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评任光宣著《俄国文学与宗教》

dalilandy

关于北京大学原外国语学院副院长任光宣教授著《俄国文学与宗教》（西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5年版，下称该书），笔者曾在《学术界》发表的《评〈俄国文学与宗教〉》一文 中指出：“一本号称‘学术专著’的书内如此多的错误，在国内出版物中实属罕见”。该文从“错别漏讹”、“误译乱译”、“伪引伪作”、“奇谈怪论”、“自我矛盾”、“宗教标签”、“主要立论谬误”等几个方面，对该书（前半部分）作了评述。可是，无奈任教授的书中“明伤、暗伤”、“内伤、外伤”实在太多，即使我那篇文章已经写了两万多字，但也难以“罗列”其累累“伤痕”。因此，要消除此书造成的恶劣影响，并让更多的读者认识此一平庸伪劣之作，故此再评述。

任光宣教授的书有一“专节” ，专门谈拜占廷文化及其对俄国古代文化的影响。这个问题在我国学界尚未展开充分的研究，故该书作者“恃学自居”，自以为“高明”，但是在一系列人文社会学科、一般历史文化知识和外语知识等方面，在分析、介绍、评述、编译、转述和行文用语中，其谬说悖论层出不穷。为此，笔者对此“专节”（共5页多，共11自然段）进行专评（该专节几乎每段都有硬伤），以便从一“局部”进一步认识该书的“平庸伪劣”性质。

一、触目惊心的硬伤

该“专节”一开始（第一段）就介绍拜占廷历史简况：“从公元4世纪起，拜占廷开始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形成一个封建国家。这个国家的疆域逐渐扩大，包括希腊、巴尔干中部和南部的诸国、中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等国家。公元395年，该封建帝国与罗马分开，称东罗马帝国，后来叫拜占廷帝国。到公元6世纪查士丁尼一世执政时代，拜拜占庭成为地中海的强国。7-9世纪，拜占廷又征服了阿拉伯人、斯拉夫人、伦巴第人，大大地扩大了自己的版图。公元11世纪由于基督教东西教会***，在拜占廷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东正教中心，君士坦丁堡东正教会的牧首逐渐成为各地东西教会的首领。”（《俄国文学与宗教》，第49页。以下引自该书的文字只注明页码。这一段共213个汉字）
     
这段文字中带着重点的词语就是其中的“硬伤”。下面我们依次逐句分析。
     
第一，上述任文写道：“这个国家的疆域……包括希腊、巴尔干中部和南部的诸国、中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等国家”。（第49页）
     
拜占廷帝国存在的一千余年中，其疆域从来没有扩及到中亚。请问，中亚在哪里？这几句话可能是任教授根据苏联某书的材料（如《苏联百科词典》）翻译和引伸的，但他却译错了。如该“词典”写道：“Завоевания 7 – сер. 9 вв. Арабов,  
славян, лангобардов свели ее  
территорию в основном к части  
Балканского полуострова и Малой Азии ...” [试译为：“7世纪—9世纪中叶，阿拉伯人、斯拉夫人、伦巴第人的夺占（土地）使得拜占廷的领土基本上只限于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的部分地区”]
     
任教授把“小亚细亚”（Малая Азия）误译成了“中亚”。应指出的是，作者的“中亚”说甚至影响到北大俄语系学生（因为他们在90年代初几年曾使用该书的前身《俄国文学与宗教》讲义，当作参考教材）撰写的论文。如《北京大学学报·外语语言文学专刊》（1996年）一篇名为《俄罗斯东正教文化的历史沿革》的文章写道：“东正教在巴尔干地区的传播可以追溯到公元9世纪……中亚地区教会的发展早于巴尔干地区……东正教在巴尔干和中亚地区的传播为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建立准备了条件”（第85页）。这里的“中亚地区”本应写成“小亚细亚地区”。因为东正教不曾在中亚地区传播。
   
第二，上引任文写道：“（公元）7—9世纪，拜占廷又征服了阿拉伯人，斯拉夫人、伦巴第人，大大地扩大了自己的版图”。（第49页）
     
把这几句话与笔者上面的“试译”对比便会发现：任教授由“乱译”而发展为“胡说”（所谓拜占廷在7—9世纪大大地扩大了自己的版图”——事实正好相反）。

这两句话暴露了任教授在俄语语言知识和一般历史知识上存在的严重问题。俄语词завоевания复数，意思是“征服地”、“夺占物”；其单数завоевание，由及物动词завоевать“征服”构成（动名词）。而词组“завоевания арабов, славян,  
лангобардов”是指“阿拉伯人、斯拉夫人、伦巴第人（对拜占廷领土）的夺占”。这里三个表示“人种集团”的名称（复数第二格）是动名词表示的行为的“主体”（第二格），而任教授把它们当作“客体”（第二格）来译，结果成了“……又征服了阿拉伯人、斯拉夫人、伦巴第人……”这不是“反主为客”的乱译吗？

史料告诉我们，从公元7世纪开始，伊斯兰势力在阿拉伯半岛崛起并迅速向外扩张，阿拉伯哈里发帝国的扩张使东罗马帝国丧失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等地。北大阿拉伯语专家张会成先生在“东方文化讲座”中详细介绍了7—8世纪 阿拉伯帝国扩张史：“……634—635年征服埃及、利比亚、迦太基、努比亚；670征服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709年伊斯兰势力渗入西班牙等地；705—715年征服中亚和信德（注：今巴基斯坦）” 。同时，阿拉伯帝国还“消灭波斯的萨珊王朝，并多次围攻君士坦丁堡，对拜占廷造成巨大威胁” 。在7—8世纪阿拉伯人在不断征服别国别地区，而该书却说7—9世纪阿拉伯人被拜占廷帝国“征服”！这是否是外语知识、历史知识都缺乏的“并发症”？
     
