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1992）：意识形态问题的思考

岸上的猪

意识形态问题的思考（摘要）

(1992.7.8整理)

一

我认为，1989年以后，“左”的政治倾向确实有。但这种“左”，并不是指1989年中央平定动乱的大政方针错了，也不是指经济上为抑制1988年经济（投资）过热、通货膨胀，加强宏观调控、稳定国民经济的治理整顿基本方针错了。

在这两个方面，党中央、国务院大的路数应当肯定是对的。否则就不可能在1988～1990年那种国内外险象丛生的局面中，实现中国大局的稳定，并逐步恢复国民经济好转上升的势头。似亦正是基于这种判断，所以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中指出“第三代领导人干得不错”。

但是，之所以仍有必要指出这一点，是因为人们注意到，近期若干有影响的报刊宣传对此问题似估计不甚足。特别是目前有些论者，以致有些地方报刊在讲反“左”时，给人一种印象，即近两年党和国家基本指导思想被“左”统治的，是犯了路线性错误的。这不仅不能服人，而且会被内外欲乱华亡者所乘。

二

1989年动乱后，国家政治方向面临两种不同的选择：

一种选择，是回到闭关锁国，在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和社会上重新壁垒森严，自我封闭，甚至采取人盯人，人整人，令人人自危不敢讲话的“革命大批判”路线。——此路线实质就是“**”路线。这条路线是在古巴、朝鲜目前也已坚持不下去的路线，是一条行不通的路线，走不远的路线，与历史潮流相悖逆的路线，但这却正是当时西方认为我国必然会选择，并且幸灾乐祸地期望我国作此选择的路线。

另一种选择，就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小平同志引导设计下所选择的现实主义、务实精神的路线。这就是一手坚持社会主义，一手坚持改革开放（实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正是靠这余明智的路线，才使我国迅速走出1989～1990年面临的险峻形势，走上使国家民族重新获得复兴昌盛希望，使社会主义在中国有可能获得最终成功的光明坦途。

我认为所谓“左”，就是指采取第一条路线。但三年来的实际情况是，虽然并非没有那种建议和鼓吹，但党中央和国务院在大方向上并没有选择第一条路线。今天国内外虽仍有困难，但是总的社会气氛是兴旺、安定、祥和、进步。如果当时采取了第一条路线，是决不可能有今天的局面的。

三

近年“左”的政治倾向，似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1）政治意识形态工作未能适应以经济工作为中心的方向，做出必要调整。

（2）在反“和平演变”问题上有所极端化，把这一斗争高度政治意识形态化，甚而仍主张以政治意识形态为标准衡量一切。在有些意识形态宣传上，有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搞反修防修的“**”路线的倾向。

（我近年在与西方记者谈反和平演变问题时，认为和平演变的实质是国内外敌对势力威胁颠覆我国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的政治活动。认为这种意义的“反和平演变”，就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如日、美、法、德之间，也互相经常在进行。我在给中央领导同志的信文中曾陈言，认为我国外交工作和其他工作应以国家民族利益而非意识形态为取舍标准。实际上含蓄地表明了我的观点：即不认为反和平演变主要应是政治意识形态斗争。）

四

对1989～1991年间某些领域、某些政策上的“左”，似应结合这三年的历史形势和特殊背景去观察分析。这种“左”，第一不是权力斗争（并非像海外报刊所说，似乎有人是为夺权而搞“左”），也不是派别斗争（即存在所谓“保守”与“改革”两派对峙）。对一些老同志来说，“左”可能主要是认识问题，意识形态传统问题，亦即小平同志所说的“脑筋问题”。

另一方面，1989年动乱以后，国势不安，人心浮动。有些强化性的控制措施，包括新闻控制、意识形态部门控制和其他威慑性控制，是否都不必要？是否亦都属于“左”？因此是否今后都应当一揽子勾销？人们会注意到，国内外有些势力目前所以高呼“左”，施加舆论压力，其真意恐正是针对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这些管制政策的。

