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四种途径的分析与评价

白鹤

作者：鲁 鹏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6 期 更新时间：2006-9-1

【内容提要】 作者对近年来兴起的建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努力做了一个初步的分析，指出在当前创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过程中存在4 种不同的途径，但在这个进程中存在种种问题。作者认为这些问题都是一个开放的和健康的国际关系理论所必须也应该可以避免的。作者还指出，脱离理论史、学科史而构建新理论、新学派的尝试，要经过竞争而得到优于其他途径的优势地位这样一个较长过程。借助科学哲学的成果，对于学科史以及理论发展史进行重塑，才是切实可行的创建中国学派的第一步。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史；中国学派；科学哲学

“科学哲学过去20 年的研究表明，谦虚和宽容是极大的美德。我们在屈身于科学的外套之中时，应该避免蒙蔽了自己的眼睛。”[1]随着国内国际关系研究的不断深入，建立中国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逐渐成为从事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中国学者的强烈愿望。[2]近年来，中国学者开始更加主动地投身到这一开创性的研究中来，并且取得了不小的成就。[3]总结起来，目前国内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主要存在4 种不同的途径：一是以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为范本，强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对于科学研究的决定性作用；二是以英国学派为目标寻求非美国化的道路；三是以西方理论发展过程为范本，以西方科学发展经验指导学科建设；四是以中国外交实践与理论为基础，结合政治文化传统来创立自己的理论。 第一种途径实际上是实证主义在中国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渗透，它强调知识和客观世界的分立，相信通过特定定义的科学方法，对于客观世界认识的无限逼近，从而实现知识的不断积累，衡量不同理论的标准就在于客观性和普遍性。第二种途径以非美国化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经验为榜样，希望有一种区别于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道路。[4]第三种途径不再局限于美国经验，而试图立足于整个西方科学发展的模式，在理论的竞争和理论的演化问题上，强调社会和历史的因素，强调理论优势地位的建立、维持和发展受到社会过程的制约和影响。[5]第四种途径是从中国国内研究传统出发（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新中国外交实践），试图在承继以往对于国际问题研究传统方法和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在理论上有所突破。[6]在建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大前提下，这4 种不同的取向对于一种开放和多元的中国理论的成长，有着极大的促进。同时，这4 种途径也都有着自身存在的问题。下文将分别评价上述4 种建设中国理论的努力，试图找出这几种途径各自存在的不足，并且在结论部分就此提出当前需要解决的紧迫任务。

一 科学主义与建设中国国际关系理论

以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为范本，强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对于科学研究的决定性作用，这是尝试构建中国学派的第一种途径。近年来，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论的科学化呼声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越发高涨，这一方面是来源于对现阶段研究成果的不满；另一方面，也来源于一批受过美国政治学教育的学者逐渐在国内学术界崭露头角。[7]国际关系研究科学化的主张，来源于学者对于国际关系研究的定位：国际关系研究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也必然要具备科学性；同时，也受到了学者对于自身科学家身份认同的影响。如果以国内学者阎学通对于科学研究方法的论述为例子，就可以看出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对于科学方法的理解：程序性、实证性和共同规则[8]导致客观知识。科学研究的科学性来自于研究过程的科学性，而不是研究结果的可接受性或正确与否。[9]在关于科学以及科学发展史的研究成果中，很难找到和阎学通的论述完全一致的理论支持。与阎学通的模式惟一比较类似的是波普（Popper）的科学发现逻辑，经过猜测－反驳－新猜测－新反驳的模式，不断逼近客观实在，科学家以实验和事实为依据，将自己置身于理论之外。阎学通在科学研究方法的认识上，似乎并没有超越波普。他的科学研究模式，主要停留在证实到结论这样一个简单循环过程，在预测以及预测被事实反驳问题上，他把预测失败看作是科学研究的必要代价，是科学研究的特性。这样的做法隐含着把承认失败或者研究错误看作科学家独有的美德，而非普通人或者非科学研究者可能的特性，[10]这和波普关于科学研究的态度有几分相似。

出于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科学化主张的重视，我们把目前过于简单化和缺乏理论支撑的研究方法向前推进一步，以波普的理论为基础，把科学研究建立在波普对于分界问题（demarc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以及归纳问题（induction）的论述上。在波普看来，只有能证伪的理论才是科学的和可靠的：这说明我们能够找出理论中的缺陷，从错误中吸取经验，从而获得知识的进步。科学研究与非科学（比如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或者马克思主义）之间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后者永远都能被证实，而无法被证伪。证伪是科学的最高原则，“科学程序的其他原则都必须确保不会让任何的科学陈述免于被证伪”。[11]科学研究的过程是猜测－反驳（证伪）－改进猜测－再反驳（再证伪）的过程，这也是科学知识增长的逻辑。