所谓“拜占廷又征服了……斯拉夫人、伦巴第人”，也是有违史实的。斯拉夫人是一个总的“人种集团”概念。包括东、西、南三支。在7—9世纪及以后，拜占廷从来也没有“征服”过东、西斯拉夫人；而在历史上，拜占廷帝国还曾被南部斯拉夫的保加利亚王国打败，只有在11世纪以后拜占廷帝国才“兼并”了保加利亚等南部斯拉夫一些地区。不仅如此，公元8—9世纪，拜占廷国内兴起的反教会运动——“圣像破坏运动”，把拜占廷帝国的封建王朝弄得“焦头烂额”，自顾不暇，何言对外“兴兵”？

第三，任教授写道：“从公元4世纪起，拜占廷开始……形成一个封建国家”，“公元395年，该封建帝国与罗马分开，称为东罗马帝国”。（第49页）
     
在这里，又犯了历史知识的错误。请问：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成东西两部分的前后时间，位于帝国东部的“东罗马帝国”是“封建国家”吗？历史事实是：原罗马帝国是个统一的奴隶制国家。在分成东、西罗马帝国时两者仍是奴隶制国家。“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罗慕路斯·奥古斯都帝被废，西罗马帝国灭亡……在历史上，以这一事件标志奴隶制的终结” 。欧洲进入中世纪早期阶段。从这个时期起，欧洲产生了新的“蛮族”国家，它们纷纷越过奴隶制阶段而先后进入早期封建社会。而继承罗马帝国“半壁江山”的东罗马帝国处于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在其早期仍实行奴隶制，它还不是“封建国家”。“公元5—6世纪，东罗马帝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发生了变化，奴隶制开始瓦解，封建制因素逐渐产生和发展……”“公元7世纪奴隶制解体，封建制开始形成。从此东罗马帝国变成封建主义的国家” 。由此看来，任教授居然把东罗马帝国的封建史提前了二百多年！

第四，任文还写道：“公元11世纪由于基督教东西教会***……君士坦丁堡东正教会的牧首逐渐成为各地东西教会的首领”。（第49页）
     
这里两处写到“东西教会”，但后一个显然是错误的，应为“（各地）东方教会”。一字之差，谬之千里。不知是由于作者的无知而未“察觉”，还是在排版付印审查“清样”时工作作风不严谨而造成作者“东西”不分。必须指出，任光宣先生总是辩解“甚至连印刷的错误也算在我头上。这样做实在人感到遗憾” ，这是毫无文责自负的态度。任教授作为堂堂北大外国语学院主管科研的副院长、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如此“胡编乱译”，居然连起码的“文责自负”的责任心也没有，但又总是忘不了口口声声地说“我的专著”如何如何，——这能不令人遗憾吗？
     
二、“满目创痍”

为了让读者了解作者在这一段写了些什么，这里还是把这段文字照抄如下：“在文学方面，古罗斯文学受拜占廷文学的影响显示（“而”之误——注）易见。在罗斯出现的最初手抄本作品《古罗斯手抄本文选》里，除了有一般的道德训诚（“诫” 之误——注）、等内容外，还录入拜占廷的经院哲学文章。拜占廷的宗教小说，使徒传乃至后来的军事历史小说（如记述尤素福·弗拉维的犹太战争，记述特洛伊战争）都被大量从希腊文译介到罗斯来，在拜占廷的历史作品的影响下，罗斯的约翰·马拉拉、格奥尔基·辛凯尔，阿马尔托尔等人写出一些编年史或大事记。除文学作品外，还出现了最初的科学著作，如库兹马·英基科普洛夫的《基督教测地学》，以及《六天》、《生理学家》等等。这些作品对大自然的认识带有许多幻想和想像的成分，但是反映出当时罗斯科学发展的水平。”（第51-52页）
     
这段有264个汉字的文字基本上译自俄语某材料（这可以从其译名便知）。作者不仅没有参阅其他相关材料，而且往往胡乱翻译，想当然“阐述”，以致“张冠李戴”、“指鹿为马”。

为了证实我们的论断，现就上述文字逐句进行分析，何为“假冒伪劣”。
     
第一，上引任文写道：“在罗斯出现的最初手抄本《古罗斯手抄本文选》里，……还录入占的经院哲学文章”（第51页）。
     
（1）在该书第48—49页上任教授写的是：“基辅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雅罗斯拉维奇的两本《古罗斯文学手抄文选（1073年和1076年）》。”我们看到，同一本书出现“一名两译。”在古俄语文献中，这两本罗斯较早的抄本被后世称为Изборники（或“Сборники”） Святослава 1073 и 1076 гг.（《1073年和1076年斯维亚托斯拉夫文选》）应当向读者说明的是，古罗斯某些作品虽然冠以大公或高官显贵之名，但却不是出自他们之手。这两本《文选》是当时一个名叫约翰（Исанн）的书吏为基辅大公斯维亚托斯拉夫抄写的。他抄自保加利亚人为保加利亚王国西蒙（Семеон，约864—927年）大帝用古斯拉夫语和基里尔文字编译的文集——主要译自古希腊—罗马和拜占廷一些著作家的书文片断或节录，同时也收录了少量斯拉夫人的“言论”。曹靖华先生主编的《俄国文学史》曾正确地指出：“古代罗斯从拜占廷和保加利亚引入了大批宗教书籍,也包括一些世俗性著作（历史故事，自然科学等……” 可见，任教授把这两本《文选》当作“拜占廷文学的影响”下“在罗斯出现的最初的手抄本”，并不完全合乎古罗斯的历史事实.
     
