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寻找中感悟人生

亿万两小猪

　　《封面中国》作者李辉表示，“历史正在被淡忘、被过滤、被娱乐化、被简单化、甚至被格式化。我想把‘封面中国’写成一本现代史，一种个人的、作家的现代史，而不是一个史学家的现代史。”
　　近日，在大连举行的“中国第二届报纸阅读文化圆桌会议”上，全国近30家报纸的读书版编辑评选出了“2007上半年十本好书”。文化学者李辉著，由东方出版社出版的散文结集《封面中国》名列榜首。
　　该书是李辉发表于《收获》杂志2005年第1期至2006年第6期的“封面中国”系列散文的结集。发表后，引起业内人士和读者的广泛关注。今年年初李辉凭借在“封面中国”写作中的出色表现，获得“第五届华语文学传媒·2006年度散文家”奖。授奖词称:李辉的写作坚韧沉实、端庄耐心。他的文字，不求绚丽的文采或尖锐的发现，而是以一种责任和诚意，为历史留存记忆，为记忆补上血肉和肌理。
　　“我在写作中融入了自己的观感，对历史的书写由此有了更多文学的意味”
　　说到写作“封面中国”系列散文的缘起，李辉深有感触。他说: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走进“封面中国”。2001年7月下旬，坐在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图书馆里，我借出1927、1943两年的《时代》周刊。从1923年《时代》创刊，每期的封面都会选择一个主题，而且以人物为主。在这两年的刊物封面上，有两个中国人:蒋介石出现在1927年，宋美龄出现在1943年。
　　我忽然有一种本能的、职业的好奇:1923年到20世纪末，将近80年的时间里，到底有哪些中国人出现在《时代》封面上？时间匆匆，我未来得及在国会图书馆求证这种好奇，只带回这两年刊物上关于中国的报道的复印件。几个月后，同事袁日希送给我的一本画册，顿时让我眼睛一亮:《历史的面孔——〈时代〉杂志的封面(1923~1994)》。《时代》七十年里的几千个封面悉数汇集，为历史好奇提供了最好线索。我开始搜集《时代》杂志以及相关著作和资料，2004年下半年开始写，2005年文章刊登在《收获》杂志上。两年时间里，我沿着《时代》封面人物的线索走进民国史，叙述民国史。
　　李辉表示，一开始写作并不顺利，“工作量太大。另外，二三十年代的一些表述和现在完全不一样。里面还涉及到很多史实。我买了各种各样关于民国史、外交史的辞典。好在有一些老先生，可以经常请教他们。比如董鼎山、杨宪益、黄苗子等老先生都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每每写到某个历史场景，他都去实地考察一番。比如写阎锡山，就到他的故居和五台山走一走；国外的，比如柏林的波茨坦会议的旧址。这让他在写作中融入了自己的观感，对历史的书写有了更多文学的意味。
　　“我非史学家，但历史兴趣却使我一直热衷于回望历史，在历史的寻找中感悟人生”
　　“‘封面中国’对我来讲，完全是一种新的突破，走进了一个新的领域。就精神来说，基本上和我过去的写作是一以贯之的，这就是对历史的兴趣和历史反思。但是从背景、写作方式来讲，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李辉表示寻找合适的叙述方式，始终是他写作时考虑的重点。当年这些人为什么被选入做封面人物，刊物又是怎么报道的。同时，看其他人是怎么写这个人物的，或者当时这个事件是怎么发展的。“开始的一两篇还是限于人物来写，写着写着发现，写人物就是写历史，想应该更展开一些，把人物相互之间的关系和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结合起来写，实际上发展到一种史书的架构。”
　　最终他采取以翻译并摘录《时代》报道原文，与当事人回忆录、相关史书的叙述相映照的方式，来描述历史人物的命运和历史事件的演变过程。同时，作为一种个人化的历史研究，他又努力将个人的实地寻访、现实思考等内容放进去，使其成为往事与现实、史料与情感相交融的历史叙述。
　　李辉说:我非史学家，但历史兴趣却使我一直热衷于回望历史。在历史的寻找中感悟人生、感悟现实，从而充实今日的情感。他很欣赏德国历史学家克罗齐的一句话:“其实，历史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它的资料在我们胸中。我们的胸仅是一个熔炉。”他表示，历史应该是全面的，客观的，真实的，只有这样的历史才是对我们目前的中国、未来的中国负责的。
　　“我想把‘封面中国’写成一本现代史，一种个人的、作家的现代史”
　　有评论家称:在李辉的写作中充满了具体生动的细节，正是这些丰富的细节，以及在其中生动着的人物，将历史的骨架填补得血肉丰满、栩栩如生。
　　李辉说:我们这些年的史学写作不好看，不能告诉读者很多生动的细节，生活的情节。“历史正在被淡忘、被过滤、被娱乐化、被简单化、甚至被格式化。帝王戏风靡一时，歪说戏说大行其道，真正严肃而负责任的历史梳理和回忆，则难以施展身手；不少历史著作简单化雷同化，从中看不到历史的全貌和丰富细节，更难看到史学家的独立思考；各类教材千篇一律，线条与结构相同，堆砌概念的方式相同，连叙述语言的味同嚼蜡也如出一辙……如此种种，历史的丰富多彩与错综复杂，在被有意或无意的删减过滤之后，早已失去了本来的模样。”
　　鉴于此，他常常担心，历史——无论距我们远的还是近的，十年、二十年前的，四十年、五十年前的，乃至一百年前的，会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一点一点地被消解。更令人担忧的是，残缺而单调的历史叙述和历史教育，使人们只能获取极为有限而片面的历史知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简单化的历史观。或许正是出于这种忧虑和警醒，李辉给自己的历史书写做了一个明确的定位。“我想把‘封面中国’写成一本现代史，一种个人的、作家的现代史，而不是一个史学家的现代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做到了。
　　李辉表示，二十多年前，《光荣与梦想》的阅读经验让他终身难忘。他这一辈子梦寐以求的也许就是写一本中国的《光荣与梦想》，写一部个人的中国现代史甚至20世纪中国史。而现在对1923年至1946年这段民国史的追寻和描述，只完成了《时代》叙述的一部分。“1946年之后的《时代》，依然以它的方式关注着中国。一个个中国重要人物，陆续成为它的封面人物。他们的叙述仍呈现出一部新的历史。我希望当有机会再次以“封面中国”与读者见面时，自己对历史能有更好地把握、更好地叙述。”　本报记者傅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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