然而波普的理论，一直面临着种种的批评。杜海姆（Duhem）依据物理学理论发展史的研究，指出科学理论从来就不可能被实验所完全证伪。实验所验证的从来都是一个庞大的理论群（a group of theories），严格说来，没有任何一个单个的理论能够被检验，从而也不存在对单个理论的证伪问题，因此单个理论实际上是无法通过波普的程序而获得其科学性的。[12]波普的理论无法解释科学史中诸多的问题，特别是现实科学家的行为：科学家在理论明显被证伪的情况下，仍然会坚持已有的理论，而不愿意接受替代理论，科学家甚至会修改不利的证据或者直接抹杀反例而不是放弃或者修改自己的理论，科学家甚至会利用自己的权威阻止反对意见。从逻辑上说，证伪作为衡量科学性的标准，使得任何一个单称陈述得到了反对一个全称陈述的优越性，这也是没有依据的。这为我们运用波普的理论得到国际关系乃至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性，制造了不小的难题。同时，关于自然科学的哲学理论始终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自然科学以及自然科学面对的封闭自然系统，与社会科学以及社会科学所面对的开放与不断变化的社会系统，经验与方法的适用性如何得到证明。但是，严格按照波普的理论来构建一种科学知识，毕竟让我们的努力有一定的科学事实和理论依据，而不是将科学性的构想建立在对自然科学研究以及自然科学发展史的感性了解基础之上。

非常遗憾的是，目前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在强调国际关系研究科学方法以及整个学科的科学建设时，无论是面对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找不到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更多的是类似于卡普兰（Kaplan）在1966 年近乎宗教狂热的对于科学的信仰。更有学者过分强调科学研究并且以此作为解决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落后现状的惟一途径，认为反对特定定义的科学方法，就是对科学研究有偏见。这样的结论，主要是由于对自然科学史以及自然科学理论发展缺乏基本的认识，尚欠缺科学哲学的必要知识，同时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史的发展，也缺少深入的了解。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本著作能够系统地阐明这样或者那样的一种科学研究方法和标准，其科学性的依据是什么，又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自然科学研究以及社会科学研究的经验，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保证研究的科学性。必须指出的是，不具体分析科学规则、科学方法的发展历程、适用条件而一味以此为标准来批评中国或者其他美国主流以外国家国际关系研究现状的做法，其自身的科学性就值得怀疑。对于建设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而言，一种将知识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完全等同起来的思路，其内在发展逻辑必然与中国学派的建立背道而驰。

二 从英国学派到中国学派？

近年来，随着国内学者对于英国学派的日益了解，借鉴英国学派的视角、方法以及学科建构经验来建设中国国际关系理论，逐渐成为部分中国学者的选择。尤其是对于期待一种非美国理论的中国学者而言，英国学派的示范和经验就显得尤其重要。中国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将对于英国学派的关注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建设联系起来，期待从中得到对于学科建设有益的借鉴，[13]这成为尝试构建中国学派的第二种途径。英国学派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对历史、国际法的强调以及对文化、传统差异性的尊重，这些对仍处于起步状态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而言，尤其是对于期待走出国际关系研究中美国影响的中国学者而言，无疑会有强烈的吸引力，能产生更强烈的认同感。

对于试图借鉴英国学派的经验建立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本文不打算做深入的探讨。但是就目前对英国学派介绍和认识而言，我们必须注意到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是英国学派形成的社会条件和历史过程。从英国学派的形成到学者对于学派的认同，有两个不可或缺的因素：较小规模的英国国际关系学术圈以及传承性的学术传统。这两点对于形成和保持其学术传统至关重要，[15]而在中国国际关系学术界，是否存在这两个因素，少有学者涉及。第二是如何全面地了解英国学派及其主张，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对于其中某种倾向。布赞（Barry Buzan）试图发展英国学派并使之成为能够与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对话的尝试，但这并不代表英国学派学者对于今后学派发展的基本共识。布赞尝试着通过世界社会（world society）搭建与美国结构主义以及自由主义学者对话的桥梁；牛津大学的安德鲁（Andrew Hurrell）试图极力维护英国学派的传统性而强调历史方法的重要性；埃克赛特大学的史密斯（Steve Smith）已经花了近20 年强调英美学者在认识论上的差异性导致了学科建设的差异；谢非尔德大学的怀特（Colin Wight）继承了史密斯对于认识论的关注，将重点放在后实证主义认识论的进一步发展上。对于这些学者而言，与美国主流对话都不是那么具有吸引力，大理论也并非是学派发展的必要部分。