（2）所谓上述《文选》“还录入拜占廷的经院哲学文章”。笔者怀疑：作者是否读过这《文选》或有关此《文选》的俄语介绍？作者是否多少知道一些中世纪欧洲哲学史？
     
我们在《文选》（古俄语版）的“介绍”中读到：《文选》选录了“拜占廷教父著作的片断”（“отрывки из сочинений византийских  
отцов церкви”） 。例如早期基督教神学家、希腊教父哲学家、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约翰·克里索斯托（John Chrysostom，约350—407年；在斯拉夫—俄罗斯文献中他以“金口约翰”——“Иоанн Златоуст”闻名，东正教有他的“纪念日”）的文章片断。《文选》中录入的是“拜占廷教父哲学”的文章片断，但任光宣先生却说“录入拜占廷的经院哲学文章。”这究竟是根据什么材料和哲学历史事实？
     
哲学史告诉我们，西方（中世纪）哲学在基督教形成之后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教父哲学（又称“教父学”,俄译名是“патристика”——指“2世纪至12世纪基督教‘教父’著作的总称” ）和经院哲学（又称“烦琐哲学，俄译名是“схоластика”——主要在11世纪起的中世纪盛期和晚期）。著名的“实在论”（又称“唯实论”）哲学家，被称为经院哲学的“鼻祖”，有“最后一个教父和第一个经院哲学家”之称的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安瑟伦（1033—1109年） 才是中世纪欧洲第一位著名的经院哲学家。然而任教授在介绍上述《文选》时只是提一下“还录入拜占廷的经院哲学文章”，既没有列出一部作品（文章）名称，也没有列出一位拜占廷经院哲学家的名字。任先生不是指责别人“尤其是在古代俄罗斯文学知识方面的贫乏” 吗？那么，为什么他自己在介绍古罗斯文学著作时如此“买空卖空”，诳骗“顾客”？

诚然，任教授在该节另一处提到了一位所谓“拜占廷经院哲学家”佛提乌（第49页）。关于这个佛提乌我们在后面还要专谈。这里仅指出一点：佛提乌生活的时代是公元9世纪，他比欧洲哲学史上的经院哲学“鼻祖”安瑟伦生活的时代（11—12世纪）要早二百多年。照任先生看来，经院哲学“鼻祖”应是早于安瑟伦的人，如拜占廷希腊人佛提乌。然而这是事实吗？
   
第二，任写道：“拜占廷的宗教小说、使徒传乃至后来的军事历史小说（如记述尤素福·弗拉维的犹太战争，记述特洛伊战争）都被大量……译介到罗斯来”。（第51-52页）
     
这是一句典型的“贩卖”自己的“私货”但“卖砸了锅”的文字。作者用所谓“被大量译介到罗斯”这类字眼来“虚张声势”，似乎显示自己接触了“大量”的拜占廷作品。但作者为什么不列出几部来？是不是自己引用并翻译的俄文材料上没有列出拜占廷作品名称？其实，无论是靠“虚张声势”还是靠“伪引伪作”，都是无济于事的。
     
（1）所谓“拜占廷的宗教小说”。请作者列出两部（不要“大量”）“从希腊文译介到罗斯来”的宗教小说，或者哪怕一般“拜占廷小说”也可以。我们在俄语古文选中读到了一部名为Девгениево деяние（《迪根尼斯行传》）的“小说”，我国有人译为《边民迪杰内斯》。这个“小说”是于10世纪在拜占廷关于希腊人同萨拉秦人（阿拉伯人）斗争的史诗基础上形成的，它讲述迪根尼斯-阿克利塔斯建立的功业和爱情经历的故事。最早直接译自希腊语的古俄语版本不晚于12—13世纪 。据拜占廷学家陈志强教授说：“拜占廷文学中的小说兴起较晚，其成果只有一两部，据现代学者考证，它们是从叙利亚语翻译成希腊语的印度故事” 。任光宣称“古罗斯文学受拜占廷文学的影响显而易见”——那么，请问：任教授见了几部拜占廷小说（尤其是拜占廷宗教小说）？

（2）所谓“拜占廷……后来的军事历史小说（如记述尤素福·弗拉维的犹太战争，记述特洛伊战争）……”。事实上，古犹太史学家尤素福·弗拉维（公元37—100年）著有《犹太战争史》（俄语译名是История иудейской войны），书中记述罗马帝国韦斯巴芗父子先后率军镇压犹太人民反抗统治者的起义和战争。尤素福记述了这场“犹太战争”却被任光宣译成“记述尤素福·弗拉维的犹太战争”——这种拙劣的“翻译”简直令人吃惊。而更令人不解的是：一场罗马帝国进行的犹太战争的历史记述怎么成了“拜占廷的军事历史小说”？犹太人在公元初百年内记述的事怎么能与几百年后出现的拜占廷“拉上”关系呢？怎能如此迁强附会地来谈“拜占廷宗教文化”呢？
     
在任光宣教授的笔下，“记述特洛伊战争”也成了“拜占廷……后来的军事历史小说”！学过点“欧洲文学史”的人都知道，公元前古希腊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描述了“特洛伊战争”。李赋宁教授总主编的《欧洲文学史》在“古希腊文学”一章“荷马史诗”一节中写道：“欧洲文学史上最早最伟大的文学作品是两部长篇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 怎么也让人想象不到，任光宣竟然“变戏法”似地把古希腊作品变成了“拜占廷……后来的军事历史小说”！

第三，任写道：“在拜占廷的历史作品影响下，罗斯的约翰·马拉拉、格奥尔基·辛凯尔、阿马尔托尔等人写出一些编年史或大事记”（第52页）。
     
这里任光宣教授不仅可以“变戏法”似地把古希腊、古犹太的作品“变成”拜占廷的作品，而且还可以把拜占廷人“变成”罗斯人！上面列出的三位就是拜占廷的史学家，结果成了“罗斯的”！这难道就是任教授所“通晓”的“拜占廷文化”吗？为了不让读者受胡编乱译之困，对此稍加澄清。
     
（1）约翰·马拉拉，又译为“约翰·马拉拉斯”——John Malalas，俄译名Иоанн Малала（公元491—578年），著有《编年史》、《教会史》等作品。一位6世纪的拜占廷史学家被任教授硬“拉拽”到11世纪后的罗斯来，成了“罗斯的”人。
     
格奥尔基·辛凯尔，俄译名是Георгий Синкелл，但西方文献中被译名为George the Synkellos——“辛凯洛斯的乔治”或称“乔治”（辛凯洛斯人）（？—810年）。这样一位9世纪的拜占廷史学家又被任教授改成“罗斯人”！
     
阿马尔托尔俄译名是Амартол，我国也有人译成“哈马托卢斯”或“阿玛尔托拉”，是9世纪著名的史学家。他的代表作《年代纪》（俄译名Хроника）是一部近似“欧洲通史”的史学著作，对古罗斯编年史影响最大。任千不该万不该，把这位拜占廷史学家也改国籍为“罗斯的”人！这是为什么呢？
   