但愚见则窃以为，无论怎样反“左”，在今后若干年内，国家对意识形态领域及部门的宏观管理，仍不能一风吹（当然管理方式有巧拙之分）。分别日一风吹，何日天下乱！而任何主张一风吹的提法，尽管是以反“左”名义进行，实际却是要搞小平同志所一贯反对的“自由化”。人们还可以注意到，港台有些报刊上的反“左”论调，其实是在反对小平同志反自由化的思想，并且常常是打着邓小平的旗帜来反对邓小平的思想。

五

“左”的政治意识形态倾向确实存在，但对反“左”这个问题，似亦应考虑其复杂性，因而对具体情况宜具体分析。

写“左”文者似有三种，一种是为了迎合一时的宣传方针（正如近期报刊上的一些高调文章是为了迎合当前的宣传方针一样）。这类文章是多数，是一种政治投机，不值得认真对待。但更深刻地观察近年一些“左”刊上的“左”文，我认为这里还有另外的两种情况。

一种是一些意识形态一贯僵化呆滞者，无视时代国情变化而抛出的。这类文章思想语言陈旧，文风机械，动辄以政治口号和帽子压人，不讲理。但正因为如此，虽然其势汹汹，但从来争取不了多少读者，其政治思想的影响力在社会上并不大。

还有一种情况，我认为也是值得注意的。这就是有些思想并非真“左”的人，故意化名写言辞激烈的“左”文（甚至故意将矛头指向否定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线路的极左方向）。其目的正是为了挑起意识形态领域的论战，根本目的是挑拨***党心人心。对这种人、这种文章，窃以亦须有所辩察。

六

我赞同《人民日报》上高狄文章所说，反“左”不宜搞运动。

搞运动就是搞路线斗争和派别斗争。这种运动一搞，天下必乱，国家必崩。我注意到，据说毛**晚年受读并喜谈《红楼梦》。他常引用王熙凤的几句话，其中一句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像我们这么大的家庭，从外面打是一时打不进的。必先从内部自家人向自家人杀起来，然后才能败掉。”此中是否包含老人家对“**”后期不可收拾的乱局的反省呢？对此后人固然难以妄测。但前事不忘，正是后事之师。

值得注意的是，今天港台谣言报刊，及国内个别言论激进的报刊，却似正是有意挑动党和国家发生种种从内部先自我杀起来的派别斗争。近观其形，远察其势，令人不禁心惊。

七

窃以为反“左”，一不能搞斗争，二不能搞意识形态上另一种形式的大批判。小平同志讲“我的发明是不争论”，英明之极。

反左，一要靠事实，二要靠真理，三要靠政治意识形态自身的改革。

“左”的根源在意识形态。我认为我国现有的政治意识形态，从其内容和形式上看，都确有与新时期相脱节，不能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路线相适应的问题，因此需要进行改革。

但进行政治意识形态改革，不能搞所谓非意识形态化。

无论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历史上的任何国家，都需要有一种适应其政治需要，并为其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服务的政治意识形态。

无此，则国家制度即丧失其法理性的统治根据，丧失对其合法性的论证，必然会导致国家政治制度的颠覆。所以毛**说，任何革命都先要搞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有硬软两面：硬的一面是政治理论体系，软的一面是文艺体系。美国的政治意识形态，硬的一面在其宪法及政治理论中，软的一面在好莱坞。

我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在建国时期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承袭了苏联30年代所构建的意识形态体系（如哲学、政治经济学等）。这个体系，具有机械唯物理论和僵化的特征（缺乏弹性和吸纳性），已不适应新时期我国的国情和社会发展需要。实际早在50~60年代，这一体系就曾被毛**强烈地批评过。毛**尖锐批判过斯大林的教条主义、机械唯物理论和官僚主义，批评过苏式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理论。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传统连续性的影响，来自苏联30年代官方意识形态的一套教条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体系，以计划经济为模式的旧式社会主义理论，在我国政治意识形态中（特别是作为大学、学院、学校的正式教学理论体系），一直以某种变体的形态沿袭下来。

这一体系，一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二不是真正的毛**思想。第三尤其不理论邓小平以实践为真理标准的政治思想体系。它是不断产生“左”的政治思想的根源之一。