中国学者在借鉴英国学派的发展历程中还必须注意到的是，英国学派内部对于自身的认同上也存在着诸多的分歧：苏甘纳米（Suganami）曾经比较系统在回顾了“英国学派”这一概念从20 世纪80 年代初被提出到最终被广泛接受的曲折过程。在当代英国学者中，当提　姆•　邓恩（Tim Dunne）将“国际社会”作为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以及核心特征系统地加以历史回顾时，不列斯托尔（Bristol）的理查德•利特（Richard Little）明确提出英国学派的首要特征并非“国际社会”，而是英国学者长期以来通过本体论和方法论术语发展多元研究途径的研究传统。这样的论述无疑是有一定说服力的，如当代英国学派中一个代表人物史密斯的绝大部分著作都没有涉及对国际社会的研究。这样的论述也深刻揭示了现今英国学派内部的分歧：史密斯能够成为英国学派的重要人物，可是继承了史密斯学术传统的怀特在身份上却颇受争议，甚至不被布赞列入英国学派范围之内。[16]英国学派以后的发展，是否会如同美国学界一样出现一个主流和边缘化的问题，也是值得我们警惕的。如果我们不能在全面了解英国学派的基础上做出自己的选择，就很难避免陷入构造一个中国化、简单化的“英国学派”并拿来借鉴。毕竟，虚构一种理论或者学派然后加以分析，这在社会科学领域并非罕见。[17]回到建构中国理论的问题上来，在借鉴英国学派的同时，我们同时还要注意到英国学派迄今仍然不为美国主流所承认的现实。美国的建构主义被视做英国学派的潜在盟友，可是连主流建构主义者对于英国学派要求沟通的呼声都显得不甚积极，[18]那么以英国学派的经验作为中国理论的借鉴，我们期待的最终结果又会是什么呢？

三 西方经验与中国理论的创立

第三种尝试途径是试图超越单一的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经验，将创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尝试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与现状相结合。这种尝试，借助于波普之后科学哲学家所使用的术语及理论，比如“不可通约性”、“理论硬核”、“核心问题”、“科学革命”、“科学研究纲领”来论述原创性理论建构的一般性逻辑。同时试图超越国别的分歧，综合西方理论发展的过程，赋予理论建构过程现实的依据。以秦亚青为例，《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一文运用这样的术语系统而清晰的阐明了独创性理论创建的逻辑：“不可通约”的“核心问题”经过社会选择的过程产生不同的“理论硬核”， 导致不同的“科学研究纲领”，进而形成各自的独创性理论体系，从而实现拉卡托斯意义上的科学研究：知识的积累，科学的进步。他用英、美两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进程来印证这样的一般性逻辑并将其用于中国学派的建构。这样的努力，既有现实依据，又有理论基础，无疑比前两种方法具有更强的说服力，也体现了理论建设的自觉性。从西方而不仅仅是从美国经验中寻找理论建设的途径和方法，更加具有说服力。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在于：第一，我们在运用科学哲学的语言和理论来保障自身研究的科学性时，是否对概念、理论及其适用性有足够的认识。第二，现有的关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叙述与总结，特别是关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模式，是否如实反映了理论史与学科史。第三，将西方的理论发展总结用于指导中国的理论建设，其适用性以及合法性基础从何而来？接下来将分别简要讨论这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

随着人们对于自然科学史的逐渐深入了解，波普简单的证伪主义就越发显得和现实科学活动相脱节。其后的3 位科学哲学家，库恩(Kuhn)、拉卡托斯(Lakatos)以及费耶阿本德(Feyerabend)对于科学进程的分析以及他们创造出的术语，如“范式”、“核心问题”、“不可通约性”等逐渐在国际关系理论中被频繁地使用，成为解释理论的发展以及理论的遭遇（接受、拒绝、边缘化、失声）的核心词汇。借助这些概念和理论，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者得以阐述本学科内与理论建设、理论竞争以及理论变迁所遇到的问题。