古罗斯最早的一部编年史《往年纪事》（Повесть временных лет，是１２世纪初编纂的，其编撰者涅斯托尔（Нестор）在编这部史书时曾大段大段抄袭引用阿马尔托尔的《年代纪》（11世纪后引入罗斯并译成古俄语），共有18处之多。19世纪俄国最著名的史学家瓦·奥·克柳切夫斯基写道：“这篇纪事（指《往年纪事》——笔者）是以拜占廷年代纪为样板编成的，通常用《旧约》的传说来开始叙述。其中一部年代纪——格奥尔基·阿玛尔托拉（第9世纪，后来延续至948年）的斯拉夫语译本，在罗斯很早就闻名的。《往年纪事》甚至公开把它称为自己的史料来源” 。
     
任教授在该书的“古代俄国的宗教文学”一章中用了一个专节来谈“俄国的编年史”，重点是《往年纪事》。大谈“编年史是俄国宗教文学的另一种主要的体裁”，又是分析作品的思想性，又是介绍撰写人的创作方法和世界观，“《往年纪事》这部编年史内容十分丰富，它摹仿拜占廷的宗教大事记文学体裁形式和结构……”（第85页）；“基督教教义像－根红线贯穿在全书的字里行间”（第86页）等等。可以肯定地说：任教授只是依据俄国东正教神学界文化人士的“材料”，恐怕连俄语的《往年纪事》翻都没有翻过，也不知道《往年纪事》的“史料来源”，更不知《年代纪》的作者阿马尔托尔是何许人也。


第四，任写道：“除文学作品外，还出现了一些最初的科学著作，如库兹马·英基科普洛夫的《基督教测地学》，以及《六天》、《生理学家》等等。这些作品对大自然的认识带有许多幻想和想象的成分，但是反映出当时罗斯科学发展的水平”（第52页）。请问任先生，这里列出的三部（且不说“等等”）科学著作你读过了哪本？
     
首先，在专谈“拜占廷宗教文化对罗斯文化的影响”的章节中突兀地冒出“当时的罗斯科学发展”来，这是不是说，罗斯的科学文化也是在拜占廷宗教文化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其次，作者在关于“拜占廷宗教文化”的论述中，总共只列出了9部作品（名称）：4部被当作“拜占廷的”（即两部“军事历史小说”和两部“使徒传”——下面将谈），5部当作“罗斯的”。其实，这9部作品中有7部是明显的“冒名顶替”。这罗斯的5部作品中就有3部是非罗斯的作品，但却被任光宣教授莫名其妙地称为“罗斯的科学著作”。

（1）所谓“库兹马·英基科普洛夫的《基督教测地学》”——俄译名是“Христианская топография Козмы Индикоплова”，它的英译名是The Christian Topography of Cosmas Indicopleutes。有人译为“科斯马斯的《基督教国家风土记》”。它是公元6世纪拜占廷航海商人科斯马斯所著，其中记述自己在红海、印度洋各地游历经商时的所见所闻，作者据此证明大地是扁平的。俄语古文献中还为此著作配有插图：“Изображение небесных светил из  
Христианской топографии”——“《基督教国家风土记》中的各天体图”。英语词Topography和俄语词топография均来自希腊语，原意为“地区描绘”。在双语词典中汉语译解大同小异：英语的译为“1、风土记；地志；2、地形学，地形测量”等；俄语的译为“地形测量学，测地学；地形”。但无论如何，这部作品不是罗斯的科学著作。
     
（2）所谓《六天》（俄文译名是Шестоднев，我国也译为《六日赞》和《六日圣灵赞》），是公元4—5世纪几位早期基督教神学家根据《圣经》先后撰写的“文集”。取名《六天》是因“文集”中颂扬和赞美上帝在从礼拜一到礼拜六的六天内创造世间和自然界的万事万物。这部作品也不是什么“罗斯的科学著作”。
     
（3）所谓《生理学家》（俄语译名是Физиолог）是公元2—3世纪一些早期基督教神学家依据当时的神学观点所撰写的。此作品最早出现在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书中主要讲一些现实世界存在的和人们想象中的（虚拟的）自然界的动物植物。这部作品更不是什么“罗斯的科学著作”。

这三部作品产生时（公元2—3世纪至6世纪），在历史上（及史料中）即没有“罗斯”这个名称，也没有“罗斯”这个实体。我们很难设想，自称通晓古罗斯文化的任光宣教授怎么会如此肆无忌惮地信口开河，说什么“这些作品……反映出当时的罗斯科学发展的水平”？最简单不过的问题是：公元初几个世纪“撰写”的作品怎么会“反映出当时”尚不存在的“罗斯科学发展的水平”呢？

三、对一处硬伤的分析

笔者在《文汇读书周报》（2000年6月3日）上撰文指出：任教授“在该书中把历史人物‘传记’几乎都归之于‘宗教文学’，而且都看作所谓‘使徒传’作品。殊不知按基督教说法（《圣经》中所载明的）“使徒”一说是有特定意义的。”任对此反驳说：“左先生……认为把历史人物‘传记’归于‘宗教文学’，并且都看作所谓‘使徒传’作品是错误的，认为我不懂‘使徒’的函义，乱用‘使徒传’概念，”“……左文说‘殊不知’不知道在指我不知，还是他自己？！” 为了显示自己懂得“使徒”的涵义，任还进一步“此地无银三百两”式地断然否认：“在此，我倒是要提醒一句，我在自己的专著里任何地方也没有把历史人物‘传记’都归之于‘宗教文学’，也没有都将之看作‘使徒传’作品” 。
     
任光宣教授以为经他这么一辩，他写的白纸黑字的东西就不存在了，他那块“使徒”硬伤就“痊愈”了。从另一方面说，像他这样的强词夺理的辩解，文过饰非的否认，在学术界、文化界、教肓界，均属罕见。在此，笔者就“锁定”在任某的“使徒”说这块硬伤上。
     
任在《俄国文学与宗教》一书中辟有专章专节专谈“古代俄国的宗教文学” 及其所谓“使徒传作品”（第55-84页）。“使徒传作品”这个专节（近30页）占“古代俄国的宗教文学”（第55-93页，共38页）四分之三的篇幅。
     
