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社科学术著作为何缺少原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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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者：杜悦
■被采访者：何光沪

(2002年1月10日以来，王铭铭事件在学术界、新闻界、出版界引起轰动。撇开学术制度、学术腐败等问题不谈，单就剽窃行为本身来说，或许剽窃者自己也有不得已之处。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学者富于创造力并且遵从良知，那么他决不肯剽窃。由此，归根到底就要触及到另一个相关的大问题：为什么现今的中国学术著作普遍缺乏原创力？带着这个问题，记者走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何光沪先生。)  


●对我国近年来的学术出版物，人们总体的印象是原创性较少。您有这样的印象吗？  

■我的眼界十分有限，所以下面谈的“印象”不一定准确。从我的专业即宗教学来看，上述判断大致不错。再扩大到哲学、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整体来说，近年来我国学术著作中的原创性的确较少。原创，是应在前人积累的学术财富上，增加一些原来没有的财富。没有原创性的写作，人们也称之为“炒冷饭”，冷饭炒得再多，也是索然无味。搞学术也像建大厦，假如原来的学术大厦是九十层，我们在此基础上再建二三层，这就为其增加了高度。就学者个人来说，毕其一生之力，即使只能为学术大厦添上一砖一石，也是有意义的“原创”。从最低限度说，要求原创，是为了避免重复劳动，避免资源浪费。  
　　我们知道，华人或出生在中国的学者获诺贝尔奖的不少，但是主要都在自然科学领域。诺贝尔奖的奖励对象当然起码要有原创性贡献，这也可反衬出我们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原创性缺乏。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著作，常常是把一些已有的或国外的材料排列在一起，作一些归纳、介绍，再作一些评论而已。我自己的书中也有这种情况。当然，尤其对于国内还不熟悉的国外学术情况，整理材料、归纳介绍都是必要的。但是，有很多书仅仅是材料堆积，没有任何自己的体系或框架，甚至没有经过自己的整理或思考，在杂乱无章的材料之间毫无逻辑联系，既无“意义”，遑论“原创”？。  
　　比这更坏的情况是，著书者对已有的材料根本没有吃透，理解很不准确，甚至片面或者歪曲，就糊里糊涂地向读者转述，一知半解地大发宏论。假如一些读者对于国外学术的了解接近于零，介绍得准确的书，就为其将来的学习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础，为其知识增添了一个正数；而不确的、片面的、歪曲的“转述”和议论，则是一个负数，不但不能给人提供知识，反而使人对国外学术的观点、理论、方法产生误解、曲解，造成偏见。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而且有时还造成祸害。  

●您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  

■我想，原因之一是有关的制度规章不够健全或合理。《开放时代》2001年第12期有一篇文章(作者王笛)值得中国学术界、出版界置诸座右。其中谈到美国的《芝加哥手册》，那是出版界人人都要遵守的行业规则。美国出版业甚至有这种规定：引用别人的三个以上连续的词，就得打引号，否则可视为剽窃。当然还有很多其它的细则。不合规则的书稿，编辑就可退稿或者要求作者修改，这样不但编辑有章可循，也从出版制度上鼓励了学术创新。  
　　更重要的是学术制度问题，其中包含由权威和中立的学术机构制订并执行的一套大家公认的学术规范，也包含学术著作的评判标准。这当然要求制定者、执行者、评判者都必须要有严肃、公正、客观的态度，要持守学术良知。现在我国的一些学术委员会、职称评定委员会等等的产生方式本身就有问题，无章可循。一些地方和单位的学术委员会在组成的方式上、在组成后的工作中，都有论资排辈、人情关系、官本位等等观念在起作用。这就很难保证学术公正。另外，当涉及到具体的学术成果、学术著作评判时，很多人和单位都只看数量不看质量，这也助长了粗制滥造之风。  
　　原因之二与20世纪中期以后中国社会历史造成的学术破坏有关。历史地看问题，这个更深的原因就不是每个学者能独立负责的了(尽管整体来说也难辞其咎)。从中，我们也可以找到学术腐败的开端。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开始是学术屈从于政治，后来是政治扫荡了学术。那时候的学术也不是零，而是负数(人类的学术积累全部被作为“封资修”加以歪曲和抹黑)，学术良知也遭到摧残(良知一词本身已成了批判对象)。学者只能为政策作注脚，“梁效”(即北大、清华“两校”写作班子)按上面下达的论点拼凑出来的文章，就是一个典型。这种“学术”不是传播知识，而是传播偏见。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学者有了接触外界学术成果的机会，由于经过长时间封闭，难免眼花缭乱，也像经过长时间饥渴，就会饥不择食。于是，有了兼收并蓄这种好现象，也有囫囵吞枣这种坏习气。当时是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忧国忧民的中国学者做课题、选论题，自然会倾向于全面的、宏观的、庞大的，这也许符合改善国家形势的需要，也符合填补中国的学术大空白的需要，但却不符合学术原创要一砖一石递进的规律(所谓范式的转变或者革命性飞跃，也需要积累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容易形成一种不严谨或不严肃的学风。  

●对于上述问题，您认为应当怎样改进？您或许能提一些建议？  

■首先应当进行制度建设。在出版制度方面，中国应当有自己的《芝加哥手册》，应确立一套从评判标准到质量管理，从经营方式到人员素质都有章可循的出版规范。在学术制度方面，例如，学术委员会应当由学者选举产生，应当由学术水平，而不是由职务级别决定。学术委员会的工作，应当制定规章并严格遵行，以学术水准为惟一标准，严肃、公正、客观，扫除人情、官本位、论资排辈等观念。  
　　各单位各大学最好不要为扬名或“树牌子”而人为炒作，不应该为“出成果”而对学者(甚至学生和考生)提出一些重量轻质或无从考察质量的成果要求。因为这会给一些人为树立的所谓青年杰出学者、学科带头人等等以很大的压力，不但可能粗制滥造，而且可能助长腐败。众所周知，所谓“核心期刊”也可能腐败，应当由学术委员会严格监督。  
　　学术自有其发展规律。我们如果正视以前学术被扫荡、学术良知被歪曲的历史，就应该承认，我国的学术创新不是一代人两代人所能完成的事业。真正的学术创新，对世界学术真正的原创性贡献，恐怕不但得假以时日，更还得寄望于后代。我们这一代学者的主业，也许应当是为中国学术补课，为后人做一些资料积累，顶多再在吸收消化前人和国外学术的基础上提出一些问题。就借鉴国外学术来说，这意味着需要大量的翻译。所谓的翻译大国日本，能将最新的西方学术成果基本完整地、及时大量地吸收；而我国与之相比，不要说最新成果，就是新的学术赖以奠基的、已经成为经典的学术著作，都还有大量未曾译介，好些学科都是如此。现在的学者对现有资料的准确翻译、整理和介绍，可为后人提供研究的基础。后代的学者在此基础之上，再从现实的生活和问题出发，才有可能为学术大厦添砖加瓦，甚至进行范式转换，使革命性的学术飞跃成为可能。  
　　相比于准确的学术翻译，一些歪曲原意的、一知半解的、不负责任的、东拼西凑的、背离现实的、胡编乱造的所谓“原创”文字，不过是在增加已经堆山塞海的印刷垃圾，不过是在破坏地球的森林和湖海、浪费读者的金钱和时间，也在腐蚀作者自己的学业和良知，对于中国和世界的学术，有百害而无一利。  

(《中国教育报》2002年1月24日第5版)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转发 2004年3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