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结盟的原因和影响研究综述

书生归来

中苏关系是20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而中苏同盟则是中苏关系史上的最重要的问题。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大量档案的解密、开放和相关历史文献的整理出版,关于中苏同盟的研究更加深入,取得了大量学术成果。本文旨在对这一研究进展做一粗略综述。
本文倾向于区分“一边倒”与中苏结盟，在新中国“一边倒”外交战略和1950年中苏结盟之间，前者更注重意识形态而后者更注重实际的国家利益，可以说中苏结盟是一边倒外交战略的具体体现。由于视野和资源有限，本文不免挂一漏万，敬请指正。

一、中苏结盟的原因
1950年2月14日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标志着中苏同盟的正式形成。关于中苏结盟的原因，学术界普遍认为它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
一般说来这是中苏结盟最为主要的两个因素。正如牛军在《中苏同盟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中指出的那样，中苏结盟是在双方不断协调战略利益关系并解决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中完成的。王真在《中苏同盟与战略利益的选择》（《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 期）中认为，中苏同盟的构建是苏联与中国***的双边活动, 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从目前已披露的材料看, 中国***在这一努力中更具有主动性。中苏同盟的构建实质上是双方战略利益趋同的结果。胡晓丽在《中苏结盟与中苏关系的演变(1945-1950)》（《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中认为，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双方鉴于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双重考虑，都产生了结盟的主观愿望。对中国来说，新中国的外交选择同**与苏、美两国打交道的历史经验是紧密联系着的。从孙中山时代、**创立之初到新中国成立，苏联在大部分时间里对中国革命和**持同情和支持的态度，美国则恰恰相反。**视美国为侵略中国、敌视中国革命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之一。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就指出:“我们不能设想，没有苏联，没有欧洲的及美国的工人，吸引美国帝国主义的力量在西方，我们中国也能胜利。” 1949年6月30日，毛**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提出了著名的“一边倒”。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美苏冷战格局、美苏对新中国截然不同的态度，出于意识形态同时更出于国家军事、政治和经济安全的考虑，以毛**为首的新中国领导人自然倾向于与苏友好，期望签订新的中苏同盟条约。就苏联来说，新中国成立后，“斯大林对华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战略同盟关系，利用中苏同盟的力量来对抗美国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存在，以此确保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安全”。因此，从新形势下苏联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斯大林希望与新中国结成友好同盟关系。此外，从中苏双边关系的角度考虑，中国作为与苏联毗邻的大国，其政局变化必然引起苏联的瞩目，加之**与莫斯科之间长期存在复杂、微妙的关系，苏联希望与新中国澄清误会、增进沟通与了解。
2. 大背景——战后国际关系