笔者在《评〈俄国文学与宗教〉》一文 中已经指出，任光宣教授把“圣人、圣者、圣徒”（святые）同“使徒”（апостолы）混为一谈；把基督教-东正教会的“封圣”（谥为圣徒）同基督教早期耶稣基督派遣自己的门徒到各地传播福音之举混为一谈；把“圣徒传”（或“圣XX生平”Жития святых）同“使徒行传”（Апостол）混为一谈，把古代罗斯的包括“王公传记”（княжеские жития）和“僧侣传记”（монашеские жития）在内的“传记文学”（житий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作品都归之于“使徒传作品”。老实说，任对什么是“使”都没有弄清，还侈谈什么“使徒传”？任对其所引用的俄文材料中凡有“житие”（传，传记，生平）一词都译成“使徒传”（见下面所列的作品名称），由“житие”构成的形容词“житийный”[（圣者）传记的，（圣徒）生平的，等]他都译成为“使徒传的”、“使徒传人物的”等。

任光宣教授大言不惭地声称：“我倒是要提醒一句，我在自己的专著里任何地方也没有把历史人物‘传记’……都将之看作‘使徒传’作品” 。为了让读者了解什么是“文过饰非”，什么叫“赖账”，同时也为了让任某重温一下自己所写的内容，兹摘抄若干如下：“在基辅罗斯时期最著名的使徒传作品是《鲍利斯和格列勃的传记》和《费奥多西·别切尔斯基传》”（第57页）；但任又写成《鲍利斯和格列勃使徒传》（第10页），《费奥多西·别切尔斯基使徒传》（第63页）；“在13—15世纪还有一些其他的使徒传作品，如……《俄国沙皇德米特里·顿斯科依大公生死传》”（第70页。任的乱译——莫名其妙的“生死传”——原文是“……的生平和临终情形”）；“大司祭阿瓦库姆的《使徒传》”（第76页等）；“修士叶比法尼写的自传体《使徒传》”（第80页）；“捷克的《柳德米拉和维亚切斯拉夫使徒传》”（第10页。笔者注：古罗斯译有捷克的《圣柳德米拉、圣瓦茨拉夫传说》）；“拜占廷使徒传（如《大安托尼使徒行传》、《阿列克塞使徒传》）（第54页——这两部作品本文下面将再分析）等等。任在其《俄罗斯艺术史》 中同样把“житие”译成“使徒传”，把“житийный”译成“使徒的”、“使徒传人物的”等。如他写道：“莫斯科的圣像画《鲍利斯和格列勃与使徒传》”（第35页。此画的俄语名是《Борис и Глеб с житием》，任把“с житием”译成“与使徒传”，完全是乱译。这幅画在俄语中亦称“Житийная икона《Борис и Глеб》”，译为“有圣徙生平主要场面的圣像画《鲍利斯和格列勃》”）。再如他写道：“……《先知伊里亚》（13世纪末……）大概是罗斯圣像画中最早具有使徒印记的作品”（第35页）。
什么叫“使徒印记”？原来任是从俄语词组“житийные клейма”翻译过来的。由于他不懂这词组的意思，所以只能把“житийные”译成“使徒的”，而把“клейма”按词典中词的“首义”解释成“印记”。其实这种“画”（画旧约“先知”的）与新约的“使徒”毫不相关）。“клейма”是“клеймо”的复数，表示“印记”、“印痕”的意义。古罗斯的这种圣像画绘制在木板上，在“中心圣像画”的上下左右四周“刻成”或“烙成”一个个方格（квадратные клемма，约16—20个），每个方格内绘有圣者生平的主要场面。在此，我倒要向任光宣教授提醒一句：阁下不仅在所谓的“专著”《俄国文学与宗教》中乱用“使徒”、“使徒传”等名称，而且在所谓“佳作”《俄罗斯艺术史》中也乱用“使徒”、“使徒传”等名称。这一切能否认吗？

任光宣教授在“使徒传作品”一节重点介绍了历史人物、17世纪俄国教会***派首领之一的大司祭阿瓦库姆及其在狱中写的“Житие”——俄语古文献称“Житие, им самим написанное”（“他自己写的生平”），即“自传”（可译为《我的生平》）。后来被外来词“автобиография”（自传）代替。但任在第77—88页上每页都写成“阿瓦库姆的《使徒传》”。请问自称懂得古代俄国文学和东正教的任教授：被沙皇政府处决的大司祭阿瓦库姆何时被何人“封圣”了？或者死后“平反昭雪”追谥 “为圣”了？他何受何人之“遣”去何地传播福音了？
     
2002年北大研究生会举行了一系列讲座，后来这些“讲座”分别汇集成册出版。其中一个系列是有关俄罗斯文化的，名为《在北大听讲座  俄罗斯文化之旅》 。其中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刘文飞先生的“讲座”。他在谈到阿瓦库姆时说道：“俄国有个大主教（笔者注:应为“大司祭”），叫阿瓦库姆，这人写过一本《使徒传》（我觉得应该译成《生活记》）……” 刘先生也认为用《使徒传》不妥，“觉得应该”另译。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本《俄罗斯文化之旅》竟然由任光宣教授来为之作“序”。但不知任作“序”之前是否读到（或读过）刘文飞的“讲座”及关于阿瓦库姆的“传记”之说。如果读过，那又有何感想呢？是不是还要再来一次“我倒是要提醒一句”？

下面我们着重分析该书中（该“专节”中）关于拜占廷“使徒传”的说法。任写道：“编年史和使徒传也深受处在繁荣时期的拜占廷文学的影响。因为几乎11—12世纪的所有比较有名的拜占廷使徒传（如《大安托尼使徒行传》、《阿列克塞使徒传》）都从希腊文译成古俄语并在罗斯大地上广泛流行”（第53—54页）。尽管任这样抄译了，但实际上是“不懂装懂”，是胡编乱译。什么“几乎11—12世纪的所有比较有名的拜占廷使徒传”——任知道几部（且不说“几乎所有”），读过哪一部？“比较有名的”是哪些，比较不著名的又是哪些？所列的所谓“传记”是“使徒传”和“使徒行传”吗？它们是“拜占廷使徒传”吗？
     
