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轩：民主化后，缅甸会走上印度的老路吗？

入主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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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3月，我第二次参观仰光，距离上次去大约11个月。两次参观接触了本地新闻同行、民主斗士、参议员和官员以及一些非政府组织的年轻人。尽管两次都是匆匆而行，但印象深刻，已经足够引起思考，构成猜想。

　　东南亚地区自古就受周边强大外来文明的冲击，近代沦为多个西方殖民国家角逐之地，地区自身的民族国家建设，几乎可说是角逐的副产品。其必然在该地区民族国家独立后产生复杂的结构性问题，从而导致政治生态的多样化。在这片地区有威权有民主、有列宁-斯大林式社会主义体制也有君主立宪。在缅甸则是1945年后罕见的军人长期执政与内战。

　　政治生态密集分布，对于喜爱考察后发国家近代化的人而言，显得很有趣。而缅甸则因为其国家规模和新近民主化转型，成为关注的焦点。

　　同时，缅甸的邻国印度恰提供了后发国家民主化的成功经验，可以作为比较的参照物。个人愚见，若是看到缅甸民主化转型，不想到印度简直是怪事。何况缅甸的近代化原本与印度密切相关。最后一个缅甸王朝覆灭，替英国人管理缅甸事务的，是印度人。昂山将军在赴伦敦谈判独立事宜前夕，在德里特意停留考察管理经验。昂山素季的童年，也在印度度过，这背后有其大历史的逻辑。

　　仰光在我两次参观间发生的变化，可喜而惊诧。道路、基础设施似乎更为完善，出租车整体更新，车窗外偶尔闪过的钢架玻璃式建筑，象征着这个国家努力跟上时代的步伐有多迅速。而且，貌似连停电的次数也减少很多。

　　消息说2013财年缅甸的贸易额增长超过1/4。中、美、日、印、韩在缅甸的投入更多更活跃。随便在仰光街头走一走，问一问，乐观与期待随处可见。可是，随着缅甸新一轮大选的临近，我却依然怀疑，目前的增速是否只是因为底子太薄，闭塞太久。变革的能量是否持久，新鲜感是否会退却？严格说缅甸的结构性问题依然存在，政治、安全、经济、产业结构，人们的智识观念依然不容乐观。假设军人的影响的确削减，假设缅甸民主转型基本成功，我依然对其未来数年乃至十余年的发展保持更为谨慎的态度。这是因为，它有些问题实在和上世纪中叶的印度有可比性。而印度民主所呈现的局面，尤其是问题则很可能在缅甸重演。比如发展速度缓慢，社会-政治集团间的沟通效率很低，政党间核心议题是如何瓜分公共资源，而非推动私有市场经济的竞争。党派或政治大佬会为了获得票仓，将公共资源视为钱包，以公共资源收买支持者。一般性的公共事业反倒会缺少资源投入，发展缓慢。这些问题在后发国家的民主化中多少都会出现，在印度尤其严重。缅甸又将如何迎接新的挑战呢？不得而知。

　　国家共识仍需整合

　　缅甸的第一大难题依然是建构国家共识，实现整个版图的政治一体。明摆着的在缅甸建构现代国家共识，比在印度更难100倍。缅甸各地区纳入一个国家范畴的时日比印度少不了多少，但独立建国的思潮和运动极为仓促。1885年缅甸的末代国王刚被英国人赶下台，并被纳入到印度范围统一管理，直到二战前夕。所有后发国家的现代民族主义者都是在西式学堂学出来的。没有英国殖民就不会有印度国大党。1885年，印度国大党已经成立，而缅甸第一代展开现代民族国家运动的精英才开始念英文。

　　在前现代农业佛国，培养新意识的人，就像新的物种，需要规模、代际传承。英国殖民的时期短，意味着缅甸人浸淫现代民族观念的历史太短。印度至尼赫鲁一代，已经十足的英国范儿，视野与世界同步。客观说，昂山将军从政前的教育与社会经验履历，与甘地或尼赫鲁均无法相比。这背后是缅甸领导独立运动的精英阶层观念与业务水平欠缺。缅甸建国时民众的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之薄弱和模糊可想而知。

　　此外，印度有甘地这样的社运大师，将毫无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传统农民与精英国大党阶层整合到一起，培育出现代印度国的概念。这种量级的人物和社运过程在缅甸无法产生。对绝大多数生活在缅甸诸河流域的普通农民而言，所谓独立，无非只是把外人赶走罢了。尼赫鲁和甘地的联手，象征着印度有现代观念的上层精英和广大前现代世界人士结合，共同开创印度国。缅甸则缺少这种组合。