我认为，要保证小平同志所说的坚持改革开放路线100年不变，现在已有必要提出政治意识形态的改革（非自由化意义上的改革）问题。

八

但政治意识形态的改革，仅是一个很复杂而需要非常慎重地处之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搞运动，不能搞风潮，尤不能大轰大嗡（中国现代知识界的一个特点，是有人总爱搞大轰大嗡，产生所谓“轰动效应”）。

我个人对此问题作过思考，窃以为需要改革的关键问题是否集中在以下的几方面上：

1、一方面应看到，政治意识形态对于一个国家体系，对于维系一个社会的稳定和政治凝聚力，是不可缺少的（因此绝不能搞非意识形态化。小平同志强调要搞“四个坚持”，其中第一个坚持就是讲政治意识形态的问题）。

但是另一方面，政治意识形态又不能被用作束缚政策（包括实验性政策）、用作束缚国民经济发展的工具。

政治意识形态应当与经济工作相分离。自然，经济问题、经济政策、经济理论中也有大是大非以及好坏成败的问题。但对此应当从实践，从经济理论自身的角度去检验论证，而不是根据现有的政治意识形态去检验论证（60年代初，进行包产到户的试验，工业改革的试验。但由于当时盛行“左”的政治意识形态，而导致了“**”时的大批判运动，严重束缚了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这一历史教训不能再重演）。

同时，也不宜搞强化政治意识形态的运动，不应当使政治意识形态渗透扩大到一切实际生活领域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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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治意识形态的主题，亦应当有所变化。最重要的一点是，在现阶段，即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意识形态虽仍可宣传共产主义的远景理想以引导社会的高尚情操，但是由于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社会结构，仍保留着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某些因素（包括的确存在资产阶级法权，即私有制法权的因素）。考虑到这种现实情况，并且考虑一在这个阶段的社会现实中，国家仍需要利用以及借助这些非社会主义因素，推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因此意识形态中不宜过于激进地、极端化地对共产主义作不切实际的宣传。

3、特别要正视和注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有阶级（包括“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存在这一社会现实。一方面，对这一现实在意识形态上不必加以掩饰或否认（因为它是事实。不会因否认而不存在）。但因此也不宜在意识形态上强化宣传阶级斗争和阶级对立的问题。明智的宣传，是高举爱国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鼓励多阶级（包括海外华侨资产阶级）之间的团结、合作，共同振兴建设国家。

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对毛**的《新民主主义论》值得重新研究。我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就是正视我国工业生产力仍落后，国家工业化尚未彻底完成这一现实情况，在这种经济基础上，重新采纳新民主主义历史时期曾行之有效的若干方针政策。

4、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内容上，应当扬弃机械唯物论的方法论，扬弃阶级斗争决定历史的斗争哲学，抛弃“左”的不断革命论。应当深刻研究邓小平所倡导的新实践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和建议有中国（民族、文化、传统）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特别应当把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作为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应当着重向全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和国家公务人员灌输以国家民族利益作为崇高精神本体的爱国主义政治意识形态。

5、最后我还想谈一点愚见。我认为在改革开放的宣传上，一面要鼓励，但也不宜不明智地作“大跃进”式的高调宣传。尤应避免在群众中对改革开放煽起不切实际的过高物质期望。

近几年来，我个人对世界经济、西方经济、美国经济以及俄罗斯经济改革，曾作过一系列不乐观的判断。这种判断曾被一些激进者指为“保守”。但现在却基本都被印证。我观察90年代的世界经济环境仍认为绝不容乐观。在这种世界条件下，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虽然仍有不断取得重大胜利的可能，但应充分估计到，所面临困难也绝不轻松。甚至再遭遇某种挫折，也并非是不可设想的。因此在改革开放问题上，我认为只讲成绩而无视困难挫折，一味乐观地作高调宣传，也会欺民误国。

以上就是我个人近期学习和研究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等文件后，对反“左”和我国政治意识形态的改革问题，联系我国当前政治和社会的实际情况所形成的一些不成熟见解。也许是十分荒谬和错误的，仅提出而供领导同志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