拜占廷传记文学包括皇帝传记、圣徒传记和自传等几种类型。拜占廷传记文学的前身是罗马帝国时期已开始形成的历史人物的传奇、传说或故事。如基督教早期的殉道者、蒙难者的故事和后来的关于苦行修炼者的传奇等。
     
罗马帝国的京城于公元330年由罗马东迁至拜占廷城之后最早出现的两位史学家，同时也是传记作者，是（凯撒里亚的）尤西比乌斯（Eusebius of Caesarea，260—330/340年），其代表作是《君士坦丁大帝传》；另一位是（亚历山大里亚的）阿纳斯塔修斯（英译名Anastasios，4世纪，俄译名为“Афанасий Александрийский”），其代表作是《安东尼传》（英译名是antony the Great，俄译名是Житие Антония Великого）。严格说，这两种“传记”不能称为“拜占廷的”传记文学，它们只是作者开创了拜占廷传记文学的写作方式和创作风格的先河。
     
古罗斯传记文学深受拜占廷文学的影响。古罗斯传记文学作品大多数为“翻译的传记文学”作品（“переводная житий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主要译自拜占廷希腊语，其次译自罗马拉丁语或其他语言。19世纪古代罗斯文学研究的奠基者之一、著名的圣彼得堡大学校长И·И·斯列兹涅夫斯基编纂的《古代俄语词典材料》（三卷本）第一卷的“文献索引”中列出了89部《传记》、《传略》、《生平故事》等 。在此我们仅略举一二。如《金口约翰传》（Житие Иоанна Златоуста）、《阿索斯山修道院圣彼得传》（Житие св. Петра Афонского）、《摩拉维亚总主教美多迪传》（Житие Мефодия, архиепископа Моравского）、《圣西米昂传》（Житие св. Симеона，译自捷克语Zivot sv. Symeona）、《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传》（Житие Александра Македонского）等等。以上五部“传”（“传记”，俄语为“житие”）中哪部可以译成“使徒传”？他们中有谁可称之为“使徒”？
     
就拿前已谈及的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晚期）阿纳斯塔修斯编撰的《安东尼传》（或《圣安东尼传》）来说，在任教授的笔下它竟然成了“11—12世纪的……拜占廷使徒传……”——《大安托尼使徒行传》。也就是说，任把这位开创隐居修道生活之先例，有“埃及旷野虔诚修士”之称、被誉为“隐修士之父”的早期基督教历史上极著名的人物，变成了《圣经》的“使徒”——奉耶稣基督之命被派往各地宣传福音的“门徒”。不然，为什么任光宣要把“житие”（传记）翻译成“使徒行传”呢？（前已写明：《圣经·使徒行传》俄语中是Апостол）。
     
任光宣教授只列出了两部所谓“拜占廷使徒传”——这与他宣称的“几乎所有的……拜占廷使徒传”相距太远了。他列出的另一部“传记”——所谓《阿列克塞使徒传》——也被列入“11—12世纪……有名的拜占廷使徒传”之内。请问任光宣，你作为俄罗斯文学教师，读过哪些或哪部“从希腊文译成古俄语并在罗斯大地上广泛流行”（第54页）的拜占廷“传记”作品吗？“译成古俄语”的拜占廷作品你读过吗？如果任教授敢于回答“读过”，那我们就向任先生请教：《阿列克塞使徒传》的俄语“原名”是什么？它是“11—12世纪的拜占廷使徒传”吗？何人用何种语言创作？何时传入罗斯？
     
这部作品的俄语译名通常写成Житие Алексея человека божия——任光宣教授只译了这名称的前一半“Житие Алексея”——《阿列克塞使徒传》（再次把“житие”译为“使徒传” ）。为什么任某不把“человека божия”译出？是不懂而不敢下笔？但他在另一本书上，却把一幅古罗斯圣像画的画名（此画也是绘阿列克塞像的）：《人神阿列克塞》（Алексей человек божий）中的俄语词译成“人神”，从而与“человек-бог”混淆一起。“Человек божий”应译为“神的（或上帝的）仆人”。古俄语中，“человек”（人）有“仆人”（слуга），奴仆（раб）意义（如“раб божий”）。自称懂得基督教-东正教的任先生是否知道按基督教教义教规，什么“人”才能称为“人神”或者“神人”？
     
《神的仆人阿列克塞传》不是任光宣教授所说的“11—12世纪……拜占廷使徒传”。我们在古代俄语文选中读到这一“传记”的全文，此传一开始就写道：“罗马城内有一人，极为虔诚，名叫耶菲米扬（注：俗名，教名为阿列克塞），他的妻子名叫阿格拉伊达……耶菲米扬是大贵族，家财万贯，乐善好施……” 此罗马人生年不详，卒于411年。其“传记”是此人死后被教会封圣后所撰写。目前“传记”撰写人是谁尚无定论，但极可能是公元5世纪被人用罗马拉丁语撰写，后来译成希腊语，传入罗斯后被译成古俄语。
     
俄国东正教教历（“Православный календарь”）上都有纪念圣安东尼和圣阿列克塞的节日。例如每年3月30日纪念“神的仆人阿列克塞”。1998年3月30日俄国“正教教历”上写道：“圣阿列克塞生活的榜样告诉我们：如果你富有，那就成为扶危济困的善人；如果你高尚，那就利用你崇高的地位去庇护和帮助弱者和受欺压的人。这样，你就将成为神的仆人”（最后一句的俄语原文是：“... будешь Человеком Божим”）。

