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卫海：最后的晚餐——悼春明大哥[沉痛悼念程春明先生系列（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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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春明大哥走了，是我陪他吃的最后一顿晚餐。

那一餐吃得很漫长，足足吃了一个半小时。这段时间里主要是他在讲，我在认真地聆听和思考，这是我们一贯的谈话方式。他经常讲：“卫海是当过十几年兵的，军人的作风总是让他那么认真；他听你讲话的那个认真劲儿，也逼使着你讲话时得认真起来，所以嘛！跟卫海聊天总是很累……”。这个我承认，但程大哥哪里知道这也是我的原则——认真耐心地听别人讲话，这是对他人最基本的尊重；做不到这一点的，也根本赢不到我的尊重。

话题依然是我先挑起的，我感叹道：“大哥啊！我们现在的工资待遇并不高，目前经济发展形势又不是很好，以后生活压力会愈来愈大呀！”他说：“我青年中最美好的回忆都留在了法国求学那段时期，但最贫困的日子也是在那时，老哥今天就跟你讲讲当时是如何渡过难关的……我在法国读书十二年，前半段靠国家资助，日子也没觉得多清贫；但后半段根据国家计划，就给断奶了，就得自己交学费了。那边学费和生活费很昂贵，靠打零工根本赚不到足够的钱。所以啊！我就靠一个法国朋友的信用作担保，依次在三家银行贷款。当第一家银行贷款到期时，我就用在第二家银行贷的款还第一家的，同样用第三家的还第二家的，依次循环起来。这样不仅能按期还贷，而且自己的信用度也会不断增加，以后贷款额度也会愈来愈高，经济压力就小多了，就可以用更多的时间来读书和写作……”。我除了不得不佩服大哥的聪慧外，而且霎那间也解开了一个长久困惑我的问题——大哥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法国朋友和中国朋友，就是因为他的诚信！他的那种纯粹的诚信，那种受法兰西文化浸润过的诚信！

后来，我就调侃他说：“学成后，在法国谋份工作做做学术，不也挺好吗？”大哥顿时严肃起来：“老弟，你根本想像不出一个在国外呆了那样长时间的人是如何想家的；你只有到了国外，才会知道什么是祖国，什么是家……”。他接着说：“我之所以支持你翻译博丹的主权理论，并帮你作审校，那是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国家主权理论太需要汲取博丹的理论营养了……”。那时，我才真正的明白他为何如此慷慨地帮我——他的学术生命早已和他所热爱的国度深情地联系在了一起。


春明继续说：“我是迎着21世纪的曙光回国的，回来时也没考虑那么多，就想在大学有一个教职，在法大有我一片学术绚烂的天空就行。当时法大那个状况，也没什么人才引进这一说，而且我把留法的一点微薄积蓄也全部买了专业书籍带回来，那时我可真穷……”。他还忠告我，“趁着年轻，要多读书，学问要做得精致，不要因为经济压力就在校外到处找活赚钱，要对得起自己的学术和青春……”。我想这也是大哥的学术立场与态度，莎翁曾言这个时代是养活不起读书人的，大哥一生穷困，那是因为他对学术爱得太深沉。

谈话中春明不断强调：他现在感到非常幸福，他说这全是因为他的爱妻。因为她不光给了他对爱情和婚姻的信心与勇气，而且他还确信她会给他生一个儿子，以致于他言语中经常不自觉地会说“我儿子”怎样怎样，无不流露着对爱妻的无限深情和期待。可是，他又说：“有时内心也很痛苦和遗憾，他觉得最对不起的就是自己的双亲大人。母亲是在他留法时去世的，家人一直瞒着他，直至他回国工作；父亲今年都快八十高龄了，也没有在他身边尽几天孝道……”。其间，他突然说：“老弟，你觉得什么是‘最大的幸福’？我想它应该是一个善良的人得到与他的善良相称的幸福。”我笑着附和道：“大哥呀！你在套用康德的观点哟！”他也高兴地说：“是啊！可我现在越来越有这种‘最大的幸福’的感觉了。”我知道大哥是在用心感悟着他现在的一切，冥冥之中也似乎在劝诫着我们要珍惜周围的一切。

之后，春明还透露自己在不久的将来将要到别的高校任教了，并说：“最留恋的还是法大这群聪颖的学生，以前上课时我都要认真地看着他们的眼睛，你可知那是戳透无知与弱智的利剑……，临调走前，我还要约徐校长谈谈话，最近我又有了许多新的想法……”。

晚餐吃完了，大哥该去神圣的大学讲堂上课了，可不想那竟是一条不归路。但，自他的鲜血涌洒在他所钟爱的知识殿堂那一刻起，他已经贵为神圣，已经在在天国中感受到“最大的幸福”了。若真的会有在天之灵，我想大哥一定会为凶手的行为感到震惊和耻辱，但也一定会以他的善良宽恕凶手的愚味与罪恶；而对于我，作为大学教师共同体的一员，则会悲愤地喊出：“课堂神圣！反对暴力！生命珍贵！”

大哥，别怕！一路走好！

（感谢李卫海先生惠寄）


学术批评网（www.criticism.com）首发 2008年1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