问题在于这些概念本身就存在着一些争论。如果我们不加选择地把这些概念拿来加以运用，而不去考察它们产生的背景、针对的问题、适用的语境，就很有可能导致我们理论建设的出发点出现偏差， 导致理论大厦的基石出现问题。比如“ 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 用其分析科学理论也成为近年来科学哲学研究中颇具有吸引力的尝试，[19]库恩与费耶阿本德在各自的著作中都多次用到。但在具体运用上，涉及不同的含义，也相应产生了不同的问题。[20] “不可通约性”通常被用来说明理论的比较与鉴别以及理论评估的标准问题：究竟是否存在衡量的标准来评价两个或者数个对立的理论；对于各种不同的衡量标准，能否找到一个客观的标准来进行选择。[21]针对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如何比较；定性和定量方法孰优孰劣；归纳与演绎哪一个更能促进知识增长；问题的判断以何为依据，依据是否客观等等。比如克拉斯纳（Krasner）与麦斯奎塔（Mesquita）在讨论上述问题时，将“不可通约性”与“研究纲领”作为核心概念加以使用，[22]但是他们都没有认真地区分“不可通约性”介于库恩和费耶拉本德的不同定义以及带来的不同问题：克拉斯纳使用着库恩的引文，实际上却涉及费耶阿本德的定义；麦斯奎塔借用拉卡托斯的语言，实际上却试图阐述波普的思想。同样，在使用“理论硬核”时，也有必要大致了解拉卡托斯以及其他学者的不同定义，而不是在不同的内涵之间跳跃。[23]如果涉及对于“范式”的理解和运用，情况就更加复杂，库恩本人对于“范式”一词也没能做出一个肯定而惟一的定义。

同时，无论如何借用科学哲学以及知识社会学的话语和理论，最终必然要运用到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建构中来。这要求在借用理论以及话语时，除了对概念和理论有足够的认识，也要对国际关系理论史有足够的研究和了解。当代政治学家越发强调理论史对于学科发展的重要性：对于学科现状的理解以及未来的期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学科史的现时理解。[24]然而现有的对于理论史的研究和叙述，却并不能有效地为中国学派的生成提供有利条件。我们对于理论史的了解基本上源于西方教科书的论述，而这明显是由占主导地位的学者与流派对于以往学科史构成的单一、单向的故事叙述：现实主义的思考是对于脱离实际的理想主义的胜利，科学的方法是对于传统人文方法的摒弃，理论通过争论在本体论与认识论上达到综合。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通过一次次的争论、交锋，形成了一种学术传统，从而推动了学科的不断进步。在这种辉格式的叙述中，不但非西方的理论不复存在，或者被忽略不计，[25]就算西方理论自身，也有众多被边缘化的理论以及被抹去的声音，学术史成为一种装饰品被学者用来装点一个看上去不断进步、健康发展的学科。以第二次争论为例，这次争论奠定了实证主义在美国国际关系界的主导地位，同时也宣告国际关系与政治学之间从属关系的最终建立。但现有的叙述却简单地将这次争论归结为方法论的分歧，并将其纳入一个不断进步的国际关系理论史之中，构造出科学战胜传统的神话。这种叙述无暇解释为什么布尔（Bull）一开始对于卡普兰（Kaplan）及其著作会如此重视，[26]可是一年之后，他就完全改变了自己的态度，不仅将卡普兰在内的科学主义者贬低得一钱不值，而且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学术争论，带着极其强烈的个人敌视。[27]同时，简单的西方学科史也无暇认真地进行自我检视：为什么诺（Klaus Knnor）与罗森诺（James Rosenau）作为科学主义阵营的重要人物，在1966 年极力主张科学与传统方法的融合，并将其看作是学科进步的必然途径，[28]可是随着整个学科的***，他们却仍然能得出学科在不断进步的结论。[29]由此看来，西方学者，尤其是现在占主流地位的学者，随时可以改变其叙述方式，改变理论标准来对应挑战。如果以现有的理论史和学科史为参照，一个中国学派出现的必要性并不能得到足够的说明。

借助于科学哲学以及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关于知识增长、理论构建的理论来指导国际关系学科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助于我们奠定整个学科的科学性，同时也为学科的进步提供一定的保证。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对于这些关于理论的理论，其适用性及完整性有足够认识。首先，关于西方科学史乃至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经验总结，多大程度上能确切地反映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历史进程。关于理论的理论与理论发展史的吻合程度应该如何？如果关于理论的理论，其生成完全偏离了理论史，而单纯作为指导将来理论发展的构想，那么其权威性从何而来？如果要求关于理论的理论完全符合以往的历史进程，这样的要求是否具有现实性。其次，这样的总结对于中国学术界及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有多大的借鉴作用。借用布尔的一句话来说明这个问题：如果已有的理论以及关于理论建构的理论，无论从起源、视角还是方法，都从属于西方的经验，那么它们指导中国理论建设时，尤其是被用来作为一种中国学派生成的理论基础时，其合法性与合理性在哪里？[30]以秦亚青的文章来说，建构中国学派的理论基础在于独创性理论生成的逻辑：一般问题→核心问题→研究纲领→独创性理论，从众多的一般问题到核心问题是与文化传统相关的社会选择过程，核心问题之间是不可通约的。然而这其中不甚清楚的地方在于社会选择的具体过程以及相关机制如何，特别是学者在其中起到何种作用？[31]当他引进了社会选择过程以后，如何区分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差异，并且说明这些差异带来的选择过程以及结果的不同，都成为极其重要的问题。当理论的创建被纳入社会选择过程，理论的交流、竞争以及选择都脱离了传统意义上单纯的学术活动，而成为一种有选择性制造知识的社会行为。这必然涉及理论选择标准是什么、客观标准是否存在，理论竞争机制如何确立以及如何对待竞争失败的结果。这时，如何借鉴西方理论史和学科史的经验，并用于中国理论发展的指导就显得更加紧迫。这要求对西方发展史以及发展的经验有一个取舍，有一个批判选择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虽然我们对国外的教材和著作有了不少的介绍和研究，但是在独立的理解与掌握方面，仍然远远不够。现在面临的不是所谓超越西方理论和经验，但也不是进一步强化仰视西方理论以及西方经验的倾向，而是从何种视角平视西方理论及其经验并且自主研究西方经验的问题。