丁明在《战后国际关系与“ 一边倒”方针的形成》中考察了中苏结盟的大背景——二战结束前后的国际关系。作者认为当时的国际关系有两条线索，其一，雅尔塔体系的建立；其二，冷战的开始与两大阵营的形成。后者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雅尔塔体系，它是美国在战后推行实力外交力图独霸全球，而与苏联发生激烈对抗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中间道路难以行的通，中国也不能置身局外。抗战胜利以后，**马上就面临如何对待美苏这样一个紧迫的问题。由于美国出钱、出枪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与美国走上了对抗的道路。与此相关，在对外战略上，**也打消了在美苏之间保持平衡、做美苏的桥梁、中立美国等想法，采取了反蒋必须反美的政策。**与苏联有着很深的历史的和意识形态的关系。但是，由于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特别是对中国***认识不足，甚至有严重的偏见，因此二战期间只把援助交给国民党，而不给**。直到抗战胜利以后，**依靠人民，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取得了一系列伟大的胜利，才使斯大林的看法发生了转变。国际形势的变化，包括两大阵营的出现，也使得斯大林不得不重新考虑苏联的远东战略，包括对**和国民党的态度。斯大林的转变是令人鼓舞的，也使中苏结盟的出现最终成为可能。中苏结盟就是在这样两条线索互相交织的复杂的国际背景下形成的。
3.美国因素
此外，刘军在《中苏同盟形成与破裂过程中的美国因素》（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讨论了中苏结盟中的美国因素。根据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形成同盟的最重要因素是因为共同威胁的存在。因而指出在中苏结盟的过程中，美国扮演的是中苏“共同威胁者”的角色，中苏同盟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反美同盟”。不过作者认为这种共同威胁,至少在中苏同盟条约签署之前,是一种被夸大的威胁，只是在朝鲜战争之后,美国的这种威胁才凸现出来并引发两大阵营之间的对抗。
Odd Arne Westad在Losses, Chances, Myth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1945-1950（DIPLOMATIC HISTORY,Vol.21,No.1,Winter 1997）中认为正是美国对**和新中国的敌视，使得**倒向苏联并与之结成同盟。
4.经济基础
沈志华在《对中苏同盟经济背景的历史考察——中苏经济关系(1948-1949) 研究之一》（《党的文献》2001年第2 期）中考察了中苏结盟的经济基础，指出**与苏联在经济领域的合作和苏联对**的援助构成了中苏军事和政治同盟的经济基础。
关于中苏结盟原因的争论主要集中在能不能不一边倒？能不能与美国搞好关系？能不能走一条中间道路？实际上毛**和**曾尝试过在美苏之间独立存在的可能性，但是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失误造成的民愤和国际影响本身已经使号召“民族独立”的共产党余地不断缩小，难以发挥灵活性；而且最初美国提出中美可以建交的条件是，事实上控制中国领土和行政机构；愿意并且能够履行国际义务，这对一个革命的中国政权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从另一方面来看，中苏之间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以及在确定一边倒和中苏结盟以后的行动，说明一边倒不是自愿的、绝对的，而是被迫的、无奈的。在当时的环境下，中国自身的国力状况和建设能力，离开外来的援助很难存在，外来的压力和援助实际上在共产党成立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都一脉相承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学者们在研究中苏结盟时，考虑到了很多因素（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国际关系格局、美国因素等），但大部分都忽略了对苏联方面的考察，专门论及的文章更是少见。苏联与中国结成同盟关系的基本出发点是，在苏美冷战状态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将中国纳入以苏联为首社会主义阵营，进而控制和影响亚洲局势以对抗美国。而且中苏结盟得以形成是以中国对苏做出重大让步（外蒙、新疆、东北）为条件的，这和二战结束以来苏联在远东的战略目标——获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是一致的。

