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效應呼喚“有序”世界！

游离者

《中国评论新闻网》2008-12-20 17:22:46  （作者：張勇　廣西南寧　助理研究員）

     民族國家還是世界國家？－—當全球治理遭遇價值觀衝突  
    •全球化效應呼喚國際社會所有成員共同致力建設一個更加“有序”的未來世界。  
　　•全球治理層面，連自身民族利益都不能很好自保的發展中國家，比起那些民族利益涉關地區或全球的發達國家來，面臨兼顧國家利益與世界利益的更艱難抉擇。  
　　•發展中國家更應不時地提醒自己：從民族國家走向世界國家，我們準備好了嗎？  
全球化效應呼喚“有序”世界  
    這些日子整個世界又在經歷一次全球化偶發性的失控與無序帶來的陣痛，比起十年前狂飈亞洲的區域性金融危機來，時下肆虐的金融海嘯卻是波及全球。經濟全球化速度如此之快以致原先規範世界市場的機制已經不能適應新形勢的需要，世界自由市場與金融體系的不穩定性日益突出，西方有識之士也在呼籲必須對現有的世界金融體制進行調整與改革。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10月6日就表示：西方七國集團（G7）已經不再有效，它應該由一個包括中國、印度和巴西等在內的領導集團取代；他將組建一個由墨西哥前總統塞迪略領導的委員會，以推進世界銀行治理結構的現代化。
    金融危機只是全球化效應中的冰山一角，疾病、生態、氣候、能源、糧食、太空開發以及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等問題已不是一國政府所能為之的全球性問題。國際社會中涉關人類未來的低級政治議題的作用相對上升，而涉關民族國家的傳統政治議題的作用相對下降，越來越多的這些問題已將國際社會所有成員聯結成了一個相互依存的共同體，這種相互依存正在使民族國家間傳統的“你得我失”的零和博弈逐漸為“你得我也得”的非零和博弈所取代，每個成員的博弈預期與收益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成員間行為的相互影響。  
    民族國家利益與人類共同世界利益之間的融合程度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緊密相連，民族國家命運與人類共同命運的關聯程度也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休戚相關。不斷擴大的全球化效應呼喚國際社會所有成員共同努力建設一個更加“有序”的未來世界。  

“全球治理”遭遇價值觀衝突  
    應對這些問題，國際社會持續了近四百年的“無序”狀態需要超越傳統的大國爭霸“統治”範式向基於國家合作、共同參與的“治理”範式轉變。其實，隨著新一輪全球化浪潮的興起，早在1992年聯合國就成立了全球治理委員會並在1995年發表的《我們的全球之家》研究報告中廣泛採用了“全球治理”新概念。國內外學者對此的定義不盡相同卻也是大同小異，通俗地來理解就是國際社會中的國家行為體與非國家行為體（主要是NGO）通過國際機制平台應對全球性問題，以增進成員間的全球公共利益並引領國際社會逐步達到善治與有序的目標。儘管人們對“全球治理”的評論褒貶不一，但是近些年來不可否認的現實是，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已經不可能置身其外，相反，實際上都在不同程度地參與著這樣一種進程並實踐著這樣一種理念與精神。無論是在地區層面的一體化組織，還是在全球層面的跨國組織，我們可以看到越來越多的民族國家正在通過國內改革融入國際體系的方式努力參與