白鹤

四 从中国经验到中国理论的构建

从中国外交实践出发总结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传统并加以理论化，同时结合中国独特的政治文化传统，形成中国自己的理论以及学派，这是尝试构建中国学派的第四种途径。这一途径近年来逐渐凸显出其吸引力：从20 世纪90 年代初梁守德通过共性与个性、特色与普遍性的分析，[32]到目前叶自成运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进行个案研究的尝试，[33]可以说这种途径已经从泛泛的形而上的论证走出具体研究的第一步。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逐渐改变以往的回避态度而肯定这一尝试。这对于中国学派的建立，无疑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氛围。

不过这其中存在着非常多仍然未能解决甚至未能得到重视的问题：包括中国古代外交实践与中国当代外交实践孰轻孰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文化的关系，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新中国外交实践得以转化为中国学派的理论机制与依据。举例来说，当我们检视新中国的外交实践与指导思想，比照中国古代外交实践与传统政治文化而发生巨大矛盾时，应该以谁为主建构理论？不认真地思考这些问题而盲目乐观，或者沿袭以往简单罗列要点的做法成为目前国内中国学派建设的一个弊病。当前有学者具体指出中国理论的来源及特点，甚至预言出其未来的发展阶段，超越西方理论的可能历程。[34]以俞正樑的文章为例，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问题的理论与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并列为四大来源之一，这里面隐含了不小的问题：且不说中国国际关系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远远落后于西方学者，[35]仅仅从逻辑上看，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定义为马克思本人的论述，那么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关系的理论是否存在？如果把马克思以及列宁、斯大林包括毛**、邓小平等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国际问题的论述统称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那么我们需要找出一个所谓的新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这样做的难度恐怕不亚于寻找严格意义下的马克思国际关系理论。而且，几种不同的理论来源，以谁为主，如何相互结合，在方法论、本体论以及认识论上彼此存在的矛盾如何解决、解决的标准是什么？不着手解决这些问题，是无法继续深入研究的。

同时，这样一种途径还需要注意的潜在困难就是与西方理论以及西方学术界之间的交流障碍。事实上，我们不是没有自己的话语系统。新中国建国后近60 年的外交实践以及近30年的教学研究实践已然形成了一整套从理论到实践的话语系统，虽然这样的一套话语系统以及学说有种种弊病，但不能因此而否认其存在。问题是已有以及将要创造出来的独特话语在与西方学者尤其是理论研究者对话时是否有效？如同英国学派的布赞仍然在努力争取美国主流对英国研究者话语权的承认，我们将来是否也要面对这样的情境？抑或如同布尔或者史密斯那样宁愿保持“光荣孤立”？

五 结 论

通过对建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4 种途径进行简单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每一种方法，对于处在相对落后与弱势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界而言，都有着自身的优势和吸引力，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互为补充的可能性。特别是后3 种尝试都有意识地将非美国化作为目标，相互之间很容易沟通与对话。但是，如果我们把这4 种倾向都推到极致，试图以其中一种为基础来建立一种中国的理论，却会带来很大的问题。首先，以科学化为基本目标而进行的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尝试，很可能最终或者导致国际关系研究美国化，也即运用中国的经验来证实（verification）、证伪（falsification）或者改进已有的研究模式，研究过程和研究结论，得到一个翻版的美国或者半美国理论。也就是说，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化努力，最终却得到一个去中国化的结果。[36]其次，健康的学术争论对于学科的发展至关重要，但是，我们必须警惕类似于国际关系理论史上第二次争论那样造成整个国际关系理论界严重***、对立乃至相互隔绝的结局。这种局面的后果是英美学界几十年的分立与各自的片面发展。这样的争论对于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建立并不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情。然而，对于各种途径简单综合的尝试，极有可能出现类似于本体论与方法论的矛盾，[37]或者方法论与认识论的不协调。这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另一个问题。