　　不过，这还不是缅甸建构国家共识的最大问题，地区民族之间的分歧显然更棘手。

　　在英国统治时期，英人倾向用克伦等少数民族管理缅族这种多数民族。日人占领时期，则反之多用南部的缅族。所以今天缅甸内战的格局，根源至少要倒回到英占和日占时期。各方彼此都有恩怨、猜忌。有些地区的独立诉求种子早已种下，甚至也不能说毫无道理。昂山将军原本是各方的脆弱共识。他遇刺以后，原本就只是同盟关系的各方势力再无法凝聚。缅甸军政府在1960年代上台，时至今日，还没有终止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内战。这个国家的中央权力体系与地图边界极端不匹配，种子在英占时期就已种下。

　　最初和奈温搞政变的，是昂山身边那批想要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军人，不能说他们没有情怀。有学者研究，在1945年以后的历史中，相较于一党专政和一人独*，军政府是最不稳定的。在缅甸军政府能够长期维持，本身就是奇迹。但是军政府专制的结果又必然是造成知识界和权力的隔阂，激化甚至切断跨民族间精英交流的渠道。于是不专制，国家共识无力达成，专制，国家共识分歧更剧。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当战争不再能持续。少数民族地区放弃独立，中央政权靠什么来吸引及推动国家共识的建设，将少数民族地区纳入到一整套的政治体系中呢？去年夏天我在内比都见过几个北方的少数民族议员。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哭穷，要和中央要财政上的支持。

　　显然，这是民主后的缅甸政府必须要面对的。反过来说，民主或许是熄灭内战的最好方法。印度是个好例子。印度的种族、教派、区域文明的分歧之多，之复杂，还要远超缅甸。但是竟然没有爆发内战，简直就是奇迹。从这个角度说，尽管民主在印度确实有消耗政治资源，极大降低公共政治议题沟通效率的问题，但却避免了成本更高的内战。

　　可喜地是，民主转型之后，民间知识精英得以参与国家共识的建构过程，比如和平中心的成立，让学者得以在中央政府与少数民族地区精英间建立沟通渠道。民间的交流也得以展开。据我了解，在仰光就有白手帕这样的非政府组织成立，在仰光占据资源与知识优势的年轻人到北部山区去援助少数民族，还有民间的私人通讯社像 MYITMAKHA MEDIA GROUP，在少数民族地区培养自己的记者、通讯员。虽然他们的力量依然渺小，但在建立互信的层面上，他们有军政府无法比拟的优势。实际上在中国，中央民族大学伊利哈木老师建立的网站维吾尔在线，功能和价值既有相通之道。

　　民主来了，公民没来

　　缅甸第二个问题几乎是后发国家民族化的通病，既民主来了，公民没来。通用的数据统计，印度的农村人口比例在70%，缅甸也在70%。相对而言，印度60年代既有过绿色革命运动，农业生产的工业化程度比缅甸要高，但问题也不少。有学者考察，由于印度农村传统，印度某些地区的土地趋于分散而非集中，工业化生产的优势发挥不出来，比如化肥的投入提升了成本，但无法规避季风性气候带来的产出不确定性。受其影响，大量农民或农业工人自杀，这在印度甚至都算不上新闻。

　　缅甸农村，一样受季风影响，农耕方式和百年以前差别不大。基于此，缅甸农民，更习惯于穿着传统纱笼，到寺庙或教堂里去拜神，他对于现代商业文明的契约精神、权责意识都不具备。民主化之后他们获得选票，却不会变成巴黎或伦敦的公民。当然，我并不是说缅甸农民没有民主自觉意识，不会去追求争取自己的权利。

　　印度民主化后的历史上，对于如何争取现代公民意识薄弱的民众（主要是农民和城市贫民窟居民，也就是非正式部门的从业者），有充足的经验和例子。其中一个教训是，孤立的个体依然无法对抗强权。警察欺凌普通民众的事件时有发生，而受侵害者维权的成本则非常高，光是走诉讼程序就能拖死你。于是，民众只有依附于群体认同，通过群体形成社会压力。而最容易形成集体的，大多是传统社群观，比如部族、地域、宗教等等，也有相对新的观念，比如阶级、黑社会或者社区认同等等。