四、胡编乱译的样板

在谈到拜占廷文化及其对斯拉夫文化的影响时，不能不提到9世纪最著名的拜占廷学者、神学-哲学家佛提乌。在我国不同材料中这位学者的名字被译成“弗条斯”（由Photios），也译为“福季”（按俄文Фотий译音）等；此外，在不同材料中，对此人生卒时间的说法也有差异：约810/约820年—约890/891或893年。这个佛提乌与拜占廷皇帝巴西尔一世（我国译自俄文的材料称“瓦西里一世”）交往甚笃，曾是其子女的宫庭教习，朝廷重臣，当过君士坦丁堡大学教授，两度（858－867年，877－886年）出任东正教君士坦丁堡牧首，在教俗两界都有重要影响。他著有《书信集》、《演讲录》，编篡词典，而最著名的学术著作是《书目提要》（又名《书目》，还译为《书海集锦》——由Myriobiblion意为“许多书“），这是中世纪欧洲第一部重要的：“图书汇编”，从古希腊-罗马和拜占廷众多作者的著述中编选历史、地理、文学、哲学、神学以及医学等方面的知识信息。
     
任光宣教授是这样写的：“……早在公元9世纪初，拜占廷经院哲学家和牧首佛提乌 就把古希腊罗马文化介绍到罗斯……”（第49页）；同页“注○1”写道：“佛提乌（810/820－990？）君士坦丁堡的牧首”。这个“注”是任某译自《苏联百科词典》的：“Фотий (ок. 810 или ок.820—90-гг. 9 в.) константинопольсктй патриарх ...”——译成汉语是：“佛提乌（约810或约820年—9世纪90年代）君士坦丁堡牧首……”
     
前面已指出，不能认为佛提乌是什么经院哲学家。但任光宣教授连普通的俄语“时间表示法”也不懂，以致把“90-е гг. 9 в.”（9世纪90年代）译成990？（尽管后面用了个“？”代替“年”字）。作为北大的俄语系教授，犯这类幼稚的语法翻译错误，恐怕是极不应该的。可惜任竟然连起码的逻辑都不顾，怎么也不想想：此人生于810或820年，死于990（？）年，这岂不是说，他活了170－180岁！？世上有这样的老“寿星”吗？

任光宣教授把““90-е гг. 9 в.”译成“990”是典型的乱译。此外，既然这个牧首生于“约810年或820年”，这就是说，他生于“9世纪初”或“9世纪初一、二十年”。但任却写道：“早在公元9世纪初，……佛提乌就把古希腊罗马文化介绍到罗斯”——这是任的又一胡说。试想，一个（在“９世纪初”）刚出世（甚至可能尚未出世）的襁褓婴儿怎么可能“把古希腊罗马文化介绍到罗斯”？世上有这样的“神童”吗？
  
五、评所谓“几百年的古希腊拜占廷的演就词”

任先生用了几页篇幅来谈古罗斯11世纪上半期由神职人员伊拉里昂（Иларион）创作的《法与神赐说》（Слово о законе и благодати，又译为《法律与神恩讲话》或《论律法与神恩》等）。任光宣说“这是一部优美的宗教赞歌”（第53页）。但也有学者认为这作品是一篇“政治宗教论文”（“Политчески-религиозный трактат”）。任先生写道：这篇作品是“以拜占廷为榜样，……符合拜占廷演讲文的种种要求”，“完全是拜占廷式的宗教演说文的固定程式”（第53页）等。任教授又在这里“买空卖空”，因为没有列出一部“拜占廷演讲文”作为范例，以便读者了解其“种种要求”和所谓“固定程式”；同时也没有从这篇作品中列出几段文学来表现其“符合拜占廷演讲文的种种要求”。

任还写道：“古希腊是词藻华丽的演说词的故乡，因此可以说，《法与神赐说》是对几百年的古希腊、拜占廷的演说词这种文学传统的借鉴和模仿”（第53页）。任同样始终没有列出一部体现古希腊、拜占廷“文学传统”的演说词作为范例，以便读者多少知道一点古希腊“词藻华丽的演说词”。

笔者认为，任教授恐怕是列不出来的，因为他籍以翻译的俄语材料中没有这方面的“列举”（介绍希腊-拜占廷的讲演文）。不过有两点还不理解，想请任教授：其一，与古希腊文学传统一脉相承的拜占廷演讲文是所谓“拜占廷式的宗教演说文”，在作者的心目中词藻华丽的古希腊演讲文是否也是“宗教演说文”呢？其二，何谓“几百年的古希腊、拜占廷的演说词”？难道具有悠久“文学传统”的古希腊、拜占廷的演说词仅只是“几百年”吗？然而从古希腊、拜占廷的演说词再到作者介绍的古罗斯的《法与神赐说》，时间延度已在千年以上！

罗马帝国时期的希腊学者狄奥尼修斯·哈利卡纳苏斯（？－公元前8年）著有《论早期演说家》。这个“早期”当然指古希腊-罗马时代。这是个“早期演说家”人才辈出的时代。当时许多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等等同时又是杰出的演说家、雄辩师。他们深受古希腊的“修辞学”、“语法学”、“雄辩术”等学科的教育和熏陶。我们从相关材料中知道，有如下一些杰出演说家：雅典雄辩师伊索格拉底（公元前436－前338年）及其代表作《奥林匹亚大祭演辞》；希佩里德斯（公元前390－前332年，据说他师承伊索格拉底和柏拉图），其代表作是《斥菲利庇德斯》等；狄摩西尼（一译“德摩斯梯尼”，公元前384－前322年，既是雅典雄辩师、修辞学家，还是民主派政治家），其代表作是《斥腓力》辞等[注：指（斥）马其顿国王腓力三世]；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年），其代表作有《论演说术》、《为米洛辩护》等，以及其他许多古希腊-罗马演说家和雄辩家。正是他们及其演说辞、辩护辞、论战辞等等形成了古希腊-罗马演讲文这种“文学传统”。怎么能说“几百年的古希腊、拜占廷演讲文这种“文学传统”，怎么能说“几百年的古希腊拜占廷的演说词”？“几百年说”是从何说起的？从何时算起的？