总体看来，以上4 种途径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两个问题：第一，我们对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以及学科史的自主性研究，不是太多了，而是仍然远远不够。就简单意义上的翻译、介绍等简单劳动而言，确实会出现“跟读越多，越受其累，而去仍然跟读不完，成为其奴隶”[38]的问题，从而使得国内理论成为国外理论的翻版或者微不足道的补充，同时也彻底否定了中国理论建设与发展的道路。这种状况的出现，究其原因还是在于“跟”而非“研究”。中国学者当前的任务应该是重新审视那些在科学化以及学科化过程中出现过的问题，从社会学的角度去重新衡量那些被认为是学术正规化所必须的妥协、必要的简化、必然的结果。同时，考虑到建构中国学派或者中国理论的努力很可能最终被西方主流掩盖、抹杀或者漠视。我们对于建构中国学派过程中所可能遇到的来自西方学术界的阻力乃至可能出现的漠视都要保持足够的清醒和信心，同时也对自身的发展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第二，对于国际关系学科史的中国式“研究”而言，国际关系理论家在科学史以及科学史研究方法上的欠缺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界的通病，即使在推崇科学研究的学者那里，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借用西方科学哲学的理论以及研究方法来重新解读国际关系学科史的努力，不仅在中国无人涉足，在西方也少有学者认真对待。科学哲学以及20 世纪80 年代兴起的知识社会学对于国际关系学者的作用，似乎仅仅是几个时髦的科学词汇以及论证已有结论的工具。这两个问题会直接导致目前中国学者建构中国学派的努力中最重要的一个弱点：由于对学科史以及认识学科史的工具都无法批判地研究，我们始终无法说明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中国学派或者说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为何需要、何以成为可能——与西方理论有差别的中国外交实践，只能说明西方理论或许在解释力上的不足，却难以直接导致一个中国理论出现的必然性。除非说明西方理论即使经过改进，也无法解决现在存在的中国问题，才能使得我们的理论建构有个坚实的基础，获得基本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在笔者看来，这4 种途径都能在自身的视野范围内进行解决以上两个问题的有益尝试，在这个意义上而言确实如同费耶阿本德所说的“怎么样都行”。而经过这样一个相对主义的考验，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必将有一个新的面貌。

中国学者面临的问题就在于四面出击而无序，虽然能提出众多的途径、视角、来源，却找不到一个具体的起点和方法。如果我们重新审视整个学科发展的历史，认真解读学派乃至学者竞争的过程、方式以及结果，就会发现许多未被纳入西方学者视角范围内的问题。这不仅仅归结于中外文化、学术传统的差异性，也源自中西学者对自身身份以及认同的局限性。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学者在构建中国学派、建设中国学科的过程中，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建设将不仅仅能在中国外交和对外关系研究中具有最高的学术权威，[39]同时也能对西方理论史以及理论建设本身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并以此作为建设中国自己理论的基础。这或许应该是中国学术界未来努力的方向。

注释：

[1] Stephen D. Krasner, “Toward Understand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29, No.2, 1985, p.143.

[2] 中国学者对于国际政治理论中国化的探询和尝试，本身也是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化的一个非常有益的铺垫。参见梁守德：《论国际政治学理论的“中国特色”》，载《外交学院学报》，1997 年第2 期，第40-46 页；梁守德：《国际政治学在中国—再谈国际政治学的“中国特色”》，载《国际政治研究》，1997 年第1 期，第1-9页。但那时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更多的参考以及论据来源于国内的材料，借助形而上学，极少涉及合理性、合法性以及可能性等问题。

[3] 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秦亚青对于建构主义与中国现实结合而生成中国学派的探索，与阎学通致力于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科学化的努力相比，虽然两者都以一个现有的西方理论基础和一种特定的对于西方理论发展的理解作为中国学术研究发展的蓝本，却代表着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在中国发展的两种不同方向。参见阎学通：《国家双边关系的定量衡量》，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 年第6 期，第90-103 页；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 年第3 期，第165-176 页。

[4] 这部分学者明确使用了“学习”、“启示”等词语来形容英国学派对中国的影响。参见任晓：《向英国学派学习》，载《世界政治与经济》，2003 年第7 期，第70-71 页；唐晓松：《英国学派的发展、贡献和启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 年第7 期；［美］威廉•卡拉汉：《对国际理论的民族化——英国学派与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浮现》，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 年第6 期，第49-54 页。