　　这些现象在缅甸同样会出现，尤其在民众一人一票，政治博弈通过选举，以票仓决胜负的时候，就会出现有趣的局面——市场化政治。由于没有被纳入到近代化和工业化进程的选民占大多数，乃至绝大多数，政客的竞选方针就会向福利分配方向倾斜，许诺各种补贴、教育权、健康权等等。几天前昂山素季在她的素基金会创办发布会上，就明确她基金会的功能是推动缅甸人的教育和健康。这是对的。撒切尔夫人式的政治主张在缅甸没有市场。

　　绝大多数政客或党派都不敢砍掉财政，只能一个比一个更多地追加。一旦当选，公共福利和公共财政资源就被迅速瓜分，比如信用社的农业贷款，当然会是自己党派的支持者优先。而这些党派往往是跟政治压力集团挂靠的。问题是，钱从哪里来。

　　印度就是这种财政追加最终破产，导致 90年代初不得不改革，走向市场经济。这点上说危机倒未必不是好事。问题是，当改革派国大党失败后，左派大佬经过反省，结论是正是因为收紧财政，扶植自私的商人，才导致了国大党的下台。

　　前现代思维的选票得罪不起，所以连像辛格这样的坚决改革派也要穿传统服装出门。我前年去采访过他92年改革时的首席智囊，尚卡尔·阿查里雅。他在办公室里穿的也是传统服装。

　　而去年在内比都，看缅甸国会议员们开会，除了军方代表，全是纱笼加马褂。如果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伊藤博文看到这一幕，不知会做何感慨。

　　在缅甸国会通过《媒体法》前夕，昂山素季在公开演讲中提到记者需要培训，新闻人在享有言论自由的同时也要学习怎么负责任。毕竟缅甸现在的民间媒体人还太年轻，不到30岁的主编比比皆是。另一方面，年轻人的观念未必比老派人物差。年轻人更开放和接受现代观念。我仔细看了一下，大街上穿长裤、长裙等现代服装的，几乎全是年轻人。

　　昂山女士的演讲不无道理。新闻行业是培养现代公民意识的要素之一。公民在绝对数量和相对全体国民的比例过少，这是民主化后缅甸面临的巨大挑战。将这个问题视为军政府的后遗症也不为过。专制社会没有培养公民的温床和空间，这也是为什么没有公民也得民主，否则更没希望。专制社会只会愚民和制造更多的顺民。绝对的权力不仅导致绝对的腐败，还会导致绝对的愚昧，并制造更多的愚昧。因为集权者痛恨自由意志，后者不便于管理。

　　总之，缅甸的民主化当然值得肯定，但其从失败国家到成功国家的路途还很漫长。基于两大结构性的问题，缅甸走上印度老路的情形，恐怕很难避免。可行地只是尽可能地吸取教训，让这条路短一点，不要像印度一样，自上世纪40年代末建国到80年代末之后，才开始改革。

　　附：仰光的城市化观感

　　仰光的城市平民窟规模会扩大，就像孟买。在军政府时期，仰光实际上已经控制不住了。1983年仰光面积不到134平方英里，2005年接近307平方英里。实际上这个扩张速度几乎与军政府逐渐放权的速度同步。

　　坦率说，这座城市的城市化水平可真不怎么样， 1991年仰光只有37% 的住房能得到电力供应。你可以想见，在有电力支持的区域，电线一定会像蜘蛛网一样疯狂拉伸，而在其他后发国家，这种现象一般出现在贫民窟中。

　　没有电力的地区，则谈不上是村庄还是城市。公共设施、管道电力无力普及，其生存条件之恶劣可想而知。

　　在仰光还有个有趣的特点， 城市里的楼房 分两种，有电梯的，无电梯的。在政府限令下，无电梯房最高只可以建 8层。据我观察，市面上5、6层的楼房居多。没有电梯，住在顶层的人爬上爬下成本会很高。于是在这些楼前经常能看到长长的绳子，从楼上窗口垂下来，绳子终端系着夹子。想必，这是楼上居民和楼下商贩或社区管理者沟通的妙招。

　　全国 5800万以上的人口，仰光集中了接近 600万人，超过全国人口的10% 。再除去70%的农村人口，第二大城市曼德勒、首都内比都真剩不了多少人。民主化之后，政府的强制力必然会减弱，其他地区居民和农村人口像仰光集中的趋势只会扩大。据说现在的官方统计仰光的人口增长率是 3%。而全国的平均水平是1.9%。