“全球治理”的時代潮流之中。  
    全球治理要求參與國家分擔責任、共擔風險並接受相關國際制度或機制的限制與約束，這必然意味著傳統民族國家要在一定程度上讓渡主權，民族國家參與“全球公民社會”建設的程度越深入，其在國際社會的主體地位與在國內的權威面臨的挑戰越嚴峻。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既要在國內擺脫貧困，推進現代化，又要在外部應對發達國家與國際組織要求參與全球治理的壓力，這種挑戰更為嚴峻。  
    2002年，著名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在北京的演講中就指出，我們正走向全球一體化，超乎國家之上的機構正在增加，傳統內政受到挑戰。這種思想與理論在西方被廣泛認同，而人權牌、民主牌在西方“治理”全球事務中的作用也就越來越大；相反，這一論調在廣大發展中國家並沒有太大市場，發展中國家可以參與全球治理，但不會接受因此設置的前置條件，中國以及非洲的許多國家不斷因此受到西方的無端指責，其實就連像東盟這樣的地區一體化組織也在堅守自身一直奉為圭泉的“東盟方式”（核心就是不干涉內政原則）。廣大發展中國家並不是不認同新的“全球治理”模式，雙方在這方面的分歧在於：全球治理過程中，不同發展程度國家間的主權讓渡空間與義務分擔的多少。這種價值觀的理念衝突表現在國際行為中就是更多的討價還價並且增加了共識達成的困難。2007年12月，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儘管通過了“巴厘島路線圖”，但在在關鍵性的減排技術轉讓問題上並未達成共識。堅持給發展中國家指定很高的減排指標，卻在技術轉讓問題上設置不少門檻與限制，這無疑將發展中國家置於減排但是沒有技術的兩難境地。
　　 2008年7月29日，世貿組織主要成員持續了七年的多哈回合談判最終也因為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關鍵性的農業和非農產品市場准入問題上未能達成一致而破產。所以在全球治理層面，連自身民族利益都不能很好自保的發展中國家比起那些民族利益涉關地區或全球的發達國家來，面臨兼顧國家利益與世界利益的更艱難抉擇。  

民族國家還是世界國家？  
    “全球治理”的理念及其實踐正在深刻影響著國際參與主體的思想觀念與行為方式，對於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以至減輕全球化負面效應的衝擊，幫助開拓世界秩序的新局面無疑具有非凡的指導意義。國際社會成員跨越地域與文明的界限共同應對全球性問題本身正在印證著人類社會邁向進步的堅實腳印，並啓迪著人們引領國際社會從“無序”到“有序”的有益探索。  
     掐指算起來，至今，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擺脫殖民統治民族自立與建設的歷史也就是六十餘年，而經歷了幾百年發展的發達國家各方面已經相當成熟；況且全球化的發展致使南北差距不斷擴大也是不爭的事實。這裡，發展中國家謀生存、求發展的需要與發達國家督促這些國家追求更高精神價值要求之間的矛盾無疑是尖銳的。西方的“全球公民社會”倡議不無道理，但是西方的世界公民倡議不僅僅是要求發展中國家接受他們的價值觀，而是需要優先幫助這些國家解決他們最為急迫的脫貧與發展問題。不少第三世界國家甚至惡化到通過謀獲核武器尋求國家生存與發展的邊緣，無疑這是危害國際安全與國際社會穩定的，難道僅僅壓迫其放棄核武器就能從根本上解決這些不穩定因素嗎？西方要給予發展中國家更多的不應該是指責與制裁，而應該是時間與化解，因為高壓也許只能將這些國家的內政與外交引向與國際社會期待相反的方向。正如《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馬斯•弗裡德曼所主張的那樣：發展中國家的的崛起並非如許多“威脅論”者危言聳聽的那樣，令西方受損——除非後者不思進取，停留在冷戰思維和埋怨之中。  
    因此，西方需要不斷調整自身的國際行為方式來更好的影響發展中國家參與到構建“有序”國際社會的“全球治理”中來；而發展中國家也要不斷革新觀念，調整自己，適應新時代的新一輪博弈形勢，積極參與到“全球治理”中來，努力充當當今國際體系的共同管理者與新型國際秩序的共同構建者，只有在參與“全球治理”的過程中貢獻於國際社會的同時，才能從根本上維護自己的國家利益。  
    瑞典發明家諾貝爾曾說：我是世界的公民，應為人類而生。是的，當民族利益不斷超越國界向外延拓展，民族國家邁向世界公民的號角吹響的時候，發展中國家更應該不時地提醒自己：從民族國家走向世界國家，我們準備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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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离者

是的啊！必须要先保证一个适合于大家都能发展的客观稳定的环境，再在一些前提条件下去寻求合作发展的道路，这才是真正要做的事情。大自然自己有一个规则，那么人类也要有着自己的规则，并不断地发展并完善化。谁违反就被淘汰出去，绝对不留生存之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