾沫横飞，却忘我也是被孤立的那一个。走出该中心的大门时，我心中憋着一股想要痛扁该老师所带来的火气。

后来，我打电话给姑妈。她认真地倾听了我的苦恼，并说了一些理解与安慰的话，最后适时地引导我走出痛苦。相比之下，那个心理辅导老师便幼稚得近乎可笑。如今，我在谈到相关话题时经常开玩笑说，一个所谓的心理医生可能还比不上我姑妈呢，因为她尽管不懂什么心理学，却有着绝对丰富的人生经验，而做心理辅导这一行跟婚姻调解一样，最需要的就是人生经验而非理论知识。可惜的是，法大在这一方面始终如一，多年来坚持以烂闻名。如今，付同学的悲剧发生了，不知校方是否还像四年那样，像模像样地发问卷，做心理档案呢？或许在当初统一印制的材料还没用完的时候，学校还会装模作样地搞上一两次吧。

2008-11-26凌晨初稿
2008-11-30凌晨二稿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转发 2008年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