[5] 这种倾向的代表人物是秦亚青。他试图用传统的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和20 世纪80 年代后期兴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相结合来超越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问题。然而这种尝试一旦付诸于具体研究，还是会面临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取舍问题。

[6] 这一倾向的学者试图坚持或者至少不极力反对历史的、哲学的、文化的多元视角。参见张文木：《国际关系中的历史逻辑》，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 年第1 期，第85~88 页；冯绍雷：《关于国际关系研究学科科学性问题的若干构想》，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 年第1 期，第91-93 页；时殷弘：《关于国际关系的历史理解》，载《世界政治与经济》，2005 年第10 期，第20-25 页；王逸舟：《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对成就与缺失的几点感受》，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 年第4 期，第10-12 页。

[7] 阎学通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发表了大量的关于研究方法的著述，并且在国内学术界有非常广泛的影响，不过很遗憾的是，阎学通关于科学方法的论述，在其实际应用部分明显强于其对科学方法适用性和合理性的证明。阎学通几乎没有在突破西方已有理论方面做出任何这方面的尝试，秦亚青对于其《国家双边关系的定量衡量》一文的评价中，也隐含地指出了这个缺陷。参见秦亚青：《国际关系的定量研究与时间分析方法——评“国家双边关系的定量衡量”》，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 年第1 期，第135-137 页。

[8] 阎学通，《国际关系研究中使用科学方法的意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4 年第1 期，第16-17 页。

[9] 阎学通：《科学方法与国际关系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 年第1 期，第82-85 页。

[10] 在预测(也就是检验理论)的问题上，按照波普的思路，科学家会说，正是因为理论预测到的事实能够被实践/实验所反驳，所以理论的科学性得到了保证。按照阎学通的理解，虽然理论被事实反驳，有预测的理论仍然比其他理论高明。参见阎学通、陆昕：《阎学通——执著于科学预测的现实主义学者》，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 年7 期，第57-62 页。

[11] K. Popper,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1, p.54.

[12] P. Duhem, The Aim and Structure of Physical The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Chart VI.

[14] 有文章开始涉及英国学派的传承问题，见唐小松：《英国学派的发展、贡献和启示》，第21-27 页。

[15] 一个有限规模的学术圈，对于英国学派的形成和承继有着至关重要的，这有助于学派内部的统一性以及半封闭状态下学术传统的传承。遗憾的是，国内学者很少提到这一点，即使偶有提及，也不会将其作为英国学派得以形成的重要因素来看待。

[16] 苏甘纳米的论述涉及后来被认做学派的核心人物，例如文森特（Vincent）、曼宁（Manning）以及布尔对于“英国学派”的态度。Hidemi Suganami, “British Institutionalists, or the English School, 20 Years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7, No.3, 2003,pp.253-255；作为长期与布赞合作推进英国学派研究的学者，利特（Little）关于英国学派不等同于“国际社会”研究的论断无疑颇有影响力，见Richard Little, “The English School’s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6,No.3, 2000, p.395；布赞对于英国学派学者的划分，参见网页http://www.leeds.ac.uk/polis/englishschool/documents.htm 。

[17] 参见Jeff Goodwin, “How to Become a Dominant American Social Scientist: The Case of Theda Skocpol, ” Contemporary Sociology Sociologist, Vol.25, No.3，May 1996。 其中以对斯科普尔（Skocpol）的理解为例，分析学者简化、脱离文本虚构问题的倾向与行为。在一些英国学者看来，布赞的工作也有着类似的倾向。

[18] 参见费丽莫对于对话的回应，Martha Finnemore, “Exporting the English School?” RIS, Vol.27, No.3, 2001, pp.509-513。

[19] Jaakko Hintikka, “On the Incommensurability of Theories,” Philosophy of Science, Vol.55, No.1,May 1988, p.25.

[20]在库恩那里，与“不可通约性”一词相关联的是革命性变革中有得亦有失的论断。这说明库恩并不是认为衡量标准在此不适用（inapplicable），而是强调理论优越性的全面确认是不可能的。费耶拉本德使用过类似的定义。参见P. K. Feyerabend, Against Method, London, 1975, pp.223, p.232。从库恩对于不可通约性的观点看来，问题在于客观评价理论的困难性，而在费耶拉本德那里，客观性原本就不存在，因此任何方法都有其意义。

[21] Dale W. Moberg, “Are There Rival, Incommensurable Theories?” Philosophy of Science, Vol.46, No.2,June 1979, pp.246-247.