六、评“拜占廷文化是宗教文化”说

任光宣教授写道：“拜占廷是东正教国家。拜占廷文化是宗教文化”（第50页）。正是从这点出发，他才把这个“专节”命名为“拜占廷宗教文化对罗斯文化的影响”。
     
俄国东正教神学界文化人士以及受基督教神学思想影响的文化人士的“文化观”认为，上帝是人类历史的主宰者和统治者，绝对的创造者，认为世上一切文化（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成果都“出自上帝”、“源于上帝”，宣称“宗教是文化的本质和核心”，“宗教向人类提供了真正的精神价值” 等。因此，那些东正教神职人员和文化人士把拜占廷文化视之为“宗教文化”便不足为奇了。奇怪的是，北大的学者竟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东正教的“文化观”，甚至迁强附会地大谈拜占廷这个“东正教国家”的宗教文化如何影响古代罗斯文化的方方面面。但是，拜占廷的“千年文化”仅只是什么“宗教文化吗”？对罗斯文化影响的仅是什么“拜占廷宗教文化”吗？  
     
众所周知，宗教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宗教只是各民族精神文化的一部分” 。这在中世纪欧洲（无论西欧还是拜占廷所在的东欧）的情况无不如此。尽管中世纪被称为：“宗教世纪”、“信仰时代”，尽管在中世纪“宗教文学盛行” ，尽管中世纪宗教文化起过很大的作用，有很大影响（我们对此深信不疑）。但是西欧文化和拜占廷文化都不是单一的宗教文化。因为它们的文化根基的主体部分始终是以拜占廷帝国保存的古希腊文化——古典文化遗产为基础的。同时人们也肯定，西欧文化或拜占廷文化确有其“信仰来源”——即含有基督教的信仰成分。中外学者普遍认为，拜占廷文化是由古典文化遗产（或者古希腊文化传统）、基督教文化和东方文化（或称“亚洲文化”或“阿拉伯文化”）这三种因素交融结合而成的独特的“新的中世纪文化” 。至于“西欧文化”，正如学者们一致认为的，是在古典传统、日尔曼传统和基督教这三大因素之间的剧烈碰撞和想互作用之下萌生”的“独特的西欧文明” 。因此，把拜占廷文化称之为“宗教文化”，或者“基督教文化”，都是片面的，不符合事物的本质特征。任光宣为了在该专节中强调“拜占廷宗教文化”，把涉及文化方面的各种“载体”，几乎都以“宗教”相称：拜占廷“宗教文学”、“拜占廷宗教文化艺术”、“拜占廷的宗教小说”、“拜占廷式的宗教演说文“、“拜占廷使徒传”，“编年史”等史学体裁作品也被归入“宗教文学的另一种主要的体裁”（第84页）等。正如任光宣所教授“总结”的[注：笔者认为是完全“空对空”的“总结”]：“宗教性渗透在拜占廷文化艺术的一切种类里”（第51页）。也就是说，在任的眼里，“一切种类”的文化都是“宗教性”的，管它是拜占廷的“传统文化”、“古典文化”还是大量的民间文化、世俗文化等等，统统是拜占廷的“宗教文化”！
     
拜占廷及其文化，在中世纪欧洲起过积极的作用，对周边国家（特别是斯拉夫国家）的文化发展有过重要而直接的影响。恩格斯指出，拜占廷在使中世纪西方认识古代文化（主要指古希腊文化）遗产方面起过良好的作用 。请问任先生，这里说的“古代文化”是不是也“渗透“着“宗教性”——即所谓“拜占廷东正教”性呢？其实，对东西欧文化有广泛影响的不仅有拜占廷宗教文化，也有拜占廷的社会历史文化，还有拜占廷的政治文化、法律文化以及制度文化等等。例如，“反映拜占廷法律最高成就的《民法大全》（注：公元6世纪制订，又称《国法大全》）成为未来若干世纪中西方法律的基础，近代西欧、俄罗斯、拉丁美洲等国在制定宪法和法令时都曾参考过它，足见其影响之深远” 。难道上列“一切种类”的文化都能包罗在所谓“宗教文化”中吗？难道上述《民法大全》是拜占廷东正教教会的“教会法”吗？此外，诸如拜占廷的“教育文化”也不全是拜占廷“宗教-教会教育”，本文因篇幅暂不展开。
     
“宗教只是各民族精神文化的一部分”。同样，宗教文化也只是一个民族的“民族文化”的一部分。笼而统之地说拜占廷文化就是宗教文化——这是不折不扣的“以偏概全”，既与事实相左，也与历史不符。

结  语

《俄国文学与宗教》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部“俄国文学史”，只不过从宗教——基督教-东正教与俄国文学的关系的角度来阐述“基辅罗斯——19世纪俄国文学”（该书扉页“标题”之一）的历史发展脉络和过程。然而，任光宣教授为了自我“辩解”的需要，竟然置“白纸黑字”于不顾，强词夺理地声称：“我的书……不是纯粹‘谈历史’……” 然而我们在本文中所列出的众多“硬伤”，哪一块“伤疤”不与“历史”有联系？如本文一开始的“一段文字、四块硬伤”就与对拜占廷的历史进程的理解和阐述有关只不过任光宣缺少这方面的历史知识而已。列宁当年批评米海洛夫斯基对俄国历史进程缺乏了解。列宁写道：“米海洛夫斯基先生关于社会历史的观念，大概是取材于一些用做小学教材的童话”，“米海洛夫斯基先生郑重其事地重复这种幼稚的胡话，这不过表明（除其他以外）他甚至对俄国历史的进程也没有任何概念” 。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到，任光宣对拜占廷及其历史、文化（包括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以及各种作品），同样“也没有任何概念”。但是在该书“内容提要”中却自吹为“该书资料丰富、内容翔实、观点新颖、论据充分……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等；而该书作者也大言不惭地说：“……这部书的基本论点和论据经得了时间的考验” 。然而事实胜于“狡辩”。仅看看这一个“专节”中的累累伤痕，人们便会得出应有的结论。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精辟地指出：“当我们读完（杜林的）全书的时候，我们懂得的东西还是和以前的完全一样，而且不得不承认，（杜林的）‘新的思维方式’，‘彻底独创的结论和观点’和‘创造体系的思想’的确给我们提供了各种新的无稽之谈，可是，没有一行字能使我们学到一些东西。这个人用吹号打鼓来吹嘘自己的手艺和商品，不亚于最鄙俗的市场叫卖者，而在他的那些大字眼后面却是空空如也，一无所有” 。不知北京大学教授任光宣先生对此有何感慨？

(注释略.本文载《中国政法大学人文论坛》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发布 2004年6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