二、影响：
中苏同盟自成立之日起,其影响与意义就已溢出了双边关系的界限。
1对中国：
胡晓丽指出，与1945年中苏条约相比，1950年中苏条约具有巨大的进步性和积极意义，它以平等互利和友好合作为基础，象征着中苏关系崭新的起点。关于新约签订的意义，毛**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的讲话中指出:中苏条约的签订“对我们国家，有重大意义”，“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
章其真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与美国对华政策》（《浙江海洋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中认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使我国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但也引起了美国对华政策的逆转，不利于我国多边外交的开展，有碍于中国统一大业的完成。中国为自己的外交政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2对苏联：
胡晓丽指出，1950年的中苏结盟，是国际政治与中苏两国利益综合作用的结果，它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的惨重失败，以及苏联外交战略的巨大胜利。1950年的中苏结盟“在客观上无疑有利于扩大苏联在远东的影响，尽管其本身不是莫斯科有意造成的局面”，而是**力量壮大的结果。
张小明在《美国对中苏同盟的认识与反应》（《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中分析指出，美国政府对中苏同盟的基本估价是: 中苏结成同盟, 极大地增强了苏联在东西方冷战中的力量,使得亚洲的力量对比发生不利于美国的变化。
3.对中美关系：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生李少丹在其硕士论文中认为，美国的对华政策在中苏同盟建立前后有明显的变化。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之前，美国决策层内的主流意见认为中国***在夺取政权之后，未必会完全倒向苏联，因此美国当时的对华政策就是尽力促成中苏***，避免刺激**，同时竭力地阻止新中国完全倒向苏联，努力将中国从苏联势力范围拉出来。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之后，经过非常短暂但激烈的争论之后，美国决策层内的主流意见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坚持新中国已经落入苏联阵营的观点迅速占据了上风，主张遏制中苏集团的扩张开始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导向。《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实际上在中美关系史和冷战史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美国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对华政策的演变与之紧密相关。
4.对冷战格局及国际关系：
沈志华在《中苏同盟、朝鲜战争与对日和约——东亚冷战格局形成的三部曲及其互动关系》（《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考察了中苏同盟、朝鲜战争及对日和约的内在关系后认为,三者相互影响,互为因果,从中苏同盟条约开始,经朝鲜战争爆发,到对日和约签订,这是冷战在远东形成的三部曲。可以说,中苏缔结同盟条约,中国以苏联盟国的角色加入冷战,使远东地区的态势骤然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中国不再是美苏冷战的中间地带,台湾地区和日本的战略地位便凸现出来,由此决定了美国对远东乃至整个亚洲政策的定向。朝鲜战争进一步使美国明确了在东亚的集体安全政策,并把两大阵营在亚洲的对抗推向了高潮。苏联拉住中国和朝鲜,建立了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方阵线,而美国则把韩国、日本和台湾地区纠集在一起,构筑了东亚的共同防御体系,远东冷战的格局从此定型。（徐思彦:《走向破裂的结盟:中苏同盟研究的新进展》，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5期）
关于中苏结盟的争论有很多，集中表现为下面几点：第一，结盟不符合中国传统思想——不偏不倚“中庸之道”；第二，后来被证明是失败——中苏决裂结果；第三，鼓励了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对中国变本加厉、贻害无穷；第四，自断后路，彻底绑上了战车——造成中美长期的隔阂；第五，为后来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提供了坏榜样——不得不进行改革；第六，外交上草率和幼稚的表现——后来回到正确的独立自主上来。
这实际上是在争论中苏结盟的得失，涉及到的是对中苏结盟的评价问题。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史学界的共识是应该遵循历史主义的原则，即以当时的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而不是以今论古，事后诸葛亮，以今天的标准去衡量甚至非议前人前事。实际上任何结盟都意味着得到和失去，得到了利益和权利，同时也得到了一些义务，失去了一些自由，失去了一些采取其他方式的可能性。而且同盟关系中真正的平等是很难实现的，这种内部发展不均衡的最后结果就是同盟内部的摩擦、破裂和重新组合。没有永恒的同盟，也没有永恒的对手。因此我们应该以更理性务实的态度来看待中苏结盟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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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同盟对朝鲜战争的局部化有很大的影响，本文中没有探讨此点，在整个五十年代，中美的关系如此恶劣，却没有造成战争性后果，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苏同盟的关系，虽然中苏同盟在内部有很多不足与缺陷，但在当时的美国眼中还是有很大的制约性。美国历史上曾数次想对中国发动核攻击，应该说，出于很大程度是由于中苏同盟的存在而牵扯到很复杂的欧洲和东南亚局势而放弃。
对于中苏同盟的客观评价应该从中国的当时的严峻局势的分析入手。如果过多的关注以后的发展和美国的表现，反而容易得出一种错误的结果。
我的意见是，中国的政权得以在建国之后很短的时间内稳定，在国内表现为共产党的得人心与政策得力，在国际层面上表现为中苏联盟后，其他国家对此的主观评价而非其事实上的真实情况。

书生归来

楼上的见解很精到，补充一点：朝鲜战争的国际化和局部化，还都跟美苏冷战的格局有直接的关系。正是因为美国从冷战思维出发才有了美国对朝鲜内战的干预以致内战的国际化，使得中国不得不介入，而苏联则在中、朝背后提供有限度的支持。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比如朝鲜内战初期，苏联在北朝鲜有大量的军事顾问，实际上北朝在一开始的胜利很大程度归功于苏联顾问，因为金正日带领的朝鲜人民军从来就没有经过正规战争的锻炼，但是斯大林指示苏联顾问切不可越过三八线，避免给美国以口实，引发苏美直接对抗。再来看美国方面，其实在朝战初期，美国政府已经得知苏联已经派空军作战（当时苏联空军战机涂的都是志愿军和人民军的标志，但毕竟苏联飞行员与亚洲人在外貌上有很大的差别，所以美军很早就识破了），但美国政府密而不报，就是为了避免与苏联直接对抗。总之，可以说美苏两家都是避免直接对抗，正是有了中苏同盟，美国才投鼠忌器，不敢将战争扩大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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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精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