[22] 克拉斯纳在与麦斯奎塔就定性、定量方法，归纳、演绎逻辑以及不可通约性在国际关系研究内部的应用等问题上产生极大的分歧。很有意思的是，克拉斯纳仿佛对于拉卡托斯的理论不甚赞同，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使用拉卡托斯的语言。参见Stephen D. Krasner, “Toward Understand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Reply to Stephen Krasner and Robert Jervi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29, No.2,June 1985, p.151。

[23] 拉卡托斯指出，所有研究纲领中硬核的作用都仅仅是一种增长知识的有效想像工具，因此都是可错的。参见Imre Lakatos, “Relies to Critics, ” PSA: Processing of the Biennial Meeting of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ssociation, 1970, p.175。

[24] John Dryzek and Stephen Leonard, “History and Discipline in Political Science, ”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2, No. 4, 1988, p.1245; 同时参见John Gunnell, “Interpretation and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y: Apology and Epistemology,” APSR, 1982, p.317。

[25] 纳森（Knutsen）明确地指出，“由于缺乏理论传统，第三世界的理论家只能大量地借用西方的理论”，因而也不存在独立的非西方理论的可能性。Torbjorn Knutsen, A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7, p.231。

[26] 布尔给予卡普兰《国际政治中的体系与过程》一书极高的评价：“任何研究国际体系及其变迁必须之参考书。”Hedley Bull, “Recent American Contributions to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art I, in British Committee Paper, 1965, p.1。

[27] 布尔认为科学主义者的主张不仅仅是无用而且贡献甚少，对于国际关系理论而言甚至是有害的。参见Hedley Bull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Case for a Classical Approach,” World Politics, Vol. 18, No.3, 1966, p.366。 布尔进一步指出，英国学者对于美国国际关系学界正在发生的转变应该采取的态度是保持绝对的漠视（remain resolutely deaf）；如果有可能，在对待科学主义者的问题上，英国学者应该“学习他们的立场直到能够比他们更好地论述其观点，然后……在一次学术屠杀中干掉他们。” Hedley Bull, “Martin Wight and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转引自Tim Dunne, Inventing International Society: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School, London: Macmillan, 1998,p.122。

[28]参见Klaus Knorr and James Rosenau, “Tradition and Science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in Klaus Knorr and James Rosenau,eds., Contending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p.3。按照罗森诺与诺的观点，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应该是停滞不前的，因为第二次争论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出现了英美学术界的***。

[29] 罗森诺辩解道：“学科已经发展到一种和平共存的阶段，不同学派的学者都乐于按照自己的意愿推动自己想要做的研究。在我看来，这不是什么坏事：学者因此能够关注自己感兴趣的具体问题而不用担心方法论或者知识论的纯洁性。”摘自罗森诺与笔者的2006 年1 月的通信。

[30] 布尔明确指出：“如果已有的无论从起源还是视角而言都是西方理论，它们能够完全理解一个以非西方为主的世界政治体系吗？”参见Hedley Bull,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919-1969, ” in Brian Porter, ed., The Aberystwyth Pape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55。

[31] 用格林斯基(Golinski)的话来说就是：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人类在制造（making）科学知识中的作用如何。 J.Golinski, Making Natural Knowledge: Constructivism and the History of Sc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5-6。

[32] 梁守德：《论国际政治学的中国特色》，载《国际政治研究》，1994 年第1 期，第15-21 页。

[33] 叶自成：《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中国视野》，载《外交评论》，2005 年第3 期，第64-71 页。

[34] 俞正樑具体指出了中国理论的四大来源，参见俞正樑：《建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 创建中国学派》，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4 期，第5-8 页；对于中国理论发展阶段以及历程的预测，可参见王义桅、倪世雄：《比较国际关系学及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载《开放时代》，2002 年第5 期，第17-23 页。

[35] 参见李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 年第2 期，第37-44 页；李滨：《考克斯的批判理论：渊源与特色》，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 年第7 期，第15-20 页。

[36] 当然，并不是说中国化的理论一定要是一个完全区别于西方的全新理论体系，这一点，中国学者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但同样需要注意的是，一个在本体论、方法论和认识论上全盘西化的理论，不可能冠以“中国”二字。

[37] 比如本体论范畴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与认识论范畴的实证主义之间的矛盾。这个问题在西方学术界综合性的尝试中也时有出现。相关介绍可参见Friedrich Kratochwil, John Ruggi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 State of the Art on an Art of the State,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40, No.4,Autumn 1986, p.764。

[38] 王义桅、倪世雄：《比较国际关系学及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第21 页。

[39] 梅然：《该不该有国际政治理论的中国学派—兼评美国的国际政治理论》，载《国际政治研究》，2000 年第1 期，第6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